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最新《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指出，儘管貿易緊張局勢與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存在，全球經濟的韌性仍超出預期。預計未來兩年全球增速大體保持平穩，今年降至2.6%，2027年回升至2.7%，較去年6月的預測有所上調。報告還將2025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從4.5%上調至4.9%，並將今年的增長預測從4%上調至4.4%。全球經濟展現韌性此輪韌性源於超預期的經濟增長——其中美國的表現尤為突出，其對2026年增長預測上調幅度的貢獻約佔三分之二。但即便當前預測正確無誤，2020年代仍將成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增長最為疲弱的十年。報告發現，增長乏力正導致全球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到去年底，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已超越2019年水平，但約四分之一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收入仍低於2019年。2025年，政策變動前的貿易激增與全球供應鏈的迅速調整支撐了經濟增長。然而隨著貿易與內需走弱，這些提振效應預計將在2026年消退。不過報告認為，全球金融條件趨於寬鬆及多個大型經濟體的財政擴張應有助於緩衝經濟下行。受勞動力市場趨軟及能源價格下降影響，預計2026年全球通膨將微降至2.6%。隨著貿易流動逐步適應現狀且政策不確定性減弱，2027年經濟增速有望回升。© 世界銀行世界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兼發展經濟學高級副行長英德米特·吉爾（Indermit Gill）表示，“隨著時間推移，全球經濟創造增長的力量日趨減弱，對政策不確定性卻似乎更具韌性。但經濟活力與韌性不能長期背離，否則終將拖累公共財政與信貸市場。未來數年，全球經濟增速將低於動盪的1990年代，同時背負創紀錄的公共與私人債務。為避免陷入停滯與失業困局，新興市場與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必須積極放開私人投資與貿易，節制公共支出，並加大對新技術與教育的投入。”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政策支援緩衝增長放緩報告對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經濟的最新評估顯示，2025年地區經濟增長率預計從2024年的5.0%放緩至4.8%，中國增速預計放緩至4.9%，財政刺激支撐消費增長，出口展現韌性，但房地產投資持續收縮導致整體投資增長低迷。除中國外，本地區經濟體增長率預計從4.8%降至4.6%，主要受出口放緩影響，但仍高於6月預測，一些經濟體受益於人工智慧驅動的半導體出口需求。太平洋島國增長率預計升至4.2%。© 聯合國新聞 l 上海浦江兩岸展望今年，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增長率預計降至4.4%，明年降至4.3%，主要因中國增速放緩所致。除中國外，地區增長率預計2026年微降至4.5%，2027年回升至4.7%。中國2026年增長率預計為4.4%，較六月預測高出0.4個百分點，反映財政刺激、出口韌性及貿易政策趨穩的影響。然而，消費信心不足、房地產持續低迷及勞動力市場疲軟仍制約增長。地區增長前景仍面臨下行風險，包括貿易緊張局勢加劇、金融條件收緊、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政治不確定性、社會動盪及自然災害。上行潛力則可能來自企業適應能力提升以及人工智慧相關投資帶來的生產率增長。© Unsplash/Steve Johnson發展中經濟體增長承壓：人均收入差距仍大報告顯示，2026年，發展中經濟體增速預計將從2025年的4.2%放緩至4%，隨著貿易緊張局勢緩解、大宗商品價格趨穩、金融條件改善及投資流動增強，2027年有望微幅回升至4.1%。預計低收入國家增長更快，受國內需求穩固、出口復甦及通膨趨緩支撐，2026-2027年平均增速可達5.6%。然而，這仍不足以縮小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間的收入差距。2026年發展中經濟體人均收入增速預計為3%，較2000-2019年平均水平低約1個百分點。按此速度，發展中經濟體人均收入將僅達發達經濟體的12%。© peshkova l 全球經濟韌性掩蓋了增長前景的不均衡發展中經濟體未來十年將有12億年輕人步入勞動年齡，當前趨勢或將進一步加劇其就業壓力。報告提出三大政策支柱：夯實有形、數字及人力資本基礎，以提升生產率與就業能力通過增強政策公信力與監管確定性最佳化營商環境，助力企業成長大規模動員私人資本，為投資提供支撐。財政可持續性亦是關鍵議題。世界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阿伊汗·高斯指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公共債務處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恢復財政公信力已是當務之急。財政規則需與公信力、執行力及政治承諾結合，方能帶來穩定與增長。”此外，發展中經濟體亟需鞏固財政可持續性，這一能力在近年來因多重衝擊擠壓、發展需求日增及償債成本上升而被削弱。報告專題章節對發展中經濟體實施的財政規則進行了分析，這些規則明確約束政府借貸與支出上限，助力強化公共財政管理。財政規則通常關聯著更強勁的增長、更高的私人投資、更穩定的金融部門以及更強大的應對外部衝擊能力。© Unsplash/Beth Macdonaldl 可持續旅遊業有利於環境、經濟和社區世界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預測局局長阿伊汗·高斯（M. Ayhan Kose）說：“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公共債務已處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恢復財政公信力已是當務之急。審慎設計的財政規則能幫助政府穩定債務、重建政策緩衝空間，並更有效地應對衝擊。但僅有規則是不夠的：公信力、執行力與政治承諾最終決定財政規則能否真正帶來穩定與增長。”當前超半數發展中經濟體已實施至少一項財政規則，涵蓋財政赤字、公共債務、政府支出或財政收入等方面限制。在計入利息支付與經濟周期波動影響後，採用財政規則的發展中經濟體通常在五年後預算收支平衡改善約佔GDP1.4個百分點。實施財政規則還可使預算平衡持續多年改善的可能性提高9個百分點。然而報告指出，財政規則的中長期效益高度取決於制度強度、規則實施時的經濟狀況以及規則的設計方式。 (聯合國)

高盛研究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高於市場普遍預期，主要得益於出口增長和房地產市場下滑對經濟的拖累逐漸減弱。經通膨調整後的實際GDP預計在2026年增長4.8%。雖然低於去年預估的5%，但仍略高於經濟學家普遍預測的4.5%。高盛研究首席中國經濟學家Hui Shan在1月5日發佈的報告中指出，近年來，受貿易戰和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的影響，中國經濟發生了顯著變化。去年，中國在美國進口中所佔份額以及新屋開工量（衡量新建住宅項目的指標）均降至2000年代初期的水平。鑑於這些變化，政策制定者面臨著在未來幾年尋找新的增長點的挑戰，珊寫道。Hui Shan補充說：“儘管中國出口商已成功實現多元化經營，拓展至美國以外的市場，這支撐了高盛對中國出口前景的樂觀預期，但建構以消費和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中國經濟前景高盛研究部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高於市場普遍預期，這與其對貨幣和財政政策寬鬆、通膨以及出口的預測一致。高盛的經濟學家預計，2026年政策寬鬆程度將略高於市場預期，同時政府借貸規模（以財政赤字擴大衡量）也將擴大。同樣，高盛研究部對生產者價格通膨率的預測為-0.7%，略高於市場普遍預期的-1.0%。中國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連續三年多處於通縮狀態，促使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抑制製造商之間價格競爭的“反壟斷”政策。該團隊預計，2027年初，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將轉正。同時，他們估計，儘管金價飆升和政府補貼的以舊換新計畫會帶來暫時的提振，但今年總體消費者價格通膨率仍將基本保持在1%以下。Hui Shan指出，該團隊最顯著的與市場共識相悖的觀點是關於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主要反映的是出口收入與進口支出之間的差額。高盛研究預計，2026年經常帳戶盈餘佔GDP的比重將從2025年的3.6%升至4.2%，而彭博社調查的經濟學家普遍預期該比重將下降至2.5%。儘管美國提高了關稅，但中國2025年的出口依然保持韌性，經通膨調整後的實際出口增長率有望達到8%左右。這部分得益於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出口的強勁增長。與此同時，出口價格的下降也使中國產品的競爭力日益增強。據Hui Shan稱，中國今年出口的預期韌性與三個因素有關：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出口的快速增長；面對中國在關鍵礦產領域的主導地位，其他國家難以對中國設定重大貿易壁壘；以及高科技出口的更大增長潛力。高盛研究預計，以美元計價的中國出口價格通膨率將在2026年轉為正值，從去年的-2.7%升至0.7%。這反映出生產者價格通縮逐漸放緩，以及人民幣對美元小幅升值。能否重振消費和就業過去幾年，中國勞動力市場一直疲軟。各項採購經理人指數就業分項指數的加權平均值顯示，招聘人數已降至過去十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冠疫情封鎖除外）。高盛研究的工資追蹤資料顯示，2025年第三季度城鎮名義工資同比增速放緩至僅3.8%。該團隊預計，政府將在2026年出台有針對性的政策，以緩解勞動力市場壓力並支援收入增長。潛在措施包括補貼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和線下企業、提高最低工資、降低低收入工人和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繳費比例，以及擴大失業保險覆蓋範圍和福利待遇。但Hui Shan指出，由於結構性阻力（高科技製造業並非勞動密集型產業，新技術可能導致工人失業）和周期性挑戰（例如房地產市場低迷），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疲軟仍難以解決。疲軟的勞動力市場也限制了家庭的消費能力，而房價持續下跌則對消費者信心造成了負面影響。儘管高盛研究團隊預計2026年家庭實際消費的同比增速將放緩，但政府消費預計將加速增長。這兩種相反的因素預計將導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持平。房地產市場中國房地產市場已連續五年下滑。大多數房地產活動指標——例如新屋開工量、房屋銷售量和房地產投資額——較2020-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50%-80%。目前尚無跡象表明房地產市場觸底。房屋庫存仍然居高不下，一些大型開發商仍面臨嚴峻的融資挑戰。正如Hui Shan所寫，由於新住宅項目減少的影響仍在持續波及房地產建設和投資，房地產市場似乎沒有“快速解決方案”。該團隊警告稱，如果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軌跡與全球其他地區的房地產泡沫破裂類似，未來房價可能還會下跌10%，全國實際房價可能要到2027年才能觸底。高盛研究部預計，未來幾年房地產行業仍將拖累中國經濟增長，但預計這種拖累對年度實際GDP增長的影響——2024年和2025年約為2個百分點——將在未來幾年內每年縮小0.5個百分點。 (財經姝婷說)

