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川普所謂的「對等關稅」攪得世界不寧靜，這倒行逆施的行為，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對和譴責。美國為何如此行為？中國該如何應對？15年前，彭曉光先生的一篇奇文，竟準確地預判了今天的情況。本文原刊於2010年第10期《環球財經》雜誌（該雜誌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主辦的財經月刊），原標題為《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15年後的今天讀來，仍不過時，甚至別有一番「風味」：近代幾百年來的大國博弈，似乎總是圍繞著一條主線展開——「霸權國家」阻止其他國家崛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不代表正和島立場，供讀者諸君批判。）作 者：彭曉光 《環球財經》時任副社長資料來源：《環球財經》雜誌2010年第10期01. 中美關係，為何必將「走向質變」？我之所以判斷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是基於：一是，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二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對象，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這個鎖定，標誌著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在2010年的幾年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後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其時為2010年（其時為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複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2/3以上，由於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多）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願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願，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係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聖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著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質量），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意味著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但是，中美關係的質變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衝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極端寫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2010年）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係重蹈上世紀英德關係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願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依照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史達林、毛澤東3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巴契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唯一沒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松訪華），而後來的幾代中國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恰棄華） ，而後來的幾代中國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恰，與此失敗，德國的戰略是後來的成功是蘇聯的戰略。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趙賒、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並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係。02. 三步曲：英語民族與法德蘇日的博弈1. 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除了對拿破崙法國和二戰後蘇聯的鎖定幾乎毫無懸念外，英語民族其他幾次鎖定都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猶豫與反覆，因為錯誤的鎖定對其霸權而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一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一戰前，英國擁有世界霸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法國、沙俄同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爭奪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國在工業、海軍和殖民地爭奪方面也表現得咄咄逼人。最終，英國鎖定了德國，但有一個事件可以證明英國選擇的猶豫反復和艱難：僅僅在一戰爆發前10年，英國還支援日本打敗了（10年後的一戰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國在戰爭中則支援沙俄，德皇差點利用日俄戰爭，通過“畢克條約”把沙俄拉進自己人的陣營。二戰前英國對德國的鎖定：這次英國面臨的是更艱難的選擇，美國、蘇聯兩個「幕後」大國實力強大，英日同盟早已解體，張伯倫長期對德國綏靖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在歐洲同德國迎頭相撞，兩敗俱傷，不僅可能使蘇聯紅軍“席捲歐洲”，還可能導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終，英國再次鎖定了德國，並在戰爭中賠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權。