美軍大動作，就在8月底？

從提議將國防部改名為“戰爭部”，到“大而美”法案加大對軍事的投入；從揮金如土打造“金穹”計畫，到轟炸伊朗核設施……川普政府上任半年多以來，在高舉“和平”旗幟聲稱通過強化本土防禦、有限收縮海外部署以“終止戰爭、實現和平”的同時，也在加速推動高端軍事技術發展與國防工業復興。

今年5月初，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宣佈，新的《美國國防戰略》（NDS）將由負責政策的副防長埃爾布裡奇·科爾比牽頭制定。據媒體報導，這份檔案或將於8月底發佈。

科爾比長期主張集中一切軍事資源威懾主要競爭對手，尤其強調國防工業韌性的戰略價值。在3月的國會聽證會上，科爾比再度為該框架背書，單點聚焦、聯盟分攤、工業韌性極可能成為新版《美國國防戰略》的核心支柱。

以霸權追求為核心的美國，在風雲變幻的國際時局中的種種表現，常常“一石激起千層浪”，個中邏輯比一般國家的動向更值得研究。

打造“更強卻更敏捷”的美軍

美國新一輪軍事戰略調整，核心目標仍是維護其全球主導地位。

冷戰時期，美國軍事戰略服務於與蘇聯的爭霸，冷戰後則借“自由國際主義”之名推進稱霸圖謀。如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美國試圖通過軍備狂飆扭轉經濟失速的戰略頹勢，從而達到撬動國際格局、重塑單極秩序的“終極目標”。

川普第一任期開始不久，就讓大國競爭取代反恐成為美國政府核心戰略任務。川普再次入主白宮後，美國更進一步拋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願景，通過起用一批科技、經濟與軍事右翼人士，促成“科工複合體”崛起及其對“軍工複合體”的迭代。

正如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所言，世界正在見證大國政治的回歸，在美國的單極時刻（1991～2017年）時，大國間的安全競爭或戰爭不可能發生。然而，在當前的多極化世界中，大國戰爭再次成為可能。

系列舉措表明，川普政府正致力於建構覆蓋全方位、全領域、全鏈條的對主要大國戰略威懾體系，力圖打造能夠打贏未來戰爭的“能戰”強國。鑑於在俄烏衝突中暴露出的彈藥短缺問題，美國更加重視在潛在大國戰爭中保持技術優勢與供應鏈韌性。

川普政府提出的2026財年國防預算將突破1.01兆美元，為美國歷史上首次，較上一財年增長13%。在大幅削減其他領域開支的情況下，國防與邊境安全開支成為優先事項。這一戰略資源的重新分配體現了和平時期的“戰時經濟”思維，即，通過財政集中投入強化國家軍事機器，並將振興國防工業基礎置於戰略威懾鏈條的核心位置。

其預算重點投向兩大方向：一是擴產遠端精確彈藥與高超音速武器，二是恢復造船廠生產與維修能力，“投資我們的船塢，讓艦隊再度擴張”。赫格塞思強調，五角大樓正加速將新興技術推向戰場，確保美軍“更強卻更敏捷”。

從“威懾—維穩”轉向“進攻—制勝”

川普再次執政以來，為太空軍建設按下快進鍵，宣佈啟動“金穹”導彈防禦系統。這一系統將首次實現天基攔截器實戰部署，整合陸基與天基能力，覆蓋導彈從發射前到末段的全流程攔截，標誌著美國防禦體系的一次根本躍遷，或預示人類進入“星球大戰2.0”時代。

儘管美國官方將其描述為“防禦盾牌”，但“金穹計畫”遠超傳統意義上的被動防禦。事實上，該系統包括由數千顆天基武器組成的“全球星座”，具備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甚至被川普暗示可用於進攻性用途。這種模糊防禦與進攻界限的設計，反映出美方謀求在新疆域實現全面主導地位。美國太空軍作戰部副部長邁克爾·蓋特林將其類比為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強調其需要國家層面的全方位協作與資源整合。

