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仍是經濟學的世紀難題。
台北時間 10 月 12 日下午，202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揭曉。
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 2026 年瑞典央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E·霍爾（Robert E. Hall）和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們為“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奠定微觀經濟學基礎”所作出的貢獻。
羅伯特·E·霍爾，1943年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1967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劍橋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美國加利福尼亞史丹佛大學教授。
邁克爾·伍德福德，1955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奇科皮。1983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劍橋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與過去兩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的經濟增長、制度和技術創新不同，今年的研究主題轉向了一個更加直接，也更加貼近現實的問題：當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上升、物價持續波動時，政府和央行究竟應該如何應對？
從 20 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到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再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和疫情後的通膨衝擊，經濟學家始終試圖尋找一套能夠減輕經濟波動的政策工具。
降息能否刺激消費和投資？增加政府支出能否拉動就業？為什麼有時經濟增長乏力，物價卻依然居高不下？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背後牽涉家庭消費、企業投資、工資變化、市場預期與政府政策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霍爾和伍德福德的研究，正是幫助經濟學家把這些分散的微觀行為連接起來，重新理解整個經濟系統的運行。如今，他們參與建立和完善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中央銀行和政府制定穩定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
一場持續半個世紀的經濟學爭論
要理解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首先需要回到近一個世紀前。1936 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深刻改變了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向。
在此之前，經濟學中的一種重要觀點認為，市場能夠通過價格和工資調整逐漸恢復均衡。凱恩斯則強調，當社會總需求不足時，經濟可能長期處於低產出、高失業狀態。
這意味著，經濟衰退並不一定會依靠市場自身迅速結束。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框架下，政府可以增加公共支出，中央銀行可以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費、投資和就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套思路逐漸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基礎。
但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一場危機動搖了經濟學家對傳統政策模型的信心。1973 年石油危機爆發後，西方多個主要經濟體同時出現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上升和物價快速上漲的局面。這種現象被稱為“滯脹”。
按照當時一些傳統的宏觀經濟模型，失業與通膨之間通常存在一定的替代關係。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擴大需求來降低失業，但代價可能是更高的通膨。
然而，現實卻是失業率和通膨率同時居高不下。問題開始顯現：如果政府刺激經濟，可能加劇通膨；如果為了控制通膨而收緊政策，又可能進一步推高失業率。
傳統政策模型所提供的答案，已經不足以解釋這種複雜局面。
與此同時，經濟學界內部也發生了一場深刻的理論爭論。以羅伯特·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不能僅僅通過歷史資料中的統計關係來預測。
因為家庭和企業並不是被動接受政策影響的對象。當政府改變政策時，人們也會改變對未來的判斷，並隨之調整消費、儲蓄、投資和定價行為。
如果政策本身改變了人的行為，那麼過去建立起來的統計關係就未必繼續成立。這也是現代宏觀經濟學著名的“盧卡斯批判”所強調的問題。
由此，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逐漸形成：宏觀經濟模型不能只描述 GDP、就業和物價之間的關係，還必須解釋這些宏觀變數究竟是如何從個人和企業的決策中產生的。經濟學家把這種研究路徑稱為“微觀經濟基礎”。
