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安妮·奧斯蒙德（Joanne Osmond）在賓夕法尼亞州鄉村長大時，家裡有兩個夜間規矩：必須待在自己房間裡，並且保持安靜。但並沒有規定必須睡覺——這很幸運，因為奧斯蒙德、她的三個兄弟和兩個姐妹幾乎從不早睡。奧斯蒙德熬夜讀學校圖書館借來的小說；她的姐妹們喜歡做填字遊戲；就連身為工程師的父親也常在深夜和清晨擺弄電視機。只有制定這些規矩的母親，才能規律地睡上她認為“完整的一夜”。插圖：Grace J. Kim奧斯蒙德、她的兄弟姐妹以及父親，就是科學家所說的自然短睡眠者。有些人睡眠不足是因為失眠或輪班工作，他們通常會感到疲憊、認知能力下降，甚至出現長期健康問題，如抑鬱率升高和心臟病風險增加。但自然短睡眠者（占人口不到1%）睡眠時間顯著更少，卻沒有任何明顯的健康後果。“從小到大，我們並沒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奧斯蒙德告訴我。直到2011年，她才知道自己攜帶一種與短睡眠相關的基因變異。2019年接受檢測的姐妹們也擁有同一基因的變異。如今77歲的奧斯蒙德，每晚睡眠不超過四小時。我對短睡眠者的興趣，源於幾位朋友（並非第一次）立下新年願望要“睡得更好”。睡眠問題也縈繞在我心頭。我從未患過失眠，但在十幾歲到二十多歲時，我一邊上學一邊在酒吧打工，睡眠對我而言是一種可以按需捨棄的奢侈品。成為記者後，一杯濃黑茶能幫助我在凌晨4:30或5點開始寫作——那是我最高效的時段——然後在辦公室忙碌一整天。然而，步入三十多歲後，我往往等到日出後才開始寫作，咖啡因也已無法再讓我煥發活力。當我睡眠不足時，大腦感覺像硬皮革：僵硬、缺乏彈性，壓力下極易產生裂痕。如果你曾好奇每天多出幾小時能做什麼，奧斯蒙德給出了答案。粗略計算顯示，她比同齡人多清醒了十三年。她確實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攻讀工程學大學學位，嫁給一位工程師，在芝加哥郊區養育五個孩子，並在科技和管理領域從事高強度工作。當丈夫熟睡時，她研究教育政策，最終成為伊利諾伊州學校董事會協會主席。在一次交談中，她告訴我，在我入睡後，她還在教導全球學生如何創業。“世界似乎需要八小時睡眠，而我不需要，”她說。我心中湧起一陣溫暖的羨慕。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的人類遺傳學家傅瑩慧（Ying-Hui Fu）已研究約百名短睡眠者。她告訴我，這些人引發了關於睡眠本質的迷人問題。常有人問她：為何短睡眠者如此罕見？進化難道不會獎勵那些減少無意識時間的人嗎？但她推測，這種特質僅在現代才變得珍貴。“在電力出現之前，黑暗中作為短睡眠者並無優勢，”她說。傅的研究還表明，我們的睡眠需求與日常活動方式密切相關。她研究的許多人傾向於從事高要求工作和高強度愛好，對疼痛耐受度高，很多人不需要喝茶或咖啡，也不會受時差困擾。“我稱他們為‘智人2.0’，”傅開玩笑道。或許最深的謎團在於：短睡眠者如何能在如此少的休息下茁壯成長？其他人是否也有可能做到？大多數動物都需要睡眠，但確切原因尚不清楚。主流理論之一是：睡眠補充腦細胞儲存的能量；另一種假說認為睡眠清除大腦廢物；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睡眠有助於鞏固前一天的記憶。如果睡眠的目的尚不明確，那麼所需時長更是眾說紛紜。蝙蝠每天睡18至20小時，野生大象每晚僅睡2小時。對人類而言，“八小時”已成為教條——“我的身體需要八小時，”傅告訴我——但實際睡眠需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遺傳。可以確定的是，當動物完全停止睡眠時，會發生可怕後果。1894年，一位俄羅斯醫生讓一些幼犬斷食，另一些則剝奪睡眠。結果，缺眠的幼犬幾天內死亡，而飢餓的卻存活下來。《吉尼斯世界紀錄》不再受理“人類最長清醒時間”的申請，理由是“睡眠剝奪存在固有危險”。而我們大多數人恰恰相反：我們過於執著於睡眠時長和質量，以致睡眠類書籍長期佔據暢銷榜，Oura、Whoop等睡眠追蹤器市場估值高達數十億美元。