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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省的老二、老三城市正在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按照國家規劃，各省正在大力發展自己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中央最近發佈的《關於推動城市高品質發展的意見》，提到要“推動有條件的省份培育發展省域副中心城市”。這是一個關鍵表述，我分析這是在以省為單位的行政區劃上，再設定一個新的“發展型重點區域”。
什麼叫“省域副中心”？
簡單來理解，如果把一個省比作一個家庭，省內的各個城市是這個家庭裡的各個兄弟，那麼省會城市必然就是這個家裡的“大哥”，其他城市都是緊隨其後的兄弟。
過去，家長的注意力和資源一般都傾向於往“大哥”這個中心去傾斜。現在，家長決定從其餘“小弟”裡，再選出一些有潛力的苗子作為“副中心”，來輔助“大哥”這個中心、帶動全家共同協調發展。
對很多普通人來說，過去中西部省份的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省會，他們求職、創業、升學往往只能流向省會。副中心城市的培育意味著，省內將出現新的產業和本地就業崗位集聚區。同時，我判斷副中心城市的土地、房產、商業設施等資產價值有望進入“重估階段”，不一定會漲，但是對於一些地段好、人口密集、交通密集的城內版塊，也會慢慢顯露出不錯的性價比。
早在之前，最高層就明確提出：積極培育中西部城市群，發展壯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標誌“省域副中心”戰略被作為各省新的增長極，受到了國家最高層面的定性和支援。
後來陸續已有河南、江西、湖南、雲南、安徽、四川、貴州7個省份，正式出台專門政策，支援並落實建設省域副中心。
那麼為什麼現在決定由“一城獨大”，轉為“雨露均霑”呢？
答案就四個字：
時代變局。
在過去數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期裡，各省已在各自的發展歷程中，生長出了截然不同的區域發展模式。
我們把各省份過去的城市發展做了一個系統性歸納，總結出兩種最顯著的發展模式：“均衡模式”和“強省會模式”。
“均衡模式”，顧名思義，指的是省內各城市各個城市實力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大。
遵循均衡型發展模式的省份，又可以被進一步分成兩大類：“均富”和“均貧”。
“均富”大類下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蘇、浙江等，這些省份憑藉沿海地理位置，以及毗鄰珠三角、長三角等都市叢集的優勢，省內各城市普遍都比較發達。
而內蒙古、遼寧等“均貧”省份，則受制於周邊大城市的虹吸能力有限，以及自身先天發展條件不足，出現“被動均衡”的情況。
在均衡模式下發展起來的省份，不論是“均貧”還是“均富”，地區經濟的發展，都基本具備公平性和協調性，從而有利於集中更多精力，全力推進全域增長。
問題的關鍵，在於一部分“強省會模式”省份。
“強省會模式”，指的則是發展過程中優先發展省會城市，從而形成省會城市強、其他城市弱的“一強多弱”格局的相應省份。
典型的案例，包括四川、安徽、江西等，這些省份中，分別是成都、合肥、南昌這些省會城市，佔據著“一覽眾山小”的高地——
省會城市動輒能擠進全國十強，但周邊部分其他城市，卻常年是排在全國中下游的後進生。
另外，像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江西、陝西、河南、寧夏、甘肅等省份，都屬於這一發展模式。
總結這些省份的共性，就能發現它們的兩個關鍵標籤：中西部&內陸。
改革開放的歷史處理程序中，受制於地理位置、資源、資金等條件，迫使這些省份將有限資源用於集中優先發展省會這一先進城市；否則，如果單個省份內沒有一個城市“能打”，就可能面臨難以吸引更多資源入省、錯失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窘境。
看懂了以上各省在經濟高速發展期過後留下的遺弊，自然就能回答我們開篇提出的：“為什麼現在需發展副中心”這個問題。
一方面，從總量上來看：
過去數十年間，改革開放和經濟列車高速前進的大背景，要求一部分先天稟賦不強的省份，依靠集中力量發展“強省會”，為全省吸引更豐富的發展資源，進而“以強帶弱”。
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整體的經濟增速和單城的城市容量都面臨天花板時，就出現了“規模不經濟”現象，即：投入更多的資源，卻難以得到更多的產出。
因此，就像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工資始終有封頂：在職場上努力更多，也並不意味著工資更高的時候，選擇以“副業”開啟自己的“第二增長曲線”一樣——
國家以及中西部各個省份，在意識到了繼續“死磕”省會的性價比日漸降低、甚至會造成更大資源浪費的時候，也選擇以“副中心”的方式，來開啟地方經濟新的增長曲線。
另一方面，從公平協調的角度來看：
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一旦“強省會模式”的虹吸效應太過，甚至會造成周邊城市被虹吸的負效應。
以四川為例，成都作為當之無愧的“強省會”，在過去20年的發展中，像一台巨大的虹吸機器，幾乎吸納了全省的資金、資源、支援政策，同時不斷席捲著周邊的人口和產業。
如今，人們經常笑稱應該叫“成都省四川市”了，因為成都目前佔據著四川約40%的稅收、40%的GDP、30%的人口和近50%的產業。
而這個現象，在過去的增量發展時期並未成為一個顯著的問題，因為只要經濟總量在高速增長，周邊城市多少都能獲益；
但隨著“增量時代”正在演變為“存量時代”，周邊城市在難保增長的情況下，被“虹吸”的感覺就愈發明顯，以這個趨勢發展，部分城市甚至會陸續凋零，變為“空心化、去工業化、逆城市化”的城市空殼。
所以，對於這些擁有“強虹吸省會”的省份來說，可以稱得上已來到“分權”的危急之秋。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強省會”和“副中心”並不矛盾，建設“雙核心”乃至“多核心”城市，共同帶動全省發展才是王道。
對照東南沿海的各經濟強省，無一例外都是“雙核”甚至“三核”，而江蘇更是達到了“十三核”。
未來，更多“省域副中心”的落實建設，不僅是整個國家公平分配和協調發展的新里程；
更為現實的是，隨之而來的地方競爭格局重塑、產業供應鏈變遷，對於每個身處其中的普通人來說，都可能成為財富轉移和洗牌的新契機。 (馬江博說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