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澳門“賭王”何鴻燊女兒何超瓊發佈訃告，其妹妹何超蕸於2026年4月12日安詳辭世，臨終前家人一直陪伴身邊。何家訃告公開資料顯示，何超蕸生於1966年，是何鴻燊二房藍瓊纓的女兒。何超蕸生前擔任信德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信德集團經營房地產發展、交通運輸、酒店及休閒和投資等業務。4月12日，極目新聞記者登錄信德集團網站看到，該網站頁面已經變成黑白。何超蕸曾被何鴻燊形容為最能幫忙的女兒。她畢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佩珀代因大學，主修電訊學及心理學，獲文學士學位，2018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大學院士殊榮。還有報導顯示，何超蕸熱心公益，生前擔任多項公職和社團成員，她在2024年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何超蕸何超蕸的父親何鴻燊，1921年11月25日出生於中國香港，祖籍廣東寶安，著名企業家、慈善家，港澳地區知名愛國工商界人士，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信德集團有限公司、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何鴻燊2020年5月26日去世，享年98歲，他是澳門博彩史上權勢最大、獲利最多、名氣最響、在位最長的賭王，其先後有四房太太，共育有17名子女，其中包括6個兒子和11個女兒。何超蕸與何鴻燊根據公開報導統計，何鴻燊大房三女一子中，長女何超英和長子何猷光已經去世；二房三女一子中，三女何超蕸去世；三房兩女一子、四房兩女三子都在世。何鴻燊17名子女已經3人離世，分別是何超英、何猷光、何超蕸。 (極目新聞)

“華人神探”李昌鈺走了。這個消息有些突然，去年他還應邀專程從美國來滬，作為第十一期“浦江科學大師講壇”演講嘉賓，全程站立在復旦相輝堂開展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座。當天，李昌鈺還參加了復旦大學法醫學與法庭科學學院揭牌成立儀式，並受聘為復旦大學名譽教授。9個月後，卻傳來了他去世的消息。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3月27日，著名美籍華裔刑事鑑識專家、美國紐黑文大學終身教授李昌鈺在內華達州家中因疾病去世，終年87歲。其訃告稱，李昌鈺在去世前經歷短暫病痛，卻展現出非凡的堅強、優雅與韌性。他一生著有或合著40多部著作。在生命的最後幾天，他仍在完善一本關於失蹤人員調查的新書，該書即將出版。據《世界日報》報導，與李昌鈺相識30多年的友人指出，李昌鈺很早就知道生病，他覺得自己一把年紀，無需浪費太多醫療資源，選用自然療法平靜面對死亡。對於生死，李昌鈺向來豁達。他曾表示：“我看破人生，對金錢地位都不很重視，見太多人間不幸，只來一次不必斤斤計較。生死不由我們決定，但行程之上，要發揮人性精神，幫助別人、教育孩子，讓人類活得更好。再有錢、再有名，離開時都一樣，不如在短暫生命裡互相扶持，善待彼此。”而據外媒報導，李昌鈺2014年接受採訪時已表示，他的遺囑已經寫好了，火化。“所有器官都捐出，除了眼睛。假如有天堂地獄，我還是要靠眼睛吃飯”。充滿傳奇的職業生涯李昌鈺是華裔美國人，1938年出生於江蘇如皋的名門望族，他七八歲的時候，全家由上海遷居台灣省。他的人生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上世紀40年代末，他和13個兄弟姐妹隨母親前往台灣，父親坐太平輪離開上海，結果輪船失事，家境逐漸敗落。此後，他母親王岸佛將13個孩子撫養長大。他18歲時，本考上了一所海洋專科學校，但因為家貧，他選擇了學費全免且倒貼生活補助的“警官學校”，後成為台灣省歷史上最年輕的警長。他曾坦率直言：“事實上，我不是一開始就想當警察。是因為家裡窮，上警官學校可以免費。”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李昌鈺對鑑識科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64年，李昌鈺懷揣50美元到美國學習。“當時，沒有鑑識科學這個專業，後來我索性在紐約大學學分子化學。”他用兩年半時間修完了4年的大學課程：法律、刑事、生物化學。隨後，又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為了支撐自己的學業，他做過餐館侍者、證券行小職員，教過中國功夫，也當過化驗室技術員。“1974年我獲博士學位，當時美國什麼都要錢，我沒有錢，所以沒有參加畢業典禮，自己在家裡畢業。”1974年博士畢業後，李昌鈺決定去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大學，這所學校正要建立鑑識科學中心，需要一個有博士學位的人來主持工作。其實當時許多美國名校如哈佛、伯克利都向李昌鈺發出邀請，但他沒有聽從導師建議，選擇了鑑識科學這個冷門行業。“因為我的興趣在這裡。”那時的美國警界是白人的天下，他們都看不起這個中國人。“最先和我聯絡的是律師，我幫他們打贏不少官司後，州檢察官專門召集警方開會，說以後所有案子都要找‘那個中國人’看一看。”資料圖後來，李昌鈺又成為康州第一任鑑識中心主任兼首席鑑定專家；把簡陋的實驗室擴建成具有國際水準、獨立作業的鑑識科學研究室，成為全美頂尖；紐黑文大學還用他的名字成立李昌鈺刑偵司法學院，且該學院在國際上享有知名度。1998年，李昌鈺擔任美國康州警政廳廳長，是全美首位州級警界最高職位的華裔首長；在任期間，他以身作則，帶領團隊進行州警改革，還放寬了警察招收的外形標準。李昌鈺鑑識過多個全球重大的案件，如甘迺迪總統被殺案、尼克松水門事件、克林頓桃色案、“‘9·11’事件”、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等。他開創了以微物證據定罪嫌犯的先河，擅長在蛛絲馬跡中發現真相。在協助“辛普森殺妻案”辯方處理證據鑑識工作時，李昌鈺發現現場的辛普森血跡裡含有防腐劑，警察從辛普森身上提取的7毫升血樣少了1.5毫升。這些發現為辛普森的無罪釋放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支援。甘迺迪遇刺35周年時，李昌鈺參與重新審理此案。當時唯一剩下的子彈上的指紋已被破壞，他通過分析凶手開的兩槍彈道軌跡和角度，推斷出凶手不止一人，因為兩槍間隔時間不到一秒，彈道卻如此不同。