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在明尼阿波利斯目睹美國的瓦解

查爾斯·霍曼斯來自明尼蘇達州，是《紐約時報》的政治記者。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及周邊地區停留10天，觀察聯邦特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衝突，並採訪了移民、行動者以及市長。

當聯邦特工衝進這座城市，而居民抱團自保時，我所看到的，是一個黑暗、反烏托邦式的未來正在變成現實。

唐納德·川普對美國民主最深刻的一次背離，從他的言辭與行動中都清晰可見，那就是他認為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並非由理想或規則來界定，而是由權力的展示來界定，而且這種權力展示必須在總統的個人指令下完成。多年來，這一點已經足夠明顯，但直到我抵達明尼阿波利斯，這座我的家鄉，親眼見證川普的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所謂“都市突擊行動”時，我才真正看見它在現實中是什麼樣子。

1月14日晚7點44分，也就是我抵達這座城市8小時後，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的官方X帳號發文稱，“收到報告，北明尼阿波利斯發生一起涉及聯邦執法人員的槍擊事件”。到那時，所有人都已明白，這裡所謂“聯邦執法人員”，指的就是在整個都會區內分散部署的3000名移民執法人員之一。明尼阿波利斯人幾乎一概把他們稱作“ICE”，也就是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這家機構處在這波行動的最前線。

他們自12月起就已在此，名義上與一項欺詐調查有關，而那項調查明顯超出了他們部門的職權範圍。隨後，這項行動轉而呈現為一種更缺乏甄別的搜尋，看上去是在更隨意地追逐可能存在的移民違法線索。明尼阿波利斯都會區並不大：亨內平縣與拉姆齊縣分別容納明尼阿波利斯與聖保羅這兩座城市及其諸多郊區，兩縣合計的面積還不到洛杉磯縣的五分之一。洛杉磯縣曾是川普政府去年首次發動同類移民打擊行動的目標。

這裡也聚居著一批城市進步派居民，他們投入大量精力追蹤聯邦特工。這座城市成了一隻巨大的眼睛，每一位積極介入的市民的智慧型手機，都像是加密通訊應用Signal上鄰里頻道的視神經所連接的一枚視網膜感光器，在公共空間中掃描ICE蹤跡。

在當下這種高度緊繃的氛圍裡，記錄與對抗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ICE人員只要在某個地點停留超過幾分鐘，迎接他們的往往不止一兩個舉著攝影機的旁觀者，而是許多人，而旁觀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轉化為抗議。這類遭遇中潛伏的易燃性，在旁觀者拍下的畫面裡已經顯露無遺：1月7日，一名ICE特工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s）在南明尼阿波利斯一條積雪覆蓋的街道上，朝一位居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坐著的汽車開槍並將其致死。1月24日，37歲的退伍軍人事務部（V.A.）醫院註冊護士亞歷克斯·傑佛瑞·普雷蒂（Alex Jeffrey Pretti）被邊境巡邏隊特工致命槍擊時，這種易燃性再次顯現。

對這次部署所伴隨的暴力的震驚，很快便讓位於更強烈的憤怒。1月14日，市政府官方X帳號發帖後不過幾分鐘，現場便聚集起約一百名來自都會區各處的人。地點在明尼阿波利斯北側的霍桑社區。根據一名聯邦調查局（FBI）特工提交的宣誓書，一名ICE人員在實施逮捕時遭人用掃帚襲擊，隨後朝一名無證移民的腿部開槍。等我趕到時，周圍數個街區已用現場警戒帶封鎖。警戒帶外的黑暗中，一些聯邦執法人員頭戴巴拉克拉法帽，身著戰術裝備，在那裡無目的地徘徊。多數人臂章顯示，他們隸屬ICE的“執法與遣返行動處”部門。

這些特工戴著面罩、穿著軍式裝備，給人的印象是一種凶悍的全能感。但ICE以及其他機構同樣常常明顯缺乏準備，無法應對他們在城市中製造出的治安場景，甚至連天氣都應付不好。在路口另一側，一名特工在結冰的人行道上滑倒，隨後倉皇離開，把一個未加防護、裝滿實彈的彈匣遺落在街上，引來人群的嘲笑。離我更近的地方，一輛沒有標識的黑色吉普大切諾基正試圖從人群中擠出去，幾名步行的執法人員在旁護送。“從我的該死的街上滾出去！”有人喊道。

