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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顛覆一個時代的影史巨星，今天去世了
今天是電影誕生一百三十周年的紀念日，也是碧姬·芭杜去世的日子。
隨著碧姬·芭杜基金會的一紙聲明，法國電影史上最耀眼、最具爭議的星辰最終隕落。基金會在聲明中深情地寫道：「我們懷著巨大的悲痛宣佈，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世界著名的女演員和歌手碧姬·芭杜夫人去世。她曾選擇放棄輝煌的職業生涯，將畢生的精力奉獻給動物福利事業。」
在這一最終時刻到來前的幾個月裡，關於芭杜健康狀況的種種猜測已在坊間流傳。
10月，由於嚴重疾病，她曾被緊急送往土倫的聖讓醫院接受手術治療。當時其公關團隊試圖通過社交媒體平息公眾的焦慮，甚至在11月發佈聲明怒斥死亡謠言，稱她恢復狀況良好。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得知消息後迅速發表了長篇悼詞，稱芭杜為二十世紀的傳奇。
馬克宏的致詞並未迴避芭杜晚年的政治爭議，而是巧妙地將她定義為自由的化身——從代表法國國家象徵瑪麗安娜，到為無聲動物吶喊的激進鬥士，她的一生是對法蘭西精神中叛逆與激情最極致的詮釋。
碧姬曾在Twitter上發公開信譴責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動物保護領域的不作為
碧姬·安妮-瑪麗·芭杜1934年出生於巴黎第十五區，成長於富裕保守的第十六區帕西街區。她的家庭是典型的法國上層資產階級縮影：父親路易·芭杜是一位擁有工程學位的工業家，繼承並經營著家族的乙炔和液化空氣企業，閒暇時喜愛寫詩和拍攝業餘電影；母親安妮-瑪麗則出身顯赫，熱衷於時尚、藝術和社交。
儘管物質生活極度優渥，他們在巴黎擁有豪華公寓，在盧弗西恩擁有周末別墅，頻繁往返於梅傑夫滑雪或去蔚藍海岸度假，但芭杜的童年卻籠罩在一種冷漠而嚴苛的教養氛圍中。
母親托蒂對女兒的管教近乎軍事化，不僅嚴格控制她的社交圈，還極其注重禮儀規範。一個常被心理學家引用的童年創傷事件是：芭杜和妹妹米嘉努在玩耍時意外打碎了一個珍貴的中國花瓶。作為懲罰，父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剝奪了她們作為家庭成員的親密待遇，禁止她們稱呼爸爸媽媽，而必須使用疏離的先生和夫人。
這種早期的情感剝奪在芭杜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她後來在自傳中坦承，自己畢生都在尋找那種無條件的、甚至帶有窒息感的愛，這成為她日後情感生活持續動盪的心理根源。
為了矯正芭杜稍顯散漫的體態並培養淑女氣質，母親強迫她學習芭蕾舞。1947年，十三歲的芭杜考入了著名的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師從嚴厲的俄羅斯編舞家鮑裡斯·克尼亞澤夫。
這三年的專業訓練對芭杜日後的銀幕形象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舞蹈訓練賦予了她一種獨特的身體語言：挺拔的背部、外開的腳步以及一種在此後無數電影中被攝影機捕捉的、既優雅又充滿動物性警覺的行走方式。
她的同學、後來的影星萊斯利·卡倫回憶，芭杜在班上被稱為小母鹿，這個綽號預示了她那種脆弱與野性並存的特質。
更重要的是，芭蕾舞的訓練讓芭杜學會了如何將身體作為一種表現工具。在那個女性身體普遍被束縛在束腰和硬挺面料中的年代，芭杜通過舞蹈獲得了對肌肉和肢體的絕對控制，這為她後來在銀幕上展現那種未被馴服的自然狀態奠定了生理基礎。
1949年，年僅十五歲的芭杜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在母親朋友的推薦下，她登上了時尚雜誌《Elle》的封面。這一事件在當時保守的法國社會並非毫無爭議，因為模特這一職業在傳統資產階級眼中仍帶有某種不體面的色彩。
