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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錄：中國未來20年的經濟大趨勢
導讀
李錄，美籍華裔投資家、美國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及董事長。
李錄被譽為“中國巴菲特”，而在查理芒格眼中，他是“一生中三個最成功的投資之一”，是外界盛傳的芒格衣缽的傳承者。
“我這一輩子只把芒格家族的錢交給了一個外人管理，他就是李錄。”查理芒格說。
以下為李錄演講摘要：
作為自下而上的投資者，我們主要關注公司、估值、生意和行業。但在過去的幾年裡很多人對中國宏觀環境憂心忡忡，悲觀情緒蔓延。
當我們投資一個國家的一家企業時，說到底，我們也是在投資這個國家。我們需要對這個國家有大致的瞭解。
作為投資人，我們的分析要儘量保持客觀理性，摒棄任何意識形態及情感帶來的偏見，才能讓對未來的預測大機率正確。
在這些分析之上，我們就可以估測未來5年、10年甚至2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
01 中西方的歷史文化差異
中國和西方，或者簡單地說東西方不同的發展走向，是由不同外界因素影響所導致的，其中地理環境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國的西面是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北面是遼闊、冰冷的蒙古大草原，東面和南面臨海。
農業文明時代，土地的稀缺性是貫穿始終的主題。當農業經濟在到達土地產出極限，不足以維持人口的正常增長規模時，人類數量只能減少。
農業文明中的戰爭通常是為了爭奪更多土地。最終的勝者是那些發明出一種大規模動員人民的方式的社會，也就是政治組織形式比較完善的社會。
中國是最早發明政治賢能制（PoliticalMeritocracy）的國家，從而得以釋放出集體的巨大潛力。這一直也是中華文明的標識，西方在歷史上則從未有過這樣的傳統。
歐洲整個區域並不大，卻被山脈和複雜的河道分割成許多小塊，易守難攻。要管理好所有這些小國，只需依靠以國王和貴族為核心的血緣關係和國與國之間的血緣、地緣關係便足夠了。因此，在現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權力從未像中國那樣向著平等主義、任人唯賢的方向發展。
然而，西方在地理上有一項決定性的優勢。歐洲和美洲之間的距離約為3000英里，中國和美洲之間的距離約為6000英里。因此，當歐洲商人發現美洲大陸的機率要遠高於中國商人。
地理大發現的意義非比尋常。首先，歐洲人借此暫時逃脫了馬爾薩斯陷阱，因為北美洲的土地比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更廣闊、更肥沃。
其次，新一輪的持續經濟增長同時引爆了社會思想和自然科學兩個領域的巨變，最終導致了啟蒙運動和偉大的科學革命。
最後，自由市場經濟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引發了文明範式的轉變，真正將人類文明帶入了全新的階段。
在歐洲，人無論你是誰，出身如何，都可以通過努力飛黃騰達。這有助於釋放個體的力量。歐洲（西方）分裂的小諸侯國及美洲大陸上特別是北美的小殖民國，正是形成這種新文明的政治、地理土壤。
中西方之間有著長期歷史淵源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東西方搞不懂對方的原因。
02 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及近四十年的經濟奇蹟
1840年，中國和現代的西方以鴉片戰爭的形式相遇了，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此後的100多年裡，中國在半殖民地狀態下跌跌撞撞、舉步維艱。
1949年，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重新建立起統一的國家，走上了計畫經濟的道路，部分原因是計畫經濟的特點與中國人組織集體、釋放集體潛力的本能恰好吻合。
1978年，鄧小平上台。鄧小平當時有一個非常實際的觀察，就是二戰後凡是與美國好的國家都富了，凡是與蘇聯好的國家都變得非常貧窮。從此，鄧小平衝破傳統偏見，轉而學習美國的道路，開始倡導市場經濟，開放國門。
自此，我們見證了中國近40年的經濟超高速增長。這40年的複合增長率平均約為9.4%。按實際價值計算，中國40年來生產總值翻了37倍。
這絕對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蹟！
這40年超級增長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人真切地觀察到美國的成功。另一方面，通過全球化、加入WTO，中國數億年輕勞動力得以迅速融入全球經濟。
所有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但以上這些還不是全部，下面我來談談自己的理解。
首先，現代文明的本質並非政治制度，而是自由市場經濟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1978年時，中國已經存在一個潛在的統一市場，還有著統一、穩定的政治環境。
國際上最流行的一種觀念認為政治民主是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中國的成功恰恰是一個反例。政治民主並不是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獨特政治經濟體系，即所謂“三合一市場機制”，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密切合作。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
不同的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為商業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務，和中央政府一起促成了經濟的長期增長。
然而最近幾年，情況發生了變化。這種模式在創造了超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催生了嚴重的貪腐、尋租、環境污染惡化、不同地區之間的惡性競爭、不可持續的貧富分化，和高度依賴債務的經濟。這些是三合一市場機制的缺點。
在此期間，國際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全球化使得發達國家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於是反全球化運動和各種民粹主義政治運動開始聚集力量。
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了40年後，它的獨特發展模式也遇到了困難。
03 關於當前海外投資人對中國的悲觀情緒
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發起了一場可能是最全面、最持久的反腐運動。政府的改革計畫基於兩個政策目標。一個目標是通過全面從嚴治黨來加強對整個國家社會的掌控；另一個目標是同時為中國繼續創造中高速（相對於超高速）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但大多數人都把問題的重點放在了第一個目標，這讓很多人都感到難以適應。它導致了某些政府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甚至使部分企業和消費者對未來失去了信心，金融市場大幅下跌。這就是2018年中國接二連三發生“黑天鵝事件”的背景。
中美貿易戰在這個時期爆發無異於雪上加霜。國際上，新一輪“中國即將崩塌”的理論又開始流行。
但是反過來想，加強黨的領導也帶來了更加穩定的政府、穩定的國家，和穩定、持續、共同、單一的大市場。
十幾年前，淨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很大，2008年和2009年開始下降，之後中國經濟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顯著降低。
