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高薪，沒有偷渡，更沒有去緬甸、柬埔寨這些危險的國家，中國留學生李奧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只是在安全的國家想正常找一份工作，卻不斷跌入招聘陷阱，最終淪為人口販賣的犧牲品。在經歷過一場在緬東的死亡之旅後他才明白，海外華人招聘圈已經被博彩、詐騙等灰色產業滲透，而印象中的那些城市，已經不同以往。

2022年6月5日，李奧站在東南亞一條混濁的泥水河前。河很窄，不過五六米，兩岸是一樣的黃褐色爛泥地和雜亂的野樹林，河面上一條孤零零的小船。很久之後他才知道，這條不起眼的小河是莫伊河，位於泰緬邊境交界處，是知名的偷渡“天堂”。這裡荒無人煙，見不到警察和海關人員，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肯尼亞女人和一個二三十歲的中國男子。三人的背後跟著四名大漢，他們不怎麼說話，但其中一人手上拿著一把小臂長的砍刀，明晃晃的。

泰緬邊境的莫伊河岸（攝於2022年）

“They are human traffic.”旁邊的肯尼亞女人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輕聲說道。李奧也明白，他們三人已經淪為“豬仔”——人口販賣的犧牲品。

李奧是浙江台州人，27歲，高二時被父母送到英國讀書，隨後進入英國利物浦大學學習，但因家中破產被迫輟學，沒能獲得大學文憑。他的唯一優勢是英語，所以工作後有一半時間都在中東、非洲等地的華人企業就職，從事翻譯或行政工作。在李奧看來，海外華人企業的待遇更優厚：工資大多在每月一萬五千元以上，還包食宿。

2022年初，他先是在肯尼亞的蒙巴薩為江門機械松林有限公司工作，後來又換到阿聯阿布扎比，在中國通訊服務（CCS）的分公司做項目經理，由於崗位期望與公司產生衝突，5月，他辭職來到迪拜，邊旅行邊求職。

李奧對本刊回憶，自己當時在迪拜當地的華人生活網站“迪拜全酋通”上瀏覽招聘資訊，注意到了一家泰國曼谷的企業。該企業聲稱從事跨境電商業務，老闆需要招聘一名助理兼翻譯。該企業跟李奧約了一次英文電話面試，並要求他錄製了一則自我介紹的英文短片，然後發放了入職邀請。在李奧看來，該企業和大部分他打過交道的海外華人企業類似——入職程序比較隨意，薪資每月一萬多元，包住宿和來程機票，但不願意給勞動者辦工簽，而是以旅遊簽入境。“曼谷，在我心裡還是一個比較安全、講法治的地方，所以沒有怎麼猶豫就過去了。”

2022年6月4日，李奧乘凌晨最便宜的航班從迪拜出發，上午10點到達泰國曼谷的機場，然後被一輛灰色面包車接走。車開了四五個小時，大部分時間他都在補覺，中途停下在服務站吃了頓燒雞，還有個警察曾攔下車檢查他的護照。路程這麼遠，李奧覺得有些奇怪，但招聘人員解釋，公司地點較為偏僻。

到達住處時，天已經黑了，招聘人員解釋，公司所在的園區夜晚不開放，讓他先歇一晚，還安排李奧住進了一家三星級連鎖酒店。第二天早上，換了一輛黑色SUV接李奧出發，中途上來了一位肯尼亞黑人女性和一位二三十歲的中國男性，三人都默默坐著，沒有交流。

最後，車停在了一個荒涼的三岔路口。“我一下就知道我完了。”李奧發現這不像個工作地點，周圍都是大片的樹林，路邊的小木屋走出四名大漢，領頭者戴草帽穿花襯衫，腰上還別著一把大砍刀，其餘三人打赤膊，直奔車走來。李奧腦中飛速思考著脫身的辦法，但當他瞄到路邊停著的越野摩托車後，就明白自己無處可逃。

