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世界正處於自古巴飛彈危機以來的至高危險中？

當今世界，俄烏衝突、以巴沖突僵持不下，國際競爭與對抗不斷加劇，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會就此爆發。本文作者圍繞美國學者赫茲在1950年提出的「安全困境」理論展開了討論，重點分析了俄羅斯與美國和北約之間、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安全困境是如何螺旋式上升並攪動世界局勢的。由於錯誤地意圖傳達導致「誤解」廣泛存在，各國領導人更加難以判斷對方的行為到底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安全困境會變得越來越危險。作者的態度較為悲觀，認為當今世界就處在這樣的危險之中，如果大國不想辦法擺脫這種安全困境，那麼將可能緩慢地走向衝突。

本文編譯自彭博社（Bloomberg）網站的評論文章，原標題為《俄羅斯、中國和美國正緩慢地走向戰爭》（Russia, China and US Are in a Slow Spiral Toward War），作者是彭博觀點專欄作家及前《商報》全球版主編、《經濟學人》撰稿人安德烈亞斯‧克魯斯（Andreas Kluth）。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縱觀全球範圍內的戰爭和衝突，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是：整個世界正處於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甚至自1950年以來最大的危險之中。

為什麼是1950 年？因為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約翰·赫茲（John Herz）在當年發表了一篇極具開創性的文章，題為《理想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直至今日，這仍是世界政治中最簡單卻又最深刻的文章之一。他在文中提到，世界看起來很危險，每個人都在想著核武——今天的情況看起來也差不多，俄羅斯總統普丁可能正在醞釀對烏克蘭使用核武。正如赫茲所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感到不安全。為了保護自己，各國都會武裝起來，並在戰略、地理和技術上下注，以求在即將到來的決戰中生存和獲勝。然而，這些姿態增加了對手對威脅的感知，他們因此感到更加不安全，並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從而顯得更具威脅性。由此，一個惡性的「螺旋」持續盤旋，甚至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

值得注意的是，赫茲沒有在任何特定衝突中對任何一方的對錯之分進行爭論。相反，他指出了各方產生誤判的可怕後果以及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其根本原因在於心理學家所說的「心智理論」所蘊藏的失敗風險（編者註：theory of mind，指個體理解自己與他人的心理狀態，包括情緒意圖、期望、思考和信念等，並據此資訊預測和解釋他人行為的一種能力。可能大相逕庭。「心智理論」正向的互動需要高度的同理心，也就是說，能夠「感覺到」別人的想法，而不妄加評判。然而，正如赫茲所領悟的，人們常常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人們要麼會錯誤地傳達了自己的思想，要麼曲解了對方向自己發出的信號——當這種情況在世界政治中發生時，遲早會有人開火。

在赫茲建立的框架下，重溫過去三十年間俄羅斯與美國及其領導的北約之間的關係，在美國看來，昔日的敵人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解體，其組成國家（從波羅的海國家到俄羅斯）都承諾將與美國成為朋友而不是敵人。俄羅斯明白，北約是一個防禦性聯盟，從定義上講，北約永遠不會構成進攻性威脅。俄羅斯早期發出的積極信號表明，美國的想法是正確的。北約和俄羅斯宣稱將成為合作夥伴，共同承擔「共建持久而包容的和平」這一使命。然而與此同時，一些曾經與俄羅斯捆綁的國家將俄羅斯視為威脅，要求加入北約以保護自己。北約接納了其中幾個國家，並在2008年承諾有一天也會接納烏克蘭和喬治亞。

接受過克格勃（編者註：蘇聯時期世界上最具有聲望的情報組織之一）訓練的普丁對這些事態的發展有不同解讀。在普丁看來，儘管白宮不斷表示北約是防禦性的，但普丁看到了北約帶來的潛在威脅。畢竟，如果北約是防禦性的，它為什麼要轟炸塞爾維亞人和利比亞獨裁者（編者註：分別指1999年，北約對南聯盟進行了長達78天的轟炸；2011年，北約以空襲政府軍的方式支援利比亞反對派，強行推翻卡扎菲政權）？普丁將這一世界觀投射到白宮，認為後蘇聯國家進行的一系列「顏色革命」是中央情報局的傑作，是包圍和顛覆其政權、破壞俄羅斯社會穩定的一部分。因此，普丁開啟了「防衛反擊」模式以消除安全隱患，喬治亞和烏克蘭就在這個計畫中。

