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今晚剛剛揭曉。獲獎的是史丹佛大學的羅伯特·霍爾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邁克爾·伍德福德，兩位來自美國頂尖大學的主流經濟學家。而且他們的研究內容也實在乏善可陳，是最規矩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類型，概括來說一是現實層面，研究的是如何讓現存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得更加平穩；一是理論層面，在既有主流經濟學框架內，作出重大技術性貢獻。
不管是歷史事實還是今天世介面對的種種問題都一再證明，我們根本不用太看重諾貝爾經濟學獎，對當下來說尤其如此。
嚴格來說，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是諾貝爾獎。
眾所周知，1895年，瑞典發明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立下遺囑，決定用自己的遺產設立五個獎項，分別獎勵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以及和平事業方面的傑出貢獻。1901年，五個諾貝爾獎開始頒發。所以一開始的諾貝爾獎裡面根本沒有經濟學獎。今天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直到1968年才設立，1969年第一次頒發，比真正的諾貝爾獎晚了將近70年。
它的錢也不是從諾貝爾遺產裡出的。真正的諾貝爾獎由諾貝爾遺產及其投資收益資助，經濟學獎則由瑞典中央銀行出錢。名稱也不一樣，它的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也就是說，這是“瑞典中央銀行”的獎，只是以“紀念”諾貝爾之名頒發。把這個冗長的名稱簡化成“諾貝爾經濟學獎”，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它和其他五個獎項有著相同的來歷。
那麼，為什麼一個與諾貝爾本人毫無關係、比其他獎項晚了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學獎，最終卻能獲得與真正的諾貝爾獎幾乎完全相同的地位？
這就涉及到經濟學的流派之爭，以及其背後的政治鬥爭。
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與自由主義的央行
中國一直有不少人把北歐國家稱為高福利天堂。儘管有一些誇張的成分，但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北歐的福利確實很好。瑞典尤其以完善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勞工福利著稱。這些制度的形成，與瑞典一個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密不可分——瑞典社會民主黨。
從1932年到1976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幾乎連續執政44年。在它的長期統治下，瑞典逐漸建立起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公共醫療和教育，強化工會權利，並通過稅收和政府干預調節收入分配。
社會民主黨本身具有明確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傳統，而且公開宣稱自己的社會主義立場。例如，1960年的社會民主黨黨綱就明確提出，要將生產和分配的決定權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以社會主義的社會觀為指導，消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不平等。
然而，社會民主黨的這些經濟政策，在瑞典國內一直遭到自由派、保守派以及部分經濟學家的反對。瑞典中央銀行就是當時政府經濟政策的重要衝突方之一。
瑞典央行成立於1668年，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央銀行。它雖然屬於國家公共機構，卻直接隸屬於瑞典議會，擁有相對獨立的地位。
央行管理層與社會民主黨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存在長期分歧。政府重視充分就業，希望通過低利率和信貸管理促進投資、建設住房；央行行長等人則更擔心通貨膨脹和金融穩定問題，主張提高利率。
1957年，央行行長佩爾·奧斯布林克在沒有事先通知政府的情況下，擅自將利率從4%提高到5%，引發了嚴重的政治衝突。這件事後來被稱為“利率政變”。
然而，儘管社會民主黨政府十分憤怒，奧斯布林克卻保住了央行行長的職位。十多年後，正是這位曾經與政府發生激烈衝突的央行行長，推動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誕生。
1968年，瑞典央行迎來了成立300周年。奧斯布林克等人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設立一個國際經濟學獎，而且希望讓這個獎項也擁有全球權威的地位。
從零建立起一個全球權威的獎項，談何容易？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加入一個已經有崇高聲望的獎項序列。
為此，他們開始與諾貝爾基金會展開談判。
瑞典央行怎樣為經濟學買來了一個“諾貝爾獎”？
當時，諾貝爾獎已經有將近70年的歷史，成為世界上最有聲望的科學和文化獎項。
諾貝爾基金會負責管理諾貝爾遺產，維持頒獎活動。這個基金會成立於1900年，是一家獨立的私人基金會。諾貝爾去世以後，他的遺產按照遺囑轉入基金會管理。諾貝爾家族的後人雖然與基金會保持聯絡，也具有一定影響力，卻不能直接決定基金會的事務。具體獲獎者則由不同的專業機構評選。例如，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和平獎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負責。
奧斯布林克希望讓經濟學加入這套已經運行幾十年的體系。為此，他需要爭取諾貝爾基金會、瑞典皇家科學院以及諾貝爾家族的支援。
事情起初並不順利。
1967年，瑞典央行與諾貝爾基金會開始討論設獎問題，央行承諾出錢，由基金會增加一個獎項。基金會對此持有疑慮，因為這有違諾貝爾的遺囑。
到了1968年春天，距離央行300周年慶典越來越近，事情仍然沒有完全談妥。4月23日，諾貝爾基金會執行董事尼爾斯·斯托勒與諾貝爾家族的兩位成員見面，詢問他們對新設經濟學獎的態度，對方明確反對。他又打電話詢問了第三位家族成員，得到的仍然是反對。
