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提供強有力支援後,阿根廷比索兌美元匯率再度回落,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米萊率領的執政黨“自由前進黨”在阿根廷議會選舉中大勝。(阿根廷“iprofesional”網站)
阿根廷總統米萊像是繫結了“爽文系統”的主角。
出身草根、毫無政治背景的他,先是以經濟界“網紅”身份獲得民眾支援,成為一國總統。
而後面臨腐敗醜聞以及經濟頹勢,米萊硬是靠美國22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回血”,在10月26日的阿根廷議會選舉中,率領“自由前進黨”以近41%的選票贏得選舉。
如今,米萊就任總統將滿2年,任期進入後半段。儘管執政黨仍未佔議會的絕對多數席位,但在總統否決權以及傳統右翼政黨的支援下,米萊推動其施政綱領的底氣大大增加。
然而,政治風險消散後,阿根廷宏觀經濟成敗將由米萊全權負責。此時,阿根廷社會仍處於危機氛圍中:外匯儲備處於最低水平,匯率動盪,民眾擔憂選舉後貨幣大幅貶值。
今天,博觀工作室就從經濟、輿論角度,給大家講一講米萊“總統劇本”反映出的阿根廷真實國情以及他的劇本還能繼續“爽”下去嗎?
要說米萊拿到“大男主”的總統劇本,和近幾十年的阿根廷經濟長期陷入停滯循環、持續外匯短缺有關。
要解釋這一切,我們先看看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居民魯本・斯圖皮埃洛的故事。
1975年,魯本賣掉了一套房子,將所得比索存入銀行,希望能靠錢生錢。
幾個月後,時任政府宣佈了一系列經濟措施,比索貶值超100%。
驚慌失措的魯本急忙去銀行取錢,但當他取出錢時才發現,原來能買下一套房的比索,如今只能勉強買一輛汽車。
自此,和魯本一樣的阿根廷人堅信,在該國最好的儲蓄方式是持有美元,而非不斷貶值的比索。
不過,將美元存入銀行也非萬無一失。
2001年,阿根廷爆發嚴重經濟危機,時任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儲戶從銀行提取美元。儲戶的美元存款被強制兌換為比索,兌換匯率遠低於此前水平。
於是,出於對比索和銀行的雙重不信任,許多民眾選擇將比索兌換成美元,藏在家中床墊裡,以應對日後可能出現的危機。
這也是阿根廷“床墊美元”說法的來歷。
這種“藏美元”的習慣給阿根廷本土經濟帶來了巨大困擾。
根據阿根廷官方統計,約有2460億美元游離在阿根廷銀行體系之外。這一數字遠超阿根廷央行約383億美元的國際外匯儲備,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
阿根廷人將美元藏在家裡本質上是將資金撤出了經濟循環,這些美元既不用於消費,也不能借給企業投資,處於“閒置狀態”。
這是阿根廷經濟的一大癥結所在———內需拉不動,央行外匯不足。一方面,沒人進口商品、推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用於外匯儲備、穩定匯率的美元也相應減少。
長此以往,無論是左翼執政還是右翼執政,阿根廷的經濟始終走不出停滯的怪圈。
到2023年,深諳流量之道的米萊橫空出世。
他在競選總統時,“廢央行、穩匯率”的口號在我們聽來瘋狂,但在阿根廷民眾聽來卻不亞於及時雨。許多民眾本著死馬當成活馬醫的心態,投票給了米萊,將打破“循環系統”的重任託付給了他。
阿根廷政治學家拉拉・戈伊布魯說,該國相當一部分民眾認為,與其回到“已知的過去”,不如面對“未知的未來”。
上任初期,為降低通膨,米萊採取了被經學家稱為“通膨錨定”的工具:固定官方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通過提高官方美元匯率,每月讓比索貶值2%。
此外,加上大幅削減公共支出和停止印鈔的政策,推動阿根廷2024年全年通膨率降至118%,相較於前一年下降44.5個百分點。
上述“休克療法”的負面影響也隨之顯現。比索貶值速度低於通膨增速,比索實質價值不斷走強,官方美元匯率與生活成本之間出現脫節,購買力大幅下降。
最終,阿根廷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美元通膨。據多位阿根廷經濟學家估算,2024 年阿根廷“美元通膨率”超過70%。
換句話說:一年前用100美元能買到的東西,到了2024年則需要170美元。
比索增值對阿根廷來說,既有積極面,也有消極面。
積極方面,政府強調民眾工資的“美元價值”有所提升。
據線上招聘平台Bumeran的報告,阿根廷人當前平均月薪為1234美元,高於拉美地區平均水平;而一年前,阿根廷的薪資水平在拉美還處於較低梯隊。
消極方面,入境旅遊人數大幅減少,工業等領域受到強烈衝擊——無論是面向本土市場還是出口市場,生產成本都有所上升,導致阿根廷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競爭力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政府為刺激競爭、降低本土商品價格,還擴大了進口開放力度。
不少人提出預警,阿根廷可能再次面臨工業消亡。上世紀90年代,阿根廷比索與美元掛鉤(正是當時出台了貨幣互換政策),大量企業最終倒閉。
那麼,阿根廷民眾如何看待米萊上台後的經濟波動?
