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高鐵串起的“雙城記”。

港鐵東鐵線上，擠滿了越來越多工作在香港，生活在深圳的大廠前員工。

2023年10月，38歲的劉皓正式加入“港漂”。那年，在拿到香港身份後，背著600萬元深圳房貸的劉皓，選擇從騰訊裸辭南下赴港。

劉皓的房子位於深圳蛇口區，是2020年為了孩子能去深圳南山區上學置換購入的。那時網際網路大廠風頭正勁，劉皓對未來充滿信心，在12萬/㎡的最高位接盤。

隨著大廠開始接力裁員，收縮項目，蛇口的房價也一路跌到9萬/㎡。面對每月3萬元的房貸，以及缺乏資源、相互扯皮的大廠項目，開放優才申請的香港，成了劉皓的“救命稻草”。

2023年，劉皓接了40多個通過“優才高才”申請赴港的項目。對於如他一般面臨35+職場危機的大廠人來說，香港成了新的應許之地。

如今，每天早晨，劉皓都會從深圳蛇口步行到口岸，“過關”後再坐高鐵前往香港新界上班，一天僅交通費就要150元，往返要花上近3個小時。

在他動輒3小時的深港通勤背後，則是一本香港賺錢深圳花的精打細算經濟賬。

和劉皓一樣，2024年4月，離開深圳某500強金融大廠的30歲的Hans，選擇回流到大學本科就讀過的香港。在金融業見長的香港，Hans的年薪從20萬元漲至40萬-50萬元，也告別了加班到晚九點做PPT的前司，過上了早九晚六、到點下班的生活。

不願意花2萬元在香港住“鳥籠”的Hans，決定住在7000元就能擁有套裝兩居室的深圳。為了趕上深港高鐵，Hans每天早上6：45分就起床，這樣才能趕在7：55分到達高鐵站，跨越近50公里，從深圳福田站到達香港中環。為了省錢，早飯和晚飯，Hans都會留在深圳的家裡解決。

但即使搭乘高鐵上班，算上每月近3200元的交通費，Hans在深圳的花銷，也遠少於在香港租房2萬元、在中環吃一頓簡餐就要120-150元的生活支出。

圖/清晨已經開始繁忙的入境廳 來源/Hans提供

選擇深港通勤的前大廠人，扎堆在深圳羅湖、福田兩個口岸附近，擠爆了港鐵東鐵線。“好點的一居能租到6000元一月，城中村也有4000多元的月租，”深圳羅湖口岸某房東告訴字母榜，近半年來，他名下的四套房產先後被南下的前大廠人搶空，而“不差錢、在香港能拿5萬元以上月薪”的前大廠人，成了深圳房東最理想的租客。

離開大廠南下香港，並非一個容易的決定。

“大廠是高薪，但誰知道這份高薪能維持到什麼時候呢？”留在大廠，對於劉皓、Lili這樣的基層小leader而言，正在喪失性價比。

2023年10月，38歲的劉皓鼓起勇氣提了離職。在網際網路捲了十多年，享受過紅利，在深圳買車買房的他，卻難以避免內耗，“被比你小10歲的領導每天無腦亂指揮，項目推進緩慢，缺資源、缺人，團隊內還都在相互扯皮”，劉皓這樣形容自己裸辭的原因，“繼續工作大機率會有抑鬱傾向。”

和他一樣，97年的Lili，所在的西二旗某大廠，內部晉陞的機會，已經從一年兩次減少到一年一次。到了年底，Lili準備許久的內部述職，更是因為“項目組盈利不達預期”的原因，宣告升職告吹。

向上無望的Lili，還要面對持續加碼的盈利KPI，“2月初，工位旁邊的項目組，因為不賺錢，已經搬空了。”

