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0月25日，巴西總統大選迎來戲劇性逆轉。現任總統魯拉以51.79%的得票率擊敗右翼候選人弗拉維奧·博索納羅，成功贏得第四個總統任期。然而，選舉結束並未給巴西帶來平靜。落敗的弗拉維奧·博索納羅拒絕承認結果，並於三天後攜家人抵達美國邁阿密，聲稱自己遭到政治迫害。一場總統選舉，就此演變為新的政治風波。
但比選舉結果更值得關注的是，魯拉雖然贏得了執政權，卻沒有贏得解決經濟困境的充足空間。過去幾年，巴西公共債務不斷攀升，利率長期處於高位，財政調整舉步維艱。右翼雖然輸掉總統選舉，卻進一步鞏固了在國會的影響力。擺在魯拉麵前的，不僅是如何兌現競選承諾，更是如何在政治分裂和財政緊約束之下維持經濟增長。
與此同時，整個拉丁美洲正遭遇兩場幾乎同時到來的外部衝擊。一場來自中東，荷姆茲海峽航運持續嚴重受阻，能源和化肥價格上漲不斷推高生產生活成本；另一場來自太平洋，強厄爾尼諾現象持續發展，可能在未來數月進一步加劇農業、能源和基礎設施風險。兩場危機相互疊加，使拉美地區長期積累的經濟脆弱性再次暴露。
近期，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發的兩篇文章，從不同層面揭示了拉美面臨的發展困境。一篇著眼整個地區，分析能源與氣候雙重衝擊如何加劇經濟脆弱性，並推動民眾政治訴求從公共安全進一步向經濟民生延伸；另一篇聚焦巴西，指出這個拉美最大經濟體深陷高債務、高利率與財政調整困難相互交織的困局，無論左右翼何者執政，都難以在短期內找到破解之道。
兩篇文章共同揭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實：拉美政治的左右鐘擺仍在擺動，但真正決定各國未來的，已不只是由誰掌握權力，而是誰有能力解決長期積累的發展難題。選票可以決定誰來執政，卻無法替下一屆政府償還上一輪危機留下的債。
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2026年9月30日與10月22日兩篇文章，原標題分別為“The Two Shocks Upending Latin America”和“Brazil’s Economic Impasse”，僅代表原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兩次衝擊同時抵達
先看第一記。荷姆茲海峽長期實質關閉引發的能源與化肥市場動盪，已然重塑拉美的政治格局。
今年3月，智利總統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因拒絕發放消費補貼以緩解能源漲價衝擊，支援率下跌14個百分點，4月，秘魯民眾遭遇該國30多年來最劇烈的單月通膨飆升，不滿情緒集中爆發，充分顯現出經濟焦慮足以顛覆政局、為民粹主義者打開上升通道。左翼候選人羅伯托·桑切斯（Roberto Sánchez）在總統選舉首輪意外異軍突起，但最終在第二輪決選中以微弱劣勢惜敗於右翼候選人藤森慶子（Keiko Fujimori）。在阿根廷，儘管油氣產業正蓬勃發展，能源成本攀升仍再度引發通膨擔憂，成為米萊（Javier Milei）政府的棘手難題，其民眾反對率從年初的49%一路飆升至4月末的63%。
拉美地區高度依賴汽油與柴油進口，油價持續高位運行造成的經濟損失正不斷擴大。多明尼加共和國、尼加拉瓜以及多個加勒比小國政府已出台能源價格補貼，但在油價長期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這一舉措的財政成本愈發高昂。其他國家政府無力承擔這類紓困政策，普通消費者直接承受價格上漲的猛烈衝擊。玉米是中美洲的重要主糧，2025至2026年間，宏都拉斯玉米價格漲幅超過60%；瓜地馬拉則因汽油價格飛漲爆發了民眾抗議。
第二記衝擊緊隨其後，而且可能是有記錄以來最強的一場厄爾尼諾事件。未來數月，厄爾尼諾大機率會給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巴拉圭和秘魯帶去洪澇災害，在中美洲與亞馬遜雨林引發乾旱，並擾亂太平洋核心漁業生產。為應對海灣衝突引發的市場衝擊，多國財政預算已被消耗殆盡，面對新一輪災害挑戰時將國庫空虛、捉襟見肘。
