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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周，被稱為“有史以來最亂的一屆”達沃斯論壇，正式落幕。借用世界經濟論壇總裁，博爾格·布倫德的話說，今年達沃斯論壇是在“論壇成立以來最複雜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召開的。
達沃斯論壇，全稱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每年1月在瑞士的達沃斯小鎮舉行。這個論壇創辦於1971年，過去半個多世紀裡，它一直是全球政商精英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每年的論壇主題，都是基於“合作”制定的。
但是，最近幾年，主題的調性正在發生變化。2023年，論壇主題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強合作”。2024年的主題是，“重建信任”。而今年的主題是，“對話的精神”。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屆達沃斯論壇所體現出來的，國際關係裡，那些“狠話”背後的“計畫”，以及聚焦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AI已經從一個技術話題，變成了一個“國家級”的資源問題。
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柯靜，對今年達沃斯論壇有一個觀察。她說：“世界經濟論壇2026年年會，是該論壇創辦半個多世紀以來政治張力最為凸顯、整體氛圍也最為緊張的一屆。達沃斯論壇正在從以往的‘共識凝聚場’，轉變為‘失序確認場’。”
什麼叫“失序確認場”？柯靜的解釋是，與會者關注的重心，已經從“如何共同前進”轉向“在秩序動搖的時代如何管理風險”。這不再是一場描繪宏大藍圖的會議，而是確認現實約束與治理底線的論壇。
先說說在國際關係裡，那些“狠話”背後的“計畫”。沒錯，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很多國家政要都撂下了狠話。
但是要知道，國家利益面前，那能容得下發洩情緒。事實上，每句看似衝動的“狠話”背後，說話的人都已經做了充分的事前計畫。只有瞭解這些計畫，我們才能看懂其中利益格局的實際演變。
首先，為什麼很多媒體說今年達沃斯論壇是“史上最亂”？主要是因為，大大小小的衝突太多。說幾件事你感受一下。
比如，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在達沃斯論壇期間憤然離席。起因是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發表了批評歐洲的演講。注意，這兩個人，一個是歐洲央行行長，另一個是美國商務部長，都是各自陣營的核心人物。很多人把這看成歐盟與美國之間“分歧”的縮影。
再比如，川普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當眾嘲笑法國總統馬克宏。他還說自己曾經只用了三分鐘，就利用關稅這個武器，讓馬克宏“服軟”。
但在所有這些政要出面的場合裡，最受關注的，是加拿大新上任的總理，馬克·卡尼的演講。
1月20日，卡尼在達沃斯論壇發表演講。他說了幾句很重的話。
第一句，我們正處於斷裂之中，而非過渡。注意，他用的是“斷裂”，不是“轉型”，不是“調整”。
第二句，舊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不應該哀悼它。懷舊不是戰略。
第三句，中等強國必須聯合行動。為什麼？因為如果你不在談判桌上，那你就會成為菜單上的菜。
你看，這三句話，一句比一句攢勁。
那麼，卡尼為什麼要在達沃斯論壇上說出這些話呢？以及他的底氣從那來呢？
我們可以看看，他在說這些話之前都做了什麼，或許能夠發現一些端倪。
首先，是在貿易上尋找美國之外的新出路。比如，2026年1月14日到17日，就在達沃斯論壇開幕前一周，卡尼訪問了中國。這次訪問簽署了一系列協議：中國電動車年出口配額4.9萬輛，關稅從100%降至6.1%；加拿大油菜籽關稅降至15%；簽署2000億元人民幣本幣互換協議；申請加入亞投行。
卡尼給自己定了個目標：5年內將加拿大對美外貿依存度從75%降至50%，對華出口占比從5%提升至8%。
其次，在國防上，為加拿大疊加更多的護盾。比如，2025年6月，加拿大新增90億加元國防預算。更關鍵的是，從美國購買的F-35戰機，訂單從88架削減到16架，轉而評估歐洲的“颱風”和“陣風”戰機。
還有一個細節。加拿大軍方舉行了百年來首次模擬美國入侵的軍事演習。
