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華人傳奇：他鏡頭裡的中國，大部分人沒看過

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
曾專訪首位獲得新聞界最高獎——
普立茲獎的華裔攝影師，劉香成。
他被評為「攝影術誕生180年180人」之一，
而今，他已經74歲了。

劉香成認為，這是“最能代表中國的照片之一”

1976年始，

劉香成先後作為《時代》周刊、美聯社

第一個派駐中國的攝影記者，

傾盡半生，拍攝改革浪潮下

中國人日新月異的生活，

那個年代西方關於中國的照片，

65%出自劉香成之手。

他也曾擔任特派員，

被派駐（前）蘇聯、印度、韓國…

輾轉各大新聞現場，甚至不畏槍林彈雨，

記錄下寶貴的時代影像。

劉香成接受「一條」專訪

如今，74歲的瀏香成仍在路上，

以記者特有的執著，拍攝“一帶一路”，

繼續用鏡頭記錄新時代的中國。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我們重發此篇，

從一張照片背後的動人故事裡，

見證一個時代記錄者的傳奇一生。

自述：劉香成

劉香成“面孔”篇

圖為作家阿城、導演姜文、張藝謀和演員鞏俐

要記錄這個時代，用什麼畫面把它留下來？

這些照片一張疊一張，你會看到，一個社會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世界又是怎麼改變的。

用攝影的語言把一個時代拆開，第一個看到的就是臉孔，它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切入點。

在最短的時間裡面，跟著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建立最基本的互信。這種信任要嘛就是有，要嘛就是沒有，赤裸裸寫在臉孔上面。

現代時尚潮流逐漸影響⻘年⼈

有一次我去西雙版納景洪參加潑水節，我在鎮裡面的馬路上走，看到三個年輕人在老遠的地方，我發現他們穿著是很時髦的，這種帽子、衣服、襯衫還有外衣，三個都戴著一模一樣的墨鏡。

我說：「你們三個是不是能夠走得再近一點，讓我拍一張？」他們也沒看過這麼大的相機，我就記錄這張很沉默的表情。

1981年的月壇公園，我最初被這對情侶對視的樣子打動了。兩個人坐下來談戀愛，他們是“腳打腳”，男孩溫柔地握住女孩放在膝蓋上的手。你會感覺到，中國人表達愛，跟西方人公開親吻和擁抱截然不同。

上海西藏路上有很多攝影館，有一天我進到這家照相館，我就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般結婚照是只拍肩膀以上，人的下半身不會在畫面之內，這個女孩子就沒有租借整個婚紗，下面是普通的褲子，普通的鞋。

我覺得很可愛，也反映了那個時代對吧？那會兒改革開放才剛開始。中國人在日常生活裡面，有那種難能可貴的節省的美德，今天你看婚紗多豪華，還要跑到巴黎鐵塔去拍。

1981年，我看到北京報紙上有一個美容手術的新聞。我也很興奮，帶著我的司機，「咱們就去東單」。也不知道具體在那裡，就找居委會問，找到了那間美容室。

剛好有一個女孩坐在那裡，旁邊有一個小桌子，上面堆了一大堆西方雜誌，這個女孩跟醫生說：「我喜歡這種眼睛」。我一看，是義大利著名演員索菲亞·羅蘭（笑）。

再看到她的臉孔時，我吃了一驚，原來她一個眼已經做了雙眼皮。我就問：「你怎麼不同時做？」她說：「兩個眼睛都戴上紗布，我騎不了自行車回家。」我覺得特別可愛。

溥傑我拍過他幾次，他非常樸素，說話聲音也很低很慢。我就跟他提出，可不可以找個機會回你過去居住的地方──故宮，給你拍張肖像？

他和我約在某一天下午，他說：「在故宮午門前的售票處，咱們在那裡等。」到了午門的門口，我見到個子小小的溥傑先生站在那兒。幾個女售票工作人員，對他好像都是笑笑臉很熟悉的樣子，我才發現，原來故宮接近4點鐘是清場的時候，整個都空了，沒有其他遊客。

我就到處去找了一張椅子，在太和殿前面讓他坐下來，他依然是很寧靜的表情。我們接著走一走，由他來做我的導遊。他告訴我，他跟他的哥哥在那裡學騎腳踏車、學英文，在那裡他又被哥哥罵過。他也替我拍了一張照片，這是我一生中覺得特別榮幸的機會。

國際攝影這塊，觀眾比較熟悉的，可能是戈巴契夫辭職演講。

當時有幾千個國外記者在蘇聯，突然間我接到電話，是CNN的董事長親自掛帥，帶著我從亞特蘭大到莫斯科去。我進入克里姆林宮裡面，發現連俄羅斯塔斯社的記者都不在，我是唯一身上有相機的人。

