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次極限TACO！美伊以最後關頭的峰迴路轉，看起來無比驚險，各自宣佈勝利的做法，又有些搞笑。全球資本市場在這場極限TACO中，迎來了史詩級的大逆轉。一邊是川普沉迷畫K線，另一邊則是研究員反覆撕研報。全球頂級投行的研究員，面對反轉反轉再反轉的局勢，最好的選擇就是降低頻率——研報寫的越勤奮，打臉越快。當然，最好的選擇還是避開中東局勢，研究一些其他的，比如——史上最激進的美國國防預算。華爾街頂級研究機構伯恩斯坦近日發佈一份研究報告，聚焦川普政府發佈的2027財年國防預算提案。這份1.45兆美元的國防預算（含能源部核項目達1.5兆美元總規模），刷新美國現代國防支出紀錄，較2025財年1兆美元預算大幅擴容，成為美國近年來力度最強的國防投入方案。伯恩斯坦預測，最終獲批的預算規模遠不及1.5兆美元，但對資本市場而言，實際落地規模達到1.2兆美元，即可構成美國防類股的超預期利多。Part.01 史上最激進的國防投入伯恩斯坦研報顯示，這份預算徹底重塑聯邦財政分配格局，可自由支配預算中國防佔比從2025年的56%躍升至68%，非國防開支則被削減10%至6600億美元，醫療、民生等多數非國防部門均受影響，僅NASA得以保留預算空間。為降低國會審批阻力，提案設定3500億美元調節資金以規避參議院60票門檻，但財政支撐存在明顯隱憂，在3.5%實際GDP增速、4640億美元關稅收入的樂觀假設下，聯邦赤字仍將升至2.2兆美元，實際赤字壓力大機率高於預期。Part.02 資金投向聚焦：太空 艦船和導彈此次預算並非全面撒網，而是高度聚焦太空、艦船、導彈三大戰略方向，裝備採購與研發投入同步迎來爆發式增長。其中裝備採購經費整體暴漲101%，陸軍以113%的增幅領跑，核心驅動力為導彈採購擴容；海軍採購增長58%，覆蓋軍用飛機、艦船建造、導彈全領域。空軍採購增長50%，太空軍成為核心增量，導彈項目同步大幅增資。研發測試與評估經費整體增長63%，太空軍研發經費直接翻倍，重點投嚮導彈跟蹤、太空發展架構項目，空軍研發增長30%，主要由涉密國防項目驅動。疊加2000億美元補充預算提案，若能落地將成為美國現代史上最大規模國防投資增長，全面貼合大國競爭下的高端化、太空化國防戰略導向。Part.03 國會審批前景：全額通過機率極低儘管預算提案氣勢恢宏，但伯恩斯坦明確判斷，1.5兆美元全額獲批幾乎不具備現實可行性。從政治阻力來看，民主黨因醫療、民生開支被削減將全面反對，共和黨赤字鷹派亦對大規模擴張性支出持抵制態度，兩黨分歧難以調和；從時間節點來看，國會計畫8月休會前完成立法流程，但美國已多年未按時通過預算，2026年大選年議員重心轉向競選，審批流程大機率延期，若11月民主黨奪回國會或參議院，調節資金通道將失效，預算會被大幅回砍。研報指出，兩黨對國防支出增長存在普遍共識，最終預算規模必然上調，但遠不及1.5兆，對資本市場而言，落地規模達到1.2兆美元及以上，即可構成國防類股超預期利多。Part.04 產業與投資影響：太空領域彈性最優即便預算規模縮水，美國軍工產業鏈的結構性景氣趨勢已十分確定，三大核心領域均有明確受益標的。太空領域是本次預算最大增量方向，增長彈性最為突出，L3Harris（LHX）、諾斯羅普·格魯曼（NOC）、洛克希德·馬丁（LMT）、波音（BA）直接受益於太空軍經費擴容。艦船製造領域受益於海軍採購增長，通用動力（GD）、亨廷頓·英格爾斯（HII）手握穩定造船訂單；導彈領域保持穩健增長，雷神技術（RTX）、洛克希德·馬丁為核心承包商，固體火箭發動機供應商L3Harris、諾斯羅普·格魯曼盈利確定性極高。整體來看，此次預算是美國國防戰略從反恐維穩轉向大國競爭的具象化體現，資金向高端裝備、太空能力、遠端打擊力量傾斜的趨勢不可逆，軍工類股長期景氣邏輯已徹底確立。Part.05 軍工擴張周期正式開啟川普政府1.5兆美元國防預算，是美國國防擴張的理想藍圖，而1.2兆美元則是貼合國會博弈與財政現實的合理底線。這份提案的核心價值不在於最終落地規模，而在於明確了美國國防資金長期傾斜的方向——太空、艦船、導彈三大主線將持續獲得資源支援，成為軍工行業增長的核心引擎。伯恩斯坦認為，對於市場而言，無需糾結全額預算能否通過，把握結構性主線即是抓住本輪軍工擴張的核心機遇，在大國競爭的時代背景下，美國軍工行業已正式邁入新一輪史詩級擴張周期。 (智通財經APP)

2025年最新資料，美國年GDP達到31兆美元，中國的年GDP折算成美元大約是19.2兆美元，中國的經濟體量佔美國的約62%，中國追上美國的道路依舊漫長。歷史上中國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根據後世經濟學家的研究，一直到1890年，美國才趕超大清，成為世界GDP第一。之後中國的經濟地位不斷下滑，到1990年甚至滑到了世界第11名。而美國一直保持著世界GDP第一，中間雖有德國、蘇聯、日本、中國的挑戰，第一的地位卻始終堅挺。為什麼1890年前中國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呢？原因無他，因為中國人口數量巨多，體量太大。1750年，1800年，1850年，1865年，1890年全球人口數量依次是7.3億，10億，12.3億，12億，15億；中國的人口數量依次是2.5億，3.2億，4.3億，2.6億，3.6億。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重依次是34.2%，32%，35%，21.6%，24%。大清時代的中國人口數量一直佔世界4分之1，甚至是3分之1，農業社會中人多力量大，自然GDP產值就高。1885年~1909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然後1890年前世界雖已進行了2輪工業革命，即1780年代開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1860年代開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但工業化波及的地區仍然只是歐美部分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數量遠遠不如大清，因而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GDP可以超過大清。比方講當時的英國大概有3400萬人，美國的人口數量一直到1890年才達到6200萬，南北戰爭時美國總人口才3500萬。即使工業化後的西方國家的人均GDP遠遠高過大清，甚至達到了大清的10倍，但這些國家的人口體量只是大清的零頭，GDP總量上依舊屈居大清之下。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人口數量僅為大清的9分之1，GDP規模僅為大清的5分之1，人均GDP卻已經是大清的近2倍了。根據後世學者研究，1850年，1880年，1890年大清的GDP依次是36億兩白銀，37億兩白銀，42億兩白銀。佔世界GDP的比重從30%掉到11%，從絕對的世界第一到被趕超。