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創設四大金融特區的意圖與前景

6月4日，日本政府宣佈將東京都、大阪府和大阪市、福岡縣和福岡市、北海道和札幌市等四地區指定為“金融與資產運用特區”（以下簡稱四大金融特區），引起日本國內外高度關注。

創設四大金融特區是日本“資產運用立國”的重要一環。2021年岸田執政後，曾推出重視分配和勞動的日本型新資本主義構想。但是，自2013年日本實施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後，年均經濟增長率雖然從之前20年的零增長前後提高到1%前後，但增長依然乏力。在財富蛋糕並沒明顯做大的狀況下，試圖把經濟政策重點從增長轉為分配，立即引起國內質疑。同時，該構想的偏左姿態也引起國際資本集團的戒備。因此，該構想出台後，東京股市曾經曆數日暴跌的洗禮。來自資本市場的當頭棒喝，加上年年上升的社會保障支出（已接近財政總支出的4成），促使岸田內閣迅速將基本經濟政策修正為“增長和分配兼顧、實現增長和分配好循環”。同時，岸田還親自去倫敦和紐約宣講日本投資機會，歡迎海外投資者投資日本。這些對資本友好的反省舉動贏得了金融市場好感，之後，日本股價不斷攀升，成為岸田內閣政績的最大亮點之一。

在資本市場鼓舞下，2023年12月日本推出了“資產運用立國實現計畫”，旨在通過促進日本巨額個人金融資產投資於成長企業、並將投資收益回報個人的循環模式，實現“增長與分配的良性循環”。該計畫中，改革資產運用業是一大重點，其目標是促進國內外有競爭力的金融企業進入資產運用業，改變日本雖有世界第三的巨額個人金融資產（2141兆日元，2023年末）但收益低微的尷尬狀況。日本的傳統金融機構長期以來依賴存貸利差的營利模式，缺乏擁有超一流人才的美歐跨國投資銀行的資金運用能力。在零利率金融政策背景下，不僅給儲戶的回報少得可憐，而且安於求穩，對支援成長企業、培育高新產業的貢獻也非常有限。為了提升日本金融機構的資產運用收益力，創設四大金融特區被視為十分重要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30年前，東京曾與紐約、倫敦並稱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城市。但1990年代初日本資產市場的泡沫破裂後，東京的金融中心地位被香港、新加坡超越。2012年安倍執政後，東京的金融業逐步恢復繁榮，但隨著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後，上海、北京的金融地位逐步逼近或超過東京。然而柳暗花明，近年在中美對立以及西方多國試圖與中脫鉤的大背景下，香港的外資金融機構和專業人才外流，上海、北京的金融發展前景也蒙上陰影。這樣的地緣政治環境變化給東京等日本主要城市的金融發展帶來意外的機會。這也是日本創設4大金融特區的重要背景之一。

與以往日本政府的金融振興構想相比，這次的四大金融特區戰略有以下不同之處。

（1）以往主要著目於提高東京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次將東京和其他3個重要城市以及所在地區一起指定為特區。同時，這次的特區戰略中包含了許多新的要素：比如成長產業的培育、地方經濟的振興、資產運用業的擴大和高度化、個人投資的促進等。

（2）4大特區將因地制宜地展開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各特區的發展目標如下：

東京都：進一步完善作為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環境，推動日本和亞洲的可持續金融和產業的創新發展。

大阪府・大阪市：積極吸引海外投資，利用本地區產官學合作優勢和包容的文化個性，推動創新創業。

北海道・札幌市：作為日本最具潛力的再生能源供給基地，集中GX（綠色轉型）相關的資金、人才和資訊資源，建構GX領域的國際金融中心。

福岡縣・福岡市：作為日本與亞洲交流的門戶，發揮地理位置優勢，加強金融功能，促進特區內以及所在的九州地區的創新、創業。

（3）各特區的地方政府將通過一系列特別措施來支援金融資產運用業，包括用英語支援企業的註冊開業手續、新設面向外國投資者的長期居留身份等。此外，對特區的資產運用從業者和投資者，各地將減免其地方稅（住民稅等），並向新設企業提供補助金。

四大金融特區的發展目標能否實現？對照國際主要金融中心的發展經驗，日本尚需解決以下課題。

（1）特區政策能否設計得足夠“特”又能被當地社會接受。日本政府允許四大特區向資產運用從業者和投資者提供地方稅減免等優惠優遇，並將提供面向海外投資者的長期在留身份。但是，如何設計既對外來者有魅力、又能被本地住民接受的優惠稅制？海外投資者在留身份的門檻（投資領域、投資額）如何設定？在一個民主社會，其決定並非易事。另外，日本的個人所得稅（國稅）遠高於港、新等亞洲競爭對手，一向令高收入國際金融從業者望而生畏。特區內個人所得稅制度方面是否有可能改革？令人關注。

（2）是否能盡快改善各特區的語言環境。資產運用業務和相關行政事務所用語言的英文化、適合子女就讀的國際學校的充實等問題頗受跨國金融機構人士和海外投資者重視。

（3）特區內以及日本國內是否能培育一批成長企業並推動日本的產業結構更新和經濟增長。如果在AI（人工智慧）等新領域的成長企業增多、日本經濟走強，國民能在資產運用市場得到滿意的投資回報，那麼個人的風險偏好也會增強，巨額個人金融資產中的相當大部分會逐步轉移到對新產業的成長有直接貢獻、回報率高的資產運用市場，從而推動日本政府期待的“增長和分配的良性循環”。 (東方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