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到了4.5%-5%。與過去三年相比，今年的一個明顯變化，是以區間的方式制定全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如何理解這些新的變化？「 將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一個區間，是發展的確定性在下降嗎？ 」拉開時間維度，可以發現，這並不是第一次以區間的方式制定全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2016年、2019年都是以區間的方式設定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其中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跟今年的背景有很強的相似性。在當時的階段，為了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速必須達到6.5%以上。考慮到經濟盤子越大、增速會相對逐漸下降的客觀規律，如果2016年增速低於6.5%，後續幾年的壓力會非常大。因此，當年將目標設定為6.5%—7%的區間，是為了主動爭取空間。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到2035年實現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倒推計算，2026年至2035年這十年間，GDP年均增速需要達到4.17%。可見，目前設定4.5%-5%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其實仍然是在尊重經濟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依據現實發展需要，靠前發力的一種訊號。其實，我們看過去整個“十四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的制定，已經在採用彈性化的表述方式，從2022年以來，一直說的是“左右”。那麼為什麼要有彈性空間？這跟我們經濟發展階段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把一個國家經濟的運行比作一輛汽車，讓汽車跑得快很重要，但我們不是光讓汽車跑得快就夠了。我們的目標是按時抵達目的地，除了汽車速度外，還要考慮車上乘客的安全性、舒適性，還要讓這輛車在未來5年、乃至更長遠的時期能夠一直跑得快。區間目標擴大了市場對增速波動的“容忍度”，讓市場明白只要增速在合理區間內波動，就屬於正常現象，可以有效避免因短期波動引發市場過度反應，給宏觀調控帶來了更大的靈活性。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再上一個台階的新階段，而要邁進“提質升級”的這一步，並不容易。有學者指出，中國除了面臨邁向高收入國家普遍存在的持續增長難題，還同時處於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深化與大國崛起的平行階段，需要應對比其他開發中國家更為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放眼全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編制的世界不確定性指數（WUI）在2025年一度飆升至約12.2萬，而2008-2024年間該指數平均只有2.2萬左右的水平。即便去年中國外貿進出口實現3.8%的同比增長，未來經濟仍面臨關稅壁壘升級、全球產業鏈重構等多重挑戰。從202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相關部署來看，為“十五五”時期奠定基調的，是一套綜合性戰略框架。換句話說，經濟增速，並不是我們經濟發展的唯一目標，而更應該看作是更好地實現各項目標的一種“載體”。沒有一定的增速，最佳化無從談起。但僅有增速而不推動與資源稟賦匹配的結構最佳化，增長必然不可持續。當前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戰略部署，正是對這一辯證關係的精準實踐：它要求在保持經濟增速在合理區間的過程中，通過深化改革和精準施策，推動要素稟賦從“量”的積累轉向“質”的提升，最終在動態變遷中實現螺旋式上升。從客觀資料上來說，中國設定的4.5%-5%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依舊處於世界前列。當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保持在30%左右。更為關鍵的是，我們已經不能再簡單地用線性的資料維度去理解中國經濟。人類社會正迎來從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過渡的歷史性節點，比如在人工智慧與實體經濟融合的處理程序中，算力正在重新定義生產效率。