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GDP似乎是評價一國經濟實力的唯一指標，理論上也是這樣。一個國家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越多，GDP越高，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就越厲害嗎？但是當今世界是全球化時代，全球化的特點是資本、人民、商品在全球範圍流動，而不是只困在本國中。什麼意思呢？比如說中國的GDP不只是中國國民創造出來的，還有一部分是外資外企創造出來的，同樣別國的GDP中也可能有中資，中企，中國國民創造的部分。理論上講如果一個國家的GDP大部分或相當一部分是外資外企創造出來的，那一旦外資外企撤走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就將遭到重創。因而拿GDP來評價經濟力量是片面的，GDP本身就是有水分的。美中德日印歷年GDP走勢圖。更合理的指標是GNP，翻譯過來是國民總收入，表示一國國民一定時間內創造的物質產品和商品服務的價值總和。一個國家的GNP越高，GNP在全球的比例越高，代表這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秩序中地位越高，這個國家的真實經濟實力越強。2024年全球GDP規模是110兆美元，全球是一個整體，所以2024年世界GNP也是110兆美元。美中德日印年GNP走勢圖。2024年GNP最高的國家依舊是美國，年GNP達28.4兆美元，佔世界的26%。可見美國依舊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年GDP是28.7兆美元，可見美國的GDP和GNP相差不大。2024年中國的GNP是19.25兆美元，佔世界的17.6%，佔美國的67.8%。這裡還要去除台灣的GNP8000億美元，香港和澳門的GNP約4500億美元，中國大陸的GNP大約是18兆美元，佔美國的63%。中國大陸在2024年的GDP是18.7萬美元，GNP比GDP略少。2024年歐盟的GNP是18.94兆美元，佔世界的16.9%。其他國家如日本的GNP是4.46兆美元，日本的GDP規模是4兆美元，中間GNP和GDP差的5000億美元顯示出日本廣泛在海外投資。當然經濟指標有很多，GNP也只是其中之一。比如評價一國購買力有平價購買力指數PPP，評價一國貧富差距有基尼係數，評價一國就業情況有失業率，青年失業率，評價一國通膨通縮有CPI，評價一國生產投資有PPI等。過度迷信單一經濟指標顯然是不正確的，也是片面的。 (未音g)

方舟投資管理公司（ARK Invest）首席執行長凱茜·伍德預測，2026年美國經濟將重回“金發姑娘”情景，預計實際GDP增長率將飆升至5%，人工智慧引領的生產力繁榮將推動通膨下降，甚至可能出現徹底的通縮。在最新一期ARK Invest視訊中，伍德指出，美國經濟正在走出一場持續三年的“滾動衰退”，這場衰退悄悄打擊了房地產和製造業。最近的資料顯示，2025年底美國實際GDP增長率已經超過4%，伍德預計這種勢頭將會加速。與經濟快速增長會引發通膨的普遍擔心相反，伍德認為，目前的增長是由技術和生產率推動的，而技術和生產率本質上是通縮的。她強調，油價下跌（可能還會再跌20%至25%）以及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是通膨將意外走低甚至可能轉為負值的關鍵指標。伍德表示：“經濟增長不會導致通膨。生產率驅動的增長與通膨下降密切相關。我們認為，我們正在重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金發姑娘’經濟環境。”伍德依然看好房地產市場復甦，認為這主要得益於川普宣佈的2000億美元抵押貸款債券購買計畫，該計畫旨在降低利率。她指出，雖然像萊納公司（Lennar）和KB Home這樣的住宅建築商已經開始降價清理庫存，但住房可負擔性的提高和利率的下降應該會推動住宅房地產市場出現顯著反彈。在談到資產配置時，伍德明確區分了黃金和比特幣。她認為，相對於貨幣供應而言，黃金價格可能已經達到了“非理性繁榮”的程度，但她力薦比特幣作為“終極多元化工具”。伍德展示的資料顯示，比特幣與包括股票、債券和黃金在內的傳統資產類別的相關性仍然接近於零。因此，她認為，資產配置者現在有“受托責任”將加密資產納入考慮範圍，以最佳化投資組合的風險和收益。 (北美財經)

昨日，當越南財政部在年度總結會議上公佈“2025年發展性投資撥款總額約為 1150兆越盾”時，這個數字本身已經足夠引人注目。它不僅刷新了越南財政史上的紀錄，也成為理解越南經濟結構發生質變的重要判斷。同一時間，越南官方確認，人均GDP預計在2025年超過5,000美元。這並非簡單的統計節點，而是一個在國際經濟分層體系中具有清晰含義的“門檻數字”：從低中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的分界線。兩組資料放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極具解釋力的經濟圖景。一方面是公共投資規模的歷史性擴張，另一方面是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系統性躍升。它們共同指向一個現實：越南正在經歷的不是短周期的景氣反彈，而是一輪結構性、歷史性的轉折。在過去二十多年裡，越南一直被視為“製造業新前沿”和“全球供應鏈替代者”，其經濟增長更多依賴出口導向和外資驅動。2025年的資料表明，這個國家正在走向另一個階段：公共投資成為底層支撐，基礎設施成為長期生產率的放大器，居民收入開始系統性抬升，經濟增長的重心逐步向內生結構轉移。GDP5000美元 歷史性跨躍如果單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這個結果，很容易被誤解為一次名義數字的突破。但從經濟構成上看，它是多重變數長期積累後的綜合產物。首先是越南經濟總量的持續擴張。越南在2025年實現約8%的GDP增長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放緩的背景下顯得格外突出。這意味著經濟總量不僅在擴大，而且擴大速度足以覆蓋人口增長與通膨影響，從而轉化為真實的人均收入提升。其次是通膨的相對穩定。2025年越南通膨率維持在約3.3%左右，低於政府既定上限4%～4.5%，也明顯低於許多新興經濟體的價格波動水平。溫和通膨使得GDP增長更多轉化為“真實購買力”，而不是被價格上漲抵消。第三是財政投資規模的結構性放大。1150兆越盾的發展性投資，佔據了國家預算中前所未有的比重。其指向極為明確：高速公路網路、沿海交通體系、區域經濟連接工程和國家級重點項目。到2025年底，全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到3345公里，沿海公路超過1700公里。