雖然最終受條件限制沒有解開最後的真相，但他的推斷為案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一生曾舉行“三次婚禮”李昌鈺家是個大家庭，他在13個孩子中排行第十一。父親去世後，李母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全部培養成博士，這位了不起的母親於2003年去世，享年106歲。母親對李昌鈺要求很嚴，他小時候不努力學習，就會被罰跪。長大後，母親也曾在他的工作上給予指導。在康州州長邀請李昌鈺擔任警政廳廳長時，他一開始非常排斥，因為他更希望把精力用在一線研究上。是母親告訴他，美國歷史上還沒有那個華裔能做到警政廳廳長這樣的高官，我們做事情不能光是為自己，還要為自己的族群努力，要為未來的華裔開拓出一條路。李昌鈺2024年接受採訪時還談起自己的母親，稱：“她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教會我很多，其中一句話我記得最深——人的一生有高有低，高的時候絕對不要驕傲；低的時候絕對不要氣餒。每天紮紮實實走一步，一年下來就會有很多成就。媽媽常常說，人不能窮在志氣上，衣服可以破破爛爛，但要乾乾淨淨。做人也要乾乾淨淨，做事一定盡我們的力量。我一直記到現在。”除了母親外，太太宋妙娟也是李昌鈺堅實的後盾。1963年，李昌鈺在台灣省當警官時結識了馬來西亞華僑宋妙娟並對她一見鍾情。得知女兒找一個警察當丈夫，宋父起先是不同意的。為此，宋父親自飛到台灣考察李昌鈺。當時，李昌鈺是台灣地區歷史上最年輕的警長。看著這個五官端正、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宋父同意了女兒的婚事，但要求他們回到馬來西亞再舉行一次婚禮。因此，李昌鈺總是說“一生結了兩次婚，但只娶了一個太太”。結婚後，宋妙娟一直是李昌鈺最好的賢內助。他們有一雙兒女。孩子們小的時候，李昌鈺周末會帶他們一起上班。他做實驗，孩子們就在旁邊做功課。李昌鈺本希望能有一個孩子繼承他的事業，但現在，女兒做了銀行家，兒子做了牙醫。李昌鈺與宋妙娟2017年，宋妙娟因病去世。很長一段時間，李昌鈺都沉浸在悲傷之中。後來，他們相識多年的摯友蔣霞萍放下生意前往美國陪伴李昌鈺，幫助他走出悲痛，兩人感情逐漸昇華。‌‌2018年12月，李昌鈺和蔣霞萍舉行婚禮。蔣霞萍與上海頗有淵源2025年，上海海外聯誼會成立四十周年之際，時任上海海外聯誼會名譽顧問的李昌鈺曾以“我和上海的故事”為主題，發佈題為《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的文稿。李昌鈺寫到，他雖然不是出生在上海，但上海是他的第二故鄉。“1939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4歲的我，隨著在上海經商的父母親、哥哥姐姐到了上海，我們住在新長路1384號，那時候是法國人的租界。我記得那時候每天都跟著哥哥姐姐們走路到學校去上學，上海是我啟蒙的城市，在那裡我開始成長”。過去60年，每次有機會回國，李昌鈺都會到上海走一圈，親眼看看上海，“從二次大戰躲警報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到現在發展成一個國際大都市。近年來，我還多次到上海各大高校：華東政法、上海政法、財經大學、財經學院、海事學院、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等學府去演講。上海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標準的國際化城市，可以說我是親眼看到了上海的蛻變”。即便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他依然能講流利的中文、上海話及如皋話。2025年，李昌鈺在復旦大學演講時還謙虛地表示：“很多媒體給了我很多稱號，說我是‘華人神探’‘福爾摩斯’‘包青天’，其實，我只是很普通的一個人，和大家一樣。我只是用科學講話、用證據講話，有多少證據就講多少話。”李昌鈺為復旦師生題寫的“復旦論鑑”。李昌鈺去世後，紐黑文大學校長延斯·弗雷德里克森深表哀悼：“李博士是一位非凡的人，他對我們大學以及法醫科學和執法領域的貢獻無與倫比。他的影響將在一代代學生和執法專業人士中延續。我們向他的家人及所有哀悼者致以最深切的慰問。”“我這一生，經歷過貧窮，見證過殘忍，睡過冰冷的死人堆，也享受過幸福的瞬間，可以說我的人生已經沒有遺憾。”李昌鈺曾如此總結。 (新民周刊)

曾經針對川普2016年競選“通俄門”做過調查的前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周六去世，川普直接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太好了，我很高興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傷害無辜的人了！”川普這樣說話把CNN等美國主串流媒體都給驚到了。美國總統啊！原來很多中國人都覺得美國很文明，這種印象不斷垮塌，如今我們又目睹了他們的總統連最基本的“為死者諱”都不遵守，不僅對美國的敵人，連對調查過他的特別檢察官死後也發表如此“粗魯無情的言論”。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眾議員唐·貝肯說，川普的言論是錯誤的，“不像是基督教的行為”。“這完全沒有必要，”貝肯在接受採訪時說，“這是自找麻煩。人們討厭這樣。”再看看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所做的一切！不能不說，美國這個國家在現代文明的外衣下包裹著非常野蠻的文化核心，不僅信奉叢林法則，而且經常吃相非常難看。▲羅伯特·穆勒。現實如此。我們無須因為看穿了美國就一驚一乍的，美國仍是非常強大的國家，在尖端科技領域引領世界。我們需要與面前的美國繼續打交道，儘量不搞得徹底翻臉。但我們永遠要清楚記得，決不能指望美國在接下來的大國博弈中對中國展現任何出自本能的善意。如果他們對華表現出任何“溫良恭儉”，一定是因為他們經過評估認為中國同樣強大，甚至在相關領域更加強大，他們對中國動粗會吃虧，所以維持共存甚至對華示好更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才會採取另一種態度。就像去年的貿易戰，我們的反制打痛了他們，我們的稀土武器打得他們很多高端產業面臨關門，他們才慫了，願意坐下來與我們談判。我們要做美國的共存者和合作者，必須先做美國打不贏的對手，然後其他才能成為可能的選項。▲2017年至2019年，美司法部曾任命米勒擔任特別檢察官主持“通俄門”調查，以認定川普競選團隊成員是否與俄羅斯政府“合謀”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需要造得多多的，核彈頭造得多多的，航母“004”、第六代戰機要加快研製，早日入列。另外讓我們的新能源等高科技產業地位更加鞏固，高端晶片生產鏈加快突破。相信這些將共同組成與美國對話最能讓華盛頓聽懂的語言。熱愛和平的中國人，不要再有別的任何幻想了。 (胡錫進觀察)

