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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正在成為國運之戰
政經哲思維
筆記君說：
這段時間，你是不是也被各種AI新聞刷屏了？它已經從能和你聊得有來有回的智能助手，到一鍵生成電影級畫面的視訊工具，再到寫程式碼、做設計樣樣精通的“全能選手”。
更要命的是，這種力量不只用來寫文章、做圖、寫程式碼。它正在以我們看不懂的速度，攪動著國際局勢、地區安全、軍事對抗這些相當危險的領域。
世界好像突然被拉上了一個陌生而高速的賽道，規則還沒定，但比賽已經開始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本叫做《科技共和國》的書，讀起來格外扎心。它的作者之一，亞歷山大·卡普是“矽谷教父”彼得·蒂爾的密友，也是矽谷核心圈走出來的“叛徒”。他在書裡對所有矽谷科技精英階層發出警告：你們已經迷路了！
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一個國家、一個文明的強大，從來不是只靠技術先進（硬實力）就行，它還必須想清楚“為什麼而強大”（軟信仰）。美國之所以曾經偉大，是因為它能把造原子彈、送人登月這樣的技術壯舉，和一個關於國家使命、人類進步的宏大夢想擰成一股繩。
但現在，我們面對AI這個遠超我們人類智能的新物種時，尷尬地發現：我們的“硬實力”（技術）跑得飛快，但“軟信仰”（我們到底要用它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卻嚴重掉隊，甚至一片空白。
《科技共和國》就像一本在岔路口被重新發現的地圖。它提醒我們，在焦慮“飯碗”會不會被AI搶走之前，或許更該問一個根本問題：我們人類，究竟想借由這股力量，把自己帶到那裡？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翻開這張地圖，看看歷史如何指引我們駕馭未來。
一、硬實力和軟信仰這對引擎，是如何驅動黃金時代的？
美國的科技黃金時代，就是造出原子彈、把人類送上月球的歲月，絕不是一群天才在實驗室裡靈光一閃的結果。
那是一場“能幹的雙手”和“敢想的大腦”之間，一場持續了幾十年的、目標明確的“雙向奔赴”。
1.硬實力：不只是“造出來”，更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前進”
讓我們先看看“硬實力”這雙手。很多人以為，當年的成功只是因為聚集了一堆頂尖的科學家。這只說對了一半。更關鍵的是，他們被組織起來去幹一件具體、宏大、且大家公認至關重要的事。
比如，“曼哈頓計畫”。它的目標既簡單又殘酷：趕在納粹之前造出原子彈，終結戰爭。於是，政府、軍方、大學、企業擰在一起。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師、甚至冶金工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荒漠中的秘密基地。
《科技共和國》的作者卡普認為，這種模式不像自由散漫的“集市”，而像建造一座宏偉的“大教堂”。每個工匠都知道自己在建造“大教堂”的那一部分，並且深信這座“大教堂”是值得奉獻的。
他們的協作，不是靠一份詳盡的中央指令，而是被一個至高無上的共同目標所牽引。科學家們各自埋頭苦幹，卻又通過共享的目標和緊迫感，神奇地協調一致，爆發出驚人的集體力量。
再看“阿波羅計畫”。甘迺迪總統那句“我們選擇在這十年間登上月球，並非因為它簡單，而恰恰因為它艱難”，就是給整個國家“硬實力”引擎注入的最強燃料。它不再僅僅是一個科技工程，而是一個凝聚全國信念的文化符號。
為了實現這個看似不可能的目標，催生出了數千項技術突破，從積體電路到耐熱材料，很多副產品至今仍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那時的“硬”，硬在組織能力、攻堅決心和使命感。
2.軟信仰：給冰冷的機器，注入滾燙的靈魂
光有能幹的“雙手”還不夠。如果方向錯了，或者內心充滿矛盾，力量越大反而越危險。這就是“軟信仰”這個“大腦”出場的時候了。
