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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雜誌—專訪巴爾舍夫斯基：中美關係需要戰略性重啟
找到中美關係的“安全港”，讓兩國關係能夠以積極且富有成效的方式繼續前進。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讓“安全港”的範圍不斷擴大
作為美國前貿易代表（USTR），夏琳·巴爾舍夫斯基以在20多年前代表美國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而聞名。她如今是帕克賽德環球顧問公司（Parkside Global Advisors）的主席，為跨國企業提供全球市場准入、投資與談判戰略方面的諮詢。去年5月，巴爾舍夫斯基當選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主席。
今年10月在上海出席2025外灘年會期間，巴爾舍夫斯基在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找到一種相處之道至關重要；中美肩負著特殊的責任，要盡其所能達成協議，並以此方式管控兩國關係。
據新華社報導，在10月25日至26日於吉隆坡舉行的中美經貿會談中，雙方圍繞美對華海事物流和造船業301措施、延長對等關稅暫停期、芬太尼關稅和執法合作、農產品貿易、出口管制等雙方共同關心的重要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磋商，就解決各自關切的安排達成基本共識。雙方同意進一步確定具體細節，並履行各自國內批准程序。
巴爾舍夫斯基坦言，當前的中美關係“非常困難”，對這段關係的競爭界定擠壓了合作空間。自美國總統川普的第一個任期以來，美國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對華政策也從接觸轉向競爭。
“我們在某些領域的確競爭激烈，也確實會在一些問題上長期存在分歧。但如果將整段關係都視為競爭關係，那未免過於短視，也會限制未來的可能性，而非去拓展一個更有成效、更積極的未來關係空間。”巴爾舍夫斯基說。她希望，中美對彼此都至關重要的領域達成共識，找到中美關係的“安全港”，不斷擴大其範圍；與此同時，通過合作建立更大的信任，不斷縮小那些令人擔憂的領域。
在川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的報告稱，支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錯誤的決定。在川普開啟第二個任期之後，中美經貿關係緊張局勢升級，美國政府一度對中國產品加征高達145%的關稅。巴爾舍夫斯基不止一次指出，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絕非一個錯誤。對於中美之間展開的貿易談判，她認為，中美很有可能會達成協議，但最終戰略性重啟才是兩國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而這可能需要數年時間。
據中國外交部發佈的消息，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王毅表示，中美關係牽動世界的走向，一個健康、穩定、可持續的雙邊關係符合兩國長遠利益，也是國際社會共同期待。魯比奧則表示，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期待通過高層互動，向世界發出積極訊號。
中美關係的“安全港”
《財經》：作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主席和曾經與中國達成歷史性入世協議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你如何評價當前的中美關係，特別是貿易關係？
巴爾舍夫斯基：當前的關係非常困難。中國和美國在許多問題上漸行漸遠，不僅僅是經濟領域，幾乎在所有層面。這段關係如今被界定為一種競爭關係。如果這是雙方關係的框架，那麼合作空間就會被擠壓殆盡，讓合作變得幾乎不可能，因為一切都被衡量為競爭。但顯然不應如此，這樣的局面毫無建設性。
我們在某些領域的確競爭激烈，也確實會在一些問題上長期存在分歧。但如果將整段關係都視為競爭關係，那未免過於短視，也會限制未來的可能性，而非去拓展一個更有成效、更積極的未來關係空間。
這對兩國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儘管進行了多年對話，但情況似乎並沒有明顯改善。事實上，兩國關係的很多方面變得更糟。雙方都需要重新思考，努力就那些對彼此都至關重要的領域達成共識，這些領域必須以某種方式得到保護。在這些我稱之為“安全港”的領域，兩國關係能夠以積極且富有成效的方式繼續前進。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安全港”的範圍能夠不斷擴大；而那些令人擔憂的領域，則能夠隨著通過合作建立更大的信任，以及重新定義關係性質使之不再只是著眼競爭而逐漸縮小。