這場變革的核心命題是：誰能為世界提供更多優質的算力基礎設施、前沿的技術範式以及開放包容的數字生態？中國正成為這一領域的關鍵貢獻者。2025年，中國算力總規模位居全球第二。到去年7月，中國已發佈的大模型數量佔全球總量的40%左右，國產大模型正在全球第一梯隊中佔據重要位置。此外，中國資料產業規模已達5.86兆元，資料生產量佔全球比重超過四分之一。從“世界工廠”到“數字生態貢獻者”，這樣的角色躍遷與價值升維，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理解中國發展的內涵也正在變得越來越豐富與具象化。正如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不久前所提到的，西方看待中國的發展，已不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經濟現象，而是開始成為人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與10年或20年前相比，中國已從西方民眾生活中的“外部存在”轉變為日益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商品、中國理念等無處不在。這種切身體驗的變化，正在重新塑造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坐標。從經濟中長期發展來看，有源源不斷可持續的內生動力，同時塑造中國經濟對外開放、與世界深度融合的空間，才是我們通過制定年度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要瞄準的方向，這一方向一直都是明確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相對下調，意味著經濟動能在減弱嗎？ 」對GDP目標的討論，大家最為關心的是數字的調整。這一調整難免讓不少人心裡打鼓，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經濟增長的動能也在減弱？我們不妨看一下全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的情況。其實，適度放緩增速當中，藏著一種“主動釋放空間”的智慧。2025年，按不變價格計算，廣東GDP同比增長3.9%。相比於過去的“高歌猛進”，這樣的速度看起來確實慢了，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發展動能減弱。我們要學會看懂兩類“減速”：第一類，是把錢投向未來，為長遠發展蓄勢。從產業發展資料來看，廣東的新動能正在加速集聚。廣東在網際網路和相關服務的投資增長了115.6%，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關的研發投資增長了24.3%，資金正大量湧入這些新興產業。今年初，廣東省還成立了規模達1000億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引導基金，首創“不設固定存續期限”。品品這八個字：不設固定存續期限。這就是給那些研發周期長、回報慢、技術壁壘高的硬科技企業，提供了最稀缺的資源——耐心。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調研時便提到，“你們的經濟總量在全國穩居首位。塊頭這麼大，這樣的增速下也是很大一塊增量了，廣東要和自己比。要注重研究解答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課題。”“要和自己比”講究的是一種發展定力。這種調整，是為了騰出手來攻克“卡脖子”技術，培育更強的創新動能，實現從“量的領先”向“質的領跑”轉變。第二類，是把錢花在了民生幸福裡。藍天白雲、乾淨的空氣、完善的社會保障，這些看似不能直接產生GDP，卻是高品質發展的底色。在面臨外部環境壓力加大、內部發展困難增多的情況下，廣東2025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依然達到1.82兆元，支出規模持續領跑全國。其中，民生類支出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7成以上。隨著基礎保障能力逐步完善，廣東省的財政支出開始更加注重公共服務質量和結構最佳化。過去我們看待GDP，更多關注的是規模大小、總量多少；但現在這些省份，更看重的是GDP的“成色”，追求的是“質的提升”。這一點，對於江蘇、山東這樣連續三年超額完成指標的省份來說，也是如此。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裡，山東還是那個以傳統工業為核心的省份，但一組資料足以打破這種固有認知：2025年，山東省地區生產總值歷史性突破10兆元大關。2025年底，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位化轉型覆蓋率已達到95.1%。