目前該地區已顯現出災害影響。秘魯持續遭遇暴雨、山體滑坡與洪澇，數十萬民眾受災，由此引發的經濟混亂大機率會在年內進一步加劇。哥倫比亞8月剛遭受7.4級地震，如今又面臨厄爾尼諾對水電站與咖啡產量的雙重壓力，而咖啡仍是該國核心出口收入來源。兩國新任領導人競選時均以安全議題為核心主張，如今卻不得不應對經濟脆弱性問題，救災工作正持續考驗其財政能力與施政水平。
中美洲可能面臨重度乾旱、糧食安全風險以及燃料、化肥成本高企的多重困境，各國政府大機率將暫停徵收燃油稅、放棄巨額財政收入，以防範社會抗議爆發。十年前，一場強厄爾尼諾曾重創薩爾瓦多、瓜地馬拉與宏都拉斯的農業生產，催生了一波湧向美國的移民潮。如今美墨邊境管控大幅收緊，移民這一傳統“洩壓閥”基本失效，上述國家國內社會動盪的風險持續上升。降水減少還導致巴拿馬運河水位下降、航運效率放緩，進一步加劇本已受阻的液化天然氣貿易壓力。
巴西的氣候跨度最大，暴露面也最廣。南部大豆與玉米收成面臨減產風險，稀樹草原與雨林區域則陷入乾旱、野火頻發。供應巴西全國大部分電力的水電系統大機率將承壓，迫使北部與東北部地區更多依賴成本更高的燃氣、柴油與燃煤發電。能源結構的這一轉變可能需要政府出台消費價格補貼，同時會拖累該國資料中心產業的快速擴張。阿根廷則把賭注押在收成上：米萊的經濟計畫依賴強勁的穀物產量重建美元儲備。此前長期乾旱已導致連續減產，阿根廷本寄望於厄爾尼諾帶來的超量降水恢復產能，但降水過量反而可能損毀基礎設施、降低作物產量，直接衝擊出口收入。
兩記衝擊落地的時候，拉美剛從疫情裡站直身子。正當地區經濟逐步走穩復甦之際，荷姆茲海峽關閉與歷史性厄爾尼諾事件接踵而至。該地區成功避免了又一個“失去的十年”，本是積極訊號，但如今外部衝擊頻發，各國政府將缺乏足夠的財政與政治空間，難以破解制約增長與發展的結構性難題。若拉美各國不能形成區域協同合力，抓住全球經濟格局調整中的發展機遇，地區經濟長期低迷的態勢將難以改變。
▍誰在衝擊裡賺到錢
衝擊並不均勻。有輸家，也有贏家，而且贏家的名單值得細看。
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圭亞那，今年以來該國石油收入增幅已超50%。委內瑞拉也從中獲利，但在缺乏實質性民主轉型的前提下，其油氣產業的長期發展能力仍存疑問。川普政府與委內瑞拉“代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達成的協議已面臨國會審查，若美國中期選舉後參眾兩院任一院控制權落入反對黨民主黨手中，審查力度只會進一步收緊。在阿根廷，頁岩油氣產能持續擴張，推動該國從能源淨進口國轉變為出口國，美元出口收入顯著提升。巴西油氣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已成為拉美第一、全球前十的石油生產國，後續仍有充足增長空間。秘魯與智利則通過出口銅、金等礦產抵消了能源成本上漲壓力，當前這類礦產價格已攀升至歷史新高。
▍巴西：一道解不開的方程
把鏡頭推到巴西，問題會看得更清楚。
10月5日，也就是巴西大選第一輪投票次日，該國金融市場情緒高漲。巴西正深陷高債務、低增長的困境，投資者迫切期待執政者削減預算赤字、放寬市場監管、降低稅率，甚至推動國有資產私有化。左翼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魯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執政近四年來，此類改革舉措推進緩慢，因此投資者普遍希望右翼政府上台能為大刀闊斧的改革創造空間。
巴西大機率將迎來右翼執政。極右翼自由黨在議會席位大幅增加，成為參議院和眾議院的第一大黨。該黨總統候選人的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之子弗拉維奧·博索納羅（Flávio Bolsonaro），在第一輪投票中以近兩個百分點的優勢領先於年事已高的現任總統魯拉。魯拉過往曾上演過令人矚目的政治翻盤，但在定於10月25日舉行的第二輪決選中，弗拉維奧·博索納羅仍是更被看好的一方。