不難發現，通過援引“曼哈頓計畫”這一改變了全球力量格局的歷史項目，川普政府試圖釋放三個關鍵訊號：一是將其上升為國家安全核心優先事項；二是賦予其顛覆性科技變革的歷史份量；三是為動員跨部門、跨行業協作及社會支援創造正當性。這場以歷史敘事驅動的國家動員，正推動美國導彈防禦戰略邁入前所未有的新階段。

同樣是戰鬥意味濃重，“戰爭部”更名提議折射出美軍戰略職能的重塑，凸顯美國進攻性軍事傳統的復甦。今年3月，赫格塞思提出將“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更名為“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並在6月的北約海牙峰會上獲得川普的公開支援。

此次更名提議，標誌著美國軍事戰略從冷戰後期“威懾—維穩”範式向“進攻—制勝”範式的回歸。赫格塞思認為，自二戰以來，“戰爭”一詞因政治避諱而逐漸淡出，但隨之而來的是對軍事殺傷力與主動行動的系統性壓抑。他主張重拾“殺傷力”（lethality）概念，並強調軍隊應由“戰士”（warriors）而非“防衛者”（defenders）組成。赫格塞思在社交平台X上發起更名“戰爭部”的民調，結果顯示54.3%的使用者表示支援，連美國企業家馬斯克等公眾人物也公開表態支援。

支持者普遍認為，“國防部”一詞傳遞克制與防禦意涵，已與當下美軍的戰略定位脫節，而“戰爭部”更契合其以勝利為導向的戰略使命。赫格塞思直言：“我們的士兵不應被80年前那些坐在紅木書房裡的所謂‘尊貴紳士’制定的陳舊規則所束縛。美國應當按照自己的規則作戰，必須全力以赴爭取勝利，否則寧可不戰。”這番話透露出川普政府試圖擺脫現有國內外法律與道義規範的傾向。這種“贏者思維”主導下的軍事文化，或將對美軍的決策邏輯、武力使用門檻及行動方式產生深遠影響。

服務於“弱歐重亞”的戰線重組

川普政府試圖效仿里根政府“以實力求和平”的力量邏輯，複製對蘇聯的最終勝利。在安全認知上，川普政府推動“北約亞太化”與“亞太北約化”的盟伴共振，服務於其“弱歐重亞”的戰線重組。在安全信條上，執著於打造一個“刀槍不入”的西半球堡壘國家，將防線由全球前沿陣地強行收縮為以本土及西半球為“護城河”的狹隘防禦圈，同時依託太空力量和遠端精確打擊能力維持全球戰略介入。在安全秩序上，通過“精準修正主義”撬動力量天平，改變關鍵領域的軍事態勢，強化以美國為核心、排他性極強的霸權安全格局。

聚焦主要大國，提高戰略資源再分配的費效比。面對國內財政壓力與多線作戰風險，川普主張“把錢花在刀刃上”，推動國防資源最佳化配置，聚焦核心大國與關鍵作戰領域。川普政府意圖減少對歐洲方向的投入，集中力量於亞太。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推動亞太防務合作加速“亞太化”，並深化與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韓國等國在防務創新和資料交換領域的合作。在美國的鼓動下，北約將歐洲與亞太安全議題捆綁，充當軍事前沿，美國則借此分攤對主要大國的戰略競爭成本，織密全球聯盟網路。

以本土絕對防禦為先，“半球防禦”的戰略構想逐漸成形。美國戰略界提出“半球防禦”理念，試圖為當前美國的戰略困境提供新解。今年3月，哥倫比亞大學學者斯蒂芬·彼得·羅森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發表評論文章，詳細闡述該構想。羅森主張“半球防禦”，將戰略重心回撤至本土及西半球，集中軍力於關鍵區域，減少對全球前沿部署的依賴。此舉不僅提升部隊生存能力和部署靈活性，降低潛在衝突中的軍事暴露，還能釋放更多資源投入高端技術與前沿能力建設。

