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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中國宏觀趨勢，五位券商首席各自發表其觀點，讓讀者能快速了解中國宏觀經濟與資本市場重點趨勢。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何海峰、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等五位券商首席，共同把脈宏觀經濟及資本市場，暢談「雙碳」目標、專精特新、對外開放、共同富裕及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解讀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1.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
李迅雷：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是中國由製造大國變為製造強國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2.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何海峰
何海峰：經濟的高品質發展實質上是可持續發展，而可持續發展對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天然的內生性要求。 因此，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經濟成長速度依然要得到保證。
3.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
郭磊：雙碳投資有望逐步承接後地產時代固定資產投資空間，以及倒逼製造業產業升級。 用外部成本推動能源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達到最優，這也是碳中和的一個重要意義。
4.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
邵宇：高質量發展並不是不注重速度了，高品質要以一定的速度為前提，只是不能再盲目追求速度，更不能以質量為代價追求速度。
5.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
趙偉：高品質發展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需長期堅持綠色低碳發展，要在碳達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實現中國生產生活方式全面綠色低碳轉型。
中國資本市場正逐步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李迅雷：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國經濟已由高速成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而這也對應著成長動能的轉變。 過去一段時期，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尤為突出，過度依賴地產來穩成長使得中國債務規模高企，經濟的脆弱性有所上升。
五中全會提出要形成以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目前來看，問題似乎在於"內迴圈"，如消費增速低，金融和房地產在GDP中的佔比過大等，這才是讓內迴圈不暢的根本原因，這也是改革繞不過去的坎。
而當前政策導向強調要做好「跨周期調節」，注重短期成長與中長期經濟發展品質的平衡，能夠提升經濟品質的創新和技術進步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成長的主要動能。
比如支柱投資要適當超前，製造業要發力，要啟動一批產業技術再造工程專案。 現在十四五提了大概有102個國家重點專案工程，這方面應該對我們拉動製造業投資有一定的作用，此外還要激發湧現一批"專精特新"的企業。
中國資本市場經歷短短30年的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A股市場的市值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與中國經濟的體量相對應。2021年成立北交所，打通了新三板與主機板之間的通道，多層次市場體系已經建立並正在完善，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註冊制穩步推進，2021年有500多家公司上市，直接融資比重顯著上升，隨著退市制度的逐步落實，中國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
然而，中國資本市場仍屬於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相比，在某些制度的執行上仍有進一步完善空間。 例如，退市制度雖然有，但還要進一步嚴格，美國納斯達克自開市以來，80%以上的公司退市了。
我們雖然鼓勵精專特新企業上市，但也要實行優勝劣汰，激勵上市企業在上市後仍要創業求發展。 此外，A股市場還是一個國內市場，需要開設國際板，以助推十四五期間實現國內國際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的形成。
何海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要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從最本質上講，高品質發展問題是制度建設和發展模式問題。 只有通過完善經濟制度，才能紮實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並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實現永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高質量發展並不意味著放棄對速度的追求。 經濟的高品質發展實質上是可持續發展，而可持續發展對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天然的內生性要求。 因此，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經濟成長速度依然要得到保證。
即便在疫情衝擊的背景下，從中國現代化建設中長期目標要求來看，經濟發展也要保持一定速度而不能失速。