一名穿著毛領派克大衣的女子掄起一根塑料路樁，砸向那輛車的後擋風玻璃。玻璃在一聲沉悶的碎裂聲中崩開。沒過多久，空氣裡便滿是煙霧彈與警用痛球彈，催淚瓦斯也瀰漫開來。不到一小時前，這裡還只是條安靜的住宅街，如今沿街二樓的窗戶後卻探出一張張面孔。“你們殺了蕾妮·古德！”一名男子吼道。

就一場街頭抗議而言，現場氣氛怪異又不穩定，彷彿少了幾道常見的固定程序。我過了一會兒才意識到原因，因為我沒有看到警察。我在更遠處的街邊曾經過一輛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巡邏車，但在這裡，在聯邦特工與人群發生衝突的地方，他們卻不見蹤影。那些聯邦特工看起來更像一支在敵對的外國首都穿行的士兵小隊，而不像一座美國城市裡慣常可見的執法人員。

數周以來，這些特工一直在一場權力劇場中充當演員，施加各種形式的國家強制力與暴力。他們隨身攜帶的智慧型手機鏡頭為這場表演構圖，為川普政府的多個社交媒體平台持續輸送內容。我在現場親眼看到的，是這套權力表演的邊界，尤其是當你站在鏡頭框架之外時更為清楚。這些特工幾乎沒有維持秩序的能力，也看不出有多少意願去維持秩序。他們的存在是一條混亂的傳播路徑，而控制混亂不在他們的工作描述之內。在我看來，唯一讓人群尚未進一步沖上去的，是他們知道一周前類似的執法人員曾槍殺一名女子，而一小時前又在街道上方不遠處槍擊了一名男子。那天夜裡我離開現場時確信，這種事還會再次發生。

“掏出手機，按下錄製”

在第二起槍擊與衝突發生當晚，處境艱難的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在官邸通過官方鏡頭直播講話。他將聯邦對該州的部署稱為“佔領”，並稱其為“我們自己的聯邦政府對明尼蘇達人發動的一場有組織的殘暴行動”。

沃爾茲的講話中，隱含確認了一個至少從民權時代南方各州圍繞學校融合的對峙以來就廣為人知的事實，那就是州長在現即時間裡、以正式手段抵抗聯邦權力施加的工具極其有限。不過，明尼蘇達州以及其他每一個州都擁有大量的個人電子裝置。“隨時把手機帶在身上，”沃爾茲告誡州內居民說。“如果你在社區裡看到ICE，就掏出手機，按下錄製。”他說，目的在於“建立一份針對明尼蘇達人的暴行資料庫，不僅是為後世留下記錄，更是為未來的起訴儲備證據”。

這種由公民對聯邦特工進行監視的做法，連同移民突襲本身一道，已在美國各地廣泛傳播，並且經常得到沃爾茲這類民主黨官員的支援。它在洛杉磯的前幾輪行動中不斷被打磨，尤其在芝加哥更為精煉。正如沃爾茲所暗示的，這一策略具有雙重目的：既獲取證據，也爭奪敘事，讓世界看到川普移民打擊在實踐中是什麼樣子。

由於明尼阿波利斯本就不大，而聯邦部署卻具有重錘般的體量，加上當地居民對其極端蔑視，一些社區對ICE行動的觀察與記錄，強度幾乎到了狂熱的地步，這也加劇了突襲帶來的戰爭迷霧式混亂與偏執。

有一天下午，我把租來的車停在一座加油站的停車場裡。高中時朋友們曾在這裡買菸。我忽然聽到身後一陣尖銳的口哨合鳴。明尼阿波利斯人和去年芝加哥人一樣，曾大量發放口哨，並在發現ICE行蹤時集體吹響，以此提醒他人。我下車張望，結果發現吹口哨的人正指著我。這是我在一周之內第三次被誤認為ICE特工。

緊跟在那些觀察並記錄ICE行動的市民身後，是一群記者，其中不少人我都認識。我們在那條不斷擴張的“美國大崩解”媒體巡迴路線裡反覆碰面，民兵集會、川普出庭、以及其他城市反對移民突襲的抗議，都是這條路線的固定站點。我伸手想與一位知名戰地攝影師握手，他卻歉意地把手收回，雙掌朝外舉起，說了一句：“Mace。”意思很明白，他手上沾了胡椒噴霧，握不了手。 