你看，訪華簽協議、削減美國戰機訂單、模擬美國入侵軍演，這些動作都發生在達沃斯論壇開始之前。有了這些底牌，卡尼才敢在達沃斯論壇上說“舊秩序不會回來”。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盧鋒，針對這個現象的觀點是，“這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反映了美國的核心盟友，正在重新思考美國政策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化。”
那麼，那些一度作為美國盟友的國家，態度為什麼會發生轉變呢？假如觀察之前的種種事件，你會發現，這個轉變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從去年川普發動關稅戰開始，就逐步升溫，直到今年的格陵蘭島事件，把情緒烘托到了頂點。
就在抵達達沃斯的前幾天，川普還放話說，不排除以武力奪取格陵蘭島。
那麼，面對川普的“蓄謀”，歐洲國家有什麼反應呢？表面上看，很多國家都在選擇正面“硬鋼”。比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達沃斯說，當今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和紛爭不斷。她還呼籲歐洲打破“傳統的謹慎作風”。
但是，光看歐洲說了什麼還不夠，關鍵是要看他們真正做了什麼。2026年1月，歐洲七國，向格陵蘭島派出了所謂的援助部隊。但這支部隊有多少人呢？總共不到40人。法國15人、德國13人、英國1人，其他四國加起來9人。德國士兵上島44小時後就匆忙撤離。
為什麼會這樣？也許是因為歐洲內部對川普的態度並不一致。
比如，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在歐盟特別峰會上表示，與川普對抗是一個糟糕的主意。因為2024年義大利對美貿易順差高達390億歐元。汽車、機械製造、葡萄酒、奢侈品等支柱產業極度依賴美國市場。
再比如，立陶宛總統瑙塞達說：“合作才是關鍵詞，而不是對抗，美國仍然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
本來，針對美國的關稅威脅，歐盟準備了930億歐元的反制清單。但啟動這些手段，需要27國一致同意。結果，因為內部意見不統一，導致反制措施始終沒能啟用。
而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資訊，這就是，各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紐約時報》在報導達沃斯論壇時說，當川普放棄全球經濟領導權，中國成為贏家。中國試圖以“負責任超級大國”的形象做“房間裡的成年人”。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將繼續捍衛全球化、堅定自由貿易。
換句話說，在國際地緣的波動中，中國的“可預測性”正在成為各個國家最看重的稀缺品。
第一，對承諾的精準履行。比如，川普在達沃斯離開時證實，中方正切實履行貿易協議，大規模採購美國大豆。中美2025年10月達成貿易休戰協議，中方承諾2026年2月底前採購1200萬噸美國大豆。現在，國企中糧集團提前完成目標。
第二，經濟資料的穩定性。2025年中國GDP突破140兆元，實現5%左右增速。過去五年年均增速5.4%，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定在30%左右。
借用一些媒體的報導，當美國用關稅作為外交武器的時候，其他國家在尋找替代方案。而中國的“可預測性”，在這個時候變成了稀缺資源。
博爾格·布倫德，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加速增長，有望在未來數年帶來巨大生產力提升與增長機遇，這也是為何一年前他們對全球經濟增長持悲觀態度，如今卻感到樂觀。
最後，我們回到開頭引用的柯靜的觀點，達沃斯論壇正在從“共識凝聚場”轉變為“失序確認場”。
什麼叫“失序確認場”？說白了，就有點“撕破臉”的意思，各方不再假裝有共識，而是公開承認分歧。
當失序被確認，各方的行為邏輯就會改變。過去，在“共識凝聚場”裡，各方的行為邏輯是：通過對話尋找共識，通過規則約束行為，通過合作做大蛋糕。即使有分歧，也要在檯面上保持體面，因為大家相信最終能找到共同利益。
但在“失序確認場”裡，行為邏輯變了。
比如，加拿大不再指望美國會遵守盟友規則，所以卡尼在說“舊秩序不會回來”之前，先訪華簽了貿易協議。
再比如，歐洲不再相信美國會保護盟友利益，所以馮德萊恩呼籲打破“傳統的謹慎作風”。
換句話說，當大家都確認“失序”是現實，就不會再只是一味等待他人形成共識，而是各自尋找出路。這也許是“失序確認場”的影響之一。它不只是描述現狀，更是預示著行為模式的轉變。
下面，我們聚焦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科技巨頭的話語權。
