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5年7月23日,川普政府發佈了由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牽頭制定的頂層戰略架構檔案《贏得競賽:美國人工智慧行動計畫》(以下簡稱《計畫》)。這份戰略計畫正文長達23頁,明確了三大支柱、30項目標和103條推薦政策行動,標誌著美國政府在人工智慧前沿科技領域即將開啟全新戰略佈局,劃定了美國未來能源重構、製造重塑、勞動力重編與治理重寫的戰略路徑。本文將從計畫的核心架構出發,分析其出台背景、主要內容和顯著特點,探究其“創新驅動基建,基建支撐霸權”的戰略邏輯。
2021年底以來,以生成式人工智慧為代表的AI技術發展呈突飛猛進之勢,既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又對其構成了一定的挑戰。根據《計畫》文字內容,結合川普政府公開政策檔案及相關發言表述,其出台背景可歸結為“全球競爭”“監管改制”“利益兌現”三個核心維度,對應“外因-內因-目標”的戰略閉環。
源自全球AI競爭和領導地位動搖帶來的危機感。當前,世界各國領導人都空前關注人工智慧領域的突破和進展。美國總統川普將人工智慧視為“變革性技術”,在這一領域的突破將“重塑全球權力格局”,並直言不諱地稱“美國必須實現並保持無可爭議的全球科技霸主地位”。2025年1月23日,川普在上任後第4天就簽署了第14179號總統行政令《消除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導地位的障礙》,呼籲美國保持在全球競賽中的主導地位,並指導制定一項“人工智慧行動計畫”。2025年2月11日,美國副總統范斯在法國巴黎的“人工智慧行動峰會”上誓言美國“會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保證美國在全球AI領域的領先地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馬爾科·A·盧比歐和總統科技事務助理、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邁克爾·J·克拉茨奧斯等人則將AI定義為“重塑全球力量平衡”的核心技術,強調美國正處於一場“必須贏得”的競賽中,其勝負直接影響經濟競爭力和軍事優勢,稱若輸掉競賽將導致“國家安全風險”,並進一步強調所謂地緣政治博弈視角下的“國家安全緊迫性”。上述情況說明,全球人工智慧領域的激烈競爭及其領導地位動搖帶來的危機感,促使川普政府制定《計畫》,推動AI領域的變革與發展。
基於從監管約束到解綁創新的AI治理政策轉向。2023年10月30日,時任美國總統拜登曾簽署第14110號總統行政令《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賴的人工智慧開發和使用》,提出了諸如聯邦機構要選拔並增設本部門的首席人工智慧官等措施,加強對AI技術的監管。2024年10月24日,拜登政府還發佈了美國歷史上首份以人工智慧與國家安全為主題的政策備忘錄及其配套檔案《國家安全領域的人工智慧治理和風險管理框架》,進一步劃定人工智慧風險管控的基本框架。但川普政府的政治主張與此相悖,認為想要進一步發展人工智慧,必須給監管“鬆綁”,曾多次批判前任“監管體系繁重”。2025年5月,美國商務部談及拜登政府人工智慧規則時稱其“過於複雜、官僚主義,會阻礙美國的創新”,現任政府將採用新規替代,釋放創新能力,並“確保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主導地位”。為了給美國國內AI監管環境“去枷鎖”,川普簽署的第14179號總統行政令一反拜登政府“安全與可信優先”的監管策略,宣佈撤銷拜登政府的人工智慧行政命令和有關人工智慧的所有政策、指示與法令,轉向“競爭與創新優先”的監管原則,提倡私營部門主導的創新,實質上是從風險規避到增長驅動的轉變。這些也成為了《計畫》制定的政策起點。
滿足美國多維度國家利益訴求的政治需要。川普上台後要考慮的第一是政治承諾因素。川普在2024年競選時就許下了眾多關於未來AI發展的競選承諾。一方面計畫加注AI產業投資,將頒布政策鼓勵前沿AI模型研發,要求AI技術開源和共享,鼓勵新創企業進入AI領域,引領科技研發與應用的變革;另一方面強調未來美國將立足於在最少的監管下推進人工智慧發展,並以自由市場的方式加速技術進步,推動美國人工智慧產業全面升級。第二是提振美國國內經濟因素。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全球約40%的就業機會將受到人工智慧的影響,這意味著美國可能有數百萬就業崗位面臨被替代的風險,或者產生數十萬失業人數。盧比歐認為:“美國必須繼續在AI領域保持主導地位,以促進經濟繁榮並保護國家安全。”美國總統科技助理兼人工智慧與加密貨幣特別顧問戴維·O·薩克斯和克拉茨奧斯也提出要以“美國工人為核心發展AI”,“確保在人工智慧時代,美國工人的家庭富足和發展”。而上述競選承諾和願景幾乎全部被納入了本次發佈的《計畫》。