決定從騰訊裸辭之前，人到中年，拖家帶口的劉皓，早早瞄準了擁有港大、港中文、港理工等多所高等學府，教育資源優渥的香港。

在10月拿到香港身份之後，劉皓沒有猶豫便遞交了辭呈：

一方面，光環褪去的大廠令人“致郁”；另一方面，“小鎮做題家”出身的劉皓，幼兒園便將孩子送去了國際學校，妻子更是早早就去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中年裸辭的劉皓，不希望再每天加班，無意義內卷，他也希望能通過南下，讓孩子不用再像他們一樣，“焦慮、內卷地學習和工作。”

指望通過南下赴港，職場加薪、孩子升學一把抓的大廠人，並不在少數。某獵頭告訴字母榜，對於35+的大廠員工來說，包括不少高管，孩子大都在小學，或者幼升小的階段。相比每年遞增上百萬人的內地高考，他們更願意赴港為孩子鋪路，以求孩子能參加報考人數少，重本率（211+985錄取）50%左右的華僑生聯考，或者香港高考。

離開大廠前，Lili曾在國企和香港之間反覆衡量。留在大廠，意味著隨時會“拿大禮包走人”，而跳去國企，則要承擔降薪的心理落差。相比之下，平均工資在4萬-5萬港幣間的香港，成了能接得住Lili工資包的福地。

決定“赴港漲薪”、再搏一把的，還有94年的Hans。和Lili一樣，Hans在2024年初，拿到了一份年包在40萬-50萬之間的工作，在保證朝九晚六，到點下班的同時，由於香港扣稅低，稅後薪資相當於翻了一番。對比如今從996捲向007，平薪跳槽即為幸運的內地，大膽辭職的Hans直呼“值了”。

拿到offer後，Lili興沖沖在中介的帶領下看了一圈房子，但隨後便打起了退堂鼓。北漂過的她自詡見過世面，但同樣在北京6000-8000元，配備健身房、小花園的公寓房，在香港，12000港幣，也只能租到30平的小房間。4000-5000港幣的預算，Lili只能在香港租到10平方左右的老破小，房間裡容納著一個廁所，一個開放廚房，一張床，走動困難之外，“一整天陽光都照不進來。”

在深圳，花5000-6000元，Lili就能租到有露台、有飄窗，帶家具電梯，保安系統齊備的大一居。

同時，香港不光房租高得“令人咋舌”，攀升的生活成本，也讓Hans不得不考慮深港通勤。“在深圳25元一份的煲仔飯，在香港賣到75元一份，而在寸土寸金的中環，隨便吃個商務餐的花費，在120-150元之間。”

在深圳工作3年，Hans早已見識過港人周末湧入買菜的盛況。深圳隨手可以點到的鮑師傅、喜茶、霸王茶姬等外賣，在香港，外賣APP上不僅商家少，價格也翻了兩倍。為了實現奶茶和外賣自由，比起2萬元的香港月租，Hans做出了支付每月3000元的高鐵往返費用的選擇，即便這一選擇背後的代價，是Hans、Lili們，需要起得更早一些。

更何況，相比起晚上9點仍要改PPT的內地，在加班文化並不盛行的香港，6點準時下班的Hans，至少能保證8點前返回深圳的家。

對於南下的前大廠人來說，深圳的羅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是他們進港的第一站。

2022年5月，香港東鐵線過海段即開通，此前從深圳羅湖和福田/落馬洲口岸到香港新界，需要先換乘荃灣線過海，再搭港島線，通車後，羅湖口岸可以直達香港灣仔，深港之間的高鐵通勤時間，縮短到了1個小時。

圍繞香港東鐵線的站點口岸，也成了Lili們扎堆居住的地方。以Lili居住的羅湖口岸為例，這裡的清晨來得分外早。

在羅湖口岸，聚集著兩城往返的港漂人。Lili活在時刻表裡：她要在早上6：40準點起床，半夢半醒之間匆匆刷牙洗漱，只為趕在7：25到達羅湖口岸。

一開始，在大廠養成早十晚七生物鐘的Lili，總會因為擔心睡過頭，凌晨5點在床上驚醒。沒有時間吃早餐，Lili就在高鐵上，下單一杯美式外賣到公司。

為了節省時間，打車上班也成為港漂的備選之一。早Lili一年赴港的前leader，也為了深圳60平的敞亮一居室，選擇了深港通勤。每天上下班，她選擇直接滴滴打車，3分鐘往返福田口岸，一個月光通勤就有3000元開銷。

