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將對伊朗局勢“拭目以待”美國總統川普14日在白宮對媒體說，他已獲悉伊朗國內“殺戮已經停止”，美方將“拭目以待，觀察事態發展”。川普說，美方從“非常重要的消息源”得知“殺戮已經停止”，“我希望這是真的”。被記者問及美國是否已排除對伊朗軍事幹涉的可能性時，川普說：“我們將拭目以待，觀察事態發展。”據福克斯新聞頻道報導，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當天在接受這家電視台視訊採訪時，敦促川普政府尋求外交途徑，以免“重複同樣的錯誤”，並表示“現在局勢平靜，我們完全掌控局面”。阿拉格齊還說，“恐怖分子”在抗議現場向警察和安保人員開槍，並使用類似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恐怖襲擊手段，其目的就是想增加死亡人數，從而把美國拖入這場衝突。近期，伊朗多地發生抗議活動，其間出現騷亂，造成人員傷亡。連日來，川普多次威脅軍事幹涉伊朗局勢。 (參考消息)

據央視新聞，當地時間14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司令馬吉德·穆薩維說，伊朗當前處於最高戰備狀態，導彈儲備量自2025年以來有所增加。穆薩維當天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的激烈衝突中受損的設施已完成修復，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在多個領域的產出水平已超過去年6月時的水平。伊朗稱正密切監視美國在地區軍事部署當地時間14日下午，伊朗外交部與安全部門官員舉行內部記者會，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指責近期伊朗騷亂系美以“恐怖主義行徑”所致，並強調當前缺乏與美談判的環境。伊朗官方同時表示，正嚴密監視美軍在地區基地的部署動態。川普：將“觀望”伊朗局勢發展，未排除動武可能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表示，當地時間1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談及伊朗局勢時表示，“我們要先觀望局勢發展”。川普還稱，美國政府收到了來自伊朗方面“非常可靠的聲明”。根據報導，川普尚未排除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第一財經)

華爾街成“政治靶子”。白宮正處於為應對生活成本問題而“破釜沉舟”的關鍵時刻，尤其是在十一月中期選舉臨近之際。這一次，華爾街成了政策瞄準的目標。周二，美國總統川普在底特律就經濟問題發表演講，強調他執政以來取得的成績，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介紹白宮為降低物價所做的努力。在過去幾個月裡，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膨率一直低於經濟學家的預期。但在過去幾年物價飛漲的背景下，許多美國人在最近的民調中表示，他們並不認為川普在降低物價方面做得足夠。白宮這次針對負擔能力的行動，給各大銀行和投資者帶來了新的風險。此前，他們從2025年白宮實施的減稅、放鬆監管等政策中獲益良多。在底特律的演講中，川普吹噓了他禁止機構投資者購買獨棟住宅的承諾。川普還重申，他將把信用卡利率上限設定為10%，為期一年，該提議宣佈後立即導致銀行股大跌。與此同時，他的司法部正在調查聯準會主席鮑爾，這一舉動被廣泛認為是長期以來試圖向鮑爾施壓、要求其降低利率的舉措。這種做法可能會引發對聯準會獨立性的質疑，從而令債券市場感到不安。川普周二表示，他將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公佈其他降低生活成本的計畫，其中包括降低醫療成本和緩解住房壓力的相關舉措。“未來幾周，我還會提出更多計畫，幫助恢復生活的可負擔性。記住，這[可負擔性]其實是民主黨人虛構的詞，”川普在底特律的演講中如此表示，並指責民主黨導致了物價上漲。白宮方面透露，川普將於本月晚些時候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並在會上就負擔能力問題發表重要演講。無論是禁止機構投資者購買獨棟住宅，還是設定信用卡利率上限，這兩項政策此前一直是包括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在內的民主黨人倡導的核心主張。川普這一番“拿來主義”的操作，令華爾街說客和傳統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震驚。“在我看來，這就像是有人在抓住各種政策，試圖看看那一項能讓選民對經濟更滿意，”美國行動論壇（一個中右翼政策團體）主席道格拉斯·霍爾茨-伊金表示。分析人士指出，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在一定程度上是促使川普將矛頭轉向銀行業的關鍵原因。“在政治陷入困境時，川普往往會強調民粹主義政策，”TD Cowen的分析師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並提到川普在2024年總統競選期間支援對小費和加班費免稅的主張。分析師們寫道，除了信用卡利率上限之外，總統還可能採取的一些出人意料的舉措包括：推動拆分大型銀行、打擊銀行和信用卡的各種收費項目，或者強制要求私募股權公司出售其持有的住房資產，而不僅僅是禁止此類購買。霍爾茨-伊金表示，在提高可負擔性這場政治操盤中，華爾街是一個絕佳的“背鍋”目標。從政治角度而言，“樹立一個反派靶子至關重要，這一點毋庸置疑，”他說。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項政策的落地都需要新的立法支撐。部分共和黨議員已明確與這些政策劃清界限。不過，國會領導層表示，願意將相關議題納入議事日程。“我認為相關提案遲早會被提上投票議程，這也是我們在國會的職責所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南達科他州共和黨人約翰・圖恩周二向記者表示。“我們理應直面這些棘手議題，投下明確的一票。”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倘若川普有意推動，他很可能會爭取到共和黨議員的支援——此前在其他爭議性議題上，他也曾做到這一點。“這並非十拿九穩，但這是一個可行的提議，”Fundstrat的華盛頓政策策略師L·托馬斯·布洛克表示，並提到川普對共和黨的影響力。“如果你是大型銀行的政府關係負責人，接下來的日子恐怕不會好過。”到目前為止，華爾街對這些提議的反應既有嘲諷也有懷疑。美國銀行家協會和美國獨立社區銀行家協會等銀行業貿易團體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有證據顯示，10%的利率上限將減少信貸供應，並對數百萬美國家庭造成毀滅性打擊”，因為這會讓他們更難獲得信貸。“迄今為止，市場似乎認為這些政策荒唐至極，根本不值得當真，所以並未出現太大波動，” 一位華爾街遊說人士表示。他還說，一些金融服務業高管已經決定保持沉默，擔心自己的公司會成為川普遷怒的對象。“如果他們的判斷被證明是錯誤的，那情況就會非常糟糕。” (Barrons巴倫)

美國軍事打擊伊朗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據路透社報導，靠近伊朗邊界的卡達美軍烏代德空軍基地已經建議一些人員在周三晚上之前撤離。去年6月，該基地是伊朗報復美國的主要目標。另外CNN報導，3個與美國結盟的海灣阿拉伯國家正在開展幕後外交努力，希望阻止戰爭爆發。川普似乎陷入了對伊朗“不打不行，但打了又完全沒有把握”的巨大風險和糾結中，他很像是被自己之前拍胸脯“保護伊朗示威者”給架上去了，但軍事打擊究竟能夠實現那些目標，美國有什麼後續行動，全是一堆問號。川普現在有點像“自己逼自己，為了行動而行動”。▲川普周二離開白宮。（圖源：蓋蒂圖片社）川普美國時間周二繼續鼓動伊朗示威者上街，儘管伊朗政權聲稱，全國的局勢已“完全得到控制”。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帖：“伊朗愛國者們，繼續抗議——奪回你們的政權！記住那些殺人犯和施暴者的名字，他們將付出沉重的代價......援助正在趕來。MIGA（讓伊朗再次偉大）！”他還在公開場合補充說：致所有伊朗愛國者——繼續抗議，如果可能的話，接管你們的機構。他還聲稱，一旦他瞭解有多少示威者喪生，他將“採取相應行動”。川普公開鼓動伊朗人上街抗議，奪取政權機構，這在目前的伊朗無疑意味著生命的高風險。很多分析認為，川普的鼓動在伊朗產生了作用，增加了造反者的希望和膽量。如果川普做不到保護受他鼓動對抗當局的伊朗人，也不為打擊伊朗政權動真格的，這在很多美國和西方人，以及他們的伊朗追隨者眼裡，是川普不道德的表現。周二傳出伊朗更大的示威者傷亡數字。美國CBS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聲稱示威者死亡數字超過了驚人的12000人，消息人士甚至稱，死亡人數可能高達20000以上。