美國在那個時代的“軟信仰”，可以概括為一種獨特的“工程思維”和“實用主義哲學”的混合體。
什麼是“工程思維”？它很親民：
盯著問題，別盯著論文：目標不是發表一篇完美的理論，而是解決一個實際難題。牆倒了？那就研究怎麼造一堵更堅固的。火箭飛不穩？那就一遍遍測試、修改，直到它能飛。
別光聽權威的，用事實說話：在工程現場，一個年輕技術員基於測試資料提出的反對意見，可能比資深教授的理論推演更有份量。這種“建設性不服從”是創新的源泉。
而“實用主義哲學”，則是這種思維在思想層面的昇華。
它的核心很簡單：甭管你概念多漂亮，理論多高深，最後都得看實際效果。能解決問題、創造美好生活的，才是好東西。這種哲學讓美國社會對新技術有一種天然的開放和樂觀，因為它不問“這符合規定嗎？”，而是問“這能讓我們的生活更好嗎？”
更關鍵的是，這種“軟信仰”不僅僅是口號，它實實在在地塑造了“硬實力”發展的軌跡和邊界。
科學家們知道，自己辛苦研製的終極武器，是為了“以戰止戰”，保衛他們珍視的自由價值。這種道德上的自洽，是他們能全力以赴的心理基礎。
儘管有冷戰對抗，但美蘇之間依然能達成一些核軍控協議，背後就有對“相互確保毀滅”這一恐怖現實的共同認知，這是一種基於後果評估的、粗糙但實用的倫理界限。
登陸月球、探索深海……這些需要耗費巨資且沒有直接經濟回報的壯舉，之所以能獲得公眾支援，是因為它們契合了那個時代“開拓邊疆、挑戰未知”的美國精神敘事。
所以，黃金時代的秘密，就在於“硬實力”與“軟信仰”這對引擎，轉速匹配、方向一致。
那時的人們，手裡握著改變世界的力量，眼裡看著星辰大海的遠方，心裡相信自己在從事一項光榮的事業。這種身、眼、心的統一，造就了一個至今讓人懷念的科技英雄時代。
然而，當冷戰結束後，技術發展的浪潮轉到了新的方向，這對黃金搭檔之間，開始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裂痕。所以，我們有了今天在AI時代感到的諸多迷茫和焦慮。
二、AI時代，最可怕的是閉著眼狂奔
站在AI爆發臨界點的今天，我們卻更像是一場華麗而失控的“閉眼狂奔”。
科技硬實力這雙“能幹的手”在演算法的加持下變得前所未有的靈巧和強大，但軟信仰這個“敢想的大腦”卻好像留在了上一個時代，甚至主動閉上了眼睛。這種失衡，非常危險。
1.硬實力的“歧路”
現在我們擁有的計算能力，已經超越了“曼哈頓計畫”時期全人類算力總和的億萬倍。但回頭看看，這些算力大部分去了那裡？
答案可能就在你的手機裡。世界上最複雜的人工神經網路，可能正在為你計算“下一個應該刷到什麼視訊，才能讓你多停留8秒鐘”；最先進的自然語言處理模型，可能在幫行銷號生成一千條“震驚體”標題；背後支撐這一切的伺服器叢集，可能消耗了一個小城鎮的電力。
矽谷掌握了堪比登月的技術力量（AI、巨量資料、全球網路），但其中大部分精英的雄心，卻收縮到了“如何更好地賣貨、送外賣”這個狹窄的賽道上。
我們正在把最聰明的大腦和最強大的技術，鎖在“讓人上癮”的消費主義循環裡，這意味著它們一定會從那些真正艱難但重要的領域撤出。
這可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模擬氣候變化、發現新材料、攻克核聚變控制……這些關乎人類長遠命運的“大問題”，需要長期、耐心且未必有直接回報的AI投入，它們在與“下季度營收增長”的PK中，常常敗下陣來。
如何用AI最佳化城市交通、提升電網效率、預測公共安全風險？這些項目牽涉複雜的公共部門協作和資料開放，其“商業魅力”遠不如開發一款新的社交軟體。
這種“歧路”的本質，是科技硬實力的發展，與國家及人類社會的脫鉤。它不再是建造“大教堂”的合力，而是變成了無數個自娛自樂、爭奪流量的“精緻小攤”。
2.軟信仰的“真空”
更深的危機還不止硬科技跑錯了方向，更因為我們的哲學與價值觀不僅沒有糾正它，反而在給它加油鼓勁，就像拆掉了一輛車上的方向盤。
在今天的矽谷及全球科技圈，一種被稱為“有效加速主義”的思想，擁有大批信徒。
它的口號聽起來很極客、很帶感：“加速！不顧一切地加速技術發展！”他們認為，技術尤其是AI的進步是一種如同自然規律般的必然趨勢，任何試圖規範、約束它的行為都是徒勞甚至反動的。
最好的做法就是全力踩下油門，加速衝過當前的社會結構，抵達技術“奇點”後的新世界。