然而，即便博索納羅勝選，巴西經濟前景依舊黯淡。他提出的政策，與降低債務、刺激私人投資所需的大規模財政整頓方案相去甚遠；而他執意削弱巴西政治體制的主張，也會製造不確定性，進一步嚇跑投資者。魯拉執政期間，巴西經濟增長持續低迷，本屆政府始終難以緩解公共部門與家庭部門背負的高額債務壓力。但真正可能將該國拖入經濟危機的，是博索納羅政府可能推行的政治路線。
巴西正面臨嚴峻的經濟困境。該國主權債務率已飆升至GDP的83%，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已無額外支出空間；高利率同時衝擊著消費者與投資者。與此同時，伊朗戰爭推高了燃油及其他商品價格，讓本就因高負債承壓的家庭資產負債表雪上加霜，也讓眾多巴西民眾迫切期待能有領導者改善他們的日常生計。
這一困境是多年積累的結果。2018年雅伊爾·博索納羅當選前，其前任米歇爾·特梅爾（Michel Temer）總統為遏制巴西失控的財政問題，出台了公共支出上限政策。特梅爾將這一上限寫入憲法修正案，以防後續政府為自身需求隨意調整支出上限。但雅伊爾·博索納羅任內仍多次推動上調上限，為此必須說服國會修改憲法。作為交換，行政部門實際上將預算流程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了立法機構。
因此魯拉接手的是一個財政調整空間極為有限的體制，而他在任內也鮮有舉措破解這一難題。其結果就是預算赤字高企、通膨持續不退，迫使央行大幅升息。而高利率反過來又惡化了家庭資產負債狀況，拖累整體投資與經濟增長。
▍兩個候選人，同一本帳
即便魯拉成功連任，推行新的財政改革及其他促增長措施也將困難重重。他承諾削減支出，並提議對巴西稅制進行全面改革，此舉本有助於擴大預算盈餘、降低公共債務。但如今博索納羅領導的自由黨及其盟友已掌控參眾兩院多數席位，足以否決魯拉推動的任何立法。
但指望博索納羅做得更好，即便不算完全不切實際，也過於樂觀。兩位候選人在競選期間都未詳細說明修復經濟的具體方案。博索納羅反而頻繁提及“體制改革”，稱其內容包括修改巴西已施行38年的憲法，放寬現行勞動與環保法規等；干預聯邦最高法院；以及為其父特赦——雅伊爾·博索納羅因主導2023年政變未遂正在服刑。這些舉措很可能會嚇跑投資者，因為穩定的制度是經濟良性運行的必要前提。一個破壞司法體系與憲法的政府，無論其經濟政策內容如何、制定官員聲望多高，政策的公信力都會大打折扣。
此外，要為這種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爭取支援，就必須做出諸多妥協，而這反而可能加劇巴西的經濟困境。要在國會獲得足夠票數推進博索納羅的核心議程——例如罷免最高法院大法官需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憲法修正案需參眾兩院五分之三多數通過——政府必須爭取聯盟外議員的支援。這些政客幾乎必然會要求為各自選區爭取大量資金作為交換，進一步推高預算赤字。
博索納羅的極右翼陣營還將著力維繫其新近組建的、由州長、市長與選民構成的聯盟。該陣營的支持者多為巴西中下層民眾，他們在二十年前魯拉首個兩屆任期的經濟繁榮期擺脫了貧困。此後多年收入增長陷入停滯，這些選民轉而支援自由黨，但這份忠誠度並不穩固。他們大多是個體經營者，經濟處境脆弱。博索納羅與魯拉目前都在爭取這部分選民，承諾推出增收舉措與家庭債務紓困方案，但即便這些方案能夠落地，也只會讓巴西的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博索納羅披露的經濟政策也難以讓人信服。其政黨稱將削減400億美元政府開支（約佔GDP 的1.5%），實現基本預算盈餘——即不含利息支出的預算平衡指標。但該黨並未說明具體實現路徑，博索納羅也未詳細闡釋其控制公共債務增長的模糊計畫。歸根結底，博索納羅很難兌現這些承諾，尤其是如果他信守不削減養老金與核心社會福利項目的承諾，就更難實現。