這些基礎設施的竣工，不只是工程數字，更直接壓縮了物流成本，提高了要素流動效率。當運輸時間被縮短，當區域經濟不再被地理阻隔，當產業佈局不必圍繞少數港口和都市集中展開，經濟增長的“摩擦係數”被系統性降低。這正是發展性投資對人均 GDP 的長期貢獻方式：不是一次性刺激，而是永久性地提升了生產效率。此外，出口與貿易結構性增長仍然提供了關鍵性支撐。2025年越南進出口總額歷史性地超過了 9300億美元，繼續保持貿易順差。這意味著外部需求依舊是增長引擎，但其角色正在發生變化：不再只是拉動 GDP 總量，而是為國內收入水平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基礎。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並非是某一個因素的“突然發力”，而是財政、貿易、基礎設施、通膨控制和產業效率在同一時間達成了協同的效果。中高收入國家非稱號，是結構變化在國際經濟學中，“中高收入國家”並不是榮譽標籤，而是結構性判斷。它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再僅僅依賴低成本勞動力和出口擴張，而開始具備更穩固的內生循環能力。首先，體現在居民消費能力的變化。當人均收入穩定越過5,000美元區間，消費結構往往發生實質性轉型：基本生活品支出比重下降，服務業、教育、醫療、文旅、耐用品和數字消費佔比上升。這對經濟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增長動力開始從“工廠訂單”向“國內需求”分散，經濟抗外部衝擊能力隨之增強。其次，體現在財政能力的變化。更高的人均收入，意味著更穩定的稅基。政府可以在不依賴過度舉債的情況下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並繼續維持高品質公共投資。這一點對越南尤為關鍵：發展性投資的可持續性，最終取決於居民收入與財政收入是否同步成長。第三，體現在國際資本定位的變化。越南長期被視為“成本窪地”和“製造替代地”。當人均GDP進入中高收入區間，國際資本對其定位將發生微妙地轉變：從“廉價生產基地”轉向“區域消費市場 + 製造樞紐 + 中端技術承接地”。這意味著資本結構將從純製造轉向更複合型佈局。從區域比較看，5,000美元使越南站到了一個新的坐標系中。它開始與泰國、馬來西亞中早期階段的經濟結構相接近，而不再僅與柬埔寨、寮國等低收入經濟體並列。這個位置變化，對國家戰略心理與國際談判地位都具有長期影響。因此，說越南“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已經不再是預測或預期，而是對現實結構性變化的確認。複雜考驗剛剛開始跨越5,000美元並不意味著風險消失。相反，它標誌著問題性質的變化。越南仍然高度依賴出口。電子、紡織、鞋類和組裝製造業在GDP中佔據關鍵地位，一旦全球需求下行或貿易環境惡化，經濟將迅速承壓。中高收入階段的國家必須逐步完成從“外需依賴”向“內生驅動”的轉換，這是一條漫長而複雜的道路。技術含量是另一道門檻。當前越南製造業仍以中低附加值環節為主，核心技術與高端設計多由跨國企業掌握。如果無法在技術創新和本土產業升級上實現突破，人均收入的進一步提升將面臨“天花板效應”。人口結構的變化也開始顯現。生育率下降和勞動力增速放緩，意味著傳統人口紅利正在減弱，未來增長必須更多依靠生產率，而不是單純的人口規模。從這個角度看，2025 年並不是越南成功的終點，而是發展邏輯切換的起點。此前的問題是：能否追上。現在的問題變成：如何不被結構鎖定。越南已經完成了一次罕見而清晰的跨越，從“追趕型增長”進入“結構型增長”。1150兆越盾的發展性投資，是越南對這一轉型的制度性下注。5,000 美元的人均 GDP，則是這一轉型在現實中的可量化回報。對世界而言，這標誌著一個新的中高收入經濟體正在成型。對越南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更難、更長期、更複雜的階段已經開始。 (越南越美)

2026年初，美國經濟迎來了一組看似振奮人心的預測：高盛經濟學家喊話經濟將借減稅、薪資增長與財富積累的東風穩步前行，通膨也將溫順回落；聯準會更是提前劇透，計畫於6月、9月兩次降息“護航”。但在這派樂觀景象背後，一則關於就業市場的警示卻格外刺耳——AI正在成為企業降本的利器，可能讓就業增長陷入停滯。一邊是經濟增長的曙光，一邊是就業寒冬的陰影，2026年的美國經濟，正站在繁榮與隱憂的十字路口。高盛的樂觀並非空穴來風。其最新發佈的《2026年美國經濟展望》報告給出了明確的增長目標：按第四季度環比計算，GDP增長率將達2.5%，全年同比增速更是有望衝到2.8%，遠超市場普遍預期的2%。支撐這一判斷的，是三重實打實的利多因素。減稅政策持續釋放紅利，為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鬆綁；實際工資終於迎來實質性增長，2025年名義工資增速已超過通膨1.5個百分點，儘管這一紅利尚未覆蓋所有群體，但已初步提振了消費信心；居民財富的穩步增加，也為消費市場注入了底氣。通膨的緩和更是讓這份樂觀多了幾分底氣。資料顯示，2025年12月核心PCE通膨率同比上漲2.1%，核心CPI增速已放緩至2%，雙雙逼近聯準會2%的通膨目標。這意味著困擾美國經濟數年的通膨壓力正在消退，也為聯準會的降息操作騰出了空間。根據報告，聯準會計畫在6月和9月各降息25個基點，這一“預防性降息”舉措，既是為經濟增長保駕護航，也是對勞動力市場不確定性的回應。然而，撥開增長與降息的迷霧，勞動力市場的隱憂正在不斷放大。高盛雖預測失業率將穩定在4.5%的合理區間，但也明確警示“存在就業增長停滯期的風險”，而風險的核心源頭，正是人工智慧技術的規模化應用。2025年底的資料已初露端倪：美國單月裁員人數突破47萬，創下疫情初期以來的新高，其中73%的被裁崗位集中在製造業流水線、基礎客服等可被AI替代的領域。從底特律汽車工廠的機械臂取代流水線工人，到華爾街金融機構用智能系統裁撤初級分析師，AI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重塑就業版圖。對企業而言，AI帶來的成本優勢顯而易見——工業機器人年均使用成本僅為製造業藍領工人的1/8，智能客服的成本更是不足人工的1/20。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機器換人”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麥肯錫預測2026年美國製造業重複性崗位替代率將超70%，涉及超300萬個崗位。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就業衝擊正引發連鎖反應。儘管核心通膨資料向好，但商品絕對價格仍處於高位，生活成本缺口尚未彌合。大量中低收入群體本就面臨薪資增長滯後的困境，一旦遭遇AI替代失業，將進一步加劇儲蓄耗盡、債務違約的風險，進而削弱消費這一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這也讓聯準會的降息決策陷入兩難：既要通過降息支撐經濟增長，又要應對AI衝擊下可能惡化的就業市場。2026年的美國經濟，就像一幅雙面畫。正面是高盛預測的增長紅利與通膨緩和，背面是AI浪潮下的就業焦慮與社會撕裂。減稅與降息或許能為經濟增長提供短期動力，但要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平衡技術進步與就業保障、彌合資料繁榮與民生體感的鴻溝，才是更關鍵的命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培養AI無法替代的創造力與共情能力，或許才是應對這場變革的核心底氣。畢竟，經濟增長的最終意義，從來都該是讓每個人都能共享發展的紅利。 (正商研究院)