諾貝爾家族擔心，一旦允許瑞典央行出錢設立經濟學獎，今後其他有錢的機構也可能要求以諾貝爾的名義設獎。
然而，對諾貝爾基金會而言，瑞典央行提出的條件頗有吸引力。
首先，全部獎金由央行承擔，而且獎金數額與真正的諾貝爾獎完全相同。其次，央行每年還會額外支付一筆行政費用，相當於當年獎金的65%，用於基金會和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選、管理和頒獎活動。
也就是說，如果某一年的諾貝爾獎獎金是100萬瑞典克朗，央行就需要為經濟學獎提供100萬獎金，另外再拿出65萬作為行政經費。
這筆額外的行政經費相當可觀。諾貝爾基金會不需要動用原有獎項的遺產資金，就可以增加一個新的獎項，並獲得一項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
除此以外，雙方還有其他潛在的利益關係。
諾貝爾基金會需要管理和投資龐大的資產，而瑞典央行在當時的金融監管體系中擁有重要權限。基金會在資產投資方面受到的限制，也存在通過監管政策調整而放寬的空間。也就是說，一旦基金會同意增加經濟學獎，央行能夠在基金會的金融管理事務上提供便利。
4月26日，諾貝爾基金會董事會討論了瑞典央行的方案。儘管存在反對意見，董事會總體上接受了這項安排，但仍然希望獲得諾貝爾家族的同意。5月6日，瑞典皇家科學院也同意參與新獎項的評選。
此時距離央行300周年慶典只剩下九天。最後的關鍵人物是當時87歲的瑪莎·諾貝爾-奧列尼科夫（Martha Nobel-Oleinikoff），她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兄弟路德維希的女兒，也是諾貝爾家族的重要代表。
5月10日，諾貝爾基金會董事長烏爾夫·馮·歐拉和執行董事斯托勒專程拜訪瑪莎，希望她能夠同意設立經濟學獎。
從法理上來說，諾貝爾家族是無權干預基金會營運的。事情到了這一步，瑪莎也只能妥協，簽署了一份有條件的同意書。條件之一，就是經濟學獎必須明確標明自己的來源，不能直接稱為第六個諾貝爾獎。
於是，那個冗長而特殊的正式名稱出現了——“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
也就是說，它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自己300周年所設立的經濟學獎項，但是它打著紀念諾貝爾的名號，並且和其他諾貝爾獎同時頒發，以此給自己抬咖。
5月14日，瑞典央行管理委員會正式批准設獎方案。第二天，奧斯布林克就在央行300周年慶典上公開宣佈了這個消息。諾貝爾家族中的反對者雖然不滿，但此時新獎項已經獲得了基金會、皇家科學院和家族代表的同意。
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終於誕生了。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
瑞典央行的錢，究竟能不能這樣花？
瑞典央行雖然具有一定自主權，但畢竟是國家公共機構，其資產屬於公共資產。奧斯布林克等人決定出資設獎，意味著央行要永久承擔一筆財務義務。
為了保證未來長期頒獎，央行專門劃出一批證券資產，設立專項基金，以投資收益支付經濟學獎的獎金和相關費用。這些證券仍由央行持有和管理。這是一項長期、持續的公共資產安排。
問題在於，1968年5月宣佈設獎的時候，瑞典議會尚未正式批准這個永久的財務安排。這是先斬後奏，央行先作出了決定，再把有關事項報告給議會委員會。
隨後，瑞典議會的審計人員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請行政法專家古斯塔夫·彼得倫進行法律審查。彼得倫認為，央行管理委員會有權經營和管理央行資產，卻不能自行決定把資產收益永久用於銀行業務以外的事業。這種安排應當經過議會批准。因此，他認為央行管理委員會超越了自身的法律權限。瑞典議會審計人員也認可這一法律意見。
但這時經濟學獎已經公開宣佈，相關機構也已經接受了安排，央行甚至承諾資助義務是永久而不可撤銷的。
最終，1969年4月，瑞典議會正式確認了央行的財務承諾。
也就是說，一項原本存在越權爭議的決定，經過事後批准，成為長期有效的制度安排。
1969年12月，第一屆經濟學獎正式頒發。獲獎者是兩位經濟計量學家，挪威的弗裡希和荷蘭的丁伯根。
此後，經濟學獎便按照與其他諾貝爾獎基本相同的程序，每年評選和頒發。有相同數額的獎金，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評選，與其他諾貝爾獎一同公佈，並在同一場頒獎典禮上領獎。公眾看到的是幾乎完全一樣的諾貝爾獎儀式，很少有人會特意查閱那個冗長的正式名稱。
經濟學獎背後的鬥爭
那麼瑞典央行為什麼要費這麼大力氣，給經濟學爭取一個諾貝爾獎？
當時，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和央行管理層之間的爭論，集中在利率、通貨膨脹、就業、政府干預等經濟政策問題上。而經濟學家的理論和意見，在這些爭論中具有重要影響。
諾貝爾獎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已經成為科學成就最重要的象徵之一。經濟學一旦獲得與物理學、化學一樣的諾貝爾獎，獲獎的經濟學家及其理論，便可以借助這種巨大的科學聲望，獲得更高的權威。
參與推動設獎的經濟學家阿薩爾·林德貝克（Assar Lindbeck），從1969年起就進入了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並在1980年至1994年擔任委員會主席。林德貝克長期批評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後來更成為瑞典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倡導者。
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學界也存在一批反對社會主義和國家經濟干預的學者。
1947年，哈耶克、佛里曼等人在瑞士成立了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它彙集了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的重要人物，主張限制政府干預，保護私人產權和市場競爭。
在戰後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佔據重要地位的年代，這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主張還沒有獲得後來那樣巨大的影響力。
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朝聖山學社的成員接連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這一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經濟學獎授予了瑞典經濟學家貢納爾·繆爾達爾和奧地利經濟學家弗裡德里希·哈耶克。