為什麼說這很危險？它把技術本身當作了目的和新的“上帝”，但拒絕回答下面這些根本問題：
我們加速，是為了奔向那裡？這個過程中，誰會被甩下車？抵達的“新世界”，是我們想要的嗎？這就好比說，“只要引擎夠猛，車開向懸崖也沒關係，說不定我們能飛起來呢！”這非常危險。
在“有效加速主義”的影響下，科技行業形成了一種“技術中立”的傲慢和“為多元而多元”的虛無主義。
工程師們常說“我的程式碼只是一把錘子，別人用它砸窗戶還是造房子，不關我事”。但設計演算法時嵌入的價值觀偏見（比如那些內容更優先），早就決定了“錘子”會揮向何方。
而且為了避免爭議，一些科技公司往往在表面議題上追求“政治正確”，但在核心的“公司權力是否過大”、“演算法是否在操縱社會”這些實質性問題上卻避而不談。
於是，我們進入了一個荒誕的境地：一邊，我們在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製造著智力上可能很快超越全人類的AI；另一邊，我們卻在用“加速主義”這塊布矇住眼睛，拒絕為它設計引導繩和監管紅線。
這種手腦分離的失衡，讓AI的崛起不僅是一次技術變革，更可能變成一場社會風險極高的“裸奔”。
三、AI時代，人類還有價值嗎？
前面我們說，現在的狀況是“手腦分離”：硬實力瞎跑，軟信仰睡覺。
但當AI這股力量真正站起來時，它帶來的衝擊，遠不止是“跑偏了”那麼簡單。它直接轉過身，對著我們人類“創造性”和“掌控力”這兩塊基石發起了直接挑戰。早晚有一天，AI會問我們：“你憑什麼當主人？”
1.創造性危機
長久以來，人類面對機器的優越感，建立在這樣一個信念上：機器負責重複，人類負責創造。但AI正在把這個信念砸得粉碎。
一個苦練了十年繪畫的畫師，一個熬夜改了七八稿文案的策劃，一個花了半年譜出一段旋律的音樂人，他們都曾經相信，自己傾注心血、帶有個性和靈感的作品，是機器無法複製的“靈魂”。
但現在，一個普通人，輸入幾行描述，點點滑鼠，就能在幾秒鐘內生成數十張畫作、幾十個文案、好幾段風格各異的音樂。雖然頂尖人類大師的作品目前仍有溫度和不可替代性，但對於行業中下游的廣大從業者來說，他們曾經安身立命的“手藝”，正在快速貶值。
這個過程，可以分三步來看：
① 從“輔助工具”到“創作夥伴”
早期的PS幫我們修圖，Word幫我們寫文件，它們是聽話的工具。但今天的AI，能幫你做選題、給你做市場報告、甚至給你輸出思維模型。
它從一個“執行者”，變成了一個能提供想法的“合作夥伴”。
② 再到“潛在競爭者”
當AI產出的設計稿、法律檔案草稿、行銷方案達到了“能用”甚至“好用”水平時，它就不再僅僅是夥伴。
老闆和客戶會想：我是否還需要為一個良好的人類作品，支付遠高於良好AI作品的成本？這直接動搖了大量知識型、創意型職業的經濟基礎。
③ 最終是“存在性挑戰”
這引出了一個更哲學也更致命的問題：如果創作不再困難，那創造本身的價值是什麼？當人人都能“創作”時，“創作者”這個身份還意味著什麼？
人類曾用“創造性”來定義自己區別於動物的高貴，現在，我們可能需要尋找一個新的、不會被機器輕易複製的“人性核心”。這種自我認知的動搖，是比失業更深的焦慮。
2.秩序顛覆者
上面說的創造性危機是在衝擊個人的價值和行業。但更讓人憂慮的是AI對全球秩序的挑戰，這是在動搖國家之間博弈的棋盤，而且把棋盤從明面挪到了暗處，規則全改了。
過去，大國競爭的硬指標很直觀：你有多少航母，多少核彈頭，GDP多少。這些是“明牌的實力”。但AI帶來的，是一手“暗牌的破壞力”，它讓攻擊變得極其廉價、隱蔽且不可預知。
① 全民皆可“搞破壞”的降維打擊
以前，發動一場癱瘓城市電網的網路攻擊，可能需要一個國家級的專業駭客團隊。現在，一個技術團夥甚至個人，利用公開的AI工具輔助，就可能找到並利用系統的漏洞。
AI極大地降低了進行複雜網路攻擊的技術門檻。它就像把導彈按鈕，分發給了無數看不見的手。
② 讓社會“自我懷疑”的資訊瘟疫
Deepfake（深度偽造）技術，在AI的幫助下已經真假難辨。它可以憑空製造一場政治人物的演講，一段能夠引發市場恐慌的CEO言論，或是一段發生在別國的“暴行”視訊。
當我們沒辦法相信任何看到的東西，社會共同的“事實基礎”就會崩塌。這種攻擊不直接摧毀建築，卻能在更短時間內，摧毀一個社會賴以運行的信任紐帶，對手甚至不用派一兵一卒。
