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傭，又成了“民族英雄”

提起菲律賓，你會想到什麼？大概率是海島度假，或是菲律賓女傭。

也因此，筆者也常聽到這樣的說詞：「你知道嗎？菲律賓是母系社會。」有時候人們也會說，印尼和越南是母系社會，「因為都是女性在工作養家啊」。

這當然是誤用了「母系社會」概念，但卻反映出一個現象：在東南亞，有大量女性出門工作，並成為家中的重要經濟來源。

其實，在「菲傭」的金字招牌之外，菲律賓也大量輸出其他勞工，他們會進入製造業、建築業、漁業、農業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些「海外菲律賓移工」不僅降低了菲律賓的整體失業率，也對菲經濟貢獻良多。

如今，菲律賓是東南亞第四大規模的新型工業國家，但國內貧富懸殊問題、地理和世代差異問題依然突出。所以不少人即便有著不錯的教育背景，還是決定出國工作。

疫情之前，菲律賓常年輸出約200萬名勞工。在疫情爆發的2020—2021年，這個數字驟減到40萬人，而到了2023年，又升至233萬人。

菲律賓得以成為“移工大國”，與其殖民地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早在西班牙殖民時期，菲律賓勞工就在遠洋漁船上擔任船員。到了美國殖民時期，菲律賓又成為美國夏威夷和太平洋沿岸領土上主要的外勞來源。二戰期間，美國海軍招募了大量菲律賓男性，其中許多人退役後便取得美國公民身分。除此之外，菲律賓也向美國輸出了大量的專業護理人員。可以說，殖民體制為菲律賓帶來了大量海外工作機會，並替獨立後的菲律賓打下了人力出口的基礎。

二戰結束隔年獨立的菲律賓，繼承了美國殖民時代完整的工業體系，曾經相當富裕。

然而，馬可仕20多年的專權統治，讓菲律賓經濟裹足不前。為了緩解國內飆升的失業率，馬可斯政府於1974年啟動“勞工出口政策”，鼓勵本國人出國打工——剛開始主要去中東，那些石油富國正缺工程師和建築工；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日益成為菲律賓移工的主要流入地。

目前菲律賓的全國人口超過1.17億人。有約1200萬菲律賓人（僑民+移工）長期生活在外國，構成全球第三大海外移民族群。曾經，這些人光靠海外匯款，就貢獻了菲經濟總量的10%左右。

疫情前，菲律賓的經濟成長連續8年維持在6%以上；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的衝擊，降至負9.52%，2021年恢復到5.7%，2022年高達7.6%；由於高通膨等因素掣肘，2023年回落到5.6%。

新冠疫情極大約束了菲律賓移工的外流和彼此間的互動，如今這一因素已不復存在。菲央行表示，2023年海外菲律賓個人匯款創下歷史新高——個人匯款金額為372億美元，年增3%，佔經濟總量的8.5%、國民總收入的7.7%。所以不奇怪，菲律賓國內又開始以「當代英雄」「民族英雄」等稱呼，來恭維海外菲律賓移工。

「出國工作」看似夢幻，但「英雄」光環的背面是陰影：海外移工常常會面臨同工不同酬、超時工作、積欠薪資、無處申訴的職業災害，以及不良雇主的打罵虐待等問題。雖說海外工作讓菲律賓人開闊了國際視野，但許多人（尤其是女性家務工）犧牲了與孩子、家人相處的時光，隻身在外打拼幾年甚至十幾年。

台北的中山北路一帶，素有「小馬尼拉」之稱——僅限於週日。

每到菲律賓移工放假的周日，這裡便換了副面貌：一早，聖多福天主堂內便滿是禱告的人；午餐時分，菲式小食店飄散出香氣；換匯所、雜貨舖、菲式美容美髮店、各色由菲律賓人經營的小攤販，都於這一天開開心心、熱鬧鬧鬧地舖張開來；從傍晚開始，大家便開始喝酒、唱歌，和朋友或愛人相聚，放鬆疲憊的身心。而到了晚上9時，人潮逐漸散去。

筆者認識莎拉大約是在6年前，彼時她替在台灣工作的加拿大白領家庭工作，工作內容是帶3個學齡前兒童、煮飯、做家事等。莎拉每週日都可以休息，薪水也比一般的看護工來得高。

來台灣工作之前，莎拉也曾在新加坡和中東工作。莎拉說，自己比較喜歡在東亞工作，至少更有穿衣自由，雇主也更和善。但她也坦言，相較於歐美雇主，亞洲雇主並不那麼尊重家務勞動本身的價值。

其實在新冠疫情之前，因為雇主要調職，莎拉便在煩惱合約的接續問題。回到菲律賓後，莎拉遇到新冠疫情，無法出國工作的她，在親戚的家庭工廠工作了3年。直到2023年，莎拉才得以再次出國，前往中國香港當家庭幫傭。

「如今我每天只有6～7小時的休息時間，很累，但沒辦法，這就是海外移工的生活。但像我這樣一個沒有完成大學學業的單親媽媽，在國外工作能夠對我的家庭提供巨大幫助；對我的國家也是，我們貢獻了大量外匯。

