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據外媒最新報導，2025年12月5日，川普政府發佈最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將西半球確立為美國的首要優先事項，施行所謂的「門羅主義川普推論」（ Trump Corollary）。分析師指出，對於中國，該檔案雖未在字面上體現「主要威脅」論調，但強調採取「既競爭又管控風險的策略」；對於歐洲，該檔案不再將其視為優先合作對象；對傳統全球議題（中東、非洲等），其關注也明顯下降。這些似乎都代表著美國戰略重心的根本轉向。那麼，這一轉向是否意味著美國完全回歸孤立主義的戰略收縮態勢？對此北美和平與外交研究所研究員傑弗瑞‧里夫斯撰文否認這項說法，認為這只是美國植根於科學理論的戰略再校準。他透過關係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和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三大理論支撐，認為美國正以「同心圓邏輯」重塑全球不同地區在國防戰略中的優先順序，即首先確保本土及西半球地區的穩定，再將資源向外部署。這部《國家安全戰略》的價值敘事呈現出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強調“傳統家庭、精神價值、工業與邊境安全”，將文化保守主義納入國家安全概念體系。這意味著美國外交不再以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為主要動員框架，而是以內部認同政治和文化保守主義作為對外政策的價值基礎。其中最引發爭議的是對歐洲的定位。檔案罕見地以「文化衰落」描述歐洲，認為歐洲因移民、政治審查和社會撕裂而削弱自身活力。 為便於國內各界把握形勢之變，知己知彼，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翻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鞏固核心利益：為何美國國防戰略應以“西半球優先”▲ 圖表來源：白宮1. 中俄將不再被視為主要對手？據報導，川普政府即將發佈的《國防戰略》（NationalDefense Strategy ）將把美國的防務重心從對外部大國競爭的關注轉向捍衛本土及西半球的安全。這與2018年和2022年版《國防戰略》形成明確背離——此前版本將中國視為“步步緊逼的挑戰”（Pacing Challenge），並將亞太地區置於戰略核心。儘管部分批評者認為這種轉變過於天真或帶有孤立主義色彩，但更有說服力的解讀是，西半球優先戰略（a hemisphere-first strategy）實則是植根於理論的重新校準，反映了安全實際產生與被感知的內在規律。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三條分支可為此邏輯提供解釋：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強調，權力與安全源於家庭、經濟、制度等緊密且鄰近的聯絡，這類聯絡在較近的地理距離內將社會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則揭示了這些聯絡如何形成區域化的“核心-邊緣結構”，這種結構在維繫著繁榮的同時，也為非法流動提供了條件，進而破壞治理穩定。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尤其是莫伊尼等人重新審視並將其應用於後單極格局中著重指出，威脅在區域內的聚集與擴散速度最快，這使得周邊的不安全態勢既是最緊迫的問題，也是最易應對的挑戰。綜合來看，這些觀點顯示：美國的安全與其所在半球的穩定密不可分。美國與中俄的競爭雖持續存在，但透過這個視角，競爭被折射為區域層面的問題，即對手如何利用美洲各地的非法網路、關鍵基礎設施與咽喉要道。戰略的實際考驗也隨之明晰：應優先考慮能最直接增強美國本土及西半球韌性的部署、夥伴關係與投資，因為這些區域既是美國利益最集中之地，也是威脅最直接之處。截至目前，美國國防部尚未正式發佈新版《國防戰略》。不過據可靠消息揭露，國防部長案頭已擬定一份戰略草案，該草案將本土防禦及西半球任務置於最優先的地位，優先於與中國、俄羅斯等同級對手的競爭。相關報告也證實，美國已實施多項契合該戰略導向的舉措：國民警衛隊在全美多個城市展開大規模部署，為執法部門提供支援；海空資產被調往加勒比地區，執行禁毒與攔截任務；南部邊境的部署規模持續擴大；同時，針對影響力覆蓋西半球的跨國有組織犯罪網路的打擊行動也在進行中。這些細節表明，在新版《國防戰略》正式公佈前，該戰略的實施動態已初見端倪。美國國務院釋放的早期訊號也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戰略方向——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的首次出訪目的地定在巴拿馬、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此舉既彰顯了拉美地區持久的戰略重要性，也體現了政府將西半球安全置於優先地位的決心。同時，美國政府對跨國有組織犯罪予以特別關注，將主要販毒集團列為「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組織」（ Specially Designated Global Terrorist）。這些舉措共同表明，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正圍繞著同一願景協調行動，將西半球——尤其是其關鍵咽喉要道、非法流動網絡，以及該地區存在的大國競爭態勢——置於美國戰略的核心。如前所述，這與前兩版國防戰略形成了鮮明反差。2018年版《國防戰略》宣稱，國家間的戰略競爭，即所謂的大國競爭已取代反恐，成為美國首要的國家安全關切，中俄也因此被置於美國戰略規劃的核心位置。2022年版《國防戰略》則重申中國是美國國防部“步步緊逼的挑戰”，整合了核子與飛彈防禦評估，並明確以中國為核心進行兵力設計與作戰部署。兩份戰略檔案都將亞太地區視為決定美國軍事信譽及更廣泛國際秩序的關鍵場域。相較之下，尚未公開且可能調整的2025年草案似乎顛覆了傳統邏輯：從本國和本半球出發，除非直接關乎國內或區域安全，否則將區域外的承諾視為次要。目前，已有多項訊號顯示這一趨勢：本屆政府正逐步縮減或不再為部分歐洲安全援助計畫（包括333條款資金，該資金是美國聯邦政府用於對外提供安全援助的核心資金管道之一）申請額外撥款，並在對波羅的海安全倡議進行審查。這些措施已引發歐洲各國政府及美國國會議員的公開擔憂。簡而言之，儘管2025年版《國防戰略》尚未正式發布，但各類跡像已形成一致趨向。問題在於如何理解這種轉變──是出於幼稚或憤世嫉俗的退縮，還是基於對安全與權力運作規律的深刻洞見而做出的戰略再校準？事實上，國際關係學界存在著一套強大的理論支撐，它將地理鄰近性、人際網絡與持久的交流模式置於全球等級制的抽象概念之上。這類理論觀點強調，安全的根源往往不在於遙遠的大國博弈，而是地理、歷史、文化與制度在近距離範圍內的動態關係。它們並非提供一套宏大的、普適性的國家間行為理論，而是揭示了具象的結構──包括經濟循環、安全依賴與人際關聯，這些結構在近距離範圍內運轉，塑造著國家與社會的實際經驗。正是在這思想體系中，美國「西半球優先」國防戰略的合理性依據得以形成。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來看，上述連結將固化成持久的「核心-邊緣結構」。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構成的經濟網絡既維持繁榮，也使部分地區面臨被剝削的風險，因此區域核心的穩定性對更廣泛系統的韌性至關重要。2. 美國的國運在西半球？安全絕非單純的軍事平衡或抽象的全球對抗，其本質是植根於地理與特定地域的人類實踐活動。何為威脅、何為需納入安全範疇的議題，實則是個人與社群針對生活周圍最直接逼近的危險所做出的判斷。事實上，人們深知最嚴峻的威脅近在咫尺，它們透過商業、金融或有組織犯罪等管道跨越邊境傳入，而非源自遙遠的地緣政治博弈。美國國防戰略的區域優先重設，正是對這一直覺的體現，它可以植根於三大互補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共同關注地理鄰近性、聯結密度與安全的地緣文化根基。從關係主義觀點來看，權力和安全源自於行動者之間連結的密度和品質。這些聯繫透過貿易、移民、教育或共同機構等反覆互動而加深，並且往往在較短地理距離內最為緊密和重要。從區域安全複合體視角來看，威脅會在區域內相互依存地聚集。安全動態在短距離內擴散速度最快，這意味著相較於遙遠的地緣政治博弈引發的挑戰，鄰近地區的不穩定更緊迫，也更容易應對。綜合來看，這些理論呈現出一種分層邏輯：人際連結與制度將鄰近地域的社會連結在一起；這些連結固化為連結核心與邊緣的持久經濟結構；而連結的密度會產生安全外部性，使得區域不安全狀態既是最迫切的問題，也是最容易控制的挑戰。關係主義構成了第一層邏輯。這個理論的基本前提是：權力與安全並非源自於抽象的全球地位，而是來自行為體之間連結的密度與品質。隨著個人與機構透過貿易、匯款、專業協會、大學交流及共享媒體生態展開互動，這些連結隨時間日益緊密。互動越頻繁、越密切，聯繫的影響力就越顯著。在西半球，這種人際連結異常密集。數百萬美國居民維繫著跨越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家庭網絡，匯款、跨境銀行業務和商業投資等金融管道進一步強化了這些人際連結。這些關係性連結具有建設性和穩定性：它們能夠增強社會韌性、激發創新活力，並使跨國社區深度交融。但同時，這種密集性使這些網路成為被利用的對象，芬太尼、槍枝、洗錢等違禁品，正透過與合法貿易相同的管道流通。關係主義強調，安全不能只透過以國家為中心的抽象概念來理解，它始於人際互動及其周邊的製度網絡。以西半球優先的新版《國防戰略》體現了這個邏輯：美國無法斬斷這些聯繫，只能對其進行管理。一項投資於海關現代化、金融刑偵工具及可互通資料系統的策略，並非是對西半球地區的戰略脫離，而是承認──美國最直接的脆弱性正源自於其周邊地區密集的關係網絡。3. 什麼是美國的真正威脅？若說關係主義闡釋了安全如何從緊密、鄰近的人際與制度聯繫中產生，那麼世界體系理論則將視角轉向更高維度——它揭示了這些聯繫如何凝結成包含核心與邊緣的、更龐大的區域經濟結構。伊曼紐·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催生了核心-邊緣層級結構：主導的核心區域將主導周邊邊緣地區的商品、勞動力與資本流動。這種關係在區域層面最為緊密，地理上的關聯性造就了更密集的供應鏈、文化親緣性與共同標準。將此理論應用於美國戰略便會發現，西半球是美國的核心體系。北美與拉丁美洲透過貿易走廊、能源管道、數位骨幹網路和金融清算系統緊密相連。而這些相同的網絡，也滋養著非法經濟活動：毒品走私、武器販運和洗錢行動。因此，美國採取以西半球為優先的戰略重點，並非要退出全球領導地位，而是要鞏固那些支撐美國繁榮與韌性的區域網絡。忽視這些網路會使美國核心體系遭受衝擊，例如毒品氾濫、金融動盪，或侵蝕周邊國家治理的腐敗問題。世界體系理論重新解讀了關於「孤立主義」的爭論。向半球以外投射影響力，取決於對核心體系的控制。透過強化區域網絡，包括港口、管道、金融機構和數位基礎設施，美國得以築牢根基，進而從中汲取力量以維持全球競爭力。世界體系理論闡釋了連結起核心與邊緣地區的經濟網絡，而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則補充了安全維度的解讀──如同商品與資本般，威脅同樣在區域內實現最快速的擴散。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認為，威脅在短距離內傳播更為容易，因此安全性相互依存性會在區域內形成群聚。在每個安全複合體內部，核心國家既承擔穩定體系的角色，同時也最容易受到體系動盪的衝擊。對美國而言，這項弔詭顯得特別突出——身為西半球的安全守護者，它卻成為受周邊地區動盪影響最深的國家。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暴力衝突、墨西哥販毒集團的猖獗活動，以及加勒比海金融中心的腐敗亂象，都直接對美國國內產生影響，具體體現為藥物濫用、非法槍支氾濫、網路金融犯罪猖獗，以及跨國犯罪組織勢力壯大等形式。相較之下，儘管南海爭端或東歐局勢可能影響全球力量平衡，但它們對美國民眾日常生活的衝擊遠不及上述地區問題。因此，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為同心圓邏輯提供了理論支援：首先要確保鄰近地區安全複合體的穩定，因為該地區的不安全因素擴散最快、影響也最大，再逐步向外延伸。這個邏輯並非要淡化域外威脅，而是要根據它們與美國社會實際安全的直接關聯程度，來進行優先排序。綜合來看，這些理論視角共同印證了一個簡明的觀點：最關鍵的不安全因素，恰恰是近在咫尺的那些，這使得「西半球優先」策略成為美國防務政策中最務實也最具可持續性的基礎。這一洞見與和平與外交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提出的「美國勢力範圍學說」（ America Sphere Doctrine）十分契合，正如其提出者卡洛斯·羅亞所主張，美國的核心安全與繁榮，與其所在半球的穩定及權力的文化維度密不可分。和關係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及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類似，「美國勢力範圍學說」也強調：持久安全的建構始於鄰近的交流與相互依存網絡，而後才向外輻射。4. 如何重新定義中俄？（一）以本土與近邊緣地區防衛為組織原則美國透過地理作戰司令部建構其全球軍事部署格局，每個司令部負責特定的責任戰區。近幾十年來，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佔據了主要關注，這反映出美國對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重視。