③ 無法預測的“自主幽靈”
想像一下，一個搭載AI的無人機群，被傳達“摧毀所有雷達站”的命令後，自行規劃路線、識別目標、發動攻擊，並在過程中自主應對突發情況。而且一旦部署，人類操作員可能無法即時干預。
如果多個國家的自主系統發生意外對抗，它們可能會以人類無法理解的速度和邏輯，將世界拖入衝突。這不再是武器，而是被賦予了殺戮權力的自主幽靈。
總結來說，這些威脅之所以“顛覆”，是因為它們讓傳統的防禦和威懾體系（如軍隊、邊界、核威懾）部分失效。一個普通人在自己的家裡，可能就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一段假視訊的破壞力，可能超過一次真實的武裝衝突。
AI的崛起，讓人類個體的“創造性”失效了，又讓國家間“硬實力”對抗的擂台，變成了一個規則模糊、暗器橫行的黑暗森林。
我們面臨的，不再是如何使用一個好工具的問題，而是如何與一個能力上可能超越我們，而且行動邏輯不完全受控的“新物種”共處的問題。
於是，我們被逼到了牆角，必須開始思考重建秩序的道路。
四、軟硬結合，重建“科技共和國”
面對AI，恐慌和抱怨沒有用，簡單地喊“停下”更不現實。這就像我們不可能因為汽車可能出車禍，就回到馬車時代一樣。問題的關鍵，不是丟掉引擎，而是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為它裝上我們丟掉的倫理與規則，還有目標與使命。
重建“科技共和國”，就是要讓狂奔的硬實力，重新聽命於一個更新、更智慧的“大腦”。
1.硬實力的轉向
我們不能指望追逐利潤的市場，自發地把資源投向那些最重要但不賺錢的領域。這時，就需要找回一些“黃金時代”的組織智慧：由國家和社會凝聚共識，發起“使命導向”的超級項目。
比如，集中頂尖AI算力與生物學家，目標是在10年內，建立能模擬所有已知病毒變異、並即時設計對應疫苗和藥物的預測系統。
又比如，利用AI超強模擬能力，整合全球大氣、海洋、地質資料，目標不僅是預測氣候，更是精密模擬各類干預方案的全球連鎖效應，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決策依據。
這些計畫的核心，是重新定義“科技硬實力”的賽場。攻克它們帶來的意義，遠勝於在“讓人上癮”的消費應用裡內卷。
政府的作用，是成為最初的“出題人”和“天使投資人”，引導社會與市場的巨量資源轉向。
2.軟信仰的重塑
光有項目不夠，我們必須同時回答：這些強大的力量，應該在什麼樣的規則下運行？我們需要一場給AI時代訂立一份粗糙但必須有的初始社會契約。這份契約至少要回答三個問題：
① AI是什麼？
我們必須超越“工具論”和“物種論”的爭吵，達成一個務實的共識：AI是“具有自主性的新型行動者”。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像規範駕駛員、醫生或公司法人一樣，給它的行為建立可追溯、可問責的責任框架。
比如，一個AI醫療診斷系統出錯，責任是開發者、營運商、稽核醫生，還是演算法本身？法律必須清晰。
② 什麼是絕對禁止的？
有些底線需要全球性的“技術禁忌”，就像禁止生化武器一樣。例如，“自動化致命武器系統”是否應被全面禁止？能否把深度偽造技術用於政治、司法領域？這些紅線需要公開辯論，並儘可能形成國際條約。它可能不完美，但劃了紅線，才有博弈的規則。
③ AI發展的終點是“超人”，還是“超人化的人類”？
這是最根本的哲學問題。科技加速主義的終點是模糊的“奇點”，但我們需要知道：AI發展的終極目的，應該是增強而不是取代人類。
它應該讓人類醫生在AI輔助下成為“超級診斷專家”，而不是用AI淘汰醫生；讓每個孩子擁有AI導師因材施教，而不是用標準化教學AI製造教育流水線。這個目標聽起來不酷，但它確保技術發展的盡頭，依然是人。
這份“契約”的制定過程本身，就是重建“軟信仰”的過程。它需要工程師、哲學家、律師、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的共同參與，是一場全球社會的技術理性大啟蒙。
3.新人類的培養
最終的改變，要落在“人”身上。未來的勞動者，尤其是決策者，必須具備一種全新的素養。
第一，要成為“提問者”和“批判者”，而不是“答題者”
