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第78屆坎城國際電影節落幕，中國導演畢贛憑《狂野時代》斬獲主競賽單元特別獎，這是華語電影自侯孝賢2015年《刺客聶隱娘》以來再度在坎城獲獎。影片中，男主角易烊千璽表現搶眼，而舒淇所扮演的角色則更具隱喻意味，她如同電影幕後的隱秘之眼，建構出整部片夢幻迷離的情緒和結構。微博博主“奇愛博士”指出，這一設定或是在致敬“中國第一位女導演”謝采貞，一位曾執掌鏡頭卻被歷史徹底忽視的女性影人。這是對女性掌握書寫權力的詩意回應，也是對電影誕生130周年的溫柔凝視。謝采貞並非孤例。在影史的長河中，太多女性導演、編劇、製片人被擠入歷史的盲區。她們曾站在電影的起點，卻未能走進主流記憶。有人如伍錦霞，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在好萊塢拍片，她創作出影史上第一部36位演員本色出演的全女電影，功夫巨星李小龍亦曾在她的電影中扮演一名女嬰。她一生風光無限，死後卻彷彿從未存在。直到數十年後，當代女導演魏時煜從垃圾桶中搶救數百張舊照，那個“身不在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的伍錦霞的驚世駭俗的一生，才重見天日。她們的失語，不是能力不夠，而是結構性地“不被看見”。很遺憾，謝采貞一百年前留下的痕跡，如今無法勾連出她的完整人生，沒人能寫下她的故事。她是公認的“中國第一位女導演”，但在中國影史的長河中，卻像一道模糊的剪影，幾乎無法辨認。她的生年不詳，卒日成謎，唯一的導演作品，底片也早已消失。留下的，唯有片名《孤雛悲聲》，像是為她的命運寫下的註腳。或許，謝采貞註定屬於縫隙中的歷史。沿著她往後追溯，失落的，還有黃女娣。她被後世追認為“全球華人電影之母”，但她連名字都是模糊的。“黃女娣”只是推測的中文譯名，關於她唯一確切的，只有她的英文名：Marion Evelyn Wong。如果謝采貞是謎一樣的存在，那麼伍錦霞，便是謎底的一部分。當她的名字將要沉沒時，紀錄片導演魏時煜偶然發現了她的故事，不僅整理成書，還拍了一部關於她的紀錄片。全球首位獲終身成就金獅獎的女導演許鞍華，看完伍錦霞的故事時直言：“假如你問我：你寧願做許鞍華還是伍錦霞呢？我一定會回答：伍錦霞！那真是一個徹底釋放了的人生呀！”魏時煜是從垃圾桶裡撿到的伍錦霞舊照，有六百張。當一幅幅年代久遠卻依然清晰的影像映入眼簾，魏時煜就徹底被迷住了。畫面中那個梳著“男仔童花頭”，身著一襲西裝，雙手插兜的華人女子，像謎一樣站在鏡頭中央，個子不過1米53，但氣場比誰都高一截。二排右四為霞哥 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她就是伍錦霞，不過她更喜歡以“霞哥”自居。記者稱她：“一叫她霞哥，她喜笑顏開，叫她伍小姐，她就皺眉頭。”所以，故事只能從霞哥說起。霞哥生來運氣就不錯。1914年，她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富商家庭，祖籍則在廣東，是第三代華裔。家中雖有十個孩子，但因她是長女而得盡父親伍於澤的寵愛。霞哥的母親，極為時髦，一輩子煙不離手，當時女子不准讀書，她便躲在被窩偷偷看書。父母的寵愛與開明，或許就是霞哥桀驁天性的最大底氣。她一生“異裝”做派，精練短髮和西裝是標誌，也從不避諱自身性向，終生未與異性相戀。受父母影響，霞哥年少便愛看戲，還加入了學校戲曲社團。其他女同學，都穿著傳統粵劇戲服，唯獨她一副小生裝扮，加上性子颯爽，成為了眾姑娘的領袖。她也是學校鼓樂隊領隊，每逢慶典遊行，她如將軍般率全女隊伍穿越唐人街，英姿颯爽。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關於如何成為一名“標準女性”，霞哥確實毫無天賦。但關於如何拍出成功的電影，霞哥天賦過人。