不過，包括設在西方的“人權機構”，大多使用2000多人的死亡數字。英國政府表示，他們傾向於認為有2000多人死亡。川普對記者說，他聽說了5組數字，但他不知道那個是真的。▲1月8日，抗議者在德黑蘭點火示威。（圖源：蓋蒂圖片社）2000多人死亡，也是非常驚人、難以置信的。由於伊朗目前仍處於斷網中，伊朗政府也沒有公佈死亡數字，外界很難拼湊並掌握實際情況。但是，“人權機構”和媒體此時發佈驚人數字，除了正常的關切之外，還有一個突出的政治目標，那就是向川普施壓。因為川普於今年之初就公開表示，如果伊朗當局開槍打死示威者，那麼美國將隨時準備行動。美國一位著名伊朗問題專家卡里姆·薩賈德普爾周二對媒體表示，根據他的最新統計，過去兩周內，川普曾7次威脅要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委內瑞拉突襲之後，川普正春風得意，被廣泛認為更有意願行動。他周二說，“我要的是贏。我喜歡贏。”並且他用抓捕馬杜洛，打死伊斯蘭國領導人巴格達迪，剷除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來做比照，定義他所說的贏。然而幾乎所有分析都認為，伊朗不是委內瑞拉，在伊朗取得顯赫的勝利會比通過一場突襲把馬杜洛從加拉加斯抓到美國去要難得多。CNN的一篇分析文章寫道，“從越南到伊拉克，從阿富汗到利比亞，美國軍事干預的理由在華盛頓看來往往合情合理。但世界和美國的敵人也會有自己的看法。而且，美國動用武力的後果很少像總統們預期的那樣幹淨利落。川普比任何人都清楚這一點——如果不是美國民眾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曠日持久的戰爭感到厭倦，他或許根本不可能當選總統。”▲1月10日，德黑蘭，行人經過一棟被燒燬的建築物，此前該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圖源：蓋蒂圖片社）CNN的文章認為華盛頓如今陷入了新的戰爭狂熱之中，但文章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國對伊朗的新一輪打擊會幫助抗議者，並進一步實現他們推翻伊朗政權的願望？或者軍事打擊會否加劇對“抵制革命”的反彈？CNN的文章還特別提到了一點：與許多中東國家不同，伊朗並非殖民主義者繪製地圖的產物，它有著源遠流長的波斯文明和民族認同。如果美國推動伊朗政權更迭，該地區的任何難民潮和動盪都不會受伊朗人的歡迎，“即使很多人會為舊政權的垮台歡呼雀躍”。一位海灣外交官不具名對CNN說，軍事打擊伊朗“可能會對正在進行的抗議活動產生相反的效果，並使伊朗雙方團結在政權周圍”。在老胡看來，外部力量通過空中打擊推翻伊朗政權的難度非常高，而且事情的矛盾在於，川普如果僅僅要立威，教訓伊朗政權一番，根本不會有什麼實質政治意義，而且反過來促使伊朗團結的可能性倒是挺大的。如果川普真的把推翻伊朗政權擺到桌面上，那麼伊朗現政權的主要力量和他們的支持者將會殊死抵抗。▲去年6月13日，以色列對德黑蘭發動空襲。（圖源：法新社）空中打擊用來製造政權更迭，力度太小了，無論當年推翻薩達姆還是推倒上一波的塔利班政權，美國都是出動了地面部隊的，而且，它為那兩場軍事行動都做了全面的準備，集結了大規模力量，最後都打成了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而這次打擊伊朗，如果真發生的話，完全是一個倉促行動。美國目前在中東地區連一個航母戰鬥群都沒有。據美媒報導，該地區目前只有6艘美國軍艦，遠比為對付委內瑞拉的軍事部署弱得多。美國目前在加勒比海一共有12艘軍艦。美國要打擊伊朗，需要從周圍地區派遣轟炸機和戰鬥機執行任務，以及使用波斯灣地區的驅逐艦發射巡航導彈，那將是一場沒有準備好，能打成什麼樣全憑運氣的戰爭。老胡傾向於認為，川普好吹牛，他原本其實更想嚇唬伊朗，抬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懾力。但是現在他把自己套進去了，他如果動手，會把帶來什麼戰略結果交給上帝，他本人將更關心短期宣傳效果，因此他很可能是亂炸一氣，爭取對伊朗主要領導人實現定點清除，但不對接下來的伊朗命運做任何承諾。只搞事，不對後果負責，這也是川普的一貫作風。一旦伊朗的造反者遭到更多打擊壓制，或者該國出現混亂，華盛頓會找出各種說辭，將責任推給伊朗“專制政權”，或伊朗國內屆時與美國敵對的力量。事到如今，老胡個人預測，川普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已經較大超過了他不動手的可能性。但是一個更高的機率是：這次軍事行動將留下一個政治及軍事上新的“爛尾工程”。 (胡錫進觀察)

“危機恰恰在於舊事物正在消亡，而新事物卻無法誕生，在這個空位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病態現象。”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的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句名言。深邃的思想總有穿越時空的解釋力，用這話來解釋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國際亂局，絲毫感受不到年代留下的印記。派軍隊直接抓捕別國領導人，並稱“接管”這個國家，軍事行動得手後，又把矛頭指向包括盟友、鄰國在內的一連串國家……在並不遙遠的記憶裡，美國的對外行為中不乏類似的劇情，但川普顯然走得更遠。用《大西洋月刊》的話說，這是一個警示，表明川普的帝國野心在膨脹。在人類政治文明已走進21世紀的今天，這種“膨脹”顯然不能定性為正常。在去年12月31日，美國智庫“國際危機組織”發佈的2026年國際衝突風險報告中，把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排在第一位。這份完稿於美國對委軍事行動前的報告寫道：“他（川普）漠視規則、顛覆秩序、濫用武力的行為，在使’戰爭是強國實現訴求的正當手段’的危險觀念常態化。”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在今年1月5日發佈的年度風險預測裡，把川普執政下的美國列為威脅全球穩定的頭號風險。川普 / 新華社記者 胡友松 攝美國的行為與世界的風險之間，已經呈現出一條清晰的邏輯線。至少在接下來幾年裡，這條邏輯線都可能是國際政治中的顯性存在。其中的關鍵驅動力，是川普政府顛覆美國傳統的霸權模式、塑造新型霸權的衝動。在顛覆與塑造之間，會形成一個葛蘭西所說的“空位期”。川普政府那些用現代常識或正常邏輯無法解釋的政策行為，用空位期思維幾乎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研究霸權理論的加拿大學者卡拉·諾洛夫，對當前的國際局勢有個判斷，即“體系性變革需要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如今替代選項依然有限。”川普在“空位期”的冒險，賭的就是還沒有替代選項。截至目前，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美國的盟友圈，對川普政府公然侵犯國家主權、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還沒有形成讓其能感受到壓力或約束力的回應。對“病態”現象缺乏最基本的約束，正是“空位期”的重要特點。拜登政府時期負責西半球事務的高官胡安·岡薩雷斯認為，這將是“門羅主義”在川普時代的重新詮釋，而這種詮釋傾向於單邊強制而非多邊約束，“如果這一賭注成功，其影響將遠遠超出加拉加斯”。所以，川普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及其後續動作，分析的視角不能只侷限於美國在鞏固“後院”，更要延伸到其在如何塑造新霸權。1月9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盛頓白宮與大型石油企業高管舉行會議時稱，美國政府將決定那些油企獲准在委內瑞拉投資 / 新華社記者 胡友松 攝美國此前霸權的基本邏輯，是在超強綜合實力基礎上，以多維度的聯盟網路、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規則，確保整體國際局勢可控的穩定或可預期性。對國際社會而言，無論怎麼解讀以往美國的霸權行為，都很難否認其與這套邏輯相對應的“秩序”感。川普式霸權有何不同，無法迴避的分析視角是川普的個性。他重返白宮後，無論是政策文字上的戰略規劃，還是現實中的對外行為，都帶有鮮明的川普個人色彩。用美國政治學者邁克爾·金瑪吉的話說，就是“政治與個人性格之間的高度重合”。川普的個性裡，突出的特徵除了醉心於接受奉承，就屬習慣於威脅恫嚇。如果要從這些特徵裡找出共性，那就是基於“我很強大”的思維。這種思維反應到國家對外行為層面，就是川普式霸權以硬實力開道，並不惜甘冒軍事風險。抓捕馬杜洛的行動，就是冒著軍事風險以硬實力開道的典型案例。外界之所以猜測“下一個是誰”，就是因為這次行動很可能助長川普繼續冒險的衝動。