往返動輒3個小時，為了能夠相對舒服地度過，Lili一般都會等7：40分左右的港鐵。多等幾趟，她就能排在前頭，“有位置坐”，只需要趕在8：50左右到達香港辦公室即可。Hans選擇6點下班後，在香港皇崗，搭乘18：15分的巴士，花費一個多小時慢慢悠悠地晃回深圳，儘管巴士速度比高鐵慢，但“會展的巴士是總站，找個好位置就能一路睡回去。”

通關是另一個大挑戰。清晨的羅湖口岸，還會出現成群跨境上學的學生，為了避開激烈的內地高考，他們被父母早早送去香港讀小學。當看見小孩子印滿迪士尼動畫的書包時，Lili的大腦會瞬間清醒，為了和孩子搶著通關，甚至有時她的身體會不由自主地跑起來。

和這些孩子們搶著通關的時候，Lili總會夢迴自己在北京，和買菜的大爺大媽們搶公車座位的時候。

當Lili每晚穿過擠滿了人的站台，在沙丁魚罐頭般的車廂內，將自己絲滑地擠入人群後，有時縫隙狹窄到連背包裡的耳機，都擠到“拿不出”。東鐵線裡永遠籠罩著濕熱的水汽，當Lili回到深圳時，3個小時的通勤往返，已經讓她累得“說不出話來”。

但每次想到如今深圳同款的房子，在香港如今已經漲到20000元起租，Lili便感覺“還可以再堅持一下”。

超10000元的房租差額之下，“葛優躺”在深圳6000元60多平的一居室大床上，隨機決定“寵幸”哪家外賣APP時，Lili的幸福感總會壓過港漂一天的疲憊。

意外之喜的是，畢業3年，在大廠KPI壓力和焦慮之下，胖了15斤的Lili，深港通勤2個月，竟然瘦了6斤。這也讓Lili的港漂生涯有了更多堅持下去的動力。

圖/每天150元的深港通勤費用（左）香港中環120元+的簡餐（右）  來源/劉皓提供

為了節省開銷，除了摳房租之外，Hans還會選擇在家解決早餐跟晚餐：早餐他選擇山姆會員店速凍的主食、蝦，早上蒸好後，切個水果、煮個雞蛋，裝在飯盒裡拿到公司吃完；午餐在附近的茶餐廳“對付一頓”，晚餐回家做。

為了省時，劉皓的早餐也往往用一杯咖啡替代，午餐偶爾自己帶飯，晚餐也更多選擇叉燒飯、面條、米線這類簡餐，有時沒搶到座位，站著來回3個小時，也難免腰痛、腿酸。但對比住在香港人均500元吃不好，點個外賣都要120元起送的日子，150元吃到撐的深圳，對他而言，則更有生活的實感。

住在深圳，去香港工作，對於南下的前大廠人來說，通勤往返3個小時帶來的不便，換來的則是一種在存款增長和居住舒適度之間，達成的微妙平衡新生活。

對和劉皓一樣通過優才赴港的大廠人而言，“賣保險”，正在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之一。

香港某優才中介告訴字母榜，近3個月內，不少通過高才項目赴港的前大廠高管，都選擇了兼職賣保險。“一年花幾十萬給自己買個保險，不僅可以自己拿自己的佣金，而且收入也符合香港入境處對高才續簽的要求。”不管是對在金融業為主的香港做保險報以信心，還是看中了保險業務員的時間自由，可以兼顧家庭，保險都成了劉皓們初入香港的過渡之選。