他們剛從附近一座公園的衝突現場回來，衝突的一方是當地居民，另一方是邊境巡邏隊高層官員格雷戈裡·博維諾（Gregory Bovino）。這位喜歡對著鏡頭做姿態的官員，過去數周一直親自在明尼阿波利斯出沒，時而介入，時而抽身離開。他常穿一件軍式長大衣，這種裝束很容易引來外界把他比作蓋世太保的說法，而且這種說法也確實在現場流傳開來。有人掏出手機給我看一段視訊，畫面顯示就在幾分鐘前，博維諾本人把一枚綠色煙霧彈擲向抗議者，那種戲謔的隨意勁兒，像後院燒烤的主人把一罐高罐啤酒拋給剛到的鄰居。等他們離開時，又有一名聯邦執法人員把一個裝滿實彈的彈匣掉在街上。三天後，博維諾所屬機構的執法人員將在不到一英里外開槍打死普雷蒂。

當你觀看這類視訊，以及它們如何在各個社交平台上被公眾消化時，最令人震動、也頗為寒意逼人的一點在於，它們與川普政府自己發佈的視訊並無顯著差別。而且，在這個意識形態裂谷般深的國家裡，兩邊的人對畫面中發生了什麼似乎也並沒有太大分歧：移民在零下嚴寒中被押離車輛，示威者在近距離遭胡椒噴霧噴射。這些畫面展示的是國家以自信姿態施加暴力，並公開表現出對程序或規範的細枝末節漠不關心，權力表達本身成為目的。對一些人而言，這令人恐懼；對另一些人而言，這令人興奮。對我交談過的許多城市居民來說，其中的資訊再清楚不過：沒有人能幫他們。他們只能靠自己。

“我一直跟大家說，如果你真想為明尼阿波利斯現在正在發生的這種事做好準備，你得認識你的鄰居，”一位居民史蒂夫·加格納（Steve Gagner）在沃爾茲講話後的第二天對我說。我們坐在一家離他家不遠的咖啡店裡，地點在南明尼阿波利斯。那裡已成為當地抵抗聯邦部署的核心區域。店主正在四處奔走，指揮人們搬運門口堆疊的箱裝食品與生活必需品，那是捐給數千個移民家庭的物資，這些家庭包括無證者與其他身份者。由於害怕被捕，他們被認為正躲在都會區各處的家中。

如果用沿海城市的參照來想像，南明尼阿波利斯大致相當於布魯克林的普羅斯佩克特高地或洛杉磯的回聲公園。它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尺度上屬於歷史上更為多元、也更偏工薪階層的區域，如今則成了這座城市大學學歷較高、進步派專業人群的引力中心，是社工與平面設計師聚居的社區。加格納41歲，留著長髮，在郊區長大，現在與兩個孩子住在城裡，並同時做著兩份工作，木工與上門維修，動畫與珠寶設計。他戴著的耳環是他自己做的，圖案是明尼蘇達州州旗。過去幾周裡，這面旗幟意外獲得了新的含義，成了一種反抗的標誌。

南明尼阿波利斯也是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殺害的地點。當時，加格納住在第三分局警察局五個街區之外，警員德里克·肖萬就在該分局任職。第一批示威者曾從加格納家門口走過，前往警局。“我們當時其實在外面鼓掌，”他說。半小時後，催淚瓦斯開始飄進敞開的窗戶。“然後，”他說，“局勢就失控了。”

弗洛伊德之死後，明尼阿波利斯出現抗議與騷亂，第三分局大樓以及多家本地商舖被焚燬。全國媒體常把那場動盪描繪為沿著種族界線發生，但那並不完全精準。最猛烈的騷亂發生在以白人為主的南明尼阿波利斯，而不是像霍桑那樣歷史上以黑人為主的北側社區。加格納支援抗議，對警察局批評尖銳，但他也並不特別希望自己家被燒掉。