1890年後中國的GDP佔世界比重就不斷縮小，到1987年一度跌到只有1.6%，淪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1820年以來中美歐印拉美GDP佔世界比重變化曲線。1890年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生產力的進步，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也開始大爆炸。這就導致中國佔世界人口比重也在不斷降低，到2025年僅有17%，甚至被印度趕超，連人口優勢都逐漸不復存在。現代社會中不再只是人多力量大，幻想僅靠巨大的人口體量就可以耀武揚威，稱霸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代社會中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均GDP甚至比GDP更重要，而科技創新的前提一定是有現代的制度。沒有現代的制度，就不會有真正強大的國力，這是甲午戰爭給國人最大的教訓。 (未音g)

某些常用假設產生的一種怪異後果是，按總體計算出的真實GDP可以不等於分類單獨計算的真實GDP之和。可見GDP的“真實”值的確要比名義值更“虛擬”。封圖：IC photo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是什麼？顧名思義地來看，這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最重要的指標，衡量的是一國之內一段時間裡經濟活動的總產出。問題是，那些活動算“經濟”？各界多年來一直對GDP有所反思和批評。有個在今天看來冒犯十足的西方老笑話說：如果一個男人娶了他的女傭，並讓後者繼續承擔之前做的那些家務，GDP會因為兩人從交易關係變成婚姻關係而縮水。所以關鍵在於，經濟核算的邊界劃在那裡，劃界標準是否能做到合理、一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黛安娜·科伊爾（Diane Coyle）十餘年前出版的《極簡GDP史》在講述GDP核算體系發展史時，已經觸及了GDP的含義、劃界，及其反映實際經濟狀況的精準性問題。而在2025年的新作《衡量進步》（The Measure of Progress）中，她對GDP等經濟指標提出了更多質疑，認為近幾十年漸進改良的經濟核算框架已經過時，需要一場革命。國民經濟核算，正如其先驅威廉·配第的代表作書名，是一種“政治算術”，並非純粹的科學。GDP之父西蒙·庫茲涅茨最初打算將其設計為衡量國民經濟福利而非產出的指標，考慮排除國防開支等明顯無法給人民帶來福利的項目。但當時在二戰的陰影下，他的“甲方”美國政府想知道的是經濟體的產出水平和潛力，恰恰需要掌握有多少生產能力可用於軍備製造等資訊。最終，政府開支還是都被計入了GDP。這樣問題就變成，“產出”的範圍囊括那些活動。上面的女傭笑話揭示出，儘管家庭內部成員彼此提供的一些服務與市面上服務業的產出極為相似，卻被GDP統計所忽略。對此有一種辯解是，GDP要衡量的本來就是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或服務，其經濟價值以市場價格為準，指責GDP不計入市場以外的活動是無的放矢。然而GDP核算中有的常規做法與這一說法有些齟齬。住房租賃向租戶提供了居住消費服務，所以租金不出意外地是GDP的一部分，但同時居民自有住宅所產生的居住服務由於經濟性質相同，也會按照房租市價或成本折舊算出相應的虛擬“租金”，計在GDP中。現實中女性居多的家庭成員所承擔的家務勞動，與自住住宅服務邏輯上類似，但只有後者被納入了GDP。多年來一直有人呼籲改變這種雙重標準的現狀，將無薪酬的家務服務的價值計入GDP，只是因為資料收集和計算過於艱難而未能實現。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二者的區分沒有原則上的正當理由，原因主要是技術性的。更微妙的情況要屬20世紀以來經濟佔比越來越大的政府支出。市場經濟部門的產出值是以商品、服務或中間品的市場價格來計算，但政府部門的大部分“產出”並沒有真正的售價，公共安全、政務服務、城市基礎設施等大都如此。這類政府項目的“產值”是按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成本金額計入GDP，實際上統計的是投入而非產出，與市場部門中將扣去投入成本的增加值計為產出值的演算法完全不同。另外，政府的教育、衛生支出有助於提高國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卻往往被統計為政府消費而非投資，使得投資佔GDP的比例事實上被低估。科伊爾在新著中強調，本就讓國民經濟核算界左支右絀的“產出”邊界問題，已經蔓延到了日漸龐大的數字經濟領域，且愈演愈烈。自從網際網路經濟早期，人們常用的搜尋、資訊、通訊等網路服務大多就可以免費使用。這些免費服務以及社交網站、視訊網站上的使用者生成內容，與書報、電影、旅遊等傳統消費項目爭奪著人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如果僅僅因為前者是免費的，甚至是由使用者自己貢獻，就說它們毫無經濟價值，顯然並不合理。但現實中同樣由於缺乏價格資訊等技術困難，基本沒有將它們納入GDP核算。當然，免費網路服務提供商的典型盈利模式是展示廣告以獲得收入，相應的廣告費和在傳統的廣告業中一樣計入GDP，但這些費用並不能代表使用者從免費服務中獲得的價值，甚至不能說捕捉到了服務價值的一部分而遺漏了其餘部分，因為兩者從概念上就不是一回事。另外與女傭笑話所表現的問題類似，數位技術讓人們可以在手機、電腦上自助完成購物、金融、旅行安排等事務中很多原本由商家員工提供的服務，相當於把市場上一部分生產轉移到了家庭內部。這在大大提高效率的同時，也會減少能被統計到的服務價值。其實，近年多項研究估計出的網際網路免費服務的價值不大，只能為GDP增加一點零頭。但資訊技術造成的統計問題不限於消費領域。越來越多的資本或中間品已經去實體化，體現為智慧財產權或人力資本。由此出現了“無工廠產品生產”模式，即核心廠商擁有品牌和技術但不擁有製造廠，而是專注於設計，將生產作業外包出去。無工廠生產最著名的例子是蘋果公司，在晶片行業更是常態，但並不限於科技行業。耐克等服裝鞋帽生產商同樣啟用了這一模式。同時由於商品智能化、複雜化，嵌入在有形商品中或在售後長期維保的服務日益重要，一些廠商的業務重點從製造向設計收縮的同時，又在向長期服務拓展。於是它們不再是單一的生產商，而是成為了整體“解決方案”的提供商。航空發動機生產商羅爾斯-羅伊斯公司2/3的收入和利潤就來自發動機售後的即時監測和維護服務。科伊爾此書以及數年前專門探討這些問題的《無形經濟的崛起》一書都指出，官方統計尚未完全跟上這些新興趨勢。這種演變的結果，一是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界限變得模糊，讓產值在不同行業之間難以精準劃分；二是跨境產業鏈中智慧財產權交易、雲服務等數字貿易中的價值轉移，給“國內”生產值的核算造成了困難；三是企業內事實上形成無形資本的一些投入未被恰當地認定為投資，在影響噹期分類統計的同時，也會因為遺漏無形資本隨後的折舊而使將來的核算出現誤差。