法醫宣告為“死因待定”。有報導稱，美國洛杉磯市長候選人、前洛杉磯聯合學區總監奧斯汀·博伊特納22歲的女兒艾米麗·博伊特納於1月6日在醫院去世，死因尚未公佈。這就有些蹊蹺！艾米麗·博伊特納生前照片1相關報導稱，當天中午12點10分左右，艾米麗·博伊特納被發現獨自一人躺在路邊。接到報警的急救人員趕到後，將她送往醫院，隨後宣佈不治身亡。海叔要說，從1月6日至今，近一個月時光。艾米麗·博伊特納死因仍未查明，其實是令人奇怪的。法醫宣告為“死因待定”——需要等待屍檢確認。一個月時間查不出死因？比如身體裡是否留有他人體液；比如身體是否有外傷，且遭遇凶器襲擊；比如身體內是否有化學物品，特別是毒品痕跡……這些內容中，諸如毒品痕跡，如果在一定時間內未能查明，時間長了相關資訊在屍體內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報導指，“按照慣例，在死因確認前，警方兇殺調查科暫時接手此案”。在海叔看來，艾米麗死亡事件可能並不複雜，關鍵還得看警方調查效率。有網民留言認為她大機率死於吸毒過量。當然，這只是一種揣測。但洛杉磯街頭如喪屍般存在的吸毒者，確實是美利堅“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當然，這話是反話。美國吸毒問題導致暴斃街頭，最後不了了之的案件，不在少數。2025年6月17日，一名女子走在美國洛杉磯市中心街頭。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長巴斯當天宣佈，解除該市部分區域已實施一周的宵禁。巴斯在一份聲明中說，宵禁與預防犯罪工作相結合，幫助當地穩定了治安形勢。如有需要，將隨時重新發佈宵禁令。圖：新華社/美聯其中有因吸毒而從中產跌落到流浪漢境地者。毒品堪稱催人跌落斬殺線的重要事物。艾米麗是否因吸毒過量而亡，兇殺調查科或者法醫都應仔細去查！而她因何會倒斃在戶外，是否因其他原因而亡，起碼洛杉磯公眾需要知道真相。2艾米麗是奧斯汀·博伊特納的女兒。現年65歲的奧斯汀·博伊特納，早年從事投資銀行業，後轉入公共事務，曾任洛杉磯副市長、《洛杉磯時報》發行人及洛杉磯聯合學區總監。其任期內主導了多項教育倡議，如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眼鏡的“Vision to Learn”計畫。從奧斯汀·博伊特納簡歷可見，好歹其也曾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博伊特納發表聲明懇請公眾尊重隱私，稱家庭正經歷“難以想像的痛苦”。但公眾對其女兒死因的好奇，顯然涉及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奧斯汀·博伊特納的競選對手、與博伊特納同在民主黨陣營的洛杉磯現任市長凱倫·巴斯女士，則對博伊特納痛失愛女表示了哀悼。奧斯汀·博伊特納 圖：資料海叔要說，作為洛杉磯史上首位女性市長，也是繼湯姆·布萊德利之後洛杉磯第二位非洲裔市長，巴斯女士護士出身，長期致力於禁毒工作。但目前，洛杉磯無論毒品問題還是治安問題，無不令人擔心。巴斯自己也曾在競選期間遭遇突發變故。2022年9月，巴斯在擔任美國國會眾議員並競選洛杉磯市長期間，家中被人闖入。兩男子從巴斯家偷走了兩支槍，後來被控入室盜竊，分別被判近兩年和近三年監禁。光天化日之下到別人家裡偷槍，巴斯之後表示：“這實在是令人不安。不幸的是，太多洛杉磯人面臨這個問題。”但歹徒似乎老盯著這位洛杉磯市領導的家。2024年4月21日，凱倫·巴斯的家中遭人破窗而入。這回嫌疑人被隨後趕來的警方人員逮了個正著，案發現場無人員受傷。2023年12月2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洛杉磯市長凱倫·巴斯（中）在發佈會上發言。當時，洛杉磯市發生街頭連環兇殺案，3名無家可歸者遭槍殺。美國政府統計資料顯示，美國2022年1月時有超過58萬無家可歸者，其中洛杉磯和紐約是無家可歸者最多的城市。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2024年發佈的年度報告顯示，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達到77.18萬，即每1萬人中約有23人無家可歸，比2023年同期增加18.1%，這是自2007年開始此項統計以來的最大增幅。圖：新華社/美聯然而，洛杉磯的治安問題遠遠不止歹徒對政治人物採取登堂入室之策。將視野放大到全美，更是如此。近日，在明尼阿波利斯，短短17天內，兩名37歲美國公民被聯邦執法人員槍殺。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包括洛杉磯在內，全美不少地方出現了有關反對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工作人員濫殺無辜的示威。又傳出ICE將派員前往義大利米蘭，參與今年冬季奧運會的相關安保工作。這又一次引起了美國民間的憤恨！3海叔之所以要提及ICE工作人員前往米蘭冬奧會的問題，是因為洛杉磯市長巴斯女士剛於1月26日前往洛杉磯博覽會公園。她當時宣佈了一項近1億美元的擬議撥款計畫。該資金將用於2026年國際足聯世界盃、2028年奧運會和殘奧會等重大賽事舉行前，執行關鍵的翻修、基礎設施改善、公共安全升級及其他項目。洛杉磯反ICE示威 圖：新華社換言之，洛杉磯未來無論誰當市長，都將面臨喜迎世界盃足球賽、奧運會連續舉辦這樣的大事。到時候，ICE是不是會來添亂？到時候，洛杉磯街頭是否還會出現眾多吸毒過量者？到時候，是否還有政治人物，或者國際體育組織領導人、運動員、教練員們的下榻處，遭遇歹徒襲擊？總感覺，整體上看，洛杉磯還只是一個“窗口”。看到的是美國的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怎麼改變？一個字——難！ (新民周刊)