《財經》：你所指的那些至關重要的領域包括那些？
巴爾舍夫斯基：比如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的領域。雙方都需要坐下來，認真審視這個問題。某個領域涉及“國家安全”並不一定意味著我們就無法在這一領域合作。也許我們需要在思維上更加精細，在那些整體上被視為敏感的領域中，尋找可以拆解和合作的部分，以此作為推進合作的切入口。
《財經》：你認為中美貿易談判對世界經濟的穩定有多重要？
巴爾舍夫斯基：美國和中國合計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40%，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歐洲當然也非常強大，但我指的是單個國家，而不是國家集團。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找到一種相處之道至關重要。這對全球增長很重要，對全球穩定很重要，對世界和平很重要，對人類進步也同樣重要。事實上別無他途，因為其他道路將是災難性的。因此，美國和中國肩負著特殊的責任，要盡其所能達成協議，並以此方式管控兩國關係。
同時，也要更坦率地討論那些令人擔憂的領域，採取更細緻入微的方式，避免使用標籤化的語言，因為標籤往往會導致自我限制。在此基礎上努力推動關係向前發展。要始終記得：如果中美兩國無法前進，世界上許多國家也將無法前進。
我的判斷是，協議很可能會達成。但那將是一次戰術性暫停，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戰略重啟。最終，戰略性重啟才是兩國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這可能需要數年時間，但沒有理由不從現在開始以這種思路去準備，前提是雙方首先能夠實現策略性暫緩，為關係的下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對等關稅”是個錯誤
《財經》：當你聽到川普總統今年4月宣佈“對等關稅”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你之前能想像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巴爾舍夫斯基：我的第一反應是，那是一個錯誤。這點後來也得到了印證，川普一度撤回了“對等關稅”。向市場注入不確定性從來不是積極的舉措；在缺乏明確理由的情況下製造不確定性，更不是積極的舉措；製造不確定性、又隨意改變初衷，這絕對不是積極的做法。
如果美國對其他國家有顧慮，完全有許多不必訴諸如此粗暴且具破壞性的手段，而是可以通過談判的。因為關稅不僅會阻礙貿易，也是對美國民眾的攻擊。這種做法的邏輯依據本身就非常弱。
《財經》：在一個高度互聯的供應鏈體系中，過度使用關稅會帶來那些風險？
巴爾舍夫斯基：關稅確實可能對供應鏈產生一定影響，促使供應鏈的部分環節進行重組。但供應鏈具有很強的黏性，建設成本極高，遷移的成本與時間也十分可觀。要在其他國家重新建立供應鏈的一部分環節往往非常複雜，尤其在勞動力問題上，因為你需要具備特定技能的工人，而這些在其他國家通常並不存在。
此外，如果建立供應鏈伴隨了大量資本投入，各國自然非常不願意將供應鏈或者某一部分轉移到其他地方，導致投資變得無效。
決定供應鏈佈局及其是否能遷移的因素非常多。如果關稅水平非常、非常高，或許會產生更強的動力去克服這些困難；但如果關稅只是中等或較低水平，幾乎就沒有動力去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的初衷是促使供應鏈遷移，結果卻只是增加了成本，沒有達到任何效果。
《財經》：在貿易政策上，川普總統第一個任期和第二個任期的最大區別是什麼？
巴爾舍夫斯基：川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政策更多聚焦於傳統政策領域，例如市場准入問題、關稅問題以及各種結構性政策問題，這些都是侷限於在特定法律框架下進行的談判。在他的第一個任期，雖然當時一些措施看起來頗為激進，但與中國的談判方式是熟悉的，談判的結構也是熟悉的。
而現在，關稅是單方面施加的，沒有明確的法律或監管框架來指導談判。參與談判的內閣官員更多，這不同於第一任期，當時談判仍然主要在傳統負責談判的機構進行。
同時，不同於第一任期的是，沒有公開定義的目標。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一些結構性問題和市場准入問題都有較為明確的界定，並在案例中得到充分列示。在第二個任期，總統擁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以更獨立的方式操作，透明度也更低。這使得跟蹤談判進展變得非常困難，同時意味著真正理解談判情況的人數非常有限。而這也通常意味著，進入政府的建議相對有限。這種情況始終存在一定的危險。
《財經》：是什麼導致了這些變化的發生？
巴爾舍夫斯基：也許是川普總統失去耐心。也許他覺得第一任期簽署的第一階段協議並未完全落實，有一種挫敗感。也可能只是出於想要攪動局面的願望。這些關稅不僅針對中國，而是針對整個世界——盟友、朋友、合作夥伴、競爭對手，大國、小國——無一不受到影響。