為首者的刀已經出鞘，拿在手上，不需要言語，三人下車後都順從地跟著他們向前走，走了大約10分鐘，就來到了莫伊河邊。一行人乘船不到10秒就渡到對岸。又走了一段時間後，他們被要求原地等待。不一會兒，一名中年男子走過來，穿著皺巴巴的白背心，衣服捲到了胸口，李奧一眼認出他是華裔，便開口求教“怎樣保命”。李奧記得，當時男子很客氣地讓他們先坐著歇一會兒，並請他們抽菸，然後慢悠悠地說了兩句話：“第一，不要逃跑，逃跑的話所有人都會來找你。第二，不要頂撞公司，不然會給你上手段。”

2018年1月22日，在距離印度英帕爾約200公里的楚拉昌普爾（Churachandpur），一名遭遇人口販賣和身份盜竊的女孩在自家門外。曼尼普爾邦和米佐拉姆邦等邦的未註冊安置機構正在利用印度與緬甸邊境管理鬆懈的漏洞，將婦女送往東南亞和海灣國家

一輛面包車過來接走了三個“豬仔”，中途又順道接了幾個緬甸女孩。開了一個半小時，李奧被要求獨自下車，等待他的是一扇鐵門，保安領著他走進去。門口有持械的軍人駐守，然後走過一條狹長的小路，才進入園區——一片荒地上建著許多紅色的磚砌小樓，大多隻有三四層高，還有不少爛尾的，看上去頹敗又土氣。

來人將他領到一處紅磚色小樓，也就是他即將就職的公司。這棟樓的四層是辦公室，一到三層都是員工宿舍。宿舍一般是八人間，大小只能勉強放下四張上下鋪，陳設簡陋但乾淨，帶一間獨衛。舍友看上去都是二三十歲的農村打工者，還和李奧主動寒暄了幾句。

當天下午，他被帶去見了自己的主管，對方明確告知，公司就是做詐騙的，招聘他的人是蛇頭，他已經被賣到這裡。主管收繳了李奧的所有電子裝置，並檢查他聊天記錄中是否有求救或報警的痕跡，接著開始介紹公司的主要業務——“情感類殺豬盤”，拿出一份精聊話術讓李奧學習。對方安撫他，“先做著看，做滿了6個月要是還想走，可以放你走”。但看見他魂不守舍，又開始口頭威脅，“這裡離KK園區很近，都不需要我們親自動手，直接把你賣到KK噶腰子”。（KK園區是緬東最臭名昭著的詐騙園區之一，被認為是人口販賣、器官買賣的重災區。）公司還有紅線——嚴禁逃跑，嚴禁拍攝人臉和建築物照片，嚴禁向外透露園區位置。

來了不到一周，李奧抓住一個關鍵機遇，逃離了一線詐騙工作。他趁領導帶他去見公司老闆時，主動表示自己會用Excel，會記帳。公司員工的文化程度較低，帳做得很亂，老闆便欣然應允。隨後，他被公司帶到園區外的另一個據點工作，妙瓦底市區的1號碼頭，一個集合了賭場、酒吧、KTV的娛樂場所聚集區。他住在老闆開設的旅館二樓，一個單人間。

那裡雖然有門衛守著，但進出管理並不算嚴，老闆警告他出去很容易被綁架。李奧想過要逃跑，但很快他發現，公司發放的手機使用的是泰國的SIM卡，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定位到自己的具體位置。他嘗試用電腦上的Google地圖定位，但由於靠近邊境，只能模糊地定位在妙瓦底。他還曾通過信箱向緬甸兩個反人口販賣的NGO組織求救，沒有得到回應。“我連自己在那裡都不知道”，他對本刊回憶，於是決定先沉下心來蒐集資訊，瞭解自己的處境。另一方面，他也抱著一絲希望，“也許6個月後真能放我走呢”。

3個月後，由於團隊合併，李奧又被轉移回園區，住到了一間三人宿舍裡。園區的工作時間是每天上午10點到晚上12點，每周休息半天。財務工作任務很少，李奧就開始在空閒時偷偷用工作手機和電腦上網蒐集資訊。

