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上的童年”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眼下，它已成為一個公共治理難題。
以澳大利亞為首，半年來，英國、法國、西班牙、馬來西亞等十多個國家各自草擬社交媒體禁令，禁止或限制青少年使用Instagram、YouTube、Facebook等主流社交媒體平台。
被媒體認為掀起這場“反社交媒體”風暴的，是一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
他在2024年出版的書《焦慮的一代》中直指，人類的童年自2010年智慧型手機出現後，經歷了一場根本性的變形。他認為，手機式童年導致各國青少年心理問題全面爆發，多國青少年抑鬱率直線上升，由此呼籲採取集體行動，比如，“16歲以下孩子禁止使用社交媒體”。
在中國，儘管尚無單獨針對社交媒體的禁令，但原新聞出版總署曾於2005年提出技術手段，面向未成年人推行網路遊戲防沉迷系統，限制遊戲時間；2021年起，多部門又有針對網路綜合治理的“清朗行動”，社交媒體平台亦內含於其中。
但多年後的今天，以短影片為表現形式的社交媒體帶來了更具體的語境和更顯著的衝突。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夏柱智長期關注中國鄉村教育。在多年的調研中，他發現，手機上的童年，在鄉村尤為突出，日漸成為親子、家校矛盾的導火線。而這也把圍繞“手機式童年”的社會治理和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長議題，再度推到了台前。
那麼，各類禁令，乃至“焦慮的一代”背後的真問題是什麼？當傳統的童年正在消逝，新一代面臨手機式童年，我們又該怎樣保護我們的孩子？
01. 手機成癮，不止於娛樂
夏柱智時常想起3年前到湖北某中學調研時，一位中學校長說：“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誘惑。但智慧型手機時代的小孩，好像陷得更深一點。”
這種“深陷”的狀態，用調研中的另一位小學教師的體感來說是：班上周末在家玩手機10個小時以上的超過了一半。夏柱智也有切身感受：每逢春節回農村走親戚時，親戚家十多歲的孩子待在臥室玩手機，不出來會客，也是常態。
2021年起，夏柱智帶著課題組，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的農村做調研。在他們的調研對象裡，90%的留守兒童擁有智慧型手機。其中，近七成孩子用手機看短影片、玩遊戲和社交媒體，四五歲的孩子也能熟練下載和操作手機遊戲，不斷滑動螢幕刷新短影片。
隨著中國農村網路化接軌，便攜的智慧型手機成為重塑兒童成長環境的重要一環。
課題組對1.3萬餘名農村家長展開問卷調查，58.5%的農村家長認為，手機對自家孩子的成績有負面影響。和過去的網咖上網相比，負面影響更甚，因為“網咖”搬到了家裡。
“以前的孩子需要偷偷到網咖上網，不僅需要錢，還要膽量。電子螢幕時間還是有限的。”夏柱智說，“但現在，那怕是最懦弱、乖巧的孩子，他們也可以盯著手機螢幕一晚上。關了燈後，每個中小學生的被窩裡就是一個遊戲場。”
夏柱智尤為擔憂的是，過早地接觸社交媒體，讓“兒童被迫成人化”。“許多小孩的心理狀態，和成人沒什麼差別。他們知道了很多我們到了18歲之後才知道的事情。”
過程中，網際網路擠佔了傳統家庭、教師的教育角色。夏柱智舉例：“他們接觸網際網路上的‘讀書無用論’，於是陷入了消極、虛無的生活。”
孩子應該遵循一定的成長規律，過渡為成年人，這也是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秉持的信念。他在《焦慮的一代》一書中指出，自2010年開始，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學業表現一直在惡化。他認為，這是玩耍式童年轉變為手機式童年導致的後果。
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人類大腦關鍵期發育集中在5歲前。接下來，人類要通過自由玩耍、與他人協調行動、尋找榜樣，從而獲得成長。“要想讓大腦健康發育，孩子需要在正確的時間，以合理的順序，去體驗有意義的事。”喬納森寫道。
社交媒體的出現讓過往許多玩耍、冒險獲得的體驗都消失了。美國的一項調查顯示，青少年每天能與朋友肆意玩耍的時間，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開始直線下降。
喬納森認為，下降曲線標誌著一代人對現實世界的疏遠。青少年把大量時間用在經營社交帳號，發漂亮的視訊和照片，查看點贊和回覆上。