然而，正是這張封面照片，捕捉到了芭杜身上那種介於純真少女與成熟女性之間的獨特氣質。這張照片不僅讓時尚界驚豔，更吸引了當時還是新人導演助理的羅傑·瓦迪姆的目光。瓦迪姆在看到封面的那一刻，便敏銳地察覺到了芭杜身上潛藏的、尚未被定義的時代精神。
他不僅看到了她的美，更看到了她作為打破舊道德體系武器的潛力。
瓦迪姆與芭杜的相遇，堪稱電影史上最著名的皮格馬利翁故事之一。對於年輕的芭杜而言，瓦迪姆代表了她在僵化的家庭環境中無法觸及的波西米亞式自由與智性解放。
瓦迪姆向她介紹了波伏瓦的《第二性》，帶她進入了左岸的知識分子圈子，教導她如何不僅作為被欣賞的客體，更作為擁有慾望的主體存在。
然而，這段戀情遭到了芭杜父母的激烈反對。對於路易·芭杜而言，瓦迪姆這個沒有正當職業、混跡於電影圈的波西米亞人簡直是噩夢。
這種家庭衝突在芭杜十七歲時達到了頂峰——為了抗議父母對戀情的阻撓及試圖將她送往英國讀書的計畫，芭杜在家中打開煤氣爐並將頭伸了進去，若非父母及時回家發現，這顆新星早已隕落。
這一極端的自殺未遂行為，震懾了她的父母，迫使他們最終妥協，同意兩人在芭杜年滿十八歲後結婚。1952年12月20日，兩人的婚禮在巴黎聖母院舉行，這不僅是芭杜個人生活的轉折，也標誌著她正式脫離原生家庭的掌控，步入了由瓦迪姆主導的影像世界。
雖然瓦迪姆最初只是她的丈夫，但他迅速成為了她形象的建構者。
在瓦迪姆的指導下，芭杜開始在《諾曼底蘋果酒客棧》等電影中出演小角色。然而，真正讓她引起注意的並不是演技，而是她在1952年的電影《比基尼女郎》中穿著比基尼的形象。在那個比基尼仍被視為傷風敗俗的年代，芭杜的大膽展示引發了爭議。
1953年戛納電影節期間，雖然她還不是一線明星，但她在海灘上穿著比基尼、赤腳奔跑的照片被全球媒體瘋狂轉載。她打破了當時好萊塢推崇的冰山美人或人造肉彈的範式。芭杜是自然的、不加修飾的，她的性感帶有強烈的陽光味道和海水的鹹味，這種自然之子的形像極大地迎合了戰後一代渴望擺脫沉重歷史包袱、追求享樂的心理需求。
芭杜的電影生涯，堪稱一部生動的法國電影戰後發展史，她橫跨了老派的優質傳統與激進的新浪潮，並以一種獨特的、反技巧的表演方式，重新定義了女演員在銀幕上的存在感。
在1952年至1956年間，芭杜出演了十餘部電影，包括《諾曼底蘋果酒客棧》《豔女懷春》以及在好萊塢史詩片《木馬屠城記》中的小配角。在這些早期作品中，她通常扮演天真爛漫、略帶調皮的年輕女孩，雖然美麗，但尚未形成具有破壞力的個人風格。
此時的法國影壇，依然被米歇爾·摩根、達尼埃爾·達里約等代表古典美與精湛演技的女星所統治。這些前輩女星講究字正腔圓的台詞功底與內斂控制的情感表達，而芭杜那略顯含混的口音、隨意的肢體語言，在當時被視為缺乏演技的表現，卻恰恰預示了自然主義表演風格的到來。
1956年，由瓦迪姆執導、芭杜主演的《上帝創造女人》上映，徹底引爆了輿論。這部電影的劇情本身並不複雜，講述了一個孤兒朱麗葉在聖特羅佩小鎮上周旋於三個男人之間的故事。
然而，瓦迪姆鏡頭下的芭杜，展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影片中最為經典的一幕是芭杜在夜總會赤腳跳曼波舞的場景。隨著鼓點的加速，她的頭髮凌亂，汗水順著臉頰流下，裙襬飛揚，整個人陷入一種近乎出神的狂喜狀態。
她跳舞不是為了取悅在場的男人，而是為了釋放自己體內過剩的生命力。這種赤裸裸的情慾表達，不再帶有傳統電影中女性作為受害者的悲劇色彩，也不帶有黑色電影中蛇蠍美人的陰謀算計，而是一種純粹的、無道德負擔的享樂主義。
這種形象激怒了保守的法國社會。影評人甚至將其稱為從頭到腳都不道德的女人。然而，在美國，這部電影卻引發了轟動，票房收入高達400萬美元，影響力甚至超過了當時法國汽車工業的出口總額。芭杜迅速成為了法國製造的最強符號，與香奈兒香水和雷諾汽車並駕齊驅。
儘管芭杜常被視為商業明星，但她與新浪潮導演的合作證明了她作為電影作者工具的重要性。
新浪潮導演們厭惡傳統的攝影棚美學，追求街頭拍攝與即興表演，而芭杜那種不表演的狀態恰恰契合了這一美學追求。
在《真相》中，著名導演克魯佐試圖挖掘芭杜作為悲劇演員的潛力。在這部影片中，芭杜飾演多米尼克，一個因激情殺人而受審的年輕女子。
影片的法庭審判彷彿是對芭杜本人公眾形象的審判：年長的男性法官和律師審視著她放蕩的生活方式，試圖用道德標準定她的罪。