中國資本市場正不斷適應「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金融服務提出的新要求，逐步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首先是金融科技的領先發展、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等將對中國資本市場的高質量發展起到基礎支撐作用；其次，資本市場參與主體，如基金、券商、銀行理財、保險資管、信託等不斷規範化發展，並通過錯位發展互相補充，以產品創新、風險管理、相對收益的優勢不斷提升行業競爭力，實現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資本市場高品質發展也意味著對資本市場制度的法治化、國際化、國際化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國資本市場高品質發展應當以註冊制改革為契機，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統籌推進提高上市公司品質，健全退市機制、多層次市場建設，健全證券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和投資者保護體系等重點改革，推進關鍵制度創新，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資本市場發展道路。
當然，同時要認識和把握資本的性質與規律，善用資本的力量。
郭磊：首先，中國經濟逐步走到綠色發展、雙碳引導是一個內生過程。 在人口快速成長、工業化快速推進的階段，是很難大規模推進碳中和的，這一時段經濟成長本質上是粗放型成長，碳排放本質上是工業化的影子指標；而到了當前階段，"兩高一剩"行業的產能得到了化解，"工程師紅利"驅動成長，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成為發展目標，經濟中的增量資產越來越分佈於新產業和"專精特新"，碳減排變成了高質量發展的影子指標， 推動碳中和具備了人口條件、技術條件、產業結構條件、社會發展條件。
其次，雙碳投資有望逐步承接後地產時代固定資產投資空間，以及倒逼製造業產業升級。在控制宏觀槓桿率和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基建與地產投資存在增速天花板。未來10年中國經濟成長需要有投資空間去吸納。
碳中和涉及投資量巨大，各方面測算規模級別都是百萬億人民幣。碳中和本質上是一個類「科斯定理」的作用機制。在「碳中和」的大框架下，公共政策為負外部性設限，市場為負外部性定價，消費者通過生活方式改變為負外部性用腳投票，倒逼企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推動企業尋求產業路徑和技術路徑上更好的解決方案。用外部成本推動能源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達到最優，這也是碳中和的一個重要意義。
再次，雙碳不單是能源替代那麼簡單，它涉及到經濟諸多層面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系統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 。
邏輯上來說，雙碳涉及到幾個層面的改變：一是高碳行業的減產，比如鋼鐵、電煤、部分化工品；二是清潔能源的替代，比如新能源、新能源車取代傳統能源和交通；三是工業流程的優化，包括清潔生產、減排技術、脫碳技術和循環經濟；四是制度框架的形成，比如碳稅和碳排放交易體系。 除此之外可能還包括居民端一些消費習慣、行為習慣的改變。
2022年是十四五規劃第二年，是十四五期間增量佈局的關鍵年份。在"1+N"的頂層設計出來之後，預計一系列政策紅利將浮出水面。短期來看，值得關注的是雙碳相關的新基建。碳中和同樣涉及基礎設施，能源體系和交通運輸體系的投資本來就是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低碳化投資將帶來"新基建"內涵和外延的大幅拓展，包括新能源發電（光伏、風電、BIPV）基建、新型儲能、智能電網，新能源交通工具配套基礎設施等。
邵宇：一方面，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 另一方面，高質量發展並不是不注重速度了，高品質要以一定的速度為前提，只是不能再盲目追求速度，更不能以質量為代價追求速度。
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內涵是，供給側是從要素數量的投入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的提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和定價中的決定性作用，啟動市場主體活力，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協同效應，調整提升產業機構；需求側強調共同富裕，理順收入分配關係，提振最終消費為戰略基點，貿易方面降低對進口中間品和外部市場的依賴，優化貿易結構以增加附加值， 推動城市群建設以形成規模報酬，提升投資效率；高質量發展要必然要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
過去40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源自勞動要素的優化配置。未來，在人口紅利不斷消失的背景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將更加依賴資本的優化配置，這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邏輯，也是未來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主線。 全要素生產率中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微觀主體效率這兩者都與金融市場能否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有關。
趙偉：高質量發展，是轉型「攻堅」階段核心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要求和必由之路。 當下，經濟早已告別過去粗放式、高速成長，進入轉型"攻堅"階段，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經濟該走什麼路、如何尋找新的成長點、政策怎麼助力等問題，都需要黨中央的頂層設計。 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經濟轉型高品質發展階段的判斷，十九屆六中全會《決定》系統回答了經濟形勢"怎麼看"、經濟工作"怎麼幹"的問題，要求必須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發展相統一，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全面建設社會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開啟，也對經濟發展提出更高要求；同時，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也是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所在。