高盛2026年中國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中國經濟正處於從傳統增長驅動（房地產、全球化）向新動能轉型的關鍵期，7個新增長引擎圍繞“結構最佳化、創新驅動、政策協同”展開，核心邏輯是通過培育高附加值產業、擴大有效投資、啟動消費潛力、推動金融開放及綠色發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以下是各引擎的具體要點及支撐邏輯：一、製造業競爭力與出口增長：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結構性優勢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的核心支柱，其競爭力提升與出口韌性是2026年增長的關鍵支撐。核心表現：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重要地位，尤其是高端製造業（如AI、半導體、新能源）和高附加值產品（如稀土、機電產品）的出口增長顯著。2026年名義出口（美元計）增速預計為5.6%，延續2025年的穩健態勢；對新興市場（東盟、中東、拉美）出口增速持續跑贏發達市場，成為出口增長的核心拉動力。支撐邏輯：多元化市場佈局：對美出口直接下滑（2025年1-10月同比下降28%）但通過東盟轉口貿易抵消了部分影響，實際對美供應鏈依賴度未顯著下降；關鍵資源優勢：中國在稀土等關鍵礦產資源上的主導地位，限制了其他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貿易壁壘的能力；高附加值產品升級：AI相關資本開支周期帶動高科技製造業出口增長，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國產化率超50%，2024年中國機器人產量佔全球55%。二、政策支援與投資反彈：穩增長的關鍵抓手投資是2026年內需增長的核心動力，政策支援（財政+貨幣）將推動固定資產投資從2025年的1.5%反彈至3.5%。核心方向：投資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民生基建（消費基礎設施、養老托育、醫療健康）、城市更新，從“投資於物”轉向“投資於人”，形成“就業-收入-消費”的良性循環。支撐邏輯：政策協同：貨幣政策（兩次10BP降息、一次50BP降准）維持流動性充裕，財政政策（廣義財政赤字率從11.0%擴大至12.2%，地方政府專項債額度增至4.8兆元）重點投向民生領域；低基數效應：2025年投資增速低迷（1.5%），2026年將迎來反彈；產業升級需求：高科技產業（如AI、半導體）的投資增長，旨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提升產業競爭力。三、消費市場復甦：政府消費避險私人消費疲軟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2026年消費對GDP的貢獻將維持2.6個百分點，其中政府消費增速（5.0%）高於私人消費（4.5%），抵消了私人消費的疲軟。核心表現：服務消費領跑：服務消費增速持續跑贏商品消費，2024年服務佔居民消費比重46%（遠低於美日60%），存在較大提升空間；政策刺激：消費品以舊換新“國補”計畫延續（2026年補貼2500億元），重點支援民生、安防、養老、綠色、AI等領域；儲蓄率高位：2025年前三季度居民儲蓄率33.4%（較2024年上升1.9個百分點），超額儲蓄仍未明顯釋放，消費信心修復需時間。四、高科技產業發展：“十五五”規劃的核心優先順序高科技產業是2026年及未來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十五五”規劃將其列為優先順序TOP1，涵蓋AI、半導體、新能源、人形機器人等領域。核心表現：AI與半導體：AI應用加速落地（如大模型、智能終端），半導體產業國產化處理程序加快（核心零部件國產化率超50%）；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太陽能等產業全球領先，202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佔全球60%以上；人形機器人：2030年營收將達340億美元，2050年升至8000億美元，成為未來高端製造的核心增長點。五、政策利率下調與財政擴張：寬鬆政策支撐增長2026年政策將保持“溫和寬鬆”，通過貨幣政策（降息、降准）與財政政策（擴大赤字、增加專項債）協同發力，支撐經濟增長。核心內容：貨幣政策：預計兩次10BP降息（7天逆回購利率年末降至1.2%），一次50BP降准（大型銀行準備金率降至7.0%），維持流動性充裕；財政政策：廣義財政赤字率從11.0%擴大至12.2%，地方政府專項債額度從4.4兆元增至4.8兆元，中央政府專項債從1.8兆元增至2.0兆元，重點投向民生基建、城市更新等領域。六、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市場開放：全球影響力的提升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市場開放是2026年及未來的重要增長引擎，旨在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核心表現：人民幣國際化：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與金融市場開放，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儲備、投資中的地位將不斷提升；金融市場開放：擴大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最佳化互聯互通機制（滬股通、港股通），吸引更多海外資金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七、綠色經濟與可持續發展：長期增長的新動能綠色經濟是2026年及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核心表現：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太陽能等產業全球領先，202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佔全球60%以上；節能環保：“反內卷”政策抑制過度競爭，疊加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走穩，PPI通縮幅度縮小（從-2.6%升至-0.7%）；碳達峰、碳中和：中國政府提出的“雙碳”目標，將推動新能源、節能環保等領域的投資增長，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總之，高盛2026年中國經濟展望報告強調，7個新增長引擎的核心是“結構最佳化”與“創新驅動”：通過製造業升級與出口韌性提升國際競爭力，通過政策支援與投資反彈穩增長，通過消費市場復甦啟動長期動力，通過高科技產業發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通過政策寬鬆與金融市場開放支撐經濟可持續增長。儘管房地產拖累仍在、勞動力市場承壓，但“十五五”規劃聚焦的高科技、民生領域將逐步接棒增長，實現經濟的“穩中有進、結構最佳化”。 (燕梳新學堂)

世界很割裂。當歐美還在為“通膨降不下來”頭疼時，中國卻在苦惱“通膨起不來，甚至出現通縮壓力”。頭圖 | 視覺中國2024年以來，美歐核心CPI仍在3%上下徘徊；相比之下，中國自2023年二季度起真正進入“通縮狀態”，當時CPI同比連續負增長、PPI同比跌幅擴大，這個狀態在隨後的兩年便成了常態化。這一結果並不是因為貨幣投放不足，而是因為市場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大幅下行，“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預期為何大幅下修？你猜得到。最關鍵的原因是，房地產在2022年之後明顯下行。據《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房地產佔中國城市家庭資產的77.7%，去泡沫的過程讓居民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雖然國內一直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難以有效傳導至消費端和實體經濟，資產負債表仍然處在一種損傷的狀態，通縮由此形成。一旦價格和收入預期進入下行通道，通縮本身會反過來削弱居民與企業的支出和投資意願，使寬鬆政策的傳導進一步受阻，從而形成自我強化的負反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部分人的體感是，雖然錢貶值的速度變慢了，但賺錢也變難了，銀行理財的收益也越來越低。股市也反映了這一點——盈利修復緩慢，基本面向上拐點確認遲緩。現在的問題是，新訊號出現了嗎？當新情況出現時，又會帶來怎樣的投資機會？結構性通膨來了先給結論。經過2022年到2025年這三年的調整，國內正從通縮向通膨過渡，但這不會是一種全面通膨，而更多是結構性的，主要發生在工業端，而非消費端。這就是我們說的“分裂式通膨”、或“結構性通膨”。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判斷？有色金屬行情的高漲，是這一輪結構性通膨最早的苗頭。工業金屬等中上遊行業，具備定價能力、且對流動性更敏感，它們與C端消費的關聯度本身較低。它們能上漲，核心動力，是來自供給端的約束；而另一方面，房地產仍難以走出底部，居民資產負債表修復緩慢，貨幣寬鬆仍然難以有效傳導至消費端。所以，通膨只能是局部性的。有色金屬中，銅的走向，反映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供給收縮邏輯。銅礦供給端存在多重約束。一是開發周期很長、資金門檻高，投資回報周期長，品位下降（全球平均品位從2003年的0.85%降至2022年的0.42%）也在推高開發成本，這就導致前期資本開支不足、新增產能跟不上；（圖片來源：開源證券研究所）二是地緣政治風險、極端天氣等也形成極大干擾。2025年就因擾動事件頻發，全球銅礦產量大幅不及預期，且部分礦山的停產影響延續至2026年。東北證券曾表示，Grasberg的事故使2026年礦端供給增量預期至少下調1%；還有市場機構預測2026年全球銅礦下調52.5萬噸，相當於全球年產量減少1.7%。白銀的供給端同樣受限。全球白銀供應主要來自礦產銀和回收銀，其中礦產銀佔總供應量的約82%，回收銀約佔18%（2023年資料）。礦產銀在2016年達到近2.8萬噸的高點後便持續下滑；同時，在礦產銀中，獨立銀礦的供應量不足30%，其餘主要來自銅礦、鉛鋅礦和金礦的伴生銀。這意味著白銀的供給增長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其他金屬礦產的產量波動，例如銅礦產量下降，也會間接限制白銀的供應。資料顯示，2022年、2023年和2024年，白銀供應量分別為3.125萬噸、3.188萬噸和3.12萬噸，供給剛性較強。（圖表來源：中輝期貨；單位：噸）從更廣的角度看，供給受限的情況在不同金屬中表現形式各異：有像黃金白銀這樣天然資源稀缺的，也有像銅礦因地緣或技術擾動而導致的周期性緊張；還有一些則受政策因素制約，例如電解鋁。自2017年供給側改革以來，國內電解鋁的總產能被限制在大約4500萬噸/年，這一政策有效限制了新產能的增加，減少了市場上的供給量。電解鋁作為中游，其價格和供應狀態直接影響整個鋁行業的供應鏈。當電解鋁的開工率接近極限時，整個市場對供應的反應非常敏感，導致價格易受市場需求變動影響。當然了，如果只從供給端理解這輪有色行情是不完整的，在供給持續偏緊的同時，需求端也出現了邊際改善，例如避險情緒升溫帶來的配置需求、AI發展抬升的結構性需求等等（本文就不過多闡述了）。理解了目前有色金屬上漲、結構式通膨的背景，很多人就會問，那在這個脈絡下，投資怎麼配置？有色金屬還能跟嗎？有色行情並未見頂從當前的位置來看，有色金屬的階段性漲幅確實不小，這一輪行情是否要接近尾聲，市場分歧明顯在加大。我們認為，有色的主趨勢並未結束，當然這更多是中期判斷。回顧歷史，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往往是一個逐步延伸的過程。最早動的往往是貴金屬，一方面有避險因素，另一方面是它們對流動性和邊際需求變化最敏感，一旦流動性寬鬆或者通膨預期抬頭，價格會最先反應。隨後接力的通常是工業金屬，但推動它上漲的原因並不只有一個。有的階段是需求回暖，甚至需求突然爆發；有的則是供給端長期緊張、庫存一點一點被消耗掉，這時候只要需求不再繼續萎縮，價格自然就會被重新定價。在這個基礎上，工業金屬價格才會慢慢向下游傳導，化工、能源接著跟上。當化工、石化、能源價格普遍上行時，例如化肥（氮磷鉀）、農藥、柴油、電力、塑料包裝材料、運輸燃料等都同步上漲，這些都是農業的直接投入品，成本自然被抬升。通常情況下，這會傳導到農產品價格上，所以農產品往往是最後才上漲。也就是說，當你發現農產品也全面走強、進入牛市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這一輪通膨周期接近尾聲。從這個邏輯來看，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正是工業品通膨啟動的階段，接下來是化工類股接力；再往後，可能才會逐步擴展到其他領域。