中美貿易衝突固然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損害和諸多負面影響，但是已不足以阻止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04 經濟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今天中國與西方的位置
劉易斯拐點是指，隨著工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之後，農村剩餘勞動人口從過剩變到短缺的拐點。
過了劉易斯拐點之後，進入到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這時候企業需要通過提高對生產裝置的投資以提高產出，同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環境和生產裝置，這時會形成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消費社會，整個國家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但工資增長到一定水平後，企業會始慢慢將投資轉移到開發中國家，這些開發中國家開始進入自己的工業化過程。而這會使本國投資減少，使本國勞工收入水平停止上升甚至下降。這一階段為後劉易斯拐點的被追趕階段。
今天主要的西方國家大概都在70年代慢慢進入了上述的第三個階段，中國應該是已經越過了劉易斯拐點，開始進入到成熟的經濟發展狀態。
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的宏觀政策會有不同的作用。在早期工業化過程中，政府的財政政策會發揮巨大的作用，投資基礎設施、資源、出口相關服務等都有助於新興國家迅速進入工業化狀態。
進入到後劉易斯拐點的成熟階段以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中國消費，此時依靠財政政策的進一步投資就開始和私營部門的投資互相衝突、互相競爭資源，而貨幣政策更能有效地調動私營部門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
到了被追趕階段，因為中國投資環境惡化，投資機會減少，此時政府的財政政策又變得更為重要，它可以彌補中國的私營部門投資不足，居民儲蓄過多而消費不足。反而貨幣政策在這一階段會常常失靈。
中國仍然處於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對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有成本優勢，而後面的其他新興開發中國家（如印度等）還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競爭優勢。如果政府能在這一階段中運用更多的宏觀貨幣政策，支援私營企業，對於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將會大有益處。
05 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
有了以上基礎，我們就可以嘗試著回答這個問題：該如何估測未來5年、10年、15年、20年甚至更長期的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我想從五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技術密度卻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
考慮到中國的高等教育現狀，考慮到中國的人均GDP和人均研發費用時，你就會發現中國潛力很大。今天我們即將迎來工程師紅利的時代，享受工程師紅利帶來的經濟轉型升級和富足社會。
2.城市化率是關鍵點。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僅有55%，中國政府計畫在未來20年內將以每年1%的速度開展城市化處理程序，這意味著在未來20年內，大約有3億人成為新的消費者。這將促使經濟可持續增長。
3.高儲蓄率是中國的優勢。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儲蓄率仍高達45%。高儲蓄率使得中國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援城市化、支援建設、支援製造業升級，高儲蓄率還有助於解決高債務問題。
下一步中國政府想做的就是通過資本市場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融資結構，大大增加股權的權重，減少債務所佔比例。資本市場改革將成為解決高債務比問題和提高融資效率的關鍵。
如果中國資本市場改革能夠將這種欲求轉化成有效的投資，通過對教育、技術的持續投資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個人財富增長、消費升級、投資增加的持續正向循環，就能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4.中國政府在處理重大問題、危機時的靈活性和實用性。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表現出足夠的彈性和實用主義精神，另外，全面從嚴治黨治國的結果可能是政治癒發穩定而非相反。無論人們對今天的局面有多少不滿，大多數人並不願意離開中國。只要政府不改變經濟改革發展目標，中國經濟就會在一個穩定單一的大市場中持續發展下去。
5.參考日韓發展經驗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
東亞同樣受儒教影響的國家，如日本、韓國等，他們的發展歷程仍對預測中國經濟前景具有啟發意義。
日、韓在政治上的組織方式和中國類似，也和中國一樣重視教育、技術、產業升級並且強調中國消費，且都有很高的儲蓄率，重視教育、科技，在到達10,000美元人均GDP時還表現出強烈的企圖心。
日本、韓國分別在1962年1993年首次達到10,000美元人均GDP水平，之後一直持續到25000至30000美元人均GDP的水平，然後增長率開始放緩。中國社會很有可能會走出類似的軌跡。
06 我們為什麼投資中國？
最後總結一下，地理位置的不同決定了中國和西方的發展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政府在兩種文化中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
中國在歷史上發明了政治上的賢能制，使得中國在農業文明時期的絕大部分時間領先於歐洲。同樣，也是地理因素幫助歐洲最先發現了新大陸，並促使西方發明了經濟上的賢能制，從而把人類帶入了新的現代文明。
經過了100多年的挫折，中國終於在過去40年裡發現了現代文明的精髓，也即現代科技和市場經濟的結合，而這其中中國獨特的文化和社會治理優勢也不可或缺。
今天的中國已經通過了劉易斯拐點，進入到了經濟發展成熟的黃金期，工資水平、消費水平、儲蓄和投資水平，都進入了互相追趕式的螺旋增長，為創造中產階級消費社會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中國的文化和國策使它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到高度發達國家的行列，這其中有各種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包括在科研上持續的高投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尤其是工程師群體的迅速擴大，日益推進的城市化處理程序，居民的高儲蓄和高投資，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巨大的中國市場等等。
最後，作為基本面投資人，我們為什麼現在投資中國呢？因為在那裡我們仍然能夠發現一些優秀龍頭企業，它們比西方的同類公司更便宜，而且增長速度更快。這就是我們在中國投資的邏輯。 (財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