歐洲司令部受俄烏戰爭影響而受到重視，而中央司令部則承擔了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長期戰爭，以及保持在中東持續的軍事存在的重任。相較之下，美國北方司令部（主要負責美國本土及北極地區）和南方司令部（主要負責拉美地區）卻一直居於次要優先地位。這現象頗為反常：若嚴格依循「安全的最終指向是個體與社會」這一前提，那麼順理成章的是，本土周邊的威脅才是最突出的，即便它們缺乏高層戰略敘事的戲劇性。歐洲的區域戰爭或台海危機或許更能激發戰略家的想像，但美國人日常感受到的不安全因素，如阿片類藥物過量、槍支走私、網絡金融犯罪以及非法移民壓力卻源自西半球內部。這些態勢恰恰印證了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的核心觀點，即不安全因素在近距離範圍內傳播最快且影響最大。因此，在新版《國防戰略》中提升北方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的地位，並非要降低歐洲或亞洲地區的優先級，而是對美國民眾最直接感受到風險的區域進行戰略再校準。這項戰略轉向也契合了更廣泛的經濟與政治趨勢。正如圍繞著供應鏈回流、近岸生產及保障關鍵價值鏈安全的討論，其希望增強美國本土韌性，以西半球優先的國防戰略也體現了這一訴求，該戰略將安全聚焦於民眾日常實際感知的核心場景，即那些將美國與其周邊鄰國緊密相連的網絡、循環體系及機構之中。透過向北方司令部與南方司令部重新傾斜資源，新版《國防戰略》草案有效地將安全指涉對象，從抽象的主權國家力量平衡轉向了個人與社群的切身體驗，並重新與美國文化需求接軌。這項調整也呼應了美國民眾對國防戰略的期望——優先考慮本土安全和國家務實安全需求。（二）以維護西半球穩定為戰略方向在此維度下，重新聚焦西半球安全，也反映出威脅環境正在改變。北極地區的戰略與經濟重要性日益凸顯，卻與美國長期在該地區存在的能力短板形成了鮮明反差：儘管出台了新的戰略並加大投入，但美國在破冰能力與北極基礎設施方面仍存在不足——極地安全巡邏艦項目持續延期，監督機構也強調北極地區更廣泛的安全需求尚未得到滿足。同時，俄羅斯正在恢復其北極軍事部署與商業活動，中國則持續將自己定位為「近北極國家」（near- Arctic state），推動「冰上絲綢之路」（ Polar Silk Road）建設。這些發展態勢都進一步說明，美國需要對本土周邊地區給予更多關注與資源投入。同時，西半球犯罪生態系統正以直接影響美國社區的方式演變。2024年和2025年的美國威脅評估指出，墨西哥跨國犯罪組織是流入美國的非法合成毒品（尤其是芬太尼）的主要推手，並強調這些組織正採用日益精密的作案手段。在實踐中，我們已目睹這些販毒集團廣泛使用武裝無人機、裝甲車隊及其他類準軍事裝備，這凸顯出這類組織學習能力強，且能基於現有技術快速創新。最後，以西半球優先的《國防戰略》應從區域視角審視大國競爭。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中國在關鍵基礎設施與物流領域的影響力持續擴大，例如秘魯錢凱超大型港口已投入運營，以及在關鍵海上航道周邊（包括巴拿馬運河附近）與中國相關的港口項目。2025年的權威調查同樣顯示，中國與該地區的外交、貿易及科技聯繫正不斷深化。這絕非遙遠的海軍領域問題，而是圍繞著關鍵實體與數位節點的近鄰博弈，這些節點直接決定美國的韌性與影響力。（三）更精簡的全球部署與聯盟再平衡新聞報導顯示，美國正減少對東歐部分地區的安全援助，並可能削減波羅的海安全倡議資金，同時推動歐洲盟友承擔更多常規防禦責任。從理論層面來看，這並非戰略拋棄，而是優先順序：依據同心圓邏輯，美國需先保障那些威脅擴散最快、經濟網絡最關鍵的安全複合體穩定。只有填補這些核心區域的安全缺口，才能將資源向外投放。但同時，淡化這項調整的影響難免有誤導之嫌。將重心轉回西半球，意味著美國在海外資源投入的地點和方式上會更具選擇性。川普政府已明確表示，其施政核心原則是“美國國家利益優先”，所有的全球參與行為都必須經過明確的成本-收益分析。對於歐洲、中東及亞太地區的合作夥伴而言，這意味著他們長期以來視作理所當然的部分安全承諾，如今已不再自動生效。那種不問是否與美國安全直接相關、為維護戰後現狀及建制派（The Blob）利益而提供全面安全保障、維繫永久性同盟的時代，已然落幕。這並非意味著戰略拋棄，美國仍將保持全球參與，但方式將會改變。這種轉變為數十年來建立在權宜假像上的安全關係注入了現實主義色彩。先前的假像是，美國總會為遙遠的承諾提供支援，只為維護其「全球安全提供者」的聲譽。而如今聚焦西半球的戰略姿態則表明，美國紅線將被更精準劃定，是否採取干預行動將根據其能否切實保護美國核心利益來評判。美國關注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抽象的信譽，而是具體的國家利益考量。對美國的盟友而言，這是一次極具衝擊的調整。它迫使盟友意識到，在諸如菲律賓對仁愛礁的所謂「主權爭議」或東歐局勢逐步升級等議題上，美國願意付出巨大代價甚至可能不惜開戰的意願並非沒有上限。多年來，美國戰略家們的表述似乎宣稱此類承諾堅如磐石；但事實上，這些承諾始終依賴於政治意願假設，而這種假設的脆弱性遠超政策制定者所承認的程度。透過將戰略重心轉向西半球，美國不再掩蓋意願邊界，反而更清楚地界定它們。理想情況下，這種戰略再校準應能起到緩和作用。盟友與夥伴國不再受美國無條件支援的幻想所庇護，在安全決策上或許會更為謹慎。對美國而言，其正面在於有限的資源得以投入最關鍵的領域：保衛本土與維護西半球安全。對國際體係而言，這項調整或將減少因誤判美國隨時隨地作戰意願而引發的不可控局勢升級。（四）與中俄的同心圓競爭大國競爭不會因為西半球優先模式而消失，而是被重新解讀。與遙遠的軍力部署調整相比，西半球內的對手活動（尤指中俄），包括港口特許經營權、軍民兩用數位基礎設施、強迫性大宗商品交易、武器轉讓以及情報蒐集，都將成為更顯著的重​​要指標。關鍵不在於放棄全球競爭，而是以更具體、可衡量且可持續的方式重新定義競爭。在重構框架下，美國能更有效地配置資源，確保與中俄的競爭先圍繞著本土周邊地區。透過將西半球列為優先事項，美國採取了更務實、更永續的策略：這項策略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戰略透支，避免在遙遠戰區開展代價高昂的干預行動，並為長期發展保留國家實力。因此，西半球優先戰略將大國競爭從一場無邊界的全球競賽，轉變為可管控的優先排序 ——其核心錨定在與美國利益最直接相關的地區。外交手段是此次戰略再校準的核心。中國在中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挑戰並非軍事層面，而是關係層面：中國透過基建融資、數位網路和大宗商品協議來擴大影響力。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改變拉美地區政治經濟格局的能力，比起在亞太地區的行動，更能因其美國的重視。透過將《國防戰略》的重心重新聚焦在西半球地區，美國發出訊號：真正的影響力競爭始於其周邊地區，一旦被忽視，競爭對手或可憑藉該地區的關係密度、經濟循環網絡和安全相互依存性進行滲透。重新定義大國競爭並非意味著戰略收縮，反而保障了美國實力的可持續性及其承諾的可信度。它將與中俄的競爭重新定位在兩大領域：一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戰略領域，二是對手將對美國安全和繁榮產生最直接影響的領域。簡言之，此模式下的《國防戰略》並非意味著競爭的終結，而是代表了更明智、更持久的競爭組織形式。（五）法律規範邊界要維持戰略的合法性，需要將西半球防禦牢牢植根於美國及國際法律框架之內，並特別關注大國及區域霸權國家日益擴大的利益與影響力範圍。這些法律保障機制既能避免軍人陷入權責模糊的處境，也向美國民眾傳遞訊號：維護安全既基於實際需要，也遵守美國法律規定。一套可持續的戰略，不僅依賴行動有效性，還需要恪守制度規範，即確保軍事力量始終受制於文官領導。近期實踐充分印證了這一點。2025年9月發佈的《戰爭權力決議案》（ War Powers Resolution）報告，明確闡述了美國在加勒比地區行動的法律依據，並依照法定程序向國會提交通報。將軍事部署置於此法律框架，表現出西半球防禦事務可與既有法律和監督機制相協調。透過將新戰略建立在既有法律程序之上，政策制定者既鞏固了國內公眾信任，又提升了國際信譽度，從而確保以西半球為先的國防戰略能夠得到長期持續發展。這不是孤立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美國並非做得更少，而是先做該做的事情。只有這樣，美國才能保留足夠的實力、主權和公信力，以便在需要之時採取全球行動。5. 以退為進方可搶先機？新版《國防戰略》草案所揭露的內容，不應被誤解為美國放棄其作為安全行為體的角色，相反，這些內容重新定義了安全優先事項的實際內涵——其核心始終圍繞著最直接影響美國民眾生活的議題。數十年來，美國在海外投射力量的方式，一旦計算成本，往往難以向大眾自圓其說。無論是左翼或右翼政客，都對脫離當前國家利益的無期限軍事承諾愈發持懷疑態度。以西半球為核心的國防戰略提供了一種修正方案：它將首要重點放在保障美國民眾的本土安全上，同時仍為經過審慎權衡的海外參與保留了空間。在美國海外軍事行動的工業化發展已導致資源緊張與合法性受損的當下，這種新思維尤其可貴。透過聚焦西半球，美國得以正視現實：安全在較短距離內傳導最有效，而貿易、金融、製造業及資訊網路既支撐著繁榮，也可能被非法行為體所利用。應對這些領域的脆弱性並非狹隘主義，而是審慎之舉。它能確保美國的國內根基足夠穩固，以便在必要時為全球參與提供支撐。批評者可能認為，這種做法會讓對手國家在亞洲、俄羅斯在歐洲搶得先機。對此適當的回應其實很簡單：國家的首要責任就是對本國公民負責。美國不能在忽略國內每天都在上演的挑戰的同時，持續投入資源去處理遙遠的領土爭端。將強化國內及西半球安全作為施政舉措，不僅更具永續性和道德性，也重申了美國的國家主權。這也更契合美國開國元勛的外交政策願景與華盛頓式現實主義的實踐邏輯。當然，西半球優先策略具有全球性影響。歐洲、亞洲和非洲的盟友需要適應這樣的安全環境──美國不再像過去那樣深陷維護戰後自由國際主義現狀的泥淖。但這並不意味著戰略拋棄，就像所有國家一樣，美國將繼續在利益相交的領域與夥伴合作。變化的不是美國承諾的存在與否，而是組織這些承諾的框架：從本土為核心向外輻射的同心圓結構，其透過優先排序確保了核心區域的韌性。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12月3日，美國國務院在一份備忘錄中宣佈，川普政府將從12月15日起對H-1B簽證申請人加強審查，此前，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已需接受這樣的審查。 H-1B簽證允許美國僱主僱用某些專業領域的外國員工。川普政府加強審查引發輿論關注。西方輿論認為，川普的「反移民」政策對科學研究界形成衝擊後，美國大量科研人才的外流，恰恰為中國提供了機會。中國更多年輕學者不再選擇赴美，畢業後也留在國內發展。 《經濟學人》近日文章指出，這樣的人才流動趨勢，正在削弱美國在對華科技競爭中最重要的優勢之一，即失去吸引並留住全球頂尖人才的能力。▲5月29日，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校長出席畢業典禮。文章稱，這一轉變自川普第一次執政時期就已開始，在學生、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族群中最為明顯。長期以來，中國科研人員一直是美國境內最大的外國研究族群。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和學生正在回歸祖國。2000年至2019年，中國赴美留學生人數增加了六倍，並在2019年達到37.2萬人的峰值，佔美國全部國際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但自此以後人數急速下降近30%。除疫情影響外，美國政策收緊及輿論敵意也成為重要因素。同時，美國高校在中國的吸引力明顯減弱。一些聲音認為，曾經象徵競爭優勢的「海歸光環」正在褪色。國內就業市場飽和後，中國企業僱主認為本土畢業生不遜色於美校背景，一些在美畢業生甚至出現「兩頭落空」的困境。如今，越來越多的頂尖生源選擇直接留在中國。類似趨勢也正在科學研究領域顯現。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謝宇的研究顯示，2010年至2021年間，約有近2萬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且自2018年起加速流失。那一年，川普政府啟動「中國行動」計劃，針對華人學者、中國企業等展開一系列調查、訴訟。此舉引發系統性不信任，造成寒蟬效應，加速了高端科研人才的流失。川普再次執政以來，繼續在人才交流領域對華施壓。今年5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稱將「積極撤銷中國學生簽證」；雖然川普隨後又表示希望再引入60萬名中國學生，但前後矛盾的言論使美國的相關政策更顯混亂。現在，美國國會的個別委員會仍在建議加強對中國學生的限制。川普也在提議對新H1-B簽證收取10萬美元費用。該簽證主要用於科技企業引進技術人才，中國和印度申請者將受到最大衝擊。▲3月20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行政令，要求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推動教育部關閉。《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中國從美國的這些舉動中獲益良多。 2021年，離開美國的中國科學家中有三分之二選擇回到中國，而在2010年這一比例不到一半。原因非常明顯：中國自本世紀初以來的科學研究投入（以實際價值）成長了16倍，同時多項回流計畫持續為學者提供優厚支援。中國深知，某些產業的領導者的回歸往往具備示範效應，會帶來更多人才回流。典型例子是，曾在美國任教的中國學者施一公在杭州同其他學者共同創辦新型研究型大學，目前已吸收超200名學者。