2025年9月14日夜晚，洛杉磯艾美獎的紅毯上，Catherine O'Hara穿著一襲黑色長裙，和丈夫Bo Welch並肩走過。閃光燈下，71歲的她依然優雅。（Catherine O'Hara和丈夫）但細心的媒體還是察覺到一點不對勁。“她看起來憔悴了”，有記者在報導中寫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消瘦”。當晚她獲得了兩項艾美獎提名，卻在幾個月後，缺席了金球獎，儘管她再次入圍。沒人知道那個9月的夜晚，會是世界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見到這位喜劇傳奇。2026年1月30日，Catherine O'Hara在洛杉磯家中去世，享年71歲。（Catherine O'Hara）一位長期跟拍她的攝影師說，艾美獎那晚她就看起來不太好，但都以為只是年紀大了。2026年1月11日的金球獎，Catherine O'Hara憑藉Apple TV+的新劇《The Studio》獲得最佳女配角提名。按理說這是她應該出現的場合。她熱愛表演，熱愛這個行業，但那晚，她沒來。兩周後突然傳來噩耗。（Catherine O'Hara）Catherine O'Hara的離世被官方描述為“短暫的疾病”(brief illness)，但她的身體其實一直藏著一個罕見的醫學現象。她患有一種極其罕見的先天性疾病：心臟倒位症。簡單說，她的心臟長在右邊。肝臟長在左邊，這種情況在全球的發病率不到萬分之一。她直到50歲左右才發現這個秘密。那是大約20年前的一次常規體檢。她陪丈夫Bo Welch去做基礎檢查，醫生順便給她也做了檢查，結果醫生驚呆了。Catherine後來在採訪中回憶：“醫生把我們叫進辦公室, 說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例這個病的病人。我自己也完全沒聽父母說過”。（20世紀80年代的Catherine）這種病通常不致命，但也可能帶來隱患：因為器官位置顛倒，如果內臟出現問題，疼痛感可能會出現在錯誤的一側，導致誤診。有醫學專家推測，這或許與她最後的“短暫疾病”有關。但只是推測。（Catherine）消息傳出後，好萊塢的悼念如潮水般湧來。最讓人淚目的，也許是Macaulay Culkin的那條推文。他發了兩張照片。一張是1990年《小鬼當家》拍攝時，10歲的他和Catherine的合影。另一張是2023年12月，他在好萊塢星光大道留星時，兩人的最後合影。配文只有短短幾句:"媽媽，我以為我們還有時間，還有很多時間。我想坐在你旁邊的椅子上。我聽到你說的話，但我有好多話想跟你說。我愛你。回頭見。"（Macaulay Culkin的發文）Macaulay從10歲開始就叫她媽媽，一叫就是35年。他曾在採訪中說，即使《小鬼當家》拍完後，他們也一直保持聯絡，Catherine會關心他的生活，像真正的母親一樣。2023年，Macaulay在星光大道留星時，Catherine專門到場致詞。當天還有個小插曲。攝影師讓母子倆合影,工作人員喊“快和和媽媽合影”！Catherine下意識要走開，因為她以為喊的是Macaulay的親生母親。結果Macaulay拉住她，告訴Catherine就是她這個媽媽。沒想到那竟是他們最後一次公開合影。（Catherine O'Hara和Macaulay Culkin）Macaulay是Catherine的“假兒子”，Eugene Levy就是她的靈魂伴侶，從1974年的Second City舞台，到80年代的SCTV，再到與Christopher Guest合作的系列嘲諷喜劇(《等待葛夫曼》《狗展》《大風吹》)，直到2015-2020年的《富家窮路》，他們幾乎合作了半個世紀。Eugene Levy的悼念聲明字字重千斤:“言語似乎不足以表達我今天的失落感。我有幸認識並與偉大的Catherine O'Hara合作超過50年。我珍惜我們的工作關係，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友誼。我會想念她。”（Catherine O'Hara和Eugene Levy）他的兒子Dan Levy，也是《富家窮路》的主創和主演發文說：“與我父親合作超過50年後，Catherine早就是家人了，遠在她扮演我的家人之前，很難接受一個沒有她的世界”。Catherine O'Hara的職業生涯跨越50多年，參演超過100部，獲得過2座艾美獎，1座金球獎。參演的電影全球票房累計超過43億美元。數字之外，她還通過角色傳遞出無數有力的資訊。《小鬼當家》中，她讓全球觀眾理解了母愛的焦慮與力量。《富家窮路》裡，讓中年女性看到了古怪也是一種美。在“兒子”Macaulay Culkin的悼念最後，他寫了三個字:"I'll see you later."(回頭見)（小鬼當家劇照）無論是在日後重播的螢幕上，還是或許真的有另一個世界。對於那些真正愛她的人來說，總會再見的。 (英國那些事兒)

據《衛報》報導，電影誕生130周年之際，法國演員兼歌手碧姬·芭杜去世，享年 91 歲。她曾是國際性感偶像，後來退出影壇，成為一名動物權利活動家。“碧姬·芭杜基金會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宣佈，其創始人兼主席、世界著名演員兼歌手碧姬·芭杜女士逝世。她選擇放棄自己輝煌的演藝事業，將畢生精力投入到動物福利和她的基金會中。”該基金會在周日發給法新社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但並未具體說明逝世的時間和地點。《上帝創造女人》劇照碧姬·芭杜憑藉1956年由其當時的丈夫羅傑·瓦迪姆編劇並執導的電影《上帝創造女人》一舉成名，並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成為“性感小貓”的典型代表。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初，她宣佈息影，並日益活躍於政壇。她對動物權利的公開支援逐漸演變為針對少數族裔的煽動性言論，以及對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公開支援，最終導致她因種族仇恨罪被判多項罪名。芭杜於1934年出生於巴黎，在一個富裕的傳統天主教家庭長大。她舞技精湛，因此得以學習芭蕾舞，並考入著名的巴黎音樂學院。與此同時，她也開始從事模特工作，15歲時就登上了1950年《ELLE》雜誌的封面。模特工作為她帶來了電影角色；在一次試鏡中，她遇到了瓦迪姆，兩人於1952年結婚，當時她剛滿18歲。芭杜最初出演一些小角色，但戲份逐漸增多；1955年，她在電影《春色無邊滿綠波》中飾演德克·博加德的戀人，該片在英國大獲成功。《蔑視》劇照但真正鞏固芭杜形象並讓她成為國際偶像的，是瓦迪姆執導的《上帝創造女人》。在這部電影中，芭杜飾演一位在聖特羅佩自由奔放的少女。影片在法國乃至國際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芭杜躋身法國一線女星之列。除了電影觀眾，碧姬·芭杜也迅速成為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靈感源泉；尤其是年輕的約翰·列儂和保羅·麥卡特尼，他們都要求當時的女友把頭髮染成金色，模仿她的髮型。