更具代表性的是，山東一家企業主動關停傳統鋼鐵主業，轉型建成了全國最大的液體火箭發動機測試基地。從前是在生產車間裡煉鋼煉鐵，如今是在流水線上研發製造衛星。這種從傳統製造到高端智造的跨越，正是新發展動能加速迸發的生動寫照。但山東的轉型並非一蹴而就。2018年，山東曾被困在兩個“70%”裡：傳統產業佔工業比重超70%，重化工業又佔傳統產業的70%。當時山東主動壓減粗鋼、煤炭、電解鋁產能，關停“散亂污”企業。當年的“減法”，換來了今天的“加法”。如今山東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達274家、國家級工業網際網路平台46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叢集7個，均居全國前列。除了經濟大省，一批國家高新區也展現出強勁的增長活力。從已公佈的資料看，多數國家高新區2026年的GDP增速目標不低於5%。國家高新區已成為全國創新資源的高地。這些“創新尖兵”創造了超14%的經濟產出，充分展現了創新驅動的巨大潛能。跳出單個省份，從全國層面審視，新舊動能的轉換態勢更為清晰。2025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40兆元大關，其中，新動能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凸顯。實際上，新舊動能轉換是貫穿多個五年計畫的重要主題。市場研究機構分析指出，“十三五”以及之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城投-地產”模式，表現為投資以及債務拉動。“十四五”的五年，經濟結構發生明顯變化，供給端地產對經濟的拉動明顯下行，而新興行業的拉動形成一定避險。下一個五年及更遠的時間，中國預計建成“科技-產業-消費”相互促進的發展模式，通過消費形成產業收入，收入分配進一步帶動消費，我們正從這一轉換的左側進入到右側階段，進入到新經濟開花結果的階段。事實上，當前階段新動能帶來的利潤和效益，與其他行業相比，已經有了顯著的優勢。自2019年以來，高技術製造業利潤增長持續快於其他製造業；其中，電氣機械、電腦通訊等行業利潤佔比分別為11.3%、11.8%。2025年7月高技術製造業利潤率達6.5%，其他行業則在4.3%左右。因此，那些主動調整目標的省份，並非“在發展上落後”，而是把資源投向科技創新的“深水區”，投向民生幸福的“底色區”，投向我們這個國家真正需要長期積累、久久為功的領域。如果把視野放到今天的世界環境裡，中國經濟的這種選擇，其實更加清晰。2026年的世界，並不平靜，但比起中東局勢的反覆震盪、荷姆茲海峽對全球能源市場的牽動，今天，更多中國人關注最多的一定還是國家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在當今這樣一個變亂交織的世界，大家對於發展的熱切期待，更加說明我們的發展環境難能可貴，這本身就是中國經濟的自信和底氣。外部大環境下，許多經濟體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應對衝擊、穩定金融和控制風險上。而中國經濟則在應對風險挑戰的同時，仍能專注於苦練內功、向前突破：在不確定性明顯上升的世界環境中，一邊穩住基本盤，一邊推動新舊動能轉換，讓增長的來源發生變化。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討論GDP目標時，不能只看一個數字。國家經濟發展，急不得，也慢不得。這不僅是一場數字的競賽，更是一場關於耐力和定力的馬拉松。但在馬拉松中，最關鍵的不是前五公里的爆發力，而是呼吸的頻率，是核心的力量，是抵達終點的那份決心。而我們，有決心，更有力量。 (玉淵譚天)

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公佈兩會新華社快訊：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到2026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時說，經濟增長4.5%－5%，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 (新華網)

更有力的宏觀經濟刺激、更完善的社會保障，以及對房地產部門的財政支援，將有助於提振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面對多重衝擊，中國經濟在強勁出口和財政刺激的支援下表現出了韌性，依然是全球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中國經濟在2025年增長了5%；而我們預測，其今年將增長4.5%，相較10月預測提高了0.3個百分點。儘管呈現出這種韌性，但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增長模式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國內需求疲軟，部分原因是房地產長期低迷和社會保障體系薄弱抑制了消費者的支出意願。