關鍵科技領域是美國下一個需要擔心人才流失的方向，尤其是在人工智慧等產業。矽谷依然聚集大量中國頂尖人才，因為美國仍是全球AI人才的首選目的地。但中國是這些人才的最大來源。根據美國智庫保爾森基金會2022年的報告，近一半的頂尖AI研究者以及在美國工作的近40%的AI研究者來自中國（以本科就讀地判定）。上述數據表明，許多美國科技巨頭依賴中國員工的專業能力。有美國媒體稱，Meta今年6月成立的「超級智慧實驗室」的11人團隊中，中國人佔了大多數。中美關係的緊張也在業界出現「外溢」現象：例如中國學者姚舜宇今年轉投GoogleDeepMind，他稱前僱主Anthropic暗示中國為“敵對國家”，成為其離職的重要原因。▲10月28日，美晶片巨頭輝達公司CEO黃仁勳表示，美國需要在中國佈局，贏得那裡的開發者。美國如今的出口管制政策使其失去全球一半的AI人才。從長遠看這是不利的，對美國自身的傷害更大。《經濟學人》這篇文章指出，雖然美國仍是全球最主要的AI中心，但中國正穩定追趕。近80%的非美國籍AI研究者畢業後傾向留在當地工作，但回流中國的比例已從2019年的4%升至2022年的8%。有學者認為，赴美中國人才管道正在收縮，而中國的大學和企業正在產出更具份量的AI研究。當美國越是排斥這類人才，他們在中國受到的歡迎就會越熱烈。除了人才流失以外，西方也面臨自身創新機制的問題。 《經濟學人》11月27日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寫道，中國深厚的人才儲備、廣泛的製造基礎以及龐大的市場規模，正使其在無人駕駛、藥品研發等關鍵產業進行高速創新。反觀美國許多州（尤其是民主黨執政的州）的監管機構，正阻撓或拖延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川普政府也對哈佛大學等高校發動攻勢，削減基礎研究經費、並對科技移民持敵視態度。這篇文章稱，在藥物領域，隨著中國臨床試驗的份額提升，歐洲正逐漸失去優勢。歐洲的監管機構往往以犧牲冒險精神和創新實驗為代價，來追求安全。文章提醒稱，美國等西方經濟體容易陷入對中國崛起的宿命論。然而，中國私營部門的創造力與監管機構的彈性同樣是關鍵因素。令人擔憂的是，西方正朝著錯誤方向前進。中國的未來並非註定，但若西方希望在關鍵科技領域保持競爭力，就必須從中國崛起中汲取正確經驗。 （中美聚焦）

河浪武史：美國川普政府已上台10個月。雖然最初在投資減稅和移民政策等方面取得成果，但目前在對華外交和控制物價方面明顯陷入苦戰。在中期選舉和總統選舉中重要的無黨派群體對川普的支援率下降，川普已開始部分下調關稅等，對過激的政策進行修正。“應深刻反省的不是紐約市長選舉，而是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川普政府的高官這樣表示。在弗吉尼亞州，民主黨時隔3年從共和黨手中奪回州長寶座。決定選舉勝敗的是無黨派群體。在2021年的上屆州長選舉中，54%的無黨派群體投票支援共和黨候選人。這一次發生改變，59%的人投給了民主黨候選人，比共和黨候選人（40%）高出19個百分點。 (FT中文網)

親愛的川普總統：我在夜色中從波蘭與烏克蘭邊境駛往基輔的列車上寫下這封信。照理我該想著烏克蘭的戰爭，可我腦中總在想著您，也在想，查理·柯克遭遇殘忍謀殺後的這段餘波，為何可能成為您總統任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這取決於您將如何選擇。直截了當地說：您不可能靠在烏克蘭人與弗拉基米爾·普丁之間，或在加薩的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斡旋，就贏得您渴望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些衝突眼下都未到成熟可解的時機。可您有機會贏得一件更重大、更具歷史份量的東西：“美國的和平獎”。先在國內締造和平，在美國人之間成就和解。那是一項無需別人授予的“和平獎”，取決於您去創造並把握。這個「美國的和平獎」不會由北歐人頒發，而是由歷史來頒發。它將記錄：當美國人自南北戰爭以來或許從未如此接近內戰的邊緣時，總統唐納德·川普出人意料地向上走了一步；他致電巴拉克與米歇爾·歐巴馬、比爾與希拉里·克林頓、喬治與勞拉·布什，以及參眾兩院的民主、共和兩黨領袖和九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對他們說：請到白宮來，讓全國看到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反對政治暴力，並立誓在演講與網路言論中示範文明的討論與分歧處置；當我們在各自支持者或對手陣營中看到相反的做法時，也要站出來點名制止。總統先生，撐過接下來這一周很重要。挑戰在於從今天就開始嘗試締造和平，然後持續向前。即便在開往基輔的列車上，我彷彿也能聽見美國國內的聲音在說：唐納德·川普絕對不會這麼做。他的性格不允許。他從未在正面意義上讓我們感到意外。事實恰恰相反。周三您表示，準備對那些助長「激進左翼政治暴力」氛圍的人祭祀整個政府的全部力量。周五您也作出了類似表態。總統先生，如果您把正在侵蝕中國靈魂的政治極端主義之癌只歸咎於極左，而不同時直面極右，您將毀掉自己的政治遺產，也會毀掉這個國家。《亞伯拉罕協議》簽署後，您曾打電話對我說，我讓您吃驚，您原以為《紐約時報》不會允許我寫一篇如此支援您中東和平突破的專欄。現在我懇求您，總統先生：再一次讓我們吃驚。讓所有人吃驚，在美國促成和平。沒有任何事情，比這更能讓左右兩端的極端派同時被孤立；也沒有任何事情，比努力安撫並團結人民更有益於這個國家。即使聽上去並不現實，我也不願關閉這樣一種可能性：您會讓這個國家向上，而不只是把它撕裂得更深，因為當下利害攸關。別自欺欺人：如果您只追擊極左聲音，就等於無視我所認為亞伯拉罕·林肯給其所有繼任者最好的忠告。這段話出自他在伊利諾州斯普林菲爾德青年學會的演講：我們應在何時預期危險逼近？我的回答是，如果它真的降臨到我們身上，它必然從我們內部滋生，而不可能來自國外。若毀滅成為我們的命運，我們必須自己成為它的作者與終結者。作為一個由自由人組成的國家，我們要麼永世長存，要麼自殺而亡。 （一半杯）

川普2.0與全球變亂時代的來臨川普2.0時代的到來，令人目不暇給。從大幅壓縮公務員規模，到亟欲從烏克蘭抽身，從關稅戰的大打出手，到對傳統盟友歐洲的背刺……短短一百多天，川普新政攪亂了美國，攪亂了世界。如何認識川普2.0時代的執政規律，在其近乎隨心所欲的行為模式背後究竟有那些不變的東西起著支配性作用？川普2.0時代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如何？世界將為此發生那些改變？這些問題，對於充滿焦慮的各國人民而言，都是亟待找到答案的迫切問題。從2016年川普第一輪上台執政，到2024年川普2.0時代開啟，我們都可以清晰感受到他的執政基礎是美國社會廣大的失落人群，以及由這些失落人群推動的新右翼保守主義社會思潮。川普並非從天而降，也非隨心所欲，他是這股強大思潮的產物，是結果而非原因。認識川普，必須從其社會基礎和社會思潮入手，才能找到其行為邏輯的內在依據。這股在西方社會普遍蔓延的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與傳統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不同，它以鮮明的反自由主義為標誌，其表象特徵為反對移民、反對性別相對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其內在特質則體現為反全球化、反民主、反建制。它不再追求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普世性，不相信自由主義烏托邦的許諾，進而退守到美國本土，以美國第一為追求，同時，其行為的價值觀基礎，則普遍回歸基督教傳統，尤其回歸白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傳統。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的全面興起，源自於自由資本主義的氾濫，在冷戰結束後的30年裡，自由主義思潮下的資本全球擴張無遠弗屆，個人主義價值觀全面氾濫，美國的資產階級貪婪無度，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社會道德滑坡，共同體被瓦解。此刻的社會亟須與市場力量相對抗的社會保護運動，新右翼保守主義就是這種社會自我保護的跡象。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存在著周期性的擴張和收縮的運動規律，由於生產的過剩，過度積累普遍發生，由此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資本主義的內在平衡被打破。這種周期性運動在民族國家邊界被不斷穿透的全球化時代，則表現為不平衡快速擴展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個角落，進而推動新興強國不斷崛起，傳統強國不斷衰落。而新右派保守主義思潮，正是傳統資本主義強國衰退的典型特徵。新右派保守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下降周期的社會思潮，其發展發展有一定的規律。第一，它具有世界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擴張的產物，它的發生一定是世界範圍的；第二，它具有長期性，自由資本主義導致的貧富分化、共同體瓦解現像一日不解決，新右翼保守主義的思潮就一日會存在，它的規模和影響的大小，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治理弊端恰成反比；第三，它具有本土特徵，新右翼保守主義會與不同國家的歷史和國情相結合，呈現出具備不同特色的右翼保守主義；第四，它具有時代特點，比如今日歐洲的新右翼，就不能公開反對民主制度，因為西式民主制已成為政治正確，否認它將付出極大代價。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具有長期性，川普時代只是它的開端，因此分析它與世界和中國的關係，就顯得極為迫切和必要。面對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世界格局將會劇烈重組，混亂將會是常態。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是反自由主義的，戰後70多年形成的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同盟會發生分裂，西方世界的敵我友關係會改變。由於美國實行戰略收縮，將包袱甩給歐洲，美國的傳統盟國會尋求戰略自主，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西方的一些中等強國會重組新的聯合陣線，並由此引發歐洲力量關係的重新調整。同時，世界的新右翼保守主義會尋求建立右翼價值聯盟，尤其美國與歐洲的新右翼，會迅速建立精神與物質上的深度連結。在此情形下，南方國家則處於被新右翼美國邊緣化的狀態，他們的發展訴求和安全訴求，將不再被美國重視，殘酷的現實會逼使原先追隨西方和美國的某些南方國家尋找新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在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席捲全球之際，冷戰結束以來通行於世界的規則體系將被打破（甚至打碎），原有的世界規則會普遍失靈，而新的規則體系卻難以建立起來，因為世人面對的是「美國第一」的狹隘民族主義，類似WTO、WHO等國際組織的效能將大幅下降。新右派保守主義裹挾下的西方國家，由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佔據主流，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極易發生衝突，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矛盾衝突引發戰爭將不難想像。對中國而言，新右翼保守主義也將帶來極大挑戰，並隱含著許多新的機會。首先，在新右派保守主義思潮衝擊下，中國的敵我友關係也會發生深刻調整，在美國川普政府仍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格局下， 由於美國社會思潮的右傾，原來以價值觀作為外交第一原則的歐盟，會在自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拉開與美國的距離，重新調整與中國的關係，而日本、韓國等美國的亞洲盟友之間也會調整為美國的核心盟友。其次，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鬥爭重點將發生重大變化。從以往面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為主的意識形態鬥爭，轉向與「美國第一」為特徵的國家利益的鬥爭。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的反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自我保護的排外特徵，它不再具備類似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價值，從而大幅度喪失對人類社會的號召力，也因此，它將導致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國際政治鬥爭主要矛盾的轉換，從價值觀鬥爭為主轉向國家利益為主的鬥爭。再一次，由於美國新右派保守主義普遍性的喪失，而人類社會在大亂之世愈發渴求新的普世性價值，因此，中國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就是對人類社會這種渴求的深切回應。