問題的一部分在於，自由黨的經濟方案缺乏可行的降本計畫。方案提議裁撤至少十個政府部門，但並未估算由此節省的開支規模。2019年雅伊爾·博索納羅上任後也曾採取類似舉措，撤並內閣崗位、裁減公職人員，但對財政狀況幾乎沒有改善。其他承諾的舉措還包括下調巴西增值稅、逐步取消金融交易稅、降低電力與燃油稅、四年內投入1800億美元用於基建，以及新建250萬套住房。這些舉措無一能解決巴西的財政問題，反而會讓問題進一步惡化。
博索納羅的其餘稅收計畫同樣如此。其經濟顧問稱，計畫全面撤銷魯拉政府財政部長費爾南多·阿達德（Fernando Haddad）任內新增或上調的所有稅種。阿達德的增稅舉措旨在將稅負向高收入群體轉移，增加政府收入，緩解稅制不公。這些稅收政策確實帶動了財政收入小幅增長，但仍不足以實現預算盈餘。博索納羅稱這些舉措因加重高收入群體稅負而阻礙了投資，但這一說法並無證據支撐。相反，全面取消這些增稅政策只會惡化巴西的財政狀況。簡單測算顯示，巴西需要通過增收、減支或二者結合，將基本預算收支差額改善約6個百分點的GDP，才能遏制債務進一步攀升。這一調整至少需分三年推進，讓負債家庭與企業有時間調整消費和投資行為，避免經濟陷入衰退。而大規模減稅會減少政府收入，推高債務水平。
巴西的高利率是另一重制約。央行當前基準利率為13.75%，以拉美標準來看處於極高水平，決定了整個經濟體的利率走勢。僅公共債務利息支出就約佔GDP的8.7%。博索納羅若大幅降息，勢必引發經濟衰退，因此他將面臨與魯拉本屆任期相同的困境——遏制債務快速增長的可行選項寥寥無幾。
▍前車之鑑
無論是魯拉還是博索納羅，都難以破解巴西的經濟難題。但如果博索納羅上台後大幅轉向非自由主義路線，巴西幾乎註定會陷入經濟災難。
博索納羅從未否定其父對巴西1964至1985年獨裁統治的推崇，他所在的自由黨也與當年支撐軍政權的政黨一脈相承。此外，他已承諾將釋放因2023年煽動暴亂與政變未遂而入獄的父親及其同僚。弗拉維奧的弟弟、前國會議員愛德華多·博索納羅（Eduardo Bolsonaro）大機率會在其兄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曾公開表示欣賞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政權，稱希望學習該陣營的“先進經驗”——而這一陣營正是通過修改憲法、改組司法、壓制媒體等一系列掌控了匈牙利。巴西國會中規模龐大的極右翼陣營也支援削弱體制的政策，包括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早在多名大法官曝出腐敗指控之前，這些政黨就已鼓吹這一舉措。
儘管巴西暫無重回軍政府統治的風險，但過往政權足以敲響警鐘：如果博索納羅政府將其非自由主義傾向推行到底，將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在長達二十年的執政期間，其為維持政權統治，以不可持續的規模大肆開支，資金大多流向國有企業。最終該國出現公共債務違約，惡性通膨持續侵蝕經濟，收入不平等急劇惡化。六套經濟穩定計畫相繼失敗，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巴西並非個例。過去一個世紀裡，拉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從類似轉變中獲得經濟收益。
巴西的右翼轉向並非孤例，而是契合了區域整體趨勢。巴西與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的極右翼運動，有著共同的思想核心——粗糙的自由意志主義世界觀。這些勢力都宣揚讓民眾擺脫國家束縛、成為自主創業者，向就業不穩定、缺乏經濟保障的選民承諾其政策將帶來繁榮。但這類民粹主義主張很難獲得投資者的信任。與其他國家的同類勢力一樣，巴西極右翼聲稱靠拆解體制、搭配單薄的經濟議程就能解決國家的深重難題，本質上不過是空頭承諾。
▍區域自救的可能