專欄作家雷蒙德·卡蒂埃於1958年在《巴黎競賽畫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芭杜事件”的長文，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則於1959年發表了著名的文章《碧姬·芭杜與洛麗塔情結》，將這位女演員塑造成法國最解放的女性。1969年，芭杜被選為法國共和國象徵——瑪麗安娜的首位真人模特。《私人生活》劇照20世紀60年代初，芭杜出演了一系列備受矚目的法國電影，包括亨利-喬治·克魯佐的奧斯卡提名影片《真相》、路易·馬勒執導的《私人生活》（與馬塞洛·馬斯楚安尼搭檔）以及讓-呂克·戈達爾的《蔑視》。60年代後半期，芭杜接受了多部好萊塢影片的邀約，其中包括與讓娜·莫羅合作的墨西哥背景喜劇《江湖女間諜》以及與肖恩·康納利合作的西部片《沙拉克》。芭杜的音樂事業也與此平行，其中包括錄製了塞爾日·甘斯布的《Je T'Aime…Moi Non Plus》的原版，這首歌是甘斯布在兩人婚外情期間為她創作的。（由於擔心當時的丈夫岡特·薩克斯發現此事後會引發醜聞，芭杜要求甘斯布不要發行這首歌；後來甘斯布與簡·伯金重新錄製了這首歌，並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然而，芭杜越來越覺得明星的壓力令人厭煩。1996年，她告訴《衛報》：“我周圍的瘋狂總是讓我覺得不真實。我從未真正為明星生活做好準備。”1973年，39歲的芭杜在拍攝完歷史愛情片《科利諾寓教於樂的故事》後息影。此後，她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動物保護活動中，於1977年參與了反對獵殺海豹的抗議活動，並於1986年創立了碧姬·芭杜基金會。碧姬·芭杜此後，芭杜就羅馬尼亞的滅狗、法羅群島的捕殺海豚以及澳大利亞的屠殺貓等問題，向世界各國領導人發出抗議信。她還經常公開表達對宗教屠殺動物的直言不諱的看法。2003年，她出版了《沉默中的吶喊》一書，書中她宣揚右翼政治，並抨擊同性戀者、教師以及所謂的“法國社會伊斯蘭化”，最終因煽動種族仇恨罪被判有罪。芭杜結過四次婚：1952年至1957年與瓦迪姆結婚，1959年至1962年與雅克·沙裡耶結婚（1960年與他生下兒子尼古拉斯），1966年至1969年與薩克斯結婚，1992年與前勒龐顧問伯納德·德奧爾馬勒結婚。她還曾有過幾段備受矚目的戀情，包括與讓-路易·特蘭蒂尼昂和甘斯布的戀情。 (深焦DeepFocus)

今天是電影誕生一百三十周年的紀念日，也是碧姬·芭杜去世的日子。隨著碧姬·芭杜基金會的一紙聲明，法國電影史上最耀眼、最具爭議的星辰最終隕落。基金會在聲明中深情地寫道：「我們懷著巨大的悲痛宣佈，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世界著名的女演員和歌手碧姬·芭杜夫人去世。她曾選擇放棄輝煌的職業生涯，將畢生的精力奉獻給動物福利事業。」在這一最終時刻到來前的幾個月裡，關於芭杜健康狀況的種種猜測已在坊間流傳。10月，由於嚴重疾病，她曾被緊急送往土倫的聖讓醫院接受手術治療。當時其公關團隊試圖通過社交媒體平息公眾的焦慮，甚至在11月發佈聲明怒斥死亡謠言，稱她恢復狀況良好。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得知消息後迅速發表了長篇悼詞，稱芭杜為二十世紀的傳奇。馬克宏的致詞並未迴避芭杜晚年的政治爭議，而是巧妙地將她定義為自由的化身——從代表法國國家象徵瑪麗安娜，到為無聲動物吶喊的激進鬥士，她的一生是對法蘭西精神中叛逆與激情最極致的詮釋。碧姬曾在Twitter上發公開信譴責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動物保護領域的不作為碧姬·安妮-瑪麗·芭杜1934年出生於巴黎第十五區，成長於富裕保守的第十六區帕西街區。她的家庭是典型的法國上層資產階級縮影：父親路易·芭杜是一位擁有工程學位的工業家，繼承並經營著家族的乙炔和液化空氣企業，閒暇時喜愛寫詩和拍攝業餘電影；母親安妮-瑪麗則出身顯赫，熱衷於時尚、藝術和社交。小時候的芭杜儘管物質生活極度優渥，他們在巴黎擁有豪華公寓，在盧弗西恩擁有周末別墅，頻繁往返於梅傑夫滑雪或去蔚藍海岸度假，但芭杜的童年卻籠罩在一種冷漠而嚴苛的教養氛圍中。母親托蒂對女兒的管教近乎軍事化，不僅嚴格控制她的社交圈，還極其注重禮儀規範。一個常被心理學家引用的童年創傷事件是：芭杜和妹妹米嘉努在玩耍時意外打碎了一個珍貴的中國花瓶。作為懲罰，父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剝奪了她們作為家庭成員的親密待遇，禁止她們稱呼爸爸媽媽，而必須使用疏離的先生和夫人。這種早期的情感剝奪在芭杜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她後來在自傳中坦承，自己畢生都在尋找那種無條件的、甚至帶有窒息感的愛，這成為她日後情感生活持續動盪的心理根源。為了矯正芭杜稍顯散漫的體態並培養淑女氣質，母親強迫她學習芭蕾舞。1947年，十三歲的芭杜考入了著名的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師從嚴厲的俄羅斯編舞家鮑裡斯·克尼亞澤夫。這三年的專業訓練對芭杜日後的銀幕形象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舞蹈訓練賦予了她一種獨特的身體語言：挺拔的背部、外開的腳步以及一種在此後無數電影中被攝影機捕捉的、既優雅又充滿動物性警覺的行走方式。她的同學、後來的影星萊斯利·卡倫回憶，芭杜在班上被稱為小母鹿，這個綽號預示了她那種脆弱與野性並存的特質。更重要的是，芭蕾舞的訓練讓芭杜學會了如何將身體作為一種表現工具。在那個女性身體普遍被束縛在束腰和硬挺面料中的年代，芭杜通過舞蹈獲得了對肌肉和肢體的絕對控制，這為她後來在銀幕上展現那種未被馴服的自然狀態奠定了生理基礎。1949年，年僅十五歲的芭杜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在母親朋友的推薦下，她登上了時尚雜誌《Elle》的封面。這一事件在當時保守的法國社會並非毫無爭議，因為模特這一職業在傳統資產階級眼中仍帶有某種不體面的色彩。然而，正是這張封面照片，捕捉到了芭杜身上那種介於純真少女與成熟女性之間的獨特氣質。這張照片不僅讓時尚界驚豔，更吸引了當時還是新人導演助理的羅傑·瓦迪姆的目光。瓦迪姆在看到封面的那一刻，便敏銳地察覺到了芭杜身上潛藏的、尚未被定義的時代精神。他不僅看到了她的美，更看到了她作為打破舊道德體系武器的潛力。瓦迪姆與芭杜的相遇，堪稱電影史上最著名的皮格馬利翁故事之一。對於年輕的芭杜而言，瓦迪姆代表了她在僵化的家庭環境中無法觸及的波西米亞式自由與智性解放。瓦迪姆向她介紹了波伏瓦的《第二性》，帶她進入了左岸的知識分子圈子，教導她如何不僅作為被欣賞的客體，更作為擁有慾望的主體存在。然而，這段戀情遭到了芭杜父母的激烈反對。對於路易·芭杜而言，瓦迪姆這個沒有正當職業、混跡於電影圈的波西米亞人簡直是噩夢。