不過21歲，霞哥就無師自通，監製了人生第一部影片《心恨》。當時她對電影的認知，全來自於在戲院做售票員時看的千部電影。當然，這種超常發揮，離不開時運和家庭給的底氣，也算是旁人羨慕不來的天賦之一。1935年，國內爆發了抗日戰爭，霞哥在投影的螢幕上，看見日軍的坦克履帶一吋寸碾壓祖國的土地，同胞受到侵擾，深受震撼，她回到家就對父親伍於澤說，“我要拍電影。”伍於澤二話不說，與友人搭伙成立光藝聲片公司，地址就在伍家：三藩市華盛頓街1010號。有了底氣，她入行做的第一件事就很破天荒：改姓。由於粵語發音，霞哥姓氏“伍”的英文為Ng，因此她常被稱為“NG小姐”。霞哥不樂意，她直言：“NG怎麼行，拍電影NG了要重來的。”於是，她乾脆改姓“Eng”，中文譯為英氣的“英”。英氣的霞哥，對此甚為滿意。隨後，她在好萊塢日落大道租下片場，只消8天時間，就和一群華裔青年完成了彩色粵語有聲片《心恨》的拍攝。其中一位華裔青年就是黃宗霑。他是當時極少數在好萊塢工作的華裔之一。而日後，他是好萊塢最偉大的華人攝影師，兩度拿下奧斯卡最佳攝影獎。電影《心恨》空戰劇照霞哥這部入行之作不屈從傳統。它以“淞滬會戰”為背景，講述了粵劇女伶與海歸華人的愛情悲劇，是第一部結合唐人街華人生活與祖國危難的影片，不僅視聽震撼，有罕見的空戰特效，還有幾分女性的柔情。這也足以預示霞哥今後的個人標記：女性主義和愛國主題。不過《心恨》沒捧紅台前的導演或演員，卻讓幕後監製霞哥一炮而紅。畢竟特立獨行如她，那怕是站在名人堆，也還是最打眼的那一個，想不紅都難。憑著一口流利的英文，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讓人過目難忘的人格魅力，霞哥很快成為美國華人市場、粵語片的“話事人”。二十歲出頭，大多數人還沒活明白，霞哥就在好萊塢闖出了名堂，要知道60年後的李安，在好萊塢站穩腳跟時已年過四旬。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但霞哥的野心不在好萊塢。1936年，日軍加緊侵華腳步，她攜片赴港，將《心恨》更名為《鐵血芳魂》，不再強調小情小愛，而是抒發愛國情懷，走進當年只放映“西片”的皇后戲院，轟動全城。以毒舌著稱的香港媒體也不吝溢美之詞，稱其“睥睨銀壇，不可一世，霸王片也。”《南強日報》更是形容這部片子“打破國片五項紀錄”：“第一部彩色影片，第一部在好萊塢拍攝，第一部有空戰場面，第一部在歐美上映，第一部在好萊塢各大戲院首映。”霞哥也自是走到那兒，就被人愛到那兒。從踏入香港的那一刻，當地的編輯便迷上了她，不僅頻繁報導，還時常寫信。三家不同的電影公司邀她做導演，一線女星也爭相合作。如日中天的霞哥，很快定格電影事業的下一步。翌年，她獨立執導第二部影片《民族女英雄》，影片的主角是矢志救國的女戰士，用行動證明女子也能保家衛國。影片在香港上映後，還在廣州等地公映，得到廣東女權協進聯會嘉許。此時的霞哥不過22歲。霞哥在香港拍電影期間的合作者：林妹妹、楊君俠、劉桂康、伊秋水、余寄萍、張瑛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因為害怕回到美國後，再也回不了香港，霞哥果斷留港。三年間，她拍了5部電影，大多選擇與女性相關的主題，人物設定也都摒棄了賢妻良母的傳統形象，用女性視角和女性主體意識講故事，這在當時的社會非常少見。其中，1939年首映的《女人世界》最獨特。其實，此前她一時興起為影片起的名字，是霸氣十足的《三十六女天罡》。片如其名，36名演員皆為女性，無一男性參演。36個角色來自不同行業和階層：律師、教師、交際花、舞女、棄婦……很多主要演員演的就是本身的職業，逼真還原了現實生活。《女人世界》可以說是世界影史上第一部全女本色出演的電影，它刻畫了世間百態下不同女性的際遇，揭露了女性在當時社會的處境。影片的宣發語是“全部清一色女星並無一個男人在內之破天荒、最大膽、浪漫、風流、香豔巨片。”即使今天看來，也依舊前衛。遺憾又不意外的是，這部影片的底片也遺失了，只留下了劇照和文字記錄。