這是與他的第一任期截然不同的做法。我認為，這反映了總統希望攪動全球體系的意圖。正如總統自己所說，這是為了重新平衡貿易結構。
中美合作領域
《財經》：儘管中美關係存在緊張因素，你認為兩國在那些領域能夠展開建設性合作？是否應該建立一些切實可行的機制來重建雙方的信任？
巴爾舍夫斯基：重建信任是相互合作的自然結果，我不認為有外在的方法可以單獨建立信任。
在拜登政府期間，美中曾在芬太尼問題上合作。我不確定這種合作現在是否還在進行，看起來不太明顯，但也可能還在。
潛在的合作領域之一是大流行病防控。全球有太多致命的疾病在傳播。我們需要全球範圍內，包括歐洲、日本及其他國家的頂尖人才共同保護全球人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不僅僅是美國和中國參與，其他國家也參與其中，這對美國和中國來說都是參與的動力，可能組成一個由多國參與的合作體。
我本來也會說氣候變化，但川普總統似乎對“氣候正在變化”這一觀點持敵對態度，只好暫且不談。我認為，對於美中來說，軍方之間的接觸尤為重要，這種交流在拜登政府以及之前的政府都有開展，甚至可以追溯到克林頓時期，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我希望這種交流能夠恢復，我認為這非常重要——不要發生意外事件，誰都不希望那樣。
我相信還有其他領域可以合作，比如環境保護、減貧等。重要的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因為關係緊張而阻礙合作。雙方都必須克服這一點，為更大的利益而努力。我希望雙方能夠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財經》：你剛才提到了關係的“重啟”，川普總統在今年5月中美第一天會談後也稱美中貿易關係“全面重啟”。在你看來，一個現實的重啟會是什麼樣的？
巴爾舍夫斯基：所謂重啟，可能只是提醒雙方為何彼此的相處如此重要；為何在全球貿易體系中，最大兩個經濟體的良好互動至關重要。同時也在提醒雙方，通過多邊體系實現繁榮才是最有效的。在這個體系中，所有國家都參與其中，尤其是兩大經濟強國。
如果雙方能夠回歸基本原則，記住其中一些初衷，它們或許更有可能重新設定關係的基礎，或者認識到必須有一種更穩定、更一致的相處方式，至少是在經濟領域。
《財經》：關於全球貿易體系，你是否看到全球貿易正在日益分化為不同的貿易集團？
巴爾舍夫斯基：我不希望看到那種情況，因為世界經歷過類似局面，結局並不好。目前看來存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勢力範圍拉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的三個潛在陣營似乎正在形成：傾向美國的陣營、傾向中國的陣營和非結盟陣營，各陣營之間存在很大流動性。這種安排有一種幾乎是自然生成的特性。例如，俄羅斯或全球南方部分國家傾向於中國，歐洲和日本傾向於美國，而印度和東盟國家保持非結盟狀態。
然而，如果這些陣營真的固化成塊，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歷史告訴我們，任何陣營都不滿足於僅僅是一個陣營，它們都有增長和擴張的願望。因此，我希望在這個過渡時期，全球體系仍然能夠保持流動性，儘管各國之間存在一定的密切關係。在貿易和經濟領域上，更應保持完全的流動性，沒有固定的界限、沒有僵化的分界線。通過這種方式，隨著時間推移，或許能重建一個更適合當今世界的體系。
《財經》：我們在見證以世貿組織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系終結嗎？美國幫助建立了世貿組織，為何如今又拋棄了它？
巴爾舍夫斯基：我認為這是川普總統的個人傾向。他不是多邊主義者，似乎也並不認同全球化理念。他把貿易看作是一個零和博弈，更傾向於以一對一的方式與國家打交道，而不是在多邊框架內進行。一個不同的總統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
《財經》：在川普任期結束後，這些裂痕要如何修復？
巴爾舍夫斯基：要看那時的全球體系會處於什麼狀態，世貿組織會處於什麼狀態，以及下一任總統是誰。
我認為，在此期間，其他國家，也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會盡力維繫現有體系，因為規則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對中小國家或弱勢國家尤為有利，這些正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因此，各國都有動力讓這個結構化的體系繼續運作。當然，體系可能會有所調整，但維持這種結構化的國際體系，同樣符合中國和歐洲等國家的利益。不僅因為它們是體系的受益者，也因為如果想要保持領導地位，就必須與世界主流保持同一節奏。
至於美國，在這段過渡時期的未來幾年，可能會在體系之內，也可能在體系之外，我們只能拭目以待。我希望，美國最終能與其他主要國家一起，重新發揮領導作用，但這要交由時間來驗證。 (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