長期以來國人總視印度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加上一些自媒體的渲染引導，導致國人忽視了印度的發展潛力。事實上在中國的西南方向，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國家正在崛起。印度的崛起體現在GDP，鋼鐵產量，發電量，工業產值上，人口數量和結構、軍事力量上。2015年，印度的GDP規模只有2.2兆美元，而現在印度的GDP規模已經接近4.2兆美元，過去十年印度的年均增長率在7%以上。2015年，印度的人均GDP不到16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而現在，印度的人均GDP已經接近3000美元，印度即將來到中等收入水平。印度的南部沿海一些邦的人均GDP已經接近七八千美元，和中國10年代發展水平相當。2024年印度各邦人均GDP（拉達克，藏南等爭議地區已手動抹去）。至2024年底，印度的GDP達到4.18兆美元。目前印度的GDP規模已經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四，未來3年內有望超過德國崛起到世界第三。預計到2030年印度的GDP規模將達到7.3兆美元，僅次於美國和中國。根據lMF的預測，到2050年，印度的GDP規模將達到22兆美元，經濟體量上超過中國或與中國相當。2015年印度鋼鐵產量還只有8960萬噸，到2018年達到1.09億噸，成為世界第二大產鋼國。2024年印度產鋼量已達到1.5億噸，預計2026年或2027年就可以破2億噸。印度計畫到2030年達到年產鋼3億噸，到2047年達到5億噸。而中國自2019年前後達到產鋼量頂峰10億噸後開始逐年下滑，預計到2050年後回落到和印度差不多。1950年~2050年中國和全球鋼產量走勢圖（含預測）。另一項重要工業指標是發電量，目前印度的年發電量已達到1.8兆度，預計到2030年年發電量增長到3.2兆度。目前印度發電總裝機容量已達‌4.85億千瓦‌，其中非化石燃料裝機佔比超過‌50%‌，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為‌1.85億千瓦‌。預計到2050年前後印度的年發電量達到6兆度，7兆度，而那時的我們的年發電量可能從目前的10兆度下滑到和印度相當。目前印度的汽車產量為653萬台，鐵路里程有6.3萬公里，水泥產量有4.5億噸，印度的製造業產值規模達到1.2兆美元。按照過去十年印度的發展速度，以上指標到2050年前後將實現翻倍。過去20年裡中國都是世界工廠，未來印度可能不會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但越來越多印度製造充斥國際市場是確定無疑的。製造業產值上印度是僅次於中美德的世界第四大工業國。印度和中國未來人口數量對比。印度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印度實際控制的國土面積超過300萬平方公里，超過一半的國土都是平原。雖然中國國土面積有960萬平方公里，但可以開發利用的平原面積只有約100萬平方公里。印度的人口數量已經達到14.5億，而且未來將繼續增長，很可能超過16億，到21世紀末都將維持13億以上。因而未來幾十年印度都有充足的年輕勞動力供給，這就是印度發展的最大優勢。相比較下中國的人口數量已經達到頂峰，目前有14億，很可能到2050年下滑到10億，到2100年進一步下滑到只剩6億，那時中國的人口紅利不復存在。如果用購買力平價PPP來計算，印度的PPP規模已經達到16兆美元，相當於中國PPP的一半。另外印度的軍事力量不弱，而且在快速發展。印度的軍隊規模有150萬人，年軍費開支約861億美元，是中國的約35%。印度有約4200台坦克，2200多架武裝直升機，是僅次於中俄美的世界第四大陸軍。印度有包括2條航空母艦在內的293條共61萬噸船隻在內的海軍，海軍噸位是中國的5分之1，但印度在印度洋上可以橫行霸道。印度還有約150枚核彈頭，是世界核大國之一。印度的航空母艦。長期以來印度的國家戰略都是立志成為有聲有色的世界大國，建國以後的印度也是秉持著這一理念不斷蠶食周邊國家和領土。隨著未來印度經濟的騰飛，印度國力將急速上升，而那時我們深陷經濟停滯和人口老齡化危機，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印度威脅將不再只是空談。面對過去10多年飛速發展的印度，未來有巨大潛力和威脅的印度，我們不少人始終不能正視，要麼裝看不見，要麼採取貶低嘲笑的態度，對於發出警言的國人就扣一頂“印吹”的大帽子，無疑這是對未來的不負責任。 (未音g)

如果只看指數走勢，印度股市過去十幾年堪稱完美：回撤不深、修復極快、長期斜率清晰。尤其是在疫情、全球加息等衝擊後，印度指數竟走出45度上升趨勢。這讓它在新興市場中顯得格外突出，甚至被不少機構視為“介於發達市場與新興市場之間的第三種資產”。所以，印度股市總被當作“別人家的孩子”來怒斥大A不作為。但這一切從2024年開始轉變。印度股市不斷下跌，問題逐一暴露：泡沫更誇張：AI鏈中軍“易中天”今年至少翻倍，但印度AI妖股RRP半導體在20個月內股價暴漲超550倍；結構更極致：指數中金融服務約佔36%，當科技股回呼時，是印度的“農偉達”們撐起半邊天；資金更逐利：享受多年慢牛紅利後，外資瘋狂外逃，印度新老財團“忽悠”著散戶一起“接盤”；散戶更瘋狂：持股額僅為10%左右，交易量卻佔40%；t+0的股票不滿足，要玩高槓桿的期權/期貨；可90%的散戶每年虧掉印度人均GDP的63%。某些角度上，這更像問題MAX版的大A。印度股市成為亞洲第二不受歡迎的市場。截至2025年12月12日，外國投資者今年在一級和二級市場上已淨賣出184億美元（1.6兆盧比）的印度股票，幾乎每小時就有1.52億盧比流出印度，創下歷史拋售新高。顯然，南亞次大陸的資本敘事邏輯已被嚴重挑戰。