而且，在香港賣保險也有著更高的回報。從大廠程式設計師過渡到香港保險業務，劉皓在自己@小皓同學在香港的小紅書帳號上，記錄赴港日常，分享優才申請經驗。2023年，光保險業務，劉皓就做了200萬港幣的業績。

在金融業發達的香港，單次保單40%-50%的業務提成，讓38歲就面臨職業生涯盡頭的劉皓，看到了新的出路。

香港創業實驗室的創始人Clara則告訴字母榜，更多意圖南下的大廠人，往往容易卡在“拿到offer”的第一步。在以金融業為主要支撐的香港，網際網路和科技企業稀少，除了近年香港對創業產業如web3、AI等的支援之外，就業崗位較為缺乏。

不同於通過優才項目拿到香港身份的Lili、劉皓，此前在港讀過書的Hans，申請到的IANG簽證，雖然可以申請非應屆生回港就業，但就業簽證仍需要有公司聘請。而相比“HR首先會問有無香港身份”的外資企業，中資企業更願意配合簽證。

同時，隨著大廠人的持續湧入，優才、高才的申請難度亦有提升。上述中介表示，只有在名企，包括上市企業、世界500強、財富500、福布斯2000等公司工作累計3年，才有額外加分，而擔任管理崗的綜合評分則會更高。

但不管是為了“南下漲薪”，還是為了給孩子鋪路，往返於深圳和香港的生活，劉皓們還在堅持。

“朝九晚六，早上起床之後抓緊洗漱、趕高鐵，我必須坐7:40那趟，不能再晚了。到公司之後也在趕，挨個回覆信箱，寫to do list，下班晚4分鐘，高鐵車廂就滿得擠不進去。我要趕著回家吃晚飯，趕著睡覺，第二天6：40就要起來。”

遠離了大廠，Lili們的日子過得仍然很趕。他們還要在香港這個新城市，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  (鈦媒體)

“港漂找工作的盡頭是賣保險嗎？”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客inSight （ID：pic163），作者：Lynn，編輯：Yashin、王茗好，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這個被反覆提起和討論的問題，很難得出準確答案。但不少人都有類似的體驗：拿著研究生offer或高才、優才簽證去了香港的朋友，某一天忽然就在朋友圈賣起了保險。不解的聲音也隨之而起：“浪費學歷”，圖什麼呢？

對於這些拿著逗留簽的內地人來說，喜不喜歡銷售，能不能月入幾萬、負擔高生活成本，都是次要問題。最重要的還是續上簽證，留在這座城市繼續生活，待到7年後，拿到永居身分。

而想成功續簽，變數眾多，但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在香港定居；二是為香港做出貢獻──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得有份工作，收入還不能太低。而一旦續約被拒，就無法在香港逗留，7年之期也要從頭算起。

保險業由於門檻低、收入不低且時間靈活，成為了多數港漂續約的權宜之計。儘管通常得滿足一定的業績要求才能獲得工作證明，但對於被卡在續簽坎上的人來說，至少多了一點安心和盼頭。

與其說港漂都去賣保險了，不如說，賣保險是他們繼續港漂生活的最後一根稻草。

「入職第一個月，賺了60萬。」對面西裝革履的學長，直白地向章宜拋出了自己在香港當保險代理的收入。章宜先是被這個數字嚇到了，然後在心底暗想：“他行，我也行。”

在她身邊，大部分同學都選擇了去投行、四大工作。出身「港三」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學，從常年排名亞洲前十上下的經濟學系本科畢業，好像只有去中環那些明淨的玻璃大樓裡上班，才算得上「門當戶對」。

章宜隱約覺得，進入這行，可能會「被同學diss」。大家聊起offer，有人說，自己去了聯準會，周圍會響起一片「好厲害」。但如果說“去做保險”，對方會面無波瀾地回一句：“噢，這樣。”