真正傳導到農產品，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比如豬周期，即使豬價近期出現反彈，更多是因為醃臘行情，並沒有反轉的跡象。所以消費端的主行情不會在短期內啟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每一輪通膨都會完整地延伸到農業。如果終端需求過弱或政策干預強，成本上漲可能無法完全傳導到農產品價格上，那麼鏈條可能就停在化工階段了。這個時候怎麼判斷有色會不會見頂？通常可以參考幾個訊號：一是供給出現邊際放鬆，包括停產產能復產、政策層面執行邊際放鬆、產能利用率上升等；二是替代品價格漲不動。以銅為例，它可以通過銅鋁合金等方式進行替代。這個時候會出現一個現象：銅先階段性見頂，但不會明顯回落，而是帶動其他相關品種陸續上行，形成所謂的聯動效應。當替代品也漲不動的時候，原品價格才算真正見頂；三是下游需求大幅萎縮。漲價會不會大幅抑制下游需求？比方下游企業被迫減產、停工或砍投資。這條路很難走通，因為工業品下游領域（AI、電力）資金都相對充裕，而且在整體資本支出結構中，該項成本佔比本身就較低。除電力領域佔比相對偏高外，其餘行業影響有限。例如在AI領域，核心投入集中在算力、晶片和系統建設上，相關原材料成本並非決策約束因素。所以在正常價格波動下，這一因素對需求的影響可以忽略，除非價格出現極端、非理性上漲，才可能產生實質性抑製作用。由此可見，在供給約束尚未緩解，且下游需求並沒有形成系統性破壞的情況下，商品價格的主趨勢並不容易結束。康波周期下的邏輯我們也可以從康波周期來驗證這一點。康波周期有繁榮、衰退、蕭條和復甦四個階段，我們目前正處於蕭條期，起點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圖表來源：AI生圖）市場往往會存在一個誤區，就是認為在康波蕭條期、需求偏弱的環境下，大宗商品理應進入熊市。但這個結論只在需求主導型周期中成立。很顯然，當前這輪有色金屬行情的主導變數是在供給端。蕭條期雖然意味著需求偏弱，但同時也會強化供給收縮的邏輯，為什麼這麼說？康波周期的蕭條期具備3個特徵。第一個特徵，主導國陷入滯脹或類滯脹。這裡需要稍微展開解釋一下。康波周期，本質上是一個生產技術逐步擴散的長期周期。在這個擴散過程中，世界會被自然劃分為兩類國家：一類是主導國，指的是原有的政治、經濟和技術領導者；另一類是追趕國，是原本的產業追隨者、開發中國家。回看上一輪周期，大致對應的是1972—1973年。當時，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種典型的“高通膨 + 經濟停滯”的滯脹狀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框架在這一階段基本失效。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1929年大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在經歷劇烈衝擊後，同樣進入了一個高通膨與經濟停滯並存的階段。在這一輪康波周期中，主導國依然是美國，目前正陷入類滯脹的困境。第二個特徵是全球對峙升級，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如俄烏衝突、以巴衝突和中美貿易戰等，都是近年來表現出的地緣政治緊張和對峙升級的例子。這些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發生在全球增長停滯，資源爭奪加劇背景下的必然結果。而對內地表現，則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對立的加劇。左傾思想、民族主義開始抬頭。以美國為例，無論是川普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還是拜登政府在產業、貿易、補貼等方面延續的內向型政策，本質上都反映了一種激烈的對抗狀態。康波周期蕭條期的第三個特徵就是追趕國的崛起。追趕國往往是在某一輪工業革命或技術革命中，抓住機會，加速完成自身的工業化。當工業化完成的節點，恰好與康波周期進入蕭條期重合時，就會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也非常重要的現象——主導國陷入滯脹，而追趕國反而在崛起。這個現象發生的邏輯是什麼？當一個國家完成工業化之後，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往往會發生變化。原先依賴“高資本開支、高投資、高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經濟逐步轉向低增長、低投資、固定資產擴張放緩的新常態。與此同時，勞動力、能源以及制度成本的剛性上行，使得通膨更加黏性，經濟也更容易放緩。而在同一時間窗口內，追趕國往往正處在資本回報率的上行階段。隨著技術擴散和產業鏈轉移，這些經濟體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每一輪新增投資都能帶來相對可觀的產出增量，從而表現出更高的增長彈性，進入相對繁榮的階段。總而言之，主導國經濟增長停滯且通膨高企不下，使得礦業資本開支意願持續偏弱；同時，能源、勞動力和環保問題，推升了資源品的邊際供給成本；政治摩擦和貿易爭端頻發，又進一步抬高了供應的不確定性和“斷供風險溢價”，對貴金屬及工業金屬價格形成長期支撐。而在另一端，追趕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實質性的需求擴張。新興工業化國家仍在持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生產，銅、鋁等作為典型的“基礎消耗型材料”，短期內難以被替代。正因如此，即便全球經濟增速放緩，這類品種的需求也很難出現斷崖式下滑。眼下主導國尚未擺脫類滯脹，追趕國的需求也仍具韌性，康波周期的蕭條期顯然尚未走完。最後做個總結，雖然我們認為有色的趨勢還沒有走完，但目前市場情緒過於高漲，交易很擁擠，短期內很容易大起大落。投資者在操作節奏上需要保持警惕，以低吸為主，不要追高或過度集中押注。 (虎嗅APP)

2025年，中企赴美上市呈現出多維度特徵：上市總量穩步增長，行業結構分化明顯；納斯達克在市場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首次公開募股（IPO）成為主流上市方式；融資規模呈現“頭部企業集中吸金、尾部企業小額融資”的特點；科技行業與現代服務業在上市企業中表現突出，引領市場風向。一、2025年核心資料洞察總量與趨勢：上市熱潮持續升溫2025年，成功赴美上市的中企（含港澳台地區企業，下同）數量達93家，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長34.8%。同時，有149家企業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了上市申請，整體延續了溫和增長的態勢，顯示出中企赴美上市的熱情依舊高漲。交易所選擇：納斯達克“一枝獨秀”在交易所選擇方面，納斯達克成為中企的“心頭好”，佔比高達96%，共有89家企業選擇在此上市。而紐約證券交易所僅有4家企業上市。科技行業的高估值以及納斯達克相對靈活的上市標準，是吸引眾多中企選擇該交易所的主要原因。行業分佈：對應中國經濟轉型脈絡從行業分佈來看，科技行業一馬當先，佔比超過40%，成為赴美上市中企的主力軍。傳統行業表現穩健，約佔25%，展現出其深厚的產業基礎。現代服務業則十分活躍，佔比近30%。這一行業分佈格局，清晰地對應出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融資規模：頭部與尾部差距顯著在融資規模方面，IPO合計募資28.22億美元（未包含“綠鞋”機制下的超額配售資金）。其中，頭部3家企業募資佔比高達33.9%，呈現出明顯的集中趨勢。而超半數企業的融資規模小於1000萬美元，近七成企業融資規模小於2000萬美元，表明中小企業在赴美上市IPO中佔據主導地位。二、上市路徑全景解析：適配性與典型案例IPO：主流之選，機遇與挑戰並存佔比與優勢：IPO是中企赴美上市的主要方式，佔比達90.3%，共有84家企業選擇此路徑。其優勢在於估值透明度高、股票流動性好，“綠鞋”機制有助於穩定股價，上市後還能為企業帶來顯著的品牌溢價。面臨挑戰：然而，IPO也面臨著諸多挑戰。稽核流程嚴格，從籌備到上市周期通常為6 - 12個月，且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增加了上市的不確定性。代表案例：史密斯菲爾德成功募資5.22億美元，霸王茶姬募資4.11億美元，亞盛醫藥募資1.26億美元，這些企業通過IPO在資本市場嶄露頭角。De - SPAC：快速融資的新途徑佔比與優勢：De - SPAC方式佔比8.6%，共有8家企業選擇。其最大優勢在於周期較短，僅需3 - 6個月，適合那些盈利尚未得到驗證但急需融資的企業，為它們提供了一條快速進入資本市場的通道。代表案例：Global IBO Group以83億美元的估值通過De - SPAC方式上市，優藍國際在港股上市未果後轉而選擇SPAC模式，成功實現了資本運作。OTC轉板：低門檻的漸進式發展佔比與優勢：OTC轉板方式佔比1.1%，僅有1家企業選擇。其優勢在於門檻較低，企業可以先在OTC市場建立交易歷史和股東基礎，轉板後股票的流動性和估值通常會有顯著提升，為企業提供了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路徑。代表案例：Tianci International Inc通過轉板至納斯達克，實現了資本市場的升級。三、2026年關鍵變化與機遇展望路徑重構：納斯達克新規催生新選擇納斯達克將於2026年1月17日生效新規，將淨收入標準提高至1500萬美元，增幅達200%。這一變化將迫使中小企業重新審視上市路徑，轉向OTC轉板成為更為可行的選擇。因此，中小企業提前佈局合規工作，加強投資者關係管理將成為關鍵。投資主線：三大領域潛力無限醫療保健：當前醫療保健行業估值處於低位，且市場動量積極。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長期需求將持續增長，為投資者提供了穩定的投資機會。AI應用層：在AI基礎設施建設完成後，市場將關注商業閉環的形成。智能體與多模態技術的發展將驅動使用者付費意願提升，為AI應用層企業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小盤成長：在降息預期的背景下，AI產業鏈中為行業提供基礎設施和服務的“賣鏟子”公司，如資料儲存、算力服務等領域的企業，將具有較高的彈性，值得投資者關注。風險提示：警惕潛在風險因素AI泡沫：AI領域資本開支可能不可持續，部分企業自由現金流轉負，存在泡沫破裂的風險，投資者需謹慎對待。美國經濟下行：美國經濟面臨通膨與失業率波動的挑戰，可能拖累消費市場，對中企赴美上市及已上市企業的業績產生不利影響。四、策略建議：企業與投資端的雙贏之道企業端：精準選擇上市路徑優質成熟企業應優先選擇IPO方式上市，以充分利用其品牌溢價和流動性優勢；新興科技企業或盈利尚未得到驗證的企業，可考慮選擇SPAC方式，快速實現融資目標；中小企業則應優先選擇OTC市場，分步驟達到上市標準後再轉至主機板市場，降低上市風險。投資端：聚焦優質賽道，規避風險標的投資者應聚焦醫療保健、AI應用層和中小盤成長等具有潛力的領域，規避那些缺乏核心競爭力、盈利不穩定的標的。同時，要密切關注AI泡沫和美國經濟下行等風險因素，合理控制投資風險，實現資產的穩健增值。 (中概股港美上市)