繆爾達爾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哈耶克則是著名的社會主義批評者，也是朝聖山學社的創立者。哈耶克的獲獎引起爭議，因為他雖然在自由主義思想界擁有一定影響力，但在經濟學界已經沒有很高的學術聲望。
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也就是最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作者）後來回憶，1974年哈耶克獲獎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許多資深學者，甚至連這位新獲獎者的名字都不知道。
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極大地改變了哈耶克的地位。他重新獲得了廣泛的國際關注，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市場思想家之一。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
1976年，朝聖山學社的重要成員、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米爾頓·佛里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7年獲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貝蒂爾·俄林（Bertil Ohlin），則曾長期擔任瑞典自由人民黨領袖，是社會民主黨在國內的重要政治對手。
此後，1982年的喬治·斯蒂格勒、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1988年的莫里斯·阿萊、1991年的羅納德·科斯，以及1992年的加里·貝克爾，也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們全部是朝聖山學社成員。
從1974年到1992年，短短18年間，竟然有七位朝聖山學社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還曾擔任朝聖山學社主席，包括哈耶克、佛里曼、斯蒂格勒、布坎南和貝克爾。一個曾經在戰後經濟學界處於相對邊緣地位的自由市場思想網路，接連產生了七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些獎項極大地提高了相關經濟學家和整個朝聖山學社的國際地位。
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陷入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困境，凱恩斯主義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到了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政府和美國的里根政府開始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和放鬆管制等政策。哈耶克、佛里曼等人的經濟思想，也隨之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影響力。
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人在1974年的諾貝爾獎晚宴上，竟然公開表示，如果當初有人徵求他的意見，他會堅決反對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認為，諾貝爾獎會賦予經濟學家一種他們本來不應該擁有的巨大權威。尤其是這種權威，並不僅僅影響專業同行，還會影響政府官員、新聞記者和普通公眾。
而當朝聖山學社的成員接連登上領獎台時，另一些在經濟思想史上擁有極高地位的學者，卻始終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瓊·羅賓遜。
沒有得到諾貝爾獎的瓊·羅賓遜
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沒有公佈，經濟學界就已經有了一個呼聲極高的獲獎人選：英國劍橋大學的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
當時，美國經濟學界普遍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頒發給她。《商業周刊》甚至在獎項公佈之前，就提前發表了一篇介紹她的長篇報導，稱她出現在幾乎所有人的獲獎預測名單上。
羅賓遜究竟是什麼人物？
她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經濟思想史上最偉大的女性經濟學家。1933年，她出版了《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理論作出了重大突破。她提出和發展的不完全競爭理論、買方壟斷模型等，直到今天仍然是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
她還是凱恩斯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在經濟增長、資本理論和收入分配等領域都有重要的原創性貢獻。特別是在著名的劍橋資本爭論中，她代表英國劍橋學派，向美國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本理論發起了猛烈批評。
羅賓遜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當時唯一躋身偉大經濟學家行列的女性。1987年出版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在羅賓遜的傳記詞條開頭就寫道，“她是偉大經濟學家中唯一的女性”。
直到今天，她仍然被公認為經濟思想史上最偉大的女性經濟學家。儘管後來陸續有幾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論及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她依然無人能及。
而1975年，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