自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行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中國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提出了足可替代腐朽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嶄新價值觀，為人類社會找到了新的方向。當今日美國新右翼保守主義普遍氾濫之際，中國應更加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並對其深層的理論內涵進行政治經濟學及哲學的闡釋，使之體系化、學理化，以在大亂之世號召世界、拯救人心。最後，在新的敵我友關係劇烈變動之際，中國仍應堅持以全球南方作為主要的戰略方向，團結多數南方國家，形成新時代的統一戰線。這其中道理並不複雜，美國雖然戰略收縮，將資源力量集中於美洲和國內，但其與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卻是結構性的，美國統治階級不會放棄遏制中國的圖謀，歐盟則會因價值觀問題左右搖擺，而唯有全球南方，尤其是那些渴求多極化世界、尋求擺脫美國單極世界的南方國家，而唯有全球南方，尤其是那些渴求多極化世界、尋求擺脫美國單極世界的南方國家，應該是中國新型國際體系的主要朋友。與毛澤東時代三個世界戰略的不同之處，在於今天中國的全球南方戰略，不僅是在美蘇爭霸之際開拓廣大的中間地帶，而且是要帶領全球南方國家，為創造一個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而努力。川普2.0時代來臨，意味著一個大亂世道的開啟，今後的混亂只會愈演愈烈，並會不斷超越我們的想像，為此，人們必須做好準備。 （文化縱橫）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資深專家委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在《清華金融評論》總第139期上發表文章，通過系統梳理20世紀2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時代背景、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及其對美國和全球秩序的深遠影響，分析其政策的共通與差異性及演變邏輯，揭示美國單邊主義在各個時期對美國經濟金融和世界經濟金融的衝擊與破壞。朱民表示，川普2.0單邊主義政策在結構上延續了美國20世紀三次單邊主義時期的核心邏輯，即通過對外打壓與內部改革的組合手段重塑美國主導地位，其影響亦體現出對內外經濟的典型分化效應，即短期內，如其政策組合可相對有序順暢實施，可一定程度上提振美國經濟，如未能及時平衡政策間的潛在衝突、政策執行不暢，則會形成負面衝擊；中長期內，其政策難以扭轉結構失衡；對全球則多表現為外溢性、破壞性與不確定性的疊加擴散。朱民，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資深專家委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川普第二任期執政已逾三個月，其間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對外打壓與內部重塑平行的政策組合，顯著加劇了全球貿易體系與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波動。觀察其政策核心，無論在所處的國際格局、國內經濟政治環境，還是執政理念、政策框架與潛在實施工具方面，川普2.0均與美國歷史上三個單邊主義盛行的關鍵時期——20世紀2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存在顯著的相似性與一致性。本文通過系統梳理20世紀2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時代背景、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及其對美國和全球秩序的深遠影響，分析其政策的共通與差異性及演變邏輯，揭示美國單邊主義在各個時期對美國經濟金融和世界經濟金融的衝擊與破壞。本文提出美國單邊主義的對內政策都有“短期提振、長期失衡”的雙重效應，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國內經濟金融結構性失衡問題，通常都會累積結構性風險，誘發金融市場泡沫，削弱經濟可持續性。美國單邊主義在全球層面則本質是以美國經濟政治霸權，奪取世界經濟資源，修補美國國內的經濟失衡和危機，整體以負面外溢為主，會加劇國際金融的不穩定與發展不平衡。基於此，本文進一步指出川普2.0政策三大核心支柱，即優先考慮美國利益並壯大美國經濟、回歸保守或務實主義的國內政策、打壓國際競爭對手，與美國百年單邊主義政策目標理念顯示明顯的承繼和一致性，並在強化美國單邊主義戰略的基礎上塑造獨特的川普2.0全球政策走向，川普2.0同樣會產生對美國經濟“短期提振、長期失衡”的雙重效應，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國內經濟金融結構性失衡問題。而川普2.0強化版的美國單邊主義必將對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產生更大的衝擊。一、美國單邊主義的背景演變20年代、70年代、80年代是美國百年來單邊主義政策最為盛行的三大時期。儘管這些時期的經濟政治背景各存差異，但美國在其中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經濟、政治挑戰具有顯著共性。這些共性挑戰，是美國政府出台單邊主義政策的重要外部驅動因素。20年代經濟政治背景20年代，哈丁—柯立芝政府上台前，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經歷了劇烈動盪並開始重構。美國在此時面臨著擴大全球影響力並塑造經濟金融霸權的機遇，同時也遭遇了國內經濟結構性轉型的挑戰，以及全球治理的潛在成本、難度和阻力的顯著增加。在國際，一戰期間，傳統歐洲列強（英、法、德等）大批進口美國農業和軍工產品，並向美國大量借款，導致其在商品和金融領域對美國的依賴性大幅上升。1913—1917年，美國對歐洲的出口總額由14.79億美元增至40.62億美元，並由淨債務國變為淨債權國，1917年其對外淨貸款餘額達到66億美元，佔美國當年GDP的11%。一戰結束後，歐洲各國的財政赤字、債務和通貨膨脹等問題加劇，加上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的暴發進一步加大了歐洲經濟復甦的難度，使歐洲更加難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這些情況為美國擴大全球影響力並塑造經濟金融霸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在國內，“戰時繁榮”推動美國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1916—1918年，國內工業產值增長39%，實際GNP增長7.8%，失業率由5.1%降至1.4%。然而，戰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和就業市場面臨巨大的壓力。首先，戰時歐洲對美國農業、軍工產品需求的急劇增加推動了美國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擴張，但戰後需求的驟然消退導致相關產能過剩，行業亟須轉型。其次，戰時美國的經濟政策主要由財政、貨幣和政府債務擴張驅動，戰後債務與通膨失控的風險上升，迫使美國只能通過緊縮性政策應對，最終導致在1920—1921年陷入短暫經濟衰退。最後，戰後大量歸國軍人湧入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壓力。此外，一戰後，國際政治與美國國內政治的動盪風險上升，俄國經歷十月革命政權發生更迭；歐洲因財務和債務危機，政治不穩定性加劇，國際貨幣體系和貿易秩序的動盪不安使全球經濟格局更加複雜。美國則因國內的經濟衰退，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全球秩序的不穩定疊加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動，使國際合作的潛力和利益變得更加不確定，進而大幅增加了美國參與國際治理的潛在成本、難度和阻力，特別是來自其國內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的質疑。上述情況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國際角色和政策選擇，促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趨於謹慎，逐漸轉向單邊主義政策。70年代經濟政治背景進入70年代，尼克松政府在國際與國內方面均面臨嚴峻挑戰，尤其亟須應對以美元為核心的“布列敦森林”國際貨幣體系的瓦解風險。在國際，60年代美國不僅面臨來自盟友競爭對手的經貿挑戰，還面臨來自蘇聯的地緣政治壓力。二戰後，日本、德國等美國盟友國家的製造業復甦，導致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自60年代中期開始其貿易盈餘快速縮小，從近70億美元降至1971年的僅6.2億美元。同時，美國這一時期深陷越南戰爭，美蘇對抗也再度升級，外部軍事壓力及支出大幅增加。在國內，美國在60年代實施的“偉大社會”政策導致福利支出激增，加上越戰及與蘇聯冷戰等軍費支出的攀升，美國財政赤字由1964年的60億美元急劇擴大至1971年的230億美元，形成貿易、財政“雙赤字”風險。聯準會以貨幣超發支援赤字，導致國內通膨從1965年的約1%升至1969年的近5%，經濟增長大幅放緩，並引發“滯脹”風險。經常帳戶惡化、貨幣超發，以及對外軍事和經濟援助及投資上升導致的資本持續外流，共同加劇了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形成大量海外美元盈餘。隨著法國等國在“布列敦森林”體系下大量兌換美元為黃金，美國黃金儲備銳減。美國1971年的黃金儲備僅為海外存量美元的25%，美元-黃金本位貨幣體系和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面臨瓦解風險。80年代經濟政治背景美國雖保住了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但里根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面臨的國際、國內經濟政治挑戰較此前更為嚴峻。美國社會回歸保守主義的思潮越發強烈。在國際，70年代，美國未能有效應對來自日本和德國等競爭對手的經貿挑戰，出口競爭力持續下降，貿易赤字不斷擴大。1977—1978年，貿易赤字佔GDP比重達1.3%。面對蘇聯的挑戰，美國的“緩和與軍控”策略也未奏效，美蘇冷戰在1979年進入新一輪緊張局勢，地緣政治壓力繼續加大。在國內，70年代的持續“滯脹”困境未得到妥善解決。美國於1973—1975年和1980年兩次經歷衰退，1980年的通膨率與失業率分別高達14.8%和7.5%。此外，美國亦未能有效控制財政支出。其1975—1980年財政赤字佔GDP比例平均達2.9%，較1970—1974年增加1.7%。這些狀況使美國“雙赤字”問題進一步凸顯，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的可持續性。面對出口競爭力持續下降、製造業空心化趨勢上升、財政赤字惡化等問題，美國社會不滿情緒上升，主張“小政府”、去監管、減稅等為主的經濟保守主義思潮興起，並逐漸成為主流。據上述背景，美國在2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三個單邊主義政策盛行時期，都面臨嚴峻的國內外經濟政治挑戰，既有共性，又有差異性。共性表現為，國際經貿或金融秩序的變化，對美國經濟或金融發展造成了深遠影響，地緣政治壓力顯著上升；同時，國內經濟發展面臨困境，財政赤字和債務不斷增加，難以持續，亟須開拓經濟新動能。差異性則主要體現在美國在不同時期面臨的具體挑戰：20年代主要為國內經濟結構轉型的壓力，70年代主要是捍衛美元貨幣體系的穩定，80年代則側重應對外部經貿競爭和地緣政治衝突的調整。總體來看，美國上述三個時期，尤其是二戰後，所處經濟政治背景的共性大於差異性。二、美國單邊主義的政策目標和工具演變美國在2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三大單邊主義盛行時期，無論在政治目標理念、框架設計，還是具體工具的使用上，都展現了顯著的相似性。這反映出美國單邊主義內在邏輯和目的的一致性與延續性。儘管不同時期的政策在細節上有所差異，但這些差異更多源於時代背景的變化及政府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特定目標。單邊主義目標理念的演變百年來，美國三大單邊主義盛行時期的政策目標理念顯現出明顯的一致性，圍繞三大核心支柱展開：優先考慮美國利益並壯大美國經濟、回歸保守或務實主義的國內政策、打壓國際競爭對手。一是“美國優先”始終是美國單邊主義政策制定的關鍵原則。這一政策理念強調優先考慮美國經濟利益，並以此為政策制定的基本出發點和核心目的。在不同時期，不同的經濟政治背景賦予了這一理念不同的內涵。20年代，哈丁—柯立芝政府面臨繁雜的國際形勢與戰後國內經濟轉型的挑戰，政策主要集中於保持美國經濟的穩定、繁榮，重回高速發展，不分散精力和資源幫助恢復與重建戰後動盪和混亂的全球經濟體系。70年代，尼克松政府面臨國際收支赤字不可持續、美元貨幣體系瓦解風險上升的挑戰，認為必須通過單邊推動全球貨幣體系朝著對美國有利的方向調整與重構，同時無視這一調整會否損害他國利益。