經濟高質量發展，必然需要高品質的資本市場來助力，也為資本市場提供更多優質的主體。 高質量發展，必然帶來發展模式、資源分配組合等變化，對資源配置效率優化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有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資本市場，來實現金融資源的市場化有效配置，進而激發市場活力、推動創新驅動等。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要在政策制度、基礎設施、監管專業化、市場預期引導等不留短板，針對新發展、新業態等與時俱進，讓專業人做專業事、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 同時，經濟高質量發展，也必然帶來優質主體的成長，讓更多主體在資本市場融資、定價，讓普通投資者共同分享企業成長的紅利，也有利於促進共同富裕。
"綠色低碳"將成為資本市場明確主線
何海峰：綠色低碳發展將會是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主導方向，這是推動中國經濟高品質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抓手。 可以看到，隨著雙碳目標推進，光伏、風電、5G、特高壓、工業互聯網、新能源汽車等行業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 短期看，受制於技術革新與資金的限制、經濟下行的壓力，推進步伐會更加合理、穩健。
不同機構均預測，中國實現碳中和所需投資在百萬億級別，這將對資本市場產生巨大的投融資需求，也對資本市場提出更高的要求。 資本市場要發揮作用的前提與關鍵首先是碳定價和可交易，這需要金融機構積极參與碳排放權交易，金融機構還可以利用金融工具為實體企業做好資金跨期安排和風險管理功能。
其次，資本市場需要將碳成本、碳收益因素加入到投資決策的影響因數中，不斷提升綠色投資能力，為企業提供全週期、鏈條的綠色投融資服務。
最後，在財富管理轉型的環境下，資本市場通過創設、銷售碳中和主題金融產品，不僅有助於提升財富水準，也能夠發揮綠色低碳的社會宣傳引領作用。
李迅雷：回顧歷史，燃氣時代的英國、油氣時代的美國均表明主導能源革命的國家將成為最具有經濟活力的經濟體。 中國經濟過去40多年的崛起是在傳統能源框架下實現的，受限於人口紅利、技術反覆運算的"天花板"。 因此中長期看，如果要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將當前依靠人口紅利的"戰後追趕型"經濟發展模式切換為19-20世紀英、美等發達國家崛起時所依靠的"能源革命驅動"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綠色低碳"革命對於中國製造業，整體經濟乃至綜合國力而言，無疑是破局的最大機遇。
展望2022年，我認為"綠色低碳"將成為資本市場明確的主線。 首先在地產下行拖累經濟成長背景下，「雙碳」領域有望成為結構性貨幣政策發力和「穩成長」的重要方向，如已經落地的「綠色再貸款」，未來可能實行的「綠色中期借貸便利」（GMLF）等。 其次，積極財政方面提出「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按照中財辦的解讀主要是在"減污、降碳、新能源等領域"，既擴大短期需求，又增強長期動能"。
具體而言，儲能領域、綠電板塊、新能源設施對應的新材料等，或將成為真正的政策發力點和投資熱點。 同時，「雙碳」代表的氣候問題是中美共識，也是短期內中美關係出現「階段性緩和」的關鍵所在，增強了「雙碳」政策持續加碼的外部驅動力。
郭磊：未來10年，全球製造業的α主要在"U2"，即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和東南亞的低成本替代。
對於中國的產業升級來說，「工程師紅利」是一個內生驅動。2020年，中國PCT專利申請量全球佔比為25%，居世界第一位。排在後面的依次是美國、日本、韓國、德國。 當然，數量本身並不能完全對應關鍵領域的核心競爭力，也不能完全被理解為科技創新能力，在核心科技領域取得進一步突破仍任重道遠；但從趨勢上看，"十四五"期間政策紅利與研發費用的提高將驅動中國推動"工程師紅利"要素的進一步啟動，以及各行業研發創新的加快，這是製造業產業升級的基礎。
金融體系在適配性上的表現之一就是對於創新的支援。 十四五規劃指出，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構建金融有效支援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政策紅利將帶來創新型企業的低融資成本，它會形成創新在分母端的一個重要驅動。 註冊制改革是整個資本市場改革的一個關鍵環節，它將推動資本市場以更高的效率支援中國經濟轉型和新產業發展。
邵宇：綠色轉型是世紀工程，機遇與挑戰不是以年，而是以10年、20年為單位的。 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工業化起步較早，技術領先，經濟結構中服務業佔比高，GDP能耗較低，碳減排整體進程領先。 中國工業化進程起步晚，能源結構以高碳排的煤炭為主，服務業佔比仍然較低。 所以碳減排的進程略晚於西方。 按照規劃，中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只隔了30年，比歐洲和美國都要短，難度可想而知。
既然約束條件定下來了，求最優解的過程，從資本市場的角度看就是機會。 綠色發展和低碳轉型是ESG的核心內涵，無論是一級市場還是二級市場，實際上早在雙碳目標定下來之前，與之相關的概念就已經受到資本的追捧，去年的二級市場更是如此。 而且，當下還處於早期階段。 實現雙碳目標需要重構能源產業，這當中有一系列技術攻關要做，會誕生一批高新技術龍頭企業，對資本市場是重要的供給。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要避免資本的無序擴張。 這一點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也有強調。