去年中國貿易順差創歷史新高，原因何在？中國出口競爭力增強、全球產業鏈重構和東移等主流解釋，並非主要原因。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創出歷史新高，海關資料顯示截至11月中國的商品貿易順差超過1兆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0%。 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大環境下，這大超市場預期。目前最主流的幾個解釋包括中國出口競爭力增強、全球產業鏈重構和東移等等，不過在筆者看來這些還不是主要原因。創紀錄的貿易順差：勞動力市場的解釋如果貿易順差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競爭力增強，這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應該伴隨著就業和工資的增長，但從大量媒體報導來看似乎沒有發生這種變化。 再有，如果中國商品的供給能力增強，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更加“要害”，它們在帶來貿易順差的時候還應該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明顯升值，但2025年人民幣名義匯率指數（BIS編制，貿易加權）是小幅貶值的。最後，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不會在2025年一年當中變化這麼大。因而我們需要尋找別的解釋。從宏觀的角度看，淨出口是一國國內的剩餘儲蓄，淨出口擴大就是國內剩餘儲蓄擴大的同義詞。 因此對創紀錄貿易順差解釋的另一個路徑是：中國的國內剩餘儲蓄擴大了，或者說內需變得更不足了。 從微觀的角度看， 貿易順差的擴大需要中國商品在國際上有更低的相對價格（也就是人民幣更低的實際匯率），例如原來10個太陽能元件能夠換一個蘋果手機，現在可能是11個換一個。 2025年中國的通膨率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在名義匯率小幅貶值的情況下就帶來了實際匯率更大的下跌，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在2025年貶值了大約4%。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出口工業品上，“實際匯率”貶值幅度可能更大，也就是實際上中國出口商品的“降價”比匯率顯示的可能要更低。 從海關提供的出口價格資料看，很多品類價格同比下降是較為明顯的。在2025年4、5月份，筆者訪談了幾位實業界朋友，他們都表示中國製造商不可能降價出口，因為毛利已經“壓縮到極限”了。 我則提出了另外一個可能，如果工資下降，那麼降價出口就是可能的；而在失業和降低工資之間，很多工人可能會接受後者；因此中國的出口商品可能會降價。到現在有了大半年的資料，筆者傾向於認為上述預測很大程度變成了現實。 從新聞媒體的報導來看，製造業工人工資應該是降低了，這讓更低的出口價格成為可能。“工資下降-價格下降-實際匯率貶值-貿易順差擴大”的解釋鏈條目前被普遍忽視了，筆者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勞動力在中國宏觀經濟的研究裡被嚴重忽視了。“勞動失位”的中國宏觀研究凱恩斯開創宏觀經濟學的時候勞動力就是分析的核心，他的《通論》書名第一個詞就是就業（Employment）。 現代宏觀經濟學，無論是理論還是應用的，勞動力仍然是最核心的要素。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 單獨獲得了200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68年的開創性文章，目的是研究通膨的動態問題，而模型則幾乎完全就是”勞動經濟學”。比較之下，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主流研究沒有以勞動為核心，這大概是不爭的事實。 以統計資料來說，官方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中細項的失業率資料比較少，每周工作小時數、每小時工資也不是很詳細。央行的《貨幣政策報告》基本可以代表政策研究的取向，其內容側重點是貨幣供應量、信貸投放量、通貨膨脹、宏觀槓桿、匯率、房地產等，對就業的討論篇幅較小。在其報告中對自然失業率和充分就業概念的使用和討論是極其罕見的，有幾個季度的報告討論了通膨和產出的關係，使用的是產出缺口的概念，並沒有直接引述通膨和就業的關係。 當然這有客觀的原因，例如官方失業率資料變動很小以至於很難直接採用，即便如此，應該說總體而言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報告》對就業的討論不太多。 類似地，在商業機構的中國宏觀報告中（以券商為代表）有關勞動力市場的內容也是極少的。一些學術研究確實估計了中國的菲利普斯曲線，但似乎受到的關注度有限。 大部分的研究用產出缺口取代失業率，但失業率和產出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可能是複雜的。 另外，估計產出缺口也需要知道充分就業的水平，畢竟產出是資本和勞動的函數。在對充分就業估計缺失的情況下，討論產出缺口就可能存在很大偏差。對勞動力市場缺乏關注的一個後果是，中國宏觀經濟的長期似乎也像是凱恩斯的短期，供給是水平的，完全彈性的，無限供給的。 研究者幾乎只需要關注需求，例如人們熟知的“三駕馬車”，就可以做中國宏觀研究了。但是這種片面性可能帶來一個很大的風險， 當經濟出現結構性大變化的時候（例如當前的通縮），研究和政策的準備可能是不足的。 此外，中國經濟的很多“結構失調”都和勞動力市場相關，對“勞動”的忽視自然就不利於理解這些失調。走出通縮：日本“勞動力供給側改革”的意外成功日本央行2025年10月的貨幣政策報告測算了2024年提高最低工資以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 令人意外的是，最低工資的提高 （受影響的勞動力佔比大約為20%）沒有減少僱傭（實際就業資料和企業意向調查資料都是這樣）， 這“違背了”勞動經濟學的共識預測。 另外一個現象也很意外：最低工資的提高導致那些中高工資的群體也漲薪了。 這是什麼原因呢？ 一個原因可能是“比價”，例如經理的工資應該是臨時工的三倍，既然臨時工漲薪了，經理也要漲一些。普遍的漲薪帶來勞動力市場的不平衡（例如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定價），在削減僱員和提高價格之間，企業則傾向於漲價來消化高工資成本，實際則是讓邊際產出和實際工資重新匹配。可以說最低工資的提高為日本走出通縮做出了顯著貢獻。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難得一見的重大經濟政策實驗，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很高的趣味性和價值。 但中文財經媒體對此報導很少， 筆者認為很大原因也在於勞動在不少經濟觀察者眼中的重要性不高，因此對日本勞動力市場這麼大的事件幾乎“無感”。在2024初年發表於FT中文網的一篇文章中，筆者認為2022年開始的全球大通膨導致了日本的“輸入性通膨”，這可能會提高日本民眾和企業的通膨預期，從而“歪打正著”地幫助日本可持續地把通膨提高到目標水平（2%）。 打破長期形成的通縮預期需要一個助推器，日本政府和央行此前做了大量工作去引導預期，但是始終效果不佳，筆者認為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民眾和企業很多年已經沒有見過通膨是什麼樣子。 現如今民眾被動地體驗了通膨，學會適應通膨，在通膨中如何採取行動，新的通膨預期就有可能形成。 因此，當時筆者認為2022-2023年的全球大通膨中日本可能意外成為受益者。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推斷顯得相當合理。 到2025年底，日本高於2%的通膨水平已經保持了三年（甚至從2024年年中至今已經有了三次加息），通膨預期越來越代替通縮預期，徹底走向價格正常化的機會越來越大。2026年的貿易和勞動力市場中國在2025年的經濟趨勢很有可能延續，2026年的貿易順差可能會繼續增長。但正如前文所述，這將主要是工資、物價下降帶來的實際匯率貶值貢獻的，這是內需不足的反映。 貿易順差越大，內需可能越差，這值得更多的關注。 創紀錄的貿易順差可能引來更多的貿易摩擦，特別是歐盟和東南亞國家，這是2026年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宏觀風險。對於勞動力市場，網約車和外賣市場可能是很好的觀察視角。 從這兩個行業來看，2026年工資和就業的改善不容樂觀，這意味著物價也較難走出通縮。隨著時間延長通縮預期可能會逐漸固化，這為以後的貨幣政策帶來更多挑戰。正如費爾普斯的理論所揭示的，也正如日本的實踐所展示的，解決通縮問題的關鍵之一在於勞動力市場。勞動“C位”歸來：一個期待，兩個建議筆者感到以“三大需求”為主的分析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的經濟情況，是時候讓勞動力回歸中國宏觀研究的核心位置了。如前所述，2025年破紀錄的貿易順差可以用“產業升級-出口競爭力增強”來解釋，也可以用“勞動力市場惡化-工資降低-出口價格降低-實際匯率貶值”來解釋。 兩個解釋對經濟現狀的判斷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個解釋很可能導致對通縮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帶來政策的誤判和延誤。對勞動力“C位”的回歸筆者有兩項建議。人民銀行當前的政策使命包括“維護幣值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維持金融穩定”等等。促進經濟發展本來就包含就業的目標，筆者建議將這一項目標細化，明確寫入充分就業。針對勞動力市場資料不夠豐富的問題，筆者建議國內的投資銀行（可由各券商研究所承辦，中國證券業協會倡導協調）聯合出資進行勞動力市場的新類型資料調查，這些資料將在參與機構中共享。 這些更豐富的勞動力市場資料，有利於宏觀和行業研究，幫助投資者做出更好的決策，對出資的投資銀行有商業上的回報。而這些機構從事這樣一項有公益性質的市場調查，也是踐行一種社會責任。2026年已經開始，新年裡人們會有新的期待，筆者的期待是開啟一個勞動“C位”的回歸。 (FT中文網)

【導讀】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首次破兆大關，超過德國、日本、荷蘭、俄羅斯等全球主要順差國的總和。這一數字與年末同美國短暫的“休戰”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呼應：中國暫停稀土及關鍵礦物出口管制至2026年底，同時美國推遲晶片關稅。本文指出，經濟全球化已使製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而傳統地緣政治中心不變，形成了深刻“錯位”。那麼，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能否重組全球化呢？本文首先溯源“規模經濟”概念，論證其如何從企業微觀層面，經由產業縱向一體化與跨國公司全球化佈局，“湧現”為國家乃至全球體系的宏觀“超大規模性”，而這正是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其次，文章重點分析中國如何通過改革開放，將自身在勞動力、產業配套與市場方面的潛質，轉化為深度嵌入並增益全球產業鏈網路的現實超大規模優勢。再次，面對美國因國內“鏽帶”問題而轉向以產業、科技、金融政策為工具的地緣經濟競爭，文章指出，中國完備且龐大的產業體系已成為全球網路的關鍵樞紐，使得傳統打壓手段失效。最終，這種以中國製造業為“中樞”、連接發達國家服務業與開發中國家初級產業的獨特位置，正使中國成為銜接海洋與大陸秩序的地緣經濟轉換節點，有望引領全球化走向陸海共濟、發展導向的新階段。本文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的全球產業鏈一體化，使製造業和經濟活動中心（地緣經濟中心）發生了轉移，而傳統上的地緣政治中心卻保持不變，從而形成了錯位。國家作為現實的主權實體，有領土，有國民，更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駕馭本國經濟，把握發展趨勢，使其成為用於地緣競爭的“規模經濟”。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尺度的“規模經濟”，是為“超大規模性”。在全球地緣競爭取代經濟全球化成為主基調的當下，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構成了其最根本的競爭力與戰略韌性，這一特質不僅使中國能夠抵禦美國“脫鉤斷鏈”等打壓，更可能從根本上重組全球化的格局與路徑，推動形成一種由“中心—外圍”結構轉向“中心—中國—外圍”結構的新型世界經濟體系。中國正以自身第二產業為紐帶，連接起開發中國家的第一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經濟整體。中國正在從本質上改變全球地緣格局的性質。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能否重組全球化——兼論地緣經濟學的再度興起當前，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6年，以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為起始，國家安全至上的地緣競爭開始取代追求效率的經濟全球化。由此，在世界經濟日趨碎片化的同時，沉寂多年的地緣經濟學重新成為顯學，再次進入國際政治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視野。反映在中美關係上，2017年12月，初次上台不久的川普政府便發佈了精心炮製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美國優先”的原則，將經濟安全視為美國安全的基礎，並首次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自此，地緣經濟競爭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八年來，中美經濟關係經歷了貿易戰、脫鉤斷鏈、“小院高牆”、“對等關稅”戰，跌宕起伏。然而，這些政策儘管使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和投資額有了明顯下降，但世界經濟並未出現美國此前預期的“減少對中國經濟系統性依賴”的“去風險”局面。