80年代，里根政府的“美國優先”理念更聚焦於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滯脹”，並推動經濟在生產、貿易、財政等主要領域實現更健康和可持續的增長。二是回歸保守或務實主義的國內政策，是三個時期美國政府認為促進美國經濟復甦與發展的必要條件。20年代和80年代，美國政府均強調回歸保守主義，認為過度擴張的政府規模、過多的監管、膨脹的財政支出和高企的國內稅率，是限制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須予以糾正並回歸“小政府”治理模式。然而，兩個時期的保守主義內涵有所不同，尤其體現在社會和政治領域：20年代政府側重於打壓移民，視為保護美國本土公民權益的必要之舉；80年代政府更注重加強軍事力量，並在全球傳播美國價值觀。70年代的美國政府，則更多遵循以結果為導向的務實主義，即無論是推崇保守主義的“小政府”，還是凱恩斯主義的“大政府”，只要能夠保證美國經濟發展、降低通膨、促進就業，均可採納。三是打壓經貿或地緣政治國際競爭對手，是美國獲得並維持經濟金融霸權的關鍵路徑。20年代，美國政府主要通過打壓歐洲貿易競爭對手，保護國內產業和工人利益，爭奪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進而促進美國整體發展。70年代，尼克松政府集中精力打壓日本、德國等主要貿易競爭對手，以有效保護國內產業和工人利益、推動全球“公平貿易”並加速美元貨幣體系的重構。80年代，里根政府的政策則更加廣泛，不僅加強對美國經貿對手的打壓，同時對地緣政治競爭對手施加壓力，以提升美國產業的全球競爭力，推行全球“公平貿易”，並進一步鞏固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領導地位。單邊主義政策工具的演變在三個時期的美國單邊主義政策中，無論是政策框架還是政策工具，都存在顯著的相似性，主要體現在對外打壓、國內改革和國際治理構成的三維政策框架內。其中，關稅和“供給側”經濟改革等對外、對內政策工具被普遍使用。然而，隨著時代背景和政策目標的不同，政策的側重領域和政策工具也有所差異。在對外打壓政策上，三個時代的美國政府均將關稅作為首選工具，並根據各自的政策目標推出“訂製化”的工具組合。20年代，美國的對外打壓政策主要服務於保護國內產業和提升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的雙重目標。因此，哈丁—柯立芝政府一方面於1922年出台了《福特尼—麥坎伯關稅法案》，將所覆蓋商品的平均稅率大幅提高至38%，並對農產品等重點行業實施更高關稅。另一方面，美國利用戰後歐洲對美國債務和美元需求激增的契機，依託戰後美國黃金儲備量領先的優勢，推動金本位貨幣制度的建立，同時利用《道威斯計畫》（DawesPlan）幫助德國債務重組，促使歐洲對美國進一步開放商品和投資市場，從而加強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70年代，尼克松政府主要通過打壓日本和德國等貿易競爭對手，維護美元貨幣體系的穩定。1971年，美國單邊終止了美元－黃金本位制度，並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的“通用關稅”，並以更高關稅的政策威脅，施壓主要國家接受美國貨幣體系的重構方案。此外，美國利用配額、關稅和匯率等多種政策工具，針對日本、德國特定產業實施打壓，以增強其出口相對競爭力。特別在1969—1972年，美國通過“自願出口限制”（VER）政策，施壓日本和德國限制鋼鐵、汽車等產品的對美出口。80年代，里根政府根據不同的貿易和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制定了差異化的打壓政策。在貿易領域，為縮減赤字並提升出口競爭力，美國採用了包括關稅、配額、匯率調整在內的政策組合。特別是針對日本這一最大貿易競爭對手，美國實施了針對汽車和半導體的“自願出口限制”政策，以及針對摩托車和電子產品的45%～100%的高額關稅。同時，美國施壓日、德、法、英與其簽訂《廣場協議》，協同推動美元大幅貶值，從而提升美國出口的相對競爭力。在地緣政治領域，美國在多個重點領域升級了對蘇聯的施壓，進行“軍備競賽”，並協同盟國擴大對蘇出口限制。同時，通過打壓油價，降低蘇聯石油出口收入，並強化蘇聯“邪惡帝國”形象的塑造和宣傳。在國內改革政策上，三個時期的美國政府均大力推行以減稅、去監管、削減財政支出為核心的“供給側”改革，儘管在貨幣政策和限制移民等領域存在差異，但整體思路趨於一致。20年代，美國政府通過一系列預算改革和減稅法案，促進了經濟復甦。同時，還積極推行多領域去監管政策，並推動債務重組和置換，降低償債成本。此外，《1924年移民法案》通過實施“配額管理”，有效限制了外來移民，保護了國內勞動力市場及“文化同一性”。70年代，除立法減稅，退出越戰並緩和與蘇聯競爭削減軍費支出，以及推行多領域推行去監管政策以外，尼克松政府採取了更積極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加強政府對工資和物價干預來遏制通膨，並保持較高社會福利支出。此外，尼克松還頻繁干預聯準會貨幣政策的制定，推動寬鬆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80年代，里根政府實施了更激進的減稅和去監管政策，同時嘗試削減政府支出並大量增加軍費開支，對財政支出造成上行壓力。里根也堅決維護聯準會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支援其激進加息維持物價穩定。此外，里根雖然加強了對工會的打壓，但其移民政策較為溫和，並通過《移民改革與控製法》（1986年）賦予約300萬非法移民美國公民身份。在國際治理政策上，三個時期的美國政府表現出較明顯差異。20年代，美國政府堅持孤立主義政策，退出國際聯盟，並拒絕參與其認為“不必要”的國際秩序重建，最大化降低美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經濟成本和風險。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政府則更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儘管尼克松政府單邊終結了“布列敦森林”體系，但依然積極履行美國與盟友簽署的協議，維護美國在國際合作中的信譽。里根政府則在完成對貿易競爭對手的打壓後，更加積極推動並主導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同時在全球範圍內強化反蘇意識形態聯盟的建設。三、百年美國單邊主義的影響美國單邊主義政策對其國內與全球呈現了顯著且複雜的影響。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短期提振、長期掣肘，未能根本解決其戰後經濟和貿易結構性失衡問題；在全球層面則以負面外溢為主，加劇了國際金融的不穩定與發展的不平衡。對美國影響單邊主義政策組合對美國經濟通常具有“短期繁榮、長期失衡”的雙重效應。一方面，通過對外貿易打壓與對內供給側改革，美國往往可在短期內提振貿易表現和經濟增長，帶動金融市場回暖；但另一方面，這也易累積結構性風險，誘發金融市場泡沫，削弱經濟可持續性。貿易與產業結構調整之後，社會財富分配失衡也會加劇。而政策工具的類型與組合方式對效果也具有決定性影響。例如尼克松政府“供給側刺激+行政干預”並重的策略雖然實現了短暫反彈，但通膨與赤字風險同步上升。相較而言，單邊主義政策在推進美國貨幣金融霸權方面則整體發揮了強化作用。一是對外貿易打壓、對內減稅、去監管等供給側改革的政策組合通常會在短期內推動美國經濟與金融市場實現反彈，並帶來一定的貿易結構改善。20年代，哈丁—柯立芝政府通過減稅與去監管政策激發了美國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熱情，科技創新意願增強，疊加戰後軍人回國及城市化加速帶來的內需擴張，推動經濟由消費與投資的需求擴張雙輪驅動實現復甦。同時，歐洲對美國商品的高依賴度，使其難以對美實施有效的關稅報復性措施，美國1922—1929年出口、進口、貿易盈餘分別增長36.8%、41.3%和17.1%（圖1），製造業規模持續擴大。70年代，尼克松政府推動美元脫鉤黃金後大幅貶值，短期內有效提升了出口競爭力，緩解了貿易赤字壓力。疊加供給側刺激政策及寬鬆貨幣政策組合，美國經濟1972—1973年出現短暫反彈，兩年平均實際GDP增速達5.5%，失業率下降（圖2）。80年代，里根的大規模供給側改革政策有效提振了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1983—1989年的年平均增速分別達4.4%和6.6%，同期年均實際GDP增速超4.4%，顯著高於70年代。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大幅貶值也在短期內進一步改善了出口條件，80年代後期貿易赤字明顯縮小（圖3）。二是美國單邊主義經濟政策在中長期內通常帶來顯著的負面效應，主要表現為金融市場泡沫的滋生、財政赤字與債務的推升，以及二戰後長期財政和貿易失衡問題的持續。哈丁—柯立芝政府激進的金融去監管政策導致國內投資者加槓桿進行金融投機的現象激增，資本市場與地產領域泡沫不斷膨脹，為1929年股市泡沫破裂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埋下隱患。尼克松政府頻繁干預貨幣政策，削弱了聯準會的獨立性和公信力，加上中東石油危機帶動的外部能源供給衝擊，美國經濟1974年、1975年連續兩年陷入衰退，同期失業率與通膨分別飆升至約9%和10%；同時，政府的高福利支出也使財政赤字問題進一步惡化。里根的激進供給側改革政策雖在短期內刺激消費與投資，但並未有效扭轉勞動生產力與居民儲蓄率長期下降的趨勢。製造業在就業和產值佔比上的持續下滑，反映了美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問題。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的持續擴大，成為驅動美國經濟增長和擴張的根本動力。同時，20年代、80年代的去監管和降福利政策組合也使美國內部財富分配不公問題加劇，社會矛盾與風險隨之上升。三是單邊主義政策在推動和鞏固美國貨幣金融霸權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20年代，美國將貨幣制度重構與德國債務重組相捆綁，迫使歐洲接受以金本位為基礎的新貨幣體系，在美國黃金儲備支撐的優勢下，使美元在20年代中期首次超過英鎊成為全球最主要儲備貨幣。70年代尼克松單邊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通過疊加關稅施壓與政策威脅，迫使西方主要經濟體接受以美元為中心的浮動匯率國際貨幣制度，重構全球貨幣框架。80年代，里根在貿易打壓和外交威脅的雙重作用下，成功迫使日本等國簽訂《廣場協議》，協同推動美元貶值，緩解美元升值壓力，穩固其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對全球影響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的全球外溢效應以負面為主，不僅加劇世界經濟與金融的不穩定性，也顯著提升其貿易與地緣政治競爭對手所面臨的系統性壓力。一方面，美國單邊主義經濟政策通過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對全球造成廣泛衝擊。一是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可直接擾動全球貿易流動，壓縮主要出口國外部市場空間，抑制外部需求，衝擊貿易和經濟的增長勢頭。例如，20年代，美國實施高關稅政策，顯著削弱了歐洲商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導致其製造業中間品與產成品對美出口大幅萎縮，歐洲對美國貿易赤字大幅上升（表1），歐洲國家償還對美外債壓力驟增，經濟復甦處理程序明顯受阻。二是美國貨幣金融霸權擴大了其國內宏觀政策的全球傳導效應，使全球金融波動與風險上升。例如，70年代，美國重建以美元為核心的浮動匯率體系，強化了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融合及跨境資本的自由流動，顯著增強了美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性。80年代，聯準會大幅加息導致美國融資成本飆升，特別是拉美國家在70年代積累大量美元債務，在面臨利率上升、本幣貶值的雙重壓力下，最終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經濟增長長期失速。另一方面，受美國重點打壓的貿易與地緣政治競爭對手面臨更嚴峻的經濟挑戰。日本作為美國70年代、80年代重點打壓的貿易競爭對手，受其政策影響深遠。尤其是1972年和1985年，美國通過推動日元匯率大幅升值，顯著削弱了日本的出口競爭力，迫使其產業外流壓力上升，導致日本政府和央行出台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這些政策引發了日本70年代的通膨失控與80年代的金融泡沫，最終成為日本經濟自90年代以來陷入長期停滯的重要根源。蘇聯則在里根政府“極限打壓”下，經濟運行壓力和脆弱性大幅上升，解體處理程序因此加速。四、川普2.0對單邊主義的承繼川普2.0政府所面臨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執政理念，以及承諾或已經實施的政策工具，均與百年來美國三個單邊主義盛行時期（20年代、70年代、80年代）存在顯著的相似性和延續性。但與此同時，川普2.0所面臨的國內外挑戰較此前更為嚴峻緊迫，其執政理念與政策措施更為激進，諸多政策呈現出對不同單邊主義時期的“借鑑”與“整合”的特徵，既表現出對歷史的繼承，也展現出美國單邊主義在延續中的加速演進。