他與鄰近社區的一些人，在那場動盪爆發的頭幾天組建了臨時的社區巡守小組。如今，在這場危機中，那套非正式基礎設施又被重新啟動。“我看到了很多當初挺身而出的人，現在又重新回到了那些角色裡，”加格納說，只是如今人們使用加密通訊，或者乾脆完全離線。“這也非常不同，因為這一次是，”他聲音壓低，幾乎帶著難以置信的耳語，“這一次是政府。”

儘管在當下這種氛圍裡，他們所做的工作顯然帶有政治意味，但若把加格納或我見到的任何一個參與這些最基礎抵抗行動的普通人稱作“行動者”，仍讓人覺得不太合適。他們的大部分舉動，在任何其他情境下都應被視為最不具爭議的那類公民參與。對峙開始後的最初幾天，雙子城及其郊區的許多人加入了社區層面的行動，通過Signal加密群組組織起來，追蹤聯邦特工，並在他們認為尤為脆弱的地點周邊守望，例如學校、公寓樓和本地商舖。

但到1月中旬，我在南明尼阿波利斯交談的許多人已經認為，與其繼續把精力放在追蹤特工上，不如把重點轉向突襲的目標群體。他們會接送移民家庭的孩子上學。明尼蘇達州以及其他州的聯邦特工曾在家長送孩子上下學時實施抓捕。他們也向那些不敢出門的家庭運送物資。

這項工作促成了一個新的接觸面，將當地白人進步派與拉丁裔社區機構連接起來。一個關鍵節點是“Dios Habla Hoy”，這是一所無宗派的福音派教會，會眾以拉丁裔為主，如今成了食物配送的本地樞紐。聯邦突襲開始以來，該教會的墨西哥裔美國牧師塞爾希奧·阿梅斯誇（Sergio Amezcua）在媒體上成為反抗的聲音之一。他同時自稱保守派，並在2024年投票支援川普。

阿梅斯誇本人也經營保險機構。他說，在移民打擊行動之前，他認識的許多明尼阿波利斯拉丁裔商界人士一直支援川普。“我們這邊很多企業都覺得，‘我認為川普就是答案，’”他對我說。“相信我，100%的人都後悔了。”他表示自己也後悔。

其他救助行動則由家長教師組織協調，尤其集中在拉丁裔學生比例較高的學校。以學校為中心的組織方式，與觀察並記錄ICE行動的戰術一樣，都是從芝加哥的社區網路移植而來。去年，芝加哥的家長曾圍繞所謂“庇護學校”展開動員。尤其對小學階段孩子的家長而言，他們突然不得不向孩子解釋，為什麼家長要在校園周邊提防聯邦執法人員，為什麼孩子的拉丁裔同學開始留在家裡。在恐懼與憤怒這兩種極具父母氣質的情緒交織下，他們原本潛藏的政治立場被迅速點燃。

南明尼阿波利斯另一所學校的一位母親請求匿名，以免讓學校遭到更多關注。她說，自己曾撞見ICE特工扣留一輛車的司機，隨後把人帶走，也把車鑰匙一併帶走。她走近那輛被遺棄的車往裡看，副駕駛座上坐著一名女子，後座上蜷著一個小孩。“他們就那樣走了，”她說著哭了起來。“他們就這麼走開，他們不在乎。可我們都是人啊。”

我問她如何和自己的孩子談論正在發生的一切。“我們一直在對他們撒謊，”她說。“你不危險。我也不認為他們有危險，但我們沒法保證。因為他們根本不按規則來。我們是白人，可誰知道呢？你看他們一眼不對，他們就可能把你的車窗砸碎。”

“別開燈”

那周稍晚的一個下午，我驅車前往明尼阿波利斯郊區一處不起眼的低收入公寓社區。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讓我進樓，帶我上到三樓的一套公寓門口，然後把門在身後關上。

公寓本來就小，窗戶一遮住，空間更顯逼仄。男子和妻子都因擔心被捕而要求不具名。他們用一條毯子遮住一扇窗，用一張印花床單遮住另一扇窗，屋裡藉著窗外慘淡的冬日光線顯得格外蒼白。兩個年幼的女兒總想往外偷看，父母就把她們從窗邊趕開。父母還警告孩子們，一旦有人把床單掀開，無人機就能看見屋裡。

這名男子只在最隱蔽、最短促的時刻才會出門，比如倒垃圾，或在掃雪車來清理停車場時挪動車輛。他想了好一會兒才回憶起，上一次走得更遠是什麼時候。應該是十一月。他說，那差不多就是“學校”通知他們突襲正在發生的時候。

