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曾警惕全球經濟“日本化”，所以日本經濟未來走勢不僅關於日本自身，對全球經濟都有啟發意義。而對中國尤其如此，因為日本是東亞發展“雁陣模式”的頭雁，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的經濟軌跡，包括經濟奇蹟及之後的回落，人口結構轉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等，與中國有很高的相似度，所以日本是中國經濟參考的“樣板”。《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一書是微觀視角的前瞻性之作。作者基於二十多年的深度觀察和一手採訪資料，既有對企業具體案例的細緻剖析，展現企業在經濟變革中的困境與突破，又有對整體經濟形勢的宏觀把握與分析。本書提供兼具批判性與建設性的分析，為理解日本經濟未來走向提供關鍵洞見。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知名日本經濟研究專家、資深財經評論家，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前高級研究員*文章摘自《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一書，作者為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一代人的機遇就像每一次基因突變一樣，每一家新企業都是一次新的嘗試。大多數企業都會以失敗告終，大約一半的企業甚至只能存活四年的時間。就像罕見的有益突變使微生物進化為哺乳動物，經濟的進化也是由少數生機勃勃的企業推動的。從1895年至1930年，美國誕生了1 300家汽車企業，數量驚人，有的使用汽油作為動力，有的使用木材，有的使用蒸汽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的甚至使用了電池。至20世紀30年代，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只剩下三家。總之，99.8%的嘗試都失敗了。然而，汽車本身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重塑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見證了這種演進模式，最近電腦和網際網路的興起也同樣如此。正是這種勇於嘗試的精神推動日本在二戰之後實現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在短短27年的時間裡（1946—1973年），日本從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貧困國家轉變為一個工業強國。這一速度超過了之前的任何國家，也超過了之後除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這一高速增長時代如此奇妙，25歲的農村釀酒師之子盛田昭夫（Akio Morita）可以創辦一家小微企業，並親眼看著它成長為索尼這樣的大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鐵匠之子本田宗一郎（Soichiro Honda）未受過良好教育，卻能創辦一家生產摩托車的企業，並將其打造成能夠與豐田和日產相抗衡的汽車巨頭。實際上，在1989年日本股票市場上市的1700家非金融企業中，有一半是二戰以後建立的（Whittaker，1997，第32頁）。失敗太少，則成功寥寥與所有的經濟熱潮一樣，失敗者在數量上遠遠多於成功者。幸運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不僅允許成功者乘勢而上，還能保障那些由於競爭失敗而失去生計的人能夠重新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甚至建立另一家企業。每個人都能分享發展的成果，這得益於1953—1973年年均增速高達9%的持續增長、充分就業、平等分配，以及那些擁有更多才幹而不是金錢的人能夠實現社會流動。經濟進步與個人保障相輔相成，這是日本成功的關鍵所在。由於大多數初創企業會失敗，除非一個國家能為失敗者提供一定的保障，否則就不會有多少人勇於嘗試。失敗太少，則成功寥寥。如果年輕企業能夠應用新思維和新技術，那麼很多曾經輝煌一時的老牌企業就會黯然失色，因為它們無法拋棄曾造就其成功但目前已經過時的體系。索尼就是一個典型而又可悲的例子，它曾經試圖生產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電子閱讀器，但是都以失敗告終。即使老牌企業能夠調整發展方向，也往往只是迫於新進入者的壓力。正是由於特斯拉的迅速崛起，福特、大眾和其他巨頭才紛紛涉足電動汽車領域。不幸的是，大多數日本汽車製造商，尤其是豐田，仍在抵制向電動汽車轉型。正如自然界中新物種取代舊物種一樣，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也需要領先企業的定期更替。這就是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這一著名概念。如果說自然選擇推動了生物的進化，那麼，推動生活水平提高的就是“經濟選擇”，即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的進步。這種經濟選擇曾是日本高增長時代的標誌。新企業的“出生率”，即新企業佔現有企業總數的比例，高達12%，而“死亡率”則為5%（MITI，2018a，第492頁）。