數字經濟難以衡量的問題，其實是經濟整體向服務業轉型給統計工作帶來的挑戰的一部分。玩具製造的產出值可以清晰而合乎常理地確定，在其售價和數量之外不需要瞭解太多。但金融業與此完全不同。銀行發放按揭貸款這種金融服務的產出值該如何計算？顯然，要將這些金融服務納入GDP，需要做出很多不那麼自然的規定，如將利差計為增加值。科伊爾的老師茲維·格里利切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研究中曾將農業、製造業、建築業等生產有形商品的傳統行業歸為“能夠合理衡量”的部門，而將金融等服務業劃為“難以衡量”的部門，並行現美國經濟中能夠衡量的部門在二戰結束不久尚佔GDP的一半左右，到1990年已經跌至不到三分之一。而科伊爾基於這一演算法就資訊服務業做了修訂補充之後將資料更新至2023年，結論是難以衡量的部門的體量已超八成。經濟學家們需要跨時段考察經濟總量時一般不會使用名義GDP，而是使用經過價格調整的“真實”GDP。但很少有人會思考，“真實”值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是“真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1958年清醒地點評道：“我們稱作‘真實’的數值並非完全真實；只有以貨幣計量的名義值才是真實的。‘真實’值反而是假設的。”要理解這一點需要認識到，某年的名義或者說現價GDP是較為直接地加總得來，而在此基礎上需要額外的理論假設，才能儘量剔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得到“真實”或者說不變價GDP。這些假設雖然都是經過研究和討論才確定下來，有其合理之處，但畢竟是假設而非現實。商品和服務的質量變化是實物量即真實產值的變化的一部分，卻十分難以衡量。稍加思考就能意識到，電子產品、線上收費內容和教育、醫療、法律服務等的質量變化通常無法直接測量，至少不像價格變化那樣是在單一維度上的增減，而是體現為不同方面的性能提升、選擇多樣化、流程最佳化、省時省力等變化。要將其價格變化和包含質量因素的物量變化分解開來，顯然必須以大量假設為前提，把各方面特性的改變化約為單一質量指標的升降。這些假設很難說有唯一正確、科學的選擇，而是會含有一定的主觀成分。選擇不同的假設即可得出不同的“真實”值。此外，統計學家們很早就發現，各種商品或服務在整體產出中的比重和彼此相對價格每年的變化，也會給通膨率的計算帶來技術困難，只能在幾套都不完美的簡化假設中選擇一套來處理。某些常用假設產生的一種怪異後果是，按總體計算出的真實GDP可以不等於分類單獨計算的真實GDP之和。可見GDP的“真實”值的確要比名義值更“虛擬”。科伊爾認為，GDP核算方法更為基本的問題是衡量價值時過於依賴市場價格。前面已經提到，市場部門的產出價值大多以市價為準。即便是自住房屋服務和以成本來統計的政府支出，也都是比照或採用真實的交易價格來確定其產值。採用市價的優點是減少核算工作中的主觀性，不是讓身為第三方的核算者拍腦袋定價值，而是以市場主體的實際判斷為尺度。但以交易雙方的成交價來認定價值的問題在於，市場交易有時會產生經濟學家所說的“外部性”，也就是確實負面或正面地影響到了第三方，例如空氣污染對人們健康的損害。第三方對此沒有發言權、定價權，這些外部影響的價值就不會體現在交易價格中，進而也就會被統計所遺漏。這一問題本質上來自GDP衡量產出而非福利的設計理念。由此推而廣之，市場價格未能覆蓋的還有自然環境的價值。這個問題上難免有些哲學性質的爭議。一些環保主義者根本上就反對將自然視為“資源”，並用數字來為“無價”的自然定價。但人類走到今天，早已不可能像猿類祖先那樣與自然融為一體。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一些自然資源，應做且能做的只能是可持續地利用。而這就需要為其賦予價值，以儘可能少損耗自然價值，並付出合適的代價去保護那些有重大價值的自然事物。到單純的產出談到福利，再到自然，已經遠遠超出了GDP旨在衡量的範疇。GDP常年被批評從原則上就無法衡量健康、教育、環境等方面的狀況，技術上也一直飽受前文所述的種種非議。一直有人呼籲對經濟核算體系做出重大改革。現有的核算框架已開始就環境等項目建立“衛星帳戶”，將其統計結果與經濟產出等傳統項目並置。此外還出現了建構其他指數的嘗試，聯合國就推出了著名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將來自不同領域的多個指陣列成“儀表盤”以供決策者參考的做法也愈發常見。科伊爾的構想則是將“儀表盤”納入一套“綜合財富”核算框架，既統計流量也統計存量，建立一份充分完備的資產負債表，把無形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等都囊括其中，以全面衡量社會進步程度。她已在劍橋大學組成團隊，就此開展研究。“綜合財富”框架可謂極有雄心，但也因此面臨巨大的困難。此前HDI這樣的指數就已經步GDP的後塵，受到了原則和技術上的批評。衡量“綜合財富”需要為“無價”之物計算出“影子價格”，挑戰只會更加艱巨。並且研究界業已確認，HDI等多種號稱“超越GDP”的指數，其實統計上與人均GDP有高度的相關性。發展經濟學家蘭特·普里切特進一步指出，各個發展領域的重要指標按任何合理權重所構成的指數，都會與人均GDP強相關。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與社會各方面福利發展之間並非那麼不協調。經濟與福利的緊密關係其實不難理解。貧窮的社會無力負擔健康等領域的支出，收入增長後則能夠通過公共或私人的決策，“購買”更多的福利。既然其他指數提供的增量資訊不多，也就難怪GDP在人們的視野中仍然佔據著主導地位。目前還僅有朦朧輪廓的“綜合財富”框架能否在此之外做出意義重大的補充，掀起經濟核算的革命，尚需科伊爾及其團隊在未來給出更明晰的答案。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導讀：本文是《黑天鵝》、《反脆弱》等系列作品的作者納西姆·塔勒布在 2025 年羅恩·保羅研究所（Ron Paul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年會上的演講。演講時間為9月初。羅恩·保羅研究所由美國前國會議員羅恩·保羅創立，以倡導“有限政府、反對海外軍事干預、強調個人自由與市場經濟”為宗旨。它的年會匯聚學者、評論員和政界人士，討論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趨勢，常常與華盛頓的主流政策立場針鋒相對。塔勒布以研究“不確定性”和“黑天鵝事件”聞名，在這次演講中，他從隨機過程和複雜系統的視角，提出了對當下世界的七點觀察。以下為塔勒布演講全文編譯。朋友們，我今天要談七個要點。為什麼是七個？因為我最近看了太多巴比倫歷史。一、從“連接”到“技術封建主義”第一個要點是關於“集中化”。