川普2.0面臨更複雜的經濟政治背景川普2.0執政時期，美國面臨的內外部壓力交織疊加，構成多維結構性挑戰，呈現出典型的歷史重演與現實深化的雙重特徵。一方面，其執政環境在多個維度上復現了2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單邊主義盛行時期的歷史呼應；另一方面，當下挑戰在廣度、深度與交織程度上遠超以往，形成結構性困局。一是全球貿易體系正經歷深度重構，“逆全球化”處理程序加速，供應鏈佈局及其驅動要素也發生顯著改變。過去八年來，經歷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衝擊、俄烏衝突等不同類型衝擊後，全球貿易結構加速由“全球整合”向“陣營分化”與“鏈群局部化”演變。同一陣營內部貿易增長顯著快於跨陣營間貿易增長，全球供應鏈從以成本效率為核心的配置邏輯，轉向“效率—安全”並重的政治安全導向，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碎片化趨勢加劇，外部不確定性顯著提升。二是美國對外製度性影響力邊際遞減，維繫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成本與難度均顯著上升。儘管美國持續強化對中國等國家的貿易與科技遏制，但從效果上看，其並未有效逆轉自身產業競爭力下滑趨勢，也未顯著削弱中國的出口擴張與技術自主突破。中國在綠色科技、人工智慧等未來關鍵產業已取得顯著突破和成果，在高端晶片領域的追趕速度加快，美國領先優勢顯著下降。與此同時，俄烏與中東等地區局勢延宕，加大了美國的軍事財政壓力，其二戰後主導建構的國際秩序制度性裂痕與影響力空轉，脆弱性不斷上升，全球盟友體系也面臨重新洗牌。三是內部結構失衡問題系統化，貿易、財政“雙赤字”問題與高債務壓力持續累積，國內社會階級對立加劇。2024年，美國貿易赤字、財政赤字、政府債務GDP佔比分別超3%、6%和120%，均處歷史高位，且在原有經濟運行模式下無明顯改善跡象，反映出美國經濟高度依賴外部融資與財政刺激維持增長的結構性失衡狀態。同時，疫情後其社會財富分化顯著拉大，種族、階級與黨派撕裂加劇，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情緒擴散，政治極化制約了政策長期性與協同性的實現。四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衝擊。2022年，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史無前例的“資產凍結+支付體系封鎖”極端金融制裁後，推動全球“去美元化”預期有加速趨勢，多個主要經濟體加快建設本幣結算與跨境支付體系替代選項，美債市場對外需求邊際趨弱。疊加美國財政不可持續與利率高位運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信用錨”受到結構性侵蝕，貨幣霸權基礎日益鬆動。川普2.0“選擇性承繼”與“策略性整合”的政策理念和戰略目標川普2.0的政策理念目標從本質上延續並強化了美國百年單邊主義的核心邏輯，即優先考慮美國利益並壯大美國經濟、回歸保守和務實主義政策、打壓國際競爭對手，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更加激進、融合性更強的戰略表達。其政策目標不僅力圖重塑國內經濟制度安排，也試圖重構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權與規則設定權，呈現出對歷史單邊主義理念的“選擇性承繼”與“策略性整合”。一是在壯大美國經濟方面，川普2.0政府繼續高舉“美國優先”旗幟，認為美國在過去幾十年為全球治理體系投入過多，而獲得回報甚微，尤其是在貿易領域長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導致美國製造業與出口競爭力持續下降，財政支出失控，僅能依賴不斷擴大財政赤字與債務刺激需求的方式維持經濟發展，不可持續。川普2.0的這種認知，直接轉化為其推動製造業回流、壓縮對外治理成本、強化供給側產能擴張、減少參與國際治理成本的核心策略。其政策考量不顧及全球外部性影響，強調以財政與貨幣刺激配合貿易保護措施實現美國經濟自主再平衡。二是在回歸保守和務實主義方面，川普2.0融合了多個歷史時期的治理邏輯：在經濟層面，主張回歸20年代、80年代“小政府、低稅收、去監管”的供給側改革路線；但在特定場景中又不排除使用70年代式的國家干預手段，包括通過貨幣政策協調與價格機制操控，干涉刺激經濟。在社會與價值觀層面，其理念趨於20年代的保守主義，強化國家認同、推崇民族主義、限制移民流動、削弱多邊合作機制，不重視與盟友的合作和對西方傳統政治經濟價值觀的維護，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去全球化”傾向。三是在打壓國際競爭對手方面，川普及其主要內閣成員明確將中國認定為美國在經貿、科技與地緣秩序重構中的“系統性對手”，並將打壓策略制度化、多元化，覆蓋高關稅壁壘、技術脫鉤、投資審查、金融限制等多個維度。同時，為改善美國貿易、財政、債務問題，其打壓範圍不僅侷限於對中博弈，也擴展至對盟友與新興經濟體的施壓，意圖建構一個基於雙邊施壓與條件性讓利的新型“美國中心主義”國際秩序。總體而言，川普2.0的政策理念已不再是對以往某一單邊主義時期的簡單復刻，而是一種高度融合、系統進化的戰略拼接體。並較上述任何歷史單一時期都更為激進。其同時具備20年代的孤立主義核心、80年代的全球博弈姿態與70年代的貨幣制度干預意圖，呈現出對單邊主義邏輯的“合成型”承繼。這種政策理念不僅更加系統化與工具化，也在其所面臨的結構性挑戰背景下，顯示出更強的對抗性與內爆風險。川普2.0的政策工具體系：跨時期整合與策略重塑與三個歷史中的單邊主義時期相比，川普2.0政府的政策工具體系不僅高度傳承、整合併深化了關稅壁壘、供給側改革、貨幣干預等傳統手段，更展現出明顯的“跨時期整合”與“制度策略重塑”特徵，其覆蓋範圍更廣、協同性更強、策略性更強，形成了一個圍繞經濟安全、貿易重構與金融主導的系統性單邊主義政策架構，超越了任何一個上述歷史時期。對外打壓工具體系的整合與升級。川普2.0政府所建構的對外打壓機制，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以關稅為主的單點政策，而是覆蓋多層次政策維度、實現多目標耦合，全面性與差異性平行、多種工具相結合的綜合策略體系。其於2025年4月推出的“互惠關稅”政策即為典型代表：一方面復刻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通用關稅”的策略原型；另一方面又針對不同貿易夥伴制定，以差異化的高關稅稅率定向打壓。尤其是，川普2.0特別通過將關稅、投資審查、科技出口管制、港口和航運懲罰性費用等政策聯動實施，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輻射全球的複合型經濟遏制框架。尤其是，川普2.0政府特別針對中國展開了更嚴厲、激進且具有戰略性的打壓遏制政策組合，通過對華商品徵收遠高於其他國家的關稅，推出針對中國船隻的“停船費”措施，加大對中美間的投資審查、實施美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等的聯動打壓措施，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輻射全球的複合型經濟遏制框架，並呈現出明顯的持續拓展、增加相關措施的傾向。更具策略性的是，川普2.0政府逐步建構起一種“打壓—讓利”型雙軌策略，通過在對盟友國家減免關稅的同時施加對華的協同行動壓力，意圖塑造以美國為主導、以中國為靶向的經貿聯盟體系。國內改革政策的結構性融合與功能拓展。在國內政策維度，川普2.0的改革工具不僅延續了20年代與80年代的“供給側三件套”——減稅、去監管、削減財政支出，也進一步將關稅政策、貨幣政策、產業補貼等不同單邊主義時期的“非傳統”工具納入結構性改革框架，從而試圖實現內外政策聯動、財政貨幣耦合的新型調控模式。例如川普2.0試圖將關稅、產業政策等“非傳統”政策納入傳統供給側改革，建構一套潛在的結合國內稅收、關稅、產業政策的稅收轉移機制，以緩解財政壓力同時製造業回流。這種模式在邏輯上形成了“外部施壓—內部減負—產業回流”的閉環調節機制，具有顯著的政策耦合特徵。與此同時，其上任後加大了對聯準會的施壓力度，頻繁要求其下調利率，配合財政刺激以推動需求側復甦。此外，其還大力推動建立加密貨幣戰略儲備體系，意圖通過去中介化重構貨幣主權與政策空間，潛在降低聯準會參與貨幣政策制定的能力和效力。在移民政策上，川普2.0迅速左轉回歸20年代的排他性國家認同模式，通過激進的非法移民遣返計畫，重塑勞動力市場結構，其背後的政策邏輯並非純粹的安全考量，而是旨在壓縮低端勞動力供給，提升中產藍領階層對共和黨的政治忠誠度，從而形成社會政策與選民結構的內循環。國際治理與貨幣主導權的“戰略收縮—聚焦主導”策略重構，川普2.0一方面秉承孤立主義，上任後接連退出《巴黎協定》、世衛組織等國際多邊機制，削減全球治理財政義務；另一方面則聚焦強化制度主導力，呈現擴張主義傾向，威脅奪取加拿大、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等地區或設施，同時也樂於使用極端打壓政策捍衛美元霸權。例如威脅對有“去美元化”趨勢的“金磚”國家徵收100%報復性關稅等。這一策略融合了70年代“貨幣武器化”的政策意圖，與80年代“制度性聯盟建構”的政治訴求，實質上建構了一種“美元主權優先”的全球博弈新框架。綜上，川普2.0的政策工具體系已不再是傳統單邊主義工具的線性延續和承繼，而是在面對更複雜內外部挑戰條件下，通過對不同時期單邊主義的吸收借鑑與整體演進，進行工具類型拓展、工具組合最佳化與目標功能重構，形成了高度策略化的單邊主義進化版本。這一體系既吸收了美國歷史上三大單邊主義階段的核心經驗，又超越了其碎片化、局部化特徵，成為一種更具系統性、協調性、激進性與衝擊力的新型國家戰略實踐。五、川普2.0單邊主義的影響與全球衝擊川普2.0單邊主義政策在結構上延續了美國20世紀三次單邊主義時期的核心邏輯，即通過對外打壓與內部改革的組合手段重塑美國主導地位，其影響亦體現出對內外經濟的典型分化效應，即短期內，如其政策組合可相對有序順暢實施，可一定程度上提振美國經濟，如未能及時平衡政策間的潛在衝突、政策執行不暢，則會形成負面衝擊；中長期內，其政策難以扭轉結構失衡；對全球則多表現為外溢性、破壞性與不確定性的疊加擴散。川普2.0政策短期內或對美國經濟形成提振效應，但成效高度依賴政策協同與執行效率。在川普2.0任期前，美國經濟已處於較穩健區間，運行總體平穩，GDP增速連續兩年穩定在2.8%左右，通膨在2024年下半年降至3%以內，失業率穩定在4%的較低水平。因此，如果川普2.0政府能夠在此基礎上有效協調減稅、產業扶持與去監管等供給側工具，並通過關稅抑制進口替代效應，短期內可推動由國內消費與固定資產投資帶動的供需兩端擴張，促成投資回升與股市上漲，提振經濟與市場信心。但如果政策間缺乏聯動，執行過程中出現衝突——關稅引發廣泛報復，財政壓縮與移民收緊等保守主義政策實施過於激進等——則會對國內農業、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等高度依賴外部市場與低成本勞動力的部門造成結構性衝擊，導致要素配置失衡、市場預期波動與金融資產重估，反而削弱短期政策刺激效果，其外溢影響亦將傳導至整體經濟運行。川普2.0政策中長期難以緩解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反可能加劇財政與金融脆弱性。川普2.0的供給側改革措施呈現了與里根時期類似的政策理念，“重減稅、輕削減支出”，而這會導致財政赤字螺旋式擴張，政府債務問題進一步惡化。據權威機構的保守測算，川普2.0政府提出的為期10年、總額4.5兆美元的減稅方案，將於未來10年額外增加近2.8兆～3.4兆的美元財政赤字，債務GDP比也將繼續上升超10%，削弱美國財政可持續性。若同時繼續干預貨幣政策、削弱聯準會獨立性，則通膨預期上升與財政溢出效應將交織，引發類似70年代的“滯脹”情景。更深層地，政策並未解決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製造業結構外流與收入分配惡化等根本問題，潛在增長能力仍難有效修復。同時，其頻繁干預貨幣政策、削弱聯準會獨立性，則將會引發與尼克松時期類似的“滯脹”情景，使美國融資與償債成本進一步上升，陷入財政赤字、債務交替上升的惡性循環，債務危機風險也將上升。更深層地，政策並不能解決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製造業結構外流與收入分配惡化等根本問題，潛在增長能力仍難有效修復。川普2.0單邊主義政策會對全球經濟金融形成更具結構性、廣泛性與聯動性的衝擊。一是其廣泛且激進的關稅政策將削弱全球貿易體系的穩定性，並誘發更大範圍的保護主義。這也將加速全球貿易格局和產業鏈結構向“陣營化”與“碎片化”重構，造成傳統順差國（發達國家為主）與逆差國（開發中國家為主）陷入通膨與通縮的差異化困境。二是政策帶動全球金融風險重估，資本回流美國、避險情緒上升，將壓縮新興市場融資空間，加劇債務脆弱性，增加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尤其或使部分開發中國家面臨類似80年代拉美國家的金融風險。三是川普2.0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對國際規則的削弱與對同盟關係的挑釁，將使全球治理框架加速解構，國際合作機製麵臨“制度退化”與“交易化替代”的雙重挑戰。儘管可能產生多種負面影響，但川普2.0“美國優先”原則下的單邊主義政策已具有完善的理念支撐和完整的政策框架體系，將使其較低機率整體調整政策戰略方向與體系。川普2.0單邊主義政策及其影響的持續，也將對世界經濟和國際秩序的可持續運行與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綜上所述，從政策理唸到政策工具，川普2.0對美國百年單邊主義戰略進行了全面承繼與系統激化。其單邊主義政策呈現三重特徵：一是在政策目標上繼續強調美國絕對利益優先，在政策工具上更具選擇性與穿透力；二是全球影響機制從以往的局部擾動演變為系統性衝擊，波及貿易、投資、匯率、治理機制等多個層面；三是其對既有國際秩序的衝擊不再是“暫時失調”，而是一種強化版本下的有組織、有策略的持續重塑行為。在當下美國內、外政治經濟結構張力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川普2.0的單邊主義路徑可能引發深層的全球結構再平衡，其最終成效不僅取決於政策執行能力，也將取決於外部世界的適應、反制與制度性應對能力。 (財經ThinkTank)