冷戰後美國對「頭號挑戰者」的鎖定：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中國雖然是美國急於「和平演變」的頭號目標，但消化擁有龐大核武庫的俄羅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經濟競爭，阻止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坐大，使得美國根本無力將目標專注於中國。布希和切尼（布希的競選夥伴）在2000年大選中猛烈攻擊克林頓給了中國太多的發展機會，但他們上台不久，就爆發了“9·11事件”，他們設想通過戰爭控制中東、中亞，加強同中國及其他大國的博弈籌碼，但結果卻是把美國引入了泥潭。2. 組成全球包圍同盟在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後，英語民族立刻就啟動組成全球包圍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讓重大利益，拉攏過去和未來（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對手，這包括聯合德（普）俄組建反法同盟，聯合法俄、法蘇組建反德同盟，二戰後聯合德日組建反蘇同盟等。顯然，不組成包圍同盟，自己同「頭號挑戰者」迎頭相撞，就不僅必然給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權的機會，甚至自己還有被「頭號挑戰者」打敗的危險，多次成功組建包圍同盟，證明了英語民族是國際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組織者。3. 推動「同盟者」先走向對抗戰場僅僅組成包圍同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同盟條約可以在一夜之間作廢，英語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緣優勢，把“隔岸觀火”的特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創造各種條件（包括利用“頭號挑戰者”的錯誤），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對抗的戰場：打敗拿破崙大軍的主力是沙俄，一戰消耗德國陸軍主力的是法國、沙俄，二戰打垮德國陸軍主力的是蘇聯紅軍，冷戰如果轉化為熱戰，歐洲、日本肯定先於美國成為戰場…英語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於「同盟者」走向同「頭號挑戰者」對抗的戰場，那麼自己不僅存在被打敗的危險，「隔岸觀火」的「同盟者」同樣有取代自己霸權的可能。4. 法德蘇日：完全可以避免的策略性自殺錯誤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確實只有英語民族（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全球性霸權，但這不是因為什麼“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而是因為法德蘇日都先後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戰略自殺錯誤：拿破崙在打敗奧地利和普魯士後，如果不入侵沙俄，那麼英法博弈的結果還是難以預料的；俾斯麥透過與沙俄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的安全奠定了穩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棄成功的“俾斯麥傳統”，那麼兩次世界大戰，即使英美聯合力量也未必能動搖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列寧史達林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使蘇聯成功打敗德國納粹，成功地在同美國霸權博弈中上升到超級大國的地位，戈巴契夫的背叛，卻使得蘇聯不戰而敗；同法德蘇不同，日本先後兩次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挑戰，都沒有單獨成功的可能性。從歷史中可以發現，在英語民族與其挑戰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決定命運的「力量支點」作用，這對直面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國而言，不無啟示作用。03. 4個迷思：不願承認中美關係發生質變對美國捍衛絕對霸權信念的堅定性、頑固性和極端敏感性，中國是缺乏體驗的，這就導致了若干認識迷思。迷思1：即使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綜合國力同美國也有很大差距，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霸權捍衛者的正常思路是這樣的：因為要分散力量面對眾多的大國，所以某個綜合國力弱於自己，但卻在經濟或軍事領域迅速追趕自己的國家，就具備成為了「頭號挑戰者」的要件，如果放任這個國家綜合國力超過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戰的問題，而是霸權轉移的問題。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的1890年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落後於英國，倫敦城地位高於紐約，皇家海軍遠強於美國海軍，美國陸軍則完全不值一提，美國的科學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歐洲，經濟也呈現出粗放化、山寨化、盜版化特徵，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美國的幅員也遠小於英國的幅員也遠小於英國的幅員……但是，最終取代英國霸權的還是美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美國會千方百計阻止其他國家拷貝自己的成功經驗。迷思2：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與美國為敵，永不稱霸，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中國目前（2010年）的政策，確實讓美國鎖定中國更為猶豫並難以凝聚國內共識，但影響美國決定的根本點，還是基本的國力對比變動趨勢。而且，在國際關係中，「A國不把B國當作主要對手，不等於B國也不把A國當主要對手」。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把歐洲大陸的法國、沙俄（蘇聯）作為主要對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國結盟，但這不影響英國把德國作為「頭號挑戰者」加以打擊，因為英國認為，打敗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國將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權地位，而這是英國絕不容許的。因為沒有清醒認識到被英國鎖定，所以背棄「俾斯麥德俄（蘇）諒解傳統」的德國，犯下了難以挽回的致命戰略錯誤。