反而，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額和投資額都有了顯著增長，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增長最為醒目。於是，為什麼美國如此打壓，中國經濟卻未屈服，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疑問。對此，通常的解釋是中國經濟具有非凡的韌性；進一步深究，韌性植根的土壤是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個大國，不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更重要的是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產業體系，並且規模巨大。這一產業體系廣泛深入地嵌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網路之中，水乳交融，使整個網路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由此，一個司空見慣卻不常被提及的經濟學概念“規模經濟”，開始重新進入世界政治經濟研究的視野。經濟的超大規模性及其競爭力，不僅刷新了傳統“地緣經濟學”的意涵，也成為制定國際經濟政策的新考量，指導著地緣競爭的行動。不同於以往地緣競爭是以政治軍事博弈為主，新一輪地緣競爭將更倚重經濟手段，規模經濟的大小及質量成為重心所在，競爭者將竭力擴大自身的規模優勢，削弱對手的規模優勢，以實現經濟和非經濟的目標。基於這一判斷，梳理從傳統規模經濟向超大規模性的演變路徑，有助於理解經濟全球化的興起及其發展前景，幫助中國從容應對日趨激烈的地緣競爭。▍規模和範圍經濟及其在世界的拓展規模和範圍經濟首先是基於產品數量的微觀經濟學概念。規模經濟，是指企業在生產特定產品時，受制於該產品內在的技術經濟特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因生產產量變化所帶來的成本變化：產量增長在使流動成本上升的同時，也在攤薄固定成本，從而使平均成本不斷下降，進而出現平均收益上升的規模效益。範圍經濟，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多種產品，因裝置、管理、銷售等資產可以共享，甚至可以互補，從而可以攤薄固定成本，使總成本低於不同企業分品種生產的成本總和，進而出現總收益的上升。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共同特點，是隨著規模或範圍的擴大，邊際成本下降，導致平均成本下降；直到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時，規模或範圍的擴張才會中止，此時也是企業生產產量和範圍最佳水平，亦是企業規模和範圍效益最大化水平。經驗表明，不同產品製造的複雜程度不同，技術經濟特性也不盡相同，這不僅使各種產品的生產函數各異，也使不同企業的規模和範圍效益最佳水平大小不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純粹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規模和範圍效益是企業治理中，內部組織協調演進的技術經濟基礎及其評價標準。這是因為規模和範圍效益遞增，不僅可以覆蓋企業內部為此付出的組織協調成本，而且可以產生“剩餘”，進而使企業的資產規模持續變大，直至實現規模和範圍效益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涉及企業存在邊界的討論，是假定其他條件，尤其是微觀個體行為不變的情況下發生的。在這一假定下，因不存在微觀個體激勵與被激勵的行為變化，規模和範圍經濟是企業內部成本與收益的權衡問題，呈現為純粹的線性關係。然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性的處理程序，規模和範圍經濟的內容是在不斷擴充中，並因此使其範疇也在不斷拓展中。這一拓展不單表現為因技術進步使企業平均規模持續變大，更重要的是會出現臨界變化，即規模和範圍經濟的發展突破了傳統企業的邊界，變成產業成長及擴張的過程，呈現為複雜經濟學意義上的“湧現”現象。換言之，這一臨界變化雖始於微觀層次的企業，卻有別於傳統企業層面的線性增長，上升到產業層次，展現為層次躍遷式的非線性發展，從而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體現為產業的升級和跨國的擴展，形成宏觀層面新的秩序。首先，從產業發展角度觀察，19世紀末，以內燃機和電動機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迅猛發展，世界經濟出現了趨向於重工業化的產業升級。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表述，區別於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所推動的以輕紡工業為典型的消費資料（第二部類）的工業化生產，重化工業化不僅是以鋼鐵、化工為典型的生產資料（第一部類）的工業化生產，而且呈現出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趨勢，使重化工業部門的產值超過輕工業，並持續增長。這種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趨勢，既是產業結構升級的表現，也是產業鏈條在上下游之間的延伸。特別是由於生產資料生產與生活資料生產是需求指向的市場上下游關係，生產的擴張也是需求的擴張。這種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促進預示著，規模和範圍經濟存在著持續擴大的可能性。不過，因生產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企業彼此獨立的傳統，這種產業層面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優勢還只是潛在的。換言之，如果將傳統上的上下游企業分立的生產鏈條用交易成本最小的方式組織起來，就可以使其規模與範圍經濟的潛在優勢在產業層次上發揮出來。事實也是如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企業組織形式領域出現了以托拉斯為典型的產業上下游一體化的新型組織形式，並以美國最為典型。這種縱向一體化生產組織方式可以增強原企業的競爭優勢，成為企業集團發展的底層邏輯。不同於控制同類產品市場份額的卡特爾與制定同類產品售價和原材料採購價格的辛迪加等市場壟斷形式，托拉斯更多的是與該類產品生產過程密切關聯，通過將具有上下游關係的企業組織在一起，形成戰略清晰、經營統一、行動一致的跨企業的產業組織，進而將原先在企業外部存在的規模和範圍經濟的潛在可能性轉變為現實，並內部化了。經濟史學家錢德勒曾對美國以托拉斯為代表的縱向一體化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在《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一書中指出，“把原先由各個企業單位之間的流動和交易放在一個單一組織內部，使縱向合併的多單位企業能夠降低並更加精確地計算交易成本，即通過聯結最初生產和最終消費的組織機構的長鏈將降低相關的中間投入成本”。由此，中間投入成本的降低帶來了規模效益的增進，既決定了相較於卡特爾和辛迪加等純粹的市場壟斷組織形式，托拉斯更具有穩定性和長遠性，同時也決定了需要制定《反托拉斯法》來更準確地界定壟斷，釐清合理的產業組織與有害的市場壟斷行為之間的區別。與此相適應，產業上下游間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優勢使制定產業政策成為可能。尤其是規模經濟潛力吸引著新興經濟體，成為其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導向，優先發展重化工業，進而帶動輕工業。它們往往採取財政補助和金融支援的辦法，鼓勵和推動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甚至不惜動用國有資本和國家行政力量來組建國有企業及企業集團，以期獲得經濟高速增長。其中最典型的是一戰後的日本和二戰後的韓國。其次，從國際經濟的角度觀察，19世紀末，重化工業的大發展不僅推動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也使國際經濟領域發生了新變化。以前，蒸汽動力使以紡織品為代表的生活資料生產工業化了，而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需要世界市場，由此催生了以工業製成品為主的現代國際貿易。然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後，以重化工業中間產品為代表的生產資料的生產，不僅需要世界市場，而且需要原料基地，資本因此越出國境進行境外投資，使生產資料的產業鏈延伸到整個世界。由此，國際貿易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結構性變化，由傳統的以製成品貿易為主演進為以包括零部件在內的半成品貿易為主，且中間品貿易佔比持續升高的當代國際貿易。國際經濟貿易的這些新變化讓國家利益也變得更為複雜，促使國家的對外職能更側重於經濟領域。各國政府在積極與外國談判國際經濟貿易協定的同時，也鼓勵本國企業將跨國業務進行內部化安排。尤其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一大批附屬於宗主國的殖民地獲得了獨立，也刺激著跨國產業鏈加快進行由外部貿易轉型為內部投資安排的處理程序。1974年，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專門研究了這一現象，並將這種跨國組織產業的企業行為正式命名為“跨國公司”。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認為，這種行為是通過將外在於本國企業的境外潛在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的安排，在獲取規模效益的同時，又便於建立公司“內部轉移定價”機制，進而形成境外子公司為“成本中心”、境內母公司為“利潤中心”的格局，實現公司利潤的最大化。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是托拉斯的跨國形式，是更高層次、更廣範圍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安排。當規模和範圍經濟突破傳統企業的邊界並向上下游及跨國方向延伸時，臨界變化就產生了。這時，規模和範圍經濟已不再拘泥於微觀經濟學意義，而是因產業層面的結構性和地理層面的國際性，展現為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進而產生了複雜系統科學所描述的“超線性規模縮放”問題（superliner scaling）：傳統微觀經濟學中的線性代數關係轉變為複雜經濟學中的非線性指數關係，一維增長現象轉變為“湧現”現象，出現了整體大於局部之和。從這個角度看待當代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就是“超線性規模縮放”的體現。自冷戰結束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十幾年是經濟全球化的黃金時期。其間，全球經濟增長表現格外優異，全球GDP的年均增長率較此前高出一個百分點以上。這一相較於以往的額外增長，被學術界公認為是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從複雜經濟學的角度觀察，由於經濟的一維增長是觸發系統改變的基礎性關鍵變數，其變動會改變系統中各個因素的相對關係，進而出現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超大規模性效應，表現為除經濟增速加快外，國際貿易增速快於經濟增速一倍以上，而國際金融增速又快於國際貿易數倍以上，金融一體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秩序的首要特徵。2008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這一秩序的另樣體現，各國皆因此一損俱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區別於以往“一袋馬鈴薯”式的由國別經濟所組成的世界經濟，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以金融一體化為特徵的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更為複雜的超大規模系統整體。