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華爾街,一半空無一人:起底印度版“金融城”的千億豪賭與魔幻現實

眾所周知,最近美印的關係不怎麼好,

Bloomberg也都開始蛐蛐印度的金融中心了。

圖片 | 來自網路

文章中說到,

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炎熱平原上,一片由沼澤地改造而成的土地,數十座玻璃幕牆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千億盧比的投資,擁有頂尖硬體,與人們印象中混亂、嘈雜的印度大城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且,憑藉著“零稅天堂”般的政策與單一高效的監管機構,這裡吸引了匯豐、渣打等一眾全球金融巨頭。銀行資產在短短兩年內,從400多億美元奇蹟般地飆升至900億美元。

這裡,就是莫迪總理夢想中“新印度”的金融心臟——

GIFT City(Gujarat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City),

承載著印度成為全球金融新樞紐的宏偉雄心。

然而,每當夜幕降臨,當日光褪去,

這片金融熱土的B面便悄然顯現——

28000名在此工作的金融精英,如同退潮的海水,迅速消失,留下一座巨大、精緻卻近乎空無一人的“智慧城市”

規劃中的7500套住宅僅完成了不到五分之一,常住人口不足2000。夜幕下的GIFT City,餐廳寥寥,娛樂幾乎為零

一個由集裝箱改造的“華爾街咖啡館”,環境非常一般

孤獨地支撐著這裡殘存的社交想像

其實,GIFT City現今的處境,

也是向全球所有新興經濟體提出了一個靈魂拷問:

從零開始,建造一座世界級的金融中心,究竟有多難?

在砸下重金鋪設的完美硬體之上,一個城市的“靈魂”又該如何安放?

01 沼澤地上的黃金夢

GIFT City的誕生,源於莫迪的“我有一個夢想”。

2007年,時任古吉拉特邦(Gujarat)首席部長的他,目睹著印度大量的資本與金融交易,繞過本土,流向新加坡、迪拜甚至模里西斯這些離岸中心,心中滿是不甘。

他設想,

為何不能在印度的土地上,親自打造一個“境內離岸”的金融特區,用自己的規則,將流失的財富與機會重新奪回來?

這個在當時聽起來頗具狂想色彩的計畫,

後來被堅定地付諸實踐。

選址,自然就在起家的地方。

目標是,在一張白紙上,憑空造出一個金融烏托邦。

這個“烏托邦金融城”總面積為886英畝,力圖做到商業、居住、社交休閒、開放綠地等的平衡,其核心理念,是打造印度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15分鐘步行城市”,讓工作與生活在最短的物理距離內和諧共存。

城市的“硬體”配置,瞄準的是全球最高標準——

所有水電、通訊管線全部深埋於地下綜合管廊,徹底告別“馬路拉鏈”的尷尬。先進的氣動管道系統,能將垃圾從各個樓宇瞬間“吸”至中央處理廠,讓城市表面保持絕對潔淨。

此外,GIFT City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特權。

入駐的金融機構,可以享受長達十年的稅收假期,股息稅、資本利得稅被大幅減免甚至豁免,吸引了無數飛機租賃、基金管理這類對稅收極為敏感的行業公司。

更具革命性的是,印度在這裡打造了一個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管理局(IFSCA),它是唯一的“超級管理員”,提供單一窗口服務,將審批流程壓縮到極致。

同時,嚴格的外匯管制被撕開一道口子,允許美元等外幣自由交易,為國際資本的進出掃清了障礙。

截至2025年,GIFT City已經吸引了超過550家實體入駐,承諾投資總額超過200億美元,創造了超過2萬個高薪就業崗位。摩根大通、德意志銀行等巨頭紛紛設立其國際銀行部門(IBU),盛讚這裡的監管效率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從紙面上看,莫迪的“黃金夢”正變為現實。

GIFT City也擁有了成為一個頂級金融中心的所有要素:

