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希臘參加雅典民主論壇，這是一個匯聚世界各地民主專家和活動人士的會議。因此，我一直在思考，生活在民主社會所帶來的福分與責任。每天早晨，我都在酒店的屋頂餐廳吃早餐，從那裡可以看到帕特農神廟。這座希臘的標誌性神廟建於公元前5世紀，正值雅典民主的鼎盛時期。而每天早晨，服務員總會微笑著問我同一句話：“請問您有什麼過敏的食物嗎？
每天早晨，我都得使勁咬住舌頭，才忍住沒脫口而出：“好吧，既然你問了，那我確實有兩樣東西‘過敏’——不過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其一，我極度反感那種怠惰的、作秀式的網路行動主義，比如‘嘿，我發推譴責過了啊’，或是‘嘿，我把最喜歡的流行歌星抨擊以色列的帖子轉到臉書首頁了，所以別再對我指指點點’。但與此同時，當本土的民主體制危在旦夕時，我對那些袖手旁觀的冷漠同樣難以容忍，比如‘嘿，我們律所和聯邦政府有大把業務往來，我們不得不跟川普妥協媾和’。”
讓我對這兩種“政治過敏症”陷入深思的，是與兩位中東老友的一番長談。他們二人都曾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去吐露刺骨真相，去為爭取自由公正的選舉投票權而搏命抗爭。因此，面對我這輩子所見證的、對美國民主最嚴峻的威脅——川普總統為保住權力而不惜踐踏規則的行徑，竟有如此多的美國人選擇袖手旁觀、無動於衷，這讓他們感到無比困惑與憤懣。
這兩位勇敢的民主活動人士中，有一位是塔瓦庫爾·卡曼（Tawakkol Karman），她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葉門人，也是首位獲此殊榮的阿拉伯女性。她獲獎，是因為她以非暴力方式領導了葉門“阿拉伯之春”的抗議運動，要求民主、婦女權利和言論自由。卡曼在2011年的和平起義中發揮了領導作用，那場起義導致強人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下台。薩利赫從1978年起統治北葉門，並在1990年葉門統一後繼續執政，直至2012年黯然離任。
在民主論壇上，我們一邊喝咖啡一邊交談。卡曼告訴我，看到美國的律師事務所、大學，甚至一些媒體公司如此輕易地屈從於川普的政治要求，連抗爭都沒有，她感到震驚。（這個論壇與《紐約時報》合作舉辦。）
“在我看來，”卡曼說道，“作為一名反抗過獨裁統治、深諳獨裁運作機制、也清楚我們需要付出什麼才能讓國家掙脫獨裁枷鎖的人，這一切的開端往往如出一轍：國家元首首先操縱媒體、指責媒體撒謊並徹底貶損媒體公信力，隨後便不再按法治原則行事，直至國家機構淪為只為他個人及家族謀取私利的工具。”
卡曼補充說，葉門民主革命的導火線，是薩利赫總統“把兒子和家族成員安插進最重要的機構”。“他打擊司法機構，使其無法履行職能。他借助豁免權逃脫一切問責，並干預議會及其他合法機構的工作。如今，我在美國看到了這一切。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說，在民主社會中，最危險的事情，就是你開始問自己：“‘如果我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領導人會怎麼對付我？’無論你是記者、學生還是教師，你都會反覆審視自己。”這正是獨裁者想要的。她說，獨裁者就是要“散播恐懼”。“當律師不履行職責，記者不履行職責，學者不履行職責，當所有人在做事或說話之前都先自我審查，獨裁者就用這種辦法控制敘事。”
不過，卡爾曼並未對美國失去希望。“我曾在北達科他州發表演講，”她告訴我，“當時在場有很多保守派人士，他們非常熱情。我對他們說：‘不要以為你們之所以分裂，是因為你們生來就喜歡對立。那是因為有人想用仇恨言論來分裂你們。’大家都非常動容。”
卡曼和我初次見面，是2013年在葉門首都薩那。當時，我前去觀察葉門各界廣泛參與的全國對話。新成立的政黨、年輕人、婦女、伊斯蘭主義者、部落，以及北方和南方的人都參與其中，目標是起草一部新憲法，並舉行總統選舉。2014年9月，胡塞運動奪取薩那，這一處理程序隨之瓦解。胡塞組織以葉門北部為根據地，屬於什葉派，得到伊朗支援，並與效忠薩利赫的武裝力量結盟。胡塞組織奪權使葉門陷入一場災難性的內戰，至今仍未擺脫。
如今，卡曼通過自身基金會奔走世界各地呼籲民主，同時每天與葉門境內的追隨者保持聯絡，力爭將該國的民主火種從伊朗的長臂管轄下奪回。
“我們需要國際社會與葉門人民站在一起，抗擊伊朗通過胡塞民兵控制曼德海峽的計畫，”她說。她指的是紅海入口處的那條海峽。“如果伊朗通過胡塞這個代理人成功控制曼德海峽，加上它對荷姆茲海峽的影響力，對全球安全造成的後果，可能比伊朗擁有一枚核彈還要危險。這是葉門為自由、民主和主權而戰，也是全世界為和平、安全和全球貿易自由而戰。”
