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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丨哈佛大學教師稱學生逃課仍能取得高分
一份報告顯示，許多哈佛學生不完成閱讀任務，課堂上也不願發言。如今，教授們正試圖改變這種他們認為“不利於學業提升、壓制言論表達”的校園文化。
哈佛大學是全球最難申請的院校之一，每年約97%的申請者會被拒之門外。
但據“課堂社會契約委員會”（由7名教職人員組成）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學生一旦入學，許多人便開始逃課、不完成閱讀作業。該報告聚焦哈佛課堂文化，自今年1月發佈以來，引發了廣泛爭議。
報告還指出，即便學生來上課，注意力也多集中在電子裝置上，且不願主動發言。有時是因為擔心自己的觀點會引發他人反對，但更多時候，是因為他們並未充分完成閱讀作業，無法提出有價值的見解。
報告結論稱，“氾濫的分數膨脹”讓學生即便如此敷衍，仍能輕鬆結業。
這意味著，許多學生畢業時，既未充分受益於與師生的深度交流，也始終困在“思想泡沫”中——不願或無法接納具有挑戰性的觀點。
保守派批評人士長期認為，哈佛及其他精英院校任由“自由派傾向”主導校園，實則壓制了言論自由。近幾個月，這類擔憂促使共和黨推動高校改革。但早在川普就職前，哈佛該委員會的報告就似乎已認可這種批評並非毫無根據。
報告稱：“無論是在哈佛，還是在全美範圍內，‘人們能否在無需擔心社交或制度性制裁的情況下表達政治觀點’這一問題，都備受關注。”
報告還補充道，學生逃課，“就錯過了傾聽持不同觀點同學發聲的機會”。
哈佛醫學預科大三學生奧莫塞費·諾魯瓦認為，該教職委員會的觀點有一定道理。她提到，錄播課程讓“逃課”變得更輕鬆：“如果不用上課也能拿高分，他們就不會去教室了。”
她曾選修一門探討“內戰是否仍在持續”的課程，認為課上討論“富有洞察力”。但課堂之外的氛圍則完全不同：“我大一、大二時，校園政治氛圍非常濃厚。哈佛的自由派觀點佔絕對主導，像我這樣兼具自由派和保守派觀點的人，會感到很不自在。”
不過她補充說，今年的氛圍“稍微緩和了一些”。
重塑校園心態
《經濟學原理》（即哈佛“經濟學10號課”）是該校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本學期該課程有761名學生註冊，上課地點是一座具有歷史感的木質鑲板劇場。授課教授戴著棒球帽，在講台上來回踱步，宛如演繹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員。
走進劇場，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正廳前區的座位，上面用粗體字標註著“無裝置區”（DEVICE FREE SECTION）——但這些座位大多空著。
戴棒球帽的經濟學教授戴維·萊布森是哈佛該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他表示，其中一些問題至少從他20世紀80年代就讀哈佛時就已存在。“拖延和日程過滿，在我記憶所及的歲月裡，一直是哈佛（我認為也包括大多數學校）學習生活的典型特徵。”
他認為，現在是時候做出改變了：“你們應該清楚，低頭看手機時，根本無法真正理解我想傳達的內容。”
哈佛文理學院院長霍皮·霍克斯特拉表示，該委員會的報告揭示了“關於我們學習文化的一些殘酷真相”。
對此，哈佛大學及校內教授正試圖在今年秋季學期改變本科生的學習體驗，讓學生變得“思想更開放、學術參與度更高”。
一些教師開始點名考勤；學校鼓勵學生用手寫方式記筆記，而非使用手機或筆記型電腦，以避免電子裝置帶來的干擾；為幫助學生剋服“不敢發言”的顧慮，教授們還制定了“禁止外傳課堂發言內容”的規則。
哈佛甚至在學生入學前就對其“思想開放性”進行考察：2024年，學校在本科申請中新增了一道作文題，要求申請者用150詞描述一次“與他人產生強烈分歧”的經歷。
“課堂社會契約委員會”於2024年2月啟動相關工作。當時，哈佛及美國多所大學正因加薩戰爭爆發了分歧嚴重、有時甚至演變為肢體衝突的抗議活動。該委員會的使命是“尋找促進更多對話的方法”，並解答“哈佛教育的目的是什麼”這一核心問題。
萊布森博士表示，學生逃課，就失去了“學習如何接納挑戰性觀點”的機會。即便學生到場，“他們也常常假裝完成了閱讀作業，導致課堂討論的成效遠低於應有的水平。這是對所有人時間的浪費，而且往往只有一名學生在主導整個課堂討論。”
