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多次“賊喊說賊”，無端指責中國對其進行所謂“網路攻擊”，特別是在拜登政府時期，美方又炒作所謂“鹽颱風”網路攻擊，甚至揚言要對中國政府部門實施制裁。據英國《金融時報》當地時間12月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報導稱，美國當前已暫停對中方有關部門及其承包商實施制裁的計畫，以避免破壞美中兩國在今年10月底達成的“貿易休戰”氛圍。報導還援引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稱，美方此舉是為了避免破壞美中關係逐步緩和的局面。數名美國官員和其他知情人士透露，在兩國元首釜山峰會後，美國政府也不會對中方實施新的重大出口管制措施。一些人表示，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目標已轉向“確保穩定”（to ensuring stability），直到美國減少對中國在稀土領域主導地位的依賴，而這一依賴始終制約著美方採取更具攻擊性行動的能力。而且，美國總統川普也不希望自己明年4月可能的訪華行程受到影響。報導稱，但川普政府決定不針對所謂“鹽颱風”網路攻擊實施制裁，還是引發了政府內部“對華鷹派”的不滿，這些人抱怨宣稱，川普為了達成貿易協議而犧牲了所謂的“國家安全”。當地時間2025年12月3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宣佈調整燃油經濟性標準。 IC Photo《金融時報》援引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近幾周以來，美國政府加強了對華政策協調，並指派負責政策事務的白宮辦公廳副主任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負責確保各部門不會採取任何可能威脅中美緩和關係的行動。報導稱，美國白宮和財政部方面目前均未就暫停對中方有關部門實施制裁的決定發表評論。不過，一名熟悉白宮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致力於在不損害國家和經濟安全的前提下，與中國建立互利共贏的貿易關係。該消息人士稱：“本屆政府嚴格的出口管制制度，包括對最先進的Blackwell晶片的管制，仍然有效。與此同時，中國已同意打擊芬太尼前體，購買美國農產品，並確保稀土供應暢通。”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亞洲安全問題專家扎克·庫珀（Zack Cooper）認為：“（川普）政府似乎是在出口管制問題上讓步，以確保川普總統的訪華行程，並為擺脫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爭取時間。我擔心這只是在‘以戰略之名行讓步之實’。（I worry that this is simply concessions masquerading as strategy.）”此外，知情人士還透露，美國政府正準備召開高等級會議，決定是否向輝達公司發放許可證，允許其向中國出口先進人工智慧晶片H200，而此舉也引發了“對華鷹派”的擔憂。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美中關係專家邁克爾·索博利克（Michael Sobolik）表示，川普政府正在發出一個明確的訊號，即希望維護“釜山休戰協議”，所謂“國安行動”目前先暫停。早在拜登政府執政時期，幾家外媒就炒作宣稱，掌握了一份美國財政部給國會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信件，信中指控中國駭客竊取了財政部的機密檔案，還聲稱這似乎是中國長期以來針對美國政府進行的間諜活動的一部分。今年1月13日，就在拜登政府任期屆滿前夕，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又給中國潑髒水，聲稱中國駭客的網路攻擊將在美國造成實際破壞，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務是阻止這一行為。在採訪中，沙利文先渲染了一種中國駭客攻擊的“可怕後果”。他聲稱，美國有證據證明，中國正為在未來某個時間點對美國發動駭客攻擊做準備。他們已向中國發出了警告，稱如果中國通過網路攻擊給美國造成物理實體層面上的破壞，將招致嚴重後果。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此前曾表示，中方反對美國拜登政府在缺乏可信證據的情況下指責中方濫施制裁。她指出，事實上，美國對中國實施了長時間、系統性、大規模的網路攻擊，中方多次就此表達關切和反對。中美都是網路大國，雙方在維護網路安全，特別是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方面有相似的關切，應該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以事實證據為依據，開誠布公討論各自關注的事項，遵守相同的國際規則，共同維護網路空間的和平與穩定。美方應當停止濫施制裁的錯誤做法。 (觀察者網)

中國消費市場的日趨成熟，乃至本土競爭者的不斷崛起，西方企業在華市場不好“混”了。“中國曾是西方企業的搖錢樹，如今已成為了試驗場。”《華爾街日報》當地時間11月29日以此為題發表的文章，對此頗有感慨。文章指出，中國一度憑藉快速增長的經濟和龐大的中產階層，為路易威登（LV）、星巴克、蘋果等企業帶來豐厚利潤。但隨著經濟環境變化，中國消費者支出更趨理性，加上本土品牌崛起引發激烈競爭，西方企業紛紛調整策略以適配中國消費者口味，越來越把中國視作至關重要的“創新試驗場”和“競爭健身房”。特別對於許多外國車企而言，只有留在中國才能緊跟創新步伐，“就算你不在中國參與競爭，最終還是需要在海外市場與中國企業交鋒。”“一個新現實已然成型：在華西方企業躺著賺錢的日子一去不返了，競爭只會愈發激烈。”文章開門見山點明了西方企業面臨的挑戰。隨著經濟環境變化，中國消費者在支出上變得更加挑剔，與此同時，實力強勁的本土競爭對手崛起，不僅搶佔了市場份額，引發的價格戰還衝擊到企業利潤率。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品牌對中國市場的心態愈發務實。儘管不同企業、不同行業的策略各有差異，但核心均圍繞以下方面展開：針對中國消費者口味定製產品、加快產品研發速度、調整行銷策略以及降低價格。許多公司無法忽視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即便在華銷售額增長乏力，部分企業仍將中國視為關鍵的創新中心，以期從中汲取經驗。位於上海的LV門店 IC Photo上海行銷機構Wai Social創始人奧利維亞·普洛特尼克（Olivia Plotnick）表示，過去她常收到有意進軍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諮詢，但近年來這類諮詢數量出現下滑。如今，她的客戶大多是已在華經營一段時間的外國品牌，這些品牌意識到，他們的戰略必須徹底調整了。“對於外國品牌而言，中國市場變得越來越難做了。”她說。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擴張，數百萬人口躋身中上階層，中國曾是路易威登母公司LVMH、星巴克、耐克、蘋果和特斯拉等企業的“搖錢樹”，彼時這些品牌幾乎未面臨來自中國本土品牌的競爭。可看看現在，在多個行業，西方品牌已被中國本土競爭對手超越。星巴克近期宣佈，將其中國業務的多數股權出售給中國私募股權公司博裕資本。這家美國咖啡企業在華市場份額已被瑞幸咖啡等更具價格優勢的本土品牌奪走。2023 年，瑞幸以銷售額和門店數量雙雙超越星巴克，成為中國最大咖啡連鎖品牌。上海美國商會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63%的受訪者將本土競爭列為首要挑戰。受訪者指出，本土競爭對手往往能更快地將產品推向市場。此外，隨著經濟環境變化，中國人在支出上變得更加理性，這進而促使許多企業通過降價來吸引消費者。