這導致了通縮壓力，並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外部需求。但是，中國今後無法靠不斷增加出口來推動持久增長。因此，轉向消費拉動型增長便成為最重要的政策優先事項。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認識到了這些挑戰，正沿著正確方向採取措施。他們在2025年採取了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立場，包括提供有針對性的社會補貼，減少對某些行業的過度投資；同時，他們還放鬆了貨幣政策。展望未來，“第十五個五年規劃”（2026年至2030年）的一個重點是通過增加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此外，在2024年改革的基礎上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將有助於減少勞動力萎縮帶來的不利影響並提振經濟前景。這些措施是有益的，但中國還能更進一步，以便在今後若干年增加消費和內需。更有力的宏觀經濟擴張至關重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支援房地產行業復甦也非常重要。財政刺激我們建議當局採取一攬子全面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重點關注推出額外的財政刺激；同時作為支援，應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並提高匯率的彈性。這些措施的搭配實施將推動通膨上升至健康水平，並擴大內需，從而降低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與此同時，政策制定者需要調整財政支出的構成。為此，需要削減對某些行業的公共投資和產業政策支援。此舉進而將改善資源配置並讓市場力量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從而提高生產率。這也將釋放預算資源，使更多資金能夠用於提高社會支出，並應對房地產行業的萎縮，包括為未完工住房的購房者提供支援。完善社會保障財政政策應重點加強社會保障，增強民眾信心以增加消費。在醫療衛生、養老金、失業救濟和社會援助等領域，都存在增加福利和擴大覆蓋面的空間。這將減少脆弱群體為防範意外衝擊或重大生活事件而過度儲蓄的需求。IMF最近一篇工作論文指出，將農村地區的社會支出增加一倍，五年內可使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累計提高2.4個百分點。放寬戶籍要求也會有所幫助。戶籍制度將居民劃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這實際上使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無法充分享受大城市的社會福利。放寬戶籍要求可以顯著降低儲蓄率。我們估計，讓2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獲得城市戶口，可使消費佔GDP的比重進一步提高0.6個百分點。最後，提高勞務稅的累處理程序度並增加資本稅，可以降低不平等，增加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而這些群體往往會將更大比例的收入用於支出，這將進一步促進消費。綜合來看，IMF的政策建議將顯著推動中國向消費拉動型經濟的再平衡，可使消費佔GDP的比重在五年內提高約4個百分點。釋放龐大國內市場的潛力將降低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從而使其更具韌性。別忘了：考慮到中國對全球增長的貢獻在30%左右，更加均衡的中國經濟也意味著更強勁、更健康的世界經濟。*****Sonali Jain-Chandra是IMF赴中國代表團團長。Siddharth Kothari是代表團副團長。Daniel Garcia-Macia是亞太部的高級經濟學家，徐繹之是該部門的經濟學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外媒報導：中國在人工智慧（AI）領域迅速進展，讓目前居市場主導地位的美國備感威脅。中國經濟分析師示警，中國將科技實力結合成本與供應鏈優勢，很可能 5 到 10 年會看到「中國科技圈」浮現。報導稱：中國在去年的央視春晚節目推出機器人大跳秧歌舞的表演，這回2026年央視春晚進一步升級為機器人表演武術，不僅有踢腿、揮拳、前後空翻等基本動作，還秀出雙節棍、醉拳等高難度招式並與武術學校真人同台演出，有網友直呼動作比去年更「絲滑」。葛林（Rory Green）是總部設於倫敦宏觀經濟預測諮詢公司TS Lombard的首席中國經濟分析師。他在財經新聞網CNBC的節目裡表示，美國在科技與AI領域「公認的壟斷地位」已被中國打破。葛林說：「我認為中國的科技衝擊才剛剛開始。