她猜想，在同學看來，找不到工作才會選擇去做保險。在當時的香港，留學生找工作，期限只有一年，也許確實有人因為求職無門才做出如此選擇。

但章宜無所謂，她對經濟學沒有太大熱情，當初是家人覺得去香港就應該學經濟，便選了。更何況，她希望能盡快經濟獨立，甚至回饋家庭。讀了四年書，學費和生活費加起來，每年怎麼也有幾十萬港幣了，家裡多少有些經濟壓力。之前，她曾想繼續讀研，也已經拿到了幾個offer，然而考慮到高昂的學費和家裡的條件，她還是放棄了。

眼前宣稱月入60萬的學長，因為成績優秀常被章宜的老師掛在嘴邊，這多少也讓她覺得安心。於是她沒有絲毫猶豫，一腳踏入了保險業。

與章宜不同的是，鐘瑜是在中年才開始考慮當保險經紀人的。

從音樂學院畢業後，鐘瑜當起了鋼琴老師，丈夫則一直在國外當「碼農」。 5年前，為了孩子的成長和教育考慮，丈夫辭職回國，嘗試投了很多履歷，但都沒有回音。

當時他已經39歲了，“在內地就業市場不佔優勢”，最後只好靠熟人介紹進了一家公司，收入也降了一大半。結果2022年勞動合約到期，職位被取消，丈夫再次失業。

但鍾瑜對丈夫這行的中年危機早有預感。早在前一年，她就勸說丈夫申請了優才。

在鐘瑜看來，香港的就業環境相對好些，職場的「年齡歧視」也不那麼嚴重，一旦獲批，丈夫可以獲得逗留香港的三年簽證，她和孩子也能以受養人的身份一起去香港生活。

對她來說，優才就像救命稻草一樣。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丈夫只能再去國外碰碰運氣，但她不想一家人再分開，「這生活的最後一根稻草不能再垮了」。

失業後不久，丈夫的優才獲批了。接到消息的那一刻，鐘瑜哭了。

她隨即開始為一家人規劃在香港的未來。從小看著翡翠台和亞洲台長大，她對香港充滿嚮往。但自己到了香港能做什麼呢？

繼續當老師？身為內地人，這條路在香港限制重重。開家服飾公司？她苦於沒做過生意，毫無頭緒。

丈夫的優才核准後，鐘瑜到香港找熟人為他買了份保險，藉機諮詢了一番保險代理的工作待遇。對方介紹說，在香港，保險是相對自由的行業，可以兼職，時間靈活，甚至不需要一直待在香港。

因為被這種彈性吸引，再加上暫時沒有其他選擇，她決定先把在香港賣保險當作兼職試試，看未來能不能全職來做。在她看來，保險順應了香港的主流──金融，那麼自然就值得去拼一把。

香港保險業的第一道門檻是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俗稱「考牌」。五張試卷，試卷一和試卷三是最基礎的，必須通過。

網路上五花八門的經驗貼文都說考試非常簡單。章宜考試時，應考技巧都還在，準備時間也相對充足，因此輕鬆通過。但對鐘瑜而言，這一關卻不太順利，戰線拉鋸了長達半年。

她要照顧孩子，又要工作，根本沒有完整的準備時間。工作一忙起來，她在晚上也要練琴和上課，只能在下午孩子放學前的兩個多小時裡準備考試。

順利通過第一場考試後，鐘瑜的身體垮了，心態也悲觀起來，整個人“動都不想動”，又過了四個月，才打起精神去考試卷三。

聽朋友說考試很簡單，她“看了一點兒皮毛就跑去香港”，沒想到最後沒有通過。上高鐵前，她發現自己忘帶身分證，當時就產生了不祥的預感。匆匆趕到考場後，她被安排在了44號桌，心底立即犯起了嘀咕：“太吉利了。”

等拿到試卷後，她徹底傻眼了：“別人提早交卷是因為真的簡單，我提前交卷是因為真的不會。”