另一大挑戰在於，中美緊張關係升級，導致部分企業總部在涉華決策上更為謹慎，這可能拖慢業務營運節奏。“在中國，成功取決於你能否快速轉向。但對於許多跨國公司而言，‘方向盤’卻在美國，而總部的本能反應是踩剎車，而非油門。”諮詢公司亞洲集團中國區董事林漢昇說。激烈競爭在中國汽車行業表現得最為明顯。中國本土車企正從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外國汽車品牌手中，奪走了大量市場份額。大眾汽車曾是中國市場的銷量冠軍，直到2023年被比亞迪取而代之。大眾汽車最新季度在華交付量同比下降7%，這是其在華一系列疲軟業績中的最新一例。大眾汽車曾將中國比作公司的“健身中心”。去年4月的北京車展開幕前夕，大眾首席執行官奧利弗·布魯姆在講話中讚歎道：“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的汽車產業轉型能像中國這樣快。這個市場已經成為我們的健身中心，我們必須更加努力、更加迅速地工作，才能跟得上。”眼下，這家德國汽車巨頭正加大力度推行“在中國，為中國” 戰略，也就是說，要在華研發、生產專為中國消費者設計的產品。11月26日，廣州車展現場，大眾汽車展位。 IC Photo在上月上海舉辦的進博會上，大眾汽車表示，正通過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為高級駕駛輔助系統和自動駕駛研發專屬晶片。大眾還展示了專為中國消費者設計的新款低價車型，這些車型的研發速度比以往快約30%，此舉旨在從本土競爭對手手中奪回市場份額。其中一款是具備高級駕駛輔助功能的純電動奧迪E5 Sportback，耗時兩年研發完成，起售價約為3.3萬美元（約合23.3萬元人民幣）；相比之下，燃油版奧迪A5L在中國的起售價約為3.6萬美元（約合25.4萬元人民幣）。“我們正在大力投資工程技術能力，尤其是在中國，因為中國是推動汽車行業創新的核心樞紐。”布魯姆說。文章注意到，對於許多外國汽車製造商而言，在華營運的核心意義在於貼近市場動態和供應鏈。“外國汽車企業迫切需要弄清楚，如何在全球市場上與中國企業競爭。”位於上海的政策研究機構胡同研究（Hutong Research）合夥人郭珊表示，“目前他們的答案是，必須留在中國，才能緊跟創新步伐。”“就算你不在中國參與競爭，最終你還是需要在海外市場與他們交鋒。”郭珊說。LVMH旗下法國奢侈香水、化妝品及護膚品品牌嬌蘭首席執行官加布麗埃勒·聖熱尼（Gabrielle Saint-Genis）表示，在華經曆數十年“高速增長”後，嬌蘭如今面臨著來自本土競爭對手的壓力。“時代變了。”談及整體中國市場時，她坦承，“消費者的要求越來越高……產品質量必須對得起價格。”她透露，嬌蘭明年將推出一款售價約56美元（約合396元人民幣）的口紅，這是一款價格更易承受的奢侈品，旨在吸引年輕客戶。該品牌目前在電商平台天貓上銷售的口紅價格最高可達94美元（約合665元人民幣）。嬌蘭還正在與中國藝術家及社交媒體平台合作，以更本土化的方式推廣產品。瑞典家具零售商宜家已承諾在中國降低150多種暢銷品的價格，並在這個市場投資超過2200萬美元（約合1.55億元人民幣）。它還計畫為中國消費者推出超過1600種新產品。“目前，我們實際上將中國市場主要視為一個創新試驗場。”宜家中國公關團隊張雨薇（Ivy Zhang）說。武漢宜家門店 IC Photo同樣調整對華戰略的還有寶潔。根據公司最近披露的資訊，在調整戰略、聚焦為中國本土消費者設計創新產品後，其在華業務取得了“非常顯著的進展”。在進博會上，寶潔還展示了一款專為中國市場研發的美白牙膏。寶潔中國口腔護理業務總裁埃米·奧特（Amy Alt）表示，公司聚焦於設計誘人包裝、在中文社交媒體上開展吸睛行銷，並推出高性價比產品，以在市場中脫穎而出。“這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奧特說，“但競爭讓每個人都變得更優秀。”部分企業成功逆勢而上。美國知名時裝品牌拉夫勞倫最新季度在華銷售額同比增長逾30%；化妝品製造商雅詩蘭黛在截至9月的三個月內，中國大陸地區營收同比增長約9%；達美樂披薩首席執行官拉塞爾·韋納（Russell Weiner）也表示，該品牌在華業務“表現極佳”。中國是美國企業集團3M公司增長最快的地理區域。首席執行官比爾·布朗（Bill Brown）10月21日在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為了更好地跟上中國採購方的節奏，公司近期僅用10個月就在中國推出了一款新產品。“我們看到了更強的拚勁和更快的速度。” 布朗說。 (觀察者網)

中美關稅戰大了這麼久，近期明顯的緩和了，不是簡單的硬碰硬了。最受關注的莫過於川普訪華行程的敲定，提前五個月公佈元首訪問計畫，在國際交往中實屬罕見，背後藏著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對中美而言，這相當於給未來五個月的關係裝上了“穩定器”，在訪問成行前，雙方都會刻意避免劇烈衝突，確保會面順利進行。更關鍵的是近期高頻次的高層“直通溝通”，既說明兩國都有能力把控關係走向，也暗示當前局勢的敏感性，諸多分歧唯有頂層對話才能定調。這種“提前鎖局”的操作，打破了此前外界對中美關係“隨時失控”的擔憂。同時，中國運回黃金、增持貴金屬。俄羅斯金融機構的解讀一語中的：中國正瞄準“全球外國黃金儲備貯藏中心”的角色，而這一角色過去長期被美英等國壟斷。黃金作為國際公認的“硬通貨”，是穿越金融周期的壓艙石。持續增持並召回海外黃金，不僅能夯實中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更能在全球貴金屬市場掌握更多話語權，逐步提升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這步棋的戰略意義顯而易見：經濟根基越牢固，應對外部衝擊的底氣就越足。美國自然讀懂了這份訊號，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貿然挑釁只會兩敗俱傷。當中國手中握有足夠的“硬通貨”，美國所謂的金融施壓就失去了威懾力。這種“無聲的展示”，比任何外交聲明都更能體現實力與定力。如果說運回黃金是中國的“內功修煉”，那中美之間“大豆換晶片”的互動，則是大國之間務實主義的體現。中國給美國送上的“大豆大禮”，來得恰逢其時。正值美國中期選舉的關鍵節點，執政黨面臨“中期選舉魔咒”的考驗，川普若想避免剩餘任期被民主黨掣肘，必須贏下國會席位。而大豆背後是美國農業州的海量選票，中國重啟自5月以來的首次美豆採購，讓川普能拿著訂單向選民證明“自己能穩住農產品貿易”，為競選增添重磅籌碼。這份禮物精準戳中了美國的政治需求，展現了中國的外交智慧。美國的“回禮”同樣頗具份量，考慮放開輝達H200先進晶片對中國的出口權限。此前美國對高端晶片出口的管控堪稱“鐵腕”，如今願意“鬆口”，既有企業利益的驅動，也有外交層面的考量。對輝達而言，中國是無法放棄的核心市場，長期缺席不僅會錯失巨額利潤，更可能讓競爭對手趁虛而入，徹底失去市場份額。而對川普來說，即將訪華卻“空手上門”既不合情理也有損顏面，放開晶片出口既能順水推舟賣個人情，也能換取中國在其他領域的配合，實屬雙贏選擇。這三件事看似獨立，聯絡在一起實則構成了中美關係調整的完整邏輯鏈：提前敲定訪華行程是“定調子”，通過高層共識穩住整體局勢；中國增持黃金是“強根基”，用經濟實力塑造博弈優勢；“大豆換晶片”則是“找平衡”，在具體領域實現利益交換。這種互動模式跳出了此前“非黑即白”的對抗思維，形成了“斗而不破、務實合作”的新框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美分歧已煙消雲散。從貿易摩擦到科技競爭，兩國在諸多領域的博弈仍將長期存在。但近期的一系列動作表明，雙方都已意識到“對抗沒有贏家”，開始學會在博弈中尋找平衡點。未來五個月，隨著川普訪華的臨近，中美大機率會在更多領域釋放合作訊號。這種合作絕非一方對另一方的妥協，而是基於實力對等的理性選擇，兩個大國正在探索新的相處之道。在這場沒有硝煙的博弈中，誰能更好地平衡實力與智慧，誰就能在未來的格局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虎說天下)