這棟樓裡住著不少像他一樣的移民。他說，自己和妻子帶著女兒幾年前從厄瓜多來到美國，並在邊境提出庇護申請。這是一套明確的法律程序，在拜登政府時期，通過這一程序獲准入境的人越來越多。有些申請人會提出非常具體的人身威脅。也有人給出更寬泛的理由，比如他。他說，家人來到美國，是因為厄瓜多原住民群體在國內遭受偏見，而他們居住的首都基多暴力不斷升級。就在六年前，這座城市還相對平靜，如今卻成了戰場，捲入墨西哥販毒集團為爭奪太平洋沿岸走私通道控制權而進行的代理戰爭。

他說，家人的申請仍在審理中。與此同時，他拿到了工作許可，也拿到了社會保障號碼。夏天他修剪草坪，冬天他清理積雪。但女兒學校的一名管理人員警告他，外出工作要格外小心。於是他開始躲在公寓裡觀察街道。

他注意到一些大型SUV，例如車窗貼著深色膜的雪佛蘭薩博班，常常在公寓外一停就是幾個小時。他拍下其中一輛的照片，發給學校裡的一位聯絡人。“他們告訴我們，那是ICE，小心點，”他說。“把窗戶遮住，別開燈，別出去買東西。需要什麼就開口。”那已經是將近兩個月前的事了。

在那名男子不再外出工作、全家也不再離開公寓之後，過了一兩周，家裡的食物就見了底。連續幾天只能靠土豆充飢後，這家人向他們所屬的教會求助。不久，志願者便開始用紙箱把生活必需品一箱箱送來。

起初，他們讓兩個女兒停課在家。但學校警告說，這樣的缺勤可能引發法律層面的處理後，女孩們又恢復上學，只是改成隔一天去一次，並由老師或學校管理人員陪同護送。

女兒們不停追問，為什麼她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出門，為什麼不能自己去買食物，為什麼連往窗外看都不行。男子一邊琢磨該怎麼解釋，一邊試著給她們一個說得過去的版本。“我跟她們說，外面有人在抓罪犯，”他說。和我在明尼蘇達以及其他地方見到的大多數移民一樣，那些受到移民突襲影響或因此生活在恐懼中的人，在川普最初談到要把在美國非法居留的暴力罪犯抓起來時，其實是贊同這一想法的。他也向女兒保證，自己不是罪犯。“可我們不是這個國家的人，”他說自己會這樣告訴孩子們，“所以得小心點，因為他們抓的是所有人。”

妻子無論如何都不忍心把更殘酷的可能性對女兒們說出口，但最近，男子開始嘗試和孩子們談：如果父母被捕，會發生什麼。之所以艱難，一部分原因在於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當聯邦執法人員席捲全城，卻顯然沒有為突襲後被留下的孩子做任何安排時，學校工作人員開始悄悄勸移民家長簽署一份“家長權力委託表格”，把對孩子作出決定的權力臨時交給他人，這是一種有限形式的監護安排。  可他又能找誰來承擔這種責任？他在明尼蘇達的親屬都處境相同。

他說，自己與 ICE 特工最接近的一次遭遇發生在他挪動車輛時。當時他在一個路口停下，正對面是一對車窗貼著深色膜的大型 SUV。他先給妻子發了條語音消息，隨後把身體縮排座椅裡，向上帝祈禱，希望自己能隱形。

我問他怎麼確定路口那兩輛車裡的人是 ICE 特工。“他們坐的是那種大車，就是外面到處跑的那種特別新的大車，”他說。至於對方有沒有戴面罩，他不知道。

在某個時刻，明尼阿波利斯的疑懼幾乎製造出了自己的現實。那些有記錄可查的突襲確實鬼祟而隨機，但現在，半個明尼阿波利斯加上一支不斷擴張的記者隊伍也在開車四處尋找聯邦執法人員，以一種越來越像執法者本人的方式在街道與停車場游弋，疊加出一層又一層謠言與混亂。

