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登月計畫的吹哨人出現了

美國載人登月計畫正處於關鍵節點，一位“局內人”的公開發聲卻顯得格外刺耳。

近日，前NASA局長邁克爾·格里芬在國會聽證會上直言，美國現行登月方案在工程上難以成立。這並非美國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相互攻擊或刻意唱衰，更像是一聲來自體系內部的吹哨——提醒人們，一個龐大的工程系統，正在沿著越來越難以糾偏的方向加速前行。

如果說別人充當“吹哨人”尚不足以服眾，那麼格里芬的份量顯然是夠的。他曾是美國載人登月計畫的掌門人，主導制定過“星座計畫”，設計了以戰神1號和戰神5號為核心的雙火箭登月架構。耐人尋味的是，這套強調載人與貨運分離、壓低任務內複雜度的思路，與中國正在推進的“雙髮長征十號”載人登月方案，在工程邏輯上不謀而合。

倒霉的星座計畫

如果把今天的阿提米絲計畫視為美國重返月球的“唯一選項”，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誤讀。事實上，在進入當前這條高度複雜、強耦合的技術路徑之前，美國曾經系統性地思考過另一種登月方案，而且那套方案在工程邏輯上並不荒唐。

2005年，隨著布什政府提出“太空探索願景”，NASA啟動了後來被稱為“星座計畫”的新一代載人深空探索體系。其核心並不複雜：用一枚專職載人的大型火箭，將獵戶座飛船送入近地軌道；再用一枚超重型火箭，把登月器和地月轉移級送入軌道，兩者在軌道完成交會對接後再奔赴月球。這就是“戰神1號—戰神5號”的雙火箭架構。

這套設計的關鍵，並不在於火箭有多大，而在於它試圖把複雜度放在最容易控制的地方。載人發射與貨運發射被明確分離，載人火箭只對人的安全負責，重型火箭則承擔質量和能量的極限挑戰。登月任務中的高風險操作，被儘量前置到地面測試和火箭研製階段，而不是壓縮到一次載人飛行過程中集中完成。在這條路徑下，不需要在軌長期儲存超低溫推進劑，也不依賴多次軌道加注，更不會把大量尚未驗證的新能力疊加在一次政治意義極強的登月任務中。

正因為如此，星座計畫在工程層面一直被認為是一條“穩妥但昂貴”的道路。它真正的問題，更多來自預算連續性和政治周期，而不是技術架構本身難以落地。隨著歐巴馬政府上台，美國航天政策轉向商業航天與靈活架構，星座計畫被整體叫停，戰神系列火箭也隨之終止。但這並不意味著那套工程思路被證明是錯誤的，只是它未能在現實政治環境中走到實施階段。

耐人尋味的是，十多年後，中國提出的載人登月方案，在總體工程邏輯上卻與當年的星座計畫高度相似。兩髮長征十號，一發負責載人飛船，一發負責登月組合體，在近地或地月轉移軌道完成交會對接，隨後執行登月任務。這種設計同樣強調載人與貨運分離，強調減少任務鏈條中的“首次能力”，強調把風險控制在工程可驗證的範圍內。它並不是復刻阿波羅，也不是照搬美國舊方案，而是不同國家在面對同一個複雜工程問題時，給出的相近解法。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格里芬今天對阿提米絲計畫的質疑，才顯得並非事後諸葛亮。他並不是站在場外批評美國“為什麼不行”，而是站在自己曾經主導過另一條登月路徑的立場上，指出當前方案在工程取捨上的失衡。當一個曾經選擇“少即是多”的工程負責人，面對一套不斷疊加新節點的新方案發出警告，這本身就值得被認真對待。

震耳欲聾的沉默

圍繞阿提米絲計畫的爭議，最容易被帶偏的一個方向，是把問題簡單歸結為“商業航天靠不靠譜”，這實際上是一種誤判。商業航天本身並不是美國登月計畫失速的根源，相反，如果使用得當，它本可以成為降低成本、加快節奏的重要工具。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如何把商業航天嵌入到一個已經高度政治化、目標高度集中的載人登月體系中，並在此過程中不斷疊加新的工程節點，卻幾乎沒有人為整體複雜度踩下剎車。

從表面看，阿提米絲計畫的每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單獨拿出來都有其合理性。SLS與獵戶座飛船，是美國在星座計畫取消後保留下來的國家隊載人體系，背後有長期投入和明確的國會支援，幾乎不可能被整體叫停。與此同時，引入SpaceX作為登月器承包商，利用其快速迭代和成本優勢，也符合近年來美國航天政策“以商業能力補充國家體系”的總體方向。從任何一個局部視角看，這些選擇都談不上荒唐。