▍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及中國的作用如前所述，二戰前的世界經濟是以國別為主體的，水平分工是其基本格局，實力競爭是其基本規則，結果是爭奪世界市場和原料基地的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政策大行其道，形成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濟根源。二戰後，國際社會痛定思痛，為剷除戰爭根源，建立了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制約傳統列強式的無序競爭，形成了規範的世界經濟秩序。規範的秩序帶來了穩定的預期，使以直接投資為代表的長期投資可以持續增長，推動國際分工由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轉變。從動力機制角度觀察，推動這一轉變的四個相互關聯的要素至關重要。一是交易成本。資本是逐利的，企業是資本承擔者，企業利潤最大化努力的一種表現是尋求現有技術條件下的交易成本最小化，這構成企業尋求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動力。二是治理結構。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企業或產業組織會不斷最佳化包括資訊傳遞、資源調配、資金籌措及有效管理在內的治理安排，進而形成尋求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的推進機制，使這一尋求行為長期化並可持續，由此從國內延伸到了世界。三是市場競爭。不同於國內市場，競爭性的世界市場給企業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迫使其在各個方面都要不斷進化，塑造著企業或產業組織經營的適宜形式及演進路徑。四是政府干預。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使產業跨越了國界，由此，企業借助國家力量的需要不斷增強，進而形成了政府和企業利益相互嵌入的對外治理行為，表現為國家出面爭取有利於本國產業跨國發展的國際協議和規則安排。這四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會產生棘輪效應，構成經濟跨國發展的動力，使各國產業開始相互纏繞，各國經濟開始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開始形成、發育和成長，並呈現出階段變化。第一階段，上世紀60年代，一大批亞非拉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對這些國家來說，經濟發展成為首要任務，而吸引外資又成為重要措施，構成跨國公司發展的國際環境，發達國家企業海外投資設廠，貨物全球銷售行為開始湧現。這種縱跨“南北”的垂直分工，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初意涵。其中，60年代開始興起的集裝箱海運是其代表性技術經濟特徵，而日本帶動東南亞地區配套產業發展的經驗堪稱經典。第二階段，以越南戰爭結束為標誌，世界進入了“緩和”年代，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日益發展，新的貿易現象也隨之出現，並突出表現在產業鏈長的汽車工業上。例如，兩個國家各自的汽車生產商可以用同樣一批汽車零部件組裝成略有區別的汽車，在同一市場進行銷售。這種競爭不同於生產不同產品的傳統貿易競爭，而是針對同一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偏好差異的競爭。針對這種新現象，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引入了規模經濟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新貿易理論”。傳統貿易理論是基於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產業間比較優勢的古典貿易理論，其前提是規模報酬不變。與此不同，新貿易理論立足於不完全競爭框架下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產業內貿易，認為規模經濟是引致國際貿易的重要原因：因國際市場的規模比國內市場更大，使投資者偏好的差異更為顯著，可以形成具有經濟價值的市場，使企業可以在經營戰略差異上競爭，從而將潛在的規模經濟轉化為現實的規模效益。從新貿易理論出發，上世紀80年代《哈佛管理評論》開始倡導公司全球經營的理念並流行於西方企業，促使國際分工轉向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在內的“混合分工”，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全球化的意涵。第三階段，冷戰結束後，投資貿易自由化進一步擴展，並深化著全球產業鏈。在經濟學意義上，所謂“冷戰”是世界存在兩個對立的體制和兩個平行的市場，並因“誰戰勝誰”而水火不容。“冷戰”的終結則意味著市場經濟統一了相互對立的體制，自由貿易消融了彼此平行的市場。各國經濟由此開始相互融合，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針對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出現的新現象，梅裡茲和安切斯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將微觀層面的企業異質性和內生邊界問題引入經濟全球化研究，建立了“新新貿易理論”。他們認為，生產率及組織形式的差異對企業是否選擇出口或對外直接投資有重要影響，更高生產率的企業更可能參與國際貿易，低生產率的企業則更傾向於僅服務於本土市場。相應地，在企業異質性的條件下，企業在國際層面配置資源時，其內生邊界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需要從產業組織理論和契約理論的角度分析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決策安排。由此，外包、公司內貿易、對外投資設廠、授權經營、全球價值鏈管理等，成為企業的熱門話題。這裡需要特別強調企業在國際貿易和投資創新與發展上的第一推動力作用。如前所述，企業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組織，追求規模經濟是其自然行為，它們對於國際市場的統一和擴展具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天然敏感。例如，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不斷髮現細小的市場機會，通過生產特定差異的產品，滿足國際市場上同類消費者不同的消費偏好。這說明這種同類企業為降低單位成本而集中生產特定差異化產品的行為，是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從而有別於單純的比較利益考慮，成為克魯格曼“新貿易理論”的有力佐證。更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在經濟全球化中貿易和投資之間的轉換作用。經濟全球化是全球經濟同質化的處理程序，從單純比較利益的角度看，這意味著貿易機會的減少。但實際情況表明，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貿易卻在高速增長，同時貿易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991年中間品貿易僅佔全部國際貿易的30%，現在這一數字已達到70%。它證實了“新新貿易理論”的洞察：為追求更高生產率，企業將決定是參與國際貿易還是進行國際投資，兩者都會擴大國際貿易規模，區別僅在於前者更多體現為製成品貿易，而後者更多體現為中間品貿易。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觀察，交易成本、治理結構、市場競爭和政府干預，這四個要素之間的關聯所產生的不可逆的棘輪效應，將深刻影響一國的對外經貿行為，並推動國家治理結構和能力為適應企業跨國發展的需要而持續演進。換言之，在利潤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驅動下，企業通過日趨複雜的組織過程，在將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的同時，形成了企業組織內部錯落有致的治理結構。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又推動著企業治理結構持續演進，最終帶來了治理方式突破，傳統企業的框架具有了集團化的架構。更突出的是，因產業跨越國界，企業利益和國家權力開始相互嵌入，不同國家紛紛干預企業或集團內部的治理，用監管等方式營造企業的外部環境，並在國際治理上展開對規則、規制、管理及標準制定的競爭，從而健全並完善了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歷史的處理程序和邏輯的處理程序是一致的。正是在上述邏輯的驅使下，當代經濟全球化展現出與以往世界經濟不同的宏觀特質。第一，生產力的全球佈局使得產業鏈不再拘泥於一國，也不完全受制於傳統垂直或水平國際分工，而是沿著比較成本最小化的方向散佈在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有別於以往的全球產業鏈，在提升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促使全球產業鏈網路化了，經濟全球化因此展現為世界產業的一體化。第二，全球產業鏈網路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處於該網路不同環節的國家和地區具有不同的成本優勢。這使這一網路中的不同環節都具有外包或承擔外包的可能性，外包因此大行其道，成為當代經濟全球化的鮮明標誌，催生了更專業化、更有效率的全球供應鏈網路。第三，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的形成與發展，不僅使原有的企業管理扁平化了，還使管理重心轉向全球供應鏈管理，管理的標準化程度也大大提高。與之相適應，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也更高了，推動著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更加規範化和現代化。這特別突出地體現在對標準要求更高的與金融相關的規則、規制、標準及管理上，如巴塞爾協議、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等。需要強調的是，當代經濟全球化之所以展現出這些新的宏觀特質，與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及增長方式密切相關。中國是個大國，天然具有超大規模性的潛質，改革開放將這種潛質轉變為規模和範圍經濟的現實優勢，進而影響著經濟全球化。從交易成本、治理結構、市場競爭、政府干預四要素的棘輪效應角度觀察，改革，就是摒棄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的方式組織工業化。隨著產權清晰和市場競爭的深化，企業利潤最大化動機不斷強化，使得尋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創新不斷湧現，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三來一補”、合資合作等創新性的微觀經濟組織形式都是案例。與此同時，中國地方政府又是發展主義導向的，以經營公司的方式進行地方經濟建設，通過稅收優惠、完善基礎設施來招商引資。由此，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產生了現實的超大規模性，推動規模和範圍經濟不斷增進。開放，就是將中國的工業化納入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在全球市場的規模和層次進行資源配置。此前，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僅限於國內，呈現不平衡狀態，人力資源充沛，但土地、淡水、石油及其他礦產資源卻相當貧乏，資本和技術更是短板。對外開放使中國可以在全球層面配置資源，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改革取向下的對外開放意味著與國際慣例接軌，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由此，中國將低成本卻高品質的勞動力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吸引著全球資本和技術向中國流動，中國因此成為全世界投資的“世界工廠”，形成了貿易和投資“大進大出”的國際循環，使中國成為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大國。