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數十萬法國青年走上街頭,巴黎的街道被人海淹沒。
高中生打著標語要求減少班級規模,要求修繕破舊校舍;大學生在人群裡吶喊,要更多教師經費、更低學費。他們談論租房危機、氣候變化、警察暴力。
歐洲多國的年輕人也和他們一樣,為了這些走上街頭,聲援他們。
他們在抗爭。真誠地抗爭。問題是真實存在的,訴求也是真的,憤怒更是真的。
但他們像是在夢裡跑步。雙腿在動,呼吸急促。可睜眼一看,人還在原地。醒來之後,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剛才為什麼在跑,更不願意立即起床,去加入為了更好工作、更好生活的更真實的奔跑。
這是“夢遊的一代”。
那個叫醒他們的鬧鐘其實一直在響,但它喚醒的是他們不想要、不敢要的“時間”。
他們表面的訴求很清晰,也都是真的。法國學校系統在崩潰,過去十五年學生數量激增,教師數量反而下降。西班牙租金十年漲了80%,年輕人一半工資交給房東。義大利和比利時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資微薄。這些都是現實。
但這些真實問題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沒人敢直說的事:他們是在呼喚一個過去的時代,而眼下所有的問題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才可能創造而出。
上一代歐洲人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歐洲在全球經濟裡幾乎沒有對手。一個普通法國工人,只有中學學歷,去工廠上班也能拿到體面收入。能買房,能養家,能有長假,退休後能領充足養老金。這不是因為他特別聰明或努力,是資本和積累,更是全球經濟格局給了歐洲這種優勢。幾十年來,這種特權顯得理所當然,像一個歐洲國家應有的樣子。
這個假設現在不存在了。
中國、印度等很多開發中國家不斷崛起,工業現代化、AI向全球擴展。世界上有二十億人願意做同樣的工作,生產出同樣的產品,工資卻只要歐洲人的十分之一。高薪工作機會正在消失,被外包,被自動化取代。現實殘忍地說:歐洲的優勢地位就要結束了,你們需要適應和調整!
調整意味著什麼?要麼接受更低的收入,回到真實的競爭力水平。要麼去做低端工作——照顧老人、清潔、食品加工、農業勞動,這些活歐洲人幾十年來根本不屑去做。要麼投入三倍的努力去競爭那越來越稀缺的高端崗位。三條路都很難,都意味著放棄某些東西。
沒人說“我們要降低期望”,沒人說“我們要做低端工作”,也沒人說“我們要投入更多代價”。他們說的是“給我們更好的教育、更便宜的住房、更高的工資、更少的工作時間”。他們要的不是現實,是魔法。
在不接受全球競爭、不做低端工作、不付出代價的前提下,保留父輩的生活標準。這就是夢遊。
政府政策的改善和調整能解決這些問題嗎?很難。
因為調整也是要有一定的本錢的,前提必然是民眾要調整對工作、生活的預期,並願意為更多的付出達成社會共識。
最諷刺的是,法國政府和他們在做同一件事。政府用貿易保護主義、關稅壁壘、補貼本地產業來守護競爭力。
年輕人用街頭抗爭來守護生活標準。雙方都在說同一句話:“我們不接受衰退。我們要保持過去的輝煌。”
兩種方式都是夢遊。關稅再高,改變不了越來越顯著的成本結構。示威者再多,再響亮的口號,也改變不了全球經濟發展的現實。
夢遊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知道這是夢,也知道這夢改變不了現實,但他們繼續做夢,因為醒來意味著接受一個無法承受的真相,他們不能再擁有父輩那樣的生活。
真正的調整需要這一代人重新定義什麼叫體面生活。也許體面生活不再是固定工作、固定收入、固定退休。也許需要接受不穩定,學會在不穩定中生存。也許有人要甘願做低端工作,不把它當成恥辱。也許要承認:一個只有中學學歷的人,在全球競爭中確實沒有優勢,這就是現實。
但沒有政治家敢說這句話,因為會立刻引發更大的抗爭。沒有工會敢說,因為會失去支持者。沒有媒體敢說,因為不符合進步的敘事。所以大家都在夢遊。政府保護的姿態,年輕人上街的姿態,媒體報導的姿態,每個人都希望有魔法,希望回到歐洲的穩定繁榮,希望普通人都能活得比曾經被他們殖民的亞洲人、非洲人、拉美人更體面。(丁剛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