如果公眾支援創造性破壞，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就必須確保企業生死存亡引發的動盪不會使個人遭遇滅頂之災。當前美國和歐洲民粹主義抬頭的原因，就是沒有吸取這一教訓（Broz et al.，2021；Anelli et al.，2019）。不幸的是，對於如何保護那些受創造性破壞傷害的人這一關鍵問題，日本給出了錯誤的答案。為了應對兩次石油價格衝擊之後經濟增速突然減半的困境，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發生轉變。該國領導人以社會穩定的名義放慢了創造性破壞的速度。私人部門提供的安全網曾使經濟選擇不至於引發政治動盪，但是現在已非如此。長期執政的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也拒絕建立一個明確由政府出資的大型安全網。他們把維持工人在當前企業的現有工作作為首要保障。這導致選民向政客施壓，那怕是瀕臨倒閉的企業，也要政府施以援手。政府甚至提供工資補貼以使企業維持冗員，這使得新挑戰者更難取代在位者，那怕後者效率更低。在所有富裕國家中，只有日本的新企業發現最大的困難在於從外部籌集發展所需的資金。結果，企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急劇下降，目前在27個富裕國家中位居後列。在一個典型的富裕國家，每年高達一半的生產率增長，即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僅來自效率更高的新企業的誕生，也來自生產率更低的老企業的退出。然而，在日本，企業更替只貢獻了大約10%的生產率增長（Acs et al.，2008；Decker et al.，2014，第12頁）。難怪日本GDP的總體增長率如此之低。人們常常忽視的一點在於，企業出生率之所以如此之低，正是因為企業死亡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新企業無法獲得必要的勞動力、資金甚至不動產，因為這些都被老企業佔用了。這就是企業死亡率最低的國家，其企業出生率也最低的原因。在數字時代重拾“創造性破壞”日本在政治上崇尚穩定，並謊稱這根源於日本古老的價值觀，這為商界反對競爭的行為提供了合理的理由。高增長時代最成功的企業在政界盟友的支援下，通過設定障礙打擊後起之秀，並鞏固自己的主導地位。結果，在日本排名前26位的電子硬體企業中，只有一家是在1959年以後誕生的。相比之下，在美國排名前26位的電子產品製造商中，有三分之二是1965年以後成立的，有一半到1991年還沒有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日本的問題在於，它的企業巨頭與其他經濟體中有著幾十年歷史的企業一樣，發現很難改弦易轍。日本的龍頭企業誕生於模擬時代，當時引領創新潮流的是資本密集型和縱向一體化的大型企業，它們試圖在企業內部完成每項工作。如今，我們生活在數字時代，新的技術體制需要新的企業架構。創新的前沿越來越多地由更具企業家精神的小企業引領。此外，很多創新通過新企業與巨頭之間的合作，形成了暢銷市場的商品。輝瑞公司名下的新冠疫苗是由一家總部位於德國的初創企業拜恩泰科（BioNTech）發明的，來自土耳其的移民創立了這家企業。這是數字時代商業機構所謂開放式創新的一個典型例子，亨利·切斯布羅教授曾經分析並倡導過這種企業間合作的形式（Henry Chesbrough et al.，2006a）。誠然，日本在數位技術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是，就從這類投資中所獲的收益而言，日本在63個經濟體中令人沮喪地敬陪末座（IMD，2022，第103頁）。儘管從2008年至2021年全球電子產品銷售額激增40%，但日本前十大電子硬體製造商的全球銷售額均出現了下滑，而日本電子企業的總銷售額則驟降了大約30%（JEITA，2020，第2頁）。背棄創造性破壞是日本經濟增長乏善可陳的根源所在。日本經濟在高增長時期年均增長率接近9%，在步入成熟階段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年均增長約4%，而在過去30年中，儘管一位又一位的日本首相承諾要實現2%的增長，但是增長速度放緩至僅有0.7%的水平。為了恢復增長，商界必須再次為新的挑戰者提供安全的環境。這並不要求日本將新自由主義等外國模式嫁接到自己身上，它只需要重拾自己曾經擅長的那些做法。《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作者】理查德·卡茨【內容簡介】本書深入剖析了決定日本經濟走向的核心衝突：充滿活力的新興創業企業(瞪羚企業)與根基深厚的傳統企業巨頭(大象企業)之間的博弈。二戰後，以大型企業集團為主導的發展模式締造了日本經濟奇蹟。然而，面對數位化浪潮加速、人口老齡化加劇以及國際競爭格局劇變，這一模式的僵化與創新乏力日益凸顯。與此同時，由風險資本支援的初創企業憑藉敏捷創新與顛覆性技術悄然興起，挑戰日本舊有的秩序。本書聚焦這一關鍵轉型期，既分析創業企業在金融科技、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等領域打破壟斷、注入活力的探索，也解析傳統企業巨頭依託資源優勢與市場勢力，推進組織變革和數位化轉型的艱難實踐。這場角力不僅關乎企業成敗，更將重塑日本經濟結構、創新能力與全球競爭力。書中探討政策、文化、資本如何影響瞪羚企業與大象企業之間的競爭，並指出日本經濟的未來取決於新興力量引領變革，並帶動傳統巨頭涅槃重生。與傳統上從宏觀視角解析日本經濟發展和失去的數十年的著作不同，本書從微觀視角為理解日本經濟以往困境的成因與未來發展趨勢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