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時候重新理解泡沫。在某種意義上講，“泡沫”並非只是單純的市場狂熱或金錢遊戲，它更是一種“以信念加速未來到來”的文化現象，是一場擁抱未來的信任實驗。最近看到兩份資料，一本新書《《Boom: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 （《繁榮：泡沫與停滯的終結》），一份《金錢的藝術》作者摩根·豪澤爾合作基金的投資復盤，都視角清奇，試著把它們結合在一起，探討一下新時代的泡沫和風險取向。一、普通人可能“不夠泡沫”在多數大眾認知裡，“泡沫”往往與荷蘭鬱金香狂熱、房產投機或龐氏騙局畫上等號，既荒誕又危險。但是，美國科技投資公司 Anomaly 的兩位合夥人拜恩·霍巴特和托比亞斯·胡伯在他們的新書 《Boom: Bubbles and the End of Stagnation》 （《繁榮：泡沫與停滯的終結》，以下簡稱為繁榮）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這些“近乎瘋狂”的曇花一現，實際上可能正是人類社會最需要的“試驗場”。在他們看來，一些歷史上推動人類技術大跨步的關鍵節點（例如美國曼哈頓計畫、對網際網路與半導體的早期狂熱等），無一不是某種形式的“泡沫”驅動出來的。兩位作者將“泡沫”視作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深度合作”：他們往往認為自己掌握了某個尚未被大眾認可的真理，因而抱團聚集，朝著那個充滿想像力的目標孤注一擲。即便外界質疑，他們也能通過內部的“認知封閉”式自信迅速達成協作、投入大量資源，加速把未來拉近到眼前。一旦目標實現，他們便可徹底重塑行業格局；即便失敗，他們也往往為下一輪創新留下了經驗或技術積累。之所以說我們普通人“不夠泡沫”，是因為人類對於風險和失敗的恐懼，使得許多人寧可選擇將大量資金投向穩健的指數基金或低波動資產，而不願進入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的領域。霍巴特與胡伯認為，正是這種對冒險的畏縮，扼殺了不少“可能顛覆未來”的機會。他們呼籲，需要有人甘冒風險去推動“偉大事業”，因為那怕只有極少數成功，一次成功就足以改變世界。二、泡沫不是那麼簡單就產生的“泡沫”帶來的最大驅動力，在於形成一股極短期內的“資源匯聚”。可以想像，一家早期創業公司，如果只是孤軍奮戰，往往很難在短時間內招攬足夠的專家、資金和社會關注度；但當一股“跟風熱潮”出現，資本和人才便可能蜂擁而至，一些看似瘋狂的產品就能在極短的時間裡得到驗證或失敗。這種“速成式”繁榮常常以泡沫破裂告終——市面上最常見的例子也多是此類。但在霍巴特和胡伯眼中，這些破裂也未必都是壞事。因為“崩盤”意味著過去的假設證明不可行，催生行業冷靜反思，為下一步的真正突破掃清障礙。•摩爾定律的啟示曾任仙童半導體和英特爾聯合創始人的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在 1965 年發現積體電路上的電晶體數量每隔一年半就翻一倍。最初，這只是基於對現象的歸納，但業內卻把它升格為“定律”，並且各方願意信守——晶片製造商敢於大舉研發更高性能的晶片，而軟體開發商也提前佈局需要更多硬體算力的新應用。在這種“你做硬體，我做軟體；你越做越好，我就用得越多” 的互相拉動中，半導體行業才得以呈爆炸式成長。可以說，這就是一次“泡沫式樂觀”與集體協作的成功案例。•為什麼現在缺乏這種“快速合力”當我們回顧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時，不少人認為，整個世界其實急需一次“醫療與防疫技術的泡沫”——快速檢測試劑、可自檢多病毒的家用套件、空氣過濾系統乃至疫苗產能擴張，若能像半導體行業對待摩爾定律那樣大規模投入、深度協同，也許就不會出現之後的種種被動。然而現實往往是，企業在真正擴產後，卻無法得到訂單支撐，甚至政府部門的審批與資源調度也沒能進入“泡沫模式”。結果是失去一次大力升級公共衛生防控能力的契機。這說明，“泡沫”並非只關乎商業投機或初創企業的投融資，而是一種協同機制。