但新的挑戰隨之出現。如果假設人們能夠理性預期未來，市場價格又能迅速調整，那麼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刺激政策是否還有作用？如果市場無法立即恢復均衡，又是什麼機制阻礙了工資、價格和就業的調整？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經濟學界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數十年的研究。霍爾和伍德福德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分別沿著勞動市場和貨幣政策兩條路徑，推動了宏觀經濟模型的重建。
一個拆解失業
一個重寫央行的操作手冊
今年的兩位獲獎者，研究經歷頗不相同。
羅伯特·霍爾出生於 1943 年，是史丹佛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長期研究就業、消費、市場競爭和經濟政策，並在 2010 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不過，在霍爾幾十年的學術研究中，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是：為什麼經濟衰退會帶來如此劇烈而持久的失業？
按照最直觀的理解，經濟不好，企業經營困難，於是開始大量裁員，失業率隨之上升。但霍爾對美國勞動市場的研究發現，事情並不完全如此。
在 2005 年發表的《過去五十年美國經濟中的失業、求職成功與工作流失》研究中，霍爾指出，美國經濟衰退期間失業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來自失業者找到新工作的機率下降，而不只是已有就業崗位流失速度的提高。
換句話說，衰退最嚴重的影響之一，不僅是更多人失去工作，還在於那些沒有工作的人越來越難找到工作。這一發現將研究重點引向企業招聘、員工求職和勞動力匹配的過程。
為什麼一家企業明明需要員工，卻遲遲不願招聘？為什麼失業者願意接受工作，卻依然難以進入勞動市場？霍爾認為，工資形成機制、招聘成本以及勞動市場的匹配摩擦，都會影響就業變化的幅度。
同樣是在 2005 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具有均衡工資黏性的就業波動》，將工資黏性引入勞動市場匹配模型。
所謂工資黏性，是指工資不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立即、充分地調整。當企業面臨需求下降時，工資可能不會迅速下降到新的水平，招聘行為卻可能發生明顯變化。
霍爾通過模型說明，工資調整中的某些摩擦，能夠放大經濟衝擊對招聘和失業的影響。這也使經濟學家能夠更細緻地理解：為什麼相對有限的經濟衝擊，有時會造成較大幅度的就業波動。
事實上，霍爾的研究範圍遠不止失業。早在 1978 年，他就發表過關於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的重要論文，將理性預期引入消費分析。這項研究表明，在特定理論假設下，人們的消費變化主要受到新的、未被預期的資訊影響，而不能簡單用過去的收入變化來預測。
從家庭消費到企業招聘，霍爾試圖解釋的，都是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如何匯聚成整個經濟體的波動。
與霍爾關注勞動市場不同，另一位獲獎者邁克爾·伍德福德，則將長期研究的重點放在了貨幣政策上。
伍德福德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約翰·貝茨·克拉克政治經濟學教授。他的學術經歷有一個頗為特別的轉折。年輕時，伍德福德進入芝加哥大學，最初對物理學感興趣，後來轉向認知科學。1977 年畢業後，他又前往耶魯大學法學院學習，並於 1980 年獲得法律博士學位。
但法律並沒有成為他的最終職業。1983 年，他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正式走上經濟學研究道路。更早的 1981 年，仍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伍德福德就入選了麥克阿瑟基金會首屆研究員名單，彼時他只有 26 歲。
此後，他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於 2004 年重返哥倫比亞大學。
2003 年，伍德福德出版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利率與價格：貨幣政策理論基礎》（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這本著作系統建構了以微觀經濟決策為基礎的現代貨幣政策分析框架，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中央銀行的“聖經”。
它所要解釋的核心問題是：中央銀行為什麼能夠通過調整利率影響消費、投資、就業和通膨？
答案並不只是因為資金借貸成本發生了變化。
伍德福德強調，企業對未來需求和價格的判斷、家庭對未來收入和利率的預期，同樣會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假設中央銀行今天宣佈降低利率，但市場普遍認為這種寬鬆政策很快就會結束，那麼家庭和企業未必願意大幅增加支出。
反過來，如果中央銀行能夠讓市場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內會維持相對寬鬆的政策環境，那麼即使當前的政策利率沒有進一步下降，也可能通過改變市場預期影響經濟活動。這種通過溝通未來政策路徑來影響市場預期的方式，被稱為“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一理論的現實價值進一步顯現。隨著主要經濟體不斷降息，一些中央銀行的政策利率接近零，傳統降息工具受到限制。