如果說，觸發印度股市下跌的直接原因是大國博弈重新定價風險，深層次則反映出印度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痼疾被集中暴露。經歷長達十多年的牛市，當前陷入萎靡的印度股市有何投資價值？印度一邊“覬覦”世界第三的位置，一邊又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給出倒出第二的評分，還能“上位”嗎？從今年年中，龍象交匯後走出相反方向，中國投資者又可以從印度股市得到那些警示？本篇將通過分析印度股市、外部環境變化、經濟發展頑疾等方面，嘗試找到解答。漲，從何而來？跌，誰來接盤？果然，AI泡沫也分為輕度、中度、重度和印度。印度這波AI炒作讓人大跌眼鏡。比妖股RRP半導體的漲幅更離譜的是，這簡直是家空殼公司：只有2名全職員工，沒有製造工廠，近半年虧損了7290萬盧比（近600萬人民幣）；近99%的股權被關聯方持有並鎖定，僅剩約4000股可供交易。這導致過去一年半間，RRP半導體的日均交易量僅為50股，很多時候甚至只有一兩股，很小資金量就能拉升股價，每日漲幅能保持在2%到5%，甚至出現了連續149個漲停。關於RRP半導體相關的“小作文”也會適時推波助瀾，包括但不限於：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長“站台”，板球明星持股，根據印度的半導體發展計畫獲得了大額晶片訂單或劃撥土地……雖然這些後來均被公司否認了，可股價已經漲到天上去。更值得細品的是印度監管的疏忽。無論是對RRP半導體上市資格審查有漏洞，還是對異常股價飆升的警告和監控遲到了一年多，亦或是當前所謂嚴監控是讓該股每周交易一天，波動幅度限制在1%以內。上漲時轟轟烈烈，下跌時唯唯諾諾，看起來收益與風險此時並不對等。歸根結底，RRP半導體股價的暴漲並非來自技術或產業突破，而是由於印度股市缺乏真正的AI概念股導致的稀缺性，投資者的暴富狂熱與產業的孱弱現實，在體制的空隙和外部刺激的推動下，找到了一個短暫的出口。事實上，在全球資本市場為人工智慧狂飆時，印度今年的Nifty IT 指數下跌約20%，在基準指數中的權重處於十年來的最低點。那麼，除了在當下最火熱的AI賽道上明顯落後外，當前印度股市還存在那些問題？首先是，印度股指構成存在顯著的集中性、時代滯後性和潛在風險。印度曾有高達30多家交易所，這不是金融強國的證明，反而是殖民遺產與聯邦分權疊加的結果；在關閉29家後，當前主要的交易所是孟買股票交易所（BSE）和印度國家股票交易所（NSE）；前者有大約5000隻上市股，但多數市值較小且流動性差，對應的指數是由30隻代表性較強的藍籌股（HDFC銀行、Infosys等）組成的Sensex 30。後者雖然只有1500隻上市股，但多是大盤股或交易活躍的標的，且行業不僅包括銀行、IT，還覆蓋了能源、消費、工業等多領域；對應的指數是Nifty 50，成分股更多元，調節機制更靈活，幾十年來只有大約十幾個“原住民”堅持了下來，所以更能吸引外資，往往被視為印度市場的主流指數。如今該指數主導權逐漸向金融服務、科技與消費升級類股傾斜，其中金融服務約佔36%，IT服務業通常佔據約15-20%的權重。所以印度Nifty 50的走勢高度依賴於少數幾家銀行和IT巨頭的業績。一旦這兩個行業遭遇系統性風險（如金融危機的信貸損失、全球IT支出衰退），指數將承受巨大壓力。具體來看Nifty 50指數不同時期的漲幅來源：2016–2017，傳統能源、銀行與房地產拉升為主；2018–2021，IT 、製藥與外需驅動（全球數位化、外包延續）；2022–2023，房地產、汽車、能源發力期；2024–2025：金融與新興周期（地產、金屬）輪動明顯。可見，印度指數的階段性領漲類股，與全球外需（IT）、國內政策（基建/稅改/刺激）、商品周期（鐵礦、油價）和金融周期（信貸、利率）高度耦合。此次科技回呼時，印度也是靠著自己的“農偉達”頂起一片天。2025年，印度國家銀行（SBI）股價已上漲近25%，在Nifty指數中超越了所有主要的私營銀行同行；而銀行類股和IT類股正好在今年漲幅榜的一首一尾，遙望呼應。其次，印度股市的運行機制存在風險。關於印度股市能長牛，國內對其交易制度有個謠言：因為印度股市散戶交易t+0，而機構t+3，更保護散戶所以能走得遠。但其實在印度，無論是散戶和機構，交易頻率都是t+0。真正助力印度股市上漲的其實是指數和股票期貨和期權業務的爆發。只要支付最低不到1元人民幣的合約費用，散戶即可獲得高達投資本金五倍的槓桿頭寸，對指數和股價走勢買漲跌。門檻足夠低，高槓桿，以小博大，且無其他交易限制，配合牛市宣傳，炒股成了印度人繼板球和電影之後的第三大“國民愛好”。但印度散戶的交易活動主要集中在期權等衍生品上，交易量中的份額從2018年的2%上升至50%左右。印度號稱“世界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佔全球總量的近六成（美國期貨業協會）；今年Nifty 50指數期權的名義交易量平均每天約為1.64兆美元，超過了標準普爾500指數的1.44兆美元（美國銀行資料），看起來實至名歸。但狂熱與危險並存，追求財富的極端態度和方式讓印度散戶的也是虧損重災區。2021-2024年，印度散戶在期貨期權虧損210億美元，90%的活躍散戶年均虧損1468美元，這相當於印度人均GDP的63%（SEBI）。所以，印度雖然長牛這麼多年，真正賺錢的還是國內的新老財團，以及外資機構。最後，不得不提印度股市最根本的問題，到底那些資金力量真正影響走勢。印度股市對外資的依賴度非常高，其外資持股比例一度達34%；當外資開始大量退出，為避免市場出現更大幅度動盪，政府推出系統性投資計畫（SIP），即一種新型公募基金，允許每月最低繳費250盧比（20元人民幣左右），即便是農村和低收入群體也能買。2024年，SIP每月給股市“輸血”約27億美元，2025年10月的月度募集額也創下新高，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另外，印度共同基金也在“買買買”，今年份額也首次突破兩位數；以印度人壽保險公司（LIC）為首的保險公司也投資上千億盧比，使其在國家證券交易所的持股比例達到3.72%，創五年來新高。2024年，國家證券交易所78%的交易來自交易金額不足100萬盧比（折合人民幣不到8萬）的投資者；今年印度國內投資者已購買了價值 5.9 兆盧比（652 億美元）的股票；而早在Q1底時，印度國內機構（DII）持股比例（17.62%）就反超了印度外資機構（FII）持股比例（17.22%），到9月，該比例進一步提升至18.4%。總之，是印度國內機構投資者和散戶當了“接盤俠”。那麼，如果外資繼續流出印度股市，其國內資金能承接住嗎？目前印度的獨立個人投資者數量預估在1.36億左右（去重後），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的目標是在未來3-5年內將獨立投資者數量翻一番；據調查，63%的印度家庭瞭解股票投資，但只有個位數比例的家庭真買賣股票；共同基金的滲透率僅為20%，遠低於74%的全球平均水平，這些都是SEBI希望可以開拓的新增量。