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印度媒體日前報導,該國主要反對黨國大黨領導人拉胡爾·甘地的妹妹普里揚卡·甘地將競選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在喀拉拉邦瓦亞納德選區的席位。
包括BBC在內的一些媒體在報導這一新聞時,都提到普里揚卡作為印度最著名政治家族——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後裔,其首次競選受到密切關注。如果她獲勝,尼赫魯-甘地家族在印度議會將再添一名干將。
其實除了尼赫魯-甘地家族,政治家族在印度各地可謂“遍地開花”,而且跨越了黨派界限。有印度民眾對此不滿,認為這會滋生腐敗,但也有學者提出,印度家族政治的產生及延續,有著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不能一概而論。
普里揚卡·甘地的母親索尼婭·甘地是國大黨前主席,也是印度聯邦院(議會上院)議員;她哥哥拉胡爾·甘地在今年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選舉中贏得了喀拉拉邦兩個選區的席位,最後不得不根據法律放棄在瓦亞納德選區的議席——BBC近期在介紹普里揚卡的背景時這樣說。
說到印度的政治家族,一般人都會首先想到尼赫魯-甘地家族,但其實印度各地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非常多,且大部分政黨都存在家族政治的現象。
“沒有那個國家的政治家族像印度這樣主宰著這個國家的生活”,《印度斯坦時報》今年4月對該國來自政治家族的議員候選人情況進行了報導。文章稱,雖然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存在家族政治,但其程度都沒有印度強。
儘管印度所有政黨都怒斥裙帶關係和家族政治,但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做自己公開反對的事情。
根據《印度斯坦時報》的報導,今年4月19日在人民院選舉第一階段投票中,泰米爾納德邦有16名來自知名政治家族的候選人參加了選舉。
在鄰近的卡納塔克邦,情況也差不多。儘管該邦的三大政黨,即人民黨(世俗派)、國大黨和印度人民黨(印人黨)都宣稱要“促進包容性”,但它們提名了20多名有政治家族背景的候選人參加選舉。
在比哈爾邦,全國人民黨主席普拉薩德的兩個女兒羅希尼和米薩獲得了該黨人民院議員候選人資格。在北方邦,亞達夫家族的5名成員今年代表印度社會黨參加人民院選舉。
代表“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等弱勢群體利益的大眾社會黨,在北方邦穆扎法爾訥格爾縣選區的競選中,3名候選人來自同一個家族,包括蓬迪爾及其妻子卡維塔以及侄子阿比謝克。三人提交的競選相關檔案上寫有相同的地址、門牌號等。
印人黨2014年上台前,其競選口號之一就是反對家族政治,但在第17屆人民院(2019年選出)中,該黨有303名議員,在聯邦院中有85名議員。
在這388名議員中,有45名議員具有政治家族背景。美國“外交學者”網站稱,在2019年選出的印度人民院議員中,近30%的議員來自政治家族。
《印度快報》強調,2019年人民院選舉後,在各邦中,旁遮普邦和比哈爾邦的政治家族議員比例最高。在各政黨中,國大黨仍然是最具家族性的,但印人黨正在“迎頭趕上”。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坎昌-錢德拉在其主編的《民主家族:當代印度政治中的國家、政黨和家族》一書中,對印度2004年、2009年以及2014年選舉產生的3屆人民院議員資料進行梳理。
她發現,2004年,在人民院543名議員中,有家族背景的議員約佔議員總數的20%;2009年,這一比例增至30%,而2014年降至21.92%。
“它(家族政治)已成為印度政治難以分割的部分,跨越了黨派分歧和地區界限”,印度“the Print”新聞網曾列舉該國34個最有權勢的政治家族,比如幾十年來一直主導旁遮普邦政治的巴達爾家族。
帕卡什·辛格·巴達爾創立了最高阿卡利黨,曾4次擔任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長,其子蘇赫比爾曾在2009年至2017年期間擔任該邦副首席部長。蘇赫比爾的妻子哈斯姆拉特現在是印度人民院議員,此前還曾在莫迪政府擔任部長。
幾年前4月的一天,位於印度中部中央邦的昆多拉村突然熱鬧起來,一輛黑色四輪驅動汽車緩緩駛入村莊。汽車上不僅掛著國大黨的旗幟,車牌上還印有一枚家族徽章。
當車上的男性官員走出來時,他立刻被村民們包圍。很多村民伸出手去和他打招呼,一些人還虔誠地向他彎腰行禮,甚至有人喊他“殿下”。
這名官員名叫喬蒂拉迪特亞·辛迪亞,既是政府部長,也是中央邦一家“名門望族”的成員。BBC稱,辛迪亞家族此前“統治”這片地區已超過300年,喬蒂拉迪特亞的父親也曾是政府要員。
儘管喬蒂拉迪特亞表示,自己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但對昆多拉村附近地區的很多人來說,他們更看重的是這名官員的血統,即他的家族歷史。
喬蒂拉迪特亞所受到的歡迎,正是印度家族政治不斷持續的原因之一。
“在當地,作為一個(政治)家族成員,這大體上仍然是一種資產,而不是一種債務。”《印度快報》這樣分析該國家族政治“韌性”較強的原因。
2022年德里大學學術論壇網站caucus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印度家族政治動態》的文章。
該文章表示,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南亞次大陸見證了由政治家族統治的“十六雄國”的興起。這表明印度等國在2600多年前就有政治家族歷史傳統,因此服從政治家族的價值觀是深深植根於印度文化中的。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分析稱,以家庭為基礎的職業連續性仍然是印度社會中最明顯的趨勢之一。