幾經周折後，鐘瑜終於在今年1月拿到保險執照。和許多新人一樣，她給自己擬定的計畫是先開發熟人市場，然而這個過程也不順利。

她約見的第一位客戶是自己的閨蜜，最後卻沒能促成簽單。諮詢過半，閨蜜坦白給了回饋：說得太糟了，不專業，自己的很多問題鐘瑜都回答不了。

閨蜜從孩子未出世到現在快4歲，一直在了解相關保險。聽著閨蜜給的一條建議，鐘瑜覺得對方甚至比自己更專業，都有點動搖了。

「考牌」的內容只讓她對保險有了些模糊的認識。例如她了解保險產品有五大板塊，但每個板塊下的產品五花八門，根本來不及全部掌握。當她正試圖弄清楚重疾險的時候，有朋友來問壽險，等到終於把壽險搞明白了，另一個朋友又來問儲蓄險。如此反反覆復，每次都精準地戳到她的知識盲區。

熟人市場尚未真正「開發」透徹，鐘瑜更不敢輕易接觸陌生客戶，只能抓緊碎片時間再去一一學習。

危機感是必要的，一旦太久沒開單，就有可能被公司淘汰。在香港保險業，第一年的離職率是最高的，大約有70%的人會被淘汰或主動退出，留下來的人也會經歷不同的瓶頸期。能否做下去或做得好，往往與學歷無關。因為對那些有文憑傍身的優才、高才和留學生來說，「拉下臉」來做銷售，就是最勸退的第一關。羞於主動推銷，甚至拒絕客戶諮詢的大有人在。

章宜就曾經歷過這個階段。現在的她已經可以自嘲：「從學霸到做保險，不管對自己還是對客戶而言，衝擊都是很大的」。然而剛開始工作時，她還不好意思主動向熟人推銷，只好改用軟植入策略，反复地在朋友間提起自己“就是做這個的”“有需要來找我”，才間接拉到了最初的一批客戶。

但當有人直呼她“賣保險的”，章宜還是覺得很不舒服。她只能告訴自己，“選擇做這個了，就一​​定要做好”，接著悶頭猛學產品知識，又開始學化妝，做什麼都憋著一股勁。

除了自己心裡的難關，她很快又遇上了業界的第一道關卡：成為「百萬圓桌會員」。

在香港，保險經紀人在佣金達到45萬時，就可以加入“百萬圓桌會議”，成為會員。這只是最基礎的一級，再往上，還有「內閣會員」和「頂尖會員」。

一個個頭銜，對保險人來說，不僅是榮譽，也是博取客戶信任的金字招牌。就好像在遊戲排位中從青銅攀升到王者，每個參賽者都渴望著級別躍升。

離年底評選還有一個月的時候，章宜的佣金只有16萬，老闆要她加油，“再工作一個月肯定能做到的”，但她心裡不抱希望：“一個月還能賺二三十萬？

當時是2016年，剛好是香港保險的黃金時代。到年底，來簽單的大陸客戶絡繹不絕，每一單只用兩三天就能迅速成交。一個月後，章宜的佣金和公司給的福利，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將近有100萬，剛好達到百萬圓桌會員的標準。

高收入的背後是等量的辛苦，其中包括來自他人「不太體面」的評價，但也同樣帶來了等量的自信。漸漸地，章宜能主動說出自己就是「賣保險的」了，也會主動報出自己的學歷來換取尊重和信任。

招募新人時，她比當年的學長還要直白：「如果你都想做保險了，還是一個月賺3萬塊，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一年賺個30多萬，留在香港幹嘛呢？ 也留不下來。

她所說的“留不下來”，不僅是指被生活成本和收入的落差擊退。依規定，內地客戶必須到香港線下簽單。在久久不通關的幾年裡，香港保險業受到了很大衝擊，章宜的團隊裡也有不少人離開。其中一部分人是因為沒達到續簽要求的收入水平，簽證失效，再待下去，就是「非法滯留」了。