《計畫》採取“支柱-目標-舉措”三層佈局,設定了“加速AI創新”“基礎建設革命”“領導國際AI外交與安全”三大發展支柱,三者以“技術賦能→物理承載→規則輸出”為核心鏈條,共同服務於美國爭奪全球AI主導權的戰略目標。在每一支柱之下,《計畫》又根據用途、手段的不同,將之細分為30項目標,並針對性地提出了合計103條推薦政策行動(舉措)。《計畫》整體架構緊密順暢,清晰明了地擘畫了川普政府對美國國家人工智慧全面發展的路線圖。
打造技術賦能“引擎”第一支柱——加速AI創新。第一支柱內容約佔整個《計畫》正文篇幅的一半,其包含的15項細分目標和相應的舉措合計58條均過半數,可將其稱為關鍵支柱。該支柱的核心邏輯旨在通過政策鬆綁和資源傾斜,最大化釋放私營部門創新潛能,破除AI發展障礙、激發技術突破,以期確保美國在AI模型、演算法、應用層保持代際領先,為後續支柱提供技術儲備和支撐。第一支柱的主要發展目標有以下4項。第一,著力去監管化以增強市場活力。《計畫》打算通過限制撥款等資金槓桿和修訂採購標準等法律工具迫使地方政策鬆綁,同時削弱部分聯邦機構的審查權,為私營企業拓展創新空間。第二,重構價值觀導向的技術標準。《計畫》修改拜登政府時期發佈的《人工智慧風險管理框架》,刪除關於“錯誤資訊、多樣性、公平性、包容性以及氣候變化”的引用,形成新的美式價值觀輸出機制。第三,大力投資AI科學研究。《計畫》指出,人工智慧發展帶來的新興能力有望加速科學進步,必須通過推動科研方式根本性變革,建設、升級配套科研基礎設施,把理論轉化為工業規模的企業。為此應當建構“世界級”科學資料集,並保證資料安全;推進人工智慧科學發展,加注戰略性、針對性投資。第四,致力於推動AI創新成果的應用落地。《計畫》指出美國在眾多關鍵領域中由於種種因素導致AI技術應用進展緩慢,除了監管的因素阻礙以外,民眾對AI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也是重要原因。因此,要採取設立監管沙盒、集思廣益制定標準、強化競爭情報蒐集分析等措施,建立一種充滿活力的“先試後行”(try-first)的AI文化。
建設物理承載“基座”第二支柱——建設AI基礎設施。第二支柱包含8項目標、29條舉措,計畫將創新的技術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解決限制美國人工智慧發展的算力、能源、硬體和人才四大瓶頸,為AI大規模應用提供具有韌性的基礎設施和物理承載能力。第二支柱的主要發展目標有以下4項。第一,加快與AI發展配套或相關的基建審批速度。《計畫》明確要簡化資料中心、半導體廠及能源設施的審批流程,優先本土選址,並取消所有針對晶片計畫資助的半導體製造項目的多餘政策要求,推動半導體製造回流美國,保障供應鏈安全;論證、修訂相關法規,打通環境審批制度等其他法律“梗阻”。第二,明確基建與能源優先導向。《計畫》指出,“美國能源容量自20世紀70年代停滯”,而AI需“遠超今日水平的能源和資料基礎設施”,電網升級滯後與資料中心建設緩慢被列為“贏得競賽的最大障礙”。《計畫》將電網擴容視為AI競爭的核心前提,解決制約AI發展的能源瓶頸。第三,培養專用型勞動力。聚焦電工、高級暖通技術員等藍領工作,通過制定AI崗位所需的國家技能框架與能力模型、創設調整職業技術教育(CTE)課程等方式,最佳化職業培訓模式,實現“精準用工”培養,填補人才缺口,輸送配套勞動力。第四,確立安全設計原則。隨著AI在網路攻防領域的應用程度日益加深,加強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安全的緊要程度一再提升。《計畫》強調要建設高安全資料環境,從硬體(晶片認證)、設施(軍用資料中心隔離)到軟體(內嵌監控),建構“全端安全體系”,抵禦“虛假或惡意輸入”,尤其強化國防應用場景,為軍事和情報部門建立高安全性的資料中心,形成“民用技術廣泛推廣、軍用系統極致防護”的雙軌制。