但在印度，目標的落地過程總是很抽象，還是測算下比較好。雖然印度人口眾多，但真正決定投資者數量的是可投資中產階層。以美國和中國作為錨點來看，美國是金融化社會的上限，中國是未來可對標的對象，假設印度未來達到中國當前階段的結構，以人均DGP和活躍投資者佔比來測算，印度的個人投資者數量為1.4億左右，現在基本就是上限。考慮到印度投資者某種程度上和韓國投資者很像，即賭性相對堅強，甚至神話中都有“在排燈節之夜賭博的人將會有好運，不賭博者來世轉生成驢”的說法，所以將投資者比例再提升至美國一半，則其中長期上限在2億左右。但也要將近兩年散戶虧損會造成信任度下降考慮在內。綜合來看，印度國內資金“托住市場”已經很勉強，更難“推著市場繼續走牛”。關鍵還要看，外資為何從印度市場“逃亡”。棋子、血包與墳場表面來看，外資從印度市場退出是正常的套現離場。2025年預計到年底的印度IPO融資總額超過18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三。而2025財年，印度PE/VC退出總額高達267億美元，“上市即套現”。同時，印度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飆升至290億美元。一進一出，印度2025財年的淨外國直接投資額（FDI）驟降至僅3.53億美元，同比下降96.5%，創歷史新低。但外資離場印度，直接原因是川普的“關稅風暴”。印度吸引全球風險資金的關鍵在於，其被美國作為制衡中國的夥伴，又是“產業鏈供應鏈轉移目的地，所以理應是主要國家中“被美國加征關稅稅率最低國家之一”。現實是，美國先是對印度加征25%的關稅，後又因印度“用直接或間接方式進口俄羅斯石油”再加25%的懲罰性關稅；直接讓印度失去與周邊國家在關稅上的比較優勢，被“打臉”。川普第二任期對印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從注重應對外部地緣競爭，轉向優先應對自身實力衰落。”所以，盟友的定位也從制衡“棋子”，變成給美國續命的“血包”。印度之前拿了美國“好處”，但在此關鍵時刻卻十分“滑頭”，想在複雜環境中左右逢源，自然會被川普一再敲打以索取回報。但印度也確實缺乏給美“輸血”的實力基礎。以石油來說，假設印度將從俄羅斯進口的原油佔比從35%降到15%，則其今年進口總額將增加約11億美元（野村證券）。另一邊，如果印度不妥協，關稅衝擊可能會立即導致其出口下降25%至30%。手心手背都是肉，印度目前看來還是選擇妥協。10月印度已經減少15.4%的俄羅斯原油進口，後面兩個月下降幅度更大；11月，印度國有石油公司與美國簽署了“歷史性首次”採購協議，採購量約佔印度年進口量的10%。而且國際上對印度與美國達成協議更為樂觀，所以11月印度出口竟同比增長了22.6%，除了因為電子產品和藥品免徵關稅，而咖啡、茶葉等食品也被列入豁免清單外，也在於貿易商認為兩國能達成協議的居多。從這一角度出發，流出印度的國際風險資金仍可能會有部分回流；但後面局勢仍然複雜且不確定性極大。而且這兩年，印度“外資墳場”的名聲越來越響。“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這用來形容在印度投資的真實體驗再合適不過：市場很大、故事很美，但一進印度深似海，看著賺錢，但往往是紙面財富，甚至公司最後都不是自己的，落得為他人做嫁衣的下場。比如，小米在2022年被凍結其銀行帳戶資金約合48億元，這幾乎相當於小米在印度多年累計利潤的總和，最終這筆錢被印度政府正式沒收。2024年新版《外匯管理法》要求外資撤資時繳納33%資本利得稅，沃達豐、雅虎等外企清零離場。據說在印外企最忙的法務部，因為印度政策反覆、可預期性差，合同執行也是大問題。而世界銀行《2025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印度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僅排第78位。加上外部環境變化，“高預期、低變現”反差，外資流出也就順理成章。總之，印度的資本市場必須放在全球坐標系下來考量，其有三重博弈角色。首先是，供應鏈“中國+1”最大受益人。蘋果、戴爾、台積電等在印產能增速很快，如在印生產的iPhone佔全球產量比重預計到2027年可能進一步增至25%。其次是，地緣經濟“樞紐變數”。美歐視其為對華脫鉤的“產能夥伴”；俄羅斯、中東將其當作結算的中間節點；多重身份讓印度在美元、人民幣、能源三圈博弈中成為規則利用者。最後，資本流動的候選地。2025年2月，BofA調查顯示僅19%的基金經理認為對“印度配置足夠”，排名亞洲倒數第二，這可能說明當時資本市場對印度投資毫無興趣，但如果形勢轉變，也會有博取高彈性的資金和配置型資金回流。也即，印度能否真的吸引外資回流，要看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後，外資對其風險和收益的再評估。“外資墳場”？截至2025財年，印度GDP增速從9.2%下滑至6.5%，仍屬高位，卻是疫情後四年來最差表現。直觀來看，這是由於印度幾乎在三大產業發展中均遇到困境。眾所周知，印度的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才是增長支柱，製造業是缺失的“增長引擎”，而農業只能充當就業“穩定器”。之前印度是世界的“後台”， IT外包、金融服務、全球能力中心（GCC）、離岸軟體開發，構成了印度經濟最亮眼的部分；由於歐美市場貢獻了行業約85%的收入，但這些地區企業和金融業（BFSI）大幅削減了非必要的技術支出。未來，當AI開始自動生成程式碼、替代客服、壓縮外包需求，印度最具優勢的產業，反而成為最先被衝擊的對象。雖然印度服務業這兩年仍有增長，但隱患已顯現。從2014年至今，印度製造戰略越努力越心酸。2025財年，製造業佔GDP比重降至12.5%，創1967年以來新低。如果說手機產業成為莫迪“印度製造”計畫的明星行業，但從本質上來看，手機產業的繁榮是利用市場體量和產業政策造就的“人為優勢”，而非印度利用低廉用工成本而獲得的“自然優勢”。印度政府利用先期已經入場的國際廠商不忍放棄已有市場份額的求全心理，用步步緊逼的階段性產業政策，將手機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漸次引進，最終形成生產規模足夠大、生產成本足夠低且各個生產環節能夠自洽的產業生態。但在勞工制度、土地制度、基礎設施等限制工業化的桎梏無法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印度手機產業是特例，並不具有普遍性。更何況，當前的全球供應體系每個環節都面臨著史無前例的激烈競爭，印度已然錯過製造業發展的末班車。至於農業，在解決土地問題前，印度的農業也只能蹣跚前進，多年來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產業結構發展的欠帳已經帶來了嚴重的系統性問題。