這種家庭衝突在芭杜十七歲時達到了頂峰——為了抗議父母對戀情的阻撓及試圖將她送往英國讀書的計畫，芭杜在家中打開煤氣爐並將頭伸了進去，若非父母及時回家發現，這顆新星早已隕落。這一極端的自殺未遂行為，震懾了她的父母，迫使他們最終妥協，同意兩人在芭杜年滿十八歲後結婚。1952年12月20日，兩人的婚禮在巴黎聖母院舉行，這不僅是芭杜個人生活的轉折，也標誌著她正式脫離原生家庭的掌控，步入了由瓦迪姆主導的影像世界。雖然瓦迪姆最初只是她的丈夫，但他迅速成為了她形象的建構者。在瓦迪姆的指導下，芭杜開始在《諾曼底蘋果酒客棧》等電影中出演小角色。然而，真正讓她引起注意的並不是演技，而是她在1952年的電影《比基尼女郎》中穿著比基尼的形象。在那個比基尼仍被視為傷風敗俗的年代，芭杜的大膽展示引發了爭議。《諾曼底蘋果酒客棧》1953年戛納電影節期間，雖然她還不是一線明星，但她在海灘上穿著比基尼、赤腳奔跑的照片被全球媒體瘋狂轉載。她打破了當時好萊塢推崇的冰山美人或人造肉彈的範式。芭杜是自然的、不加修飾的，她的性感帶有強烈的陽光味道和海水的鹹味，這種自然之子的形像極大地迎合了戰後一代渴望擺脫沉重歷史包袱、追求享樂的心理需求。芭杜的電影生涯，堪稱一部生動的法國電影戰後發展史，她橫跨了老派的優質傳統與激進的新浪潮，並以一種獨特的、反技巧的表演方式，重新定義了女演員在銀幕上的存在感。在1952年至1956年間，芭杜出演了十餘部電影，包括《諾曼底蘋果酒客棧》《豔女懷春》以及在好萊塢史詩片《木馬屠城記》中的小配角。在這些早期作品中，她通常扮演天真爛漫、略帶調皮的年輕女孩，雖然美麗，但尚未形成具有破壞力的個人風格。此時的法國影壇，依然被米歇爾·摩根、達尼埃爾·達里約等代表古典美與精湛演技的女星所統治。這些前輩女星講究字正腔圓的台詞功底與內斂控制的情感表達，而芭杜那略顯含混的口音、隨意的肢體語言，在當時被視為缺乏演技的表現，卻恰恰預示了自然主義表演風格的到來。1956年，由瓦迪姆執導、芭杜主演的《上帝創造女人》上映，徹底引爆了輿論。這部電影的劇情本身並不複雜，講述了一個孤兒朱麗葉在聖特羅佩小鎮上周旋於三個男人之間的故事。《上帝創造女人》然而，瓦迪姆鏡頭下的芭杜，展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影片中最為經典的一幕是芭杜在夜總會赤腳跳曼波舞的場景。隨著鼓點的加速，她的頭髮凌亂，汗水順著臉頰流下，裙襬飛揚，整個人陷入一種近乎出神的狂喜狀態。她跳舞不是為了取悅在場的男人，而是為了釋放自己體內過剩的生命力。這種赤裸裸的情慾表達，不再帶有傳統電影中女性作為受害者的悲劇色彩，也不帶有黑色電影中蛇蠍美人的陰謀算計，而是一種純粹的、無道德負擔的享樂主義。這種形象激怒了保守的法國社會。影評人甚至將其稱為從頭到腳都不道德的女人。然而，在美國，這部電影卻引發了轟動，票房收入高達400萬美元，影響力甚至超過了當時法國汽車工業的出口總額。芭杜迅速成為了法國製造的最強符號，與香奈兒香水和雷諾汽車並駕齊驅。儘管芭杜常被視為商業明星，但她與新浪潮導演的合作證明了她作為電影作者工具的重要性。新浪潮導演們厭惡傳統的攝影棚美學，追求街頭拍攝與即興表演，而芭杜那種不表演的狀態恰恰契合了這一美學追求。在《真相》中，著名導演克魯佐試圖挖掘芭杜作為悲劇演員的潛力。在這部影片中，芭杜飾演多米尼克，一個因激情殺人而受審的年輕女子。《真相》影片的法庭審判彷彿是對芭杜本人公眾形象的審判：年長的男性法官和律師審視著她放蕩的生活方式，試圖用道德標準定她的罪。克魯佐以殘酷著稱，為了激發出芭杜絕望的演技，他在片場對其進行了精神折磨，甚至為了拍攝效果而真的給她灌酒、羞辱她。芭杜將自己混亂私生活中的痛苦注入了角色，貢獻了職業生涯中最具爆發力和層次感的表演。該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和評論成功，並為她贏得了大衛獎最佳外國女演員獎。然而，拍攝期間的高壓導致她在1960年九月再次自殺未遂，這使得現實生活與電影情節主角最後在獄中自殺產生了驚人的互文性。如果說瓦迪姆創造了芭杜的身體神話，戈達爾則在《蔑視》中解構了這一神話。這部改編自莫拉維亞小說的電影，講述了一位編劇與其妻子在參與一部電影製作過程中婚姻破裂的故事。《蔑視》這是一部關於電影製作的電影，也是對明星制度最深刻的解構。美國製片人約瑟夫·E·萊文因片中沒有芭杜的裸體鏡頭而憤怒，強迫戈達爾補拍。戈達爾的回應充滿了諷刺意味：他在電影開場加入了一段芭杜赤裸躺在床上，逐一詢問丈夫是否喜歡她身體各個部位的戲。這一場景使用了紅藍濾鏡，將製片人和觀眾對明星肉體的窺視欲赤裸裸地擺在檯面上進行批判。芭杜在片中飾演的卡米爾不僅是一個角色，更是芭杜本人明星困境的寫照。她在片中戴著黑色短髮假髮，試圖掩蓋標誌性的金發，這種變形暗示了她在被凝視中的窒息感。她在片尾的車禍死亡，被影評人解讀為新浪潮電影對傳統商業明星形象的某種謀殺或告別。影片開頭引用了安德烈·巴讚的名言：「電影是用以此替代我們凝視的一個更符合我們慾望的世界。」芭杜在片中那種疏離、冷漠甚至輕蔑的態度，完美詮釋了現代人際關係中的異化感。她在片中不僅是一個被慾望的對象，更是一個擁有蔑視權力的主體。在六十世紀中後期，芭杜嘗試了更多樣化的角色。1965年，她與路易·馬勒合作了《江湖女間諜》，在這部設定於二十世紀初中美洲的冒險喜劇中，她與另一位法國影后讓娜·莫羅聯袂出演，展現了極佳的喜劇節奏感與化學反應，證明了她駕馭商業大片的能力。《江湖女間諜》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芭杜對電影工業的厭倦與日俱增。她在片場受到的過度關注、媒體的騷擾以及對自己逐漸衰老容顏的焦慮，使她感到窒息。最終，在1973年拍攝《科利諾寓教於樂的故事》期間，一次偶遇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促使她做出了那個震驚世界的決定：在三十九歲的黃金年齡，徹底告別銀幕。《科利諾寓教於樂的故事》碧姬·芭杜的情感生活是她傳奇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的每一次戀愛、結婚與離婚，都被置於鎂光燈下，成為大眾消費的談資。她一生追求極致的浪漫與激情，卻始終在尋找一種能夠給予她真正安全感的關係。第一任丈夫羅傑·瓦迪姆是她的啟蒙者和塑造者。瓦迪姆不僅是丈夫，更是她銀幕形象的設計師。他鼓勵芭杜釋放天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默許了她的自由。然而，這種基於自由的契約最終因芭杜在拍攝《上帝創造女人》期間與特蘭蒂尼昂的公開出軌而破裂。兩人的離婚並未終結合作，反而維持了畢生的友誼。作為《上帝創造女人》的男主角，當時已婚的特蘭蒂尼昂與芭杜假戲真做。這段關係極為熾熱，直接導致了芭杜第一段婚姻的結束。隨後特蘭蒂尼昂入伍服役，兩人的關係因距離和壓力而告終。與演員沙裡耶的婚姻是芭杜試圖回歸傳統家庭生活的一次嘗試，但結局慘烈。