66歲的格拉謝拉・馬克斯表示,“危機”對她而言已是家常便飯,“一切都是一團糟,大多數阿根廷人都過得很艱難”。她表示儘管自己有退休金,但每月都入不敷出。
格拉謝拉・馬克斯的處境,是許多阿根廷人的縮影。
他們的現狀十分矛盾,儘管米萊上任後通膨資料明顯好轉,但阿根廷的生活成本不斷攀升,大部分中產階級日子過得緊巴巴。
31歲的大衛・克拉揚貝格表示,當前阿根廷的物價依然過高,但薪資水平卻未能跟上,“在超市裡能明顯感受到這一點,物價在漲,工資卻沒漲”。他表示,自己最主要的不滿與生活成本上升有關,“比如電費,我的用電量和幾年前一樣,但現在帳單金額翻了倍”。
大學生昆廷・穆拉伊爾則表示,米萊政府的核心問題是“過於關注宏觀經濟,卻忽視了微觀層面,忘了民眾的錢袋子”。
不過,仍有一些人相信,他們在米萊政府任期內的犧牲終將獲得回報,同時也認可政府取得的部分成就。55歲的房產中介范妮莎・阿隆索就表示,近期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復甦跡象,“通膨下降帶來了穩定感,人們能夠做長遠規劃”。
談及自己所在的行業,阿隆索表示:“對改善的預期本身就幫助房地產市場復甦了。” 在她讚賞的政府舉措中,“減稅、抑制通膨,以及削減官僚機構開支”尤為突出。
不過,阿隆索也提到“政府的作風過於強硬”。 她呼籲政府少一些對抗性,多一些人文關懷。“他們總在談論市場,卻忘了市場是由人構成的。”
無論如何,在米萊任期過半的當下,民眾觀點已出現明顯分歧。“仍有人認為米萊是最大的救星,但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陷入絕望。”阿隆索無奈說道,“要麼全好,要麼全壞,阿根廷總是這樣。”
如今,即便有美國的“輸血”,但上世紀90年代將比索與美元掛鉤的政策已經向阿根廷說明,美國政府從來都不是慈善機構,給阿根廷的200億美元貨幣互換協議以及購買10億阿根廷比索的舉措,只是暫時穩定了比索的匯率。
阿根廷經濟學家福斯托・斯波托爾諾指出了問題癥結所在,“從長遠來看,提升阿根廷競爭力只有一種方法:推行結構性改革。”
他表示,單純通過貨幣貶值無法提升競爭力,十多年來,就業和薪資都沒有增長,阿根廷真正需要的是吸引投資、促進就業增長。
斯波托爾諾認為,市場不需要一個“自由至上”的阿根廷,市場需要一個“妥善管理公共財政”的阿根廷。因此,對於阿根廷的未來,這位經濟學家認為,即便有美國財政部的支援,阿根廷“仍可能發生任何情況”。
最後,對於阿根廷近兩年的經濟情況,博觀工作室給大家分享幾點感受。
第一,時勢造英雄。阿根廷的經濟困境是長期政治不穩定、財政失衡與高通膨多年累積的結果。這也反映了拉美目前的政治困境——經濟疲軟下,傳統的政治派別對民眾的吸引力不再,人們認為左右翼上台都不管用,就傾向於選擇如米萊一般的“第三種”選擇。拉美學術界將此類人物成為“新右翼”,以阿根廷總統米萊、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為代表。可以觀察到,拉美其他國家也出現了“新右翼”興起的趨勢。
第二,出來混,遲早要還。曾經拿著電鋸、嚷嚷著終結特權階級的米萊,經過快兩年的政治打磨,越來越趨向於一個手段圓滑的政治家,身邊也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未來,他是選擇實現長期經濟目標,還是獲得短期選舉利益,值得關注。
第三,發展的主動權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反觀中國式現代化,每一個成果都來之不易,都是在克服外部技術封鎖、內部轉型陣痛中“拼”出來的。 (環時深度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