川普2.0時代的到來，令人目不暇接。從大幅壓縮公務員規模，到亟欲從烏克蘭抽身，從關稅戰的大打出手，到對傳統盟友歐洲的背刺……短短一百多天，川普新政攪亂了美國，攪亂了世界。如何認識川普2.0時代的執政規律，在其近乎隨心所欲的行為模式背後究竟有那些不變的東西起著支配性作用？川普2.0時代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如何？世界將為此發生那些改變？這些問題，對於充滿焦慮的各國人民而言，都是亟待找到答案的緊迫問題。從2016年川普第一輪上台執政，到2024年川普2.0時代開啟，我們都可以清晰感受到他的執政基礎是美國社會廣大的失落人群，以及由這些失落人群推動的新右翼保守主義社會思潮。川普並非從天而降，也非隨心所欲，他是這股強大思潮的產物，是結果而非原因。認識川普，必須從其社會基礎和社會思潮入手，才能找到其行為邏輯的內在依據。這股在西方社會普遍蔓延的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與傳統的美國新保守主義不同，它以鮮明的反自由主義為標誌，其表象特徵為反對移民、反對性別相對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其內在特質則體現為反全球化、反民主、反建制。它不再追求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普世性，不相信自由主義烏托邦的許諾，進而退守到美國本土，以美國第一為追求，同時，其行為的價值觀基礎，則普遍回歸基督教傳統，尤其回歸白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傳統。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的全面興起，源於自由資本主義的氾濫，在冷戰結束後的30年裡，自由主義思潮下的資本全球擴張無遠弗屆，個人主義價值觀全面氾濫，美國的資產階級貪婪無度，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社會道德滑坡，共同體被瓦解。此刻的社會亟須與市場力量相對抗的社會保護運動，新右翼保守主義就是這種社會自我保護的徵候。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存在著周期性的擴張和收縮的運動規律，由於生產的過剩，過度積累普遍發生，由此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資本主義的內在平衡被打破。這種周期性運動在民族國家邊界被不斷穿透的全球化時代，則表現為不平衡快速擴展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個角落，進而推動新興強國不斷崛起，傳統強國不斷衰落。而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正是傳統資本主義強國衰落的典型特徵。新右翼保守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下降周期的社會思潮，其發生發展都有著一定的規律。第一，它具有世界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擴張的產物，它的發生一定是世界範圍的；第二，它具有長期性，自由資本主義導致的貧富分化、共同體瓦解現像一日不解決，新右翼保守主義的思潮就一日會存在，它的規模和影響的大小，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治理弊端恰成反比；第三，它具有本土特徵，新右翼保守主義會與不同國家的歷史和國情相結合，呈現出具備不同特色的右翼保守主義；第四，它具有時代特點，比如今日歐洲的新右翼，就不能公開反對民主制度，因為西式民主制已成為政治正確，否認它將付出極大代價。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具有長期性，川普時代僅僅是它的開端，因此分析它與世界和中國的關係，就顯得極為迫切和必要。面對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世界格局將會劇烈重組，混亂將會是常態。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是反自由主義的，戰後70多年形成的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同盟會發生分裂，西方世界的敵我友關係會改變。由於美國實行戰略收縮，將包袱甩給歐洲，美國的傳統盟國會尋求戰略自主，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西方的一些中等強國會重組新的聯合陣線，並由此引發歐洲力量關係的重新調整。與此同時，世界的新右翼保守主義會尋求建立右翼價值觀聯盟，尤其美國與歐洲的新右翼，會迅速建立精神與物質上的深度聯絡。在此情形下，南方國家則處於被新右翼美國邊緣化的狀態，他們的發展訴求和安全訴求，將不再被美國重視，殘酷的現實會逼使原先追隨西方和美國的某些南方國家尋找新的出路。更為重要的是，在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席捲全球之際，冷戰結束以來通行於世界的規則體系將被打破（甚至打碎），原有的世界規則會普遍失靈，而新的規則體系卻難以建立起來，因為世人面對的是“美國第一”的狹隘民族主義，類似WTO、WHO等國際組織的效能將大幅下降。新右翼保守主義裹挾下的西方國家，由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佔據主流，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極易發生衝突，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矛盾衝突引發戰爭將不難想像。對於中國而言，新右翼保守主義也將帶來極大挑戰，並隱含著許多新的機遇。首先，在新右翼保守主義思潮衝擊下，中國的敵我友關係也會發生深刻調整，在美國川普政府仍然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格局下， 由於美國社會思潮的右傾，原來以價值觀作為外交第一原則的歐盟，會在自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拉開與美國的距離，重新調整與中國的關係，而日本、韓國等美國的亞洲盟友，也會因為美國以狹隘民族利益為核心追求，進而調整彼此之間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其次，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鬥爭側重將發生重大變化。從以往面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為主的意識形態鬥爭，轉向與“美國第一”為特徵的國家利益的鬥爭。由於新右翼保守主義的反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自我保護的排外特徵，它不再具備類似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價值，從而大幅度喪失對人類社會的號召力，也因此，它將導致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國際政治鬥爭主要矛盾的轉換，從價值觀鬥爭為主轉向國家利益為主的鬥爭。再次，由於美國新右翼保守主義普遍性的喪失，而人類社會在大亂之世愈發渴求新的普世性價值，因此，中國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就是對人類社會這種渴求的深切回應。自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行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中國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提出了足可替代腐朽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嶄新價值觀，為人類社會找到了新的方向。當今天美國新右翼保守主義普遍氾濫之際，中國應更加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並對其深層的理論內涵進行政治經濟學及哲學的闡釋，使之體系化、學理化，以在大亂之世號召世界、拯救人心。最後，在新的敵我友關係劇烈變動之際，中國仍應堅持以全球南方作為主要的戰略方向，團結多數南方國家，形成新時代的統一戰線。這其中道理並不複雜，美國雖然戰略收縮，將資源力量集中於美洲和國內，但其與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卻是結構性的，美國統治階級不會放棄遏制中國的圖謀，歐盟則會因價值觀問題左右搖擺，而唯有全球南方，尤其是那些渴求多極化世界、尋求擺脫美國單極世界的南方國家，應該是中國新型國際體系建構的主要朋友。與毛澤東時代三個世界戰略的不同之處，在於今天中國的全球南方戰略，不僅是在美蘇爭霸之際開拓廣大的中間地帶，而且是要帶領全球南方國家，為創造一個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而努力。川普2.0時代來臨，意味著一個大亂世道的開啟，今後的混亂只會愈演愈烈，並會不斷超出我們的想像，為此，人們必須做好準備。 (文化縱橫)

川普內閣成員包括兩位華爾街金融家、幾位前執行長、電視主持人，只有一位是職業政治人物。即便不算總統本人，這位內閣成員的身家總和也已創下歷史紀錄。圖中內閣成員依總統繼任順序排列。圖片來源：HEADER ILLUSTRATION BY YUNJIA YUAN FOR FORBES; PHOTOS: GETTY IMAGES (6); WHITE HOUSE (11); BACKGROUND: ISTOCK/GETTY IMAGES2024年10月，距離大選僅剩幾週，唐納德·川普在底特律郊外的一場市民大會上落座。坐在他右側的億萬富豪、過渡委員會主席霍華德·盧特尼克探身發言，闡述了川普重返白宮後打算任用什麼樣的人。「全美國最優秀的商界領袖、最傑出的政治家都願意為國效力。他們會忠於川普，對他忠心耿耿，執行他的政策，這一屆將會是你們見過的最非凡的政府。”這屆政府的確非同尋常。那些敢於忤逆他的重量級人物早已不見蹤影。如今，從華爾街到福斯新聞攝影棚，川普最熱情的支持者們都在他的身邊謀得了差事。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腰纏萬貫。這位億萬富豪總統組成了美國史上最富有的內閣：根據《富比士》估算，即便不算川普本人的55億美元，他的高級顧問們的身家總和也達到75億美元，是2019年川普內閣成員32億美元總身家的兩倍有餘。 （相較之下，2021年拜登的內閣成員多為普通人，總財富僅勉強達到1.1億美元。）川普內閣成員的巨額財富主要來自兩人：現任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教育部長琳達·麥克曼，兩人均為億萬富豪。三位60多歲的男性——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內政部長道格·伯古姆和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每人的財富至少達到1億美元。此外還有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不過他基本上已與自己的富裕家族漸行漸遠），以及一些企業家和商人，比如勞工部長洛麗·查韋斯-德雷默，她與醫生丈夫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共同創辦了一家麻醉診所。唯一的職業政治人物是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他是內閣中11位百萬富翁之一。當然，整個班底中沒有任何人的財力比得上他們所效力的那位人士──川普是美國史上唯一一位億萬富豪總統。以下內閣成員依身家由高到低排列。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年齡：79歲 | 總統 | 身家：55億美元在卸任後的幾年裡，川普一直在琢磨如何靠政治獲利。2021年，他創辦了川普媒體與科技集團（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隔年又推出了社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他持有這家上市公司約40%的股份，這也是他最有價值的資產，價值20億美元。川普重返白宮後，該公司的核心業務發生了轉變，從社群媒體轉向加密貨幣。儘管公司已累積數億美元虧損，但支援「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投資者似乎並不在意，他們紛紛買入其股票，也讓川普的身家愈發豐厚。這位總統還有其他加密貨幣投資項目。