11月24日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川普通電話。習近平指出，上個月我們在韓國釜山成功舉行會晤，達成很多重要共識，為中美關係這艘巨輪穩健前行校準航向、注入動力，也向世界傳遞積極訊號。釜山會晤以來，中美關係總體穩定向好，受到兩國和國際社會普遍歡迎，事實再次說明，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是經過實踐反覆驗證的常識，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榮”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景。雙方要保持住這個勢頭，堅持正確方向，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態度，拉長合作清單、壓縮問題清單，爭取更多積極進展，為中美關係打開新的合作空間，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習近平闡明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中美曾並肩抗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當前更應該共同維護好二戰勝利成果。川普表示，習近平主席是偉大的領導人。我同習近平主席在釜山的會晤非常愉快，完全贊同您對兩國關係的看法。雙方正在全面落實釜山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中國當年為二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兩國元首還談及烏克蘭危機。習近平強調，中方支援一切致力於和平的努力，希望各方不斷縮小分歧，早日達成一個公平、持久、有約束力的和平協議，從根源上解決這場危機。 (商務微新聞)

據媒體報導，10月30日上午，中國領導人在釜山同美國總統川普舉行會晤，歷時約1小時40分鐘。中國領導人指出，中國的發展振興同川普總統要實現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平行不悖的，中美兩國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榮。中美兩國應當做夥伴、做朋友，這是歷史的啟示，也是現實的需要。川普也對此次會晤感到十分滿意，並期待與中國建立長期良好關係。在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10月25日至26日的中美經貿磋商也取得良好進展，雙方圍繞關稅政策、稀土出口管制、農產品擴大貿易等多項核心議題達成基本共識。但基於其政策不確定性與誇張的語言風格，公眾對川普對華政策的穩定性仍持有疑慮。對此，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三位資深學者，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與史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圍繞“川普時代”展開了一場深刻的政治辯論。辯論重點探討了川普對華政策核心要旨，佛格森認為，首先，川普將中美競爭核心判定為經濟競爭而非地緣政治競爭，經濟博弈才是中美較量的關鍵。其次，其對華政策正呈現從強硬對抗向尼克松式“大交易”轉變的趨勢，川普正朝與中國達成外交妥協的方向邁進。此外，川普並不認為台海局勢關涉美國核心利益，其更在意如何在與中國的“大交易”談判中取得優勢。該辯論還圍繞川普的政治影響力與共和黨轉型、美國財政危機、高校改革、美國是走向復興還是衰落等關鍵領域展開深入探討，既交鋒於“川普是否為戰後最具變革性總統”等分歧，也共同聚焦美國建國250周年前夕的復興潛力。這場辯論兼具歷史縱深與現實洞察，為理解當下美國的政治撕裂、經濟困局與文化博弈提供了多元視角，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川普是偉大的總統麼？整場對談由一個簡單的評分互動開始。三位與談人需要給川普的影響力（consequentiality）打分，分值範圍從1到10，分值越大，影響力越大。漢森率先給出7分，佛格森緊隨其後給出8分，而科特金則表示現在給分還為時尚早。佛格森認為，無論川普最終如何收場，他都堪稱為戰後美國最具影響力、變革性的總統。作為美國史上第二位“非連續連任”的總統（上一位是美國第22和24任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他的變革性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在國內政治層面，川普改變了政治話語的本質，重塑了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他用街頭化語言替代傳統建制派的精英話術，用大眾化的社交媒體跳過主串流媒體的“過濾”，用非黑即白、對抗性話語替代折中妥協，川普揮舞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大旗，讓本土利益和民粹訴求成為政治話語的核心。第二，在國際經濟層面，川普打破了“自由貿易是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基石”的戰後共識。為了實現美國製造業回流以及彌補財政缺口，對戰略對手乃至盟友都豎起了關稅壁壘。第三，在國際秩序層面，川普不可逆地打破了戰後國際秩序。他上任以來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和條約，拒絕履行國際義務，全球治理出現了“制度真空”，除此之外，他還改寫了美歐的戰後同盟邏輯，多次羞辱歐洲盟友並指責其“搭便車”。可見，川普治下的美國從規則維護者轉向規則破壞者，正在逐步打破美國乃至世界的固有模式。另外，佛格森指出，川普的變革性源於其深刻的技術洞察，他是首個完全理解互聯⽹對公共領域的顛覆性改變，並充分利⽤這⼀變⾰的總統（佛格森將川普稱為“推特總統”）。歐巴馬也用社交媒體，但只是將其作為競選工具，而川普則把它用作打破精英秩序、重塑政治規則的武器。漢森認為，川普正憑一己之力推翻進步派項目。他改變了共和黨，將其塑造為一個民族民粹主義政黨，還摧毀了民主黨，將其核心主張劃為邊緣議題。漢森將川普如今在美國國內所掀起的變革稱為一場“全方位反革命”（360 degree counter-revolution），它就像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熱月政變”（Thermidorian reaction），充斥著對激進革命的反向修正。過去，進步主義主導的美國社會推行身份政治和覺醒文化，美國高校、企業盛行DEI（多元化、公平與包容）項目，保守派認為其對種族、性別議題矯枉過正。如今，川普正在系統性反擊這些進步主義議程，通過取消DEI，恢復SAT（美國高中畢業生申請大學的重要學術測試）等措施，試圖重建以美國傳統價值觀凝聚的社會秩序。▲圖源：Unknown Knowledge with Peter Robins而遲遲未給出分數的科特金指出，川普的影響可能是短期的，不要高估其歷史變革性。首先，川普的核心作用雖在於推動共和黨的轉型，但這種轉型並不能代表美國社會的整體變化：除了兩黨選民之外，美國還有約佔40%的獨立選民，且川普各項核心主張在獨立選民中的支援率正逐步下滑，僅侷限於共和黨內的變革，顯然無法等同於全美範圍內的結構性轉變。其次，即便川普的部分核心政策，如強化邊境安全、打擊毒品犯罪等確實獲得了不少民眾認同，但他推行這些政策的具體方式，在全美範圍內並未形成廣泛共識。民眾支援政策目標本身，與認可川普的執行路徑，本質上是兩回事。最後，科特金強調，不應過度放大川普政策的實際效力：一方面，他的行事風格常顯隨意，政策連貫性不足，朝令夕改的特質削弱了政策的長期影響力；另一方面，美國社會的深層結構性力量，如人口結構變遷、顛覆性技術發展對國家走向的塑造作用，實則遠大於單一總統任期內的政策調整。川普的真面目究竟為何？從內政到外交，主持人羅賓森持續發問。當前，川普主義（Trump doctrine）的外交政策成形了嗎？他的外交理念的本質是什麼？其核心是否是“除非他國招惹美國及其盟友，否則就讓世界自行其是”？