趙偉：高品質發展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需長期堅持綠色低碳發展，要在碳達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實現中國生產生活方式全面綠色低碳轉型。 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但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建設現代能源體系，要先立後破，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 綠色發展，不只是能源的利用清潔化、綠色化，還包含更加廣泛意義的經濟活動低碳化，會逐步改變原有生產、生活模式，帶動人類經濟和自然等和諧發展。
綠色低碳發展，離不開資本市場的大力支援，也帶來一些長期景氣賽道的投資機會。 近年來，綠色相關融資明顯成長，2021年尤為明顯，綠色貸款、綠色債券成長均在30%左右，截至2021年3季度末，綠色融資存量規模超過17萬億元。 綠色發展趨勢下，中央及相關部委多次強調，加大綠色發展支援、撬動更多金融資源向綠色低碳產業傾斜等；央行推出碳減排等支援工具，並擴大綠色金融評價範圍等，激勵機構投放綠色領域。 伴隨政策支援加大，貸款、債券等融資或進一步向綠色領域傾斜，帶動相關融資持續擴張。 伴隨綠色發展逐步擴大，綠色產業鏈持續擴大和延伸，也為資本市場帶來更多優秀的企業和投資機遇。
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何海峰：打造創新型企業發展主陣地是資本市場落實更好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勢下全面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的重要舉措。
中國資本市場長期致力於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優質資本創新中心，積極促進具有國際競爭力水準的科技、創新與資本的集聚與配置，努力成為彙聚培育創新型卓越企業的搖籃和戰略高地。
未來，根據國家科技產業創新升級需求，資本市場應進一步前瞻性拓寬並動態調整產業賽道與集群，引導培育符合科技發展方向與高質量發展亟需的優質創新型企業，打造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專精特新企業集群。
展望未來，中國資本市場將進一步擴大對不同賽道、不同創新類型企業的包容性，吸引國際創新型企業登陸中國資本市場。 通過堅守科創板「硬科技」定位，建設好科創板、創業板、北交所，發揮交易所對產業鏈補鏈強鏈的積極作用；鼓勵創投基金發展；推動、完善和實現全產業鏈全周期資本服務；同時聚焦重點產業，引導資金加大對科技創新、高端製造、中小企業等重點領域的支援力度，落實資本市場在促進科技、資本和產業良性迴圈方面的使命擔當。
李迅雷：「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就是指具備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和新穎化優勢的中小企業。 這些企業雖然規模較小，但在細分市場領域有著非常強的競爭優勢，具備一定的話語權，繼而可以影響到整條產業鏈的運作。 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是中國由製造大國變為製造強國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中國金融業長期存在的「頑症」。從整體信貸環境來看，銀行等金融機構缺乏服務中小企業的積極性。 中國社會融資結構中銀行貸款佔主要地位，債券和股權融資比例非常小，中小企業融資方式也非常單一。特別是2021年疫情影響以來，上游原材料漲價、招工人力成本的提升"擠佔"了中小企業盈利空間。 利用直接融資大力支援中小企業的發展是政策應有之義。
為提升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效率，我認為應該進一步健全北交所制度建設，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北交所的設立及推進屬於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一環，本質在於拓寬中小企業上市路徑，全方面服務不同行業屬性及成長階段的中小企業。北交所具有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意在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準性。在新三板改革方面，北交所與滬深交易所、區域性股權市場有望實現錯位發展與互聯互通，發揮好轉板上市功能。 通過統籌協調與制度聯動，有助於維護市場結構平衡，解決創新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核心問題。
邵宇：大量研究顯示，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於高科技企業和依賴外部融資的企業的創新有正向激勵作用，而銀行信貸則對此有負面作用。 激勵創新的契約有如下特徵：短期內允許試錯，容忍失敗，同時在長期內又給予成功高額的回報。 創新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和高度信息不對稱的活動，以互聯網、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一代創新型企業，在早期階段很難獲得銀行貸款和其他債務融資，只能依靠資本市場。
趙偉：高品質發展是創新驅動的發展，資本市場可以在支援科技創新發揮更加關鍵的作用。高質量發展就是創新作為第一動力的發展，只有創新驅動才能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科技創新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伴隨世界經濟、政治環境嚴峻，關鍵領域"卡脖子"情況日趨嚴重，只有創新才能突出重圍。 政策加快推動核心製造業升級和引導高新技術的培育，但僅靠政策引導不夠，核心在於發揮資本市場培育新興產業、發現價值等方面的優勢作用，吸引更多資本進入一、二市場，實現產業和資本的良性迴圈。
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重要性凸顯。 產業突圍，不只是靠幾個大公司就夠，在製造業分工協作、鏈條複雜的背景下，需要一批有技術優勢中小企業，來實現產業鏈上下游協作配合，共同提高產業鏈供應量的穩定性和效率。 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以自主創新為核心，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成為產業鏈上不可或缺、無法替代的一環。 為此，需要下大力氣解決好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建立完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創造公平競爭、激勵創新的市場環境，實現大、中、小企業百花齊放、協同發展。