他在1月就職前幾天推出了一款迷因幣，根據《富比士》估算，此舉使其流動資金增加逾1億美元。此後他又以一個名為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的專案增添數億美元資產，該平台近期也推出了穩定幣，即錨釘美元的加密貨幣。7月，川普簽署了《天才法案》（ GENIUS Act），為穩定幣提供了清晰的監管框架——對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加密貨幣企業家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年齡：64歲 | 商務部長 | 身家：33億美元川普的這位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最初在華爾街嶄露頭角，30歲那年便接手Cantor Fitzgerald的日常營運。2001年9月11日，該公司在世界貿易中心的恐襲事件中失去了600多名員工，盧特尼克的弟弟也在其中，他也因此進入公眾視野。那天盧特尼克正好送兒子去幼稚園，躲過一劫。之後，他重建了Cantor Fitzgerald，並使這家以國債業務為根基的公司轉向房地產和加密貨幣領域。在累積財富的過程中，他也樹敵不少。一名前員工曾如此評價道，「整個公司所做的事情就是坑人，上上下下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壓榨別人。」盧特尼克的兩個兒子現已年過二十，都在協助管理Cantor公司。琳達·麥克曼（Linda McMahon）年齡：76歲 | 教育部長 | 身家：33億美元麥克曼和現已分居的丈夫文斯在1982年買下了文斯父親的摔角公司，並將其發展成如今的全球娛樂巨頭——世界摔角娛樂（WWE）。1993年至2009年期間，琳達先後擔任公司總裁和執行長。根據《富比士》估算，他們目前仍持有WWE母公司TKO集團約640萬股股票——以8月12日收盤價計算，價值近12億美元——此外還累積了大量現金和其他流動性投資。在兩次競選康乃狄克州參議員失利後，麥克曼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內擔任小型企業管理局（SBA）局長。史考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年齡：62歲 | 財政部長 | 身家：6億美元貝森特的職業生涯圍繞著宏觀層面的投資押注展開，涉及通貨膨脹、貨幣估值和經濟成長等領域。他曾為共和黨眼中的「心腹大患」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效力，一路晉升至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資官，職業生涯中的多數成就也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然而，他自己的對沖基金Key Square卻未能持續實現收益。過去這些年，他在房地產市場頻繁買賣，較近的收購包括2022年在北卡羅來納州卡希爾斯購買的一棟價值425萬美元的住宅，以及今年1月在華盛頓特區買下的一處價值1250萬美元的莊園。道格·伯古姆（Doug Burgum）年齡：69歲 | 內政部長 | 身家：1億美元以上伯古姆曾擔任北達科他州州長。2001年，科技巨頭微軟收購了他擔任執行長的商業軟體公司Great Plains Software，他因此獲得了價值約1億美元的微軟股票。今年加入聯邦政府時，他賣出了他持有的最後一批微軟股票。如今，伯古姆在全美擁有多處房產和農田，也持有北達科他州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以及一家名為Arthur Ventures的創投公司，主要投資美國和加拿大的商業軟體新創公司。他很可能已將部分財富轉移至為繼承人設立的信託基金。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年齡：60歲 | 能源部長 | 身家：1億美元這位能源部長的財富來自多家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其中最知名的是他在2011年創立的水力壓裂公司Liberty Energy。為擔任能源部長，他不得不拋售了價值超4000萬美元的該公司股份，以及近600萬美元的其他能源類股票，不過這也為他帶來了充裕的現金。他如今最值錢的資產是一處9,500平方英呎的莊園，位於高級私人滑雪勝地黃石俱樂部，估值3,800萬美元（扣除債務後約3,100萬美元）。賴特在丹佛地區也有幾處房產，扣除債務前總價值450萬美元左右。洛麗·查韋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年齡：57歲 | 勞工部長 | 身家：3,500萬美元查維斯-德雷默是卡車司機的女兒，支援偏向工會的立法，初看之下在川普政府中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不過，她透過多項創業計畫累積了可觀的財富，在富有的內閣同儕中並不顯得突兀。她曾擔任俄勒岡州國會議員，2005年和醫生丈夫肖恩·德雷默（Shawn DeRemer）在波特蘭共同創辦了一家麻醉醫療機構。德雷默向《富比士》透露，該診所目前已服務超8萬名患者，年利潤達600萬美元。夫婦倆持有50%的股份，價值可能超過2000萬美元，而且他們正在計劃上市。此外，他們還在波特蘭地區聯合創辦了其他診所，其中一家提供肉毒素注射、豐唇等美容治療，另一家為有心理健康問題的患者提供包括氯胺酮在內的藥物管理服務。夫妻倆在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郊擁有一套住宅，扣除140萬美元債務前估值約310萬美元。布魯克羅林斯​（Brooke Rollins）年齡：53歲 | 農業部長 | 身家：1500萬美元羅林斯在川普第一任期內擔任過一個不太起眼的政策類職位，後於2021年與麥克曼、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共同創辦了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 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並擔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三年間每年的薪水約為50萬美元。她的丈夫馬克·羅林斯（Mark Rollins）是Hillwood Energy和HKN Energy的總裁，這兩家油氣公司為小羅斯·佩羅（Ross Perot Jr.）所有，其父老佩羅在20世紀90年代曾兩次競選總統。羅林斯和丈夫在德州擁有一棟住宅，扣除債務前價值約270萬美元。她還與另一個家庭在德州合買了一棟湖邊小屋，價值約80萬美元。小羅伯特·F·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年齡：71歲 |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 | 身家：1500萬美元身為博比·甘迺迪的11名子女之一，小羅伯特·甘迺迪並未繼承多少家族財富。不過，他仍擁有一些「老錢」資產，包括在芝加哥市中心大型開發案狼角的股份，價值100萬美元，計畫所在的土地是其祖父喬在20世紀40年代購置的。這位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還持有約160萬美元的位元幣。他的妻子是演員謝麗爾·海因斯（Cheryl Hines），因出演HBO劇集《消消氣》（Curb Your Enthusiasm）而為人所知，退休帳戶金額超75萬美元。這對夫婦在洛杉磯、麻薩諸塞州擁有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住宅，今年4月又在華盛頓特區購置了一棟價值440萬美元的聯排別墅。JD·萬斯（JD Vance）年齡：41歲 | 副總統 | 身家：1200萬美元川普政府的二號人物出身銹帶，困苦中一路打拚，終於躋身美國社會頂層。他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並先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耶魯法學院獲得學位。他將自己從赤貧到富裕的經歷撰寫成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一躍成為全國知名人物，據稱這本書銷量超過300萬冊。2019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創投公司Narya，不久便還清了學生貸款；2023年進入參議院後，他出售了所持有的該公司股份，獲利超過100萬美元。今年，萬斯搬進副總統官邸，3月透過出售維吉尼亞州一處房產賺得190萬美元，房產也從三處縮減至兩處。帕姆·邦迪（Pam Bondi）年齡：59歲 | 司法部長 | 身家：500萬美元邦迪的父母都是公務員，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只有2019年至2024年這6年不在政府任職。這段「下海」經歷讓她獲利頗豐，期間身家成長兩倍多。她先投身遊說行當，代表過通用汽車、亞馬遜等大公司，甚至卡達酋長國。她也曾在農業部長布魯克·羅林斯主導的一個MAGA智庫任職。此外，她也為川普的社群媒體公司提供諮詢服務，由此獲得了股份和認股權證，今年4月售出後獲利超過125萬美元。手頭寬裕後，她和身為房地產投資者的丈夫從2021年開始，對他們在坦帕市那棟百年住宅進行拆除和重建，其估值至少升至200萬美元。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年齡：53歲 | 國土安全部長 | 身家：500萬美元這位南達科他州前州長在家庭農場長大，財富主要來自從事私營行業的丈夫拜倫·諾姆。諾姆擁有保險公司NoemInsurance，總部位於北達科他州布萊恩特鎮區（人口471人），業務涵蓋房屋、農業設備、農作物及其他生意門類的保險。他在2010年從南達科他州一家銀行買下了這家公司，過去兩年透過該公司獲得的薪資和利潤達110萬美元。2021年，他還在南達科他州皮爾市沃爾瑪附近購置了一塊地，與商業夥伴在那裡建了一家洗車行，扣除債務後，他在這項業務的股份估值約為30萬美元。肖恩·達菲（Sean Duffy）年齡：53歲 | 交通部長 | 身家：500萬美元達菲一生扮演過許多角色，曾是MTV真人秀《真實世界》（ TheReal World）的參賽者、職業伐木工人，之後擔任過威斯康辛州地方檢察官，最終成為國會議員和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如今，他執掌交通部，同時兼任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臨時局長。達菲的資產組合幾乎和他的職業生涯一樣豐富，其中包括價值超過10萬美元的金銀幣和金銀條，還有價值高達100萬美元的位元幣。他擁有三處房產：新澤西州一棟扣除債務前價值270萬美元的豪宅、今年2月在華盛頓特區以約210萬美元購入的聯排別墅，以及威斯康辛州一棟扣除債務前價值75萬美元的小木屋。他在國會和威斯康辛州地方檢察官任上獲得的退休金目前總計25萬美元。史考特·特納（Scott Turner）年齡：53歲 | 住房及城市發展部長 | 身家：400萬美元特納曾是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角衛，在德州眾議院任職四年後，在川普第一任期負責領導白宮機遇與振興委員會，之後被選入川普內閣。他的NFL職業生涯為他帶來了可觀的回報：他的退休球員退休金價值超60萬美元，在球員年金計劃中的個人權益價值則在50萬至100萬美元之間。這位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在德州還有一處住宅，扣除債務前估值約170萬美元。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年齡：45歲 | 國防部長 | 身家：300萬美元赫格塞斯曾在川普最愛的節目之一《福斯與朋友》（Foxand Friends）週末版擔任聯合主持人，離開福斯新聞後，薪水一下驟降約90%。儘管他在福克斯新聞年薪超過200萬美元，但由於在田納西州以高槓桿購買了一棟豪宅，再加上兩次離婚帶來的開銷，赫格塞斯其實並沒那麼富有。《富比士》估算，他目前的財富中，約三分之二其實是來自身為福斯新聞資深製片人兼高層的妻子。馬爾科·盧比歐（Marco Rubio）年齡：54歲 | 國務卿 | 身家：150萬美元盧比歐是古巴移民的兒子，2016年競選總統時是共和黨候選人中最窮的一個，川普揪住這一點，挖苦他的財務狀況「一塌糊塗」。如今，這位前佛羅裡達州眾議院議長、前參議員從該州的房地產繁榮中受益，成為了百萬富翁。他2021年買下的西邁阿密住宅價值已大致翻倍，估計為他帶來超100萬美元的房產淨值。不過，盧比歐手頭現金不多，大部分積蓄都存放在退休帳戶和退休金裡，再過八年才能取用。道格‧柯林斯（Doug Collins）年齡：58歲 | 退伍軍人事務部長 | 身家：100萬美元柯林斯幾乎半輩子都在美國空軍預備役擔任隨軍牧師。他的軍職和國會議員退休金目前總計35萬美元，今年6月以71萬美元賣掉佛羅裡達州的一套公寓後，又獲得了約20萬美元現金。這位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在喬治亞州拉尼爾湖畔擁有一處住宅，扣除債務前價值約170萬美元。他還欠著幾筆信用貸款，總額最高可達80萬美元。本文作者之一Lily Ogburn為富比士撰稿人，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Dan Alexander和Chase Peterson-Withorn補充報導。 （福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