我第一次把車駛入這棟公寓樓的停車場時，看見入口旁一輛SUV打著怠速停著，一部iPhone抵在擋風玻璃內側，鏡頭正對著我在拍。等我下車舉起記者證件，那扇車窗緩緩搖下，露出兩位笑容滿面的白人女子。她們正開車給樓裡像那戶人家一樣的住戶送去食物。“不好意思。”其中一位語氣輕快地說。

一小時後我離開大樓時，又看到兩輛大型 SUV 在停車場裡緩慢繞行。它們是 ICE 特工嗎？還是在監看 ICE 特工的人？誰說得清。那天更早些時候，在一座正在發放救助物資的教堂外，我無意聽見一名年輕男子在電話裡報告說，他發現了一輛“已確認的 ICE”車輛。我四下尋找，直到意識到他報出的車牌號來自我租來的車。

“索馬里人接管了你們的社區！”

去年，川普在重返總統職位數小時後赦免了參與 1 月 6 日美國國會大廈騷亂的人，其中一名受益者是愛德華·雅各布·朗（Edward Jacob Lang）。他來自紐約州北部，30 歲，在審判前已被關押數年，面臨 11 項指控，其中包括用金屬棒球棍襲擊一名國會警察警員。朗常用“傑克”這個名字，他把自己的監禁經歷經營成一種“政治犯網紅”的個人品牌，但他在右翼陣營裡似乎並沒有真正的號召力。兩年前，我曾去布魯克林大都會拘留中心外參加過一場聲援他的抗議，他當時被關在那裡，現場支持者還不到 10 人。  最狂熱追隨他和他那些譁眾取寵戲碼的人，諸如自稱要在獄中組建民兵，又跑到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總部外行納粹禮者，反倒更像是一群輕信、容易被激怒的自由派，再加上一些更不遮掩、專靠點選誘餌吃飯的記者，他們一邊消費這些內容，一邊推高它的傳播。 

隨著明尼阿波利斯緊張局勢升級，朗宣佈自己將來城裡，帶頭組織一場“對‘小索馬里’的十字軍遊行”，目標是在 1 月 17 日於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廳外焚燒《古蘭經》。朗的宣告除了攪動那些註定會被挑動起來的人之外，其主要效果或許並非他本意，而是把一件事照得更清楚：川普的打擊行動已經偏離其自稱初衷有多遠。川普起初說，聯邦執法人員來到這裡，是因為聯邦正在調查一起涉及州社會服務體系、金額達數十億美元的欺詐醜聞。這起案件已導致近 80 人被起訴，其中大多是該州索馬里裔社區成員。明尼蘇達聚居著全美規模最大的索馬里僑民群體，多數是上世紀 90 年代在此安置的難民。

川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就把收緊難民安置寫進自己的承諾，並把明尼蘇達等地接納索馬里難民當作攻擊對象之一。到了12月的一次內閣會議上，他又對索馬里移民惡言相向，稱其為“垃圾”。但明尼蘇達的索馬里裔居民中，多數是美國公民或合法居民。等到朗來到城裡，聯邦執法的關注點看起來已大幅轉移。國土安全部對外通報的少數拘捕案例，表面上更多涉及拉丁裔與赫蒙裔移民。

“索馬里人接管了你們的社區！”朗在市中心遊行時對著麥克風高喊。他穿著一件戰術背心，看上去倒像這座城市新出現的另一種“僑民群體”，那些 ICE 特工。隨著右翼網紅與執法人員都越來越愛用類似的准軍事裝備和內容生產策略，過去在視覺上或許還能分辨的界線也變得越來越淡。“這些人是畜生。看看他們，看看他們。移民垃圾！”

當他抵達市政廳時，一群大約幾百人的反對者已經等在那裡。人群構成偏向左翼自由派陣營裡最容易被挑釁帶走的那部分，從舉著擴音器替無關議題領喊口號的流動左派，譬如“解放巴勒斯坦”，到舉著“愛永遠獲勝”標語牌的年長郊區居民。過去一周裡我一直在交談的那類南明尼阿波利斯居民則在勸大家不要到場。

我一直在想，朗究竟能動員來多少人，他們和一群愈發憤怒的當地居民撞上，會是什麼場面。更何況，這是一座地方執法部門幾乎消失了好幾天的城市。穿過人群時，我發現朗和幾個人縮在市政廳一樓一個下沉式窗井裡，硬撐著承受人群的攻擊：無休止的辱罵，一把滋水槍朝他噴出一股股冰冷刺骨的水，還有砸來的水球。