佛格森指出，相較於傑克遜主義與孤立主義，川普的政策更具“尼克松式”特徵，二者在對盟友的策略、對“和平締造者”身份的追求及激進的國際經濟政策上高度契合。首先，二者均認為美國盟友在“搭便車”，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自主保障自身安全。具體來看，川普將烏克蘭危機界定為歐洲事務，稱美國無法左右俄羅斯，這恰似尼克松的“越南化”策略——通過將戰爭任務逐步移交南越，為美國體面退出越戰鋪路。其次，二者皆渴望以“和平締造者”之名留世。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川普大肆宣揚自身在止戰方面的重大貢獻；其近期推動的“20點計畫”（即加薩和平計畫），亦彰顯了推動中東格局實現根本性變革的決心。最後，二者均傾向推行激進的國際經濟政策。上世紀七十年代，“尼克松衝擊”震顫世界：他不僅宣佈訪華，更推動美元與黃金脫鉤，並徵收10%的臨時進口稅。佛格森認為，川普如今政策的真正靈感，正源自當年尼克松的那場變革。漢森認為，川普外交策略的核心是“反應式威懾”（reactive deterrence），其本質在於“先警告、後精準反制、見好就收”，絕不陷入長期泥潭。在全球範圍內，川普以“是否存在共同利益”為標準選擇合作對象，而非簡單以意識形態劃線：對願與美國合作的國家，他承諾“好處”；對反對者，則著力建構威懾。川普的威懾邏輯清晰：起初明確警告對手“勿採取敵對行動”，若對方一意孤行，則實施精準打擊；同時，他會預先規劃“退出策略”，避免重蹈越南戰爭等長期戰爭的覆轍。川普的不可預測性也是它能夠成功威懾對手的關鍵。此外，川普的行動目標始終聚焦“消除特定威脅”，並無介入他國“國家建設”、進行“民主輸出”的野心。漢森還對比了川普的兩屆任期，他認為，川普始終對第一任期的“天真與不徹底”耿耿於懷，當時他因追求跨黨派合作，任用了不少建制派人士；第二任期則吸取教訓，行事更趨激進且具破壞性。這一時期，他的國際形象堪稱“強勢的破局者”：他打破慣例，在國際場合直言不諱地批評歐洲盟友，對國際多邊組織更是嗤之以鼻。然而，這種作風反而換來他人的順從與跟風模仿，進一步助長了他我行我素的行事風格。川普的務實中國觀接著外交政策的議題，主持人羅賓森拋出問題：川普對華政策的圖景是否明晰？未來美國對華政策的路線走向將會如何？對此，科特金指出，對華政策是當前美國外交政策中最具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議題，而如何應對中國，亦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他提及，當前世界存在三個令美國顯露脆弱的“失敗邊界”（borders of defeat）——烏克蘭、以色列及台灣。在這些地區，美國常顯力不從心，其緩和談判多無濟於事。科特金認為，美國需在這些議題上把握好“尺度”：既要避免引發不必要的戰爭，又要防止因一味綏靖，被視為投降做派。▲10月30日，中美領導人會晤在韓國釜山舉行。佛格森表示，川普實際上將中美競爭的核心判定為經濟競爭而非地緣政治競爭，在他看來，經濟博弈才是中美較量的關鍵。在美對華戰略演進歷程中，正是川普率先開啟了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時代。川普能成功當選，核心動因之一便是他承諾“解決美國製造業外流”的問題。上任後，他通過加征關稅、實施出口管制，乃至威逼利誘他國及企業赴美投資建廠等舉措，踐行著自己的核心關切——美國能否在製造業領域，追趕上已實現飛躍的中國？“美國再工業化”雖難度極大，卻是中美經濟競爭的核心戰場。而在當下技術浪潮中，人工智慧競賽的勝負，更直接決定著這場經濟競爭的最終走向。而提到川普對華政策的未來走向，佛格森認為，其正呈現從強硬對抗到尼克松式“大交易”轉變的趨勢，川普正朝與中國達成外交妥協的方向邁進。這一政策轉向背後有兩大動因：其一，中國在能源領域的關鍵佈局，為其在中美人工智慧競爭中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二，川普發起貿易戰後，中國採取“對等反制”措施，並依託在稀土領域的核心優勢，直接衝擊美國的汽車製造廠商。這都讓美國意識到，中國是一個難以撼動的強大對手。對“務實”的川普而言，台灣問題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而是其為達成對華“大交易”可動用的談判籌碼。川普如何解決美國的財政危機？談到美國現在的財政狀況，羅賓森引用了亞當·佛格森的相關表述——任何一個大國，如果它的償債支出超過了國防支出，那麼它的大國地位將不會長久。而如今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達到了驚人的120%，凸顯出了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危機。佛格森認為，美國當前正處於完全不可持續的財政軌道上。而川普政府出於政治權宜，從未有穩定公共財政的打算——畢竟福利制度改革在政治層面風險極高。美國財政問題的根源可追溯至小布什政府時期，因歷屆政府均缺乏有效解決方案，這一問題已逐漸威脅到美國的軍力現代化處理程序與戰略威懾能力。但在佛格森看來，評判川普執政成效的標準，應聚焦於美國與中國等競爭對手的博弈表現，而非國內財政改革的推進情況。▲當地時間11月12日，川普在白宮簽署了國會兩院通過的一項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正式結束美政府“停擺”。漢森表示，川普政府實則有一套明確的財政解決方案，其核心思路是“靠經濟增長化解財政困境”，且絕不觸碰福利制度，但這套方案空想色彩濃厚，本質上是自欺欺人。具體來看，其方案包含五大設想，均存在明顯落地隱患：其一，吸引巨額外國投資，但多為口頭承諾，兌現度低，資金是否到位難以追蹤；其二，大力發展能源出口，計畫將能源銷往全球，但產能供給缺乏明確支撐；其三，依賴關稅創收，但關稅與經濟增長或存在此消彼長的矛盾，且微薄的關稅收入，對於填補巨大的財政缺口而言杯水車薪；其四，寄望於人工智慧、加密貨幣等新興產業收益，但僅為模糊的樂觀預期，具體落地效果存疑；其五，削減聯邦僱員規模，試圖通過精簡政府人員節省開支，但目前多為紙面計畫，缺乏實質性推進。在這套方案中，“福利制度改革”儼然成為川普政府的政治禁忌。但福利問題對美國的威脅從未停止——近期美國聯邦政府停擺，便與兩黨在醫保福利預算上的分歧直接相關。科特金補充表示，當前川普政府與美國兩黨均深陷“財政瘋狂”的困局：既缺乏解決財政問題的政治意願，也不願觸碰最敏感卻至關重要的福利改革議題。而川普任內通過的《大而美法案》，更是這一“財政瘋狂”的延續。他進一步指出，若川普僅靠易被後續政府推翻的行政令，以及犧牲財政可持續性的法案來支撐任期，又未能留下具有長期價值的政治遺產，那麼他未必稱得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總統”。川普的高校改革能否成功？與財政危機同樣不容忽視的，還有美國的高校危機。羅賓森首先點出了美國大學當前的核心困境：高校在依賴聯邦政府補貼的同時，其自治權正持續遭受聯邦權力的侵蝕。川普在第二任期內，通過宣稱“關閉”教育部、打擊DEI項目、凍結聯邦資金、收緊學生簽證等一系列舉措，著力重塑美國高等教育生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民調顯示，過去五年美國公眾對本國高等教育體系的信心顯著下滑，高達七成受訪者認為，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總體上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漢森認為，美國精英大學正深陷多重困境：公眾信任崩塌、教育質量遭質疑、違規操作頻發、財政問題凸顯，改革已是勢在必行的自救之舉。包括史丹佛在內的部分高校已著手改革，例如恢復校園言論自由、停止種族相關違規操作等。但爭議的核心在於，這些高校將改革包裝成川普逼迫下的被動之舉；事實上，若高校能主動正視自身問題、主動提出改革方案，原本完全不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科特金完全認同漢森所指出的美國大學弊病，並重申核心立場：美國大學的改革必須由自身主動推進，而非依賴外部脅迫。