因為是新聞聯播，相機快門的聲音會影響到他，我想：“天吶，冷戰在我相機面前結束，我該在那個瞬間拍？我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最後決定，在他放下講稿，紙依然在動的時候，把這個瞬間抓住──因為動態是歷史的瞬間。戈巴契夫唸完稿子，要丟下來的時候，我就用很慢的快門，底片速度是1/30秒。回到分社，我把照片洗出來，真是個巨大的解放，隔天全世界的頭版都用了這張照片。

中美《上海公報》簽署⼗周年紀念期間

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森擺出服務生的姿勢

新聞工作也好，攝影師也好，有時候你的名聲、你的誠信力，它的存在是你自己很難想像的。這次展覽，觀眾會發現一個驚喜，這裡面很少是典型的新聞。從尼克森先生到一個藝術家，從六盤水的小同學，到一個私人空間，重要的是，它能在情感上和人產生互動。

時間主要集中在20世紀最後25年，但也有一些畫面，是2021年在北京、上海拍的。我覺得20世紀發生的事情，一直到21世紀，到今天、明天，並不會隨著時間被遺忘，進入歷史的垃圾桶──它的影響會越來越大。

我1951年10月出生在中國香港，是我們家的第六個孩子。

我父親是湖南人，有著很耿直的性格，他在報業工作，休閒的時候喜歡唱頌古文。母親是福州一個大家庭的女孩子，那個年代受過大學教育。

兩、三歲時，父親把我送回福州，我在福州上的幼稚園、小學。在新的社會主義底下成長，這段經歷特別難能可貴。

9歲時，我回了中國香港，又開始適應一個嶄新的社會。一邊很努力地學英文，一邊也很努力地學廣東話。我父親是負責報紙的國際版，暑假的時候，他常常給我一小段外電，說：「你試試看翻譯」。我坐下來就開始翻譯美聯社的稿，父親就給我文字上做修改。

我1969年到了美國，那時沒有一個從大陸去的留學生，中美建交還沒開始。我就一個人學會開車，也和一些藝術家，比如上海畫家夏陽老先生有交遊，他的畫，也間接影響到我對攝影的愛好。

我大學的專業是國際政治。畢業前，要選修10-12個課程學分，跟本科的學習毫無關係，很偶然地，選了一科攝影。這個選擇可能也跟我小時候的經驗有關，父親會讓我星期六去學繪畫，但是一筆一筆地畫畫，我好像沒有什麼天賦，不過對構圖還有一點點認識。

為了這堂課，我就拿了一個很一般的相機，跑到紐約59街第四大道的百貨商場，我記得我看到一些無家可歸的人，拍了一個「流浪者」系列，把這個作業交給攝影課的老師瓊恩·米利。

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畢卡索作畫

圖為時年106歲的“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在寫“中國”

瓊恩·米利在攝影史上很有名，是《生活》雜誌的攝影師，許多藝術家、音樂家、哲學家的經典影像都是他拍的。後來，他看了我拍的無家可歸的老太太，就邀請我去做他的助理。

我跟他在一起有那麼一整個學期的時間，我常常幫他整理文獻，看他拍的布列松16毫米的膠卷電影——布列鬆在紐約唐人街的馬路上跳來跳去。

每一天跟瓊恩·米利工作完了之後，他就喜歡給他自己倒一杯威士忌，也給我倒一杯，拿一根香蕉、一個蘋果，咬蘋果香蕉的時候，看著牆上貼的圖片，他就會告訴我，怎麼去閱讀一張圖片：一張好的攝影是可以閱讀的，它有一種資訊的持久性。

瓊恩·米利跟布列松先生是挺好的朋友，當年在紐約，布列鬆的公關常帶著他的攝影去找米利，大家像小同學一樣互相去看作品，所以我開始對布列松很感興趣。

多年後，我明白了幾樣事情，有一樣就來自布列松1971年的一篇採訪，那時他已經從事了50年攝影，他說：“我的作品裡面值得你們看了又看的圖片，也就是40、50張。”

我就思考，這麼有名的攝影師，他如果從事攝影50年，他覺得耐看的圖片，也就是40、50張的話，我就知道這門藝術的高度在那裡，難度在那裡。

我把兩者的思想，擺在同一個框架裡思考。我覺得瓊恩·米利告訴我，怎麼從生活細節去找到樂趣，要細膩地觀察生活。而布列松先生告訴我，一張圖片如果你可以看了又看，它肯定是在情感上能打動你，它是反映了一個更大的歷史、生活的價值。

我是1976年重返中國的。

這張照片是我在中國最早期的作品之一，在珠江的兩岸，我拍了一張普通廣州居民的日常生活，他們在打太極拳。這張圖片，讓我多年來第一次重新閱讀普通人的肢體語言、臉部語言——他們好像有所放鬆，我隱隱覺得，改革可能要來了。就這麼一點點的訊息，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