時間一天天過去，李奧慢慢摸清了園區的情況。園區的地形像一隻風箏，東北方向被莫伊河包圍，過了河就是泰國，西南方向則有一條狹長小路，像風箏線，直通園區大門，門口有駐兵把守。他假裝在園區裡跑了一次步，發現自己無法接近園區的邊界——園區的可活動範圍大約就四個足球場那麼大，被一米六高的鐵柵欄圍起來，外面還有高高的圍牆，柵欄和圍牆之間是大片寬闊的荒地。

李奧盤算著，如果逃跑，不能往西南方向，那邊是緬甸境內，逃出去也沒有生機，但東北方向似乎也不太可能——柵欄背後是一排鐵皮棚屋，“典型的貧民窟”，據說棚屋後面還有崗哨。有一天晚上，他在宿舍裡突然聽到了一聲非常響亮的慘叫，聽同事說，是同公司一個馬來西亞人想要逃跑，被抓住後遭到毒打。他不認識這個人，但是看到財務帳本上標記著一筆獎勵保安抓住逃跑者的記錄，2萬泰銖。

園區雖小，五臟俱全。這裡有食堂、小賣部、大排檔、旅館、賭場，甚至還有賣淫場所，許多員工騙到錢開了單，又會到賭場和會所揮霍得一分不剩。李奧發現，這裡的場所雖然看上去簡陋，但消費水平奇高，小賣部一罐可樂換算成人民幣大約8塊錢，一條薄薄的紅色浴巾則要人民幣200多塊，“質量‘好’得很，我洗完澡一擦頭，頭上沾滿了紅色的毛屑”。

園區內有十來棟小樓，進駐了不同的詐騙公司，李奧的公司只佔其中一棟。公司有六七十人，同在一個大平層辦公，人們排坐在便宜的條形長桌邊上，用組態落後、早就被網咖淘汰的老式一體機進行詐騙。這裡大部分是20多歲的年輕人，總是吵吵嚷嚷，喜歡在工作時用劣質音箱公放“土嗨歌曲”，互相之間以花名相稱，比如老闆叫“喜哥”，主管叫“李公子”。暴力並不是常態，多數時候，大家就像普通同事那樣相處，下了班就在宿舍裡聊天，打遊戲。

李奧的室友分別叫“烏龜”和“菜牙”。“烏龜”20歲左右，高中輟學就來到緬甸做詐騙，業績很突出，“有個月達到200萬人民幣，提成12%”。“烏龜”說話含糊不清，長期不回宿舍住在園區的旅館，并包養了一個緬甸女孩。而“菜牙”則是一位40多歲的大叔，據說在國內欠了賭債才出來。

看似輕鬆的氛圍之下，充斥著謊言和監視。李奧發現，有人說自己是被騙來的，但其實是自願的，只是害怕以後回國被判重刑；還有公司高層總自稱是緬甸人，結果後來趁外出時逃回了中國。公司裡到處都是老闆的眼線，李奧有一次上傳圖片被坐在隔壁的同事瞥見，舉報他洩露公司機密，領導調查後發現並無異樣，這才作罷。

公司高層曾在聊天中向李奧透露，他們最喜歡兩類人，一種是18歲左右的孩子，“家庭不好，文化程度不高，簽證、護照、國境、偷渡，一點概念沒有”。這些年輕人沒什麼技能，沒見過世面，脫離了父母管教，學會了賺快錢賭博、嫖娼，很快就沉迷於這种放肆的生活。另一種則是國內犯了罪或欠了賭債的人，這些人即使回國也沒什麼出路，因此安心留在公司做詐騙犯。

日漸熟悉之後，李奧發現這是一群殘忍但並不聰明的犯罪團夥。這給了他許多新的機會。借記帳的名義，他要到了帳目明細和受害者名單，保留了公司的犯罪證據，還趁大家工作時，藉著買東西的名義在園區晃悠，用公司發放的手機拍下園區建築物、超市小票，用加密軟體儲存起來，以便之後求救時幫家人確定自己的位置。公司要求，使用自己的手機要提前一天告知，並只能在監視下使用，於是李奧每天都要求用手機，想通過這種方式讓對方逐漸放鬆監視。