從全球經濟角度觀察，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經濟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全球化也因中國經濟的融入而得到格外的發展。當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與國際資本相結合，全球產業鏈開始延伸到具有超大規模性潛質的中國，激發出無與倫比的規模經濟效應；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也讓中國日益成為全球產業和供應網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圍繞著中國這一節點的成長，世界經濟開始出現新的“湧現”現象，使當代世界經濟有了全新意義：首先，當中國逐漸成為與西歐、北美比肩的製造業中心後，就成為全球初級產品市場的強勁需求方和全球工業製成品的主要提供者。一方面，中國強勁的需求改善了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增加了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另一方面，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又降低了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增進了全球，尤其是發達國家消費者的福利。這些可以視為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規模效益增進的表現，也使高增長、低通膨成為經濟全球化全盛時期的特徵。其次，中國產業以叢集式的方式加入經濟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全球生產網路的彈性，使生產和服務外包的條件更加完備，環境更加優良；另一方面在擴大全球供應鏈規模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網路的節點不斷增多，這意味著產品層面配套組合的可能性越大，產業層面整合創新的機會越多，經濟發展的空間也越廣闊。最後，以加入WTO為標誌，中國的對外開放獲得世界的認可；與此同時，世界經濟體系需要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做出適應性調整，以便“消化”超大規模的中國經濟。於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體系雙向適應的調整過程，成為一個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方式、提升其治理效能的過程，推動了產業標準、行業規範、國際貿易治理、國際金融治理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與地緣競爭中國經濟體系性地嵌入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網路，成就了經濟全球化。當人們為此津津樂道並認為“世界是平的”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仍是民族國家。國家橫亙在經濟全球化中，因經濟或非經濟原因，自然導致各生產要素的開放程度不同，國際流動的便利程度不一，進而形成了新的問題。喬治·索羅斯在本世紀初就指出：“全球化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相形之下，人員的流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於資本是生產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國必須相互競爭來吸引它，這妨礙了各國對資本進行徵稅及管理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受利潤最大化規律支配，在開發中國家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吸引下，發達國家的資本因便於流動，沿著成本最小化方向，引導產業向開發中國家，尤其向中國轉移，加速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處理程序；另一方面，資本和產業的轉移又使發達國家出現了產業“空心化”趨勢。由於勞動力不願也難以在國家間自由流動，致使發達國家失業率不斷攀升，藍領工人收入下降。這在美國中西部尤為突出，形成了具有美國特色的“鏽帶”問題。“鏽帶”問題的出現，埋下了社會撕裂的種子，金融資本與中下層的利益日益分野，對立日趨嚴重。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愈演愈烈，形成了對政府的巨大政治壓力。迫於這一壓力，政府的政策及職能開始發生系統漂移。川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推動美國政府的政策與體制由曾經大力鼓吹“全球化”轉變為“美國優先”。為“讓美國再次偉大”，川普政府在推進美國再工業化的同時，宣稱世界“必須減少對中國經濟的系統性依賴”。於是，削弱中國的規模經濟優勢，壯大美國的規模經濟優勢，就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思路。一旦把“規模經濟”概念引入地緣經濟學，它的含義便發生了變化。依照新古典經濟學，規模經濟是分析企業經營的微觀經濟學概念；因此它是有邊界的，即當企業生產的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便達到了最佳規模。超越這一邊界，企業獲得新增產品就不再是通過內部生產，而是通過市場的交易。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的交易及其發展是由效率推動的，是由社會分工所決定的。對效率的追求使社會分工不斷細分化，一方面推動著市場交易廣度的擴張，出現了跨越國境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另一方面推動著市場交易深度的拓展，形成了產品、勞務、技術金融乃至資訊等多層次市場，並且具有不斷豐富化的態勢。由此，市場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它是一種自生自發、自組織、自適應的秩序，是看不見的手，既不可干預也不能干預。換言之，市場沒有邊界，當然也就無所謂規模。因此，在傳統宏觀經濟討論中，很少涉及“規模經濟”。即便非要涉及規模經濟，也是從企業角度出發，在市場交易環節展開討論，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對國際貿易的研究上。然而，地緣經濟學之所以是地緣的，就在於它是以國家為本位討論經濟問題的。從地緣經濟學的視野出發，就把新古典經濟學眼中無邊無沿的國際市場交易，套上了國家邊界的框架。這樣不僅使地緣經濟學成為可描述、分析的經濟範疇，更重要的是，國家是個現實的主權實體，有領土，有國民，更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駕馭本國經濟，把握發展趨勢；使其成為用於地緣競爭的“規模經濟”。顯然，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尺度的“規模經濟”，超越了企業層次和產業層次，上升為宏觀乃至全球層次的戰略問題，本文稱為“超大規模性”，以示與經濟學傳統討論中規模經濟概念的區別。國家尺度的經濟“超大規模性”納入地緣競爭後，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國家首先是個地理單元，幅員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資源有富有貧，但只有幅員遼闊的人口大國，才具有“超大規模性”的天然潛質。即使一個後起的大國，也可以通過工業化建立起全面完備的產業體系，奠定自身經濟超大規模性的競爭實力，美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代，超大規模性的產業體系的競爭優勢更加凸顯。如前所述，與其說大國的超大規模性產業體系嵌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不如說它本身就是這一全球網路的形成基礎。小國經濟可以加入這全球網路，分享規模效應，實現搭便車式的經濟增長，但只有大國才能利用其產業體系在全球網路中的地位，以其超大規模性影響國際投資的流向，左右國際貿易的規模與結構，特別是決定全球中間品貿易的地理分佈。換言之，地緣競爭之所以是大國競爭，首先在於大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美國之所以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也是從這個角度看待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的。美國近年來制定的地緣經濟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其一，產業政策。美國向來崇尚自由市場經濟，鄙視產業政策。尤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里根經濟學促使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流行，進而形成了“華盛頓共識”，強調企業競爭，減少政府干預。放鬆管制、開放市場、自由貿易，更成為經濟政策的主流。川普上台後，卻一反常態，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開啟了在產業政策加持下的再工業化處理程序。一方面通過加征高額懲罰性關稅等多種貿易保護措施，為美國本土企業創造市場機會，防止其繼續流失海外；另一方面則通過減稅和產業補貼等支援性手段，吸引外資，首先是美國的海外投資回流本土建立產業。川普第二次上台後，更加變本加厲，將上述兩方面結合起來，將關稅政策設計成與貿易對等、對美順差掛鉤的“對等關稅”，要求貿易對手以擴大對美投資的形式進行“避險”安排。這些政策的制定動機十分明確，就是通過產業政策，支援美國本土產業形成超大規模性，在為當下的地緣經濟競爭贏得優勢的同時，也為未來的競爭優勢奠定基礎。美國副總統范斯特別強調了再工業化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意義，指出工業是人工智慧應用的基本場景，因此，再工業化不僅關乎當前的就業，還關乎美國經濟的未來。其二，科技政策。一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不僅取決於該國產業體系的完備性帶來的超大規模性的範圍經濟影響，更取決於其產業體系的技術前瞻能力帶來的超大規模性的引領作用。於是，技術創新的自主性和技術標準的制定權，就成為地緣經濟競爭的關鍵。例如，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技術被認為是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明天技術”，也被美國視為關乎國家安全和未來競爭力的戰略技術，必須嚴加管制，這正是美國限制中國獲得先進晶片技術的原因。由此推而廣之，以往被認為“科學無國界”的知識生產領域，也被套上了國家的“枷鎖”。一方面，知識生產和發明創造本身就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徵，只有具備完整產業體系的大國才值得，也才有能力大規模投入研發；一旦成功，技術引領帶來的產業規模效應非同小可。因此，搶佔未來技術制高點成為大國地緣競爭的關鍵領域。另一方面，知識生產和發明創造還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技術後進者享有明顯的“搭便車”機會，這使得技術領先國有較強動機阻礙技術進步正外部性的發揮，地緣經濟競爭更加強化了這一動機。近年來，美國科技政策地緣化的傾向正在加強，開始禁止中國留學生學習敏感專業，禁止與中國學者進行合作研究，等等。其三，金融貨幣政策。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首先表現為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使得國際金融市場的套匯套利避險機制，大大抵消了一國貨幣政策的效用。這驅使著各國貨幣政策回歸中性，進而使國際金融市場有效性假設得以成立。