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經濟正面臨一場新的考驗。
米萊政府上台以來，通過緊縮財政、壓縮公共支出等措施，將年通膨率從2023年末的200%以上降至2026年初的約32.5%，並連續實現財政盈餘。
然而，宏觀穩定並未同步轉化為普通民眾生活的改善。阿根廷國家統計與人口普查研究所9月公佈的資料顯示，2026年上半年貧困人口比例回升至32.3%，較2025年下半年上升4.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阿根廷第二季度GDP環比下降0.6%，製造業也持續承壓。通膨降下來了，財政帳面改善了，但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何而來，改革的成本又由誰承擔？
阿根廷為何反覆陷入通膨、債務與外匯短缺的循環？這究竟是國內經濟政策反覆搖擺的結果，還是其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結構性位置所造成的困境？當米萊以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挑戰傳統政治經濟模式，拉美多國右翼力量也在不同程度上崛起，這一趨勢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訴求、經濟矛盾與地緣政治變化？
近期，觀察者網對話阿根廷經濟學家羅沛思（Emiliano López），從阿根廷的生產結構與經濟依附問題切入，分析其經濟危機背後的深層機制，並進一步探討拉美政治右轉的社會基礎、全球經濟結構與地區國家的政治主體性。
從庇隆到米萊，阿根廷究竟在爭什麼？
觀察者網：回顧阿根廷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從庇隆主義、2001年經濟危機，到後新自由主義時期，再到米萊政府執政，您認為這些是彼此獨立的政治周期，還是阿根廷試圖解決同一個結構性問題的不同嘗試？
羅沛思：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兩個時間尺度來理解：一個是長期視角，即阿根廷乃至整個拉丁美洲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另一個是短期視角，即不同政府分別採取了什麼政策，以及這些政策產生了什麼影響。
從長期來看，自19世紀末英國帝國主義擴張以來，拉丁美洲國家就被納入一種特定的國際分工體系。這一體系限制了我們發展多元生產能力的空間，使我們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圍繞原材料生產和出口展開，為歐洲工業提供所需的初級產品。
因此，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依附性。阿根廷也不例外。無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自由主義項目，還是20世紀40年代興起的庇隆主義，以及此後發生的多次軍事政變，各種政治力量都在嘗試解決同一個問題：阿根廷應該如何發展自己的生產體系，如何擺脫在國際經濟分工中被限定的初級產品出口國地位？
不同政治項目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它們對國家主權的理解。
我認為，阿根廷歷史上真正具有自主發展願景的政治項目之一，是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第一屆庇隆主義政府。它試圖從國家主權的角度規劃經濟發展，而不是單純接受國際經濟體係為阿根廷安排的角色。
然而，這一處理程序後來遭到中斷。1955年，庇隆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此後，阿根廷經歷了長期的政治不穩定，民主政府與軍事政權交替出現。1976年的軍事政變及其後的大規模政治鎮壓，又對試圖建設自主國家發展道路的政治力量造成了沉重打擊。
因此，我認為，與其把阿根廷歷史理解為不同政治周期的簡單交替，不如將其理解為圍繞國家發展方向展開的長期衝突——即，我們究竟應該繼續作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原材料供應者，還是應該建立一個具有自主生產能力、能夠規劃自身發展道路的國家？
阿根廷2025年貨物貿易進出口及貿易差額變化。阿根廷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5年阿根廷出口額為870.77億美元，同比增長9.3%；進口額為757.91億美元，同比增長24.7%；全年貿易順差為112.86億美元。由於進口增速明顯快於出口，貿易順差較2024年縮小。這一變化也為觀察阿根廷的外匯收支、進口需求與本土生產能力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切口。阿根廷國家統計與人口普查研究所
觀察者網：阿根廷為什麼長期陷入通貨膨脹、債務和外匯短缺等問題？這些反覆出現的經濟危機背後，是否存在更深層的結構性原因？
羅沛思：我認為，這與阿根廷自19世紀末以來形成的依附性經濟結構密切相關。
阿根廷存在一種典型的“生產結構失衡”。一方面，我們擁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是農業部門，近年來還包括礦業、石油和天然氣產業；另一方面，我們的製造業發展相對不足，難以在國際市場上充分競爭。