2021年，印度又從製造轉向AI。“半導體印度”、國家級AI計畫、PLI激勵、特區改革，政策工具一應俱全。現實是，項目普遍延期，技術夥伴頻繁退出，28nm晶片一再推遲，台積電、美光、富士康項目接連生變。近來，又有一批更高等級的合作夥伴將目光投向印度，微軟計畫未來四年中向印度投入175億美元，亞馬遜承諾2030年前在印度投資350億美元，Google也計畫未來五年投資150億美元建設AI資料中心。不說這些投入最終是否會落到實處，其實，這些巨頭是將印度當作“全球數字基礎設施的一個站點”，如果印度的產業結構不變，算力越強，反而越可能放大印度經濟的分化，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至於另一波巨頭如OpenAI、Google、Perplexity在印度推出免費服務，看重的更是使用者市場和資料資源。由此，關於印度還有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是，人口到底是資產還是負債。從來不用否認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潛力巨大，但如果人口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不是農業和工業時代的關係，人口越多，越可能是一種負擔，起碼不再有紅利屬性。當前印度就面臨嚴峻的就業壓力。2025財年，印度整體失業率在5%-8%之間，近年勞動力參與率甚至低於巴西、印尼（財新）。2025年，印度前六大IT服務公司員工淨增幅下滑72%；TCS裁員1.2萬人；自動化和AI已導致約20萬IT崗位消失，且仍在加速，2025年，這⼀數字將攀升⾄30萬⼈。通常製造業是吸收勞動力的大戶，但印度製造業顯然難當大任，農業反而成了“蓄水池”。2018年到2023年，印度農業就業人口不降反升，五年增加約7000萬人。這讓印度的K型分化越發嚴重。同時擁有電視、冰箱和洗衣機的家庭，在收入最低的農村人群中，只有1%的家庭擁有；而在最富裕的城市中，超過70%的家庭擁有。印度高種姓人口占比約10%，卻掌握全國約60%以上的財富，其中僅佔全國人口4%–5%的婆羅門群體佔據全國財富的四成以上。印度過往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靠國家扶植私有家族企業，這留下巨大隱患。印度經濟曾被稱為“AA制經濟”，因為前兩位首富名字以A開頭，收入加起來等於印度GDP的4%，資產加起來佔印度上市公司的25%。而當其中一位阿達尼被美國機構做空時，就給印度股市造成不小震動。所以，印度經濟發展困難的本質在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錯位發育，這導致人口和土地兩大要素紅利無法有效發揮。印度的未來很可能是，一個擁有世界級精英、強大服務出口能力；但同時也是一個內部結構撕裂、製造業長期偏弱、人口紅利難以兌現的國家。對投資者而言，理解印度，不能只看GDP增速、人口紅利和地緣敘事，而要看到結構決定上限，制度決定結果。而這，正是投資印度真正複雜、也真正難的地方。還值得投嗎？在經歷了長達一年多的調整後，不同外資機構開始重新提起印度股市。不同於之前外資幾乎不加掩飾的“長期樂觀”，這一次的看多，更像是一種基於周期、倉位與相對比較的謹慎修復。確實，印度股市在宏觀環境和微觀個體都出現轉機。從宏觀條件看，印度貨幣政策已經實質性轉向，印度央行從去年底已累計降息1.25個百分點，並下調現金儲備率，改善銀行體系流動性。印度政府也推動八年來最大規模的個人所得稅和商品及服務稅（GST）改革，意在大眾消費和內需修復。而印度央行已將截至明年3月財年的 GDP 增速預期上調0.5個百分點至7.3%。從盈利周期來看，至少在資料層面，下調已接近尾聲。高盛認為“MSCI印度指數成分公司的利潤增長將從今年的10%回升至2026年和2027年的14%。”不過相比“新科技敘事”，印度更吸引外資的是傳統內需與政策受益類股。從估值角度，Nifty的12個月遠期PE約23倍，已接近長期歷史均值。而外資對印度已處於歷史性低配區間。一旦盈利改善，那怕只是“沒那麼差”，資金回補就可能構成股市上漲推動力。所以，即便印度股市沒有牛市，但中短期的中等回報值得期待。可這仍然是一筆高門檻投資，因為匯率很可能會吞噬股票回報。2025年以來，盧比兌美元已貶值近5%，這還是在同期美元指數下跌超過7%的基礎上。這意味著，如果盈利10%，但盧比貶值7%，從美元視角看，風險收益比可能還不如美債。目前，國內暫無直接跟蹤印度指數的純本土 ETF，但可通過跨境 ETF和跟蹤印度市場的 QDII-ETF/LOF 基金間接參與。比如印度成分股佔比近 50%的新興亞洲 ETF，成立以來收益4.68%，但規模只有幾億，相對較小。還有工銀印度基金人民幣，不直接買印度股票，而是通過投資境外跟蹤印度市場的基金（含 ETF）間接佈局，重點跟蹤 MSCI India 指數（佔比 52%）、India 50 指數（佔比 11%），覆蓋印度大中盤股。宏利印度股票基金（QDII）成立時間較長，規模已達到15億，直接持倉印度個股，個股集中度較高；成立以來盈利49.06%，但近一年的表現均為負。另外港股市場也有跟蹤印度的產品，比如華夏MSCI印度ETF，但需要通過港股通投資，或選擇場外QDII等方式。不過，一些國內投資者定投印度ETF半年，結果還虧不少。總之，當前的印度股市，適合尋找相對收益，押注外資低配回補的資金，但離真正的優質投資還差得遠。 (虎嗅APP)

在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即將突破38兆美元大關之際，歷史似乎在重演。兩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也曾面臨類似的困境：政府要花的錢越來越多，卻不願通過加稅彌補缺口。最終，羅馬皇帝們想出了“歪招”——不斷減少硬幣裡的銀含量，讓貨幣慢慢變“不值錢”，以此偷偷轉嫁成本。這種做法的風險不只是物價飛漲（惡性通貨膨脹），更致命的是會摧毀人們對貨幣的信任——一旦大家不信手裡的錢能買到東西，整個經濟秩序都會亂套。如今的美國沒有“剪硬幣”，但麻煩一點沒少。2026年剛開局，美國債務佔GDP的比例已經衝到120%，前聯準會主席、現任財政部長葉倫等頂尖經濟學家發出警告：美國可能正走向另一種“貨幣貶值”，也就是“財政主導”。先搞懂：什麼是“財政主導”？用開車打個比方就明白“財政主導”聽起來很專業，其實可以簡單理解為：政府借錢過日子的需求，反過來捆住了聯準會對抗通膨的手腳。我們可以把美國經濟比作一輛汽車：財政部是“司機”，負責按政府指令花錢；聯準會是“剎車”，本來該在政府花太多錢、物價漲太快時，通過加息降溫。但現在，這輛車後面掛著一個38兆美元的“超級拖車”——債務太重了。如果聯準會敢用力“剎車”（大幅加息），後果就是“剎車片爆炸”：政府要支付的債務利息會暴漲，甚至可能還不上錢（違約）。