今年的達沃斯論壇，可以說是科技巨頭話語權最強的一屆。
你知道，在科幻電影裡經常有這麼一個設定，叫做，科技公司接管全世界。說的是，未來世界的主導力量不再是政治權力，而是科技公司。比如，《銀翼殺手》裡的泰瑞公司，《異形》裡的韋蘭尤坦尼公司，《生化危機》裡的保護傘公司，等等。
當然，在電影裡，被這些科技公司掌管的未來，通常都不太好。這點我們可以暫且忽略，畢竟，電影要好看，就得有衝突，有對立。回到現實，幾乎多數主流的理論都在指向一個判斷，叫，科技發展總體推動人類向好。
因此，我們還是帶著這個總體向好的視角，來看看今年達沃斯論壇上，科技巨頭的動向。
前面說過，今年科技巨頭的存在感很強。說幾件事你感受一下。
比如，川普率領了達沃斯論壇史上最大的美國代表團，超過300人。這個代表團裡不只有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這些政客，還有輝達、微軟等科技巨頭的高管。
再比如，今年，馬斯克首次現身達沃斯論壇。他過去從不參加這類全球精英聚會，甚至公開表示過不感興趣。還有黃仁勳，也是首次參會。
再比如，在議題佔比方面。今年達沃斯論壇超過400場會議，AI已經成了最核心的議題之一。還有很多科技公司，比如微軟、TikTok，都在達沃斯論壇上設立了展位。
注意，這些還只是表面，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科技公司的體量。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巨頭，在經濟體量上達到了“國家級”的程度。單就經濟體量上看，這或許已經有點科幻電影裡“科技公司主導社會”的意味了。
比如，五大科技巨頭，微軟、亞馬遜、Google、Meta、甲骨文，2026年計畫投入超過4700億美元，用來建資料中心、買晶片、搭建AI基礎設施。什麼概念？這已經超過了許多中等國家的GDP。而且注意，這裡的4700億美元不是股市上的估值，而是很可能實打實花出去的預算。
再比如，全球AI資料中心的投資，預計2026年會突破1兆美元。2025年全球風投超過1000億美元流入AI原生創業公司。
你看，當一個企業掌握的資源達到這個規模，它的判斷和決策，影響力就不只是商業層面的了，而是會涉及一個社會的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又會決定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則，經濟活動又決定了每個人工作生活的方式。
這麼說可能有點抽象，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比如，19世紀西方的鐵路大亨，定義了西方國家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鐵路。你看，貨物怎麼運、城市怎麼建、產業怎麼佈局。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鐵路決定的。
再比如，20世紀的石油巨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源走向那裡、國家之間如何競爭，進而又影響了世界地緣政治的格局。
而且這些基礎設施一旦建成，就很可能造成長遠的影響。就像今天很多國家的城市佈局，還在受19世紀鐵路網路的影響，地緣政治還在受20世紀石油分佈的影響。
從這個視角看，AI基礎設施一旦建成，也可能會影響未來幾十年的社會經濟。
具體來說，未來可能會出現那些變化呢？
第一個變化，AI將從資訊邏輯，進入工業邏輯。我們以為AI讓社會進入了“輕資產”的數字時代，結果發現還是“重資產”的工業邏輯。
馬斯克、黃仁勳，還有很多AI領域的科技巨頭，都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AI為什麼會成為重資產行業？借用黃仁勳的話說，因為AI不是一個單一的技術，而是一個完整的基礎設施體系：從能源、晶片、雲資料中心、AI模型到應用層，每一層都需要建設、營運、維護等等，每一層的打造，都需要工業層面的巨大投入。
換句話說，過去我們總覺得，一個技術的發展取決於“設計”層面的突破。但是未來，當這個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它需要的已經不只是“設計”上的改進，更是基礎設施的增強。
比如，現在全世界的晶片產能在指數級增長，但全球電力年增速只有3%—4%。到2026年底，可能會出現“有晶片沒電用”的局面。到時候，你覺得晶片還是個“設計問題”嗎？不是啊，它已經演變成一個“基礎設施”層面的問題。
根據黃仁勳的說法，2024年全球資料中心耗電量已經達到415太瓦時，佔全球總電力消耗的1.5%。到2030年，這個需求會增長4倍以上。