阿根廷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展製造業，尤其是在20世紀40年代以後，工業化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與農業等初級產品出口部門相比，製造業的競爭力始終存在明顯差距。
這種結構帶來了多重問題。
首先，阿根廷的食品價格與國際市場緊密相連。作為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我們的國內食品價格會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影響。農產品既是出口商品，也是國內居民日常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化會直接影響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成本。
其次，國內製造業不足，使阿根廷不得不持續進口工業製成品、機械裝置和生產資料。經濟增長時，進口需求往往隨之增加，但出口收入仍主要依賴初級產品。這就使經濟增長很容易受到外匯供應不足的限制。
此外，阿根廷還存在長期的收入分配矛盾。我們擁有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工會，勞動者會通過集體談判爭取更高工資，而部分企業則可能通過提高商品和服務價格來維護利潤。當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矛盾加劇時，工資與物價之間的博弈也可能進一步推動通膨。
因此，我認為，阿根廷的通膨至少存在兩個值得重視的機制：一是國際商品價格向國內市場的傳導，尤其是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二是資本與勞動之間圍繞收入分配展開的持續博弈。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由於阿根廷主要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獲取外匯，而製造業的出口能力相對不足，當經濟增長帶動進口需求增加時，外匯收入可能無法滿足進口支出。經濟發展因此會遇到瓶頸，甚至被迫減速。
這些問題並非單純由某一屆政府的短期政策造成，而是與阿根廷長期形成的生產結構密切相關。
觀察者網：很多人在解釋阿根廷經濟危機時，會強調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政治不穩定等國內因素。您如何理解國內因素與國際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米萊政府又是如何解釋阿根廷的危機的？
羅沛思：我認為，這是理解阿根廷經濟問題的關鍵。
我們需要區分短期因素與長期結構性因素。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和政治不穩定，當然可能對經濟產生影響，但我不認為它們足以解釋阿根廷為什麼反覆陷入危機。
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通常將經濟危機歸因於國家干預過多、公共支出不合理，或者政治不穩定導致投資不足。但當我們觀察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時，就會發現，許多問題與這些國家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有關。
拉丁美洲主要承擔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的角色。即使是巴西這樣擁有較大工業規模的國家，近年來也出現了經濟活動重新向初級產品傾斜的趨勢。相比之下，東南亞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更多承擔製造業生產職能，東亞則形成了更複雜的工業生產能力。
不同地區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不同，這種分工也會影響各自的發展機會與經濟穩定性。
美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它長期存在規模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失衡，但仍然能夠憑藉其國際經濟地位，對西方經濟體系中的生產和投資條件施加重大影響。這說明，財政赤字本身並不能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陷入經濟危機。
秘魯也可以作為對照。秘魯經歷過嚴重的政治動盪，但由於其經濟高度依賴礦業等資源出口，相關產業仍然能夠在國際市場上盈利。政治不穩定並沒有自動導致其經濟增長完全停滯。
這說明，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並不像一些理論所描述的那樣簡單。一個國家能否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找到有利的位置、能否發展具有競爭力的生產部門，同樣至關重要。
對於阿根廷而言，另一個長期問題是缺乏連續的發展規劃。不同政府上台後，往往試圖推翻前任的發展方向，卻沒有形成穩定的長期戰略。
米萊政府的基本判斷，與阿根廷20世紀90年代的一些政府以及馬克里政府的經濟理念有相似之處：它們認為，阿根廷的核心問題在於國家支出過多、貨幣發行導致通膨，以及政治和制度環境不穩定。