這是現代世界的一個顯著特徵，往往和我所謂的“黑天鵝”問題聯絡在一起。如今，由於高度互聯，“贏者通吃”的效應無處不在。想像一個小島，上面有許多物種，但每平方米密度很高。再對比一個大陸：一旦有足夠的空間，一些物種最終會佔主導，導致單位面積的多樣性下降。這正好對應了當今的文化與經濟生活。以書籍為例。大家都讀同樣的書——比如《哈利·波特》；音樂上也一樣——比如披頭士樂隊。在出版行業，最終是少數作家勝出。你要麼能賣出兩千萬冊，要麼就得去星巴克打工（除非像我一樣抵制那家公司）。歌劇演員也如此。過去，他們還能靠本地演出維持生計，因為當時沒有音像記錄。但現在，少數明星攫取了大部分收入。這種集中化本身並不是壞事——它只是市場機制的一部分，是事物運作的方式。問題在於，當頂端的地位變得“固化”（sticky）時，就會出現病態。比如，從大學宿舍走向主導市場的Google之路，曾經很短。以前像 AltaVista 這樣的搜尋引擎可以在幾分鐘內被取代，由新崛起的Google取而代之。但如今要取代Google卻幾乎不可能，因為其統治地位已經根深蒂固。這就是不健康的集中，導致了瓦魯法基斯（Varoufakis）所稱的“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集中化也同樣適用於病毒。新冠在大約一周內就傳遍全球，迅速佔據了整個星球。相比之下，腺鼠疫（則花了數年時間才從君士坦丁堡傳到英格蘭北部，並且因為缺乏交通聯絡，根本沒有傳到美洲。今天的超級互聯加劇了集中化，但這只有在我們還抱著 20 世紀初那種陳舊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物學教科書理解時，才顯得病態。再看財富。比如在美國，二十年後能維持下來的億萬富豪家族只有 20%。而在歐洲情況相反——集中化越來越頑固。我們正在朝著歐洲式的僵化方向走，而且是全球性趨勢。評論 1資本主義之所以能運轉，不僅在於它允許向上的流動，更在於它加速了向下的流動。二、歷史處理程序的動態性與誤讀第二個要點，是我們在理解“動態過程”上的困難，尤其是在地緣政治方面。因為歷史學家和統計學家看待歷史的方式完全不同。我的專長是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es，隨機演化的數學模型），所以我把歷史看作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而不是靜態的教科書描述。評論 2GDP 及其增長率在預測未來狀態時都可能誤導人；但如果忽視增長差異，其複利效應帶來的錯誤可能極為巨大。當拿不準時，應把“增長率”而不是“GDP 現值”當作基準。2007 年，我出版了《黑天鵝（The Black Swan）》。那一年，美國佔世界經濟的比例大約是 20%（以購買力平價 PPP 計，這個指標更合理），歐洲也差不多，中國則只有 6%。如今，美國大約 15%，並且還在下降；歐洲約 14%，下滑更快；而中國已超過 20%。這些變化，發生在一本書的壽命之內。複利增長中的小差異，會隨著時間推移造成巨大的結果差別——華倫·巴菲特對此反覆強調。即便你用“實際美元”來衡量 GDP，故事也差不多，只是基數不同而已。再看看軍事開支：美國每年花費大約一兆美元，中國則大約是三分之一。但比較兩者的“性價比”就不一樣了。在中國製造一把椅子可能只要 1 美元，而在美國則要貴得多。把這種差異套用在軍事生產上，你就能明白誰才是正在崛起的真正超級大國。如果中國現在還不是，那也只是幾周或幾個月的問題——因為變化太快了。這既不是“親中”，也不是“反中”，而只是現實。中國製造業總體更便宜，在軍事領域的相對優勢則更明顯。美國則存在“5.3 萬美元一個垃圾桶”（譯註：2020 年，彭博社報導空軍以 5.3 萬美元採購一個垃圾桶）的問題。美國的武器工業（麥格雷戈上校 Col. McGregor 已經提到過）缺乏競爭力。這是美國三大“極度昂貴”的領域之一，另外兩個是醫療和教育——在這些方面，美國的成本比別國高出一到兩個數量級。中國的軍費開支名義上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你很容易看出發生了什麼，因為他們沒有“5.3 萬美元垃圾桶”的問題。由於一種認知偏差，人們往往把“現狀”理解為 GDP 總量。但真正的“現狀”是 GDP 增長率。中國在 15 年裡從 6% 上升到全球 GDP（PPP）佔比超過 20%。試想 2035 年地緣政治格局會是什麼樣子。我們的預測往往失敗，因為我們依賴對過去的“原始分析”，忽視了二階效應。在未來，關於戰爭的討論可能需要發生在北京，而不是華盛頓。問題是，華盛頓那些高薪官員或許根本意識不到這些變化。三、S 曲線與經濟飽和第三個要點是S 曲線，我在《反脆弱》裡討論過。在生物學和經濟學中，增長往往先是凸性的高速擴張，然後逐漸放緩進入飽和階段——增長雖然可能沒有上限，但仍然低於對數型的無限增長。舉個例子：當你已經有一個兩車位的車庫時，你真的還需要一個五車位車庫嗎？有些人可能會，但大多數人不會——因為激勵已經減弱。中國的增長之所以迅速，是因為很多人仍然缺乏基本的生活設施，比如汽車；而歐洲和美國已經接近飽和，增長動力有限。與此同時，許多人也逐漸發現，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如修建自行車道、打造步行和騎行友好型城市）雖然提高了生活質量，卻未必帶來經濟增長。問題在於，負債最重的，偏偏是這些已經飽和的經濟體——美國和歐洲。有一句法語諺語：On ne prête qu’aux riches（“只借錢給富人”）。然而，當一個國家已經很富有卻仍然大量舉債時，它需要依賴增長來償還債務，而在 S 曲線的頂部，增長恰恰最難實現。更糟的是，某些政策（比如本屆政府推行的關稅）會進一步抑制增長，因為它們迫使資源流向低利潤率的活動。就像讓一名腦外科醫生每周花兩天去當園丁，以避免被專業園丁“剝削”。這種從高附加值轉向低附加值的轉變會壓低 GDP——這是正統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觀點。而偏偏我們現在是最需要增長的時候。GDP 增長必然在“窮人不夠用”的時候放慢。增長遵循一條 S 曲線，儘管右側延伸較長。生物學中的事物往往會飽和，或至少放緩。把人從貧困中拉出來時，經濟增長得很快；但當你不得不“進口窮人”才能維持增長時，就難多了。問題在於，國家就像個人一樣，往往在不需要借錢時借得最少，而在富裕時卻借得越來越多，最終陷入債務螺旋。美國的龐大政府體系和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正在加劇這種困境。不久之後，美國的大部分開支都會被用來償還債務，而我們缺乏糾正這一局面的政治機制。更糟的是，我們現在依賴外國人或本國退休老人來購買國債。拜登前總統的政策，比如凍結美元資產，已經讓投資者對美元資產望而卻步。如果你的資產可能因為“某人曾和某個與普丁沾親帶故的銀行家吃過午飯”而被凍結，那誰還願意持有美元？於是，各國央行紛紛轉向黃金。隨著金價大幅上漲，金磚國家也在逐漸減少對美元儲備的依賴。四、移民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會單純出於“喜歡移民”而歡迎他們，真正的理由總是經濟上的實用性。