說白了，未來可能出現的一個局面是，科技巨頭掌握先進技術，而先進技術需要龐大的基礎設施，這會倒逼科技巨頭下沉到基礎設施層面，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而一旦科技巨頭滲透到基礎設施，就意味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社會層面的話語權。
同時，這也意味著，未來大國之間的AI競爭，不僅取決於“技術設計”能力，更取決於“能源利用”能力，甚至還有人提出了一個新的宏觀經濟指標：“每美元每瓦特產生的tokens數量”。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越高，它在AI時代的競爭力就越強。
這是第一個變化，AI正在從“輕資產的資訊邏輯”，轉變成“重資產的工業邏輯”。
第二個變化是，勞動的價值正在被重新定義。過去幾十年，我們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程式設計師比電工值錢，但AI正在顛覆這個邏輯。
比如，Anthropic，也就是做Claude的那家公司，他們的CEO阿莫代伊認為，6到12個月內，AI將能夠完成大部分軟體工程師的工作；5年內，一半初級白領崗位將消失。他還說，自己公司內部，工程師已經不再自己寫程式碼，而是直接把任務交給AI，讓它產出初稿，真人只做稽核與改寫。
再比如，黃仁勳認為，未來，管道工、電工、製冷工程師，都要比程式設計師更稀缺。據說現在美國資料中心的工地上，一個熟練電工的年薪已經超過20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140萬元。而美國到2030年還需要13萬名電工、24萬名建築工人。因為AI資料中心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
那麼未來，什麼樣的能力是稀缺的呢？關於這個問題，電腦科學家吳恩達在達沃斯論壇上有一場專門的發言。他認為，真正失業的不是被AI替代的人，而是不會用AI的人。當AI降低了執行成本，決策能力就成了最稀缺的資源。
未來，判斷一個崗位價值的標準會變：不再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而是“能不能被AI替代”。從這個角度看，AI也許不會抹去工作，但它會重新分配工作內容。
比如，美國面臨大約500萬名護士的短缺，其中一個原因是護士將近一半的時間花在病歷記錄和文書工作上。也許AI可以讓護士從文書工作中解放出來，把時間投入到更高價值的環節。
這是第二個變化，能力的標準也許會被AI重塑。
第三個變化是，隨著AI消耗的資源越來越多，整個社會對它的“容忍度”也許會變得敏感。
說白了，當AI的發展只需要花一點點錢，你成功還是失敗，人們其實不太在乎，整個社會對你的容忍度很高。但假如這個技術的發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人們的容忍度就會降低。畢竟，你消耗的是真金白銀，誰都不可能忍受你一直犯錯。
比如，假設AI只是一味消耗資源，卻沒有改善健康、教育和產業，那麼社會的質疑聲就會變強。到時，資料中心的選址會更難、電網接入更慢、能耗與排放監管也會更嚴。
今年的達沃斯論壇開幕前，《全球風險報告2026》正式發佈。這份報告調查了全球大約1000名專家、決策者和商業領袖，評估未來面臨的主要風險。
結果顯示：未來兩年，AI在風險排名裡是第30位。但假如把視角切換到未來十年，那麼AI的風險排名，躍升到第5位。從第30位躍升到第5位，這是報告中上升最快、幅度最大的風險議題。
也就是，短期內，AI的風險排在地緣經濟對抗、武裝衝突、極端天氣這些“大風險”後面。但十年後，AI的風險將超過絕大多數傳統風險，成為全球前五大風險之一。
為什麼？因為短期內AI的應用還在試驗階段，風險不明顯。但長期來看，當AI大規模應用，涉及就業、倫理、安全等問題時，隨著應用規模變大，隱含的風險也會變大。
但好消息是，現在已經有很多人意識到這些風險的存在。換句話說，有時，討論風險，就意味著遠離風險。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學者，而他們的主要成果之一就在於，發現技術是如何推動社會變好的。其中有個關鍵結論是，技術有“自我修補”的屬性。也就是，假如一個技術造成了問題，那麼這大機率上會倒逼人類發明更先進的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也許人們的樂觀還是要遠遠大於悲觀。
最後，借用馬斯克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的一句話，作為今天的結尾吧。他說，“總體而言，我寧願站在樂觀一邊，那怕是最後被證明我錯了，也總好過做一個悲觀的人。”
在AI到來後，你和身邊的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會討論“自己是否會被AI替代”這個話題？ (羅輯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