但李奧始終保持著一種高度警惕的狀態。他的生活很單調，公司、小賣部、食堂三點一線，從來不去主管和同事經常邀請他去的賭場和會所。在李奧看來，這些“縣城娛樂場所”沒有吸引力，還會給他未來的人生留下污點。對於公司每月發放的一萬元人民幣工資，他大部分都不敢取出，每月只拿一兩千，購買零食和生活必需品。每次和同事聊天，他都當成是套話的機會，試圖進一步瞭解他們的詐騙犯罪手法。

李奧在園區一共待了8個月，他回憶，當時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就是公司外勤會幫他從園區外代購無糖零度可樂，還有金色蓋子玻璃瓶裝的雀巢凍干咖啡，“每天都可以喝”。

2022年12月28日，李奧的母親王春霞接到了一個看不出號碼的虛擬電話。電話只接通了幾秒，“我被綁架了，在緬甸妙瓦底”。

王春霞聽出這是兒子的聲音。她已經有4個月沒和兒子聯絡了。自從之前因家中破產輟學，後來又在海外求職，李奧和父母之間日漸疏遠，平時從不打電話，只會每周通過微信簡單問候一下。即便這樣的溝通也在李奧6月到泰國後越來越少。王春霞記得，兒子剛到泰國時跟他們報過平安，然後回覆消息的速度便越來越慢，從一周延長到一兩個月。一開始她以為是兒子到了新的環境，工作比較忙，但到8月底，也就是她和李奧約定辦理簽證去澳洲繼續學業的時間，李奧仍然沒有就簽證的問題及時回覆消息，她和丈夫反覆撥打電話也無人接聽。王春霞開始意識到不妙，立刻向台州警方報警，並托關係尋找泰國的朋友發佈尋人啟事。

這是大多數孩子陷在東南亞電詐園的家長都經歷過的“覺醒”過程，細節大同小異。本刊曾加入一個尋子家屬群，群裡有近500人，他們給自己取的群暱稱都很類似，“母親尋兒”“盼兒回家”“找弟弟”“找哥哥”，從他們的頭像和微信名中，可以看出一些人的職業，如“舊衣回收”“裝修”“手工磨坊”“收廢鋼”“窗簾”，大多數並非富裕的家庭，所在地區也是四、五線非省會城市。他們在群裡分享焦躁的情緒，“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實在難受，就搞點酒喝”；交流報案和解救技巧，比如如何立案、賠付多少、那個解救團隊靠譜。但有成功經驗的家庭不多，更多是講述自己尋找解救團隊時遭遇騙子的經歷，“解救方說光是撈人的費用就要15萬”。或許因為被騙得太多，許多家屬都已經對解救團隊失去信任，“撈人的和園區的是一夥的，有的比園區裡還要黑”。

不管是被騙還是自願，一旦進入東南亞電詐園區，就像困進一片黑暗森林，沒有方向，沒有路標，儘是陷阱。王春霞記得，8月下旬，也就是發佈尋人啟事後不久，自己接到了兒子的微信。微信裡李奧聊起了簽證的事，語氣如常，於是她也放下心來。但實際上，這條微信是在電詐公司的監視下發的。王春霞的尋人啟事被轉發到當地的蛇頭群，又傳到了公司主管那裡。主管警告李奧：“你知道該怎麼做吧？”於是李奧只好跟父母假裝正常地在微信聊天。

類似的陷阱在解救階段更是比比皆是。11月，李奧終於用國外加密聊天軟體聯絡上一個熟人，讓對方幫他辦理了一個可以直接網路撥號的虛擬電話套餐，並在12月28日偷偷通過電話聯絡了母親。王春霞對本刊回憶，接到電話後，她立刻腿軟了，手也抖起來。她和丈夫立刻報了警，但警方表示介入難度很大。緬甸妙瓦底地區不受政府控制，而歸當地武裝組織管轄，武裝組織與詐騙園區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園區給部隊交保護費，而部隊依靠這些收入維持武裝勢力。