回到紐約後，我當年一個蘇州老師，要我去拜訪他在哈佛大學的老同學。我如約去了《時代》周刊在洛克斐勒大廈的辦公室，推開門才知道，他是《時代》周刊的總裁Kelso Sutton。他開門見山地問我，「年輕人，你這輩子想做什麼？」我看他問題這麼直接，也很適合我的個性，我回答他，「我想去北京」。

1978年，身為第一批《時代》周刊的特派攝影記者，我到了北京。去看，去拍攝，去紀實一個時代的巨變。

那時身為記者，競爭是很激烈的。 80年代，改革開放剛開始。很多西方刊物的圖片編輯，他們對著來自中國的攝影圖片，常常不曉得怎麼進入那個畫面。但他們看到我的作品，好像一看就明白。現在回頭看，對中國的觀察已經是幾十年之前了。

我用紀實的手法，去拍改革開放的過程，它其實是透過無數的小故事累積起來的。從第一例雙眼皮手術，到故宮販售可口可樂、女性燙頭髮。從青年男女談戀愛，到工廠的各個面向。

例如1983年我在北京，看到合作社的農民把收割好的大白菜丟到卡車上，我就覺得這場景很像一幅畫。等我拍完，我說：「我也來試試」。結果才知道，一顆大白菜是幾十公斤的，很重，丟一點點就塌下來。

北京人愛吃大白菜，一買就是500斤，擺在陽台上吹乾，吃整個冬天，我覺得在那個時代也很有代表性。如果你去北方，一定要嚐一口他們的豆腐大白菜砂鍋，很香的（笑）。

當年有機會，像是跟吳祖光先生、侯寶林先生，他們都來到我家裡，教我怎麼去吃大閘蟹，跟我說：「你吃完這個螃蟹，就要寫一首詩下來。」他們看待美食文化的方式，對生活節奏的理解，都釋放給我。

例如和陳逸飛先生，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有一天我和陳逸飛說：「到你家裡，看看你怎麼畫畫。」他就拿了他的顏料盤，叼著他的畫筆，很自如地展示給我一個畫面。

後來，我又身為特派員，被派駐到洛杉磯、新德里、首爾和莫斯科，成為分社的記者。也去了孟加拉、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

我發現攝影的另一個魅力，當今很少人有這個機會，像《時代》周刊、美聯社，把我放到不同的新聞分社去，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你怎麼去看印度，怎麼去看（前）蘇聯？

結果我在一個社會裡面，度過漫長的四、五個春夏秋冬。有這個時間，也有這個休閒，不是去了一個禮拜、去了一個月就離開，我用很多的時間，去和我覺得有意思的人交朋友，把一個社會的層次感，透過畫面表達出來。

有一次我在倫敦開新書發表會，觀眾裡有一個中國的女孩子，好像有一點在流鼻涕，在哭的感覺，但是我又不敢驚動了整個廳，所以我就不作聲。

演講結束了之後，我坐下來開始簽書，那個女孩朝我走過來。我說：“出了什麼事情？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她對我笑了笑，她說：“我很感動，因為你的照片裡，是我父母一直告訴我中國那個年代的情況。”

⼀名女車工在上海牌轎車引擎蓋下工作

這個畫面，是1980年代上海汽車廠的女工，爬到車引擎蓋下面，一鎚一鎚地敲打。

那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牌轎車是中國唯一一款量產的車款。在此之前，中國祇有三種型號的汽車，其中兩種來自上海牌，分別仿照德國（賓士E180）和蘇聯車，第三種是在北京備受青睞的紅旗牌豪華轎車。

另一邊，是新一代的上海時髦女性，正在陸家嘴開敞篷車。這張畫面，我覺得要捕捉到她們兜風時在車裡面的神情，但又要把陸家嘴嶄新的玻璃鋼材大樓框進來，有足夠的景深把它們串在一起，所以也是用很慢的快門。

這兩張照片，有很特別的象徵意義。過去的女性和新一代的女性——我覺得年輕人一看就明白了。

2014年，我把一家和兩隻小狗搬到上海來，做了一個小小的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其實我拍攝，就是一個小小的包包，有兩部相機，三個鏡頭就可以了。

但也常想起當年在紐約，到底是什麼事情讓我進入攝影？其中之一，就是紐約第五大道的國際攝影藝術中心。我也是去看了攝影展，真正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才意識到，攝影原來有這種力量。所以我就接受挑戰，用攝影展的方式啟發大家。

這幾年，一直忙著我自己的攝影書和上海攝影藝術中心的展覽。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是想更活躍地回到攝影上。我挺想拍中國的“一帶一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我總在想，21世紀中國人走出去之後，跟不同的文化接觸，會產生怎樣的畫面？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這個精力，但是我會努力，看看有沒有什麼我能做的事情。

今天很多人問我：“人人都能拍攝的時代，一張圖片需要有什麼樣的內涵，值得你看了又看？”

我想將來會繼續是一個謎。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這個謎。我相信這個解謎的過程，離不開攝影師的想法和對時代的認知。 （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