保險仲介人資格考試通常在灣仔活道27號職業訓練局大樓進行。每次考試結束，門口早早守著的保險公司員工就會湧上前來堵住考生。他們戴著口罩，穿著制服，手中高舉的廣告看板羅列著保險業可觀的收入、自由的工作時間、一片藍海的行業前景。

在各式各樣的傳單和資料中，很多都用加粗的字體打出了「香港身分」四個大字。這樣的宣傳，對於那些迫切需要工作證明來續約的留學生和優才、高才來說，可以說是直擊痛點。

大大小小的優才高才續簽討論群組裡，時不時就有備註世界名校畢業的人問：“有沒有保險公司推薦？”

雖然賣保險只是選擇之一，但和找其他工作、自行創業、虛假掛靠相比，總算得上是一條穩妥正規的捷徑。即便要動用熟人資源或自掏腰包，至少也能撐過續簽的節點。

而對保險公司來說，管理階層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團隊成員的佣金抽成，他們自然樂於多多招兵買馬，同時，還能薅一把新人的熟人資源，怎麼也不虧。

雙方各取所需，最終造就了「港漂的盡頭是賣保險」的都市傳說。

但如果再追問下去，為什麼非得續簽不可呢？每個人都會給出一個不同版本的答案。而對鐘瑜來說，一切的出發點都是孩子。

最開始，丈夫身為北方人，不會粵語，怕被排斥，不想來香港。後來，鐘瑜了解到香港的教育福利，突然意識到兩個孩子需要一個香港身份，“這不是開玩笑的”，最終說服了丈夫。

現在，她幾乎每週三都會去香港的保險公司開會，為此把當天的鋼琴課程都挪到了週末。週六，她會從早上九點忙到晚上八點半，週日再教半天課，剩下的半天都用來陪孩子。

同時，她也忙著為兩個孩子選擇學校。關於孩子何時前往香港讀書，鐘瑜和丈夫諮詢了多家中介，又進行了幾輪激烈辯論，最後決定讓孩子初中一年級轉學，「早點融入香港社會」。

教課、帶娃、賣保險，為了平衡三者，鐘瑜把自己的一週規劃得腳不點地。但漸漸地，她也開始有傾斜。為了照顧孩子，她把平日的課程集中了四點以後。孩子放學前的空閒時間，她原本還會在練琴和補習保險之間二選一，後來漸漸地全用在了保險上。

丈夫非常反對她繼續做這份兼職，覺得太耗費時間和精力了，而且往返一趟要花兩三百，也浪費錢，「不如多教幾節課」。

鐘瑜也很疲憊。雖說從目前居住的城市往返香港的交通相對便利，但如此來回奔波還是讓她每次動身前都有些抵觸，但即使如此，她依然堅持要把保險「啃下來」。

去年過年，鐘瑜一家到香港排隊領身分證，但連續幾天沒排到，他們就順便玩了一圈

前兩年趕上疫情，丈夫在內地找了一份臨時的工作，計劃等到今年9月的招聘季再去香港求職。而眼看著明年1月簽證就要到期了，續簽的節點，很可能會卡在丈夫找工作的過程。

這讓鐘瑜很焦慮，續簽主要參考的還是主申請人的資料，先生找到工作，續約才算穩健。一旦被拒，孩子在香港讀中學的事就沒有指望了。

現在她咬牙堅持做保險，也是為了加強一家人「和香港的聯繫」。自己往返香港的車票、保險訓練紀錄，先生的求職紀錄，孩子找學校的準備資料，鐘瑜全都依照仲介的建議掛心留存。當她期待續約時，即便丈夫還沒找到工作，有了這些資料再加上一封解釋信，也許可以證明一家人「對香港的貢獻」和在香港長期生活的決心，由此成功獲批。