電影《女人世界》劇照直到1939年9月，戰事升級，此時霞哥剛拍完《一夜夫妻》，立志要拍一個“游擊隊活躍大後方”的故事，但香港形勢急轉惡劣，她沒拍完便被迫登上了回舊金山的船。回歸好萊塢的霞哥，研究起一周就能拍一部的小成本電影。她一生拍了11部電影，但大部分遺失，僅存《金門女》和《紐約唐人街碎屍案》兩部。說來也妙，世界功夫巨星李小龍出演的第一部電影不是動作片，而是霞哥的《金門女》，他在片中演了一名女嬰。1941年，霞哥以海外華人為抗戰募捐的“一碗飯運動”為背景拍攝《金門女》，萬事俱備，就差一名女嬰演員。然而，霞哥尋遍唐人街未得，只能求助自己的老友，著名的粵劇丑生李海泉。李生的太太剛生完孩子，於是霞哥就把這個孩子“借”了過來。就這樣，三個月大的李小龍扮演一名女嬰，完成了自己的銀幕首秀。李小龍扮演女嬰 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到了1947年，受限於人手短缺，霞哥與父親經營的公司僅製作了兩部彩色影片。於是，這位張揚不羈、行事果敢的奇女子，悄然隱退，轉身投入另一種人生：她回到唐人街開起了中餐館和戲院。只不過，餐館老闆這個身份，落在她身上，總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她不像個老闆，更像是一個仗義疏財的“老大哥”。她熱情接納一切走投無路的同胞：無論是因戰爭流離失所的難民，還是流落他鄉的粵劇伶人，亦或是戰後的退伍軍人，她都盡所能地接濟他們，安排食宿，介紹工作。霞哥很會賺錢，但從不把錢財放在心上。除了電影，霞哥酷愛賭博，且出手闊綽，常是一手牌就豪賭一萬美金。有一次，她又輸了個精光。當時還未出名的未來影星馬金鈴，和霞哥在一起，她哽咽勸道：“求求你再也不要這樣把錢扔掉。”霞哥只是微笑看著她，語氣輕鬆又堅定：“霞哥我抗拒不了下籌碼時的心跳啊。”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有的人，天生就自帶主角光環。霞哥經營的“寶寶”餐廳很快登上《紐約時報》，幾度評為二星食府（最高為三星食府），也很快成了唐人街的“名流會所”：馬龍·白蘭度頻頻光顧，麥當娜在這裡拍攝了首張專輯的封面。與此同時，她改行做發行人，導演身份逐漸淡出。據1946年香港《伶星》報導，太平洋戰爭時期，她在美洲共發行了四十多部粵語片。直到1961年，她才再次執導，拍攝了最早的中外合拍片《紐約唐人街碎屍案》，為她的導演生涯畫上句點。這不只是一部懸疑片，更像一封深情的家書，一場與觀眾的告別。影片中，有大量戲院、舞獅舞龍、紐約街景和舊金山唐人街的鏡頭。她呈現了自己熟悉的美國華人世界，那是她來時的路。霞哥站在寶寶餐廳前 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1970年，霞哥病逝於紐約，年僅五十五歲。她的眉宇間，從不見憂懼，總是沉靜地站在那裡。那怕走向生命盡頭，依舊神色從容，眉頭舒展，帶著熟悉的笑意。然而，生前鮮衣怒馬，死後卻彷彿從未存在過。正如好萊塢影評人托德·麥卡錫所言：“連最勤奮的女性主義史學家和中國通的雷達都沒能偵測到她的存在。”直到多年後，當代女導演魏時煜出現，才讓一切重新浮出水面。她像一位考古學者，一吋寸拂去歷史的塵埃，耐心而慎重地，拼湊霞哥的過去。她在《燦若霞光》中寫道：“因為伍錦霞拍攝的大多為華語片，在美國未被主流視為正統創作，故無史可查；而在香港與內地，又因戰火散佚，影片大都失落。”霞哥的一生，揭開了謎底。謝采貞們的“消失”並非偶然，她們的作品因為沒有話語權，被有意或無意擠壓在主流敘事的盲區，幾乎無人提及。在霞哥傳記片《金門銀光夢》片尾的畫外音裡，魏時煜說道：“戰爭總是給女性很多機會，但是戰爭一結束，這些機會就消失了。”她在二十一世紀拍這個片子時要面對文化、種族、性別的界限，但霞哥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直接跨了過去。