同樣，戈巴契夫、葉爾欽，也不把美國當作對手，但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以金融戰、北約東擴等一系列手段，幾乎把俄羅斯逼近死角。迷思3：中美有緊密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又共同面對許多全球性挑戰，所以美國不會因此鎖定中國霸權國家當然對具體的合作利益和解決國際問題高度關注，但捍衛霸權的本能，決定了其更關注其他大國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對比。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就在於，雖然美國是雙邊關係設定議題的主動一方，但和平發展的中國卻是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的主動一方。對此，我們中國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國人卻不缺乏敏感。一戰前，英國鎖定德國時，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對法國而結成的歷史傳統友誼，盎格魯-撒克遜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國的漢諾威王室來自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英德兩國還互為對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所以，當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向德國宣戰時，德國上下對此感到無比震驚，痛罵英國是「向親兄弟背後捅刀子的忘恩負義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國際政治舞台的表現是多麼幼稚）今天（2010年）中美兩國關係的緊密紐帶，恐怕還不能說超過了當年的德英兩國。迷思4：價值觀與發展模式上「皈依」美國，可以阻止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如此膚淺的觀點，除了極少數自由派之外，中國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了，蘇聯解體的教訓就在眼前。還有少數人販賣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間不互相打仗」的理論，我們以英美關係為例，兩國算得上同文同種，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義者眼中，兩國是漸進式自由民主的典範），共同的法系，可美國獨立戰爭後很快就爆發了第二次英美戰爭。要知道，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完全同情支援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援北方，並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艦隊）。一戰前的英日同盟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構成了阻礙，美國軍方也多次製訂修改對英作戰計畫…假如不是德國在歐洲心臟地區的快速崛起，很難想像後來英國會如此「寬容」地對待美國的發展。當然，歷史是沒有假設的。二戰後，西方世界內部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戰爭，核武和「反蘇」是重要原因，但美國確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霸權則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幾乎所有大國都成了美國盟友——當然，按美國另一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那無非是「僕從」「附庸」的代名詞代名詞。04. 9個緊迫課題：直面升級的中美博弈中美關係走向質變後，美國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將大大升級，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的。雖然美國把美中關係比喻為英德關係，但除非取得顛覆性軍事技術突破，美國整體而言還是指望像對付蘇聯、日本那樣靠意識形態戰爭和貨幣戰爭擊敗中國。同時，美國不會放棄推動其他力量中心走向與中國對抗衝突的第一線，由於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全面經濟戰，升級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發生在兩國經濟合作更加深入的情況下，從而給博弈帶來極大的複雜性。1. 地緣政治軍事第1個課題是，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俄羅斯：極而言之，即使美國向俄羅斯做出巨大利益讓步，將俄羅斯納入反華包圍同盟中，美國也根本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先於美國走向同中國的正面對抗。一個幅員世界最大、資源豐富、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的極大製衡。歐元區：歐元區在低碳新能源領域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最大，與美國合作針對人民幣進行匯率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為歐元也是美元的攻擊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走向激烈​​的對抗，那麼不管歐元區（德法等大國）如何表態，如何採取像徵性動作，地緣優勢地位決定了歐元區有資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觀火”，這也對美國構成了極大的製約。印度：一方面，美國西方希望印度的發展能強於中國，否則印度作為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將給美國西方的意識形態說教帶來很大的難堪（國內某些自由派學者不顧基本事實，硬要論證印度的發展強於中國，這使他們成了公眾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讓印度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個秩序中國，美國、西方世界的秩序難以承受。美國、英國的某些勢力，像需要空氣一樣，需要印度走向對抗中國的前線：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對抗，甚至局部戰爭，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箭雙雕的最佳戰略。