獲得永居身分也在她的規劃之內。這個身分帶來的養老、醫療福利，她都可以等，唯獨孩子的教育，一天都耽誤不得。

對於孩子的學業之路，鐘瑜也早早做好了長遠規劃：先通過DSE考試，然後申請新加坡的兩所頂尖大學，其次是“港三”，再往後，港前五，內地高校則再次之。

要是有朝一日，孩子要帶著名校的學歷去賣保險，鐘瑜也不會反對，但還是做兼職就好，畢竟銷售崗位的收入算不上穩定，「至於他加不加入，是他自己的選擇」。

每當踏進同學辦公的投行大樓時，章宜都會不由得想，如果自己當年選擇來這裡工作的話會是什麼樣，「會不會錯失了什麼人生體驗？」轉念一想，又覺得沒什麼好遺憾的。現在這份工作的辦公大樓同樣高級，收入同樣可觀。

這不是她在香港遭遇的第一個人生分岔口。大二時，她曾嘗試轉係到新聞傳播學院，但最後失敗了，為此懊惱了好一陣子。

現在她偶爾會慶幸，沒轉係也許是對的。現在招募的新人裡，有不少就是學新傳的。儘管港校的新傳專業實力強，但進入社會以後工作難找，薪資也少，「香港這個社會是這樣的」。寫作，只當作業餘愛好持續下去就好。

港漂十三年，入行快九年，她能看得到的未來，是「永遠在香港待著」。

在她還是個「小鎮做題家」時，從沒想過還有將人生軌道從東北小城鋪到 「東方之珠」這種選擇。

初到香港，她只記得老家一塊錢一瓶的水，在這裡身價飆了十倍。高級，是她對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

在東北老家，章宜是學生會主席，拿過市三好學生，高考成績全市第一，在媽媽的要求下一直留著一頭板寸。但是來了港中文後，她發現同學們都是各省的狀元，家庭富裕、長相漂亮、成績還好。

她感到很自卑，同時還要應付氣候、飲食、語言帶來的種種不適應。來香港第一個月，她瘦了35公斤，去深圳看親戚，對方都沒認出她來。後來，她花了七、八個月的時間才真正適應這裡。

儘管經歷了一些掙扎，但章宜從最開始就沒想過回老家。“東北更多是關係社會”，而香港讓她看到了獨立的可能性。

來到香港的第七年，章宜順利拿到了永居身分。她計劃以後把父母接來香港養老，這樣他們也能一起享受種種福利。當年畢業時，身為大學老師的父親十分反對她去做保險，擔心推銷會傷了人際關係。章宜心裡也犯怵，但經過這幾年的摸爬滾打，她賺到了錢，給父母買了房，父親的意見也就影響不到她了。

父母來香港探望章宜，離別時做了一桌東北飯菜

只是，對現在的她而言，“長衫是脫不掉的”，保險仍然是個敏感而直接的行業，到現在她也不會去主動向人推銷，但“如何克服”的問題早已不復存在。

疫情三年，章宜在最難的時候迫不得已向家裡借了錢。在她心裡，這才是自己的人生恥辱：“因為我跟我媽講過，我畢業以後絕對不要你們一分錢。”

在大學時，她曾經靠兼職補貼過活。有一段時間，她賣牙膏，每週往返兩地，隨身帶著一兩個30寸的大行李箱和一個60公升的包，全都塞得滿滿的，非常沉。一次，她實在受不了，委屈地哭了出來。但當時一個朋友對她說：“你要是決定賺這個錢，就要把這些情緒收起來，也沒人逼你去做這個事情，也可以把這個東西放下，我們出去玩。”

直到現在，工作裡遇到了什麼問題，她都會對自己說：“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現在的她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唯唯諾諾」的小鎮女孩了，而是一個可以為自己做選擇的新香港人。從十八歲起，她的青春都在香港度過，再過幾年，就比在家鄉待的日子還要長了。現在再回東北，反而會覺得一絲不適應。

她會在這座從未被雪覆蓋的城市裡，繼續接下來的人生，而“賣保險”，就是她為自己選擇的終身職業了。  (虎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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