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集體狂熱”，資源便難以短時間內集中，創新也便會一再延緩。三、風險投資的“既要……又要”風險投資行業似乎天生與“泡沫”緊密相連：許多初創企業的崛起恰恰需要外部資金大舉湧入，幫它們快速驗證技術和商業模式。但也正因為風險過高，許多VC傾向於“分散投資”，也就是以較小的單筆資金押注多個項目，以期在其中捕捉到某個“超級贏家”。然而，如同霍巴特和胡伯所說，那些真正改變世界的突破，常常需要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雙重信仰”。一方面，創業者得自我催眠般地投入；另一方面，投資人也要拿出具備足夠份量的資本，才能“把不可能變成現實”。怎樣的資金配置才最適合推動這一過程？這是VC領域永恆的難題。•分散還是集中從傳統角度看，分散投資可以降低風險，因為無論那個項目失敗都不至於讓基金全軍覆沒；而集中投資，即“少數大額下注”，一旦踩中超高回報的爆款項目，回報率就會令人驚嘆。對於不同的基金規模、不同階段的企業來說，這個抉擇也不一樣。早期天使投資往往單筆較小、數量偏多，因為資訊不透明、失敗率高；成長階段投資則有更多投後跟進和盡調機會，可以考慮加大單筆下注，或者跟投某個表現極佳的項目。這些操作細節都需要基金管理者有靈活的策略。•風險與收益的冪律分佈風險投資中有一句流行的觀點：“VC 回報遵循冪律分佈”——極少數投資往往貢獻了絕大部分的基金收益。也因此，找到那家潛在的超級黑馬，往往比多投幾家中規中矩的公司更能帶來指數級回報。在理想情況下，如果投資人有強烈的信念（conviction）認為某家公司具備成為“獨角獸”或“十角獸”的潛質，那麼集中砸下重金，也就更有可能收穫超預期的回報。四、風險投資組合的數學與侷限在嘗試將風險投資這門“藝術”轉變為“科學”時，人們提出了許多數學工具來輔助決策，包括凱利準則、冪律模型和蒙特卡洛模擬等。它們確實能提供一定指導，但也存在各自的侷限。1. 凱利準則（Kelly Criterion）•核心思想：凱利準則能幫賭徒確定在每一次賭博中“最大化長期收益”的最佳下注比例。引入投資場景後，它似乎能告訴我們，對每個創業公司應在基金中分配多少資金。侷限性：•它假設我們知道“成功的機率”和“回報率”，但實際中這些資料往往撲朔迷離；•它還假設可以連續複利投入，但VC基金通常被鎖定 7~10 年，無法隨時調整。2.冪律機率方法•基本思路：給一個“可能帶來 20 倍回報的公司”設定 5% 的成功機會，假設不想錯過這種公司就必須投資足夠多的標的，否則錯過機率會隨著投資標的數目不足而直線上升。以此來推導需要投資多少家公司。侷限性：•把退出結果簡化成“要麼爆發要麼歸零”過度理想化，忽略中間那些表現平平但可能會產生一定收益的項目；•設定的失敗閾值往往相當主觀。3.蒙特卡洛模擬（Monte Carlo Simulation）•核心方法：基於成功率、退出倍數等假設，運行大量隨機場景模擬不同配置下的收益分佈。侷限性：•模擬結果依賴輸入假設；如果輸入的資料或參數有偏差，最終也會產生極大誤差；•歷史回報並不能完全代表未來，比如只要加入對Facebook、Uber、Google 等超級投資案例的資料，均值就會被極端拉高到一個看似“可怕”的數字。這些方法的啟示是：數學能幫助我們獲取一些大方向上的指引，但無法絕對告訴你何時要all in，或者何時要見好就收。 具體投資決策還取決於當下的市場環境、團隊信任、條款談判以及個人或機構的戰略考慮。五、一筆把 500 萬美元變成 1 億美元的大膽賭注談到高信念投資，最近看到一個經典案例：摩根豪澤爾的Collaborative Fund 在 2015 年擁有一支 2500 萬美元的基金，卻做出了一個在行業內看來“異常大膽”的決定：把其中 20%（也就是 500 萬美元）一口氣投給了一家初創公司。幾乎沒人預料到，這家公司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就為基金帶來了超過 1 億美元的回報，相當於把基金本身的價值翻了四倍。它是怎麼做到的？1. 冪律結果：並不是每一次大賭注都會成功，但風險投資回報分佈本來就極具極端性：那支基金成功捕捉到了“極少數的爆發性機會”。