甚至出現了一種現代病症——“正眠症”（orthosomnia），被一篇科學文章描述為“對最優睡眠指標的強迫性追求”，諷刺的是，它反而可能導致睡眠質量下降。睡眠由兩大系統調控。第一是所謂的“生物鐘”，以約24小時周期調控身體的睡眠與覺醒。每個人的晝夜節律略有不同，這解釋了為何有人（雲雀型）早起，有人（貓頭鷹型）晚睡。第二系統是“睡眠穩態驅動”：清醒時間越長，越感疲倦。賓夕法尼亞大學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的時間生物學家阿米塔·塞加爾（Amita Sehgal）告訴我，這兩個系統通常協同工作，但也可能失調。當你嚴重缺眠時，無論何時都想睡覺。（我們對睡眠剝奪的反應似乎也有遺傳基礎：在清醒38小時後，同卵雙胞胎（DNA完全相同）在反射和警覺性測試中的表現比異卵雙胞胎更相似。）極端睡眠模式人群首次成為遺傳學研究焦點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猶他大學的神經學家克里斯·瓊斯（Chris Jones）遇到一位女性，她總在傍晚早早入睡，半夜醒來。她的孫女也有同樣睡眠模式，瓊斯直覺認為這可能由DNA解釋。他聯絡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遺傳學家路易斯·普塔切克（Louis Ptáček），後者協助他發現了一種看似相關的DNA突變。傅瑩慧於1997年加入普塔切克的研究團隊。“我非常擅長髮現突變，”她告訴我。隨著團隊研究成果發佈（這是首批揭示DNA如何影響睡眠的研究之一），數千人主動聯絡他們。許多人作息不規律，但每晚睡眠時長穩定。傅說，極少數人睡得極晚、起得極早，奇怪的是，他們並無失眠或其他睡眠障礙患者常見的抱怨。2009年，在研究一對同為短睡眠者的母女後，傅發表了一篇關於DEC2基因變異的論文，該基因影響食慾素（orexin）的產生——這是一種與覺醒相關的激素。（食慾素缺乏是發作性睡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當傅將相同突變引入小鼠體內，這些小鼠的睡眠時間比其他小鼠更短。自2009年以來，傅及其同事已發表關於五個基因中六種突變的研究，這些突變均與睡眠需求減少相關。（傅告訴我，還有更多基因正在研究中。）奧斯蒙德及其姐妹攜帶的基因變異影響谷氨酸受體——谷氨酸是一種在大腦中具有多種功能的興奮性神經遞質。2019年，研究人員在一對父子身上發現了另一種突變；當傅的團隊將其引入小鼠後，這些動物並未表現出通常在睡眠剝奪小鼠中出現的記憶缺陷。未參與傅研究的塞加爾曾研究果蠅睡眠，她對這樣一個事實感到好奇：這些基因似乎並不關聯特定的睡眠過程或腦通路。“沒有那一個特定機制脫穎而出，”她說。神經生理學家兼遺傳學家邁赫迪·塔夫蒂（Mehdi Tafti）表示，短睡眠者之謎揭示了我們對睡眠運作機制的無知。當他篩查數百名睡眠不規律患者的DEC2突變時，一無所獲。傅認為，短睡眠者發展出了不同的睡眠方式。塞加爾則提出另一種解釋：也許他們的身體在清醒時積累的損傷較少。理論上，與短睡眠相關的基因突變及其影響的通路，可能成為藥物研發靶點，以安全減少我們的睡眠需求。食慾素與發作性睡病的關聯已激發新的製藥研究，去年一項臨床試驗顯示，一種實驗性食慾素阻斷藥物對失眠頗具前景。增加食慾素的實驗性藥物也可能幫助發作性睡病患者保持更長時間清醒。但要開發出能將普通人轉變為“奧斯蒙德式”短睡眠者的藥物，挑戰更大。傅指出，通過尋找短睡眠者再回溯到單一突變，她可能忽略了其他更微妙的遺傳因素。在英國生物銀行（UK Biobank）近二十萬人的樣本篩查中，僅憑這些突變並不能關聯極端睡眠模式。而且睡眠至關重要，傅希望藥物開發者謹慎行事。“最糟糕的情況是，你開發出一種藥物，卻帶來可怕的副作用，”她說，“你睡得少了，但五年後卻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塔夫蒂說，我們幻想減少睡眠，是因為“睡得好”和“睡得夠”這兩個目標比聽起來更難實現。良好的睡眠衛生——比如每天固定時間上床和起床——要求我們在工作與家庭責任間設定界限。它要求我們做出明智但並不有趣的抉擇：提前離開派對、減少飲酒、避免深夜零食和螢幕時間。當然，我們更願意吞下一顆藥丸而非做這一切。