當青少年的業餘時間幾乎被手機螢幕佔據以後，他們的童年面臨四大傷害：社交剝奪、睡眠剝奪、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癮。
史丹佛大學成癮研究專家安娜·倫布克在《成癮》一書提及，進入2010年代後，患者中出現了許多網路成癮的青少年。社交媒體和網路影響了他們體內的多巴胺分泌，如果他們無法上網，“那麼無論幹什麼都沒勁”。
夏柱智告訴南風窗，在農村和縣城，“因為智慧型手機管理髮生師生衝突、親子衝突的現象非常普遍”。在華中地區的一個山區縣，曾在短短3年發生兩起學生因手機被沒收而跳樓自殺的極端案例。
湖南一鄉鎮教師對課題組回憶，女學生用爺爺奶奶的手機給在外打工的母親發資訊，如果不給她買手機就“自殺”。這名母親為此專門趕回家，將小孩送去治療網癮，並留在家專門照看她。
02. 塌陷與分化
在海外，《焦慮的一代》持續一年霸榜多個英文暢銷書榜單，它切中了人們對新生一代的成長焦慮，引發了共鳴。但也有心理和教育的研究者認為，喬納森把複雜的兒童心理問題簡單化了。
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發展心理學家Candice Odgers在《自然》雜誌評論道：“首先，這本書會大賣，因為喬納森·海特講述了一個令人恐懼的故事，很多家長都做好了相信的準備。其次，書中反覆暗示數位技術正在重塑我們孩子的大腦，並導致精神疾病的流行——但這並沒有科學依據。”
在發展心理學領域，一個經常被研究者警惕的詞語，叫做“橫截面研究”，即在同一時期，以不同群體為樣本，最後進行比較，而不是縱向地基於對一個群體的長期觀察得出結論。橫截面的資料通常只能證明相關，而非因果。
這也是很多人批評喬納森·海特的原因。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原因可以很多樣，社交媒體和青少年抑鬱水平、自殺率攀升，兩者究竟是相關，還是具有鮮明、唯一的因果關係，這是《焦慮的一代》以及眾多西方決策者仍未科學論證的。
不止如此，一些研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有積極的作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智媒研究中心在7月發佈的《全球多國未成年人社交媒體管控研究報告》中指出，社交媒體具有增加社會互動、提供情感支援、減少孤獨感、提升自尊等積極功能。其影響方向取決於每個人使用方式、動機、內容及個體差異，與家庭環境、同伴關係密切交織。
因此，清華大學的研究團隊認為，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絕非簡單的“有害”或“有益”二元框架所能概括的。
更被學界認可的是，談論社交媒體的影響，需要分不同群體、不同情境進行探討。
手機式童年中，留守兒童是更脆弱的一環。
夏柱智告訴南風窗，智慧型手機對出生於城市中產家庭的孩子負面影響相對可控——他們的業餘時間都被課外班等精細化管控了。
但是，留守兒童的父母長期不在身邊，更多由隔代的長輩帶大。老人們對手機的影響不夠警惕，為了讓孩子不打擾到自己，甚至會將手機當作“保姆”，給了留守兒童更早支配手機的權力。
他還發現，“雙減”政策在農村產生“意外”後果。
與城市不同，農村課外培訓班原本就少，“雙減”之後，當課餘時間幾乎沒有學習任務時，玩手機便成為留守兒童消磨時間的主要方式，成為了鄉村的一種流行文化，這更加劇了城鄉差異。
“沉迷手機的孩子很容易陷入塌陷的童年。”夏柱智說，有相當部分的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不僅面臨成才的問題，還面臨能否正常融入社會的問題。
他在一篇論文裡總結，手機沉迷行為造成少年兒童的巨大成長風險，不僅影響學業，而且危及他們的心理健康與基本的價值觀，形成了“童年的塌陷”。
事實上，喬納森·海特也在《焦慮的一代》中承認，社交媒體對不同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不一。但他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分類範疇：性別。他認為：社交媒體對女孩的影響遠超過對男孩。
他分析，這一差別源於男孩和女孩使用社交媒體的方式不同。男孩上網時，喜歡看視訊以及玩網路遊戲，女孩更喜歡玩圖片類的社交平台。就使用動機而言，女孩傾向於“共生”來定義自我，即通過表達善意、協同合作等方式，力圖融入集體以及維持和諧的關係。
此外，女孩更在乎與他人的比較，更追求完美主義。當社交媒體呈現其他人的完美生活時，女孩容易感受到外貌和身材焦慮。
她們不斷使用濾鏡和修圖功能，讓生活顯得精緻和完美。她們還容易遭受社交霸凌和網路暴力，成為網路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也更大。