所以，那怕經濟已經朝著“過度花錢”的懸崖沖，聯準會也只能被迫松剎車——最終的結果，就是物價失控飆升。葉倫在近期的經濟學家會議上明確表態：“財政主導的條件正在變得越來越成熟”，她還指出，未來30年美國債務佔GDP的比例會進一步飆升到150%，情況只會更糟。關鍵變化：美國人不再相信“欠的債要還”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前聯準會經濟學家埃裡克·利珀對“財政主導”有更直白的解讀：問題的核心是美國人的心態變了——以前大家默認“政府今天借的債，未來一定會通過稅收盈餘還清”，但這個共識在2020年徹底沒了。他把這個共識叫做“漢密爾頓規範”（以美國開國元勛、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命名，代表美國長期的財政信用基礎）。利珀認為，是川普和拜登政府的疫情刺激計畫打破了這個規範。“川普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給民眾的刺激支票上，”利珀說，“如果這些支票附帶一張紙條，寫著‘這錢以後要靠你們多交稅還’，你覺得他還會簽名嗎？他想傳遞的是‘這是給你的禮物’，而不是暫時的貸款。”這種心態變化很關鍵：如果大家都覺得政府發的錢是“白拿的禮物”，而不是未來要還的債，就會立刻把錢花掉——這直接推高物價。在這種情況下，通膨就不是“意外”，而是聯準會為了避免債務崩潰，不得不接受的結果。利珀還提到，葉倫本人也有責任：她擔任財政部長期間，一邊呼籲國會在疫情期間“大規模花錢”，一邊安撫民眾“別擔心，聯準會有辦法控制通膨”。但實際上，一旦陷入“財政主導”，聯準會的那些工具根本沒用。他拿2008年金融危機做對比：當時歐巴馬政府剛通過刺激計畫，五天內就承諾要把赤字減半；而現在的政府連“未來會賺錢還債”的口頭承諾都沒有，直接把債務當成了“永久增加的貨幣”。反常現象：加息不僅不降溫，反而會推高通膨？在普通人的認知裡，聯準會加息是為了讓大家少花錢、降溫通膨，但現在美國的債務規模，讓這個基本邏輯失效了——加息反而變成了“加速器”。因為債務太多，美國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債務利息已經超過1兆美元。這些利息不是憑空消失的，而是直接發給了買美國國債的投資者（比如個人、企業、其他國家），最終流入了私營部門。“私營部門的收入因為利息支付變多了，這不僅不會讓大家少花錢，反而會刺激消費，進一步推高物價，”利珀解釋道。他提到，上世紀80年代聯準會前主席沃爾克靠加息壓制通膨時，美國債務佔GDP只有25%，利息支出對經濟的影響很慢，政府有時間調整；但現在債務佔比120%，加息的影響立刻就顯現，完全是適得其反。市場已經慌了：債券市場成了“新老闆”這些風險不只是學術理論，債券市場已經給出了訊號。海軍聯邦信用合作社首席經濟學家希瑟·朗說：“現在美國的債券市場已經成了新的王者。”她解釋，對大多數國家來說，債務佔GDP超過120%就是“遊戲規則改變”的節點——此時債券投資者對經濟的影響力會變得極大。這種影響最終會落到普通人身上：抵押貸款、汽車貸款的利息越來越高，而且這些利率越來越不聽聯準會的指揮。如果投資者不再相信美國會恢復“漢密爾頓規範”（靠未來盈餘還債），就會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費”（也就是原文說的“期限溢價”）——不管聯準會想降利率還是維持利率，所有人借錢的成本都會被迫上升。利珀補充說，美國現在還沒到阿根廷、羅馬帝國那種惡性通膨崩潰的地步，但已經站在了危險邊緣。因為政府連“未來會還債”的口頭承諾都放棄了，大家開始直接把“政府花錢”和“物價上漲”劃等號。他引用丘吉爾的話說：“美國總是在窮盡所有其他選擇後才做出正確的決定。在大家對美國財政的信心真正破裂之前，我們還能撐住；但如果這份信心開始動搖，我們就真的陷入大麻煩了。” (跬步書)

全球經濟正面臨一種緩慢而隱蔽的結構性衰退，這種衰退不同於以往的突發危機，而是通過多重因素的累積效應逐步顯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10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3%放緩至2025年的3.2%和2026年的3.1%。這一預測反映出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僅為1.5%左右，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勉強維持在4%以上。世界銀行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則更顯悲觀，預計2025年全球增長僅為2.3%，2026-2027年僅略有回升。這種低增長態勢並非暫時的周期性波動，而是源於債務積累、政策工具耗盡、人口結構變化、經濟碎片化、能源轉型挑戰以及金融體系脆弱性等多重結構性問題的疊加。債務負擔的累積效應全球債務規模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2025年前三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攀升至近346兆美元，較2024年增加26兆美元。這一規模相當於全球GDP的350%左右，遠高於2000年的180%。IMF的資料顯示，2025年全球公共債務超過111兆美元，佔全球GDP的94.7%。發達經濟體債務問題尤為嚴峻，美國公共債務佔GDP比重達120.79%，日本高達236.66%，義大利為135.3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2025年債務報告指出，全球公共債務在2024年已突破100兆美元，開發中國家淨債務流出國家數量在過去十年翻番。這種債務膨脹源於長期低利率環境和疫情期間的刺激措施，但如今已轉化為沉重負擔。美國政府2025年債務利息支出超過1兆美元，超過國防和醫療支出，成為聯邦預算中增長最快的部分。類似情況在歐洲和日本普遍存在。高債務水平抑制了生產性投資，資金更多用於償債而非經濟增長。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在2025年的一篇評論中警告，高債務與低增長的組合可能引發“債務陷阱”，導致財政危機。債務超周期的終結過去40年來，全球經濟依賴於“債務超周期”：每次經濟下行時，央行通過降低利率刺激借貸和消費。這一策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網際網路泡沫破滅後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中均奏效。但如今，這一周期已接近尾聲。主要經濟體利率已觸及零下限或負值。