同中國競爭是一回事，同中國全面對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損失要遠大於中國），印度以其特有的誇大其詞攻擊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美國西方索要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的支援。日本：日本在海洋權益方面依然會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但是，在中美對抗中，主動或被動支援美軍是一回事，在美國居於幕後「隔岸觀火」的情況下，走上同核大國、自己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全面對抗的第一線，對日本而言則完全是戰略自殺，這對日本而言意味著另一回事。當然，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還將更為擴大和深入，但鳩山內閣（其時日本的一個“短命政權”，262天全體內閣成員辭職）的命運讓中日兩國都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排斥美國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和亞元區的建立，就基本沒有可能。第2個課題是，日益多發的周邊地緣衝突與經濟合作、資本流動的關係。在金融危機和美國國內經濟復甦艱難的背景下（2010年），支援、挑動日本、韓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同中國的海洋衝突，遲滯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度廣度，阻止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甚至製造東亞局部激烈的對抗衝突事件，引導亞洲資本回流美國，對美國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戰略選擇。美國“重返亞洲”，美軍提出的“空海一體”作戰理論，都是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這對中國而言，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迫切議題。第3個課題是，美軍可能的顛覆性技術突破。美軍在太空、反導、動能定向能、機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網路資訊領域的顛覆性技術突破，將打破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戰略平衡，使美國獲得強行改變國際和平格局的強力籌碼。對此，中國需要高度警覺並力爭在最尖端的軍事技術領域迎頭追趕。2. 意識形態傳媒第4個課題是，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近衛軍：信仰的力量。需要清醒地看到，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與猶太資本神聖同盟，有著強烈的稱霸世界的宗教天命（當然，他們同盟內部也存在著毫無調和餘地的「終極信仰衝突」），這就需要中華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同樣展現強大的「信仰的力量」。延續了數千年的文明傳統，加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後的革命英雄主義情結，深深刻在了我們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靈魂深處，即使偶爾被商業社會的慣例所遮掩，在重大命運關頭，這個強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會自動展現出來，對此我們有著充分的信心。某些自由派文人認為，因為沒有西方（基督教）宗教傳統，所以中華文明現在處於「信仰缺失」狀態，這充分暴露了他們對信仰和宗教的無知。（控制美國傳媒的猶太民族顯然更不會同意自由派文人們的這個觀點）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終極信仰衝突」的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包容的「天下主義」精神信仰，對推動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第5個課題是，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透過意識形態傳媒戰爭，像擊敗蘇聯一樣擊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這決定了未來中美博弈，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突出重要地位。同時，全球化、網路化時代，世界各國的輿情都呈現出了「習慣性批判」的特點，這使得全球的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對各國而言都更加複雜而難以駕馭。中國的網路輿情“習慣性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痛恨腐敗，二是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對被少數所謂專家歪曲的“韜光養晦”嚴重不滿。對此，我們認為：首先，從事意識形態傳媒工作的人員，自己要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這個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實數據之上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經濟規模與印度接近，是蘇聯的14%，是美國的3%，中國模式60年後的今天（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4倍，俄羅斯的4倍，美國的35%，並可能在10-15年內有超過美國，這些基本的事實應該比較足以讓傳媒者有充分的自信。其次，對廣大群眾和網友們痛恨的腐敗現象，要比較及時地予以處理和回饋，中紀委將網路作為重要的反腐敗管道，是非常重要及時的。第三，對中國面臨的某些「戰略困境」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眾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堅定地相信公眾和網友們的水平，堅定地相信和依靠群眾中的大多數。這對防止美國借突發事件離間中國政府和公眾的關係意義重大。中國在經濟和地緣上的若干“戰略困境”，主要是面對美國形成的（同周邊國家的海權爭議，美國也是公開或暗中插手），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國際力量對比而不是我們的政策決定的。英語民族和美國又是國際博弈的頂級高手，中美博弈必將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某些被動和困境是不現實的，我們堅決反對投降主義，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險主義。