有些人，一生用盡熱烈，只為了在沉默的歷史中，留下那怕一點火光。霞哥便是其中之一。魏時煜導演授權使用如果說霞哥代表的是影史中女性“不被看見”的典型，那麼“娜拉”出走後的王漢倫和王蘋，則親自用鏡頭書寫女性的出路。她們的勇氣、傳奇與驚世駭俗，絲毫不亞於霞哥。“娜拉走後怎樣？”這是1923年冬天，魯迅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文藝會演上提出的曠世之問。他所講的，不僅是文學，更是現實。娜拉，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話劇《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她在經歷一場家庭變故後，看清丈夫的偽善與自身在婚姻中的“玩偶”地位後，決絕地走出家門，宣稱：“我是一個人，和你一樣的人，至少我要學著做一個人。”娜拉摔門的迴響震動了整個歐洲，也穿越時空，喚醒了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人們為之歡呼，似乎出走就是解放。但魯迅冷冷發問：娜拉走出家門之後呢？他在演講中講道：由於缺乏獨立的經濟地位，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除此之外那就還有第三條路，就是餓死，但是既然已經死了，那便是離開了生活，也就無所謂路可言了。魯迅還未回答完這個問題便去世了，而王漢倫們闖出第四條路，用一生回答了這個叩問。今天00後流行的“斷親”，王漢倫早在民國時代就先行一步，斷得乾脆而徹底。她原名彭劍青，出身蘇州名門望族，祖上出過兩代狀元。作為家中小女兒，她深受父親寵愛，因此受過良好的教育，就讀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練就一口流利英語，也接觸了不少新文藝。起點如此之高，還是難抵那個時代對女性命運的設限。王漢倫是庶出，父親病逝後她在家中失勢，被兄嫂強制輟學，十六歲便被押入包辦婚姻，遠嫁東北本溪中日合資煤礦的一個張姓督辦。但所嫁非人。丈夫不僅不忠，還與日本人倒賣國土。王漢倫非但沒有忍辱負重，反而大膽指出丈夫行為的不端，結果反遭家暴，她不久主動提出離婚，逃回娘家。那一年，她不過十八歲。當打字員時期的王漢倫可在那個年代，一個離了婚的女子，難以立足。面對兄嫂的冷言冷語，王漢倫忍無可忍，果斷搬出家門，靠自學英文打字獨立謀生。彼時正值明星影業公司的導演張石川為《孤兒救祖記》挑選女主角。由於氣質和長相都十分貼切角色，王漢倫被推薦去試鏡。但1923年的中國，演員仍被稱為“戲子”，是處於社會底層的行當，王漢倫猶豫了兩個月之久，才下定決心做演員。她不甘於沉淪，想另尋一條路，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她說：“下定決心、犧牲個人(名譽)，為女界爭一口氣”。於是她去試鏡，被錄用。消息傳開後，彭家震怒，認為她“辱沒門楣”。毫不妥協的王漢倫決然“斷親”，摘去高貴的“彭”姓，從老虎頭上取下“王”字，改名為“漢倫”（音譯自Helen）。幾天後，上海報紙刊登一則“更名啟事”：彭劍青，和彭家再無瓜葛，改名為王漢倫。這一次，“娜拉”不僅擺脫了包辦婚姻，也脫離了父家，憑著一腔孤勇，闖蕩電影圈，靠自己站穩腳跟。她的首部電影《孤兒救祖記》於1924年上映後轟動整個上海灘，讓瀕臨倒閉的明星影業公司起死回生，接著她又馬不停蹄，拍攝了《玉梨魂》《苦兒弱女》等影片，幾乎部部大賣。公司賺得盆滿缽滿，王漢倫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不僅如此，她被強制連拍十幾個小時哭戲而傷了眼睛，公司不但拒付藥費，還威脅剋扣工資。於是，她再次選擇出走，放棄此前打拚來的一切，換個公司從頭開始。