一流的硬體、優惠的政策、以及全球巨頭的背書。

然而,一個城市,

遠不止是寫字樓、稅率和資產負債表的總和。

當人性的、柔軟的、日常的需求浮出水面時,這個完美劇本的裂痕,也開始顯現。

02 黃昏後的空城計

GIFT City的割裂感,在每天下午6點準時上演。

當最後一縷陽光從玻璃幕牆上滑落,成千上萬的銀行家、律師、程式設計師,坐上各自的汽車,匯入平坦寬闊的六車道高速公路,奔向25公里外的艾哈邁達巴德或甘地訥格爾。

那裡,有他們真正的“家”。

GIFT City的“軟體”系統,出現了嚴重的Bug

夜晚的GIFT city,的確沒有啥人氣

這個Bug,就是“生活”二字的缺失。

首先,這裡是社交與餐飲的荒漠。

一位律所合夥人Ketaki Mehta雖然享受著短暫通勤的便利,但整個城市幾乎找不到一家像樣的餐廳、酒吧或購物中心。

她坦言,這裡“迫切需要更多的娛樂選擇”

對於那些習慣了在孟買、倫敦或香港的精緻餐廳裡進行商務晚宴,或是在格調酒吧裡放鬆身心的金融精英而言,

GIFT City的夜晚枯燥得令人窒息。

而且,古吉拉特邦是印度的“禁酒邦”,

這源於對聖雄甘地精神的尊崇。

但是為了吸引國際人才,GIFT City被特批了一個“飲酒許可”的口子。但是呢,這個口子開得極其擰巴——

根據《印度時報》的報導,截至2024年6月,在數萬名從業者中,僅有區區750人成功申請到了“飲酒許可證”。申請過程繁瑣,且只有常駐員工才有資格。商務訪客如果想在晚宴上喝一杯,必須由持證人陪同,並且需要登記護照等敏感的身份資訊。

基金經理Sachin Sawrikar曾想為同事和客戶舉辦一個25人的派對,結果發現,他的賓客中只有6位擁有飲酒許可。

“社交基礎設施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他無奈地表示,“它是工作之餘放鬆和娛樂的關鍵,是留住人才的粘合劑。沒有這些,長期的成功是很難想像的。”

最終,所有問題都指向了居住與家庭的缺位。

GIFT City雖然規劃了大量住宅,但建設進度緩慢,且價格不菲。一套三居室公寓售價約20萬美元,在當地足以購買一套郊區的大平層。更致命的是,與之配套的優質學校、全科醫院、大型商場嚴重不足。目前,城內僅有一所學校和一家即將完工的醫院

對於那些需要優先考慮子女教育、家庭醫療和日常消費的精英階層來說,將家安在一個生活配套極度匱乏的“工作園區”裡,顯然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比如,Axis銀行分行負責人Vivek Srivastava就寧願每天花費一個多小時通勤,因為在衛星城Shantigram,他才能找到工作與兒子學業的平衡。

於是,一個詭異的循環就此形成:

因為缺乏生活配套,所以吸引不了人常住;因為常住人口稀少,所以商家沒有意願入駐;因為商家不入駐,所以生活配套更加匱乏。

最終,GIFT City,

便成了一個只有工作、沒有生活的“日拋型”城市。

03 造城的“靈魂”

GIFT City的困境並非孤例。

它幾乎隱射出所有“規劃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的挑戰,即

“硬體”與“軟體”的脫節,物理空間與人文生態的錯位。

比如,韓國的松島國際商務區。

這個曾耗資400億美元打造的“智慧城市”典範,同樣擁有令人驚嘆的未來派基礎設施:氣動垃圾處理、無處不在的感測器、超過40%的綠地覆蓋率。然而,多年過去,松島依然被外界批評為一座“孤獨的城市”。

儘管技術先進,規劃完美,卻始終缺乏真正的社區活力和人間煙火,住宅空置率居高不下,成了“聰明但沒有靈魂”的代名詞。

究其原因,是它們似乎都陷入了同一種“規劃者的傲慢”