拜登政府時期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傑克·沙利文就此撰文稱，川普對軍事行動的胃口正隨著實踐而不斷膨脹，“後續很可能出現更多類似行動”。川普最近稱要把美國軍費從1兆美元增加到1.5兆美元，雖然短期內在現實中沒有可能，但其中“以硬實力開道”的霸權邏輯卻不容忽視。《紐約時報》1月8日在採訪川普後的文章中寫道，“川普對自己可以隨意動用任何軍事、經濟或政治力量來鞏固美國霸權的判斷，是迄今為止對其世界觀最為直白的表述。”顯然，在這樣的世界觀裡，川普對秩序、規則沒有任何興趣，他在乎的是製造恐懼的能力。2025年12月11日，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出席記者會稱，美方前一天在委內瑞拉附近海域扣押的油輪將被帶到一處美國港口，美方準備沒收油輪所載石油 / 圖源：新華社（李源清攝）川普式霸權的另一個特點，是以攫取利益為先，而且要的是立竿見影、肉眼可見的利益。在國際輿論還在爭論他拿馬杜洛“開刀”是不是為了石油時，委內瑞拉的石油已裝船駛往美國港口。委內瑞拉成了川普把“地產商思維”運用到國際政治的實驗品。正如岡薩雷斯所說，對川普而言，委內瑞拉與其說是一個需要管控的外交政策問題，不如說是一項需要開發的資產。“他（川普）堅持認為，美國將掌控這個國家，開採並出售石油，將地緣政治影響力轉化為切實的利益。”對於美國傳統的霸權模式，卡拉·諾洛夫認為，美國不僅被視為規則的執行者，而且還被看作是置身於這些規則所塑造的國際體系中的成員，美國“偶爾偏離規則的行為之所以能夠被容忍，是因為國際社會將其視為孤立事件。”已被歷史定性為重大戰略失誤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之所以沒有導致美國盟友體系解體、霸權地位崩塌，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行為被視為可以容忍的“孤立事件”，此後美國的行為邏輯總體上也沒有出現偏離。但對委內瑞拉的政策行為絕不“孤立”，而是川普政府戰略規劃的“落地”。去年12月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關於西半球的“門羅主義川普推論”裡寫道：“美國政府將為美國企業在此區域內甄別戰略性收購與投資機遇，並將這些機會提交給所有美國政府融資項目進行評估。”也就是說，如何在西半球攫取利益，是川普式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這種利益攫取模式的影響，很可能不會只侷限於西半球。著名經濟人類學家卡爾·保羅·波蘭尼，在其1944年的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對如今我們所熟悉的自由貿易模式有精闢的論述，即“這些理念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在特定政治、社會力量推動下形成的”。卡爾·保羅·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換句話說，自由貿易的概念在相當程度上是權力政治的產物。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爆發的製造能力，與大英帝國的權力政治一道，共同促成了此後美國也堅守多年的自由貿易理念。很難否認，特朗執政下的美國，也在把權力政治注入到貿易行為中，但其推動的方向卻與自由貿易關係不大。作為在世界貿易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經濟體，美國政策行為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列表裡，風險已在大幅靠前。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是川普式霸權最鮮明的特點。《大西洋月刊》評論稱，川普將西半球的諸多區域視為美國勢力的合理延伸，在這裡他可以隨意攫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對西半球國家發出了警告：是希望生活在美國主導的秩序裡，還是置身於地球另一端國家的影響中。這種“必須選擇美國”的強權政治邏輯，也體現在其他區域和領域。比如，《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要求亞洲盟友和夥伴“允許美軍更廣泛地使用其港口與其他設施”，在經濟安全問題上，以商業優惠、技術共享、軍備採購等方式，支援那些出口管制政策與美國保持一致的國家。毫無疑問，這些瞄準的都是大國戰略競爭。與在西半球的強權政治行為相比，這樣“務必配合美國”的強壓式競爭，給世界製造的風險只會更大。雖然川普式霸權已露出獠牙，但目前依然還是個雛形。軍事行動的成功與戰略謀劃的成功，並不是一回事。美國高調放出馬杜洛被抓的畫面，川普在新聞發佈會以勝利者姿態出現，顯然是想製造“塵埃落定”的感覺。但等著川普的，更可能是國際政治裡的“干預悖論”，即干預太少無法掌控局面甚至引發混亂，干預太多則會陷入泥潭。川普發佈馬杜洛被抓照片更為關鍵的是，時代不同了，“復古”有風險。正如岡薩雷斯所說，“門羅主義”在美軍實力在西半球無可匹敵、外部競爭對手距離遙遠的時代行之有效，但那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無論是軍事技術的發展還是國家經濟運行模式的演變，都在弱化物理距離的角色。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門羅主義川普推論”能否推動美國的拉美雄心，結果遠未塵埃落定。美國前駐拉美外交官斯蒂芬·麥可法蘭德的話意味深長，“一代人之後，該地區對美國的依附程度可能會下降，而與域外勢力的聯絡則可能不減反增。一個對美國心存畏懼、而非將其視為強大合作夥伴的大陸，將不利於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秩序不僅取決於結果，也取決於預期。”卡拉·諾洛夫指出了這種變化的發生邏輯。她的推論是，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預見美國可能對其他國家採取類似裁決，那麼參與體系的權衡邏輯就會發生變化。在她看來，國際社會對美國干預委內瑞拉的回應，大機率不會是公然對抗，而是採取風險避險、制度多元化，以及悄然降低對美風險敞口等策略。對於川普政府高調的威脅恫嚇，在看到制度、規則和道義“無力感”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國際政治裡更為微妙且重要的力量。卡拉·諾洛夫在分析中指出：“對弱小或孤立國家的單次干預，雖然很少能動搖更廣泛的國際秩序機構，但隨著其他國家據此調整預期時，這類行動的效應將持續累積。”換句話說，對於川普式霸權，雖然沒有出現“振臂一呼應者云集”式的回應，但絕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對此毫無反應。 (南風窗)

▎電力成AI競賽“勝負手”，美國陷入“AI缺電焦慮”。“建造資料中心的大型科技公司必須自負盈虧！”當地時間1月12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發帖稱，美國家庭的平均每月水電費帳單一度大幅上漲超過30%，並將之歸咎於前任拜登政府。近年來，AI浪潮的爆發，資料中心大規模上馬，被認為是電費持續面臨壓力的主要原因。川普表示，“絕不希望美國人因為資料中心而支付更高的電費”，並稱，雖然美國是人工智慧領域的領軍者，資料中心是該領域繁榮發展的關鍵，但美國大型科技公司需要對美國人民負責。“我的政府正在與美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合作，確保他們對美國人民的承諾，我們將在未來幾周內宣佈多項舉措，”他進而宣佈，微軟將首先做出承諾和調整，以確保美國人民不會為更多的電力消耗而買單。“謝謝，並祝賀微軟。更多消息即將發佈！”川普表示。截圖來自Truth Social川普帖子發佈後，微軟立即作出響應。1月13日，微軟總裁兼副董事長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在公司官網發佈長文《建構以社區為先的人工智慧基礎設施》，宣佈啟動一項新計畫，包括了五項承諾，首要的是“自掏腰包”支付電費，以保證不因此增加社區居民的帳單。史密斯稱，微軟相信人工智慧將帶來諸多益處，但不認同民眾應該為此分擔更高的電力成本，尤其是在科技公司利潤如此豐厚的情況下。他強調，人工智慧基礎設施的長期成功，需要科技公司自行承擔其產生的電力成本。微軟接下來在資料中心用電方面有四項具體規劃：首先，要求公用事業公司和公共機構將電價設定得足夠高，以覆蓋微軟資料中心的電力成本；最後，倡導制定必要的州和國家公共政策，以支援周邊社區獲得價格合理、可靠且可持續的電力。其次，與當地電力公司儘早、密切且透明地合作，在資料中心需要時向電網輸送電力及配套基礎設施；第三，通過創新提高資料中心的效率；截圖來自微軟官網這之後，在白宮附近的一場活動上，史密斯再次強調微軟的新措施和承諾，同時，還讚揚了川普的人工智慧戰略，表示科技行業需要發展和變革的文化。