正確處理好發展、開放與安全的關係 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腳步不會停滯
李迅雷：2022年，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在"維穩"的同時，仍需有規則地加快開放。 從現階段來看，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領域對外開放與外資流入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 在全球經濟共振回暖的大背景下，中國鼎撐多邊貿易體制，率先復工復產，憑藉其穩定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持續滿足國際市場需求，為全球貿易復甦貢獻力量。 作為助力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的重要參與方，中國參與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取得重大進展，RCEP生效將瓦解美國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圍困，擴大中國經濟外循環，實現從藉助人口紅利提供中低端配套產品為主向以高科技產業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角色轉變，最終再通過外迴圈，刺激內循環，實現內外經濟協同發展。
跨境投融資便利化吸引外資入局，而引資流向轉變也釋放出資本市場重要信號。 以港交所推出的MSCI A50指數期貨為例，其成分股按行業板塊進行選擇，避免超配市值較大的金融股或日常消費品行業股，使得資金可以流向資訊技術、醫療保健等新興產業，更加貼近中國經濟結構。
2021年，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實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看到國內外形勢依然複雜多變，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雖由於疫情防控及時，中國經濟基本面在疫情後率先反彈，但亦率先呈現下行趨勢。 在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大山"的預期下，要保經濟成長，就要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
2022年外貿發展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不穩定不均衡因素，全球供需缺口縮小、供應鏈紊亂伴隨通貨膨脹，再加上基數效應減弱，2022年中國穩外貿壓力不小。在經濟全球化的引導下，"開源"尤為重要，中國應當繼續堅持以開放增動力，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深化國際貿易便利化改革，支援外貿企業"走出去"，外商投資"引進來"，實現中國與海外市場、資源和要素的聯通性，積極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络，暢通國內國際雙迴圈。
2022年，聯準會Taper進程加快及全球主要經濟體大幅寬鬆必將給擾動全球金融市場，引起跨境資金異常流動。同時，地緣政治博弈、貿易摩擦或貿易壁壘等因素變化也會影響到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水準，從供給端衝擊中國經濟。但從本質上來說，中國金融市場更多還是由經濟基本面和經濟政策來決定的，宏觀層面決定性較高，因此，在正確處理好發展、開放與安全的關係的前提下，中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
何海峰：中國正在通過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的方式努力建設成為一個開放經濟大國。隨著貿易、投資等開放制度規則的建設，中國已實現商品貿易的較大程度的開放，未來還將更加重視實現服務貿易開放。目前，以建立面向東盟的區域性市場為重點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和以服務貿易一體化為重點的粵港澳大灣區正處於建設發展進程中。 服務貿易的開放代表更高水準的開放和管理水準，中國通過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的方式，穩步推進服務貿易的開放。
中國資本市場開放需要政策積極有為與市場開放有效的協同並重。目前中國正在著力加強境內外資金、資產、市場的互連互通，並重點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打造全球金融資源配置的中心節點。
以制度型開放推動制度性變革，中國將實現與國際經濟、國際資本更加深度的融合與聯通。 通過高水平開放，中國將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取得主動權，在國際資本市場發展中獲得相適應的話語權，從而對世界經濟成長和資本市場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邵宇：開放是改革的重要內容，資本市場開放是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題中之意。 我們曾經寫了一篇直接融資的深度專題，我們研究體會是，1978年以來中國在經濟建設當中的成就，開放舉足輕重，開放帶來了資本和技術，與國內工作力相結合，這樣才能解釋GDP成長。 如果沒有開放，僅憑人口紅利，是不能解釋的。中國開放重製造輕服務，這也是中國製造快速崛起的重要解釋。反向理解，中國服務業比較劣勢也與此有關。那麼推論就有了，中國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也要擴大開放。
趙偉：開放是為了更好的實現高質量發展，安全是堅持開放的前提，有序開放，説明穩妥推進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不是閉門造車，離不開與世界交流，既要走出去、又要引進來，高質量發展要在高水平國際化中動態提升。 不論是經濟還是資本市場領域開放，安全是前提，只有長期收益大於成本、短期風險可控，才能穩妥開放。 為了實現穩妥開放，需要建立健全市場化、法治化體制，推動規則、監管、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增強中國市場吸引力和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不是殺富濟貧 是一個長期任務，必然是循序漸進的