相對於經濟規模超過歐洲大國和日本的“平靜”，中國經濟規模接近美國的進程將會是特別“​​不平靜”的，政府和公眾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戰略困境」不是中國特有的，俄羅斯對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小國的公開挑釁，也沒有太好的應對之策，德國法國建立統一歐洲的宏圖，也時常在幾個中東歐小國的阻撓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牢牢控制），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打擊之下難以推進（更別說德國在政治軍事上被美國依然控制） ，日本不僅在美國的貨幣戰下打擊下「美國領土」。曾經的世界霸主英國，“淪落”到了美國跟班的地步，以至於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提問“布萊爾是不是美國的哈巴狗”，布萊爾只能以英國式的自嘲對布什說“喬治，千萬別回答是”。就是超級大國美國，迄今為止（2010年），面對遠弱於自己的朝鮮、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公開挑戰，也只能一再尋求國際間妥協的方式加以應對。各國都存在著自己的“戰略困境”，這是當今國際關係格局複雜而真實的寫照。中美博弈的「持久戰」性質，要求對大眾坦率說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本質。 “是鋒芒畢露好，還是夾著尾巴做人好？當然是夾著尾巴做人好”，類似這樣的解讀不僅只能引起公眾的極大不滿，是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還缺乏邏輯常識，因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這個真正正確的選項被遺漏了。第四，以「借力打力」戰術，應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公眾愛國主義的持續攻擊。在「習慣性批判」輿情背景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對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挖空心思攻擊中國製度和愛國主義者的言論，可以採用一個簡單的「借力打力」戰術：把類似的事件和邏輯反用於美國、印度等所謂“民主大國”身上，原教旨自由主義者的反應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實，對中國和美印等採取“雙重標準”，這樣，他們就等於是公開撕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開暴露出“洋奴”媚外、毫無邏輯的本質。原教旨自由主義者，作為“反面教員”，在持續催生公眾愛國主義情感、破壞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方面，發揮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這應該是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的重要原因之一。3. 貨幣金融第6個課題是，美國可能的全新金融戰武器。若能依靠戰勝日本經濟挑戰的貨幣金融戰模式，戰勝中國，對美國而言，同樣是代價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選擇。但是，中國模式的「國家控制資本」特點，使得美國無法照搬對日貨幣金融戰戰略戰術，這次金融危機（2008年、2009年），被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創美國西方金融體系的同時，都未能撼動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富於創新精神的美國，一定會針對中國模式的特點，設計全新的金融戰武器，而對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跟蹤，也就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緊迫課題。4. 自主創新、產業升級與資源環境第7個課題是，中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之路的重大意義與巨大困難。轉變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中國模式解決資源環境困境，實現長期永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我們中國人要充分認識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廠”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難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國西方對此的「切膚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國，歐洲在同中國的戰略對話中，都把「自主創新」列為單獨的議題）未來10-15年（其時為2010年），圍繞中國的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同美國、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將大幅升級。5. 中國內政第8個課題是，中國模式、人民民主與共同富裕。中國一方面要堅持迄今已證明是較成功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創新的精神對中國模式進行重大改進和升級。這其中，核心是堅持並改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模式，以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加大勞動收入的比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共同富裕，是讓人民生活得有尊嚴、讓內需有效啟動、讓中國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的關鍵，也是成功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6. 美國內政第9個課題是，美國模式與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被中國自由主義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質上不過是“資本控制國家”模式而已，黃光裕被判刑後（2010年5月），在美國一個大型網絡論壇上出現了這些有趣的議論（大意）：“什麼，如果這樣的人被判刑，那美國的一多半資本家和政客都該坐牢。”“可惜這位中國首富生錯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國，肯定會被捧為金融天才。”“還可能被任命為政府主管，獲得自由勳章。”“這至少說明中國的法律敢對首富判刑，在美國，官員和法官不過是富豪的門童。”