這不僅僅是AI、DeepSeek和電動車，中國正非常迅速地向價值鏈上游邁進……這是歷史上首次有新興市場經濟體站在科學與科技的最前排。」葛林指出，靠強大的供應鏈支撐下，中國正把主宰市場等級的科技與新興市場相對低廉的生產成本相結合，種種結合形成強大推力，正以迅猛之勢加速中國科技發展。而在AI「軍備競賽」裡，中國也正迅速地追趕美國，利用本土晶片開發高度先進的模型作為支撐，儘管美國晶片巨頭Nvidia被視為訓練AI模型之用半導體的「黃金標準」。葛林指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端出的價廉物美科技產品對開發中國家可能更具吸引力，因而很快可以看到一個中國科技圈。他說：「中國是世界大多數的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尤其新興經濟體。試想若這種情況在科技領域重演的景況。」他表示，一些發展中中國家，可輕易在「華為5G、電池、太陽能板、AI等低廉中國科技外帶低成本人民幣融資」與「高成本美歐同等方案」之間做出選擇。他說：「我認為在5到10年內，外界看到的景況很可能是全球大多數人都在使用中國技術疊加出來的科技產品。」 (芯聞眼)

導讀過去25年，中國經濟規模從美國的12%增長至其三分之二，但人均GDP仍有巨大追趕空間。未來，中國需完成三大關鍵轉型：一是定位轉型，從“世界工廠”升級為全球創新夥伴。二是動能轉型，推動經濟向消費驅動型模式轉變，實現經濟再平衡。三是分配方式轉型，以可持續方式推進共同富裕，強化社會保障。成功實現這些轉型，中國不僅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更將為動盪的全球體系提供穩定與繁榮的新範式。作者：蘇拉布·古普塔(Sourabh Gupta)美國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21世紀已過去四分之一，此時正是回顧中國經濟取得的顯著成就的一個好時機。在世紀之交，中國的經濟規模約為1.2兆美元（按當前美元計算），僅相當於美國經濟規模的12%左右。25年後的今天，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佈的GDP估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達20兆美元，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二。然而，中國仍有巨大的追趕型增長空間。2024年，中國的人均GDP為1.33萬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16%。在中國持續進行的從農村向城市轉型過程中，蘊藏著大量亟待釋放的潛在增長動力。當中國人均GDP增長到3.5萬美元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將高達50兆美元，超過美國。中國有望在2026-2050年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還不能說已成定局。當前中國的政策強調高水平開放，並將高品質發展與國家安全相融合，表明中國正採取一種審慎的戰略，力求在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中夯實經濟根基。為了理解這些戰略方向所蘊含的發展路徑，我們應關注三個可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型。圖片來源：中國日報首先，最關鍵的轉型是定位轉型——要將中國的製造業生態系統從全球生產中心轉變為不可或缺的創新合作夥伴。中國的目標是在高標準開放的背景下，打造安全可控的現代工業體系，這個宏偉目標將因吸引全球研發能力而大大推進。同時，中國具有世界一流的創新生態體系，與獨具優勢的製造業叢集將形成互補之勢。過去25年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製造企業之所以能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無不是靠採取在中國本土化生產的戰略，這似乎已經成為一條“鐵律”。同樣，在下一個25年裡，在中國本土化研發也必將成為無可爭議的制勝之道。中國市場准入規則需要進一步理順，產業政策應與高標準的國際規則相接軌，從而使企業能夠通過深度融入中國的創新鏈，保持全球競爭力。第二個轉型是動能轉型——要向消費驅動型模式轉變，實現經濟再平衡。這在根本上取決於加快服務業自由化，以提高家庭收入，擴大需求。圖片來源：中國日報中國家庭消費佔GDP的比重，仍比同類中高收入經濟體低10個百分點左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需要強大而穩定的支撐。為此，鑑於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受僱於服務業而非資本密集型先進製造業，而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緩慢將制約工資水平，擠壓消費需求並阻礙經濟再平衡，因此必須依託服務業的提質升級，來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第三個轉型是分配方式轉型。