李迅雷：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複雜、艱巨的任務，未來也將繼續行進。作為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的經濟體，貧富分化和貧富差距亟須引起重視。按照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自2003年以來，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一直保持在0.46以上，在2008年達到頂峰0.491後雖有回落，但考慮到過去兩年疫情衝擊影響疊加全球存在通脹壓力，2021年中國的基尼係數有可能進一步逼近0.5。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公平正義難以實現，效率放緩。而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我們必須加大對國民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相互協同，兼顧效率與公平，在推進共同富裕基礎性制度建設穩步推進。
收入分配結構持續優化。 再分配機制建設進一步完善，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和監管，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同時，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發揮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也大大改善了居民財富分配格局。
經濟共用助推共同富裕。一方面，共用經濟通過為閑置資源提供交易市場，推動擁有權和使用權適度分離，實現要素資源精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打造資源節約型經濟形態。在生產領域，大力推進資源全面整合與迴圈利用，瞄準「雙碳」目標，平衡好發展與減排。 在消費領域，增強全民節約意識，鼓勵節能降耗，倡導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立足可持續發展，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得以夯實。另一方面，共用經濟能夠通過提高工資性收入、豐富財產性收入來源、增強群眾經濟力量，鼓勵引導更多自發的第三次分配行為，推動共建共用共同富裕。
何海峰：共同富裕是高品質、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目的。本質上，共同富裕需要勞動收入與財產收入的合理分配。目前相關政策在著力提升勞動收入的比重以及控制財產性收入的不合理擴張。比如，鼓勵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增加收入的能力；完善薪酬制度、保障工資支付確保勞動收入的切實可得；施行"結構性貨幣政策"精準助力小微企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縮小城鄉差距。 與此同時，通過「房住不炒」、打擊「互聯網壟斷」等措施限制不合理的資本擴張。 此外，推動更多居民形成儲蓄理財習慣，參與財富管理，共同分享資本增值。 可以預見，一系列政策組合拳將會顯著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
共享經濟原本是大家各自拿出一部分資源，共同促進某些商業模式的形成與完善，逐漸具備盈利能力，大家分享收益。這原本是一個集社會之力完成重大專案的好事情，但由於資本的逐利性、壟斷性以及國家對新興產業與平臺模式的監管認識政策措施尚不健全等原因，造成少部分人拿走了過多的利益，丟失了原本的初衷。好在這些問題得到了國家層面及時的關注，對一些共用經濟機構的不合理行為進行全面整治。我們認為，隨著對共享經濟的理解深化和監管體系的建設，共用經濟中正外部性等有利的一面將會得到持續放大，而損害共同富裕目標的不合理部分將會逐漸減少。
邵宇："共用"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涵，而共同富裕則是共用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雙迴圈新發展格局中，消費的定位是「戰略基點」，這要求在經濟成長中賦予分配更重要的權重，而且要更注重勞動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權重。 因為從經驗上看，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與消費佔比基本上是匹配的。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消除各類"二元體制"，讓要素自由流動，由市場來決定其流動的方向和價格。
對於共同富裕的認識，官方實際上解釋的是比較清楚的，市場反而有時候會過度解讀。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 這是一個長期任務，所以必然是循序漸進的。 政策上，財稅方面大有可為，隨著稅務大數據技術的進步和金稅四期的啟動，偷逃稅行為會減少。縮小貧富差距有助於進一步釋放消費潛能，對於消費行業能起到有力支撐。 這對於資本市場的含義也很明確。
趙偉：經濟共用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必須要讓人民共用發展成果，但共用發展，既不是整齊劃一的發展，也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有效調動全社會積極性能動性，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質量和專業技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讓人民成為高品質發展的生產者和創造者，也讓人民享受發展帶來的生活品質提升。
共同富裕與共用發展相輔相成，共用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也是共用發展的必然結果。 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殺富致貧，需要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這個過程需要的時間比較長，必要堅持高質量發展，在推動高品質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堅持按勞分配的同時，完善要素分配政策，加大財稅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