他強烈反對川普極具破壞性的干預手段——川普雖能精準識別問題，卻毫無解決意願，僅是通過勒索、脅迫、濫用聯邦權力等方式“戲弄”高校。在科特金看來，美國大學是國家至關重要的核心資產，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不應在政治對抗中被消耗，更不該被貶低為“無用之物”。他強調，大學危機的根源與改革的關鍵，均在於其領導層：領導層不應只空談問題，而需聚焦解決方案，以贏得大國競爭為目標推動科教發展——要在與中國等國家的競爭中保持優勢，就必須保障基礎科學獲得充足且合理的資金投入與運作。佛格森反駁了科特金“高校改革應依靠自身推進”的主張，他認為川普極具爭議的施壓方式雖令人反感，卻是推動美國精英大學改革的唯一有效手段。在他眼中，美國精英大學實質是民主黨的“附屬機構”，早已淪為政治化工具，內部毫無自我糾正的動力與能力。他強調，面對美國高校的沉痾頑疾，手段是否得體無關緊要，能否推動改革才是核心——川普的強硬手段，是唯一能“穿透”這些頑固機構的方式。美國的未來：衰落還是復興？美國自1776年獨立以來，其霸權存續時長已接近建國史的三分之一。回望歷程，這個國家既歷經衰落與挫折的考驗，亦憑藉強勁的內在韌性多次實現國力重振。如今，美國即將迎來250周年獨立紀念日，這場延續兩個半世紀的建國“實驗”，究竟正走向落幕，還是仍存復興的可能？漢森明確表達了對美國前景的樂觀立場，認為國家正逐步從危機中復甦，而美國過往多次絕境逢生的經歷，恰恰印證了其強大的復興潛力。他援引美國歷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機作為例證：第一次是1861年爆發的南北戰爭，第二次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第三次則是二戰初期的艱難處境。這些危機的最終結局，均是美國不僅成功轉危為安，更在危機後實現超越，變得比以往更加強大。在漢森看來，這些歷史先例充分證明了美國應對危機的深厚韌性，而如今的美國，已然顯現出復甦向好的跡象。科特金亦認同美國具備充足的復興潛力，但強調復興不會自動降臨，關鍵在於公民的主動參與和公民意識。佛格森作為在場唯一主動選擇成為美國公民的人，坦言自己更關切美國的長遠未來，並認為有必要對腐朽的現狀發起突破性挑戰。他指出，美國建國來，人們始終在擔憂“共和國能否存續”“是否會重蹈羅馬帝國的覆轍”，而這種擔憂恰恰具有積極意義——只要這種憂患意識不消失，且美國核心的三權分立制度仍能正常運轉，美國便能安然無恙。三位學者的美國敘事與復興之辯這場訪談的深層價值，在於三位學者以各自的觀察維度，勾勒出當代美國的三重鏡像——其分歧源於對變革動力與復興路徑的不同判斷，卻共同指向對美國未來的嚴肅叩問。佛格森代表“外力破局論”。他直言川普的施壓是打破高校腐朽現狀、撼動戰後舊秩序的唯一有效手段，認為美國精英機構已淪為政治化工具，內部無自我革新可能，唯有外部破壞性挑戰能迫使其回歸根本原則。他更關注長遠競爭，強調美國需在與中國的博弈中守住科技與經濟優勢，並將川普的政策與尼克松時期的戰略調整類比，視其為重塑國際秩序的關鍵變數。漢森則持“歷史韌性與文化糾偏論”。他從美國歷史危機的復甦經驗出發，堅信國家具備轉危為安的韌性。在他眼中，川普的作用是糾偏，川普的干預是民眾對精英體系的“再平衡”，而當下高校恢復SAT、規範校園言論等變化，正是這種糾偏的體現。科特金秉持“制度自癒與公民主導論”。他堅決反對川普勒索、脅迫的干預方式，強調美國復興的核心不在外力逼迫，而在制度的自我修復與公民的主動參與。他視高校為國家核心資產，主張“改革而非摧毀”，既批判高校領導層的不作為，也擔憂川普的破壞會損耗制度根基；他始終強調，公民意識與能動性才是復興的關鍵。三者的張力恰恰構成了對美國較為完整的透視：佛格森的“破”、漢森的“糾”、科特金的“立”，分別對應著美國當下的危機、歷史的經驗與未來的路徑。他們雖對“如何做”有分歧，卻一致認同美國未到終結之時——復興的可能，或許就藏在外力推動變革、歷史賦予韌性與制度公民共守的辯證之中，在喧囂的爭議裡，仍留存著自我反省與再造的空間。原文標題《佛格森: 向中國妥協是川普的明智之舉》，文章轉載自公眾號“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文章編譯自Hoover Institution。作者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古典學榮譽退休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丹佛大學弗裡曼·斯波格利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中美聚焦)

10月30日，中美兩國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這次會晤緊承美日印澳對話、美日會晤以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3.0版簽署等重要事件，成為觀察中美關係走向與亞太地緣政治演變的關鍵節點。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正從「G2的1.0版」邁向平等夥伴關係的「G2的2.0版」時代。在包容式多邊主義與排他性多邊主義的賽局背後，是全球秩序重塑的深層邏輯。此次會晤傳遞出「越鬥越談」的「新常態」訊號。面對全球性挑戰，中美更應以夥伴姿態相互成就、共同擔當，既是歷史啟示，更是現實所需。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深度解析中美元首釜山會晤的重要意義以及兩國關係的未來走向。大灣區評論：在上篇訪談中我們提到川普的新「現實主義」，即高度關注可見的經濟利益，相對輕視意識形態或者國際規則，帶有一種“總體交易觀”的風格。您認為我們在和美國交往的過程中，如何基於這點去做更良性的互動？鄭永年：「交易」這個字本身應是中性的。人與人交往，尤其是在市場社會中，就需要交易。我們也應當看到川普的長處。比如說，川普高度關注世界和平。就對戰爭的看法而言，川普是風險厭惡型的領導人。他認為，俄烏戰爭造成大量死傷，假如能用經濟的手段解決戰爭問題，為什麼要用子彈、大炮來解決呢？川普是美國建國近250年來第一位商人總統。不管他是破壞還是建設，是成功還是失敗，他已經是二戰以後非常有影響力的總統。一方面，大家對他充滿不理解，因為他對美國傳統外交方式的批評、他處理跟盟友關係方式，似乎背離了傳統的美國政治價值觀──​​尤其是美國菁英的價值觀。在美國傳統外交中，美國的盟友被視為“無價之寶”，川普怎麼能把這些規範與國際機制折算成經濟利益？ 「民主」那麼崇高，你怎麼能把它轉化成美元來交易？所以川普其實是受到很多西方傳統人士，尤其是左派人士的攻擊。但我認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一旦用交易的方式去處理國際關係，反而是找到了一個比較有效的工具。我們可以把他這種方式稱為“經濟主義”，也就是商業利益至上。川普或許覺得「經濟主義」可以有效解決很多問題。我覺得他其實也有「可愛」的地方。有些事情，一旦上升到意識形態、價值觀，就上升到非常高的價值層面，就很難解決。但如果把問題用一種技術手段來處理，反而更容易解決。所以有的美國學者把川普的思路，跟鄧小平先生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做類比。這樣的比喻儘管很奇怪，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以前我們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的，認為社會主義不能有市場經濟。但鄧小平先生給了不同的思路，他的理解是：市場經濟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如果這樣類比，川普把他所謂的商業利益、“經濟主義”，作為解決一些問題的工具，我認為也沒什麼不好。此外，川普的「和平觀」跟他的宗教觀也有關係。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川普曾在美國福斯新聞頻​​道《福斯與朋友們》專欄中，透露他推動結束俄烏衝突的真正動機——他擔心自己死後可能無法進入天堂。他也進一步解釋「如果能上天堂，（促成和平）這會是個重要原因」。