但我認為，這種解釋忽視了阿根廷在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生產體系中的依附地位，也忽視了國內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
米萊政府推出了針對大型投資的優惠制度，希望通過稅收優惠吸引資本進入戰略產業。但按照我觀察到的情況，這一政策並沒有帶來政府預期中的大規模新增投資。相反，獲得相關優惠的部分投資來自阿根廷國家石油公司。這意味著，政策在吸引新增私人資本方面的實際效果，值得進一步討論。
與此同時，阿根廷雖然實現了財政盈餘，出口表現也有所改善，但製造業仍面臨衰退，工資承受壓力，貧困問題依然突出。
因此，宏觀經濟指標改善，並不意味著經濟結構已經得到改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常重視財政盈餘等宏觀指標，但我們還必須考察消費、生產性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就業等問題。一個國家即使通過削減支出實現財政盈餘，如果經濟增長乏力、生產能力持續下降，也很難保證長期發展。
在我看來，阿根廷當前面臨的根本爭論仍然是：我們究竟應該進一步融入以金融資本和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還是應該建立更加自主的生產體系，推動本國經濟的長期發展？這才是理解阿根廷經濟危機以及米萊政府政策的關鍵。
米萊的經濟改革，繞開了真正的難題？
觀察者網：近年來，拉美多個國家出現政治右轉，激進右翼勢力不斷壯大。您如何理解這一現象？這背後是地緣政治、經濟結構，還是政治主體性發生了變化？
羅沛思：我認為，需要從地緣政治、經濟和政治主體性三個層面理解這一現象。
首先是地緣政治因素。從2012年前後開始，美國在拉美地區的直接干預有所增強，包括對選舉的干預，以及通過各種方式影響部分國家的政治處理程序。這與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密切相關。拉美擁有豐富的關鍵礦產、能源等戰略資源，美國希望確保自己能夠獲得這些資源，並限制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其次是經濟結構問題。新自由主義政策長期削弱了拉美國家的規劃能力和公共服務體系，國家越來越難以回應社會需求。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沒有給許多人帶來穩定的工作、收入和未來預期。由此形成了一種對國家和現有政治制度的普遍不信任。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進步派政治力量自身的問題。過去，一些進步派政府雖然在選舉中獲得勝利，卻沒有真正解決社會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也未能提出一個能夠讓民眾相信的長期發展願景。
當政治力量只是管理既有秩序、維持四年一屆的執政周期，而不能讓人們看到未來時，失望就會不斷積累。激進右翼正是利用了這種失望情緒，將自己包裝成徹底改變現狀的力量。
因此，右翼的崛起並不只是選民突然轉向保守，也不只是某個國家領導人的個人現象。它與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社會問題、進步派未能兌現的承諾，以及國際力量在拉美的競爭都有關係。
觀察者網：阿根廷的政治右轉有什麼特殊之處？米萊所代表的極右翼力量，與拉美過去的傳統保守派有什麼不同？
羅沛思：我認為，米萊代表的政治力量具有一些新的特徵。這不僅是拉美的問題，在歐洲也能看到類似趨勢。
米萊所代表的是一種較新的極右翼自由意志主義政治力量。它不僅主張削弱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還明確表現出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政治認同。他們反對國家承擔保障基本社會權利的責任，認為市場和個人自由應該佔據主導地位。
這種思想也與矽谷部分科技企業和科技巨頭所推崇的政治理念存在聯絡：他們希望減少國家監管，限制公共權力，強調市場機制和個人選擇。
這與拉美過去的一些傳統右翼力量並不完全相同。以巴西博索納羅為代表的政治力量，具有更鮮明的傳統保守主義特徵；而米萊所代表的力量，則把激進的市場自由主義、反國家立場和新的政治文化結合在一起。
當然，不同國家的右翼力量有各自的歷史背景，不能簡單地視為同一種現象。但它們的共同點之一，是將國家描述為問題的根源，並把削弱國家能力視為解決問題的辦法。
觀察者網：米萊政府執政後，一些宏觀經濟指標出現改善，例如通膨下降、財政實現盈餘，外部部門的狀況也有所好轉。但與此同時，貧困、工資和製造業面臨的問題仍然突出。您如何評價這種矛盾？您認為米萊的政策觸及了阿根廷經濟危機的根源嗎？
羅沛思：米萊政府採取的實際上是一套相當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穩定方案。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已經見過類似的政策組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援的一些經濟調整計畫也具有相似特徵。
其主要內容包括持續壓縮財政支出、開放資本帳戶和經常帳戶、推動自由貿易，以及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這些措施確實可能在短期內改善某些宏觀經濟指標，但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這種改善是如何實現的？代價又由誰承擔？