我在雅典期間，一位來自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主活動人士薩默·辛吉拉維（Samer Sinijlawi）聯絡了我，也敲響了類似的警鐘。辛吉拉維領導著“新道路”，這是許多尋求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贏得席位的新政黨之一。這將是自2006年1月以來首次舉行此類選舉。
是的，各位，即將到來的三場重要選舉將塑造中東的未來：以色列的選舉在10月27日，美國的選舉在11月3日，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二十年來首次舉行的立法選舉，定於11月28日。不幸的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領導層周圍有一些勢力，正施壓要求再次推遲選舉。辛吉拉維敦促我向全世界傳話：“不要讓這種事發生。”（至少已有七個政黨提交了候選人名單，爭奪立法委員會的132個席位。）
與辛吉拉維這樣的人交談，真讓人感到一股清新之氣。他明白，無論歐洲或美國有多少場呼籲“解放巴勒斯坦”的集會，真正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只有一個經自由選舉產生、擁有合法性的巴勒斯坦政府和立法機構，而且它們必須願意並有能力成為落實兩國方案的夥伴。
辛吉拉維在9月18日發表於《耶路撒冷郵報》的一篇文章中敦促川普總統支援巴勒斯坦選舉。他寫道，約旦河西岸、加薩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立法選舉一再推遲，“強化了哈馬斯的論點，即民主或和平手段永遠不可能帶來改變”。“投票箱一旦被關上，極端分子就會拿出別的箱子，裡面裝著武器、葬禮和虛假的承諾。我們絕不能重蹈覆轍。”
他說，他的政黨正贏得已登記的巴勒斯坦選民的支援，包括婦女和學生、專業人士、學者、企業家，以及首次投身政治的人，甚至還有住在帳篷裡的加薩年輕人。
“我們支援一個非軍事化的巴勒斯坦國，支援區域經濟一體化，支援通過談判達成兩國方案，既讓巴勒斯坦人享有自由與尊嚴，也確保以色列人的安全，”辛吉拉維寫道。
辛吉拉維是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都會說。他的希伯來語主要是在以色列監獄度過的五年中學會的。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被捕，當時還只是個少年。他告訴我：“我相信，70%至80%的以色列人，如果確信自己可以安全地生活在一個巴勒斯坦國旁邊，就會更願意選擇一個面積較小、實行民主並保持猶太國家性質的以色列，而不是一個既不是猶太國家、也不實行民主，而且永遠處於不安全狀態的大以色列。”
辛吉拉維解釋說，向以色列人施壓行不通，“唯一的辦法是說服他們”。
“我們巴勒斯坦人一直否認猶太人與這片土地的歷史聯絡，”他接著說。“我們必須把問題從‘誰屬於、誰不屬於這片土地’，轉向‘我們雙方如何在這片土地上共同擁有歸屬’。”
在這一點上，辛吉拉維與我一直有著共識：約旦河與地中海之間，生活著700多萬猶太人和700多萬巴勒斯坦人，雙方都不會離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建立兩個國家，無論這需要多久。
而最明白這一邏輯有多大力量的人，就是本雅明·納坦雅胡總理。你以為，他為什麼在擔任總理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把壯大加薩的哈馬斯作為首要任務之一？他想維持哈馬斯與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那些接受《奧斯陸和平協議》的溫和派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分裂。納坦雅胡知道，如果形成一個不腐敗、有合法性、團結統一，而且汲取了過去教訓的巴勒斯坦領導層，會發生什麼。全世界都會堅持要求以色列與這個領導層就兩國方案展開談判。這不會明天就發生，但我會繼續讓每一個倡導這一方案的聲音得到更多關注。另一條路，就是永無休止的戰爭。
我敬佩塔瓦庫爾·卡曼和薩默·辛吉拉維，是因為他們懂得怎樣離開臉書，走到人面前與人正面交鋒，真正為民主而鬥爭，而不只是逞口舌之快、喊幾句口號，用口號代替思考和行動。過去，我們美國人就是這樣。過去，我們曾為全世界作出這樣的示範。
如果說有什麼時刻最需要重拾這種精神，那就是現在。第一步，就是在11月3日我們舉行選舉時去投票，也動員其他人去投票，把票投給任何一個把對我們民主制度的忠誠置於對任何一個人的忠誠之上的候選人。(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