問題出在，當這些體系被同時捆綁進一次“必須成功”的載人登月任務時，工程邏輯開始悄然變形為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為了讓體量巨大的星艦登月器具備執行任務的能力，方案引入了在軌燃料庫、多次軌道加注以及超低溫推進劑的長期在軌管理。這些能力本身並非不可實現，但它們此前從未在載人深空任務中以如此高的可靠性要求、如此緊密的時間窗口被系統驗證。更關鍵的是，它們不是作為獨立的技術演示項目逐步成熟，而是被直接壓縮排阿提米絲3號這一政治節點明確、外部關注極高的任務之中。

在此基礎上，引入月球門戶站的決定，又進一步拉長了任務鏈條。原本可以在近地或地月轉移軌道完成的交會對接，被轉移到近直線暈軌道這一更為複雜、控製成本更高的軌道環境中。門戶站的設想，更多面向未來深空探索，但在登月本身尚未完成的階段，它卻成為一個額外的系統介面：增加了協調對象，增加了國際合作約束，也增加了整體失效的可能性。白宮今年想砍掉月球門戶，但是元老院不同意，還給了26億美元撥款。

於是，一個典型的工程膨脹過程逐漸成形。為了兼顧既有體系，不斷往方案中加模組；為了安撫不同利益方，不斷增加任務目標；為了證明方案的前瞻性，又不斷提前引入尚未成熟的能力。每一次調整看似都是“合理補丁”，但疊加在一起，卻把原本可以分階段驗證、逐步推進的技術，集中堆放到一次載人登月任務中。風險不再是線性增加，而是隨著介面數量和失敗模式的增長被成倍放大。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沉默開始變得普遍。工程人員清楚那些環節尚未成熟，風險評估檔案中也並不缺乏警告性表述，但真正針對整體架構的質疑卻越來越少。原因並不複雜：SLS和獵戶座不能停，商業合同已經簽署，國際夥伴已經上車，國會撥款與具體項目深度繫結。在這樣一個高度耦合的體系中，任何對方向本身的質疑，都會被視為“不可執行”的意見。

這正是格里芬所警告的核心所在。他反對的並不是使用星艦，也不是引入商業航天，而是反對把如此多的“第一次”，同時壓在一項載人登月任務之上。在載人航天領域，工程上的克制並非缺乏雄心，而是一種對失敗後果的清醒認知。當一個系統必須依賴十幾次成功的軌道加注、必須在極端熱環境下長期維持推進劑狀態、必須在從未實戰過的軌道體系中完成關鍵對接時，它的脆弱性就已經超出了傳統載人任務所能容忍的範圍。

也正因如此，格里芬的發聲才顯得格外刺耳。它並不是因為觀點激進，而是因為它打破了一種已經形成的默契——在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工程體系中，所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把事情“往前推進”，卻越來越少有人停下來，重新審視這條路對與不對。

一個新變數，和一列是否還能轉向的列車

就在圍繞阿提米絲計畫的質疑不斷累積之際，NASA即將迎來一位與以往明顯不同的新任局長——賈里德·艾薩克曼（Jared Isaacman）。這位億萬富翁企業家不僅親自進入過太空，還是商業載人航天的直接參與者，與馬斯克關係密切。這一人事變化，也為美國登月計畫引入了一個新的變數。

從背景看，艾薩克曼同時理解工程風險、商業邏輯與載人飛行的現實約束，至少在認知層面，他具備重新審視現有登月路徑的條件。理論上，他也更清楚那些能力已經成熟，那些仍停留在承諾階段。這讓外界產生了一個自然的疑問：阿提米絲計畫，是否會迎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調整。

但問題在於，個人判斷並不等同於系統能力。擺在艾薩克曼面前的，並不是一張可以從頭修改的藍圖，而是一整套已經深度運轉的工程—政治—預算體系。SLS與獵戶座難以退出，月球門戶站牽涉多國合作，商業合同與國會撥款相互繫結，任何方向性的修正，都會觸及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

也正因如此，格里芬的“吹哨”才顯得意味深長。它提醒人們，真正的風險或許並不在於技術是否足夠先進，而在於，當一輛列車已經高速行駛時，系統本身是否還保留著轉向的能力。新局長的上任，可能會帶來變化，也可能什麼都改變不了。但這個問題，已經無法再被迴避。 (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