我們很少聽到川普說出如此自省、甚至可謂自我貶低的話。但事實上，川普年事已高，在這樣的狀態下，要改變他以前的信念是很困難的。川普在華盛頓參加保守派集會時手持聖經（圖源：紐約時報）至少從他自己的角度說，他覺得自己確實為世界和平做出了許多貢獻。你看這次，總書記與川普見面的時候，對川普的這些衝突調解行為也給予了肯定。他有意願推動許多熱門議題的解決。而對這些熱門議題，他都用經濟方法去處理。例如2025年7月，川普先後與柬埔寨首相洪瑪奈、泰國代理總理普坦通電話，並在社群媒體上公開喊話：「如果兩國繼續打仗，美國就不會與任何一方達成貿易協議。」這種方式雖然看似「兒戲”，但也確實有效。所以我們不要用傳統的思路、傳統的價值觀去看川普。所以進一步說，中美之間是存在著可交易的領域的，只是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來交易的。例如，在中方看來，政治制度、主權、台灣問題不能交易，核心利益不能交易。但在部分議題，像川普所重視的稀土、晶片、能源等議題，都是可以交易的。大灣區評論：這次中美元首會晤選在了韓國釜山，而且緊隨著美日印澳對話（Quad）以及美日會晤之後。同時，中國也剛推動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3.0版」的簽署。您之前也曾講過美國的盟友體系，以及中美兩國多邊主義的不同方式。如何解讀背後的地緣政治變化？您認為這次會晤會對印太或亞太的格局產生怎樣的影響？鄭永年：我個人覺得，這是兩種多邊主義的較量。中國說我們的是真正的多邊主義，但我喜歡用學術化的語言，稱之為「包容式的多邊主義」 （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例如中國—東協自貿區所代表的就是包容式的多邊主義，是為瞭解決所有成員國所面臨的問題，增進所有成員國的利益，並非針對任何第三方。而美國以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盟，美日印澳（Quad）、AUKUS，尤其是拜登政府在中國周邊構建六七個“團團夥”，都是針對中國的，這就是一種“排他性的多邊主義” （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雖然也是多邊主義，但是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2023年3月，時任AUKUS澳英美三國領導人共同宣佈澳英美核動力潛艦合作計畫（圖源：美聯社）你剛才問題中所說的就是這兩種多邊主義的競爭。實際地看，川普對美國過去那種排他性的多邊主義不太感興趣，甚至對美國的盟友體係也不感興趣，認為美國所付出的太多，而另外的國家採取「搭便車」的方式。所以，儘管川普造訪了韓國和日本，但這已經不是原來拜登政府意義上的那種針對中國的「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了。對此，我們一定要小心，不要有錯誤的認知。即使川普和美國的盟友——澳洲也好、韓國也好、日本也好——簽署了某種條約，保持形式上的同盟，這種所謂的同盟還是以前的同盟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了。川普基本上還是秉持著比較務實的態度，在以商人思維推動國家間正常的交往，並非專門針對中國。之前拜登時期的協議就非常明確是針對中國的，但這次川普跟日本或韓國簽署的協議，我並不認為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川普對拜登執政時期的AUKUS、自己第一任期提出的美國印太戰略等國際機制，並未太強調。川普本人的理念也在轉型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的競爭肯定是比誰更開放。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這種包容式的多邊主義，現在慢慢開始佔上風了。我認為，以後我們也要把美國包容進來。當然，我們一直希望對美國開放，但美國一直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我們。不過，我們要有耐心，在開放這條道路上要持之以恆地走下去，久久為功。美國的態度也會有所轉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也會有所改變。大灣區評論：「G2」理念的構想早在2008年就已提出，但這項倡議在當時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議。在中美實力對比進一步縮小的今天，且雙方都無力單獨解決全球性危機的背景下，您認為「G2」的概念是否會以某種新、更務實的形態「重出江湖」？鄭永年：我認為「G2」是個事實。即使不用這個概念，中美兩國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雙方的角色和影響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過，「早期的G2」跟「現在的G2」有所不同。早期的G2倡議當中，要求中美兩個大國要為國際秩序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但卻希望中國在美國領導的框架下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在這樣的製度性安排中，中國是一個附屬的角色，兩國之間不存在平等性。我們可以稱之為「G2的1.0版」。現在進入「G2的2.0版」了，即強調夥伴（partner），兩國之間是平等的。這是因為，跟早期G2概念提出來的時候相比，中國的實力已經不一樣了。正如我們上次討論的，你有晶片新規，我就有稀土新規，兩國處於一個平等的地位。這次兩國元首會晤，也真正體現了平等性，這取決於我們國家自己的實力成長和進步，在國際政治中，用實力說話。反觀川普跟其他領導人會晤的時候，那有什麼平等？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白雲鄂博礦，是世界公認最大的稀土礦（圖源：環球網）目前，G2已經進入2.0版，未來將是關於夥伴關係（partnership）的問題了。這也是為什麼兩位領導人提倡實現「大國責任」。在這基礎上，世界秩序可望得到重塑。我對這問題持樂觀態度。大灣區評論：「修昔底德陷阱」一直是懸在中美關係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您看來，此次會晤中展現出的那些具體訊號或潛在共識，顯示雙方正在有意識地規避這一歷史宿命？未來的中美是否有可能成為「新秩序」的「共同設計師」？鄭永年：我是非常現實主義的，但也是樂觀主義的。首先，「修昔底德陷阱」這種現象還是存在的。這個理論是哈佛的教授格雷厄姆·艾立森（Allison）提出來的，他發現，1500年以後，全球有16次所謂的權力轉移，都是從一個守成大國轉向一個新興大國，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4次是比較和平的。所以，不管你叫不叫它“修昔底德陷阱”，戰爭的發生是一定要去解釋的。所以艾立森的理論是用來解釋為什麼大國之間會發生戰爭。但是這個說法就像你剛才說的，好像是一種「先定論」。其實我們的態度早就已經不一樣了。總書記以前一直說“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容得下中美兩國”，現在說“世界之大，更能容得下中美兩國”。在這次兩國元首的會晤中，總書記更是表示：「中國的發展振興同川普總統要實現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是並行不悖的，中美兩國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榮。」中美兩國做夥伴、做朋友，這是歷史的啟示，也是現實的需要。所以，「修昔底德陷阱」體現的是西方的邏輯，而非中華文明的邏輯。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東亞最大的國家。