川普對科技公司施壓，微軟卻表態如此積極，很可能來自其在2025年經歷的窘境。去年，微軟曾在美國威斯康星州著手建設資料中心項目，初期投資33億美元，規劃總投資高達70億美元，資料中心規模最終預計達到0.9GW。但正是因為電費等問題，該項目在10月遭遇當地居民強烈反對，最終被迫取消。而微軟自身也表示，其目前的承諾和舉措，正是廣泛參考了此前的經驗，計畫推廣至公司所有資料中心。實際上面臨該困境的，不止微軟，包括Google、Meta、亞馬遜等科技巨頭在內，都曾在資料中心建設中遭遇波折，包括電網的限制、與供電公司的分歧、社區居民的“鄰避運動”等。這些問題，對於川普政府來說，也相當棘手。川普對人工智慧產業的支援，較之前任政府更為激進，不僅放寬了聯邦和各州的限制措施，還力推政府層面的大規模資本支出。然而，包括水電費等公用事業費用的大幅上漲、高端產品和技術對外出口限制的放鬆，也讓其在國會甚至政府、共和黨內部遭遇了不滿和反對聲音。已有民調顯示，選民對川普政府沒能履行承諾壓低通膨表示不滿，而這很有可能會影響到該國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結果。人工智慧快速發展之際，美國已陷入“AI缺電焦慮”。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預估，未來十年間，美國資料中心的用電需求將增長三倍以上。而此前，美國電力供需長期穩定，處於緊平衡狀態。與此同時，驟增的用電需求，給美國老化的電力基礎設施帶來了巨大壓力。川普曾力主向電力基建投入資金進行升級改造，但這無疑又會提高電費。不少從業者、研究機構認為，電力可能會成為AI競賽的“勝負手”。Barron's記者、《輝達之道：黃仁勳和他的科技帝國》作者金泰曾表示，能源供應可能會成為美國AI發展的主要瓶頸，如果不盡快解決相關問題，可能就沒有足夠的電力來支撐與中國AI競賽所需的資料中心。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此前也曾提到，AI產業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並非“算力過剩”，而是基礎建設速度跟不上，尤其是電力。“如果無法提供支援，大家手上的晶片就只能堆在倉庫裡，因為它們插不上電。”納德拉表示。 （鈦媒體）

伊朗的情勢正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全國各地的暴力抗議與非暴力抗議依舊在擴大，而鎮壓行動也同步升級到今天為止有統計的在抗議活動中死亡的人數已上升到至少646人，此外伊朗的安全部隊人員也有111人喪生曾一再表示“只要伊朗當局敢開槍殺抗議者，美國不會坐視不理，美軍已全副武裝的”川普，面對已超600抗議者死亡的伊朗，並沒下達軍事干預的命令相反川普希望尋求與伊朗當局更和平的解決問題，尤其是在昨天，伊朗政府通過特殊管道與川普本人取得聯絡，這被川普認為“伊朗求和了”川普說伊朗總統（而非哈米尼）已經打電話給他，嘗試求和談判，因為他們受夠了被美國“胖揍”，而川普也已經指示特使“維特科夫”，安排與伊朗總統的直接會面然而時隔僅僅一天，川普還是那個川普，說變就變昨天深夜，剛說要談判的川普就宣佈，取消與伊朗的所有會面，並且指示美軍時刻做好打擊準備，但美國內部意見分歧嚴重，因為打伊朗和打委內瑞拉還不一樣范斯就勸川普，打伊朗代價和不確定性過高，最好不要貿然行動，目前訊息更新依舊在不斷更新，打與不打的兩派力量都在試圖說服川普而在伊朗內部，我們看到的就是一邊是下令開槍鎮壓抗議者，一邊是打電話給川普求和，伊朗正進行一種“對內強硬，對外求軟”的策略美媒稱，正是伊朗這一放軟的求和姿態，讓川普違背了“敢開槍就炸你”的預設計畫而為了彌補暫緩軍事行動的施壓效果，美國就宣佈，對伊朗貿易國加征25%額外關稅，且立即生效這意味著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巴西等在內的幾十個與伊朗有著進出口貿易的國家，他們賣去美國的商品立刻加關稅25%但外界對於川普這種“張口就來”的關稅大棒反應冷淡，因為這招他用了太多次，效果也越來越差，根本就沒人當回事，這些被點名的與伊朗有主要貿易往來的國家，甚至連回應都懶得回應所以外界認為，這很可能是伊朗的“緩兵之計”，而川普“中計了”因為就在伊朗向川普求和，麻痺川普的同時，對國內抗議活動的鎮壓敘事，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用大白話講就是，伊朗希望通過假裝求和，來麻痺川普，並在這一時間內，對內部採取最強硬的鎮壓手段，希望用最強勢的手段，迅速撲滅這場全國性的抗議之火一旦這場抗議之火被強勢的快速撲滅，川普想再打擊伊朗就沒藉口，也沒那麼好的效果了因為對伊朗政府來說，最怕最怕的就是“裡應外合”，就是內部抗議力量，與外部美軍的聯合所以必須分化這兩股力量，一隻手用最強勢手段鎮壓內部，另一隻手用柔軟的求和姿態穩住川普而最熟悉伊朗問題的智庫分析後發現，在短短兩天內，伊朗對內的鎮壓敘事，發生了重大變化也就是1月10號左右是一個重大轉折點，在1月10號前伊朗當局面對抗議，採取的都是管控為主的策略，而1月10號後，管控全面轉向鎮壓，且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先是全國斷網，斷網後“安全部隊”與“伊朗革命衛隊”迅速向幾大主要抗議中心鋪開，並且子彈上膛，開始使用實彈同時官方措辭也全面強硬，短短兩天，官方措辭進行了四階段的升級第一階段，官方措辭還會理解抗議民眾，稱理解他們的合理訴求但到了第二階段，官方措辭將抗議，定義為“動亂”第三階段，官方措辭將“動亂”，定義為“恐怖主義”第四階段，官方措辭將“恐怖主義”，定義為一場“混合戰爭”在第一階段時，抗議者，是一群有著合理訴求的民眾在第二階段時，抗議者，是一群有著過分訴求的動亂者在第三階段時，抗議者，是一群受到ISIS（伊斯蘭國）影響和操控的恐怖分子在第四階段時，抗議者，是一群由美國和以色列支援的內奸，叛國者，想把國家帶入最可怕的內戰地獄要知道同樣一群群的抗議者，在短短兩天內身份和定位就發生了四階段的快速變化，而這實際上是伊朗當局要“動大手，動狠手”的清晰徵兆這一對於抗議者身份敘事的核心轉變，更在於將伊朗這次內部抗議活動與“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爭”明確聯絡起來，這場抗議並非是伊朗內部的危機，而是美國和以色列“從外部向內部”人為製造的危機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這是伊朗革命衛隊的官方媒體）其在9號晚上9點於電報上發文說：伊朗正面臨“伊朗與以色列戰爭”的第二階段，我們將以最小的代價擊潰對手，今晚已經擊斃11人當這種官方媒體將“抗議活動”，定義為“伊朗-以色列”的第二階段戰爭後，整個事情的性質就完全變了如此一來伊朗革命衛隊上街去擊斃的就不是國內抗議者，而是投靠美國和以色列的“敵國士兵”，這為開槍鎮壓披上了一層“合法性外衣”而伊朗當局的這種“敵對敘事的快速轉變”，自然引起抗議者的更大不滿他們告訴來採訪的伊朗媒體，我們不是“敵國士兵”，我們抗議的是經濟崩潰，物價通膨，貨幣暴跌，我們抗議的是食不果腹，生活難以為繼而這就是現階段伊朗的大致情況，對內開展果斷地強勢鎮壓，抗議者的身份敘事在短短兩天內四次轉變，從抗議者到動亂者，再到恐怖分子，最後是叛國者而對外，對美國施展“緩兵之計”，總統主動打電話給川普放軟姿態，安排美國特使來伊朗談判，在這一“緩兵之計”的作用下，即便抗議者已死至少646人，川普並沒採取他所說的“軍事打擊措施”就目前來看，對伊朗政府來說，這手“對內硬對外軟”的策略暫時是有效的，可對伊朗的抗議民眾來說，則是災難性的他們沒有看到美國的實際援助，等來的反而是川普願意和伊朗談判，實彈鎮壓越來越猛烈，美國卻越來越遠不過親美國的“伊朗智庫”依舊對川普抱有希望，因為馬杜洛事件後，川普果斷地風格為他們注入了信心，說不定川普願意和伊朗當局和談也是假裝地呢？也是用來故意麻痺伊朗的呢？說不定明天，美軍就會對伊朗革命衛隊發起閃擊，轟炸他們的總部和指揮中樞，以色列也一定很樂見這事的發生根據新聞報導，以色列近期進行了多次防空洞演習，還在加大啟用新防空洞，德國外交官也撤離了特拉維夫因為美國一旦轟炸伊朗，伊朗不會去炸美國本土而是導彈打以色列，以色列加大防空洞演習，就是為了應對美國打擊後，伊朗會來的報復但美國到底會不會打，不確定性依舊很高美國和以色列當然希望伊朗政府垮台，他們也必然利用這次危機加大煽動和扶持伊朗內部的反政府勢力，可問題的根源還是在經濟，是在經濟的大幅崩潰，是在美國的長期制裁，這個核心問題不解決，就算這次抗議真的被子彈鎮壓下去了，用不了多久還是會復燃 (江平舟主筆)