回到整個地區。拉美國家既無力推動荷姆茲海峽重新通航，也無法緩解太平洋海域的氣候異常。若要平穩渡過這場多重危機，各國必須摒棄過往的分歧疏離，走上聯合自強之路。
在全球各區域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內部貿易佔比處於最低水平。各國政府必須拿出政治意願，深化區域經濟互聯互通，實現增長紅利惠及普通民眾的目標。與此同時，各國還需強化法治建設，執行更嚴格的財政紀律。該地區的多邊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開發銀行，以及眾多次區域銀行——可在多方面發揮作用：既可為災害應對提供緊急融資與規劃支援，也能吸引更多私人投資落地。
除拉美各國自身之外，歐盟與美國兩大外部力量，能夠幫助該地區規避危機引發的最嚴重後果。歐盟已將自身定位為有別於中美的可靠、可預期的合作選項。若歐盟法院明年批准各方推動已久的《歐盟- 南方共同市場夥伴關係協定》，歐盟將與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四國確立穩定的自由貿易關係。此外，歐盟還通過“全球門戶”倡議，以超500億美元的公共與私人投資為該地區經濟提供支援。
唐納德・川普（Donald John Trump）執政下的美國則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徑：以關稅與武力手段推行脅迫政策。美國或許能通過施壓委內瑞拉等國實現短期資源掠奪，但這種做法從長期來看，會持續損耗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一個穩定繁榮的拉美符合美國利益，將關鍵供應鏈（尤其是關鍵礦產與先進技術領域）佈局在本土周邊同樣符合美國利益。各方可共同為拉美國家提供所需的融資與災害應對支援，助力該地區走出危機、實現更強勁的發展。
▍結語
兩場衝擊來自外部，但能否有效應對，最終取決於拉美自身。
拉美並不缺少發展的有利條件。豐富的礦產、能源和糧食資源，使其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重要位置；部分國家油氣產能持續擴張，龐大的區域市場也蘊含著可觀的發展潛力。然而，資源稟賦並不會自動轉化為發展優勢。真正的問題在於，拉美能否建立起將短期外部機遇轉化為長期增長動力的制度安排：在財政上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間，在制度上穩定市場預期，在區域合作中打破市場壁壘，為長期投資和產業發展創造條件。
這三個方面相互關聯，也相互制約。財政空間不足，政府便難以兼顧公共投資與社會保障，經濟調整容易引發新的社會矛盾；政策缺乏連續性，外部資本便更傾向於追逐短期收益，而非投入回報周期較長的產業項目；區域市場分割，則使單個國家難以形成支撐完整產業鏈的規模優勢。任何一個環節的薄弱，都可能進一步放大其他方面的結構性矛盾，使外部衝擊不斷轉化為內部發展困境。
過去五年，拉美經濟在接連不斷的衝擊中展現出一定韌性，卻始終未能擺脫低增長、低投資和生產率增長乏力的結構性困境。如果這些深層次問題得不到解決，未來幾年，拉美恐怕仍將面臨經濟波動與政治更替相互交織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政治輪替或許能夠改變政策方向，卻未必能夠解決長期積累的發展難題。一次次危機過後，留給結構性改革的空間反而可能愈發有限。
歸根結底，外部衝擊考驗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韌性，更是其在利益分化與政治對立中凝聚改革共識的能力。如何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將短期應對轉化為長期改革，將政治競爭轉化為治理共識，才是拉美這一輪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