王春霞和丈夫四處托關係，想通過民間途徑將孩子解救出來。一位朋友介紹的緬甸華人聲稱自己能找到李奧的位置，要求先打3萬元路費，結果錢打過去之後，對方並沒有給出李奧的位置資訊，而是要求追加30萬救援費。1月下旬，正在王春霞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負責案件的警官主動幫他們在網際網路上搜尋民間解救團隊的資訊，並篩選了一個團隊介紹給王春霞。這位警官向本刊表示，緬甸有實力的解救團隊其實很少，他因為幫家屬找到了確實有解救能力的團隊，還得到了公安廳的表揚。

解救團隊的負責人叫阿龍，原本是一個東南亞商人，2021年開始從事解救工作，至今已經解救了100多人。他表示，解救程序並不複雜，一般需要家屬給園區交一筆賠付金。賠付金是公司前期為招人付出的成本，通常為“公司付給蛇頭的人頭費+偷渡費+本人在詐騙園區吃喝住宿的費用+本人在詐騙園區借公司錢消費－本人在公司貢獻的效益（工資+提成）”，這個金額或許會上下浮動，有一定水分，但總體而言，其計算方式是有規律的。

但數字計算容易，能否順利完成“錢貨交易”，則完全看是否在當地有可靠的人脈。阿龍表示，緬東妙瓦底的詐騙園區至少有70個，大部分園區“講規矩”，只要給了賠付金就放人，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園區是“不講規矩的”，而李奧所在的東美園區恰好是其中之一，“下手比較黑”。

給父母打電話通訊的同時，李奧向公司提出，自己在園區已經待滿6個月，想要按約定離開，公司未予回應。1月初，當他再次主動找老闆談話時，被主管送進小黑屋“冷靜”。他記得，“小黑屋”是一間普通的宿舍，並不黑，有一扇很大的窗戶，裡面放了三張上下鋪，只有床板，還有一個廢棄的小冰箱。公司派了一個保安在裡面24小時守著李奧。保安把他的手銬在上鋪，逼迫他連續站了3～5天，不讓他好好睡覺。幾天後，見李奧仍然堅持想走，主管派了曾經幫李奧買咖啡的外勤阿宏來折磨他，毆打並用電擊棍電他。

李奧感覺，當時對方還沒有下狠手，電擊也只是蜻蜓點水，即觸即離。即便這樣，電流進入身體時，雖然時間很短，他依然會不受控制地抽搐和慘叫。但到1月底父母和公司談判解救階段，他遭受了最嚴重的折磨。公司向李奧父母提出50萬元的贖金數額，並為了逼迫他們盡快給錢，拍了一段給李奧“上刑”的視訊，經由李奧的微信發給他父親。李奧回憶，那是公司下手最狠的一次，阿宏用電擊棍頂著他的身體，電流持續刺痛他的神經。對於被電擊的感受，李奧很難描述得細緻。和其他顯而易見的創傷相比，電擊是一種很難和別人交流的感受，因為“被電就好像失去意識了”，只是身體不斷地在抽搐。“難頂”，他用有些吊兒郎當的口氣，儘量輕鬆地回憶當時。

王春霞沒有看到這段視訊。丈夫收到視訊後沒敢給她看，他按照阿龍的要求，咬牙拉黑了兒子的微信，關閉了手機，不給任何回應。“這是一場心理戰，絕對不能在這時候打錢過去。”阿龍說，他瞭解東美園區的套路——如果給錢，反而讓他們嘗到甜頭，更加不願意放人，還會變本加厲虐待受害者，索取更多的贖金。阿龍托朋友聯絡到了當地武裝組織的“將軍”，跟園區方打了招呼。效果立竿見影——李奧對本刊回憶，“被上刑”的當天晚上，一名主管主動來到小黑屋，客氣地告訴他，以後不會再打他了。