就像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曾經說過的，整個東南亞那麼多國家，跟中國相處那麼多年，中國從來沒有把它們變成殖民地。但西方人一來，沒幾年就把整個東南亞（除了少數國家之外）都變成了它的殖民地。所以文明的邏輯不一樣，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當然，一個國家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必須具備相應的外交與內政能力。「修昔底德陷阱」是屬於西方的概念，中國不接受。我們有能力來規避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我們首先不相信它，即使它存在，我們也有能力跳出這個陷阱。我們有些網友說，中國以後要對美國進行「反攻」等等。這是很無知的說法。中美兩個大國誰也打敗不了誰。從來沒有一個大國是被另一個大國打敗的。大國如果失敗了，都是自己打敗自己，犯了戰略性的錯誤。蘇聯是自己打敗自己，並不是美國所吹噓的雷根打敗了它。所有的歷史都是這樣。對中美關係，我並不悲觀。未來，中美之間的鬥爭是會有的，甚至更激烈的鬥爭也會有，但會是一個越鬥爭越需要談判，進而促成雙邊關係更加緊密的趨勢。大灣區評論：您之前提到中國要透過階梯式遞進的方式來重塑中美關係和全球秩序。在未來國際秩序重塑的過程中，中美兩國各自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鄭永年：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應該」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的問題。因為中美兩國都有其比較優勢，每個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世界需要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例如在氣候變遷、公共衛生治理等領域。我以前多次說過，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和產能，都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如果中美兩國合作，就能推動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到來。從某些方面來看，中國可能要考慮扮演二戰以後美國所扮演的角色。當時，在英美之間，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沒有發生。英國作為老牌帝國衰落了，美國就獲取了英國遺留的權力，並在當時的國際秩序重塑中扮演了一個主導的角色。透過布列敦森林體系，時任美國財長懷特跟凱因斯先生共同設計了戰後的全球經濟秩序。1944年，參加布列敦森林會議的美國代表（圖源：Getty Images）儘管好多人不相信，認為中美意識形態不一樣，信仰不一樣等等，但我認為，從經濟利益等各個面向的角度看，現在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個越來越世俗化的世界。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是越來越多的。美國的經濟、技術也還在發展，中國也在發展。我當時就說，中國以前跟其他國家都在發展「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我認為中美之間以後就是一個夥伴（partnership）關係，甚至「戰略」兩個字都不用，用「夥伴關係」來概括就足夠了。 （大灣區評論）

川普，過去10年裡美國最大的反華派，在反華這個領域川普稱第二那美國沒人敢稱第一。但最近川普做出了一個歷史等級的轉變，他開始引領美國的輿論走向對華友好了。2025年11月2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了對川普的專訪，在提及中美關係時，川普稱“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符合美國的利益。”以及“與中國合作可以讓美國變得更好”。同時，川普還說：“我覺得我們（美中）相處得非常好，我認為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將他們擊倒，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強大、更出色，我們與一個強大的國家（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而且我一直認為，若能達成不錯的協議，與中國和睦相處總比對立好。”同一天，曾經極度反華的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分別對兩家美媒表示美方無意同中國脫鉤。這個轉變過於重磅，以至於中國央媒第一時間進行了報導。川普及其團隊成員公開對輿論表態，要對中國友好，這代表什麼？有人說這什麼都不能代表，因為川普的信用值約等於零，今天簽的協議明天都能無理由撕毀，更別提只是對媒體表個對華友善的態度了，明天分分鐘繼續反華。這你就錯了，對於川普這樣的政治人物而言，和其他國家簽的協議分分鐘撕毀這不算個大事，但在美國整體濃厚的反華氛圍中當眾表態要對華友好，這真的是個大事。對於美式政治而言，對輿論進行公開表態，其意義和重大程度遠遠大於和他國簽一份協議，因為選民不怎麼看也看不懂對外協議，但看得懂公開表態。川普這個人你可以說他搞行政不專業，但你不可否認他是一個政治天才，尤其是對政治風向的敏感度把握的極其精準，遠超其他美國政客。2025年11月川普的這個公開親華表態，如果你無法理解有多麼重大的意義，那你可以看一看2015年川普進行的公開反華表態。回顧歷史，可以有助於你預測未來。2015年的時候美國還是歐巴馬執政，雖然執行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試圖對中國進行一定的軍事和經濟壓制，但總體上還是對華友好的態度。2015年9月，中國元首訪美的時候，歐巴馬仍然公開宣稱中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只是強調“競爭需基於規則”，並行布了白宮聯合聲明。在歐巴馬之外，2015年的美國政客基本上都避免直接指責中國，最多就是暗戳戳的說幾句，主流輿論也是如此。以上這些，就是2015年美國的政治生態和輿論背景。但2015年6月16日，川普在紐約川普大廈正式宣佈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並開始準備在一輪輪的競選中拿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和儘量對華友善的歐巴馬團隊以及美國主流輿論不同，川普直接選擇了極端反華道路，公開對媒體說出了一系列驚人之語，開了美國政壇先河。在2015年6月16日的競選啟動儀式上，川普的發言就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中國，稱“中國正在搞垮我們……他們偷走我們的工作，操縱匯率。”（來源：CNN直播實錄）。2015年7月，川普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使用了“強姦美國經濟”等極端獵奇和吸引眼球的煽動性詞彙。2015年8月，川普在底特律的演講中稱“中國工廠搶走了你們的飯碗”，並將美國製造業衰退歸咎於中國。2015年11月，在共和黨的初選辯論中，川普稱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匯率操縱國”，並威脅加征關稅（來源：Fox News辯論實錄）。2015年12月，川普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提出了“對華商品徵收45%關稅”的設想，這是川普首次明確提出的對中國加征關稅策略，也是美國提出對華加征關稅的第一人。2016年5月，川普在印第安納州演講稱："中國正在以史無前例的方式佔我們便宜。"