這一年是聯合國確定的“國際婦女年”。經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女權運動和爭取社會平等的浪潮，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聯合國將1975年確定為國際婦女年，也正是為了推動男女平等和婦女權利。
當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開始頒發，歷屆得主還沒有一位女性。羅賓遜的學術成就早已足以獲得這個獎項，她本來就是經濟學界最受期待的獲獎者之一。如今又恰逢國際婦女年，許多人自然認為，這一次該輪到她了。
然而，1975年的獲獎名單公佈以後，羅賓遜的名字並不在其中。此後，她也始終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直到1983年去世。
為什麼？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鮮明的左翼政治立場，尤其是她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高度讚揚和支援。羅賓遜是經濟學界最著名的社會主義同情者之一。她長期批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抱有濃厚興趣。
在西方經濟學家中，她與新中國的關係尤其密切。
1953年，新中國成立僅僅四年，羅賓遜便首次訪問中國。
此後，她又在1957年、1963年、1964年、1967年、1972年、1975年和1978年七次訪華。前後25年，一共八次。她走訪了中國的農村、工廠、學校和其他機構，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給予高度評價。
在她看來，中國這樣一個原先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正在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現代工業，改善人民生活，並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她特別關注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工業化和社會發展，認為中國的經驗對於世界上的其他開發中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到了20世紀70年代，羅賓遜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界公開支援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最著名學者之一。她的這些立場，也使她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深。
尤其是她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高度讚賞，在當時西方經濟學界引起了許多爭議。即使是羅賓遜的朋友和支持者，也對她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感到驚訝。她與主流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衝突，已經遠遠超出一般的學術分歧。
1975年，羅賓遜最終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八年後，她在劍橋去世，終年79歲。
然而，不少經濟學家為她鳴不平，其中甚至包括她的學術論敵。
前文提到過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森就是其中之一。在著名的劍橋資本爭論中，薩繆爾森與羅賓遜曾經展開長期而激烈的學術論戰，雙方針鋒相對唇槍舌劍二十餘年。但薩繆爾森曾多次公開表示，羅賓遜的整個學術成果完全值得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1年，已經86歲高齡的薩繆爾森，在一篇論文中仍然設想了一座始終沒有頒發過的諾貝爾獎，認為它本應授予羅賓遜和義大利經濟學家斯拉法，以表彰他們對資本理論的貢獻。此時，羅賓遜已經去世18年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連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代表佛里曼也認為羅賓遜應該獲獎。1985年，佛里曼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當時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沒有女性得主。他指出，經濟學界幾乎一致認為，此前符合諾貝爾經濟學獎標準的女性經濟學家只有一位，就是瓊·羅賓遜。
接著，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諾貝爾獎委員會沒有把獎頒給她，很可能反映了某種偏見，但不是性別偏見。”佛里曼還補充道：“在座的經濟學家都明白我在說什麼。”
薩繆爾森與羅賓遜在經濟理論上針鋒相對，佛里曼與她的政治立場更是完全相反，卻都公開肯定她的學術成就。
那一代經濟學家之間有著激烈的思想鬥爭。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的理論，努力探求真理，也能夠承認和尊重論敵的學術貢獻。
然而，當這些經濟理論被捲入現實政治，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聲望，也可能成為政治力量手中的工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從設立到後來的評選，正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縮影。
今年的獲獎者之一伍德福德，畢生研究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通過貨幣政策讓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得更加平穩。然而，面對貧富分化、經濟危機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主流經濟學越來越精巧的模型，始終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經濟學需要重新回到現實社會，研究生產關係、階級、財富分配和普通人的生活，研究如何改變這個世界。至於這個“瑞典央行300周年紀念獎”頒給誰，今天的我們，真的不必太看重了。 (新潮沉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