李奧最後被解救出來時，已是一個月後。

2023年2月3日大年初三中午，“那幫人讓我洗個澡，整理一下，換一身衣服，並警告我出去之後不要亂說話”。公司把李奧交給了園區物業，物業讓李奧在兵站睡了一晚。第二天，“將軍”開著一輛黑色SUV來接李奧，副駕駛座上還放著槍械，車後面跟著一輛皮卡，裡面坐著他的四個副手。阿龍告訴本刊，由於“將軍”介入，李奧的公司沒有再索要賠付金，但是其父母還是給“將軍”支付了20萬元的人情費。

分別時，“將軍”拿出手機給李奧錄影，並警告他出去不要亂說話，自己知道他的所有資訊。李奧再一次被送到了莫伊河邊。河流仍然如初見時那麼普通，只是更熱鬧一些，船隻載著各種當地村民裝束的乘客，像日常通勤一樣在河面往返。

現在，回憶起之前在迪拜求職的那一個月，李奧意識到有些不對勁——他不斷落入灰色產業的“招聘陷阱”。找工作時，他主要依靠的是當地華人生活網站“迪拜全酋通”，也會瀏覽臉書和英文招聘網站Glassdoor、Indeed。起初，“全酋通”上一家華人企業招聘“部門經理助理”的資訊吸引了他，傳送郵件後，對方向他發來了電話面試邀約。李奧回憶，面試者是一位三四十歲、身材嬌小的中國女性，英語非常流利，聲線聽上去也很專業，她簡單考察了李奧對“行政助理”的理解，並介紹了這一崗位以文書工作為主，部門剛剛成立，“一切需要從頭學起”。

順利通過兩次電話面試後，對方就邀請李奧前去入職。由於正值疫情，許多企業都取消了線下面試，所以李奧並沒有懷疑。公司還派人帶李奧做了一系列體檢，確認他沒有新冠或其他傳染類疾病，然後帶到迪拜一個工業園區隔離了3天。入職後李奧發現，該公司位於迪拜的中高端商務區，提供的宿舍是酒店式公寓，“算是中國企業中待遇相當好的”。

入職後的第一周，部門經理並未給李奧分配過多工，只是讓他偶爾“做做表格和文案，打打雜”，但到了第二周，經理主動和他進行了一次入職談話，“她向我炫耀自己過去在業務部門的業績，無意中透露了這是一家博彩公司”。意識到不對後，李奧立刻辭職了。

很快李奧發現，海外求職的很多管道已經被灰色產業滲透。他回憶，自己曾在“全酋通”看到一則企業招聘後勤主管的資訊，但線下面試時對方卻坦白這是一個博彩集團。另一次，他在知名招聘網站Indeed上看到一家房地產公司在招聘中英文翻譯，工作描述是全英文的，地點在迪拜市區的一棟高端寫字樓，但面試後發現這是一家為詐騙、博彩類企業編寫程序、提供網路服務的企業。還有一次，他記不得是那家招聘網站的資訊，工作地點在知名的“迪拜矽谷”，中英翻譯崗位，面試在一個空曠寬敞的會議室進行，對方沒有問李奧什麼問題，反而自己滔滔不絕地講述，說他們是一個虛擬貨幣平台，李奧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是“引導客戶每天進行交易”，“他告訴我，客戶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找，都是別人已經引導註冊過的”。李奧這才回過味來，這是一家以虛擬貨幣為名義的詐騙公司。

本刊記者嘗試在臉書上輸入中文關鍵字“中英翻譯”，發現大部分出現的帖子工作地點都集中在東南亞地區。這些帖子看上去提供的是正規工作，但實際可能並非如此。例如，一則招聘“翻譯兼助理”的帖子，其工作描述為中泰語聽說讀寫，工作地點為曼谷，內容是完成公司檔案翻譯及日常口語翻譯，但本刊記者與發帖人交流後發現，其實際屬於博彩行業。而另一則招聘中英翻譯的崗位，工作描述為“負責翻譯員工和上司溝通”“為員工翻譯業務內容”等，但在聊天過程中，當記者假裝自己是詐騙行業人員後，招聘者也暗示其業務的確和電詐相關，並保證“即便不做業務員，以後你負責的組裡有人開單的話也會有獎金的”。