“這也是為什麼社交媒體是一個陷阱，且它誘捕的女孩比男孩多。”喬納森寫道，“她們自帶的各種本能，是針對現實世界的社交生活進化出來的，在這個新世界中只會處處碰壁。”
03. 從家校責任到平台責任
對手機成癮和演算法推薦的憤怒和對抗，也在醞釀新的維權風暴。
2026年初，一場備受矚目的集體訴訟案開庭。美國洛杉磯高等法院圍繞一起“社交媒體成癮”集體訴訟案展開庭審。20歲女孩K. G. M. 是其中一名原告。
她指控，Meta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Google旗下的YouTube等社交媒體，通過“誘導性成癮設計”導致其從童年起便手機成癮。法庭證詞顯示，在青少年時期，K. G. M. 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耗費的時間長達16小時。
2月，K. G. M. 在庭審中表示，社交媒體的濾鏡、美顏工具以及演算法推薦的內容，不斷強化她對外貌和身材的不安。長期沉迷之下，她患上了身體畸形恐懼症，過度依賴美顏濾鏡，不敢正視沒P過的照片。此後，她產生嚴重的抑鬱問題，一度產生自殺傾向。
相比過往案例更特殊的是，K. G. M. 此次將矛頭對準了社交媒體系統的設計和架構。一個關鍵證據是，K. G. M. 的律師在庭審中曝光了一份Meta內部檔案。在2015年，Meta內部討論曾提及，要利用青少年的心理弱點，留存住更多使用者。
2026年3月，洛杉磯法院作出裁決，認定Meta與Google在應對青少年因使用社交媒體而造成心理傷害一事上負主要侵權責任，判決600萬美元作為賠償。
這一判決被解讀為里程碑事件。“技術中立”不再成為平台免責的理由。
不僅如此，美國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等4個州指控Meta刻意將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設計為易讓未成年人沉迷的演算法模式，刻意隱瞞平台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要求支付1.4兆美元的巨額罰款。案件定於8月開庭審理。
從全球多國在政府層面出台社交媒體禁令來看，對社交媒體濫用和手機沉迷等問題，正從過去的依靠個人自制力和家校承擔責任，轉向要求平台分擔責任。
深耕兒童數字權利的國際組織“五權基金會”指出，過去面對未成年人，社交平台和政府一般強調風險評估。這時，“風險”被狹義理解為傳播暴力、色情等內容。平台自身的演算法設計和功能帶給人的傷害，卻被監管部門忽視了。
現在，“平台系統設計風險”正在被越來越多人看到。很多人意識到，比起直接傳播危害身心的內容，社交媒體和科技平台為了更多人的螢幕時長，設計出的無限滾動、自動播放、推送通知、個性化推薦等功能，才是更危險的。這些功能吸引來的“注意力”讓平台大賺特賺、成為隻手遮天的商業帝國，卻導致青少年整日粘在螢幕，不斷查看手機，在虛擬世界成癮。
越來越多擬出台的法案和正在進行中的判決，都將矛頭指向了同一件事：科技平台應對其影響日益巨大的虛擬世界負主要責任。
儘管相關禁令的出台效果不如預期——法律生效三個月後，有研究發現，超過80%的澳大利亞青少年仍能使用社交媒體。但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在公開發言時強調，立法的目的不是要懲罰孩子和讓家長感到內疚，而是首先強迫社交媒體平台承擔責任。
澳大利亞規定，負責開發和營運的社交媒體平台，應採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滿16歲者開設帳戶，違者最高罰款4950萬澳元（約合2.3億元）。
面對“手機式童年”的潛在危機，中國已針對未成年人出台多個法律法規。2025年12月，國家網信辦等八部門發佈《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路資訊分類辦法》，明確要求網路平台不得在首頁首屏、熱搜、彈窗、榜單等醒目位置，呈現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資訊。針對演算法推薦等新技術，平台須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嚴禁向未成年人推送風險資訊。
然而，共同的價值倡導背後，共性的難題還是，除了顯著的色情暴力資訊，如何定義什麼樣的資訊對未成年人來說構成“風險”？
尤其，在演算法主導的資訊環境中，風險往往並不以明顯有害的形式出現。孩子們面對的並非某一條有害資訊，而是一整套經過商業邏輯最佳化的注意力系統。平台承擔的不應只是遮蔽、刪除違規內容的義務，更需要重新審視自身該如何系統性地分配注意力。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