2012 年，伍德福德在聯準會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上系統討論了零利率環境下的貨幣政策，並強調可信的未來政策承諾所能發揮的作用。此後，前瞻性指引逐漸成為多家主要中央銀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從霍爾研究企業為什麼不願招聘，到伍德福德研究家庭和企業如何理解中央銀行的政策訊號，兩人的研究看似分散，卻最終指向了同一個問題：只有真正理解每一個經濟主體如何決策，才能解釋整個經濟為什麼會發生波動，以及政策究竟能夠改變什麼。
經濟的“大起大落”
真的能夠被馴服嗎
如果說前兩部分解釋了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那麼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些研究已經深刻影響了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方式。
今天，中央銀行不再僅僅依賴 GDP 增速、通膨率和失業率之間的歷史統計關係來判斷政策效果。
在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家庭如何安排消費與儲蓄、企業如何決定價格與招聘、市場如何形成對未來的預期，都是重要的模型組成部分。
以新凱恩斯主義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為代表的分析框架，將家庭、企業及政策制定者的行為連接起來，用於研究經濟衝擊如何傳播，以及不同政策可能產生什麼影響。
這並不意味著中央銀行能夠準確預測每一次經濟危機。相反，現代宏觀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認識是，經濟運行充滿不確定性，政策制定者必須理解不同衝擊背後的機制。例如，當經濟衰退主要源於消費與投資需求不足時，適度降低利率或增加財政支出，可能有助於穩定總需求。
但如果經濟面臨的是能源價格暴漲、供應鏈中斷等供給衝擊，情況就複雜得多。刺激需求或許能夠在短期內緩解就業壓力，卻也可能進一步推高通膨；過度收緊貨幣政策，又可能加重經濟下行。
因此，穩定經濟不能簡單理解為“經濟不好就降息，經濟過熱就升息”。不同類型的衝擊、不同的市場結構，以及家庭和企業對未來的判斷，都可能改變政策效果。
而且，政策效果往往存在時間滯後。中央銀行今天作出的決定，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充分傳導至企業融資、居民消費和就業市場。
如果政策力度過大或調整過晚，原本為了緩解波動而採取的措施，也可能產生新的不穩定因素。這也是霍爾和伍德福德研究中共同強調的微觀機制與動態調整問題。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中央銀行廣泛運用了低利率、資產購買和政策溝通等措施。疫情衝擊發生後，貨幣和財政政策再次成為穩定經濟的重要工具。
而疫情後的高通膨、能源價格波動和全球供應鏈調整，又讓經濟學家重新面對增長、就業與物價穩定之間的複雜權衡。
這些現實經歷說明，宏觀經濟模型並不是一套能夠自動消除危機的公式。模型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理解經濟衝擊的傳導機制，比較不同政策的潛在影響，但其預測和解釋能力仍然受到假設條件、資料質量以及未知衝擊的限制。
包括伍德福德在內的經濟學家，也在持續研究傳統模型中關於完全理性和充分資訊的假設是否符合現實。
近年來，他進一步將認知心理學與有限理性研究引入宏觀經濟分析，嘗試理解人們在資訊不完整、認知能力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形成預期。
這也意味著，即使宏觀經濟學已經建立了高度複雜的數學模型，對真實世界中經濟主體行為的理解仍在不斷演進。
回顧最近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研究主題呈現出不同的方向。
2024 年，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羅賓遜因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國家繁榮獲獎。
2025 年，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因解釋創新如何推動持續經濟增長獲獎。
而到了 202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問題：當增長遭遇衝擊，經濟又該如何保持穩定？
從制度、創新到宏觀經濟穩定，這些研究共同觸及現代經濟學長期試圖回答的問題：一個經濟體如何實現增長，又如何減少增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損失。
近百年前，凱恩斯試圖解釋為什麼市場經濟可能長期陷入衰退，並為政府干預提供理論依據。數十年後，霍爾和伍德福德等經濟學家進一步將個人、家庭與企業的決策納入宏觀經濟分析，使穩定政策擁有更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
但從石油危機到金融危機，再到最近幾年的通膨衝擊，現實世界仍在不斷檢驗並挑戰這些理論。
有意思的是，就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前兩天，我們曾邀請 ChatGPT、Claude、Kimi、豆包和 DeepSeek 五大 AI 模型，對 2026 年的獲獎人選進行預測。
在當時的預測過程中，邁克爾·伍德福德的名字已經出現在 AI 給出的候選名單中。不過，五大模型對最終獲獎者的判斷並不一致，預測名單也涉及勞動經濟學、產業組織、國際貿易等多個研究方向。
如今，隨著霍爾和伍德福德共同獲獎，這場預測也有了答案。AI 可以根據學術貢獻、研究影響力與歷年獲獎規律篩選候選人，但能否精準判斷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最終選擇，仍然是另一回事。
經濟學或許無法徹底消除經濟周期，但理解波動從何而來，至少讓人們有機會減少下一次危機帶來的損失。 (創新觀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