克魯佐以殘酷著稱，為了激發出芭杜絕望的演技，他在片場對其進行了精神折磨，甚至為了拍攝效果而真的給她灌酒、羞辱她。芭杜將自己混亂私生活中的痛苦注入了角色，貢獻了職業生涯中最具爆發力和層次感的表演。
該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和評論成功，並為她贏得了大衛獎最佳外國女演員獎。然而，拍攝期間的高壓導致她在1960年九月再次自殺未遂，這使得現實生活與電影情節主角最後在獄中自殺產生了驚人的互文性。
如果說瓦迪姆創造了芭杜的身體神話，戈達爾則在《蔑視》中解構了這一神話。
這部改編自莫拉維亞小說的電影，講述了一位編劇與其妻子在參與一部電影製作過程中婚姻破裂的故事。
這是一部關於電影製作的電影，也是對明星制度最深刻的解構。美國製片人約瑟夫·E·萊文因片中沒有芭杜的裸體鏡頭而憤怒，強迫戈達爾補拍。戈達爾的回應充滿了諷刺意味：他在電影開場加入了一段芭杜赤裸躺在床上，逐一詢問丈夫是否喜歡她身體各個部位的戲。
這一場景使用了紅藍濾鏡，將製片人和觀眾對明星肉體的窺視欲赤裸裸地擺在檯面上進行批判。芭杜在片中飾演的卡米爾不僅是一個角色，更是芭杜本人明星困境的寫照。她在片中戴著黑色短髮假髮，試圖掩蓋標誌性的金發，這種變形暗示了她在被凝視中的窒息感。她在片尾的車禍死亡，被影評人解讀為新浪潮電影對傳統商業明星形象的某種謀殺或告別。
影片開頭引用了安德烈·巴讚的名言：「電影是用以此替代我們凝視的一個更符合我們慾望的世界。」
芭杜在片中那種疏離、冷漠甚至輕蔑的態度，完美詮釋了現代人際關係中的異化感。她在片中不僅是一個被慾望的對象，更是一個擁有蔑視權力的主體。
在六十世紀中後期，芭杜嘗試了更多樣化的角色。1965年，她與路易·馬勒合作了《江湖女間諜》，在這部設定於二十世紀初中美洲的冒險喜劇中，她與另一位法國影后讓娜·莫羅聯袂出演，展現了極佳的喜劇節奏感與化學反應，證明了她駕馭商業大片的能力。
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芭杜對電影工業的厭倦與日俱增。她在片場受到的過度關注、媒體的騷擾以及對自己逐漸衰老容顏的焦慮，使她感到窒息。最終，在1973年拍攝《科利諾寓教於樂的故事》期間，一次偶遇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促使她做出了那個震驚世界的決定：在三十九歲的黃金年齡，徹底告別銀幕。
碧姬·芭杜的情感生活是她傳奇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的每一次戀愛、結婚與離婚，都被置於鎂光燈下，成為大眾消費的談資。她一生追求極致的浪漫與激情，卻始終在尋找一種能夠給予她真正安全感的關係。
第一任丈夫羅傑·瓦迪姆是她的啟蒙者和塑造者。瓦迪姆不僅是丈夫，更是她銀幕形象的設計師。他鼓勵芭杜釋放天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默許了她的自由。
然而，這種基於自由的契約最終因芭杜在拍攝《上帝創造女人》期間與特蘭蒂尼昂的公開出軌而破裂。兩人的離婚並未終結合作，反而維持了畢生的友誼。
作為《上帝創造女人》的男主角，當時已婚的特蘭蒂尼昂與芭杜假戲真做。這段關係極為熾熱，直接導致了芭杜第一段婚姻的結束。隨後特蘭蒂尼昂入伍服役，兩人的關係因距離和壓力而告終。
與演員沙裡耶的婚姻是芭杜試圖回歸傳統家庭生活的一次嘗試，但結局慘烈。兩人育有芭杜唯一的孩子尼古拉斯。這段關係充滿了爭吵、媒體騷擾以及芭杜產後的抑鬱與自殺企圖。
後來，德國億萬富翁薩克斯為了追求芭杜，曾駕駛直升機在她聖特羅佩的家後院撒下成噸的紅玫瑰。這段婚姻象徵著六十世紀噴氣機名流的生活方式，但兩人性格不合，聚少離多，最終和平分手。
儘管當時芭杜已婚，但她又與法國音樂才子甘斯布展開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情。這段關係催生了多首經典歌曲。芭杜曾要求甘斯布寫一首最美的情歌，結果便有了著名的《我愛你……我也不愛你》，雖然後來該曲由簡·柏金唱紅，但原版錄音充滿了芭杜的性感張力。