其實很多菲律賓家事都有著和莎拉類似的背景：單親媽媽、大學肄業、需要獨自撫養家裡2個以上的孩子。我曾好奇：為何菲律賓女性有高肄業率和單親率？

菲律賓朋友辛西亞告訴我：「因為年輕的時候我們會戀愛，會不小心懷孕，而一旦懷孕，就會被退學。」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不允許墮胎，女性也會因為懷孕而必須結婚，並開啟她們的“生育之旅”，直到有一天，丈夫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女性為了自立，會將孩子寄養，獨自踏上出國的「旅程」。在移工社群中，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

「我老公外遇，我就出國工作了。現在我很開心，我養我的小孩，再存錢蓋自己的房子。」電話那頭，詹妮一邊笑，一邊替雇主準備晚餐。她現在每個月寄1.5萬台幣（約合3300元人民幣）回去給妹妹，妹妹幫她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

當然，也有恩愛夫妻共同打拼的故事。 Ann自2009年起就在國外工作，在此之前，她是全職主婦。 Ann剛開始在中東工作，2015年來到台灣當家庭看護工，照顧年邁的長輩。 Ann的三個孩子在菲律賓讀大學，她每個月賺2.5萬新台幣，會匯2萬新台幣（約合人民幣4500元）回去，充當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 Ann的丈夫在菲律賓當私人保鏢，月薪是1.5萬比索（約 2000元人民幣），丈夫的薪水用來支付家裡的水電、網路、飲食等開支。

如果有選擇，這些遷徙的「媽媽們」更願意待在家鄉，和自己的孩子們待在一起。無奈菲律賓工作機會少、薪資低，對於有一家老小要照顧的「媽媽們」來說，出國工作是「無奈但最優」的選擇。

「如果菲律賓的薪水再高一點，我會想留在菲律賓工作，這樣可以照顧我的小孩。」珍妮肯定地說。

菲律賓移工在海外遇難的新聞，常見諸報端。

2021年，菲律賓移工在沙烏地阿拉伯遭到拖欠薪資和虐待，菲律賓政府在當年11月停止移工赴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申請。這個禁令一直到2022年的11月才被取消。

2018年2月，科威特警方接獲報案：有人在一間空屋的冰箱內，發現了一具滿身是傷的女屍，受害者為一名29歲的菲律賓移工。被發現時，她已經被塞在冰箱冷凍庫一年。事發後，菲律賓政府也立刻停止了移工赴科威特的工作申請，時任總統杜特蒂還緊急向航空公司下令，在72小時內將「受苦受難」的同胞接回國。

1991年，菲律賓幫傭Flor Contemplacion在新加坡遭絞殺一案，曾影響菲律賓和新加坡兩國的外交關係。菲律賓幫傭Flor被認定謀殺另一名菲律賓幫傭和她所照顧的3歲男孩，被判絞刑。然而，菲律賓人認為整起事件欠缺公平審判、漏洞百出。

這樣的案例雖極端，但也只是冰山一角，而隱藏在水面下的，是無數海外菲律賓移工的辛酸血淚。

筆者認識保羅的時候，他剛從一場小小的工傷中恢復。他伸出右手，右手中指明顯比左手中指短了一小截。 「上個月被機器切到，還好我手收回得快，不然我的手指就沒了。」他笑著說，「我和我媽媽視訊聊天的時候，她還說這是『可愛的手指'（cute finger）。

在認識保羅的時候，我還認識了他的朋友艾倫。沒隔幾天，艾倫就傳來一張滿手是血的照片──手掌被機器螺旋葉割傷，所幸也只是皮肉傷。隔天雇主就要求他繼續工作，他說自己心神耗弱，感到十分沮喪。

保羅和艾倫都來自菲律賓北部的呂宋島，那裡風景明媚，也是菲律賓移工輸出的重要省份。保羅學的是飯店管理，但大學畢業以後，只能在飯店當清潔工。他說，很多人大學畢業都只能從基層做起。保羅後來在馬尼拉輾轉做了許多工作，服務生、廚師助理、清潔工等等，但都是契約工，且薪資低廉。

保羅的母親有三任丈夫，第一任丈夫（也就是保羅的親生父親）拋妻棄子離家出走，第二任丈夫亦然，所以保羅的母親生下第二個女兒後，也踏上了出國工作的征途。直到後來嫁給第三任丈夫，她才安定下來，溫柔勤奮的繼父供保羅念完大學。

直到有一天，繼父因為心臟病發瀕死家中。死前繼父拉著保羅的手，要他好好工作，有機會就出國去工作。身為家中長子，保羅決定扛下養家的重坦，四處借貸湊足中介費，成為菲律賓移工「大軍」中的一名工廠工人。

保羅的夢想很簡單，賺到錢後回家買地、蓋房子、養豬，和愛人結婚，然後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你希望未來的孩子做什麼工作？」我問保羅。

「如果菲律賓有足夠多工作機會，當然希望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但如果不行的話，也可以出國當移工啦。」保羅回答。

成為海外移工，似乎早就成為菲律賓人未來職業生涯中的選項。然而，如果國家經濟強盛，國民能在自己的家園安居樂業，誰又希望出國討生存呢？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