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課堂本應是“自由交流思想的場所”。然而在2024年春季，僅有三分之一的哈佛大四學生表示，自己“在表達對爭議話題的個人感受和觀點時完全沒有顧慮”，這一比例較前一年的46%有所下降。
報告稱，學生不願發言，一方面是擔心“被社交排斥”，另一方面是害怕“自己的言論聽起來很愚蠢”。他們認為，要想取得好成績，就必須讓自己的觀點與教授保持一致；選擇課程時，首要考慮的是“能否輕鬆拿高分”，而非出於求知慾。
或許，他們的“敷衍”也情有可原。哈佛本科教育學院院長阿曼達·克萊博指出，“分數膨脹”在疫情前就已成為嚴重問題，如今更是愈演愈烈。她說，2015年，哈佛約40%的課程成績為A；而現在，這一比例已升至約60%，其中半數增長髮生在遠端教學期間。
克萊博博士表示：“學生非常擔心自己的未來，教職人員對此表示理解，因此會努力降低課程壓力。”報告還提到，教授們也擔心“如果評分標準過嚴，會收到負面的學生評價”。
她指出，這導致學生不得不通過其他方式“凸顯自己的優勢”，比如加入更多社團、選修更多課程，或是選擇“雙專業”而非“單專業”。
教授們在報告中寫道：“一些學生認為，將大量時間投入課外活動，是更有成就感、更有意義且更有用的選擇。”
學生真的是問題所在嗎？
“學生缺勤、黨派立場固化、學業表現不佳”已成為全國性問題，各類學校的教育工作者都對此深感擔憂。
疫情期間，公立學校學生的“長期缺勤率”大幅上升。各地教授都擔心，學生正逐漸失去“完整讀完一本書”的耐力。而從全國性考試成績來看，學生的學業水平已跌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之一。
不過，這些趨勢在不同學校的表現有所不同。
堪薩斯大學高等教育學教授莉薩·沃爾夫-溫德爾表示，在堪薩斯大學這類公立院校，學生逃課更多是因為“需要打工”。
“必須讓學生覺得‘來上課是值得的’，”她說，“課堂內容得是那種‘無法獨自在宿舍完成學習’的類型。”
雖然大學講座有時確實缺乏吸引力，但在過去，學生要麼去上課，要麼就得向同學借筆記。沃爾夫-溫德爾補充道，如今許多課程都提供遠端觀看服務，教授們必須更努力地“把學生吸引到課堂上”。
“來上課的‘附加價值’是什麼？這是一種需要師生共同維繫的雙向關係。”
在哈佛，一些學生反駁“問題出在學生身上”這一觀點。
他們表示，在法律、金融等領域，“實習競爭”乃至最終的“就業競爭”都異常激烈。因此，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投入大量時間參與社團活動——這些經歷既能展現個人興趣和技能，也能讓自己在“滿是A等生的哈佛同學中脫穎而出”。
他們還稱，早在被哈佛錄取前，自己就已掌握了“平衡多工”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讓他們得以進入哈佛。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平衡課外活動和學業，”哈佛大二學生約書亞·舒爾策說。他曾是紐約州長島公立學校威廉·弗洛伊德高中的畢業生代表，“想要進入這樣的學校——無論是不是哈佛——學生通常一生都要參與大量課外活動。他們入學後繼續這麼做，是很自然的事。”
諾拉·庫圖佩斯·蓋蘇斯回憶，自己大一那年，彷彿“踩在停不下來的跑步機上”：為了完成社團董事會的工作，她常常熬夜，第二天早上便會逃課，去完成下一門課的作業，之後再看錯過課程的錄播視訊。
今年升為大二學生後，她說自己正努力“少而精地做事”：“首要任務顯然永遠是成績。”
哈佛的一項政策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學生缺勤”——該校允許學生同時選修兩門上課時間衝突的課程。
萊布森博士會告訴學生，“線下學習比看視訊學習效果更好”，但他也為“課程時間衝突仍可選修”的政策辯護，理由是哈佛許多課程的上課時間確實存在重疊。
“如果不允許同時選課，很多學生會感到焦慮不已。”他說。
對於那些來聽他講課的學生，萊布森博士試圖讓課堂討論更開放：他在課程大綱中提醒“其他學生可能持有不同觀點”，並告誡學生“不要以可能暴露發言者身份的方式，將課堂言論外傳”。
大二學生舒爾策表示，“推動學生變得更開放”的初衷或許是好的，但他認為哈佛的環境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他說，另一部分原因是“當下社會和政治氛圍的極度兩極分化——這是整個世界的現狀”。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