兩人育有芭杜唯一的孩子尼古拉斯。這段關係充滿了爭吵、媒體騷擾以及芭杜產後的抑鬱與自殺企圖。後來，德國億萬富翁薩克斯為了追求芭杜，曾駕駛直升機在她聖特羅佩的家後院撒下成噸的紅玫瑰。這段婚姻象徵著六十世紀噴氣機名流的生活方式，但兩人性格不合，聚少離多，最終和平分手。薩克斯和芭杜儘管當時芭杜已婚，但她又與法國音樂才子甘斯布展開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情。這段關係催生了多首經典歌曲。芭杜曾要求甘斯布寫一首最美的情歌，結果便有了著名的《我愛你……我也不愛你》，雖然後來該曲由簡·柏金唱紅，但原版錄音充滿了芭杜的性感張力。伯納德·多爾馬勒是第四任丈夫，他曾是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顧問。這段婚姻是芭杜最長久的一段關係，陪伴她直至離世。多爾馬勒對芭杜晚年的政治立場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她更加堅定地站在了反移民、保守主義的陣營。芭杜與雅克·沙裡耶的兒子尼古拉斯-雅克·沙裡耶出生於1960年。芭杜從未掩飾自己對母親角色的厭惡與恐懼，這在當時崇尚母性光輝的社會中是極具冒犯性的。在她1996年的自傳中，她殘酷地描述懷孕過程，稱腹中的胎兒為腫瘤，並表示寧願生下一隻小狗。這一言論導致了成年後的尼古拉斯與前夫沙裡耶對她提起訴訟並索賠。尼古拉斯在成長過程中主要由沙裡耶家族撫養，與母親關係極度疏遠。雖然法院判決芭杜支付巨額賠償，但這一事件反映了芭杜作為女性主義偶像的複雜性：她爭取了性自由，卻拒絕傳統的母職，且這種拒絕是以一種近乎殘酷的方式表達的。直到晚年，通過法律訴訟後的和解，她與兒子的關係才勉強維持了一種禮節性的和平。1959年，存在主義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發表了著名的隨筆《碧姬·芭杜與洛麗塔綜合症》。她說，芭杜不同於夢露。夢露是取悅男性的客體，帶有某種受害者的脆弱；而芭杜是捕獵者，她像男人一樣去選擇和拋棄情人，這種像男人一樣行動的自由讓父權社會感到恐懼。波伏瓦又稱芭杜為女性歷史的火車頭。她的行為並非出於蓄意的反叛，而是源於一種純粹的、未被社會規訓的自然狀態。這種坦率使得圍繞性的道德審判在她面前顯得虛偽。波伏瓦將芭杜從一個單純的性感尤物，提升到了存在主義女性楷模的高度，從而賦予了她極高的文化合法性。1969年，芭杜被選為法蘭西共和國國家象徵瑪麗安娜胸像的模特。這是歷史上首次由真實的名人來扮演這一神聖角色。這標誌著芭杜從一個醜聞製造者，正式被納入國家體制的認可體系。瑪麗安娜象徵著自由、平等、博愛，而芭杜被選中，意味著她所代表的性解放、身體自由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反叛精神，已被吸納為現代法蘭西身份認同的一部分。但芭杜在女性主義歷史上的位置極為尷尬且充滿矛盾。在六十年代之前，芭杜無疑是性解放的先驅。在一個避孕藥尚未普及、墮胎非法的年代，她公開踐行性自由，拒絕為自己的慾望道歉。這種行為在客觀上極大地拓寬了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行為邊界。她證明了女性可以擁有經濟獨立、身體自主，並不依附於婚姻制度而存在。正如當時的評論所言，她是第一位現代女性。《私人生活》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特別是第三波女性主義和#MeToo運動的興起，芭杜卻站在了對立面。2018年，她在接受《巴黎競賽畫報》採訪時，公開抨擊#MeToo運動，稱絕大多數指控是虛偽的、可笑的。她認為許多女演員是為了上位而主動調情，事後卻反咬一口。她懷念那個男人可以隨意評價女性身材的年代，認為那是一種迷人的互動而非騷擾。這種言論使她被現代女權主義者視為父權制的同謀和過時的老古董，似乎她曾經代表的自由，也不過是一種基於個人主義和特權的自由，而非基於結構性平等的集體解放。如果說前半生芭杜是在為自己爭取自由，後半生她則完全致力於為動物爭取權利。碧姬-芭杜基金會帳號1977年，芭杜在海洋守護者協會創始人保羅·沃森的邀請下，前往加拿大布蘭克-薩布隆的冰原，抗議商業獵殺琴海豹幼崽。儘管遭到當地獵人的圍攻和粗暴對待，芭杜趴在冰面上、懷抱一隻白色小海豹的照片傳遍了全世界。這張照片利用了她作為明星的視覺影響力，將公眾的注意力強行聚焦在這一血腥產業上。這次行動直接促成了後來歐盟對海豹產品的進口禁令，被認為是動物保護運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芭杜的動保理念是絕對主義的。她不僅反對虐待，更反對人類對動物的任何形式的利用，包括食用、皮草、實驗和娛樂，包括鬥牛、馬戲團等等。這種毫不妥協的態度使她贏得了動保人士的敬重，也招致了傳統產業從業者的仇恨。芭杜的晚年形象，因為她的極右翼政治立場而蒙上陰影。她將對動物的愛與對現代多元文化社會的恐懼奇特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法國國民陣線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芭杜認為，法國的傳統認同正在被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群體所侵蝕。她多次在著作、公開信和網站上發表攻擊性言論，導致她至少六次被法國法院以煽動種族仇恨罪名定罪。1997年她在《費加羅報》發表公開信，抱怨法國面臨外國人口過剩，這是她首次因此類言論被起訴。後來她在《普魯托的廣場》中哀嘆我的法國消失了，攻擊移民建造清真寺，稱教堂的鐘聲因缺乏神父而沉寂。再後來又在《沉默中的吶喊》中稱穆斯林為入侵者，指責他們試圖毀滅我們要我們臣服，並攻擊同性戀者、現代藝術和失業者。她還致信時任內政部長薩科齊，抗議宰牲節屠宰綿羊的方式，稱穆斯林為這群把我們耍得團團轉並毀滅我們國家的人。近年又發生了留尼旺島事件，她在一封公開信中稱留尼旺島的居民為退化的野蠻人，稱他們保留了野蠻的基因。芭杜的政治激進化，並非一個孤立事件，而是法國社會右轉傾向的一個縮影。她的丈夫伯納德·多爾馬勒作為國民陣線的高層顧問，無疑加深了她與該黨派的聯絡。然而，芭杜的排外情緒更多源於一種防禦性的文化民族主義和對動物福利的極端關注。比如說她對伊斯蘭清真屠宰方式的攻擊，主要切入點是動物痛苦，進而上升到文化衝突。這種邏輯使她在動保圈內也引發了分裂，部分支持者不得不將她的動保貢獻與她的種族主義言論切割開來。碧姬·芭杜的一生，堪稱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文化史的一面鏡子，折射出其中的光輝與陰暗、解放與壓抑。公眾記憶中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芭杜：1973年之前的芭杜，以身體為武器，衝破了五十年代法國的保守主義壁壘，開啟了性解放的先河。