這種做法在川普第一任期時就被更精明的右翼網紅開過先河。他們會在鏡頭滾動時，故意把自己放到一些格外莽撞的無政府主義者面前，比如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等地，然後像義大利足球運動員那樣，以誇張的勁頭把挨打也變成表演。但這一次，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呈現方式依舊透著一種不對勁。我爬上一條長椅想看得更清楚，正好看到朗從窗井裡跳出來，隨後在一片揮舞亂砸的拳頭之間消失了幾分鐘，接著又從另一側冒出來。

混戰的人潮朝我這邊湧來時，我也擠進一群追著朗跑的人裡。我們拐過市政廳轉角，跨過一段輕軌軌道。左側一名男子轉身一拳打在另一個男子臉上。兩人都戴著巴拉克拉法帽，穿著厚重外套。當天氣溫只有華氏個位數，所有人都裹著層層外衣，平日那些用來識別政治立場的標誌幾乎完全看不出來。大家似乎只知道一件事，要麼是在追朗，要麼是在追追朗的人，而幾乎沒有人像是在制止任何事情。我們經過市政廳旁時，只看到一輛巡邏車怠速停著。

朗跑了好幾個街區，一直到英迪格酒店門口才被追上。追趕者把他放倒，開始用力朝他頭部猛踢。他掙紮著站起來，帶著幾名攝影記者衝進酒店酒吧，從一處側門撞出去，又鑽進一輛路過車輛的後座。人群短暫地把那輛車堵在車流中，最終車輛還是脫身離開。（救他的人之一是一名跨性別女性戴伊·戈特舍（Daye Gottsche）。她後來告訴一位當地記者，在把朗送到安全地點的路上，她已明確告訴朗，她“不支援他那種人”。）

從人群後方很難搞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一些示威者以為朗還在酒店裡，便繼續在門外逗留。來自查斯卡遠郊的退休者喬迪·卡爾（Jody Carr）和她做護士的女兒站在街對面旁觀。“我對變得暴力的那些人很失望，因為這不是這件事的意義所在，”卡爾對我說。她此前在查斯卡參加過近期的“不要國王”（No Kings）抗議，這是她第一次參加與 ICE 部署相關的示威。“我為自己是美國人而自豪，但我不為我們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感到自豪，”她說。她還說，女兒的一位同事是一名在美國出生、具有肯尼亞血統的女性，幾周前曾被 ICE 攔下，被從車裡拖出來，“她當時穿著工作服正要去上班呢”。

查斯卡位於明尼阿波利斯都會區的邊緣地帶，是一片政治光譜混雜的區域，夾在穩固的民主黨都會區與更外側的共和黨農村地區之間。我問卡爾，她認識的人裡對這次部署是否存在分歧。她點了點頭。

“我外甥女告訴我，我是對人類的威脅，”她說。

就在這時，一輛廂式車開了過來，車上傳著十多名身穿防暴裝備的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警員。他們來得有些晚，目的卻很明確，就是驅散人群。隨後，警員用手持擴音器先後喊話兩次，預告即將動用化學刺激劑。相比之下，ICE 先前幾乎毫無預警就直接動用這些手段，這種事先告知反而顯得有點復古，甚至帶著幾分客氣。示威者隨即在市中心街道上即興繞行一圈，像是在做一場臨時的勝利巡遊。一名敲鼓的男子領著人群做起一問一答式的呼喊：

“誰保護我們？”
“我們自己保護自己！”

我離開現場時只覺得麻木，彷彿我們剛剛差一點就會在街頭目睹一個人被活活打死。第二天晚上，我給朗打電話，問他情況如何。

“還能好到那去，頂多也就是一個被一群野鬣狗撕扯得肢體支離破碎的人所能有的那種‘還行’吧！”他卻笑著答道。

朗已經回到東海岸。他說願意接受採訪，但前提是我們要把採訪做成一段視訊短片，並且我得保證《紐約時報》會刊登，他也會同步發佈。“我現在通常更傾向於這樣做，因為視訊內容對我們雙方的社交媒體平台傳播都太重要了，”他說。我們不會聯合發佈視訊。我帶著一點尷尬睡著了。朗會沒事的。