在這種背景下，“直接融資”大行其道，資本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直接相互匹配，金融機構只是發現風險、配置風險、處置風險的中介機構。然而，當時代趨勢從經濟全球化轉變為地緣競爭，金融的性質及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地緣競爭阻礙國際資本自由便利地流動，不僅弱化了國際金融市場套匯套利的避險機制，減低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性，更有甚者，金融霸權國還可以把金融作為制裁工具。據統計，美國每年新發起的金融制裁數量由2010年的3起，增加到2018年的15起，再到2023年的48起。國際資本流動更加不暢，還意味著貨幣再度非中性化，貨幣政策傾斜作用的空間加大，並成為增強地緣競爭能力的一種工具。例如，如果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安排，使金融資源向工業傾斜，會因製造業產業鏈條長而出現“乘數”帶動效應，產生規模經濟；如果再以財政政策進行配合，會使“乘數”效應更加顯著，在加速產業體系成長的同時，提升本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中的地位。美國產業政策中就含有這種結構性財政金融安排。正是從地緣競爭的立場出發，自2017年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後，美國政府就陸續將涉及產業、科技、金融等領域的經濟競爭手段整合在一起，統籌建立了服從地緣競爭的工具箱。過去八年中，美國政府既不在乎經濟全球化的效率，也不顧及美國企業和資本的利益，僅在意造就“美國第一”的競爭優勢。結果，美國由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建立者變成了現行國際麻煩的製造者，其地緣經濟政策自然在多國遭遇冷遇和抵制。▍結語當前，世界又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再度創造了地緣經濟學興起的歷史契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傳統的地緣政治經濟觀念和戰略可以“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就能應對變局。儘管美國已經祭起了地緣競爭戰略的大旗，但時代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冷戰已經結束，經濟全球化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冷戰年代，東西方對立使兩個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往來甚少，但現在全球化卻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一體化，進而使傳統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傳統的地緣政治中心雖依然如故，但地緣經濟中心卻發生了漂移，以中國為代表的“一帶一路”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已成為全球製造業的最大基地或中心。正是這種地緣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錯位，造成了新的地緣矛盾，引發了中美摩擦。然而，也正是這一錯位，導致了傳統地緣政治經濟理論和戰略的失效，過去八年，美國對華地緣經濟政策，無論“脫鉤斷鏈” “小院高牆”還是“極限施壓”都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在日益成就“一帶一路”的繁榮。經濟全球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地緣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錯位，使全球南方，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機會發展自身，進而深切地體會到經濟增長、收入提高和社會發展的意義，“發展是硬道理”由此深入人心，成為“一帶一路”格局崛起的緣由。在這一格局中，中國不僅處於地理的中樞，更因其日益成長的超大規模經濟，尤其是在全球具有壓倒性優勢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成為“一帶一路”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聯結中樞：對資源能源富集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亞、中東）而言，中國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是其產業的下游；對出口導向型加工業發達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東南亞）而言，中國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是其產業的上游。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衝破了傳統地緣思維模式的束縛，以“兩頭在外”的方式開啟了歐亞大陸島上“一帶一路”的陸海共濟。中國正以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量連接著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的方式，使“一帶一路”不再是海洋進入大陸的前沿或大陸對抗海洋的緩衝地帶，而是成為世界經濟繁榮地帶。更重要的是，以更長遠的角度看，中國超大規模的工業體系，一方面構成對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及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是開發中國家能源、資源等初級產品的重要需求方。中國這種“半中心半外圍”的狀態，使世界體系論下“中心—外圍”的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變成“中心—中國—外圍”的結構，中國正以自身第二產業為紐帶，連接起開發中國家的第一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經濟整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因具有連接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的中樞地位，正在從本質上改變全球地緣格局的性質。這是“一帶一路”帶給我們的新型全球化啟示。 (文化縱橫)

近期重磅出爐的太陽能和電池等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宣告中國的財政轉向加速，而這背後或為中國經濟從“補貼生產”到“賦能居民”的深刻敘事轉變。2026年1月9日，中國財政部與稅務總局發佈公告，自今年4月1日起，取消太陽能等產品增值稅出口退稅；電池產品出口退稅率則先從9%下調至6%，並於2027年1月1日徹底取消。政策清單涵蓋太陽能等產品249項、電池產品22項。就太陽能產業而言，這已是繼2024年底退稅率從13%下調至9%後的再次重大調整。圖片來源：視覺中國恰在幾天前，2026年首次中國國常會部署了促進內需的一攬子政策。這兩項動作緊密相連，傳遞出一個清晰的訊號：在“十五五”開局之年，中國正在系統性地重構其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眾所周知，太陽能與鋰電產業憑藉出眾的規模與成本優勢，佔據了全球市場的絕對主導份額。但硬幣的另一面，則是激烈的“內卷”與“外卷”，太陽能行業尤甚。1月9日晚，中國太陽能行業協會發文稱，自2024年以來，中國太陽能產品在海外市場面臨日益激烈的惡性競爭，出口價格持續走低，呈現“量增價減”態勢。部分企業在出口過程中，不僅低價競爭，還將出口退稅額折算為對外議價空間，導致原本用於避險國內增值稅負擔的財政資金在議價環節被讓渡給境外採購方。這使得出口退稅政策在實質上轉化為對海外終端市場的補貼，不僅造成國內企業的利潤流失，也顯著增加了中國太陽能產業遭受反補貼、反傾銷等國際貿易摩擦的風險，對中國太陽能產業的整體利益與國際形象均產生了負面影響。協會表示，適時降低或取消太陽能產品的出口退稅，有助於推動國外市場價格理性回歸，降低了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的風險，同時能夠有效緩解國家財政負擔，促進財政資源更合理、更高效的配置，並稱“儘管調整出口退稅並非從根本上解決‘內卷外化’問題的唯一手段，但從長期看，有利於抑製出口價格的過快下滑，降低貿易摩擦發生的機率”。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再創新高，前11個月規模達1.07兆美元，而前11個月出口退稅金額高達1.9兆元，同比增長5.6%，也將這種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遺。此前已有不少經濟學家建議，適時降低部分已顯過剩產能商品的出口退稅，不僅是財政資金的最佳化，更是減少貿易牴觸、為內部調整創造空間的務實之舉。如果是將此舉放在“十五五”強調持續擴大內需、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頂層設計下，顯然是一套精密“組合拳”的關鍵落子，而其核心邏輯是“節流”與“開源”的協同。“節流”在於引導太陽能、鋰電等已具備全球統治力的產業，從依賴價格補貼的規模擴張，轉向依靠技術、品牌和服務的高品質競爭。這些領域的頭部企業憑藉技術溢價和全球佈局，有望將成本傳導並擴大份額，而落後產能將加速出清。“開源”則更為宏大。政策節省與最佳化的財政資源，為“促消費、擴投資”提供了關鍵空間。這也呼應了經濟學家們“把省下來的錢用於民生”的建議，財政資金的流向從而發生根本性調整。擴內需與促消費的癥結，主要在於收入與分配的結構性偏差。平安證券在2026年展望報告中指出，提升消費率需以收入分配改革為核心。而將最佳化退稅節省的資金，用於提高農村居民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支出，正是強化再分配、直接托舉底層消費能力最直接的舉措之一。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近期在接受《財富》專訪時也指出，“十五五”期間需平衡科技自強與民生改善，通過完善社會保障等方式，打破低物價循環與房地產下行壓力。近期密集的政策部署，凸顯出從多維度應對這一矛盾的努力。剛剛結束的全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強調“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並部署“穩崗擴容提質”專項行動，其本質是提升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在再分配與保障方面，政策預期包括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社保提升等方式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另外，2026年首次國常會所部署的促內需政策，以及六部門聯合印發的促消費實施方案，目標直指形成3個兆級消費領域和10個千億級消費熱點。國金證券研報認為，未來3-5年的消費成長機會存在於以“AI+消費”為核心的功能價值賽道、以IP悅己為核心的情緒價值賽道等新興領域。出口退稅的調整，恰如推倒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標誌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敘事正在轉變。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從以往的補貼生產以擴大外需，系統性地轉向賦能居民與創新以釋放內需。而將兆順差和龐大出口退稅的一部分，轉化為普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無疑是破解當前經濟主要矛盾、建立內生增長循環的關鍵一躍。對於企業，舊的商業模式正在失效，新的機遇窗口已經打開。以太陽能企業為例，太陽能板的單價可能因此上漲，全球綠色能源的裝機成本曲線或將重塑。1月12日，晶科能源和隆基綠能A股均高開高走，反映出市場對政策引導產業出清加速從而為龍頭企業讓出更大市場空間與盈利彈性的預期。而一個更具韌性的太陽能產業，不僅是中國能源轉型的保障，更是內部大循環真正啟動前一塊至關重要的拼圖。 (財富FOR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