當世界談論委內瑞拉時，常常陷入一場看似深刻、實則簡化的泛道德主義辯論。一方將其描繪為“烏托邦失敗”的終極樣本，指責其領導人用民粹主義摧毀了繁榮；另一方則將其敘述為“帝國主義壓迫”的典型受害者，認為美國的外部制裁是萬惡之源。然而，這兩種敘事進入了同一種思維陷阱：它們都將一個世紀的複雜歷史，壓縮為一種非黑即白的道德審判，將責任歸於單一的“好人”或“壞人”。這種審判儘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卻無助於完整地理解悲劇為何發生，以及它為何難以終結。▲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 （左） 和美國總統川普的組合照片 圖/視覺中國委內瑞拉的地緣政治囚籠並非一日鑄成：自然給了它豐厚的餽贈，也讓它無法迴避被捲入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命運。資源沒有成為獨立和富強的資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氣，也鎖死了它的發展路徑。特殊的地緣區位，又使它在冷戰和後冷戰的宏大棋局中，被劃入超級大國的利益版圖，難以翻身。委內瑞拉的故事，遠不只是一個關於政策或領導人對錯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結構如何塑造命運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結構的限制中，委內瑞拉看似擁有選擇，實則每一步都難以走出結構限定的狹窄通道。無論是早期的依附，還是後來的覺醒與反抗，都未能讓它擺脫最初的枷鎖。每一次看似激進的轉向，都不過是在牢籠內的一次轉身；每一次對舊秩序的革命，都在無意中複製了舊秩序的邏輯。委內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離答案更遠了一點，但它帶來的啟示已經足夠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個實體的建制或霸權，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枷鎖。有時，比起短期內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鬆平常卻日復一日、鍥而不捨的流汗，或許才能為國運積累出真正的質變。01 “我們在石油公司的許可下執政”在“洛斯巴羅索斯2號”油井發生井噴的那個清晨到來之前，石油巨頭殼牌的勘探隊已經在委內瑞拉苦苦尋覓了十年。1922年的7月31日，他們做了一個在後世看來猶如神啟的決定：回到馬拉開波盆地，把之前鑽探過、卻一無所獲的“洛斯巴羅索斯2號”，往深處再鑽一點。當時的勘探隊大概有點“死馬當活馬醫”的意思，因為第一次鑽探，他們就對這個地方沒什麼好感，從給油井起的名字就可見一斑——“洛斯巴羅索斯”，意思就是“爛泥潭”。1922年12月14日，鑽頭抵達地下約440米的位置。當日清晨7點，伴隨著大地的沉悶巨響，石油狂湧而出，形成一道差不多有20層樓高的噴泉。委內瑞拉特有的重質原油四散飛濺，圍觀的本地村民被淋了個渾身黑點。這道爛泥潭裡的噴泉，從此改變了這個國家原有的歷史軌跡，宣告一個被石油重新塑造的時代的來臨。在發現石油之前，委內瑞拉是一個典型的、經濟表現平平的農業國，主要依靠咖啡和可可等初級農產品。然而，這口功勛油井的出現，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列強對石油需求的激增，瞬間將委內瑞拉推上了世界能源舞台的中央。到1929年，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已達1.37億桶，一躍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產油國。從農業社會到石油巨頭的轉型，速度快得令人眩暈。這一轉變的核心驅動力，是1908—1935年擔任委內瑞拉總統的胡安·比森特·戈麥斯。戈麥斯敏銳地認識到，石油是快速積累財富的捷徑，他通過慷慨的特許權政策，將大片國土的勘探開採權授予外國石油公司，以此換取穩定的租金收入和政治支援。此後，石油收入迅速取代農業稅收，成為委內瑞拉國家財政的絕對支柱。▲胡安·比森特·戈麥斯 圖/視覺中國石油的噴湧如同號角，召來了全球最強大的石油壟斷資本。除了早已入場的英國、荷蘭合資巨頭殼牌，1922年後，以洛克菲勒家族的標準石油公司為代表的美國資本大舉湧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資本對外擴張加速，委內瑞拉是主要目標之一。英美資本在委內瑞拉的競爭與合作，共同建構了一個極端不對稱的利潤分配格局：大頭利潤牢牢掌握在外資手中，而坐擁資源的委內瑞拉則淪為全球石油產業鏈上被動的上游，進而形成了經濟增長而不發展的怪象——石油產量和GDP數字飆升，但資金、技術和產業關聯效應卻極少惠及委內瑞拉本國經濟，國家無法積累起經濟現代化的內生動力。跨國石油巨頭從委內瑞拉拿到了罕見的利多政策：委內瑞拉政府將大片國土以極低的價格和漫長的期限租讓給外國石油公司。這些公司不僅獲得勘探開採權，往往還擁有定價、運輸和出口的自主權。至1960年，外資控制的石油租讓地達471萬餘公頃。戈麥斯政府之所以如此大方，無非是因為該制度能以最低的行政成本和最快的速度，為政府權換取穩定的現金。對於外國公司而言，這意味著它們能以近乎殖民地的形式在委內瑞拉運作，並將絕大部分利潤匯出境外。在廣大的特許區域內，跨國石油公司扮演了事實上的“准政府”角色。它們自主建設並管理著全套生產生活設施，包括道路、電力、供水、住宅區和醫院，公司為其僱員（多為外籍技術人員）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形成了一個與周邊落後的農業社會格格不入的現代化孤島。這些公司還憑藉其巨大的經濟影響力，直接介入委內瑞拉國家政治。它們通過行賄、政治獻金、僱傭前政府高官等方式，深度影響這個國家的能源政策、勞工法和稅收政策的制定，確保制度環境始終對其有利。真正的權力中心不在首都加拉加斯，而是在石油公司的區域總部。1940年代，曾有一名委內瑞拉的內閣部長如此自嘲：“我們在石油公司的許可下執政。”這種國中之國的狀況，嚴重侵蝕了國家的主權完整和治理權威。更嚴重的是，石油讓委內瑞拉經歷了一輪倉促和畸形的經濟結構轉型，成為一個嚴重依賴不可再生資源出口、產業空心化的收租國家。政府的主要角色不是發展生產和創造財富，而是作為資源的看守人，通過收地租來分配財富。委內瑞拉政府一度沉浸於這一角色，高峰時石油收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70%、外匯收入的95%。這種老天賞飯的快錢扭曲了國家的發展邏輯，經濟表現完全與國際市場上的油價掛鉤。政府不用靠納稅人過日子，也就不需要向納稅人負責，更沒動力去培育多元化、有競爭力的其他產業。石油租金模式不僅重塑了委內瑞拉的經濟，更深度重構了該國的政治生態。一個以軍人和官僚聯盟為核心、分享石油租金收入的食利聯盟就此形成，執政者的權力是否穩固，直接取決於其對石油資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這種捆綁造就了一套病態的政治經濟運作方式：強大的跨國石油企業有能力扶植代言人掌權，代言人則憑藉石油企業交的租金維繫權力。從戈麥斯的軍事獨裁時代開始，委內瑞拉的政權就慣於使用石油租金“購買”社會穩定：一方面，高薪和特權職位被用來收買軍方和官僚的權貴階層，防止內部叛亂；另一方面，當油價高企時，政府也能撥出部分資金，用於有限的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建設，以緩解底層民眾的不滿。即便在自主掌握石油資源後，這一邏輯依然深刻影響著委內瑞拉的政治，不同派別的鬥爭常常圍繞石油收入的分配展開，而非國家的長遠發展規劃。查韋斯時代更是將這一邏輯發揮到極致，其管理國家的社會願景，幾乎全部由價格飆升的石油買單。石油對於委內瑞拉而言，遠不止是一種商品，它更是國家預算的來源，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國內各派勢力角逐的核心戰利品。國家命運與石油期貨市場的漲跌高度關聯，無從剝離。這種共生關係是脆弱的。一旦油價暴跌，維持統治集團內部士氣和民眾忠誠的硬通貨就會消失，從而觸發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委內瑞拉首個商業化油井的紀念碑 圖/視覺中國02 “獨立自主工業化”的表演在這一歷史時期，長期面對外國資本對本國資源強勢控制的困境的，不只是委內瑞拉，還有許多其他拉美國家。因此，拉美國家開始掀起了一波旨在重新定義資源所有權與分配方式的國有化浪潮。一種新的論斷逐步成為顯學：資源的國有化不僅能遏制利潤的大量外流，更能讓國家主導發展，通過對資源收入的戰略性配置，推動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升級，從而實現從“初級產品出口國”向“自主工業國”的歷史性跨越。其中最激進、最著名的榜樣是墨西哥：1938年，拉薩羅·卡德納斯總統頂住巨大的國際壓力，毅然簽署法令，徵收所有外國石油公司的資產，成立了完全國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這是一次激進的政治決斷，旨在完全收回資源主權。相比之下，考慮到國家財政和政權穩定對石油經濟的高度依賴，委內瑞拉並未貿然複製墨西哥式的強制徵收，而是試圖在不“驚嚇”外國資本的前提下，逐步重新分配石油收益。他們先是在1943年通過新《石油法》，強化了國家的監管和稅收地位；1948年，政府進一步推動並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利潤對半分成”制度，強制規定國家至少獲取石油生產淨收益的50%。這種“漸進式贖買”並未觸碰外資公司的產權基礎，卻顯著抬高了國家在石油收益分配中的地位。這種溫和路線的背後，隱含著委內瑞拉政治精英的一種普遍擔憂：激進國有化可能引發外國資本撤離、技術中斷乃至歐美大國的政治與經濟報復，從而危及國家財政，乃至政權本身。