伯納德·多爾馬勒是第四任丈夫，他曾是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顧問。這段婚姻是芭杜最長久的一段關係，陪伴她直至離世。多爾馬勒對芭杜晚年的政治立場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她更加堅定地站在了反移民、保守主義的陣營。
芭杜與雅克·沙裡耶的兒子尼古拉斯-雅克·沙裡耶出生於1960年。芭杜從未掩飾自己對母親角色的厭惡與恐懼，這在當時崇尚母性光輝的社會中是極具冒犯性的。
在她1996年的自傳中，她殘酷地描述懷孕過程，稱腹中的胎兒為腫瘤，並表示寧願生下一隻小狗。這一言論導致了成年後的尼古拉斯與前夫沙裡耶對她提起訴訟並索賠。
尼古拉斯在成長過程中主要由沙裡耶家族撫養，與母親關係極度疏遠。雖然法院判決芭杜支付巨額賠償，但這一事件反映了芭杜作為女性主義偶像的複雜性：她爭取了性自由，卻拒絕傳統的母職，且這種拒絕是以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表達的。
直到晚年，通過法律訴訟後的和解，她與兒子的關係才勉強維持了一種禮節性的和平。
1959年，存在主義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發表了著名的隨筆《碧姬·芭杜與洛麗塔綜合症》。她說，芭杜不同於夢露。夢露是取悅男性的客體，帶有某種受害者的脆弱；而芭杜是捕獵者，她像男人一樣去選擇和拋棄情人，這種像男人一樣行動的自由讓父權社會感到恐懼。
波伏瓦又稱芭杜為女性歷史的火車頭。她的行為並非出於蓄意的反叛，而是源於一種純粹的、未被社會規訓的自然狀態。這種坦率使得圍繞性的道德審判在她面前顯得虛偽。
波伏瓦將芭杜從一個單純的性感尤物，提升到了存在主義女性楷模的高度，從而賦予了她極高的文化合法性。
1969年，芭杜被選為法蘭西共和國國家象徵瑪麗安娜胸像的模特。這是歷史上首次由真實的名人來扮演這一神聖角色。這標誌著芭杜從一個醜聞製造者，正式被納入國家體制的認可體系。瑪麗安娜象徵著自由、平等、博愛，而芭杜被選中，意味著她所代表的性解放、身體自由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反叛精神，已被吸納為現代法蘭西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但芭杜在女性主義歷史上的位置極為尷尬且充滿矛盾。
在六十年代之前，芭杜無疑是性解放的先驅。在一個避孕藥尚未普及、墮胎非法的年代，她公開踐行性自由，拒絕為自己的慾望道歉。這種行為在客觀上極大地拓寬了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行為邊界。
她證明了女性可以擁有經濟獨立、身體自主，並不依附於婚姻制度而存在。正如當時的評論所言，她是第一位現代女性。
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特別是第三波女性主義和#MeToo運動的興起，芭杜卻站在了對立面。
2018年，她在接受《巴黎競賽畫報》採訪時，公開抨擊#MeToo運動，稱絕大多數指控是虛偽的、可笑的。她認為許多女演員是為了上位而主動調情，事後卻反咬一口。她懷念那個男人可以隨意評價女性身材的年代，認為那是一種迷人的互動而非騷擾。
這種言論使她被現代女權主義者視為父權制的同謀和過時的老古董，似乎她曾經代表的自由，也不過是一種基於個人主義和特權的自由，而非基於結構性平等的集體解放。
如果說前半生芭杜是在為自己爭取自由，後半生她則完全致力於為動物爭取權利。
1977年，芭杜在海洋守護者協會創始人保羅·沃森的邀請下，前往加拿大布蘭克-薩布隆的冰原，抗議商業獵殺琴海豹幼崽。儘管遭到當地獵人的圍攻和粗暴對待，芭杜趴在冰面上、懷抱一隻白色小海豹的照片傳遍了全世界。
這張照片利用了她作為明星的視覺影響力，將公眾的注意力強行聚焦在這一血腥產業上。這次行動直接促成了後來歐盟對海豹產品的進口禁令，被認為是動物保護運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芭杜的動保理念是絕對主義的。她不僅反對虐待，更反對人類對動物的任何形式的利用，包括食用、皮草、實驗和娛樂，包括鬥牛、馬戲團等等。這種毫不妥協的態度使她贏得了動保人士的敬重，也招致了傳統產業從業者的仇恨。