她是那個在聖特羅佩的陽光下起舞的金發女郎，是自由、快樂與性感的化身，幫助一代人擺脫了道德枷鎖。她是新浪潮的繆斯，是瑪麗安娜的臉龐，是法國軟實力的巔峰代表。1973年之後，她是那個隱居在拉馬德拉格高牆之後的憤怒老婦，尤其是當今天的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和開放時，她退回到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堡壘中，試圖抵禦她無法理解的全球化浪潮。她不斷用激烈的言辭攻擊移民和現代社會，同時對受苦的動物展現出聖母般的慈悲。這種從激進自由派到極右翼保守派的轉變，看似矛盾，實則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她始終遵循的是一種原始的、不受約束的個人本能。正如她在回憶錄中所寫：「我不是什麼聖人，我只是一個有著太多愛、太多恨、太真誠的女人。」無論人們如何評判她的晚年言行，無人能否認她改變了歷史。她不僅改變了電影，改變了時尚，改變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看法，也改變了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今天，當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人最終離去，世界對她的評價依然是撕裂的。馬克宏試圖彌合這道裂痕的悼詞，註定徒勞。撕裂就撕裂吧，這就是當今世界的本來面貌。 (虹膜)

芭杜基金會當日宣佈，法國電影傳奇人物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於週日去世，享年91歲。芭杜在其演藝生涯中出演了50多部電影，隨後轉而成為動物權利活動家。此後的數十年裡，芭杜的政治立場逐漸右轉，發表過針對 LGBTQ+ 群體、穆斯林和移民的貶損言論，並因此五次被判定犯有煽動仇恨罪。在她的青春歲月裡，她是終極的性感象徵：豐腴的身形與放縱不羈的生活方式，讓一向拘謹的20世紀50年代為之震動。但芭杜很快厭倦了男性凝視，轉身離開這一切，投身於動物照護。早年間，她的曲線、描著深色眼線的雙眸與噘起的嘴唇被印滿法國電影海報，這位以“BB”縮寫廣為人知的女演員常被拿來與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相提並論。然而在1973年的某一天，她突然背棄名利，開始照料被遺棄的動物，稱自己“厭倦了每天都要美麗”。上帝創造了 BB在並不算漫長的電影生涯中，芭杜收穫了一連串商業成功，卻並未贏得太多評論界的讚譽。她五十餘部作品中，多數輕鬆卻難以令人銘記——只有少數例外。1956年，她在由當時的丈夫羅傑·瓦迪姆（Roger Vadim）執導的《上帝創造女人》（And God Created Woman）中飾演一位捲入三角戀的18歲少女，一舉點燃銀幕。瓦迪姆曾預言這位年輕舞者將成為“所有已婚男人不可企及的幻想”，事實證明這一判斷極具先見之明。影片中一場充滿原始性張力的戲——芭杜身著高開衩長裙跳起曼波舞——不僅鞏固了她的女神地位，也激怒了電影審查者。戈達爾《蔑視》七年後，她在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的《蔑視》（Contempt）中飾演一位陰鬱、受挫的編劇之妻，片中若干場面同樣成為影史傳說。戈達爾戲謔性地利用製片人與觀眾期待看到芭杜裸露身體的心理，設計了一段蒙太奇：她與丈夫躺在床上，鏡頭切分展示她的四肢，而她則詢問丈夫最喜歡自己身體的哪一部分。率先離場“芭杜女王站在道德的盡頭。”法國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在1958年寫道。一年後，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宣稱：“她隨心所欲，而這正是令人不安之處。”但芭杜並未沉溺於放蕩不羈的角色，她為被物化而深感痛苦。1960年、26歲生日當天，她曾試圖自殺；1973年，在40歲生日前夕，她徹底轉身離去。她在1978年解釋道：“我知道我的事業完全建立在身體之上，所以我決定像我一直離開男人那樣離開電影——先走一步。”動物愛好者芭杜於1934年9月28日出生於巴黎，在一個富裕而傳統的天主教家庭中長大。她結過四次婚，與第二任丈夫、演員雅克·沙裡耶（Jacques Charrier）育有一子尼古拉（Nicolas）。離開影壇後，動物保護成為她生活的核心。39歲時，她隱居在法國裡維埃拉的聖特羅佩（Saint-Tropez），過著近乎隱士般的生活。在2011年寫給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一封信中，芭杜回憶起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造訪加拿大的經歷，當時她目睹了年度獵殺海豹幼崽的場面。“我永遠忘不了那些畫面、那些痛苦的尖叫，它們至今折磨著我，但也給了我犧牲整個人生去捍衛動物生命的力量，”她寫道。1986年，她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致力於動物保護。她為海豹幼崽和大象奔走呼籲，主張廢除宗教性動物獻祭，並要求關閉馬匹屠宰場。極右翼的“聖女貞德”近幾十年來，芭杜的政治立場明顯向極右翼靠攏，頻頻發表針對同性戀者、穆斯林和移民的貶損言論，並因此五次被判煽動種族仇恨罪。在2003年的著作《沉默中的吶喊》（A Cry in the Silence）中，她警告所謂“法國的伊斯蘭化”，以及一種“地下的、危險且失控的滲透”。在2012年和2017年總統選舉中，她公開支援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後者稱她為“21世紀的聖女貞德”。不要 #MeToo退出時尚與電影界多年後，芭杜仍刻意與二者保持距離，經常直言反對穿皮草，並自豪地拒絕整形手術。2017年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醜聞引發風暴之際，她再次逆流而行，公開抨擊譴責性侵害的 #MeToo 運動。她在2018年對《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表示，指那些站出來講述受害經歷的女演員：“絕大多數人都很虛偽、很可笑。很多女演員為了得到角色，會對製片人賣弄風情。然後，為了讓別人談論她們，又說自己遭到騷擾。男人誇我漂亮、說我身材好，我覺得那很迷人。” (荔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