2.信念驅動：Collaborative Fund 當時非常看好該團隊的綜合素質和市場走向，認定它有潛力成就一番大業。正如書中所提到的，“泡沫”的一大特徵是相信“未來被提前拉近”。有了這種強烈信念，才敢下重金。3.專注度與資源投入：較大的持股比例意味著你在公司董事會、戰略制定和人才招聘中更有話語權，可以傾注更多資源，與創始團隊深度繫結。這樣一來，你也更容易做出精準的後續投資決策。失敗了又會怎樣？• 專注式投資的痛處：萬一公司最終走向失敗，那麼佔了基金20% 的押注可能直接拖垮整個基金，傷害到 VC 機構的聲譽和未來募資能力。• 應對策略：在極度信念的基礎上，依然要有完善的盡調機制與風控措施，對企業發展節點進行評估和跟蹤。Collaborative Fund 之所以敢做這個決定，顯然已對項目前景、團隊執行力和市場需求做了深入調研，也留出必要的後續跟投或止損預案。對比常見的“廣撒網”模式，高信念、大額下注的做法在風投圈並不多見，卻往往在冪律分佈中誕生出耀眼的收益。而在霍巴特和胡伯的語境裡，這種做法也正是對“泡沫思維”的某種實踐：你要有足夠的“瘋勁”去相信這個目標，並願意為之投入超越常規的資源。六、讓“泡沫”與理性投資並存回顧這兩條看似不相干的線索——一個是關於“泡沫”的熱情洋溢與協同創新，另一個是風險投資領域對集中押注與分散策略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其實都有一個共同核心：“高風險、高回報的極端下注究竟值不值得？如何在其中平衡理性、信念與協同？”霍巴特和胡伯在《繁榮》 中期待更多人能“甘願受騙”，即願意投入到某個“明知風險巨大但可能帶來驚喜”的冒險過程。這種呼籲並非鼓勵盲目吹牛或金融欺詐，而是呼籲更多人能突破對失敗的恐懼、對未知的排斥，去創造那些只有“集體信念”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與技術革命。就像戈登·摩爾發現的那道“電晶體翻倍曲線”，正是這股“看似瘋狂”的信任與協同，才把預言變成了自我實現的產業定律。另一方面，豪澤爾基金所表達的風投觀點則提醒我們，無論怎樣的狂熱都得有一定的專業度與科學性輔助。凱利準則、冪律模型、蒙特卡洛模擬等方法雖然各有不足，但至少告訴我們，“賭注”應當建立在相對理性的評估基礎上；在選擇專注投資還是分散投資時，也要考慮到基金的規模、LP（有限合夥人）的容忍度以及團隊自身的投資能力。過度冒險會危及生存，而過度保守則往往錯過真正的超級機會。綜上所述，在這個競爭愈演愈烈、技術更迭越發迅速的時代，“泡沫式”的快速匯聚與冒險可能依然是催生重大突破的關鍵機制。正如 Collaborative Fund 的那筆 500 萬美元大額下注所顯示——當你足夠看好一個項目，並有能力沉下心來為之護航，便能在冪律世界中收穫驚喜。更重要的是，我們也不能將一切都寄託在數學模型或宏大敘事上；大膽的行動需要真切的信念，也需要在關鍵時刻拉下理性的剎車，把盲目的激進與嚴謹的判斷相結合，方能把一次“泡沫”鍛造成真正的創新浪潮。也許，下一次影響全球的重大進展，就會誕生於一場我們尚不知曉的“泡沫”中：一群人認定了一種尚未被普遍認可的未來，並彼此深信不疑。有人拿出了超越常規的資金，有人拿出了全部的時間與才華。他們放棄了對外界的無休止解釋，把注意力全部投向了自己所堅信的那個終局。在外人看來自負又愚蠢，但在他們內部，這就是用雙手把“可能”變成“現實”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泡沫”並非只是單純的市場狂熱或金錢遊戲，它更是一種“以信念加速未來到來”的文化現象。風險投資人或其他資金方，則在其中扮演類似催化劑的角色：當理性的可行性研究與非理性的熱情交融到位，彼此激發，或許就能迸發出影響幾代人的強大動力。當然，這個過程隨時可能失控，甚至釀成巨大失敗，但回顧人類的技術史，許多里程碑往往正是從一次又一次的冒險與挫敗中淬煉出來。正如霍巴特和胡伯所說：真正值得追逐的“泡沫”，從來就不是簡單的金錢遊戲，而是一場擁抱未來的信任實驗。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