“半球防禦”構想分為“盾牌”與“利劍”兩部分：前者以“金穹計畫”為核心，打造覆蓋本土的多層導彈防禦體系，部署天基攔截器，實現戰略縱深防護；後者則依靠遠端精確打擊與核武庫現代化，即使遠離戰區也能有效威懾和打擊。相比冷戰時期的“大規模報復”戰略，該戰略更具靈活性與技術優勢，並延續了19世紀“門羅主義”對西半球主導權的追求。在新興技術驅動下，“半球防禦”正成為美國戰略重構中的可行選項。

選擇性傳承冷戰遺產，對現有安全秩序實施“精準修正”。川普政府並非簡單複製冷戰戰略，而是有選擇地吸取關鍵經驗，如依託技術優勢塑造戰略主動權，以威懾維穩、強化本土安全支撐全球部署。同時，新技術的興盛也在重塑冷戰時代“相互確保摧毀”（MAD）邏輯，美國對太空、高超音速與網路武器的持續投入，正系統性地修正國際軍控機制、動搖全球戰略穩定。

川普政府的戰略轉向與軍備計畫，根植於美國冷戰經驗與技術優勢導向的安全觀。冷戰時期，美國通過“遏制”戰略、核軍備競賽、“戰略防禦倡議”以及在歐洲建構前沿軍事存在，塑造了具有高度技術主導性的安全體系。冷戰結束後，美國不斷發展多層級反導系統，從“愛國者”“薩德”，到“陸基中段防禦”，再到“金穹系統”。此外，“半球防禦”作為“門羅主義”的現代延伸，其“劃分疆界”的底層邏輯也標誌著實力相對衰落的美國試圖以鞏固西半球安全為基礎，重新建構具有韌性與效率的全球戰略佈局。

軍備狂飆中的帝國裂變

冷戰結束後，美國處於被稱為“單極時刻”的權勢巔峰，其軍備戰略以維護“首要地位”和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為核心。然而，隨著軍備僵化的“熵增效應”（熵起初是一個熱力學函數，後發展為系統混亂程度的量度。在沒有外力的約束下，熵增過程是一個自發的由有序向無序發展的過程），美國正逐步陷入對軍事手段的過度依賴，動輒出台各種檔案或舉措。尤其是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宮後，其維護霸權更要依靠軍備擴張來實現。

從老布什到克林頓時期，“一超”地位使美國陷入軍備建設的“漂流期”。這之後，“9·11”事件促使美國轉向反恐，但也使其深陷“反恐作戰”泥潭；歐巴馬政府嘗試“亞太再平衡”戰略，卻受制於國內外多重因素導致成效不佳；川普政府執政後，急速收縮全球反恐戰線，重新轉向為大國競爭備戰；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重拾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化對戰略對手規鎖。今年初川普二次執政後，美國軍備戰略更加強調建設“堡壘國家”與“大國競爭”並重。

從根本層面看，川普習慣展示“終戰總統”的表面形象，卻從未放棄將軍事威懾作為首要工具。事實上，軍事大棒還是其實現貿易訛詐的關鍵支撐。川普奉行所謂“有原則的現實主義”，一邊兜售“反戰”言論，另一邊將里根時代“實力求和平”的老調搬上前台。其軍備擴張像是被慾望迷惑的“兩面神”雅努斯的狂舞，一面唱和平，另一面耀武力，在瘋狂吞噬國家財富與公共資源的同時，恐將自身拖入戰略透支與安全幻象交織的衰退螺旋。

以史為鑑，羅馬帝國的衰亡正是源於對外征戰與內部鬥爭所引發的雙重失控，而當今自詡為“新羅馬帝國”的美國，似乎正一步步重蹈這一覆轍。美國以“終止一切戰爭”為幌子大力推動軍備狂飆，實則激化熱點地區衝突，結果不僅未鞏固其領導地位，反倒還加劇了全球安全失序局面。倘若美國無法摘下這副“雅努斯面具”，無法遏制軍備膨脹的霸權衝動，恐將被戰爭“利維坦”（指權力機器、機制）反噬，最終走向古羅馬帝國那種經濟失速、安全失序、政治失衡的衰敗結局。（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歐洲研究協會；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中東研究所） (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