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再工業化”戰略解析
摘要
歷史經驗表明，“去工業化”趨勢一旦形成便很難再扭轉。
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一直在持續努力實現再工業化。
但是，歐洲10年來的“再工業化”戰略效果甚微。
當前，中國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應吸取歐盟工業發展中的經驗教訓，防止出現過快過早產業外遷的苗頭；要進一步實施制度性開放，吸引外資企業在華深耕；重點加大化工、汽車、機械、醫療等行業的對歐合作。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困擾著歐洲。歐洲開始對“去工業化”進行反思，並於2012年正式推出“再工業化”戰略。但是疫情打亂了歐洲“再工業化”的節奏，2022年的俄烏衝突直接將歐洲拖入新一輪“去工業化”處理程序，美國和中國逐漸成為歐洲產業轉移的承接地。歐洲工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具有重要借鑑意義，及時關注其工業最新動向，有助於中國在對歐合作中把握關鍵機遇，拓展合作新空間，實現工業高品質發展。
一、“再工業化”階段：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歐洲的反思
（一）歐洲主要國家積極響應“再工業化”戰略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歐債危機敲響了警鐘，讓美歐開始重新審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工業與服務業之間的關係，製造業地位再次被提及。2012年，歐盟委員會推出了歐洲“再工業化”戰略，計畫到2020年將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從15%提升至20%，並將“再工業化”戰略的四大支柱確立為創新、投資、培訓、市場，其中優先發展生物經濟、關鍵技術、低碳汽車、智能電網等領域。
具體看，一是注重頂層設計，加強戰略制定。歐洲主要國家相繼推出工業領域政策，推動本國工業發展。2013年9月，法國政府提出“新工業法國”戰略。2015年4月，法國政府正式宣佈啟動“未來工業”計畫，旨在推動法國系統性應對製造業空心化問題。2018年9月，德國聯邦政府發佈《高技術戰略2025》，該戰略旨在加強德國核心競爭力，保證可持續發展。2019年2月和2019年11月，德國經濟和能源部先後發佈《國家工業戰略2030》草案和最終版，旨在重振德國經濟，保持全球競爭力。
二是依託技術創新搶佔戰略制高點。歐盟“再工業化”戰略的四大支柱之一就是“大力鼓勵新技術研發與創新”。2010年歐盟委員會發佈“歐洲2020戰略”，提出將公共和私人研發投資增加到GDP的3%。德國《高技術戰略2025》確定了12個重點工作領域，明確了聯邦政府未來幾年科研與創新政策的戰略框架，並提出到2025年，實現科研支出佔比國民生產總值3.5%的目標。2017年1月，英國公佈現代工業戰略“綠皮書”，旨在提高生產力和振興工業生產，提出追加47億英鎊用於科研和創新，相當於政府研發支出增長20%。
三是利用投資審查、出口管制等機制維護產業競爭力。在投資審查上，歐盟《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條例》為審查進入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建立了總體框架，並於2020年10月生效。出口管制方面，2021年9月，歐盟新的出口管制條例生效，旨在加強對兩用貨物貿易，即民用貨物和可能用於軍事或安全目的的技術管制，以強化其應對新安全風險和新興技術的能力。
（二）部分指標顯示歐洲“再工業化”戰略效果不佳
首先，無論是GDP還是製造業增加值都未在“再工業化”戰略實施後表現出強勁的增長。資料顯示，2012年以來，除了2020年前後出現大幅波動，宏觀經濟增長和製造業增長仍主要集中在1%~2%左右的低速區間波動。其中，歐洲GDP從18.4兆美元增至20.7兆美元，年均增速為1.3%；製造業增加值從2.5兆美元增至3兆美元，年均增速2%。（見圖1）
