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正在回升,但正如威廉·佩塞克在特約評論中所寫,損失已經造成。
上任三個月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擔心的時刻終於到來:川普政府突然察覺到了她讓日元貶值的策略,並且對此極為不滿。
上周,由於投資者對高市的經濟政策表示擔憂,日元大幅貶值。規模達7.3兆美元的日本國債市場劇烈波動,美國國債收益率也隨之飆升。
高市的經濟團隊正受到來自華盛頓方面的嚴厲斥責。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上周暗示,華盛頓對日本政府採取的以鄰為壑政策,以及該政策推高全球債券收益率的後果,耐心正在耗盡。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很難將市場反應與日本國內發生的情況區分開來。”
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迅速領會了這一暗示,承諾將與日本財務省聯手開展緊急購債操作。上周五,市場盛傳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的團隊——以及貝森特的團隊——都在進行匯率檢查。這是即將干預的明顯訊號。消息傳出後,日元單日暴漲近3%。
然而,損害已經造成,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高市通過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來刺激經濟的整體戰略,已經被所謂的“債券警察”(指的是投資者通過在債券市場上的拋售行為,來懲罰或警示政府財政政策過於寬鬆、債務水平過高或通膨預期上升)證實行不通。
高市早苗已宣佈將於2月8日提前舉行大選,試圖以此贏得民眾授權,推行債券交易員極力反對的政策:重新打開財政閘門,並向日本央行施壓,要求其放棄將利率儘可能推離零的努力。
對於債券看空者來說,減稅的討論根本行不通。投資者們已然察覺到日本債務狀況的岌岌可危。日本債務佔GDP的比率,根據統計口徑不同,介於230%至260%之間。如果日本人口沒有如此迅速地減少和老齡化,這一負擔或許還不至於如此令人擔憂。2025年,日本出生人數創下自1899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同時債務償還成本也創下歷史新高,這樣的組合無疑雪上加霜。
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登場了。她承諾推行激進的財政和貨幣寬鬆政策。無論在競選期間還是上任後,高市早苗幾乎從未提及精簡行政機構、革新勞動力市場、重振創新活力、提升生產效率或是縮小性別薪酬差距等議題。
相反,“Sanaenomics”(高市經濟學)幾乎將重心完全放在超低利率、通過日元貶值來提振出口,以及通過大規模刺激計畫以推動國內經濟增長上。
這就引出了日本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川普。正如他在第二任期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川普是個主張寬鬆貨幣政策的人。他和他的團隊曾表示,希望通過一項“海湖莊園協議”來讓美元貶值,這一協議將與1985年在紐約廣場飯店達成的削弱美元的協議相媲美。
川普威脅要解僱或起訴聯準會主席鮑爾,試圖迫使他在貨幣政策上屈服,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促使美元走弱。他試圖罷免聯準會理事麗莎·庫克,並很可能用一個貨幣政策上唯命是從的人來取而代之,其目的也是如此。
一旦川普政府認定日本在匯率貶值上試圖“趕超美國”,高市早苗的政策必將引火燒身。就在本周,韓國已經領教到,在川普手下,貿易協議從來都不是一錘定音。川普表示,將把對韓國的關稅從15%提高到25%,理由是韓國“沒有履行”去年達成的貿易協議。實際上,他的意思是,韓國還沒有拿出白宮要求的3500億美元,以換取較低的關稅稅率。
今年7月,川普還曾向日本強行索要一筆離譜的“簽約補償金”,金額高達5500億美元。他顯然清楚,日本並未向美方支付這筆巨款。毫無疑問,高市此刻正憂心忡忡,擔心日本很快會和韓國一樣,被納入25%關稅的行列。
日本根本無力承受川普新一輪貿易制裁帶來的衝擊。地緣政治危機接連爆發,幾乎讓人應接不暇,而川普與聯準會領導層、美國企業界的爭鬥,也可能進一步擾亂全球市場。
這正是日本最不願面對的局面。高市的財政寬鬆計畫已經讓市場開始擔憂會出現“特拉斯時刻”。最近幾周,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升至自199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儘管多年來有各種悲觀預測,但日本國債為何尚未崩盤,原因有很多。至少90%的未償還日本國債由國內持有,其中日本央行持有超過一半。官方利率僅為0.75%,且幾乎日本所有機構都持有大量國債,這意味著拋售的風險有限。因此,當高市的前任、前首相石破茂在五月表示東京的狀況“比希臘還糟”時,他只說對了一半。
但日本的市場震盪依然存在清晰的向外傳導路徑,尤其是通過日元套息交易。在長達26年的零利率或近零利率周期後,日本穩居全球最大債權國地位。如今,那些以低息日元借款、在全球範圍內投資高收益資產的基金和投資者,一旦日元暴漲,可能就會面臨風險。
問題在於:規模空前的巨額債務,在風平浪靜時或許不成問題,可一旦風險觸發,危機便會瞬間爆發。在當下的國際格局中,沒人能預判華盛頓或北京的那些舉動,可能會將日本推入金融風險的深淵。 (Barrons巴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