“美國的富豪和官員們，看到這個消息，一定會唱起愛國歌曲《我自豪我是一個美國人》。”……這種激烈情緒的背後，不僅折射出美國社會一般大眾與大資本尖銳的階級矛盾，也折射出更錯綜複雜的社會族群矛盾。（傳統白人社會、猶太裔、非裔、墨西哥裔等）美國的階級與族群問題的演進，對美國模式、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對華關係的影響，是一個迫切且容易被忽視的重大議題。05. 質變、博弈後的中美關係重建中美關係再平衡的重建，將主要基於以下因素：一是中國成功頂住了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及貨幣金融領域的進攻，沒有重蹈蘇聯日本的覆轍；二是由於俄羅斯、歐元區因為地緣優勢可以“隔岸觀火”，美國升級中美博弈受到極大製約，根本不敢同中國走向全面軍事經濟對抗之路；三是由於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不重蹈法國、德國的歷史覆轍，導緻美國無力推動中國周邊大國直接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隨著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接近，中美關係將可能迎來一個拐點，即美國認識到繼續升級博弈將極大損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這時，中美關係有可能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得以重建，對這樣的前景，我們目前抱持著謹慎樂觀的期待。 （正和島）

美國近日推出的一系列所謂「對等關稅」政策，正以經濟極端主義手段破壞全球貿易秩序。美國專家、獨立時事評論員艾那·唐根從經濟邏輯、歷史經驗與國際合作的多邊實踐出發，深入剖析「關稅大棒」背後的戰略誤判，呼籲國際社會團結起來，反制美國關稅訛詐，終結華盛頓新殖民主義。4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在首都華盛頓推出新關稅政策，妄圖迫使全球貿易體系以美國為中心進行戰略重組。這種試圖營造「美國經濟天下無敵」假象的舉動荒謬至極，猶如手無好牌的賭徒卻妄想做成無本生意。國際社會不應屈服於華盛頓的關稅大棒和制裁恐嚇，而應採取協調一致的戰略行動，迅速揭穿川普政府虛張聲勢的經濟恫嚇。在川普的牌局中，致命弱點在於關稅、通膨與貨幣貶值的相互作用——這種動態的經濟惡性循環，終將終結其保護主義的冒險之舉。1月5日，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行人透過擁擠減緩區內的一個行人穿越道。新華社記者劉亞南攝01. 經濟動盪的催化劑透過直接提高進口商品的成本，關稅會對消費者和企業產生累退效應。若疊加美元貶值，這些成本將倍增，以指數級壓力加劇通膨，形成反饋循環。其機制如下：關稅推高進口成本。對3,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徵收25%關稅（參考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期間的規模），將使電子產品、機械裝置等商品的價格應聲而漲。更糟的是，美元貶值會進一步推高進口成本。若美元貶值10%，原價1,000元的中國產品價格將從約150美元升至166美元。乘數效應也會顯現。 25%的關稅疊加10%的美元貶值，將導致美國進口商品實際漲價37.5%。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預測，關稅政策生效後，皮革製品、衣服、農作物、金屬、羊毛等品類產品價格漲幅將超過10%。圖源：央視新聞這種「雙重懲罰」效應會傳導至供應鏈，推高依賴進口零件的美國本土製造商的生產成本，引發全面通膨。2018年，美國對價值3,6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就是前車之鑑。紐約聯準會的研究顯示，加征關稅將美國消費者價格平均每年推高0.3%，對低收入家庭的衝擊尤其嚴重。與此同時，中國的反制關稅也對美國大豆等農產品的出口造成了沉重打擊。 2018年，美國對華大豆出口暴跌75%。而且，這還是在美元未大幅貶值的情況下出現的結果。如果當時美元貶值，通膨壓力會更大。02. 單邊實力的幻覺川普的策略基於一種假設：美國擁有的單邊經濟影響力足以使其向他國發號施令。這種錯覺源自於對美國市場重要性的膚淺評估，忽略了當代全球貿易中錯綜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美國全面徵收關稅，表面上是為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但這一策略忽略了各國不可避免的反制，包括針對美國服務業的相關措施。服務業為美國帶來了巨額貿易順差。此外，全球供應鏈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猛烈衝擊，後果嚴重。從歷史上看，美國一直在單方面揮舞其經濟大棒。然而，各個經濟體崛起，命運休戚與共，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格局。以中國的崛起​​為例。在全球供應鏈中，中國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來，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綠色能源和電動汽車等領域發展成效明顯。如今，中國在再生能源生產中佔據主導地位，其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元件的全球市場份額分別達到80%和超過60%。這一轉變體現了美國單邊主義的衰落和新經濟秩序的興起。新的經濟秩序是建立在對國家安全、發展道路自主、主權受到尊重的共同信念和追求之上。川普用股市行情和貿易赤字等簡單的指標來衡量經濟成功與否，暴露了其對經濟學原理的根本誤解。他採用一刀切的關稅模式，連一個只有企鵝棲息的島嶼也不放過。此舉不但證明他對經濟學原理有誤解，也讓毫無防備的「被稅」企鵝「懵圈」。川普對媒體評論的敏感和對公眾支援率的執念，進一步強化了他試圖維護美國經濟主導地位的天真幻想。3月28日，顧客在美國紐約市一家超市選購雜貨。新華社發（郭克攝）川普如此熱衷揮舞關稅大棒，其幕後軍師是羅伯特·萊特希澤，也就是川普首次擔任總統時的美國貿易代表。 12年前，萊特希澤就制定了一個總體規劃，提出首先要藉由關稅迫使工廠遷往美國，再透過讓美元貶值30%來提高美國產品在海外的競爭力。從經濟角度來看，這毫無意義。但對川普而言，徵收關稅並向產業和個人分配關稅收入這一點極具吸引力。美元是被信賴的、穩定的貿易結算工具。但川普和萊特希澤既不關心30%的貶值會對美元產生什麼影響，也不關心由此對美國國債利率或聯邦赤字造成的下游效應。我舉個例子來說明這些考慮欠周的想法具有怎樣的破壞性。在2018至2019年的貿易戰中，川普與萊特希澤的關稅政策一開始推高了標準普爾500指數，隨之而來的是美國製造業的衰退。雖然美國農場享受了數以十億計的關稅資金補貼，但是破產農場數量還是增加了20%。與美國試圖通過制裁和關稅來維護權力的做法不同，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在過去十多年，「一帶一路」倡議在150多個國家拉動了近1億美元的投資。同樣，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提供了一個穩定可靠、不必依賴美國市場的替代方案。