芭杜的晚年形象，因為她的極右翼政治立場而蒙上陰影。她將對動物的愛與對現代多元文化社會的恐懼奇特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法國國民陣線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
芭杜認為，法國的傳統認同正在被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群體所侵蝕。她多次在著作、公開信和網站上發表攻擊性言論，導致她至少六次被法國法院以煽動種族仇恨罪名定罪。
1997年她在《費加羅報》發表公開信，抱怨法國面臨外國人口過剩，這是她首次因此類言論被起訴。後來她在《普魯托的廣場》中哀嘆我的法國消失了，攻擊移民建造清真寺，稱教堂的鐘聲因缺乏神父而沉寂。再後來又在《沉默中的吶喊》中稱穆斯林為入侵者，指責他們試圖毀滅我們要我們臣服，並攻擊同性戀者、現代藝術和失業者。
她還致信時任內政部長薩科齊，抗議宰牲節屠宰綿羊的方式，稱穆斯林為這群把我們耍得團團轉並毀滅我們國家的人。
近年又發生了留尼旺島事件，她在一封公開信中稱留尼旺島的居民為退化的野蠻人，稱他們保留了野蠻的基因。
芭杜的政治激進化，並非一個孤立事件，而是法國社會右轉傾向的一個縮影。
她的丈夫伯納德·多爾馬勒作為國民陣線的高層顧問，無疑加深了她與該黨派的聯絡。然而，芭杜的排外情緒更多源於一種防禦性的文化民族主義和對動物福利的極端關注。比如說她對伊斯蘭清真屠宰方式的攻擊，主要切入點是動物痛苦，進而上升到文化衝突。
這種邏輯使她在動保圈內也引發了分裂，部分支持者不得不將她的動保貢獻與她的種族主義言論切割開來。
碧姬·芭杜的一生，堪稱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文化史的一面鏡子，折射出其中的光輝與陰暗、解放與壓抑。
公眾記憶中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芭杜：
1973年之前的芭杜，以身體為武器，衝破了五十年代法國的保守主義壁壘，開啟了性解放的先河。她是那個在聖特羅佩的陽光下起舞的金發女郎，是自由、快樂與性感的化身，幫助一代人擺脫了道德枷鎖。她是新浪潮的繆斯，是瑪麗安娜的臉龐，是法國軟實力的巔峰代表。
1973年之後，她是那個隱居在拉馬德拉格高牆之後的憤怒老婦，尤其是當今天的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和開放時，她退回到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堡壘中，試圖抵禦她無法理解的全球化浪潮。她不斷用激烈的言辭攻擊移民和現代社會，同時對受苦的動物展現出聖母般的慈悲。
這種從激進自由派到極右翼保守派的轉變，看似矛盾，實則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她始終遵循的是一種原始的、不受約束的個人本能。
正如她在回憶錄中所寫：「我不是什麼聖人，我只是一個有著太多愛、太多恨、太真誠的女人。」
無論人們如何評判她的晚年言行，無人能否認她改變了歷史。她不僅改變了電影，改變了時尚，改變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看法，也改變了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
今天，當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人最終離去，世界對她的評價依然是撕裂的。
馬克宏試圖彌合這道裂痕的悼詞，註定徒勞。
撕裂就撕裂吧，這就是當今世界的本來面貌。 (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