（來源：CNN 2016年報導）。2016年川普拋出的其他反華言論還有很多很多，不再逐個贅述。“讓美國再次偉大”和“美國優先”以及對華徵收關稅，這些我們如今耳熟能詳的政策，其最初雛形其實都出現在2015年，發明者都是川普。通過民粹主義敘事和極端化表述，以及把中國作為主要攻擊對象，川普迅速在美國政壇崛起了，成為了政治新星。但對於川普的言論，歐巴馬政府以及其他老牌美國政客極其不認同，認為純屬扯淡，沒有可操作性，對美國整體沒好處等，同時美國的主流輿論反對的也非常多。對於川普頻繁宣稱的中國威脅論，CNN等就多次批評其屬於“危險言論”，和強烈支援川普的Fox News形成了兩極爭論，在當時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論戰。在2016年的最終總統競選中，美國的主流輿論以及政治精英很多都傾向於認為民主黨的希拉里會獲勝，因為川普的言行實在是太“扯淡”，甚至可以稱之為“瘋子”，看起來毫無政治常識以及可操作性。但事實證明他們都錯了，2016年川普乾脆利落的擊敗了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為什麼在2016年之後，美國突然冒出了那麼多的反華政客？主要原因就是川普那巨大的成功所帶來的示範效應，反華能“掙錢”（選票），所以美國政客們當然會開始模仿川普進行反華。2017年1月，川普上任總統後立刻退出了歐巴馬精心推動多年才落地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把這個美國壓制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也最厲害的工具給廢掉了。而川普廢掉TPP的公開理由，給美國民眾說的是“對中國不夠強硬”。在隨後的日子裡，川普繼續瘋狂鼓吹極端反華。2017年3月，川普接受CNBC採訪時稱："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違規者是中國。"，同年出台《國家安全戰略》，首次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而川普團隊的其他成員也清一色的都是極端反華。史蒂夫·班農，川普任命的白宮首席戰略師，在2017年2月公開宣稱"我們正在與中國進行經濟戰。"，在2017年3月公開宣稱"中國的崛起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羅伯特·萊特希澤，川普任命的美國貿易代表，直接主導301調查，成為貿易戰關鍵推手，在2017年8月的國會上稱"中國的貿易行為是歷史上最具侵略性的。"從2015年開始推動，川普花費了接近3年的時間，最終徹底改造了美國主流輿論和民意的對華態度，在美國政壇凝聚了想當政客就“必須反華”的共識。準備完成後，川普於2018年3月簽署備忘錄，宣佈根據“301調查”結果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涉及約500億美元商品），正式挑起中美貿易戰。從此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我們如今處於的階段。川普是美國首位將反華情緒民粹化、主流化的政治人物，但從另一方面說，川普也是首個發現鼓吹極端反華能大量拉票的美國政客，他敏銳的察覺到了美國社會內部存在的需求，頂著美國傳統政治精英的不理解和鄙視，開啟了一條反華之路。就結果而言，美國沒有一個政客能位元朗普政治嗅覺更敏銳，這個人總是能第一時間察覺到美國選民想要什麼。美國集體開始反華，爆發式批次湧現出反華政客確實是2018年，但川普2015年就開始幹這個事了，比常規政客提前了足足接近3年時間。就這麼一個人，在如今2025年美國遍地都是反話政客，主流輿論沒一個敢說中國好話的背景下，突然開始宣稱要對華友好。“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符合美國的利益。”“與中國合作可以讓美國變得更好”。“與中國和睦相處總比對立好。”這三句話也許你覺得平平無奇，那我問你，就這平平無奇的三句話，美國的Fox News敢公開說嗎？在2016年公開批判川普反華言行屬於“危險言論”的美國CNN，如今敢公開說嗎？整個美國的主串流媒體，那烏泱泱多的美國政客，在如今的2025年11月，那個敢公開說上面這三句話？那個敢把對華友好作為自己公開發言的主基調？只有瘋子才敢這麼說，對吧。2015年的時候，整個美國的主流認知都是對華合作和友好，川普第一個跳出來公開反華。歷經3年激烈辯論後，美國主流輿論承認了川普是對的，然後開始集體轉向進行反華。2025年的時候，整個美國的主流認識都是極端反華，川普第一個跳出來公開親華。川普這個人也許這個那個，但川普的政治敏感度絕對是美國第一人，尤其這個人還是美國反華思潮的開派宗師。這樣的一個人突然之間要親華，再次開始逆著美國主流輿論進行公開表態，代表的意義當然是非常重大，歷史等級的那種重大。 (遠方青木)

結束了亞洲之行的川普，日前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採訪時，針對中美吉隆坡會談以及兩國關係，發表了自己的感受和觀點。其中，他說的兩句話引起了外界廣泛關注。證明此次會談，為中美未來一年內的雙邊關係奠定了基調，也讓美國內部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所在。川普先是對過去半年多的對華關稅政策作了一次“深入檢討”，他稱：“在處理貿易爭端問題上，我們或許都有些非理性。”雖然川普將中國也帶進來了，但這無疑是他強行為自己挽尊。要知道，中國在這整個過程中，都是被迫採取反制舉措的一方，從未主動謀求將雙方的關稅幅度提升至非理性的高度。相反，川普在中國將對美關稅額提升到125%，並宣佈不再陪美國玩數位遊戲以後，還任性胡為，繼續提高關稅。因此，川普自己心裡肯定門清，真正不理性的一方從來都是他自己。除了承認自己不夠理性以外，川普還首次正面回應了中國提出的中美關係模式。他說：“世界競爭非常激烈，尤其是中國與美國。我們彼此互相關注，我認為我們相處得很好，我認為通過與他們合作，而非將其排擠出局，我們可以變得更壯大、更好、更強。”川普的這席話，正是中國反覆強調的中美關係模式，即兩國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經貿應該成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而不是絆腳石和衝突點。在過去，美國從未接受中國這一基調，如今，他們主動提出，儘管之後是否會願意在中國提出的模式下處理中美關係還有待觀察，但起碼口頭上的轉變，為行動的轉變奠定了基礎。當然，中美這種互利，對於美國來說，僅僅只是剛需性的互利，而非上升到戰略高度上的互利，雙方的競爭關係依然不會變。對此，川普和美國財長貝森特也明確表態了。同樣是在採訪中，川普表示，美國不會讓中國取得輝達最先進的人工智慧（AI）晶片。貝森特則是重點提到稀土，他稱：“中國壟斷了稀土市場，我們不想與中國脫鉤，但我們必須降低風險。我們希望中國可以成為值得我們信賴的可靠夥伴，否則我們可能會再次威脅加征關稅”從安克雷奇的俯視中國，聲稱“要從實力地位出發和中國談”，到吉隆坡的正視中國，將中美會談描述為“G2會談”。美國態度的轉變，背後是兩國綜合實力的快速接近。而贏得這場競爭的關鍵在於，雙方誰能將“內功”修煉至更高境界。顯然，美國在這方面正在出現倒退的情況。首先是持續了數十天的政府停擺，使得美國內部正在醞釀一場規模空前的危機。“政客新聞網”稱，在政府停擺期間，美國有近4200萬人面臨“斷糧”，這些人在過去一直靠政府發放的免費食物生存。如今政府停擺，導致他們很可能會斷糧。其次，美國國內的經濟衰退已經不可逆。貝森特在11月2日強調，美國部分經濟領域已經開始萎縮，如果聯準會不進一步降息，經濟衰退範圍可能擴大。然而，多位官員因通膨擔憂而持謹慎態度。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此次選擇與中國“休戰一年”，是回歸理性之舉。在這一年中，雙方肯定還會有摩擦，對此，我只想奉勸美國一句話，中國的復興之路已不可阻擋，盡快找到與中國共存之道，才是美國的當務之急。 (東方善緣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