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採取財政可持續的路徑，既要激發發展機遇，又要強化社會保障網，避免陷入保障不足或過度福利的困境。一方面，要打破社會經濟不穩定因素對經濟增長構成的制約。中央應承擔更大比例的社會保障相關支出，同時將更多的財政資源交由地方支配，使地方政府能夠彌補其結構性收入缺口，逐步擺脫難以為繼的“土地財政”模式。圖片來源：中國日報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應與地方收入、就業增長及公共服務等指標掛鉤。財政支出需與地方財力相匹配，重點強化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等再分配效應顯著的稅種，同時降低居民過度儲蓄傾向。另一方面，創業精神和財富創造必須繼續成為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引擎，避免平均主義、福利主義。轉移支付不應削弱人們工作的積極性，也不應給政府造成過重的財政負擔。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至今仍未完全消化全球金融危機後投資過熱帶來的惡果，因此應當避免在消費領域重蹈覆轍，防止因不可持續的轉移支付相關支出引發類似的經濟失衡。當前國際經濟體系正處在一個劇烈動盪的時期，受到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思潮的嚴重衝擊。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如果能成功實現以上三大歷史性轉型，將不僅在經濟上遙遙領先，而且有望成為國際體系中的希望燈塔，為全球經濟增長、繁榮與穩定提供有力支撐。圖片來源：中國日報本文英文原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Regeneration inducers"。(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國企又是中國經濟的主體，因而中國的國企規模十分巨大。儘管國企非常大，但國企的賺錢能力非常差，有些人可能會說國企不是只考慮賺錢，還要顧全大局，但事實是那些非壟斷行業的國企賺錢能力也遠遠低於私企，這就是說的國企不強。大而不強似乎是國企的通病，這個問題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先說說國企是怎麼大而不強的，首先國企很大。據統計，目前中國國企資產總和達889兆元，其中金融國企資產總和是487兆元，實業國企的資產總和是401兆元，實業國企的資產和是中國所有私企的2.5倍。然後中國的國企從層級上分中央企業和省屬國企，市縣區屬國企3級。僅是中央企業有100家，資產和達95兆元，幾乎個個都是兆巨頭。中國國企資產規模相當巨大。單拎出來一家國企的規模也相當驚人，比如中國鐵路，全稱國鐵集團，下轄18個鐵路局集團，每一家鐵路局都管著一省或幾省所有的火車站、鐵路線。國鐵集團僅註冊資金就高達1.7兆元，2024年營收高達1.28兆元，資產和高達10兆元，相當於北京加上海年GDP和。更恐怖的是國鐵集團的員工數量，僅正式員工就高達200余萬，幾乎和一些小國的人口規模差不多，再算上各色臨時工和圍繞鐵路謀生的人，可能帶動就業超千萬。再比如中國石油，作為中央企業和中國巨型能源企業，2024年中國石油的收入就高達2.94兆元，幾乎和廣州市年GDP相當。另外中國石油的員工總數近100萬，總公司下有省公司，省公司下有市縣公司，和政府的層級一樣，組織相當巨大複雜。中國菸草組織體系圖，從總公司到省公司，到市縣分公司，再到最基層的所、站、分公司，組織相當巨大，而像這樣的央企有100家。雖然大，但國企不強，又是怎麼體現的呢？國企本質上也是企業，既然是企業就要賺錢，問題是國企的經營效率非常低，賺錢能力非常弱。2024年國企利潤總和是4.35兆元，其中中央企業的利潤總和是2.6兆元。考慮到國企資產總和近900兆元，計算下來資產收益率才0.49%，相當於做生意本金是100萬元，到年底才賺回4900元，這種賺錢能力是相當差的。中國最賺錢的企業，顯然單純的國企賺錢的少，賺錢的多是民企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另一方面講大多數國企不僅不賺錢，還在虧錢，要國家財政巨額補貼扶持，在非壟斷市場上亳無競爭力，這就是為什麼國企不強。到底為什麼中國的國企大而不強呢？首先根本原因是在市場經濟中國企制度本身就是比較落後的，世界上凡是國有經濟佔比高的國家沒有不貧窮的。因為企業歸根結底是要賺錢的，而國企是把政治任務放第一位，不惜一切代價要實現上級目標，這就導致對經濟效益的忽視。20個代表國家的國有比例，一般而言越窮的國家比例越高。其次國企中關係戶盛行，權本位嚴重，前者表現為什麼三代某某人，國企淪為了家族企業；後者表現為國企領導為追求政績不顧企業情況胡亂投資，最終導致企業債台高築，但國家又不容許國企破產倒閉，只好採取重組方式轉移債務，就導致債越積越多。 (未音g)