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委內瑞拉選擇以提高分成比例、強化稅制和行政控制來替代直接徵收——這一選擇有效避免了正面的地緣政治衝突，卻也在客觀上延長了外國資本的制度性影響。而重新分成後石油收入的提升，又繼續強化了國家對石油收入而非技術和產業自主的結構性依賴。1958年，委內瑞拉人民推翻了佩雷斯·希門尼斯的軍事獨裁統治，開啟了所謂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時代。為確保新生民主政體的穩定和持續，1958年10月，委內瑞拉三個主要政黨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小鎮蓬托菲霍簽署協定，就尊重民主選舉結果、民主政體下的權力分享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後形成了委內瑞拉基督教民主黨與民主行動黨兩黨輪流執政的“蓬托菲霍體制”。不同政黨間的權力分享和政治妥協維繫了新體制的穩定，但作為代價，無論執政黨如何輪替，兩黨政治精英形成了高度一致的隱形共識：不挑戰以石油收益為中心的經濟模式。從軍人獨裁到民主政治，委內瑞拉還是沒能擺脫這種跟石油收益之間穩定但扭曲的共生關係——在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競爭依然圍繞石油收入的再分配展開，兩黨皆通過庇護和裙帶關係來鞏固其對委內瑞拉政治的控制。委內瑞拉的民主化變革只是調整了“租金國家”的分配規則，而非其本質的運作方式。直到196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石油市場格局的變化，委內瑞拉的資源民族主義才再次獲得制度性突破。1960年，委內瑞拉聯合中東產油國，共同創立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試圖通過產油國的集體行動，奪回長期被跨國公司掌控的定價權。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機後油價的急劇上漲，為委內瑞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政空間和政治自信，被視為推動“經濟解放”的歷史性窗口。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充沛的財政的支援下，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於1976年完成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成立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這仍是一場制度化、補償式、避免正面衝突的國有化，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它像征著國家對資源主權的最終收回，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委內瑞拉對外國石油資本的依賴。▲1974年3月16日，奧地利維也納，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召開為期兩天的會議，旨在討論原油價格。參與國家包括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厄瓜多、加蓬、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亞、奈及利亞、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千里達及托巴哥 圖/視覺中國冷戰時期的委內瑞拉，時不時表現出一種深受庇隆主義感染的勢頭，強調民族獨立和反霸權，積極倡導拉美一體化，在外交上跟東西方似乎都保持著距離，甚至公開批評蘇聯在古巴的革命輸出。然而，這種看似獨立自主的外交姿態，建立在兩條不曾言說、但絕對不可觸碰的紅線之上：其一，石油經濟必須順暢嵌入西方市場體系；其二，任何外交和內政選擇，絕不挑戰美國在西半球設定的地緣政治規則。因此，委內瑞拉的戰略自主更像是抬頭挺胸的下跪——以石油美元為支點，換取有限的外交空間和國際影響力。這種自主並非源自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技術能力或制度創新，而是對國際能源市場繁榮的高度依賴。一旦油價下行，或國家試圖突破既定邊界，這種自主性便會迅速縮水，其脆弱性也暴露無遺。委內瑞拉一度十分陶醉於這種不堪一擊的自主性。作為主要產油國，它也確實趕上了好年景：1970年，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收入約10億美元。在中東戰爭和石油危機的影響下，1974年其石油收入躍升至60億美元以上，到1980年代初甚至達到了200億美元。這一輪油價暴漲製造了所謂的“委內瑞拉奇蹟”：佩雷斯政府推動了雄心勃勃的“宏偉委內瑞拉”計畫，集中投資重工業發展，社會福利急劇擴張，消費水平顯著提升，委內瑞拉的人均GDP一度超過西歐發達國家。伴隨這一切的，還有不到十年裡膨脹了7倍的債務。委內瑞拉並非沒有意識到產業單一的問題。為此，國家扶持了一批鋁業、鋼鐵、石化領域的工業項目，希望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但這些靠石油收入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鍛鍊自己的出口盈利能力。它們的存在更像是一場工業化表演：看，這些我們都有。後來，曾有經濟學家在評價這一時期委內瑞拉的工業化時說：這一切都是石油美元的幻影。▲委內瑞拉馬拉開波湖，委內瑞拉和美國的石油工人在一個平台上工作 圖/視覺中國在委內瑞拉進行這番工業化的同時，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輕工業、農業和民間中小企業，卻在不斷被外國進口商品擠壓。氣候宜人，土地肥沃，1950年還是農產品出口大國的委內瑞拉，到了1980年已經有60%以上的食品需要進口。結構性改革被一再推遲，經濟轉型的窗口期在繁榮中悄然關閉。當1980年代國際油價下跌時，委內瑞拉這種以單一資源為支點的經濟發展模式迅速崩塌。1983年，委內瑞拉債務爆雷，政府於2月18日（星期五）被迫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允許貨幣玻利瓦爾大幅貶值，並實施外匯管制。“黑色星期五”標誌著貨幣危機全面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債務失控、通貨膨脹和社會動盪。更為致命的是，這場危機不僅摧毀了經濟增長的神話，也動搖了以“石油租金—民主分配”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曾經被石油掩蓋的結構性貧弱，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而就在“黑色星期五”發生的3個月前，委內瑞拉的十幾位青年軍官來到了一棵傳說是拉美獨立英雄西蒙·玻利瓦爾休息過的古樹下。當天正是玻利瓦爾逝世的紀念日，這群軍官成立了一個叫“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的秘密兄弟會。領銜兄弟會的是出身貧寒、年輕有為的軍隊新星烏戈·查韋斯，他手按《玻利瓦爾文集》帶領眾人宣誓：我們將永不停息，直至推翻這個腐朽的政權，直至建立一個嶄新、公正、主權獨立且玻利瓦爾式的委內瑞拉。03 被誤判的“黃金十年”危機到來後，委內瑞拉又迅速倒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整個過程類似1990年代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委內瑞拉大量砍掉了繁榮時期五花八門的社會福利支出，推動能源、電信、鋼鐵等戰略行業的私有化，腰斬後的石油收入則基本被用來償還外債。在1990年之前，委內瑞拉的貧困率已躥升至50%以上，中產階層大幅萎縮，醫院的婦產科開始普遍出現體重不足的新生兒，兒童營養不良成為這一時期委內瑞拉最普遍的公共衛生問題。1989年，加拉加斯爆發大規模騷亂，傷亡上千人。此後十年間，委內瑞拉國內大大小小的示威騷亂爆發過數百起。1992年的年頭和年尾，對政府失去信心的軍方少壯派烏戈·查韋斯中校和赫爾曼·巴雷拉少校相繼發動武裝叛亂。兩次叛亂都失敗了，但軍方並未趕盡殺絕。查韋斯一度佔據了軍事博物館，意識到行動難以成功後，他表示願意放下武器，條件是向全國人民發表一次電視講話——軍方竟然答應了這個要求。全體委內瑞拉人於是首次見識了查韋斯其人，雖然此時他一臉疲憊、鬍子拉碴，但他的一番慷慨陳詞，迅速點燃了大量委內瑞拉底層人民的熱情。演講的最後他說：“我很遺憾，但我們的目標尚未成功，祖國萬歲，人民萬歲。”很快，“尚未成功（por ahora）”這句話成了T恤和街頭塗鴉的圖案，傳遍全國。