AI最擅長回答清晰定義的問題。因此，人類的優勢將在於發現和定義真問題。未來的教育，應大幅減少死記硬背和標準答案，轉而訓練學生如何從複雜現象中抽象出關鍵問題，並判斷那些問題值得交給AI去解決。
同時，必須培養對AI輸出的健康質疑能力：這個結果背後的資料有沒有偏見？邏輯有沒有漏洞？
第二，要成為“指揮官”和“翻譯官”。
未來最稀缺的人才，是那些能站在人類需求與AI能力交界處的人。
他們既懂醫療、法律、教育等領域的真實痛點，又懂AI的能力與侷限，能精準地將人類模糊的需求“翻譯”成AI可以執行的任務。他們不親手寫程式碼，但他們是AI團隊的指揮官。
第三，要堅守“價值判斷”的終極權力
AI能告訴你那條路最快、最省錢，但它無法告訴你“我們應該去那”。
當AI給你10個最優的商業方案時，你最終選擇那一個，應該依據“它是否促進社會公平”、“是否環境友好”、“是否符合公司長期價值觀”等人類的價值準則。讓人類保持最終的價值判斷權，是我們防止被技術反噬的最後一道防火牆。
重建之路總結起來，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系統工程：用國家級“大項目”重塑硬實力的方向；用全球性“大辯論”和“新契約”重塑軟信仰的共識；再用面向未來的“新教育”重塑人類的自身能力。
這條路並不容易走，充滿了利益博弈和觀念衝突，但這是唯一的路。這是為了開創一個全人類都能參與定義、並在AI賦能下共同繁榮的“新科技文明”。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為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未來，儘可能多地埋下確定性的、向善的種子。
結語：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站在AI時代的岔路口，我們面臨的是人類歷史上“一萬年未有之大變局”。
我們必須想清楚：是讓技術成為放大分歧、製造失控的利刃，還是把它鍛造成拓展文明邊界的基石？
在這場挑戰裡，主角不是只有美國，中國的作用也至關重要，且無可替代。
中國不僅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應用場景、最完整的產業鏈和強大的技術攻關能力，更擁有“以人民為中心”、“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深厚的治理哲學與文化理念。
這為中國在AI時代探索一條發展與治理並重、效率與公平兼顧、技術向善與安全可控相結合的新路，提供了獨特可能。
中國的責任與實踐，將不僅是發展自己的AI，更是與世界各國一起，為這個尚未定型的新世界，共同注入包容、負責、以人為本的價值觀。這或許正是在未來重建一個真正屬於全人類的、可持續的“科技共和國”最需要的關鍵拼圖。
未來決定現在。看清未來將發生什麼，才能真正明白當下應該做什麼。
我們認為，未來由四個關鍵領域塑造：哲學、AI科技、經濟與政治。
為什麼是這四個？
哲學是元起點，是意義與方向的錨點，為一切行動提供終極燃料；
科技（尤其是AI）是文明進步的底座，是驅動世界向前的“發動機”；
經濟是轉化器，它把科技力量轉化為真實的財富與市場機會；
政治是適配性結構，它給哲學、科技與經濟提供運行框架與秩序。
哲學為根，科技為器，經濟為用，政治為治。這四者環環相扣，層層支撐，相互交織，在動態的演進中共同推動現實走向未來。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筆記俠創立了中國首個面向企業家的PPE（政治、經濟、哲學）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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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已來，讓我們一起成為清醒而篤定的決策者。 (筆記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