以通膨為例，米萊政府傾向於將通膨下降歸因於停止貨幣發行。但我認為，僅僅從貨幣發行的角度解釋通膨變化是不夠的。至少還有兩個重要因素需要考慮。
第一個因素是工資受到壓制。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許多勞動者的工資增長都落後於物價變化，非正規就業者尤其脆弱。當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下降時，需求會受到抑制，這也會影響通膨走勢。
第二個因素是匯率。政府試圖維持相對穩定的匯率，以減輕國際價格向國內傳導的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控制通膨，但也會產生其他後果。
如果匯率水平與本國生產部門的競爭力不匹配，進口商品就可能變得相對便宜，而本土製造業則更難與進口產品競爭。這樣一來，短期的價格穩定可能是以國內生產能力進一步受損為代價的。
所以，我不認為通膨下降、財政盈餘就意味著阿根廷的結構性危機已經得到解決。我們還必須觀察工資、就業、貧困和工業生產等指標。如果這些領域持續惡化，那麼所謂的宏觀經濟穩定，就需要接受更全面的評價。
觀察者網：也就是說，米萊政府可能改善了部分宏觀指標，卻沒有解決阿根廷長期存在的生產結構失衡問題？您尤其擔心製造業受到的衝擊？
羅沛思：是的。對阿根廷而言，製造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部門，它還關係到就業、工資水平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
阿根廷擁有農業、能源和礦產等資源優勢。隨著能源和農業出口增加，外部貿易狀況可能有所改善，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經濟都在變得更有競爭力。我們必須區分出口部門的表現與國內生產體系的整體狀況。
目前的調整可能使農業、採掘業和金融部門中的一部分企業獲得更好的發展條件，但這些部門未必能夠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也未必能夠像製造業那樣形成廣泛的產業關聯。
製造業能夠帶動上下游企業，創造不同技能層次的工作崗位，並通過生產網路把收入傳遞到社會的其他部分。如果國內工業持續萎縮，進口產品不斷替代本土生產，那麼受到衝擊的就不僅是工廠本身，還包括供應商、工人和相關服務行業。
這正是我擔心的地方：阿根廷可能在某些宏觀指標上實現穩定，卻同時經歷加速去工業化的過程。
因此，我們不能只問財政赤字是否減少、通膨是否下降，還必須問：這個國家是否在生產更多有價值的產品？是否形成了更複雜的產業能力？是否創造了能夠支撐穩定就業和較高工資的工作崗位？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那麼經濟調整就沒有觸及阿根廷長期危機的核心。
觀察者網：如果阿根廷的結構性問題在於生產體系不夠完整，那麼它應該如何改變現狀？對於鋰礦等資源豐富的國家而言，關鍵是發展工業，還是掌握產業鏈中的更多環節？
羅沛思：關鍵不只是擁有資源，而是能否把資源優勢轉化為完整的生產能力，並在產業鏈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
以鋰為例，阿根廷擁有豐富的鋰資源，但擁有礦產並不意味著擁有完整的鋰產業。我們還需要考慮鋰的精煉、材料生產、電池製造，以及儲能和電動汽車等下游產業。如果一個國家只負責開採和出口原材料，而產業鏈中附加值更高的環節都在國外，那麼它仍然很難擺脫對外部市場和技術的依賴。
這需要長期的國家發展規劃。政府必須考慮如何把不同生產環節聯絡起來，怎樣發展本國的技術能力，如何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以及怎樣讓國內企業參與產業鏈的不同階段。
中國在鋰電池等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值得研究的經驗。它並不是僅僅依靠礦產資源，而是逐步發展加工、材料、電池製造等多個環節，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體系。
相比之下，阿根廷面臨的問題是，資源開發並不必然帶來國內產業能力的提升。如果基礎設施和生產環節越來越依賴私有化和外部資本，而相關裝置、材料和製成品又主要依靠進口，那麼資源出口就很難自動轉化為工業化。
因此，國家需要發揮作用，與本國企業共同推動產業發展，讓經濟剩餘更多地用於擴大生產能力、提高技術水平和發展新的產業環節。這裡說的並不是一個國家能夠立刻建立所有產業，而是需要有意識地逐步提高生產體系的複雜程度。
對於拉美國家來說，這也涉及區域合作的問題。單個國家的市場規模、技術條件和資金能力可能有限，因此還需要思考如何在區域層面形成更緊密的生產聯絡。
從街頭抗議到發展自主：一代阿根廷人的思考
觀察者網：您認為中國在工業化和產業鏈發展方面的經驗，對阿根廷這樣的國家有什麼啟發？
羅沛思：我認為，最值得研究的是長期規劃和發展自主能力的重要性。
如果一個國家始終按照國際市場既有的分工來安排自己的經濟，那麼它很可能長期停留在相對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資源豐富並不能保證國家實現發展，因為資源的價值如何實現，取決於它被怎樣組織進整個生產體系。
中國的經驗表明，發展工業、形成產業鏈以及提高生產能力，需要長期投入和系統性的政策安排。它們不是單靠市場自發運作就一定能夠實現的。
當然，各國的歷史條件、經濟規模和社會結構不同，不能簡單複製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但對於阿根廷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而言，一個重要問題是：能否根據自身條件形成相對自主的發展戰略，而不是始終被外部市場、國際金融和既有產業分工所限制。