西方國家先是富裕了，然後發現沒人願意去打掃廁所、修屋頂、帶那些吵鬧的被寵壞的孩子，或者割草坪。如果要讓牙醫每周抽兩天時間去當園丁，那成本會高得無法承受。而且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也不會夢想著長大以後去做清潔工。所以，這些工作只能靠“輸入窮人”來完成——那怕是勉強接受。評論 3少量移民在社會上是無害的；但大量移民則會讓本地人覺得這與歷史的延續出現了“斷裂”，甚至像一次入侵，即便實際上並非如此。美國和歐洲在結構上已經對廉價移民勞動力產生了依賴——房子越建越大，草坪越來越廣，維護也越來越費工。一旦這些勞動力驟減，就會引發“超級通膨”，因為此類供給收縮的效應是非線性的。還記得 2022 年的情況嗎？事實上，每一個靠“反移民”綱領上台的西方政黨，最後執政結束時的移民數量都比之前更多。義大利的總理喬治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就是最新的例子。在這種背景下，近期的驅逐移民舉措看上去大多隻是象徵性的動作——為了贏得選票而做的姿態。有些甚至純粹是出於羞辱移民的惡意。那麼，西方能不能擺脫移民？答案是否定的。除非願意把自己的全球 GDP 攔腰砍掉——而對於已經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經濟體來說，這是絕對付不起的代價。理論上這可能是理性的選擇，但在現實中幾乎沒人願意承受。需要強調的是，我本人對封閉的、排外的單一民族國家（xenophobic ethnostates）並無意見，只要它們不去入侵別人，並且各過各的就好。但在現代條件下，你不可能既維持這樣的體制，又背負著需要增長來償債的龐大債務。於是我們陷入一種奇怪的局面：那些排外的人，一方面依賴移民來滿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卻投票反對移民——這就是一種“公地悲劇”。評論 4人們對移民數量的感知往往比現實高出很多。原因可能在於他們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心區域，差異又特別顯眼，產生了“顯著性偏差”。在歐洲，穆斯林人口比例通常低於 1/20，大多數國家在 1/10 到 1/100 之間。但普通人的直覺估計往往要高一個數量級。這種錯覺讓人以為“移民的好處只屬於移民自己”。但現實是，大多數抱有這種看法的人，最終都依賴移民來維持他們所謂的“更好生活”——除非他們對“更好生活”的定義完全不涉及物質層面。關於高技能移民的說明在“反向人才流失”（即高技能移民流入）方面，歐洲和美國之間有顯著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兩者增長率的差異。美國憑藉更豐厚（但也更不平等）的學術薪酬，以及更少的退休限制，一直在吸引歐洲最具進取心和生產力的科學家。在紐約大學坦頓工程學院（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of NYU），我待了十五年以上。那裡的教師和研究生幾乎全部是外國出生的。評論 5通過簽證限制來逆轉“人才流失”方向，可能實際上有助於人才來源國，讓他們的人才留在本地發展。五、社交媒體的解放效應接下來的要點是一個樂觀的消息：社交媒體改變了資訊流動的方式。在歷史上，人們在理髮店、魚市交換消息，既是傳遞者，也是接收者。大眾傳媒打破了這種模式，把我們變成了被動的電視觀眾——由國家和經過淨化的報紙來“灌輸”。而如今，像 TikTok 和 X（前 Twitter）這樣的平台，讓我們重新回到既能分享、也能接收資訊的自然模式。社交媒體很難被控制，即便有審查機制。而人工智慧的存在更讓操控變得困難：一旦想要系統性操縱，結果往往會前後矛盾。舉個例子，如果 1995 年發生在加薩的種族清洗，可能會被傳統媒體完全掩蓋。但在 2025 年，社交媒體讓真相曝光。如今的媒體只對政客或與現實脫節的人有意義——任何 30 歲以下的人都不會關心 ABC 新聞。所以，這是件好事。有人和我談起華盛頓的“媒體循環”，我直接告訴他：唯一在乎媒體的人，要麼坐在輪椅上，要麼混跡政壇。我自己能走到今天，最初靠的是 Facebook，後來是 X/Twitter，而不是傳統媒體。我甚至拒絕了出版社為我最新幾本書安排的媒體巡演。評論 6傳統集中化媒體對西方公民的控制被打破，直接的效果之一就是：以色列再也無法把他們的種族清洗和種族隔離包裝成“捍衛西方價值觀、抵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敘事。六、政府角色的擴張第六個要點，是政府的持續膨脹，使得跨時代的比較完全失效。在歷史書裡，我們會讀到路易十四這樣的君王，或者像科爾貝爾（Colbert）這樣的中央集權者。但今天的政府，比當時大得多，也更具侵入性。在歐洲，政府支出佔 GDP 的 40%–50%（在法國更高，尤其是如果把教育算進去）。美國官方數字略低一些，但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最近的各類干預，比例其實更高。一個世紀前，政府開支佔 GDP 的比例往往不到 15%，很多時候甚至不到 5%。評論 7政府規模是與時代相關的概念，因此跨時代比較並不成立。今天的政府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效的滲透力”，這要歸功於技術。即便是在依靠亞當·斯密原理驅動的經濟體中，政府的規模也在大幅增長。1500 年時，即使是獨裁政府也難以掌控太多，因為它在經濟中的佔比很小。但今天的政府擁有更廣的觸角，而且這一趨勢幾乎無法阻擋。所謂“有限政府”的保守派，在當下的訴求，其實和幾十年前中央集權者的願望差不多。七、規模的重要性最後一個要點，是治理與規模息息相關。我有一句箴言，被朋友們這樣總結：在國家層面，我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在州層面，我是共和黨人；在市政層面，我是民主黨人；在家庭層面，我是共產主義者。意思是說，治理方式必鬚根據規模來調整。比如說，鄉村俱樂部都有規則和執行機制——這其實就是一種“政府”。但沒有人會抱怨這是“俱樂部獨裁”。回顧歷史，成功的治理模式往往是小規模的城邦，比如威尼斯、杜拜、新加坡。小規模使治理更有效。而隨著美國經濟的規模和複雜性不斷擴大，治理反而變得越來越困難。事實上，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比 50 年前或 100 年前更多的地方自治，但現有制度並沒有適應這一現實。 (格上財富)