創新是2025年中國經濟的底色，無論是傳統的能源、汽車行業，還是代表新質生產力的人工智慧領域，都在“十四五”收官之際交出了創新答卷。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從“人造太陽”的極致燃燒，到高鐵軸承的持久耐力，從深海極地的低溫鎧甲，到大米重金屬檢測儀的應用，一系列助民生、強脊樑的金屬新材料研發為這支“國家隊”注入創新底色。中國鋼研董事長高宏斌介紹，超低溫鋼能夠在零下269℃的工作環境下保持強度，形象地說，就是指甲蓋大小面積的承重，要達到15頭大象的重量。從參加“十五五”規劃研討，到聽取重點項目匯報，再到會見中國工程院院士，這兩天，高宏斌的主要行程都圍繞顛覆性新材料展開。討論篇幅最多的還是關於AI，2025年，中國鋼研的AI研發經費佔總研發經費比重超17%，今年這一數字預計將會翻番，在高宏斌看來，AI除了可以快速發現新材料，還可以提升材料性能，甚至突破極限。這種快節奏伴隨著這些年中國鋼研的一個個研發和一項項突破，其中，人造太陽核心零部件材料的研發成為中國科技創新領域的新名片。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 高宏斌：鎢銅復合塊在短時的熱量輸入密度，高於火箭的發動機噴口。超低溫鋼在核聚變裝置中的工作溫度是零下269℃，通常的材料都會變得脆，超低溫鋼能夠在零下269℃的工作環境下保持強度，形象地說就是我們指甲蓋大小的面積的承重，要達到15頭大象的重量。這些扛得住“極熱”和“極冷”環境的新型材料製成的核心部件，去年年初首次在中國自主研發的“東方超環”（EAST）核聚變大科學實驗裝置上，完成了1億攝氏度1000秒的“高品質燃燒”。由於具有燃料無限、無災難風險、零碳清潔等優勢，核聚變被稱為人類的“終極能源”，而類似這樣具有顛覆性創新價值的金屬新材料，還廣泛應用於中國高速鐵路、載人航天、超超臨界發電機組等重大工程項目中。有疲勞壽命提升數倍的高鐵軸承；有打破國外壟斷的NH1949乙烯裂解爐管；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金屬儀器高端檢測裝置，還有服務於民生健康的大米重金屬檢測儀。如數家珍地說著這些新材料應用時，高宏斌也談起了那段讓他下決心轉變的往事。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 高宏斌：2003年、2004年左右，我帶團隊去參加招投標，滿懷信心地去，但最終並沒有中標。因為終端使用者要的是產品，我們的好技術不一定代表它就是好產品，有不甘也有失落。失落與不甘讓高宏斌開始重新審視企業的定位，那時候，他們剛從一家科研院所轉製成為鋼鐵行業提供技術的企業不過幾年時間，如何跟上市場節奏，是擺在他們面前的第一個難題。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 高宏斌：初步探索出來一條路，我們解決高難度的材料研發問題，搞尖端研究，這個是鋼研的核心價值。從實驗室轉化而成的小作坊到現代化工廠，再到智能化標竿企業，中國鋼研一直在創新中行進。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 高宏斌：大家認為中國鋼研就是搞鋼鐵的，實際上中國鋼研涉及的材料領域遠不止鋼鐵，比如航空發動機用的高溫合金、稀土永磁、超硬材料，涉及的材料領域是十幾個，一直在行穩致遠才有今天。當全面綠色轉型成為“十五五”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時，中國鋼研也將目光投向綠色低碳領域。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 高宏斌：純氫冶金的技術是近零排放 ，因為它是純氫，排出來的是水。以前我們依靠碳冶金，碳還原把氧化鐵裡的氧拿出來，排放的是二氧化碳，所以純氫冶金是一個重大工藝變革，更好地服務國家的綠色化發展。有人聽說這個不賺錢，我覺得這是一個如何來算帳的問題。如果從長遠看，它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如果中國鋼研沒有把握這個趨勢，當未來它出現的時候，就沒有你。我們必須統籌小帳和大帳、當前帳和長遠帳，對國家、對行業也是有價值和效益的。 (央視財經)