我之所以關注中國，也與中國的歷史經驗有關。中國經歷過長期的外部壓迫和發展困難，後來實現了顯著的經濟社會轉型。研究這一過程，有助於我們理解一個國家如何逐步建立自己的生產能力，以及長期規劃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我也重視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強調和平共處的理念。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問題，也涉及國家如何在國際體系中保持自主性，以及如何為自身社會爭取更好的生活條件。
觀察者網：您出生於1982年。您的成長經歷和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對您今天的政治立場產生了什麼影響？
羅沛思：我來自一個工人家庭，接受的是公立教育，也進入了免費的公立大學。2001年的經濟危機對我的政治意識產生了很大影響。
那場危機不僅是金融和經濟危機，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危機。當時，許多人走上街頭，學生、工人和失業者都參與了社會運動。對我而言，這些經歷讓我開始思考新自由主義政策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在我看來，20世紀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阿根廷造成了嚴重影響。公共教育、醫療、工業和交通等領域都受到衝擊，社會不平等和經濟脆弱性也不斷累積。
因此，2001年不僅是阿根廷經濟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是影響我這一代人政治認知的重要事件。我們中的一些人正是在那一時期開始參與政治活動，並逐漸形成對社會、國家和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解。
2005年前後，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區（ALCA）的政治動員，也延續了拉美圍繞發展道路和地區自主性展開的討論。當時，查韋斯、內斯托爾·基什內爾等政治人物，以及古巴革命和菲德爾·卡斯特羅所代表的政治傳統，都構成了這一時期拉美政治討論的重要背景。
這些經歷讓我更加關注一個問題：國家是否能夠擁有自主的發展項目，並通過公共政策和社會組織保障多數人的基本權利？
觀察者網：您提到自己屬於受到2001年危機影響的一代人。在您的同齡人中，有多少人持有類似的政治理念？這種希望推動更深層次社會變革的立場，在阿根廷社會中有多大影響力？
羅沛思：庇隆主義本身就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民族—人民政治運動，內部包含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社會力量，因此很難把它視為一個立場完全一致的整體。
我所處的政治群體，是在2001年危機背景下形成的一部分左翼力量。我們希望把民族和人民的政治項目推進到更深層次，探索一種具有社會主義取向的現代化道路，也就是通常所說的“21世紀社會主義”。
但這只是庇隆主義及阿根廷政治光譜中的一部分，並不能代表整個運動。我也很難精準估計，究竟有多少同齡人持有類似的觀點。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解這一代人的政治經驗：我們見證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危機，也看到傳統政治力量在回應社會訴求時面臨的侷限。這些經歷促使我們繼續思考，阿根廷能否找到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觀察者網：面對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局勢，您對阿根廷的未來還有什麼期待？您認為，國家最需要重建的是什麼？
羅沛思：我認為，阿根廷需要重建國家能力，也需要重新加強工會和基層群眾組織的力量。
國家必須能夠保障多數人有尊嚴地生活。這不僅意味著擁有工作和收入，還包括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條件。經濟政策不能只關注少數宏觀指標，而應該關注普通人的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國家的發展項目。阿根廷必須具備制定長期發展戰略的能力，不能始終被短期金融壓力和外部經濟環境牽著走。
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這種自主發展能力比以往更加重要。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挑戰並不完全相同，但許多國家都需要回答同一個問題：如何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並把本國資源轉化為社會整體的進步。
對阿根廷而言，這意味著發展生產能力、恢復工業基礎、強化社會組織，並重新建立能夠回應多數人需求的公共政策體系。這條道路並不容易，但我認為它仍然是必要的。(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