Miran的演講稿，基於他與聯儲工作人員的論文A User's Guide to Reducing the Federal Reserve's Balance Sheet。感謝弗朗西斯科熱情的介紹。很榮幸能來到邁阿密經濟俱樂部。今晚，我將談論一個大到不容忽視的話題：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與其他任何銀行一樣，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記錄了我們持有的資產和負債。資產主要包括美國國債和機構抵押貸款支援證券（MBS）。負債則包括流通中的所有美元現鈔、銀行在聯準會的準備金餘額以及財政部一般帳戶存款。這些持倉的規模和構成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會影響銀行系統中的貨幣供應量，並對更廣泛的金融狀況產生影響。瞭解資產負債表的運作方式，對於理解聯準會如何維持經濟穩定和實施貨幣政策至關重要。今晚，我將探討聯準會在其資產負債表運作中經歷的各種機制，並解釋為什麼在我看來，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是可取的。接下來，我將闡述為什麼縮減資產負債表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挑戰，隨後我將討論實現這一目標的潛在路徑。最後，我將總結此舉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縮表的理由現代資產負債表政策圍繞著三個有些模糊的概念展開：“稀缺”（scarce）、“充足”（ample）和“充裕”（abundant）準備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聯準會在稀缺準備金機制下運作。在該機制下，聯準會保持相對緊縮的準備金，並頻繁地直接干預市場，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引導聯邦基金利率達到目標水平。危機過後，聯準會轉向了充足準備金機制，即銀行系統持有足夠多的準備金，使得聯準會無需每天進行積極的日常操作來控制政策利率。這一系統允許聯準會主要通過設定其參與市場的利率（即管理利率）來控制短期利率。在危機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裡，準備金也被描述為“充裕”狀態，即遠遠超出了市場平穩運行所需的水平。這是因為量化寬鬆（QE）政策極大地擴張了準備金餘額。縮減資產負債表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原因有很多。我們應該致力於在市場上留下儘可能小的足跡，以將政府引發的扭曲（包括融資市場的脫媒現象）降至最低。規模較小的資產負債表還有助於降低央行按市值計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並減少向財政部匯款的波動性。此外，較小的資產負債表能更好地保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它將公共債務的久期特徵保留為財政政策項目，使聯準會免於捲入跨部門的信貸分配博弈，並減少對準備金餘額的利息支付（國會中有些人將其視為對銀行系統的補貼）。最後，較小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再次面臨利率零下限的情景保留“干火藥”。然而，儘管較小的資產負債表有這些好處，許多人依然認為這根本做不到。這只是個白日夢——它永遠不會發生。如果你告訴我某件事是不可能的，我會忍不住問：“真的嗎？”這個性格特點給我惹了不少麻煩，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讓我們來仔細思考一下其中的可能性。一個可以解決的挑戰我的總體評估是，縮減資產負債表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挑戰。那些直接拒絕這個想法的人只是缺乏想像力。在應對這一挑戰時，我看到了三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能將資產負債表縮減多少？我認為能縮減很多，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要讓它恢復到金融危機前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我認為降至該水平是不可行的。由於貨幣需求的增長、《多德-弗蘭克法案》確立的危機後監管機制以及對巴塞爾標準的改革，加上由此帶來的市場結構和預期的變化，都導致了系統中對準備金的需求增加。第二個問題是，從目前的水平縮減資產負債表，是否必然要求回到稀缺準備金狀態？我認為不一定。相反，聯準會可以採取措施降低劃分稀缺、充足和充裕狀態的界線。降低這些界限可以通過我馬上要提到的多種政策來實現。向下移動這些界線將使聯準會在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的同時，仍能保持充足準備金政策。第三個問題是，回到稀缺準備金機制是否可取，或者是否可能？我相信，在目前的監管和制度框架內，我們可以回到稀缺準備金狀態，但這將涉及權衡。這些代價包括：接受短期利率更大的波動性；對聯準會積極管理準備金有更高的容忍度；以及更頻繁、更常態化地使用聯準會提供的流動性工具，如日間透支、貼現窗口或常設回購操作。您對這些副作用影響的看法，將決定您是否認為回歸稀缺準備金是可取的。前進之路降低稀缺與充足之間的界線是不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也許吧，但我看到了實現該目標的前進路徑。我和幾位聯準會同事共同撰寫的工作論文《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使用者指南》中，闡明了可以有效向下移動這些界線的措施。這些操作包括以下步驟：放寬流動性覆蓋率LCR（及相關）要求；限制內部流動性壓力測試的預期，以及相關的處置計畫流動性標準；消除對常設回購操作、貼現窗口使用和日間透支使用的污名化；進行更積極的公開市場操作，尤其是在季度末和具有重大財政意義的日期前後；讓交易商更容易消化證券；使國債等準備金替代品更具流動性和吸引力；在特定的目標區間內，在有效聯邦基金利率相對於準備金餘額利率略高的情況下實施政策。這僅僅是我們為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規模可以採取的步驟的一個示例。論文中還有更多內容，我鼓勵大家去閱讀。需要澄清的是，無論是在《使用者指南》中，還是在今天的講話中，我都沒有提倡任何具體的步驟。我只是列出了我們能夠識別的選項，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聯準會可以採取一些切實的行動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每個選項都需要進行單獨的成本效益分析。即使聯準會決策者選擇回歸稀缺準備金狀態，採取措施降低準備金需求也會使這一過程變得更容易，並允許資產負債表進一步縮減，同時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一些選項（例如消除對回購操作、貼現窗口和日間透支信貸的污名化，或進行臨時的公開市場操作）也將改善稀缺準備金機制下的市場狀態。