而內容，正如他自己也清楚的那樣，確實足夠炸裂。

“離開這座城市”

1 月 22 日下午，我在卡梅爾商城見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長雅各布·弗雷。那裡是一處規模很大、結構如迷宮般複雜的索馬里商戶綜合體，位於南明尼阿波利斯湖街。地點是他團隊選的，而且帶著明顯指向。我們穿過商城時，裡面空空蕩蕩，多數攤位關著，金屬捲簾門落下上鎖，像是暴風來臨前整座城市把門窗都釘死的又一幅畫面。走廊空寂，一隻揚聲器裡飄出伊斯蘭教午後喚拜的聲音。在為數不多仍在營業的攤位裡，他看見一名相熟的商戶。

“奧斯曼！”他喊道。對方迎上來擁抱他。
“你在贏，”那人說。

儘管沃爾茲的政治生涯在欺詐醜聞中擱淺，他在“都會突擊行動”（期間宣佈自己將不再競選連任州長，但弗雷卻可能像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那樣，在某種程度上從這種“敵人的敵人”政治裡獲益。儘管他在 11 月輕鬆連任，許多南區進步派仍對他在喬治·弗洛伊德危機期間支援警察局的立場不滿。那年 6 月，他曾前往弗洛伊德廣場紀念地，結果被噓聲與辱罵趕走。

“有人朝我吐口水，有人羞辱我，有人對我喝倒彩，”他對我說。我們坐在幾乎空無一人的美食廣場裡，他面前是一盤山羊肉配米飯。他說，當時不削減警察局經費是正確的決定，“現在告訴 ICE 離開這座城市，同樣是正確的決定”。

和其他那些遭遇川普移民突襲的市長與州長一樣，弗雷也通過訴訟與媒體露面作出回應。他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展示對抗姿態，另一方面又謹慎地讓市政執法系統儘量置身事外。和沃爾茲一樣，他目前也正因“阻礙聯邦行動”而受到川普司法部的調查。我提到朗那次事件時，弗雷告訴我，無論穿制服還是便衣，警方當時都在附近，一旦必要就會介入。“那本來可能演變成徹底的災難，但最終沒有，”他說。

這話不算錯，但在當時，那樣的結果看起來更像運氣多過別的因素。我說，直到毆打發生很久之後，我才看到警員出現。“他們在那兒，”弗雷堅持說，“他們確實跑過去幫了他”，在朗鑽進那輛車逃離之前就已經出手。弗雷還指出，朗其實並沒有就這次襲擊向警方報案。

川普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聯邦部署，和此前其他城市的部署一樣，從來不只是移民問題。它也像一種儀式化的訓誡，專門用來規訓那些“不聽話的自由派”，把他們長期享有的那層保護撕開，讓他們看見自己選出來的政治人物在現實層面究竟能做多少，或幾乎做不了多少。這一點在兩天后被進一步強調。那時我已離開明尼阿波利斯數小時，邊境巡邏隊執法人員在卡梅爾商城幾條街外與社區觀察者對峙時開槍射殺了普雷蒂。從視訊畫面看，他們似乎在先把他依法持有、且當時並未握在手中的槍繳下之後，仍反覆開槍。

在商城裡，我問弗雷，這種權力展示以及強加的無力感，是否會削弱市政府的公信力，削弱市民對政府的信任。那種信任對市民而言是必要的，他們需要相信政府能在實質層面為他們挺身而出。

“我們看到的恰恰相反，”弗雷回答。“我們看到的是人們在團結。我們看到人們以能與警察並肩工作為榮，那些曾經對執法部門極為批評的人，”他補充說，“最響亮的批評者，如今成了最直白的支持者。”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他把問題轉成了市民對這座城市的支援，而不是城市對市民的支援。

美食廣場旁邊只開著兩三家攤位。我們到的時候，弗雷先停下來和其中一位攤主寒暄，那是一名年輕的索馬里男子。

“等 ICE 一走，一切就會像按下電燈開關一樣，”他說，“到時候會是一場慶祝。”

“我們要辦一場大派對。”那名男子滿懷期待地說。

雅各布·弗雷點了點頭：“到時候，這裡的走廊裡會有人跳起舞來。”

他的承諾在空蕩蕩的走廊裡迴蕩。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