隨後對查韋斯政變的法庭庭審，更是成了他進一步宣揚政見的演講台。他痛斥新自由主義改革框架下權貴階層與跨國資本相互勾結，將本應屬於全民共享的石油紅利大肆瓜分，而底層民眾卻在貧困和通膨的泥沼中掙扎。儘管查韋斯隨後被判處監禁，但他的名字已經成了新希望的象徵，以及民眾宣洩不滿的精神寄託；1994年，拉斐爾·卡爾德拉總統赦免了包括查韋斯在內的政變參與者。出獄後的查韋斯迅速組建第五共和國運動，以玻利瓦爾革命為核心旗幟，明確提出將石油資源收歸國家主導管控，推行面向底層民眾的免費醫療和普惠教育等社會福利政策，這一系列主張精準切中了飽受貧困與不公之苦的民眾的核心訴求。1998年，查韋斯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總統，委內瑞拉兩黨輪流執政的“蓬托菲霍體制”就此終結。《紐約時報》對此評價道：“這不是一次普通的選舉勝利，而是一場靜默的革命。”查韋斯獲得了底層人民的幾乎全票支援，他提出的政治藍圖簡單清晰：掌控並改造軍隊，將其從國家的中立護衛者轉變為“玻利瓦爾革命”的先鋒隊，及主要的社會項目執行者之一；牢牢控制國家石油公司，將其從一家追求商業效率的技術型公司，徹底改造成為政府財政的提款機和社會政策的融資工具；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將大型農場收歸國有，並重新分配閒置土地給窮人；對外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造“反美同盟”。石油，再次成為查韋斯能夠同時維繫民眾支援、鞏固軍隊忠誠並推行激進的內外政策唯一的經濟基石。▲2000年9月26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峰會開幕，時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 （中） 在歡迎儀式上和科威特石油大臣沙烏地阿拉伯·納賽爾·薩巴赫 （左） 對著鏡頭大笑 圖/視覺中國依託國際油價上漲的紅利，查韋斯一反過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轉而推行“21世紀社會主義”。2001年，查韋斯要求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美國石油巨頭將核心開採業務移交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這一舉措直接衝擊了美國能源資本在拉美的核心利益。自此，美國對查韋斯政權採取了內外兼施的遏制手段。美國直接策動了2002到2003年間針對查韋斯的政變，以及國家石油公司的大罷工。查韋斯憑藉自己崇高的人望和雷厲風行的手段，成功平息隱患，但雙方的矛盾也就此逐步升級。2007年，查韋斯進一步推動石油產業全面國有化，收回22家外資石油公司的開採權。美國則通過限制技術輸出、阻撓委石油出口融資等方式進行報復，導致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開始面臨裝置更新和產能提升的困境。查韋斯是幸運的，他執政的絕大部分時間（1999—2014）恰逢國際油價史無前例的超級周期。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使他得以推行宏大的社會福利計畫，涵蓋醫療、教育、食品補貼等各個方面。這些計畫在減貧和再分配上取得了顯著成效：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委內瑞拉貧困率從2003年的62%降至2009年的29%，基尼係數明顯下降。對許多委內瑞拉普通人而言，查韋斯執政的前十年是生活水平切實改善的“黃金十年”。然而在這個“黃金十年”，委內瑞拉對石油財政的依賴進一步加強，達到歷史的頂峰。2008年，石油收入佔委內瑞拉政府總收入的96%，非石油部門的GDP貢獻率從查韋斯執政前的45%跌至30%。為了強化政治控制，查韋斯清退了國家石油公司的大量技術精英，導致公司管理政治化、技術能力空心化。企業國有化的範圍不斷擴大，但國有化後的企業躺在石油收入帶來的補貼上不思進取，還是無法形成新的增長點。為保障社會福利和壓低物價，政府實施嚴格的價格管制和外匯管制，這扭曲了市場訊號，打擊了農業生產和私人投資，導致國內生產萎縮。有人如此形容當時的經濟環境：“農民不種地，因為賣糧虧本；企業家不投資，因為隨時可能被國有化。”此前的委內瑞拉政權把石油收益分給權貴和外國資本，而查韋斯把錢分給了窮人。這一轉變給查韋斯帶來了許多光環，但查韋斯和他的國家治理策略並未改變，甚至加強了委內瑞拉坐吃山空的畸形經濟。當2014年油價開始斷崖式下跌，這套模式賴以生存的血液被瞬間抽乾。高福利承諾無法兌現，商品短缺加劇，通貨膨脹螺旋式上升。查韋斯時代用高油價掩蓋和推遲的所有結構性矛盾——單一經濟、生產力衰竭、體制僵化——以更猛烈的形式全面爆發。他留給繼任者馬杜洛的，是一個比1998年更加脆弱、更加極化且失去了油價屏障的國家。▲2007年12月18日，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時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 （左） 與時任外交部長馬杜洛交談 圖/視覺中國04 “我們曾經出口石油，現在連購買擦屁股的紙都要靠運氣”作為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非常勤奮和活躍。直到2012年確診癌症去古巴治療前，他在執政的十幾年裡，每天工作15小時，或許還開創了總統直播工作的先河。上任沒多久，他就啟動了一檔叫《你好啊，總統！》的電視節目，以平均每個月3-4次、平均每次長達4-6小時的強度播出——最長的一次，時長超過8小時。節目無死角覆蓋全國，國有企事業機關單位定時組織收看。極富個人魅力的查韋斯會在節目中通俗易懂地宣佈或解讀自己頒布的政策；有時候他會當場接聽人民打來的熱線，並當場指示有關部門為人民排憂解難，甚至當場開除不盡責的官員；口才卓絕的總統還經常痛罵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妙語連珠。興致好的時候，他也會流露感性的一面，跟人們一同回憶往昔，彈吉他唱民歌——他很愛唱歌，在總統任上還發了一張專輯。這檔電視節目有時候比法律管用得多。有一次，查韋斯在節目中批評高爾夫球，說這是“資產階級運動”，“那麼大一片地就該給農民種地。”很快，國內兩家最大的高爾夫球場關張。2012年12月，查韋斯進行了最後一次全國電視講話。他承認自己癌症愈發嚴重，需要前往古巴進一步治療，他呼籲人民給他認可的接班人尼古拉斯·馬杜洛投票，並且對馬杜洛進行了高度評價：“尼古拉斯·馬杜洛是一位具有深厚革命信念、對玻利瓦爾事業絕對忠誠的人。請投票支援馬杜洛！他是一位真正的查韋斯之子！”2013年3月5日，時年58歲的查韋斯病逝，馬杜洛在次月的大選中勝出，就任委內瑞拉總統。委內瑞拉人和馬杜洛一同見證了石油經濟的最後一抹霞光：國際油價在2014年6月一度達到115美元/桶（布倫特原油）的高點，但進入2015年，在美國頁岩油革命和歐佩克拒絕減產等因素的疊加下，油價大跌，2016年一度跌到30美元/桶以下。▲2026年1月11日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拍攝的城市天際線 圖/新華社上任之初，馬杜洛似乎已經意識到危機山雨欲來，一度對外展現了開放的態度，稱歡迎外國投資，石油領域也不例外，甚至提出想借鑑中國經驗，設定經濟特區來帶動發展。不過面對跳水的油價，加上查韋斯時代已經高企的外債、與西方緊張的外交關係，以及國內積重難返的結構困境，馬杜洛能施展的空間十分有限。與查韋斯相比，馬杜洛缺乏能夠跨越制度和派系裂痕的個人號召力。馬杜洛既無法復刻查韋斯式的群眾動員，也難以通過制度化手段迅速重建權威，只能日漸依賴行政控制、司法工具和安全部門來維持統治。作為查韋斯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馬杜洛政權的正當性高度依賴於對“查韋斯主義”敘事的延續——他在政策路徑上幾乎沒有迴旋的空間。任何對查韋斯時代政策的實質性調整，都可能被解讀為對查韋斯的背叛，進而動搖其本已脆弱的統治基礎。因此，即便內外部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馬杜洛仍被迫僵化地延續價格管制、補貼機制和國家主導模式。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不得不開動印鈔機，惡性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根據委內瑞拉央行的統計，2015年委內瑞拉的通膨率達180.9%。財政崩塌引發了全面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進一步導致馬杜洛政府的動作扭曲變形，越來越依賴強制力量（軍隊、警察、民兵）和非常規手段來維持穩定——這已經不是政治路線的問題，而是政權被迫的求生手段。持續不斷的外部制裁，讓委內瑞拉雪上加霜——美國等西方國家禁止其石油交易、凍結其海外資產、切斷其國際融資管道，使其無法通過出口獲得救命的外匯，也無法進口藥品和食品。