提起金刻羽，有人說她是“最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這話一點不摻水。作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終身教授，她既懂西方視角，又能扎進中國經濟的骨子裡看問題，講的話沒有晦澀的模型，沒有空洞的預測，全是戳中要害的實在話。梳理她近年的演講、辯論和採訪，提煉出10個核心洞見，每一個都能幫我們看清中國經濟的真相——不是熱搜上的數位遊戲，而是藏在日常裡的趨勢和挑戰。1. 西方對中國經濟的最大誤解：覺得靠“一言堂”管理金刻羽不止一次吐槽，西方總覺得中國經濟是“一小群人說了算”，這純屬瞎猜。她最核心的判斷是：中國是“政治集中化，經濟去中心化”，地方市長才是經濟創新和改革的關鍵角色。比美國的去中心化程度還高，地方政府為了培育獨角獸、搞產業，幾乎天天追著企業家問“要啥幫忙”，這才是中國經濟的真實日常，不是靠頂層硬推。2. “雙循環”不是要脫鉤，是給自己留條後路很多人把“雙循環”解讀成“關起門自己玩”，金刻羽直接戳破：這是向世界遞訊號——中國不想脫鉤，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必須有“抗風險的韌性”。全球供應鏈太脆弱，疫情已經證明，一旦外部出問題，沒有強大的國內市場撐著，很容易被卡脖子。雙循環的本質，是“擁抱全球化的同時，手裡有底牌”，任憑風浪起，能穩得住。3. 要成科技大國，先把消費穩住，不然全白搭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她直言不諱：中國想從“老工業國”變成“科技大國”，光靠搞技術沒用，必須立足消費。韓國、日本的轉型經驗擺在那，得先解決普通人的後顧之憂——就業、醫療、教育、養老有保障了，大家才敢花錢；服務業向年輕人開放了，就業多了，消費自然起來。沒有消費托底，科技再強，產品賣給誰？4. 中國的競爭文化，是明著卷，不是暗著藏她對比中美競爭文化，說得特別形象：中國的孩子從中學就開始公開排名，考多少分、排第幾名，全擺到檯面上，努力和成就被當成“高貴”的事；美國人表面說“我沒複習”，背地裡偷偷卷。這種明著卷的精英主義，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大家信“努力能改變命運”，但也是把雙刃劍，容易框死創造性，少了“跳出框架”的勇氣。5. 製造業缺的不是人，是會幹活的技能人才別再喊“年輕人不願進廠”了，金刻羽給出精準資料：中國製造業人才缺口約2500萬。不是勞動力不夠，是教育和就業脫節了——現在高等教育普及度很高，但職業技能培訓沒跟上，很多畢業生空有文憑，不會實操。政府現在大力推職業教育，抓的就是這個痛點，不然工廠開著門，沒人會幹活，談何產業升級？6. “市長經濟”能成事，也能浪費錢這是她提出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中國經濟的活力，藏在地方市長的競爭裡。以前比GDP，現在比環保、比獨角獸數量，地方為了發展產業，能快速協調供應鏈、砸資源扶持。但問題也很明顯：80個城市都搞電動汽車，每個地方都想有自己的半導體冠軍，同質化競爭嚴重，很多錢投進去最後打了水漂。她提醒：市場成熟後，政府該退就退，別總想著“選贏家”。7. 中國經濟的增長密碼：每一次改革，帶十年增長回顧改革開放幾十年，她總結出一個規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會帶來十年的增長紅利。1978年改革開放、2001年加入WTO，都是如此。但她也直言，最近15年改革步伐放緩了，現在更多關注國家安全和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的改革力度不夠。要想再提增速，還是得靠改革，而不是靠短期刺激。8. 4億“千禧一代”，才是內需的真正王牌駁斥“中國內需拉不動”的說法時，她拿出硬資料：中國的“千禧一代”（大概1980-2000年出生）有4億人，比美國和歐洲的總和還多。這群人的消費觀念不一樣，不盲目跟風，更追求個性，而且收入比上一代人高得多。只要能抓住他們的需求，內需就有巨大潛力，不用總盯著出口。9. 中國的創新強在“規模化”，弱在“原創性”她不否認中國的創新能力，但點出了核心短板：我們擅長“從1到N”，也就是把別人的發明快速產業化、規模化，比如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面板，成本壓得低、產量做得大，全世界沒人比得過；但“從0到1”的基礎研究不行，原創性突破太少。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創新多是財務回報驅動，而不是“為了知識而知識”的內在動力，教育體系也少了點批判性思維。10. 企業家精神沒流失，只是需要更穩的預期面對“中國企業家精神在消退”的論調，她直接反駁：這是錯覺。現在的年輕人依然嚮往創業，地方政府也在拚命最佳化營商環境，渴望培育出更多獨角獸。真正的問題，是要給企業家穩定的預期，讓他們敢投錢、敢創新，不用怕政策反覆。中國經濟的活力，從來不在書本的模型裡，而在這些敢闖敢幹的企業家身上。金刻羽的這些洞見，沒有唱多也沒有唱空，而是站在一個客觀的角度，既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優勢——比如地方的執行力、龐大的消費市場、強大的規模化能力，也不迴避問題——比如創新短板、人才錯配、同質化競爭。說到底，中國經濟不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沒有標準答案。但看懂這些實在的洞見，我們至少能避開偏見和誤解，看清腳下的路，知道未來的機會和挑戰，到底藏在那裡。 (指北針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