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是在新舊秩序交替、社會動盪的歷史節點上提出的，以“公”的實踐原則與“大同”的崇高理想對社會進行構想和規範，凝聚了先秦以來中華民族的共同智慧。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的歷史文化源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提出後，被寫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安理會、人權理事會以及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等機構的多項決議中，有力推動這一理念變成全球性共識。圖為2017年3月20日，中國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代表開發中國家發言。3天後，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明確表示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華社記者 徐金泉/攝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提出時主要針對春秋戰國以來權力不斷下移、空前私有化的社會現實。《禮記·禮運》以“天下為公”精神為中心，設計了包含政治、經濟、社會、道德在內的大同方案。其中政治問題是《禮運》關心的核心問題，天下為公、天下大同首先批判的就是權力為私人佔有的觀念和現實，強調公共性是政治權力的根本屬性。成書於秦統一中國前夕的《呂氏春秋》影響深遠，《貴公》、《去私》篇被放在全書十二紀之首，可見其對“天下為公”觀念的重視。《貴公》篇指出，“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主張君主須有以天下為重的公心。秦國橫掃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新的政治秩序確立，世襲製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的繼承方式。但是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觀念並未就此退出歷史舞台，而是與“家天下”觀念形成鮮明對照，並對其形成一定的約束。漢承秦制，《漢書》強調“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為公”這一觀念為後世所繼承，並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世襲制下從觀念層面規範君主集權的“公天下”思想傳統。深化了中華民族對理想世界的思考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表述都以“天下”作為單位，表明這一社會理想超越了國家層面，體現著中華民族關於人類應當如何共處的深邃思考。具體而言，天下為公、天下大同關於理想世界的思考認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天下不是某個或者某些民族、國家生存的空間，而是面向所有人群開放的空間，包括華夏民族和非華夏民族的五方之民應當並存於天下之中。這些思考表達了中華民族對不同人群平等生存權的肯定，並以此為基礎產生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應當在天下之中和平共處的思想。同時，這一社會理想認為政治秩序應當建立在以“公”與“大同”為代表的道義基礎上，王道而非霸道應成為政治運行的規則。早在《尚書》中就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的記載。王道強調“以德行仁”、“義立而王”，認為武力壓制不能使別國真心歸服，只有立足於仁義才能取得別國信任，建立穩定和諧的政治秩序；推崇“保民而王”，王道不是為了稱霸，而是要以保民為根本目的，將實現天下黎民的民生福祉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天下為公”中蘊含的這種天下無外和遵循王道的思想，成為中華民族理解和思考世界秩序的思想起點，成為反對霸權思維、窮兵黷武，建構萬類共存、協和萬邦世界圖景的思想資源。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境界《禮記·禮運》中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本身就蘊含著對人的道德境界的要求。孔子強調“仁”即“愛人”，人們在養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的基本德行後，就應當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泛愛眾”，“泛愛眾”代表了對人更高的德行要求。孟子繼承孔子以愛言仁的傳統，進一步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觀點，從人性的角度出髮指出對他人的同情之心是人生來就具有的天性。在孟子看來，人人都有對他人的不忍之心，只要這一天性不被遮蔽，那麼人人都能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地對他人加以體恤和關懷。宋明時期，思想界普遍接受了“仁者無不愛”的博愛觀念，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萬物一體”的思想。程顥指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王陽明指出“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這些論述都主張世界在本源上即是一個普遍聯絡的整體，天地萬物都是與人的生命密切相關的存在，人應當自覺自己屬於世界這一整體，不應因“我”的意識而產生與他者的隔絕乃至對立。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提倡的這種對人類整體負責的使命感，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崇高道德境界。 (求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