其次，歐洲“再工業化”戰略的目標之一——提升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基本失敗。資料顯示，2000—2009年歐盟製造業增加值佔比整體呈下降趨勢，從17.5%降至13.9%，減少了3.6個百分點；2010年後基本保持平穩，在14%~15%的區間上下波動，2022年為14.9%，距離2020年佔比達到20%的目標相距甚遠。其中，德國整體保持平穩，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出現明顯下行，其餘年份基本保持在18%~20%的區間；荷蘭、西班牙、義大利主要分為兩個階段，金融危機前呈明顯的下行趨勢，之後基本保持平穩不變，分別處於10%~11%、11%~12%、14%~15%的區間；法國則呈明顯的下行，2000年製造業佔比為14.5%，2022年已經降至9.3%，下降了5.2個百分點。（見圖2）
第三，歐盟整體的資本流出局面並未得到明顯改善。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盟的FDI大幅回落，2008年同比下降67%，表明資本在大規模撤出歐盟。此後2009—2013年整體處於低位徘徊，年均規模處於3000億美元至4000億美元的區間。2014年開始出現小幅反彈並於2015年達到階段性峰值（6303億美元），至2022年，歐盟的FDI呈波動性下行趨勢，2022年降至-1250億美元，表明歐盟整體對直接投資的吸引力仍在趨弱。從FDI與OFDI（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差值看，2000年以來歐盟FDI規模普遍低於OFDI，也表明歐盟整體的資本流出局面並未得到明顯改善。（見圖3、圖4）
二、“去工業化”階段：俄烏衝突成為轉折點，反噬歐洲工業
（一）在極限制裁的壓力下，跨國公司開啟自俄撤離步伐
在美西方各國的圍剿之下，俄烏衝突迅速從一場區域性熱戰升級為全球性制裁戰。制裁手段囊括了禁止與烏東兩地區交易；對金融機構、國有企業和個人的經濟制裁；對俄羅斯國防、航空航天和海事等行業實施嚴格出口管制、修改俄羅斯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等一攬子措施。除了單邊手段，美國還利用全球治理體系對俄實施多邊制裁，2022年2月26日，美國與歐盟、英國和加拿大發表共同聲明，宣佈禁止俄羅斯部分銀行使用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結算系統。在極限制裁下，跨國公司紛紛從俄羅斯撤資。根據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資料，衝突發生2個月後，陸續有800余家企業宣佈不同程度的自俄撤離。其中歐洲地區國家包括：英國（65家，佔比7.4%）、德國（62家，佔比7.1%）、法國（37家，佔比4.2%）、波蘭（36家，佔比4.1%）、芬蘭（35家，佔比4%），這幾個國家的佔比已經接近1/3。
（二）能源危機成為俄烏衝突的重要後果之一，給歐洲工業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俄烏衝突誘發的地緣政治風險使歐洲能源的脆弱性暴露無遺。在失去了俄羅斯這一重要的能源供應後，歐盟發展的瓶頸凸顯。在“北溪”管道爆炸當月，美國對歐洲天然氣出口量已佔其天然氣總出口量的70%，而歐洲天然氣均價是美國天然氣現貨價格的七倍多。資料顯示，2022年1月，歐元區能源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8.6%；3月同比增至44.7%；到了11月，該指數同比增幅已經達到55.7%，創下近25年來的最高紀錄。隨著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傳導至消費端和生產端，歐洲多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屢創新高。CPI方面，從2022年二季度開始，歐洲主要國家的CPI普遍達到峰值，德國8.8%、法國6.2%、義大利11.8%、西班牙10.5%、荷蘭17.1%、英國11.1%。PPI方面，主要國家同比增長接近30%，部分超過40%。其中，德國45.8%、法國29.7%、義大利40.1%、西班牙42.9%、荷蘭43.1%、英國24.4%。（見圖5、圖6）
受成本高企的影響，歐洲製造業盈利空間被大幅壓縮，製造業景氣度也不斷下滑。資料顯示，俄烏衝突以來，歐洲各主要國家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一路下行，並於衝突半年後普遍跌破50%的榮枯線。其中德國下行趨勢最為明顯，從2022年2月的58.4%降至2023年7月的38.8%，此後又有所回升，2023年12月為43.3%；法國從57.2%降至42.1%；義大利從58.3%降至45.3%；西班牙從56.2%降至46.2%；荷蘭從60.6%降至44.8%；英國從58%降至46.2%。2022年7月—2023年12月，德國PMI連續18個月處於榮枯線之下，法國、西班牙、荷蘭有16個月處於榮枯線之下；英國、義大利分別連續有17、15個月處於榮枯線之下。（見圖7）