印度社會對家庭、親屬關係和社區根深蒂固的忠誠,在政治上優先考慮的是姓氏而不是功績,從而壓倒了憲政的神聖性。
此外,在印度選舉政治中,一些政治家族在當地、地區甚至全國都具有巨大的人氣,這被認為是確保選舉勝利的最重要因素。
有研究表明,政治家族“給候選人帶來知名度和一些政治經驗,在競選公職時能夠更好地獲得盟友和資源”。
上海外國語大學印度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金英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雖然世界上實行相似選舉制度的國家普遍都存在政治家族現象,但印度表現得更加突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地方上有勢力的家族和普通老百姓之間存在強烈的庇護和依附關係,選區更像是某一家族的“地盤”,平民投票給這個家族,家族就會照顧他們的利益。
即使該家族的政治代表卸任或去世了,選民還是會把票投給該家族其他成員。
這種關係的建立也使得選舉時政黨更需要這些政治家族,而非政治家族更需要政黨。
對於政黨而言,如果它們不提名某家族成員作為候選人,那麼就可能在該地區丟掉席位。
關於1947年印度獨立後,為何沒有削弱政治家族力量的問題,陳金英認為,印度獨立後推行民主的背景非常特殊,當時該國社會經濟發展落後,導致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能夠參加選舉和從政,印度獨立初期國大黨的議員基本都來自中上階層。
與此同時,國大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特別依賴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精英幫助其經營選民基礎,這就鼓勵了有勢力的家族成員成為重要的政治人物。
《印度家族政治動態》一文則分析稱,2014年之前,很多印度民眾認為擁有傳奇形象的領導人可以確保該國的政治穩定,而不用受黨內競爭和鬥爭的影響。
印度民眾之所以有這一想法,是因為1977年大選時,反對派人民黨擊敗了國大黨,組閣後因為受到內部競爭的影響,人民黨政府垮台了。國大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曾短暫執政,但是政局不穩。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從政黨的角度對印度的家族政治進行解讀。該媒體稱,在印度,家族政治由於大多數政黨存在幾項組織缺陷而得以延續。
印度很多政黨都缺乏黨內民主的既定原則。政黨的存在及其工作人員的忠誠都歸功於政治家族的存在。
這一根本性的弱點使得這些政黨,除了少數像印人黨和左翼政黨等以幹部為基礎的政黨外,完全依賴於這些政治家族對選舉的動員能力。
掌舵這些政黨的政治家族經常阻止家族之外的替代領導層出現,這樣這些家族的權威就不會受到威脅,政治權力就會集中在它們手中。
《民主家族:當代印度政治中的國家、政黨和家族》一書提到,印度議員有很強的動力把自己的孩子推向選舉政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權力帶來的不斷增長的利益”。
“這是不公平的。”德里一名計程車司機在接受《環球時報》駐印度特約記者採訪時對家族政治表示不滿。他表示,人們應該通過自己的成績和辛勤工作獲得晉陞,而不是簡單地依靠父親或祖父的姓氏。
德里一名政治學研究生則表示,家族政治從根本上來說是不民主的,滋生了精英主義以及與群眾脫節的問題,而群眾的選擇才是選舉政治的根本。
德里一名政治學教授對《環球時報》駐印度特約記者表示,家族政治顛覆了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和確保領導層任人唯賢的民主原則。
當某些家族掌握著不成比例的權力和進入政黨機制的機會時,它就會扭曲整個政治處理程序。在經濟上,家族政治使固有利益、裙帶關係和既得權力結構得以延續。
從社會角度看,家族政治強化了等級制度和不平等。它傳遞出一個令人沮喪的資訊,即流動性和成功僅限於某些精英家庭,而不是基於才幹和能力,“家族政治阻礙了印度的政治現代化、包容性經濟增長和社會流動性”。
陳金英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稱,印度的政治家族現象催生了很多問題,最明顯的是會“鼓勵”形成將政治作為私人產業來運作的社會氛圍,政治家族為了確保掌控自己的“地盤”,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法律時,會犧牲社會整體利益來滿足自己所在地方的狹隘利益。這也會導致隱形腐敗出現,選舉投票變成一種利益交易,有損民主性。
此外,政治家族的普遍存在也不利於政黨的組織建設,政客手握自己的資源,可能會違背黨的意志行事,削弱政黨與公眾之間的聯絡。
最後,政治家族現象反映了權力的固化,其本質就是政治、經濟等領域的不平等。
當然,也有人提出,印度家族政治並非一無是處。印度智庫梵門閣2018年曾發表題為《印度家族政治謎題》的文章,稱在該國家族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通過在政治上賦予印度社會邊緣化群體權力來實現的,其中就包括低種姓群體和婦女。
在“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等印度弱勢群體中,來自政治家族的議員比例很高。在2009年的大選中,來自低種姓政治家族議員獲得連任的可能性幾乎是非政治家族低種姓議員的兩倍。
除此之外,家族政治推動了婦女發揮政治作用。
父權結構和對婦女的歧視始終存在,家族政治是很多女性從政的重要方式。印度第16屆人民院共有62名女性議員,其中25%到40%來自政治家族。 (環時深度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