於是，惡性螺旋盤旋上升。西方國家決定阻止普丁開闢新的「前線」——摩爾多瓦、愛沙尼亞、北極，甚至是太空，做好準備與其對陣；長期保持中立的芬蘭人和瑞典人也嗅到了危機，匆忙加入了北約。整個北約將其戰略從「報復性威懾」（即從後方實施威懾，並且僅在俄羅斯發起攻擊後進行）轉變為「拒止性威懾」（即從北約範圍內第一英吋土地上開始實施威懾） ，相應地將其部隊轉移到與俄羅斯接壤的地方。

對此，普丁進行了強硬表態，將對烏克蘭展開的軍事行動描述為與西方大規模對抗的開端。考慮到北約在常規軍力上存在著壓倒性優勢，普丁開始考慮運用短程的、相對低檔量的戰術核武器，雙方似乎都決心阻止對方攀登「升級階梯」（編者註：即在1960年代初期由著名戰略家赫爾曼·卡恩設計的44級“戰事升級階梯”，其中“無敵對狀態”佔階梯的最底層，“核毀滅”佔階梯的最高階梯）的下一步，但自己又不想表現出被威懾住了的樣子。

類似的螺旋也在中美兩國之間盤旋。上世紀70年代，中美兩國曾度過“蜜月期”，形勢走向緩和。然而，世界政局的動盪影響了兩國的決策，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之後，兩國開始心生嫌隙，進入不穩定波動期。現在，美國在中國南海和東海的所謂「第一島鏈」上活動頻繁。在中方看來，美國建立起了聯盟以包圍中國，日本、菲律賓和其他國家就像是「永不沉沒的美國航空母艦」。因此，中國透過建立了軍事前哨進行防衛，並試圖將美國及其盟友趕出相關海域。而在美方看來，這些舉動又極具威脅性，於是開始建立更多的「協同防禦條約」和戰爭準備。在惡性閉環中，這些舉措又讓中國感到不安，兩國關係因此愈發緊張。

類似的反應螺旋也在其他地方攪動著。在朝鮮半島，擁有核武的朝鮮既對美國同盟韓國構成了威脅，也從韓國方面感受到了威脅。在中東，伊朗也與以色列、美國陷入了先發制人和報復性打擊的循環中。這些衝突都是不可預測的。赫茲的「安全困境」理論是永不過時的，其本質上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但這並不顯示世界不存在合作與穩定的時期。正如已故學者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所解釋的那樣，只有當領導人認為很難區分對手的進攻與防禦行為時，這種安全困境才會變得危險。這也是為什麼當今的全球處境是如此可怕。

回想一下近期所有關於武器的考量，例如應該製造和部署哪些武器，或是應該把哪些武器運往烏克蘭？作戰坦克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在2022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和德國都不敢下定論，並且為了避免惹怒普丁，他們沒有立即向烏克蘭進行援助；但最終他們還是付諸了行動。後來，美歐多國也加強了援烏投入。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看來，作為回應，普丁正在揮舞“核武棒”，那麼這是對西方武器升級的防禦性威懾，還是對烏克蘭的進攻性威脅？

這些問題也可以延伸到其他衝突。北韓增加核武庫是為了阻止韓國先發制人的「常規」（非核武）武器打擊，還是為了威脅和擊敗韓國？伊朗會製造核武來消滅以色列，還是僅僅為了嚇阻以色列發動進攻？各國的高層該如何看待對手正在發展的人工智慧技術，它們會成為自主無人機群還是殺手機器人？面對如此多的不確定性，過度簡化的風險不言而喻。赫茲的「安全困境」理論正把美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分成兩個陣營：一方更擔心的是在無意中發出威脅信號；另一方則擔心發出的信號不夠堅決、威懾力不足。

第一個陣營所做的決定可以被稱為以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為例的「綏靖政策」；第二個陣營則以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為榜樣，用「威懾」這一更具吸引力的標籤來包裝自己。然而，赫茲的見解更為微妙。 2024年到底更像是1938年，還是更像歐洲大國「不知不覺」捲入了1914年的衝突？我們一無所知。當今的領導人是否盡了最大努力精準地理解對方傳達的意思？我們只能寄望於他們保持對話。即便如此，人們也無法保證他們能夠做到相互理解。「困境」這個字的深層意義就是，沒有簡單的出路，無法逃避，甚至沒有一個好的答案。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