另外，在「金磚+」合作模式下，新的貿易和發展機制吸引了世界各地新成員，並行揮了積極作用。這清楚地表明，全球貿易正在發生結構性轉變，朝著供應煉和經濟實力去中心化的方向發展。03. 國際社會攜手應對當前，國際社會應多管齊下，團結一致，應對川普的關稅政策。首先，採取多邊關稅反制。各國攜手，對四分之一的產品都銷往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國汽車等商品徵收關稅，可能會加快讓受政治影響較大的產業承壓。其次，增加供應鏈的多樣化。歐盟推出的總額3000億歐元（3280億美元）的「全球門戶」計畫和東盟數字經濟一體化項目（預計2030年將達到1兆美元）都瞄準了通過供應鏈多樣化來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另外，還應建立更多的金融管道。考慮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禁止性貸款政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是替代選擇。重振世貿組織也是重要一環。自巴拉克·歐巴馬以後的歷屆美國政府一直阻擾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法官的遴選。沒有上訴法官，就沒有最終裁決，削弱了世貿組織的效力。 125個世貿組織成員國聯手便可將美國從該組織中除名，使世貿組織繼續發揮貿易關係仲裁者的角色。4月2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拍攝的一家寶馬汽車經銷商門店。新華社發（弗朗西斯科·卡涅多攝）本質上，這將孤立美國，對其產生巨大影響，但這可能也是華盛頓迫切需要的警鐘。川普的關稅政策將短期政治表現與長期經濟戰略混為一談，是不可持續的。國際社會採取協調一致對策，不僅會暴露美國的弱點，還會加速向多極世界的過渡。到2030年，中國的數字經濟體量預計將超過16億美元。與此同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一帶一路」倡議將推動替代性貿易生態系統的形成。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單邊主義將被淘汰。國際社會必須果斷行動。關稅不是實力的標誌，而是衰落的表徵——通貨膨脹和貶值將無情地暴露這一點。未來屬於合作，而非脅迫。因此，現在各國需要採取協調一致的措施來應對美國關稅，與其劃清界限，揭穿川普虛張聲勢的把戲。這樣做將加速多極合作新時代的到來，也標誌著華盛頓新殖民主義、美國例外主義的終結。 （聚焦中國ChinaFocus）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初步計票結果出爐後，當地時間11月6日下午，美國現任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發表講話，承認敗選。 “雖然這不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結果”，但哈里斯表示接受自己在選舉中落敗，並呼籲其支持者接受選舉結果，幫助川普及其團隊以和平方式完成權力交接。 說明其支持者中，有人不接受選舉結果。 目前，大選計票工作仍在進行中。

最終，結果出來了：川普梅開二度，再度當選美國總統。 世界已經見識了川普1.0，馬上又要見識川普2.0。 雖然川普最大的確定性，就是他的不確定性。但從他前四年的執政生涯，以及後四年的在野作風，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接下來的4年，將是不平靜的4年，也是我們見證歷史的4年。 完全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川普的美國，將給世界帶來的10大變化。

10月驚奇沒有出現，但11月驚奇卻很可能發生，世界不排除五大變數。 這些變數，將深刻影響地緣政治、世界格局，乃至我們每一個人。 完全我個人觀點，大膽預測。 變數一，伊朗會不會再報復。

當今世界，俄烏衝突、以巴沖突僵持不下，國際競爭與對抗不斷加劇，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會就此爆發。本文作者圍繞美國學者赫茲在1950年提出的「安全困境」理論展開了討論，重點分析了俄羅斯與美國和北約之間、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安全困境是如何螺旋式上升並攪動世界局勢的。由於錯誤地意圖傳達導致「誤解」廣泛存在，各國領導人更加難以判斷對方的行為到底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安全困境會變得越來越危險。作者的態度較為悲觀，認為當今世界就處在這樣的危險之中，如果大國不想辦法擺脫這種安全困境，那麼將可能緩慢地走向衝突。 本文編譯自彭博社（Bloomberg）網站的評論文章，原標題為《俄羅斯、中國和美國正緩慢地走向戰爭》（Russia, China and US Are in a Slow Spiral Toward War），作者是彭博觀點專欄作家及前《商報》全球版主編、《經濟學人》撰稿人安德烈亞斯‧克魯斯（Andreas Kluth）。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縱觀全球範圍內的戰爭和衝突，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是：整個世界正處於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甚至自1950年以來最大的危險之中。 ▲ 古巴飛彈危機中的三位關鍵人物：赫魯雪夫（左）、卡斯楚（中）、甘迺迪（右）。

導語： 當前世界局勢緊張複雜，國際競爭和矛盾不斷加劇，各地區衝突不斷，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威脅。去年2月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凸顯了全球多極化格局下大國競爭的激化，其地緣政治影響也引發了廣泛關切。同時，在加薩走廊、納卡地區、非洲大陸等地的爭端也持續升級，並成為區域衝突的縮影，多方勢力的介入更加劇了其複雜性。本文作者認為，在這一系列衝突的背後，可能是巧合、多極化趨勢、俄烏衝突爆發這三個因素共同發揮作用。在各類衝突交織疊加的背景之下，戰爭狀態的普遍性以及持續性似乎可能成為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 本文編譯自《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觀點文章，原標題為《儘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但整個世界卻充滿了戰爭》（Not a World War But a World at War），作者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保羅·波斯特（Paul Poast）。 過去的這兩年，是自二戰結束後衝突爆發最多的兩年。在過去的24個月裡，大量武裝衝突開始爆發、再度激化甚至持續升級。其中有些是本已中止多年的衝突，雙方在數年內都未直接交戰；另有一部分則是一些長期醞釀的衝突，即此前曾間歇性爆發了一些低級別的衝突，但現在卻都變得活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