2020年疫情爆發時，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從4兆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近9兆美元，其他央行如歐洲央行和日本銀行也大規模印鈔。2025年，這一工具的邊際效用已大幅降低。國際清算銀行（BIS）報告指出，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空間已耗盡，進一步寬鬆可能引發資產泡沫而非實體增長。EY的2026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強調，供給側衝擊和貿易緊張進一步削弱了傳統工具的有效性。通膨陷阱的形成2021-2022年的通膨浪潮加劇了債務管理難度。美國2022年6月通膨率達9%，英國11%，德國超過8%。央行通過激進加息應對：聯準會在18個月內將利率從近零提升至5%以上，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快的緊縮周期。2025年，美國通膨率降至11月的2.7%，核心通膨率為2.6%。聯準會於2025年12月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3.5%-3.75%。然而，高利率引發債務服務危機。政府、企業和家庭支出更多用於利息，而非投資或消費。這形成“通膨陷阱”：緊縮抑制增長，但放鬆可能重燃通膨。摩根士丹利的2026年經濟展望報告指出，粘性通膨將成為2026年主題，全球增長放緩至3.0%。人口結構的定時炸彈發達經濟體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同步收縮是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轉變。OECD預測，到2060年，其工作年齡人口將下降8%，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家下降超過30%。日本自1990年代起工作年齡人口已下降，中國2024-2050年將縮減24%，韓國生育率降至0.72。聯合國資料顯示，全球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從2025年的65%開始下降。經濟增長依賴於勞動力數量和生產力。當勞動力收縮時，需要生產力大幅提升以維持增長。但過去15年，發達經濟體生產力增長乏力。美國1995-2005年年均2.5%，2010年後僅1.3%。OECD 2025年生產力指標彙編顯示，2023-2024年OECD國家勞動生產力增長平均僅0.6%，歐元區下降0.9%。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生產力增長低迷導致歐洲和中亞地區GDP潛在損失62%。人口老齡化與生產力停滯結合，降低了發達經濟體基線增長率。全球經濟碎片化自2016年起，全球化逆轉加速。美中佔全球GDP 40%，但雙方經濟脫鉤加劇：技術限制、出口管制和投資壁壘導致平行技術生態。歐盟追求戰略自主，印度作為製造中心崛起但基礎設施不足。IMF估計，全面經濟碎片化可能減少全球GDP 7%，相當於每年損失7兆美元。2025年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警告，碎片化加劇下，全球增長前景黯淡。碎片化提高了成本，削弱了全球供應鏈彈性。UNCTAD預測，2025-2026年全球增長放緩至2.6%，遠低於疫情前3%。經濟學家警告，這限制了資源跨國協調，放大局部問題。能源轉型的挑戰全球能源系統轉型勢在必行，但經濟上極具破壞性。國際能源署（IEA）2025年世界能源展望報告指出，實現氣候目標需每年投資4兆美元於能源轉型技術，目前僅1.8兆美元。2025年全球能源投資達3.3兆美元，其中清潔能源2.2兆美元。化石燃料基礎設施面臨數兆美元擱淺資產風險，而可再生能源依賴關鍵礦產供應鏈：剛果民主共和國佔全球鈷70%，中國主導稀土加工，印尼控制鎳供應。這增加了地緣政治脆弱性，與其他經濟壓力並存，放大不確定性。IEA強調，轉型雖必要，但需巨額資本再分配。影子銀行系統的隱患2008危機後，監管強化傳統銀行，但資金流向監管較鬆的影子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2025年報告顯示，非銀行金融部門資產達256.8兆美元，佔全球金融資產51%，增長9.4%。更狹義的影子銀行資產達76.3兆美元，增長12.7%。這些實體與傳統銀行高度互聯，但透明度低。2023年矽谷銀行倒閉揭示流動性危機風險，數字銀行和社交媒體加速資金外流。FSB警告，影子銀行規模擴張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尤其在高利率環境中。政治和社會後果經濟危機往往引發政治動盪，反過來加劇經濟問題。發達民主國家政治極化加劇，機構信任下降，經濟民族主義興起。這形成惡性循環：經濟壓力導致極端政治選項，阻礙有效政策實施。1930年代大蕭條經驗顯示，此類循環可能導致威權主義崛起。今天，歐美和拉美民粹運動支援率上升，貿易協定受質疑，國際合作困難。麥肯錫2025年12月經濟狀況展望調查顯示，受訪者對全球經濟更樂觀，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突出。政治碎片化限制政策工具，協調響應危機更難。技術的悖論儘管人工智慧（AI）、自動化和數位化轉型迅猛，但未轉化為強勁增長。技術收益集中於少數公司，美國五大科技公司市值超過多數國家GDP，但就業相對少。許多技術取代勞動力而非補充，導致不平等和消費力下降。實施新技術需巨額投資和長期回報，在高利率和不確定環境中，企業謹慎。OECD資料顯示，AI益處尚未在生產力統計中顯現，2024年生產力增長停滯於0.4%。過渡期中，舊崗位消失快於新崗位建立，加劇經濟壓力。政策困境的深化傳統工具耗盡：利率已高，財政刺激加劇債務，貨幣擴張風險通膨，緊縮深化放緩。央行和政府陷入困境，每一選項均有重大缺點。J.P.摩根2026年市場展望報告預測全球增長3.2%，但衰退機率35%。沉默崩潰的現實當前並非突發崩潰，而是經濟活力和生活標準的漸進侵蝕。許多發達國家實際工資停滯，年輕一代住房負擔加重，公共服務緊張，基礎設施老化。IMF預測未來5年全球增長平均3%，低於2000-2019年的3.8%。未來情景無人確知未來，但存在三種情景：樂觀情景中，AI和能源突破驅動生產力增長，政治合作推動平穩轉型；悲觀情景中，級聯危機、金融中斷、主權違約和貿易戰導致1930年代式停滯；最可能的是中間路徑：周期性危機、發達國家生活標準漸降、經濟和地緣緊張加劇。全球經濟面臨無歷史先例的挑戰組合。傳統模式崩潰，新範式未現。理解這一現實是適應和建構更好未來的第一步。 (周子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