定製規則輸出“槓桿”第三支柱——領軍國際AI外交與安全領域。第三支柱包含了7項目標、16條舉措,核心目的是通過技術出口繫結盟友,採取“出口管制封鎖+價值觀輸出”的對華雙重遏制方式,以及加強AI領域的國家安全威脅評估。第三支柱的主要發展目標有以下3項。第一,技術霸權聯盟化。以“全端出口”為誘餌,將盟友技術生態繫結到美國“晶片+模型+標準”體系中,通過商務部主導的出口計畫與金融工具,要求出口AI系統必須符合美式價值觀和原則,將意識形態植入技術標準,使盟友形成路徑依賴,意圖打造“AI北約”。第二,國際規則武器化。《計畫》將國際標準戰場轉化為“價值觀對抗”工具,利用美國在國際外交和標準制定機構中的地位,大力倡導促進創新、反映美國價值觀、抵制威權主義影響的國際人工智慧治理方法,實則為排除中國影響力建構制度壁壘。第三,安全議題擴張化。《計畫》要求確保美國政府評估前沿AI模型國家安全風險的能力領先全球,繼續加強對尖端半導體等敏感技術的嚴格出口管制,鼓勵其合作夥伴和盟國遵守美國的管制措施,既擴大市場又強化陣營認同;同時,將生物安全等非傳統威脅納入AI競爭框架,從而過度拓展了國際安全議程。
這三大支柱實為美國維持AI霸權的“三位一體”策略,從技術層(第一支柱)確保綜合性領先,到基建層(第二支柱)掃除規模化瓶頸,再到規則層(第三支柱)固化全球AI霸權優勢。
顯著特點
《計畫》的核心邏輯直指“主導權競爭”,其本質是將AI技術深度繫結國家戰略,通過國內政策與國際行動聯動,實現“技術霸權閉環”。對比拜登時期的國家人工智慧政策,《計畫》具有三大顯著特點。
一是強力扭轉AI監管政策,在其他AI建設發展方面做了延續和保留。《計畫》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策略,將聯邦監管與資源直接捆綁。一方面,廢止拜登AI安全行政令,論證、撤銷前任政府審查要求,修訂或廢除阻礙人工智慧發展的法規規則、行政命令和指導檔案等,對AI發展實施寬鬆管制。另一方面以聯邦資金為槓桿,要求各州“不得阻礙AI創新”,否則限制撥款,其實質是以資源分配權倒逼各州政策服從聯邦“去監管化”的議程。此外,在技術治理層面,《計畫》也明確刪除監管框架中多元性別和氣候變化等相關內容,以剝離“政治正確”議題。這類罕見推翻既定裁決的舉措,雖然預示著對拜登政府AI監管框架的否定和摒棄,但在謀求鞏固領先地位、推進AI賦能和加強聯盟合作等戰略謀劃方面依然做了保留。《計畫》根據川普政府的政治傾向將之演化為領軍國際人工智慧外交與安全領域、推動AI創新成果全面落地和應用,以及向盟國和夥伴輸出美國AI等新的目標與政治主張,反映出這些框架的合理性和對美國的重要性。
二是將價值觀工具化,技術標準承載意識形態輸出,利用AI外交建立美式“新標準”。川普政府期望打造以AI為“作業系統”的國家治理模式,並積極推行AI外交,將之作為新的“規則範本”輸出全球。在巴黎峰會上,范斯猛烈批判了歐盟的AI監管政策,其強勢表達要求放鬆監管、採取美式標準等主張,則被認為“將衝擊美歐在科技治理的合作關係”,范斯也提前離場,並拒絕簽署巴黎峰會有關“包容和可持續”的人工智慧宣言。《計畫》全盤承續了這些主張,一邊通過“全端出口”繫結盟友技術生態,推廣“美式價值觀中立”框架,一邊嚴控半導體製造裝置子系統出口,加大對華技術封鎖。同時,重點標定有關人工智慧標準主導權的爭奪也是這一方面的對應。《計畫》引言部分明確指出“誰擁有最大的AI生態系統,誰就將設定全球AI標準”,並類比“太空競賽”的勝負邏輯,強調美國需通過技術壟斷獲取規則制定權。這種“標準即霸權”的思維推動《計畫》將國際標準輸出列為其第三支柱的核心目標。
三是推動以企業為中心的勞動力轉型,反映了美國政府政策的“被動適配性”,也暴露出其對私營企業的過度放縱。《計畫》許下了AI時代下經濟與就業的“雙重承諾”,一方面強調將帶來產業革命紅利,宣稱AI將帶來“工業革命、資訊革命和文藝復興三位一體的黃金時代”,承諾通過自主機器人、下一代製造等新興產業提高全美民眾的生活水平,意圖進一步釋放紅利;另一方面迫於勞動力轉型壓力,承認AI將“改變所有行業的工作方式”,因此計畫設立“AI勞動力研究中心”,實行行業稅收抵免,試圖緩解替代性失業風險。縱觀前兩大支柱均含勞動力政策,包括稅收優惠驅動企業培訓和定向培養藍領適配基建需求等,雖標榜“賦能工人”,但培訓方向聚焦資料中心維運等“適配性技能”,培訓補貼政策工具實質利多資方,極少涉及高端人才全球化競爭,也非系統性解決技術性失業,體現出川普政府政策被動適配性轉型。川普等高層大肆標榜“工人優先”,實則將勞動者視為技術迭代的配套要素,而非轉型中心。
面對其他國家在算力建設與資料積累上的飛速發展,美國選擇以“自由創新”為名,廢除前任AI安全行政令,鬆綁企業,放鬆監管,弱化倫理審查,以價值觀排除異己,以“電網與晶片回流”保障技術主權,折射出川普政府激進務實主義的兩面性。川普政府的《計畫》希望通過技術、基建和外交三管齊下確保美國AI霸權,但因全球供應鏈重組面臨現實阻力、勞動力轉型速度可能滯後於技術迭代、能源需求與供給的硬約束,以及安全監管缺位埋藏隱患等因素,其實際結果存在顯著不確定性,或引發全球AI格局重構、能源與創新的賽跑、技術治理悖論等多重風險與挑戰。 (軍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