（三）歐洲“去工業化”日益加劇，美國、中國成為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地
受能源危機影響，歐洲去工業化壓力開始顯現。德國信用機構“信貸改革”（Credit reform）公佈的報告顯示，2022年，在14個西歐歐盟國家以及挪威、瑞士和英國，共有近14萬家公司破產。這一數字與上一年相比增長了24.2%；在東歐歐盟國家，企業破產數量同比更是增長了53.5%，達到6萬多家。東西歐加起來總共近20萬家。2023年6月德國經濟研究所（IW）的一份報告顯示，2022年流出德國的直接投資比流入的投資多出約125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9850.3億元），這是“德國有記錄以來最高的資本淨流出量”。報告還警告稱，“這些數字令人震驚，當成最壞情況來看，這就是‘去工業化’的開始”。以特斯拉和巴斯夫為例。特斯拉原定在德國勃蘭登堡州的格林海德鎮打造一座超級工廠，並在此生產完整的汽車電池，但2023年2月，該州經濟事務部宣佈，特斯拉“顯然已經放棄了這一計畫”。巴斯夫則宣佈關閉其在路德維希港的一家合成氨生產工廠。
在本土企業破產的同時，部分有能力的歐洲企業開始將產能向外轉移，美國和中國成為這一波轉移的主要承接國。一方面，美國的《通膨削減法案》正在吸引大量歐洲資金流向美國，該法案為“清潔能源”項目和電動汽車提供了價值3690億美元的補貼和稅收減免，另一項《晶片和科學法案》也旨在通過補貼鼓勵投資者在美國建廠。2022年9月，總部設在阿姆斯特丹的氨和氮產品製造商OCINV宣佈，該公司將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擴建一座氨氣工廠；安賽樂米塔爾也已在德克薩斯州投資了一家生產熱壓塊鐵的工廠；暫停了在德國生產電池計畫的特斯拉也開始考慮回到美國。
另一方面，中國也順勢成為歐洲“去工業化”的承接國。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2023年全年，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339.1億元，同比下降8.0%，然而，法國、英國、荷蘭、瑞士實際對華投資同比分別增長84.1%、81.0%、31.5%、21.4%。俄烏衝突以來，多家歐洲跨國公司選擇擴大在華投資，包括巴斯夫、寶馬、斯特蘭蒂斯、博世、斯凱孚、空客等企業增加了在華投資。這些企業既有資源密集型行業如化工，也有技術密集型行業如醫療。
三、結論與思考
（一）吸取發達國家過度“去工業化”的教訓，防止中國出現過快、過早苗頭
歷史經驗表明，“去工業化”趨勢一旦形成便難再扭轉。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一直在持續努力實現“再工業化”。但是，歐洲10年來的“再工業化”戰略效果甚微，美國通過歐巴馬、川普、拜登三屆政府的努力，實施大量的產業政策，直至2023年“再岸”才取得了一定效果。當前，中國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應吸取歐盟工業發展中的經驗教訓，防止出現過快、過早產業外遷的苗頭。
（二）進一步實施制度性開放，吸引外資企業在華深耕
繼續通過加大制度性開放、最佳化營商環境等，利用龐大的國內市場優勢大力提升外資企業對華市場黏性，鞏固其在華投資的基本盤。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處理程序，與各成員開展溝通和磋商，對接以CPTPP為代表的高水平國際規則，特別嘗試開啟“三零”規則談判。加強多邊和雙邊經貿合作，如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中歐《投資便利化協定》等談判處理程序，加大自貿區網路體系建設。
（三）重點加大化工、汽車、機械、醫療等行業的對歐合作
加強重點領域與歐盟產業合作，增強中歐產業之間的互嵌性。加強中歐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合作，特別是在擁有眾多投資機會的基礎設施建設與高端產業領域，未來應推動相關領域國內龍頭企業“走出去”拓展歐洲市場。依託中歐班列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合作，推動“新三樣”等優勢產能“走出去”。挖掘汽車等中歐傳統合作領域在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的新空間，如新能源汽車、電池及其相關基礎設施建設。 (企業改革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