不幸的是，塔夫蒂說：“我們無法消除對睡眠的需求。”曾經，臨床醫生希望莫達非尼等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能讓我們少睡而無後果，但他們錯了。（與咖啡因類似，促醒藥物只是抑制睏意，並非消除它。）或許次優方案是親自探索你需要多少睡眠。專家建議的方法之一是：去度假。只在疲倦時入睡，感到休息好時起床，你自然會接近真實的睡眠需求。幾周前，我的鬧鐘在凌晨2:46驚醒了我。我拖著腳步走進廚房，打開幾盞燈試圖讓自己清醒些。我安排了一場與奧斯蒙德及另外兩位短睡眠者的Zoom會議，時間選在他們通常清醒而我卻在沉睡的時段。其中兩人甚至提前進入了等候室。布萊德·約翰遜（Brad Johnson），69歲，住在猶他州，成長於一個擁有五名短睡眠者和三名正常睡眠者的家庭。他的突變與一種遍佈全身（包括REM睡眠和覺醒期間活躍的大腦區域）的神經遞質受體相關。對他而言，當時是凌晨1點，他即將入睡。林恩·懷特（Lynne White），83歲，住在加州，是她家中唯一的短睡眠者。她的突變在實驗室小鼠中與減少的非快速眼動睡眠及更多深睡腦波相關。對她而言，當時是午夜，她正規劃當晚剩餘時間。三人從未謀面，彼此充滿好奇。約翰遜問其他人通常睡幾小時。身處芝加哥的奧斯蒙德剛起床，她大約在晚上11點入睡。“我有時能連續三天不睡，布萊德，”懷特笑著說。約翰遜過去睡五小時，最近只需約四個半小時。他在19歲時意識到自己是短睡眠者——那是在為期兩年的摩門教傳教任務中，規定晚上10:30必須就寢。“那就像問我：‘你為什麼不能明天就長到七英呎五英吋？’”他回憶道。他曾躲在壁櫥或浴室裡偷偷讀書。“我們的大腦從不停歇，”奧斯蒙德說，“無論我們嘗試做什麼，它總需要被填滿。”“你總得找事做，”約翰遜附和道。他曾擔心自己的睡眠模式不健康——畢竟他總聽說自己應該睡得更多。瞭解自己的基因後，這些焦慮得以平息。如今，他是退休金融高管，育有八個子女；擔任一個兩百人合唱團與樂團的指揮，為教會做志願者，閱讀無數傳記，並收集過去五十年間所有演講與簡報。如此長時間清醒也可能帶來孤獨感。“有時我望向窗外，整個社區沒有一戶亮著燈，”奧斯蒙德說。而我可能因睡前時間不夠而沮喪，短睡眠者卻需確保自己不會耗盡有意義的任務。（“我想我有個兄弟去世，是因為他無法讓大腦保持忙碌，轉而酗酒，”奧斯蒙德此前曾告訴我。）儘管她已投身志願、輔導、工作、育兒和愛好，仍不斷尋找新興趣。2021年冰島火山數百年來首次噴發時，她閱讀了所有能找到的地質學資料，隨後感到無聊便轉向其他事物。約翰遜的子女並非短睡眠者，但他有十七個孫輩，其中一人可能是。“我五點起床，她不久後也會起來，”他說。他詢問奧斯蒙德和懷特的家庭情況。“我想我惹惱了我的孩子們，”懷特說，“我總是叫醒他們。”她兒子上大學時，為了一份工作早起，卻發現她早已在讀報。“你知道嗎，我從沒見過你躺在床上，”他對她說。我昏昏欲睡，樂於聽他們交換故事，偶爾插話。約翰遜和懷特表示，手術後無需服用止痛藥。懷特談到作為蘋果使用者俱樂部成員，自願為他人修理裝置。我仍對短睡眠者略感羨慕，但這場對話也深刻提醒我：改變一個人與睡眠的關係何其困難。約翰遜無法強迫自己整夜安眠，正如我無法每天參加凌晨三點的會議。他們交談時，我心想若能重回被窩該多好，或許還能補覺。有些快樂，只屬於長睡眠者，我想。他們是否在有限生命中搾取了更多價值？懷特說，年輕時她需要額外時間經營三家房地產公司並撫養孩子。她常自問：“我還剩什麼事要做？”約翰遜也曾感受到矛盾的時間緊迫感。“我喜歡說，上帝知道我需要額外三小時才能跟上節奏，”他說。但三人都表示，退休後他們對時間的體驗已演變。懷特現在會問更開放的問題：“我要做什麼？”“喬安妮某種程度上激勵著我，”談及奧斯蒙德時她說，“她如此高效。”奧斯蒙德謙虛回應，指出懷特志願服務之頻繁。我感到欣慰：連短睡眠者也會為自己如何利用時間而感到自省。我感覺到，三人很高興能找到彼此。通話結束前，懷特坦露一絲羨慕：“擁有一個你能共鳴的家庭，聽起來真美好，”她對約翰遜和奧斯蒙德說，“而我誰也沒有。”她轉向我開玩笑道：“我覺得你為我建立了一個朋友圈。”“你可以隨時聯絡我，”奧斯蒙德接話道，“很可能，我會醒著。”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