產業短板、經濟政策和外部壓力共同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一時期，委內瑞拉衛生紙的嚴重短缺就很能說明問題：生產衛生紙的原料需要進口，但進口需要外匯，而外匯短缺所以受到管制——即便獲得許可進口了原料，生產出來的衛生紙需按國家指定價格銷售，賣一卷虧一卷，導致很多工廠不願出售，要麼停產關門，要麼轉賣黑市，政府一度不得不強行徵收衛生紙。一位加拉加斯主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哭笑不得：“我們曾經出口石油，現在連購買擦屁股的紙都要靠運氣。”就在委內瑞拉內外交困之際，美國掀起了一波席捲全國並深刻顛覆其國內政治邏輯的社會運動，伴隨這場名為“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前房地產商人、真人秀節目明星唐納德·川普入主白宮。馬杜洛則在2018年連任委內瑞拉總統，當年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在內的數十個國家以“違反選舉誠信標準”為由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川普政府稱，馬杜洛連任是一場“騙局”，隨即以“人道主義危機”為名，對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實施全面制裁，凍結相關資產並禁止金融交易。馬杜洛政府進一步陷入“內部失靈”與“外部壓力”相互強化的螺旋：內部經濟崩潰和政治威權化為美國升級制裁提供了口實；而日益嚴厲的制裁又進一步扼殺了經濟復甦的任何可能，迫使政府採取更嚴厲的管控措施。▲2026年1月8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人們推著一輛汽車經過國家石油公司的加油站 圖/視覺中國05 “我們將讓美國那些規模龐大的石油公司進入委內瑞拉”2025年11月，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發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範式就此確立。該戰略檔案明確宣告，“美國像阿特拉斯那樣獨自撐起整個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將從二戰後那個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和公共產品提供者，轉變為一個奉行“美國優先”的現實主義強權政治。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政府在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領域將保留並強化單邊干預權。《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在拉丁美洲（西半球），美國會通過安全承諾、市場准入及政治支援等選擇性激勵，積極吸納並整合志同道合的盟國，建構協作網路；同時，對拒絕遵從美國政策議程、堅持戰略自主性的國家行為體，則明確採取政治、經濟乃至準司法性質的孤立和施壓手段。在川普政府的政策框架中，對外干預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顯著轉變，從以往強調國際制度與多邊責任的外交路徑，轉向一種以明確的國家利益、安全關切和意識形態認同為顯性標準的模式。這一戰略在拉丁美洲的實施，在檔案中被稱為“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強行控制馬杜洛後，媒體直接將這種做法稱為“唐羅主義”。川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的態度十分明確，他們不在乎這個國家是否民主，執政是否昌明，而是將該國視為多重議題的交匯點：能源安全、毒品走私、地區穩定以及對左翼政治擴散的遏制。▲2025年12月20日，加勒比海南部，美國海岸警衛隊在戰爭部的支援下，攔截一艘載有委內瑞拉石油的郵輪。美國總統川普下令對所有進出委內瑞拉的受美國製裁油輪實施“全面徹底的封鎖” 圖/視覺中國在美國的官方敘事中，對馬杜洛政府的指控頻繁集中於毒品犯罪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網路。以此為由，自2025年9月初，美國以打擊“毒品恐怖主義”為由，開始在委內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域進行軍事部署。美軍擊沉了多艘其指認的“販毒船”，造成人員傷亡，局勢愈演愈烈。2026年1月3日凌晨，川普在社交媒體宣佈，美國對委內瑞拉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空襲。行動開始後不到4小時，掌握絕對力量優勢的美軍長驅直入，將馬杜洛夫婦挾持至美軍軍艦。馬杜洛戴著手銬、雙眼被黑布矇住的照片，被川普發佈在社交媒體上。挾持馬杜洛後，川普立即表示：“我們將讓美國那些規模龐大的石油公司進入委內瑞拉，投入數十億美元，修復嚴重受損的石油基礎設施，並開始為這個國家創造利潤。”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瑪麗亞·馬查多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宣稱“已準備好領導國家”。但川普表示，馬查多在委內瑞拉國內缺乏支援，無法擔任委內瑞拉的領導人。“她在國內既無支援率，也得不到民眾尊重。她雖是個不錯的人，但是缺乏威信。”川普進一步表示，重新舉行大選對委內瑞拉是“次要問題”，當前的優先事項是讓美國來“治理這個國家”，恢復法律秩序，並控制經濟資源。另有美國的情報評估報告明確指出，馬查多等反對派人物難以在委內瑞拉獲得合法性，還會面臨親政權安全部隊的抵抗，完全不符合美國對委內瑞拉“穩定過渡”的核心訴求。而包括現任代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在內的馬杜洛政權高層成員，才是最適合領導臨時政府以實現近期穩定的人選。馬杜洛被挾持後，代總統羅德里格斯一度表態強硬，稱美方行動“踐踏國際人權體系的一切準則，構成反人類罪”，並將美國強行控制馬杜洛夫婦的行為定性為“非法且無效的綁架”。她兩度強調，“委內瑞拉只有一位總統，他就是馬杜洛。”她表示，委內瑞拉已準備好捍衛本國的自然資源，永遠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殖民地、任何帝國的奴隸。隨後，委內瑞拉方面的態度開始軟化。在致世界及美國的信中，羅德里格斯表示：委內瑞拉政府邀請美國政府共同制定以共同發展為導向的合作議程，在國際法框架內加強持久的共同體共處。▲2026年1月9日，華盛頓，美國總統川普 （中） 在白宮與美國的石油公司高管會面時，指向提問的記者。川普表示，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控制委內瑞拉的能源資源 圖/視覺中國06 “我是委內瑞拉總統，我是被綁架到這裡的”委內瑞拉的故事並未結束，但或許已經喪失了獲得理想結局的可能性。它嘗試過親西方的軍事獨裁，也建立過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它推行過新自由主義改革，也激進地實驗過“21世紀社會主義”。然而，無論何種意識形態包裝下的政權，最終都被吸納回同一條軌道。其困境的根源，深植於遠超出一般政治制度範疇的、更為堅硬的結構性因素之中。它絕非拉美大陸上一個偶然的、孤立的異類，它只是演繹了一個其中最為極端的國家悲劇——經濟上對初級產品高度依賴、社會上的不平等難以化解、政治上在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輪迴、對外關係在依附與自主中糾結。打破“委內瑞拉困局”，不僅需要一國之內具有非凡遠見和勇氣的政治力量，能夠團結社會，達成超越短期利益分配的深刻轉型共識；也同樣需要一個更加公正、允許不同發展模式充分探索的國際環境。而這兩者，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當下的委內瑞拉政府，仍在加拉加斯等地組織抗議美國暴行的遊行，加強軍事準備，並且不斷通過外交管道譴責、申訴，要求美國釋放馬杜洛。當地時間2026年1月5日，被挾持的馬杜洛及其妻子如期出現在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首次庭審僅持續約30分鐘，92歲的主審法官阿爾文·赫勒斯坦問道：“你是尼古拉斯·馬杜洛·莫羅斯嗎？”馬杜洛起身說道：“我是委內瑞拉總統，在加拉加斯的家中被抓。我是被綁架到這裡的。”法官打斷了馬杜洛：“這些事以後再說。現在只確認身份。” (南方人物週刊)▲2026年1月5日，美國紐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和夫人在執法人員陪同下前往聯邦法院 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