我個人傾向於減少需求但保留充足的準備金，但這並非不可動搖的信念。讓我們回到我的第一個問題——資產負債表能縮減多少？正如我所說，危機前的水平不是一個現實的基準，因此我提供兩個替代方案：第一輪QE後：資產負債表約佔GDP的15%。這個水平的資產負債表可能是為了滿足金融部門的流動性需求所必需的。隨後第二輪量化寬鬆及後續資產購買開始擴大資產負債表，其目的是實現我們的雙重使命目標，而非為了金融穩定。2012年與2019年： 在開啟開放式QE之前，以及在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資產負債表約佔GDP的18%。理論上，這一水平反映了在《多德-弗蘭克法案》和巴塞爾協議要求變得清晰時銀行部門的流動性需求。它包含了資產負債表上一些所謂的“棘輪效應”，但不包括疫情以來產生的效應。寬泛地說，這個範圍可能反映了1兆至2兆美元的資產負債表縮減，這些數字在《使用者指南》中有合理的論述，且無需回歸稀缺準備金狀態。當然，資產負債表的最佳規模是一個值得更深入研究的課題，也許通過諸如銀行存款等金融變數而非GDP來衡量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會更好。我不打算在今天解決這個問題。今天的《使用者指南》中列出的工具將釋放巨大的空間來進一步縮減資產負債表，這也是我所樂見的。然而，在聯準會從其資產負債表中剝離證券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還需要確保金融市場能夠在受到最小干擾的情況下消化這些證券。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慢慢來。怎麼強調這一點的重要性都不為過。這也意味著要讓證券自然到期，而不是直接出售，因為直接出售會在資產負債表上兌現損失。如果看到我們的證券能以盈利的價格交易，我可以想像我們會將其出售，但在其他情況下不會。我們在《使用者指南》中提到的一些其他步驟，可能會使市場更容易消化我們資產負債表上的證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既然我已經概述了我們在《使用者指南》中擴展的一些想法，我想在講話結束時分享幾點看法，即資產負債表操作如何影響經濟和貨幣政策。我主要認為這是通過兩個管道實現的：第一，是通過貨幣和流動性的供應（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端），這是經典貨幣主義意義上的管道。準備金是高能貨幣，增加其供應就是貨幣供應的擴張。第二，是通過經濟學家所謂的“投資組合再平衡”效應（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端）。進一步解釋這個概念：在給定的一組價格下，私營部門吸收額外金融風險（包括利率風險）的能力是固定的。因此，聯準會向公眾移除或提供利率風險，將影響私營部門承擔整體金融風險的意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縮減資產負債表通過這兩種管道對經濟產生緊縮性影響。只要我們沒有處於有效的利率下限，縮減資產負債錶帶來的經濟緊縮效應就可以通過降低聯邦基金利率來抵消。因此，恢復縮減資產負債表很可能需要採取相對於基準預測更大幅度的聯邦基金利率下調。然而，量化這些影響是一項挑戰，我目前還不打算嘗試。結論最後，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規模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並且是可以實現的。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縮減，但政策制定者應首先採取措施確保其成功。我今天已經列出了其中一些可能的步驟，並在《使用者指南》中提供了更多細節。這些步驟中的每一步都可能有利有弊，必須進行充分的研究和校準。在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之前實施這些步驟，意味著在我們真正能夠開始之前還需要一段時間。根據我對政府如何駕馭《行政程序法》的經驗，一旦做出繼續推進的決定，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甚至可能需要數年。這一時間表將決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何時決定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以及何時研究如何實施這些變化，包括就新機制將如何運作向市場提供前瞻指引。而且，一旦這一過程開始，我建議放慢縮減步伐，以確保私營部門能夠吸收我們資產負債表上剝離的所有證券。我對這一切的發生感到興奮，但如果或當它發生時，我預計其進展將會很緩慢。再次感謝邁阿密經濟俱樂部今晚給我在這裡演講的機會。我期待著回答你們的問題。 (智堡Mikko)

今天來聊聊經濟，G20各國（二十國集團）的名義人均GDP排名。G20（Group of Twenty）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合作機制之一，由19個國家+ 1個國際組織（歐盟）組成，代表了全球約85%的經濟總量和約60%的人口，都是人口超過2500萬規模以上的國家。涵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那麼2025年的人均GDP排名如何？一起來看看：對比1995年和2025年的人均GDP變化，大概也能看出這些國家過去30年的經濟成長和發展軌跡，三十年世界經濟格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注意GDP是產值，不是直接收入，各類投資生產交易甚至賣資源都算GDP，如果看實際生活水平還要結合物價，所以僅供參考。🌍 G20國家經濟概覽一、整體地位G20是全球最核心的經濟組織，佔全球GDP約85%，佔全球貿易約75%，佔全球人口約60%、可以理解為全球經濟主要由G20國家驅動，也都是全球或區域的主要大國，在區域或全球有較大影響力。包含發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二、按照GDP總量分層（2025資料）1️⃣ 第一梯隊（全球主導）🇺🇸美國：GDP總量30.6兆美元（全球第1）🇨🇳中國：GDP總量19.6兆美元（全球第2）特點：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是中美兩強再加一個組織歐盟，決定金融、製造、貿易規則，目前中美對全球經濟周期影響最大，也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大國。