過於迷信技術和藍圖的力量,而忽視了城市的有機生長規律。

城市,歸根結底不是一個可以被精確設計的精密機器,而是一個在混亂、自發和互動中緩慢演進的複雜生態系統。它需要時間去發酵,需要人群去填充,需要文化去沉澱,最終才能生長出自己獨特的、不可複製的“靈魂”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成功的金融中心,

比如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和新加坡。

它們的成功,提供了一份截然不同的 playbook。

迪拜DIFC的崛起,一方面是因為“零稅”和高效監管,然而更在於它將自身無縫地嵌入了迪拜這座城市早已建構好的奢華生活方式之中——

金融中心周邊,遍佈著世界頂級的酒店、米其林餐廳、前衛的藝術館和奢侈品購物中心。金融精英在這裡,不僅能找到最高效的工作平台,更能享受到最極致的消費與娛樂體驗。

工作與生活,被完美地銜接起來。

而新加坡的段位則更高。

它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從來不只是某個單一的金融區,而是整個國家所代表的一種高品質的、可預期的整體生活方式。

它是一個多元文化交融、社會秩序井然、教育醫療資源頂尖、美食遍地、綠意盎然的全球都會。

人們選擇新加坡,是選擇一種生活,而不僅僅是一份工作。

這份對比,讓GIFT City的短板暴露無遺。

它的核心癥結在於,試圖在一個相對保守、封閉的文化母體(古吉拉特邦)內部,強行嫁接一個需要極度開放、自由和國際化的金融生態,從而導致了文化與政策上的內在衝突。

更重要的是,項目的規劃者似乎對“人”的需求產生了誤判。

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提供了足夠誘人的工作崗位和稅收優惠,高端人才就會像逐水的草木一樣,自動湧入並紮根。

但他們低估了,在物質生活日益豐裕的今天,現代知識工作者對於生活品質、社區歸屬感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強烈渴望。

有人說,

GIFT City是“一個建在錯誤地方的正確金融中心”:

即便它的“硬體”再完美,也難以對抗周邊“軟體”環境的貧瘠,以及印度根深蒂固的“軟性壁壘”。

04 十字路口

GIFT City如今正站在一個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

金融資產的快速增長,證明了其商業模式在邏輯上的成功;而“鬼城”的現實,則為它的未來敲響了警鐘。

如果無法解決“靈魂”缺位的問題,它最終的結局,可能只是淪為一個高效但空洞的“資料交換中心”,而非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充滿活力的“世界金融中心”。

自救之路已經開啟:

規劃中的中央公園、圓形劇場、更多的國際學校以及風光旖旎的濱河長廊,建設正在加速。這些舉措,無疑是正確的,旨在為這座鋼筋水泥的森林注入更多“人氣”和“煙火氣”。

然而,真正的救贖,或許需要更深層次、更具勇氣的變革。比如,

能否在GFE City這個特區之內,推行更加徹底的、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社會管理政策?

能否將發展重心,從單純的“招商引資”,戰略性地轉向“社區營造”,不計成本地先引進和補貼高品質的教育、醫療、餐飲和文化機構?

能否盡快打通與母城艾哈邁達巴德的地鐵連接,讓雙城生活變得更加無縫,通過母城的人氣來反哺這座新城?

GIFT City的故事,

對於同樣處在高速城市化和產業升級處理程序中的中國,無疑是一面極具價值的鏡子。

城市化處理程序中,各大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科技新城”、“金融島”,

我們同樣面臨著如何平衡“產”與“城”、“硬體”與“靈魂”的永恆課題。

摩天大樓可以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但信任、活力、文化氛圍和社區歸屬感,這些構成城市靈魂的核心要素,卻需要用漫長的歲月和巨大的耐心去慢慢培育。

在追求GDP增長和天際線高度之外,我們必須更加關注那些構成城市生活肌理的微小細節:街角一家能讓人坐一下午的咖啡館、鄰里之間可以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間、公園裡一場自發的音樂會……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