在本刊記者的調查中，在一些常用的海外求職網站上，只要加入東南亞國家的中文招聘小組，就能看到海量的灰產招聘帖，其中許多帖子並未隱瞞自己所屬的行業，通過一些行業黑話可以立刻識別出來，如“刷單”“提成”“無賠付”等關鍵詞。而在臉書上有2.2萬人的“緬甸中文求職招聘小組”，幾乎每一個帖子都來自電詐行業。

全球反詐組織GASO至今已經在東南亞地區解救1200餘人。他們向本刊介紹，近三年來，東南亞的電詐行業面臨著人手短缺的問題，這背後有多重背景：首先是柬埔寨西港禁賭事件，促使許多網路博彩公司轉型做詐騙，需要更多的人手；二是三年的疫情封鎖，嚴格的防疫政策讓許多人沒有機會偷渡到東南亞地區；三是中國近年的大勸返行動，許多地區採取“註銷戶籍”等強力措施，勸返他們回國投案自首。

2022年12月21日，馬來西亞吉隆坡，緬甸人口販賣受害者之一穆罕默德·法罕·阿斯曼（Mohd Farhan Asman）與其他5名受害者抵達吉隆坡國際機場。經過調查，還有大約1000名馬來西亞人仍在妙瓦底地區，均為緬甸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GASO成員凱特還注意到，由於缺人，園區向蛇頭買人的費用水漲船高。“一個人現在最高可以賣到四五十萬，而且年齡範圍也在放寬，我們看到最小的可能只有八九歲。我還接觸過一個解救回國的案例，對方已經48歲了，這個年齡打字其實都不太行了。”

她認為，雖然騙招在整個東南亞電詐行業的比例可能只有10%左右，大部分人是自願前來，但由於這兩年園區急缺人手，人頭費水漲船高，促使許多蛇頭為賺錢四處騙招，導致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增加。她總結道，蛇頭最常借的名目是招聘翻譯、程式設計、人事，其次是模特、歌手、服務員、客服。如果是正經求職的人，在海外招聘網站上看到這類工作崗位，地點又在東南亞地區，“建議就不要去碰了”。但更可怕的是，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受利益誘惑轉變為蛇頭的人也在增加，“他可能是你的朋友親人，也可能是你在曼谷旅遊坐上的一輛計程車的司機”。凱特記得，曾有一個被解救的受害者逃出園區後在當地打了一輛車，結果又被司機給轉賣了。

據柬埔寨前副總理2022年8月26日簽發的一份呼籲書顯示，2022年1月1日至8月20日，柬埔寨當局共偵破87起人口販賣案件，累計解救出865名受害者。而根據聯合國人權辦公室於2023年8月29日發佈的《東南亞網路詐騙和人口販賣》調查報告稱，至少12萬名“豬仔”身陷緬甸全國各地，被迫從事網路詐騙；另有10萬人落難柬埔寨。

2023年9月，中緬政府展開聯合行動，成功打掉緬北電信網路詐騙窩點11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69名。但凱特擔憂的是，東南亞的詐騙團夥正在向世界各地轉移，尋找適合他們的新土壤，越來越多的城市變得不安全了。比如，迪拜就已成為電詐行業轉移的新目的地——當地已經發展出四大著名的電詐園區，分別是鳳凰園區、永利園區、DIP園區和綠洲園區。這些園區實施封閉管理，其中不乏暴力虐待和性侵，一些園區的詐騙人員多達2萬餘人。而除了這四大園區外，迪拜還存在著規模不等的小型詐騙園區以及一些隱藏在小公寓樓中的詐騙公司，這些團夥規模從幾十人到上百人不等。

而李奧2022年前往迪拜求職時，他的印象還停留在多年前，他曾被公司外派到迪拜出差過兩次，“這裡是打個電話給警察就能解決問題的地方”。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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