2️⃣ 第二梯隊（核心發達國家）🇩🇪德國：GDP 5.01兆美元（全球第3）🇯🇵日本：GDP 4.28兆美元（全球第4）🇬🇧英國：GDP 3.96兆美元（全球第6）🇫🇷法國：GDP 3.36兆美元（全球第7）🇮🇹義大利：GDP 2.54兆美元（全球第8）🇨🇦加拿大：GDP 2.28兆美元（全球第10）特點：人均GDP和綜合實力都較強，技術和工業基礎強，和美國一起被譽為G7工業國組織，經濟穩定但增長緩慢，日本的GDP甚至出現衰退。4️⃣ 第三梯隊（發達/資源型經濟體）🇰🇷韓國：GDP 1.86兆美元（全球14）🇦🇺澳大利亞：GDP 1.83兆美元（全球15）🇸🇦沙烏地阿拉伯：1.27兆美元（全球第19）特點：韓國雖然只有5000多萬人口，但靠工業和科技，GDP總量排全球14。澳大利亞是發達國家裡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人均GDP和生活水平極高。沙烏地阿拉伯是中東最大資源型經濟體，人均GDP也在3萬美元以上。這三個國家體量中等但人均較高。3️⃣ 第四梯隊（新興大國）🇮🇳印度：GDP 4.13兆美元（全球第5）🇧🇷巴西：GDP 2.26兆美元（全球第11）🇲🇽墨西哥：GDP 1.86兆美元（全球第13）🇹🇷土耳其：1.57兆美元（全球第16）🇮🇩印度尼西亞：GDP 1.44兆美元（全球第17）🇿🇦南非：4263億美元（全球第40）特點：人口多、市場大，增長潛力高，經濟結構仍在升級，也都是金磚國家，印度有成為超級大國的潛力，目前GDP總量已經全球第五，印尼也增長迅速。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南非實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們在90年代發展到了現在的水平，雖然帳面數字在增長，扣除通膨實際沒太大成長，南非甚至衰退。⚠️ 特殊類型🇷🇺俄羅斯：GDP 2.54兆美元（全球第9）🇦🇷阿根廷：GDP 6833億美元（全球25）俄羅斯的經濟規模也大，全球第9，但經濟主要看能源價格以及國際局勢，這幾年軍工和能源拉高了GDP，俄羅斯國土面積最大，資源極其豐富。阿根廷曾經在上世紀就很富裕，但現在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和高通膨。三、經濟結構特點1️⃣ 發達國家vs新興市場並存發達：美國、日本、德國等新興：中國、印度、巴西等2️⃣ 分工非常明顯美國：金融、科技、消費中國：製造業、全球供應鏈德國 日本：高端製造沙烏地阿拉伯 俄羅斯：能源結語：G20可以決定或影響利率與美元流動性，國際貿易規則，全球能源價格，金融市場穩定等，所以都是全球很重要的國家。以上內容僅供國際旅行經濟參考！不構成任何建議！ (Tory陳去旅行)

2025年中國城市GDP排名（含港澳台）第一梯隊：4萬億以上第二梯隊：3萬億以上第三梯隊：2萬億以上第四梯隊：1萬億以上港澳台地區排名（2024-2025年資料）說明：港澳台資料通常以省級行政區形式統計，與內地城市直接對比時需注意統計口徑差異。台灣2024年全年GDP約5.3萬億新台幣（約合人民幣1.2萬億元），香港約2.8萬億港幣（約合人民幣2.5萬億元）2025年上半年最新動態，根據2025年上半年資料 ：上海、北京雙雙突破2.5萬億元，繼續領跑深圳超1.8萬億元，穩居第三重慶（15,930億元）與廣州（15,081億元）差距縮小至849億元蘇州以13,002億元穩居第六成都、杭州分別為12,108億元、11,303億元武漢10,593億元，第九位南京 9,179億元，第十位"守門員"地位承壓關鍵趨勢1. 重慶反超廣州：2024年重慶GDP超越廣州1160億元，重返"第四城"2. 長三角：TOP10中佔據4席（滬蘇杭寧）3. 北方第二城之爭：天津vs青島差距從1300億縮小至約120億4. 萬億城市擴容：唐山成為第27座萬億城市，溫州、徐州、大連即將突破5. 增速分化：合肥（7.0%）、西安（7.1%）、煙台（6.4%）領跑，廣州（2.1%）、佛山（2.3%）承壓

2025年美國GDP大約30.8兆美元，根據這個資料，按照人口數3.42億計算，美國2025年人均GDP大約9萬美元，恐怖的資料，那麼大個國家，人均數比中國香港高得多，甚至比中國澳門還高不少！回顧過去十年（2016-2025），美國GDP從18.8兆美元，飆升到超過30兆美元，人均GDP也穩步快速增長，從5.76萬美元飆升到9萬美元，十年時間增長了56%！一騎絕塵，還拉大了中國的差距。以下是美國過去10年時間內的人均GDP資料，以及在各國（未計算不屬於主權國家的地區經濟體）中的排名：2016年：5.76萬美元，世界第11位；2017年：5.96萬美元，世界第11位；2018年：6.25萬美元，世界第8位；2019年：6.47萬美元，世界第10位；2020年：6.35萬美元，世界第7位；2021年：7.02萬美元，世界第10位；2022年：7.63萬美元，世界第7位；2023年：8.17萬美元，世界第10位；2024年：8.45萬美元，世界第8位；2025年：9萬美元，估測第5或6名。美國這個人均GDP高到多誇張？世界上人均GDP排名靠前的其他國家，都是彈丸小國、資源極為豐富的小國以及富豪聚集的城市經濟體，比如摩納哥、瑞士、盧森堡、愛爾蘭、冰島、挪威和卡達（歐洲油氣資源聖地+人口少）等等。而美國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國，有3.42億的人口，人均值還有那麼高。為何人均GDP大幅增長，美國還存在“斬殺線”這種事情？美國人近幾年來並沒有感覺到生活更加富足、輕鬆，反而格外緊張、沮喪？一個是GDP本身的問題，另一個是分配問題，兩極分化，小部分塔尖精英分得太多，多數人分到的太少。此外，GDP本身的構成，美國實體經濟空心化，三大產業在GDP中的佔比，服務業也就是第三產業佔81%，工業和建築業不到18%，農業僅佔0.85%（美國大平原農業那麼發達，想不到在GDP裡佔比如此之低），可見絕大部分GDP是服務業產生的。GDP計算方法看，中國用生產法計算GDP，美國用支出法計算，口徑不一樣，匯率也在變動。25年的明細沒找到，以2024年為例，美國當年GDP為29.18兆美元，大項包含私人消費、政府消費、私人投資和外貿等，其中私人消費佔了三分之二，花了19.83兆美元，佔了GDP的67.95%。這19.83兆美元私人消費中，服務消費高達13.58兆美元，佔了GDP的46.55%，其中“兩座大山”是住房和醫療：住房服務消費3.55兆美元，包括房租、虛擬房租、房屋修繕及其他服務，虛擬房租是有住房的人折算房租計入GDP；醫療消費3.31兆美元，人均9700多美元，比中國高十倍（同年中國14.1億人口醫療衛生支出折算大約1.28兆美元，人均大約908美元）。商品消費6.24兆美元，佔GDP的21.4%，即便美國物價普遍比中國高，吃穿住用這些物質消費總額比中國少。美國人均GDP大約9萬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也就是人均6萬美元是服務消費貢獻的，再細分，其中超過2萬美元是房租或者治病花費的。 (心窗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