她在“新東家”長城畫片公司拍攝了《棄婦》《摘星之女》和《春閨夢裡人》。其中《棄婦》討論的也是“娜拉走後怎樣”。影片中的女主嫁入豪門後遭丈夫背叛，被迫自立謀生，卻在職場再遭侮辱。她因而覺醒，投身女權運動。丈夫求復合未果，反誣她為亂黨，她逃入山中，出家為尼，最終病逝於尼姑庵。這與王漢倫的人生巧妙地形成互文。然而，拍攝三部電影後，公司卻沒有按照約定支付片酬。王漢倫將長城畫片公司告上法庭，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雖勝訴但得到的卻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後，在電影界打拚幾年的王漢倫，名聲大噪，被稱作“銀幕第一悲旦”。正如這個名號，她所扮演的女性角色總在受苦，不是寡婦便是棄婦，而現實更是讓她深刻體悟到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歧視與剝削。她在1925年即對“女性獨立”進行深入思考：“在中國傳統裡，女人依賴男人，因此無法解決她們在家裡感受到的痛苦。我喜歡女性擁有自己獨立的靈魂，這個‘獨立’我是指自立；要做到這一點，女人需要找到一份正經工作；不然獨立只是空談。在我獨立前，我在自己的家庭裡受了很多苦，覺得生活毫無意義。”王漢倫劇照於是，她自立門戶，於1928年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名字就叫漢倫影片公司。她買下劇本《盲目的愛情》，並更名為《女伶復仇記》，自己擔綱製片人和主演。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用800元買了分鏡頭劇本和放映機。我在家一點一點地放這部影片，然後一幀一幀地剪輯。在40天的辛苦工作後，我終於成功了。”王漢倫架起鏡頭，既記錄那個時代，也抵抗著那個時代。這部開山之作一炮而紅，還被國外片商爭相購買發行權，王漢倫很快名利雙收。當所有人認為王漢倫會在影壇大施拳腳時，她於1930年宣佈息影。用她的話來說，是“知難而退”。她在《影場回憶錄》中總結自己的從影生涯：“那時雖不曾拍過轟轟烈烈的愛國主義影片……然而我在這個時期裡，所主演的影片還有一些補救社會、激發人心的可能，總算與我的初志無背。”此後，王漢倫再度經歷一次失敗婚姻，於是往後四十餘年堅決不再走回頭路，不再要愛情，不再倚賴任何人，獨自生活到75歲病逝。晚年時期的王漢倫在王漢倫息影期間，另一位“娜拉”在影史留下姓名。她是執導《閃閃的紅星》《永不消逝的電波》的新中國首位電影女導演王蘋。同霞哥、王漢倫一樣，王蘋出生在一個不錯的知識分子家庭，備受父母寵愛。上南京中學以後，她加入學校的業餘劇團“磨風藝社”，開始展露自己的文藝天賦，成為劇團骨幹。那段時期，她也結識了一批熱愛戲劇的進步青年，閱讀了不少進步書刊。1934年以前，王蘋一直活在父親認可的軌道中：保持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後成為一名體面的小學教師。直到1935年，話劇《娜拉》在全國遍地開花式上演，這一年被稱為中國的“娜拉年”，王蘋改了姓名，也改變了人生軌跡，創造了歷史。彼時，年僅十九歲的王蘋被選為《娜拉》的主角。為避人耳目，王蘋將自己的原名王光珍改為王蘋，在南京連演三天《娜拉》，引發強烈反響。王蘋《娜拉》劇照這也震動了國民黨教育當局，他們以“一個戲子豈能為人師”為由下了一道禁令：南京市所有學校不許錄用王光珍。這樣一來，王蘋不僅丟了飯碗，找工作也四處碰壁。王蘋因出演《娜拉》被革職的消息，很快被進步人士披露出來，這起“娜拉事件”在全國引發轟動，瞿白音、茅盾等人紛紛在報紙刊登文章，聲援王蘋，對國民黨當局進行口誅筆伐。但恪守禮教的父親卻將王蘋鎖在家中閣樓，並下達最後通牒：“不許再走出家門一步，不然就等著出嫁吧！”但王蘋不願屈服，她不吃不喝，以死相逼，幾經抗爭下終於逃出閣樓，從家中出走。經同學介紹，她遠走到江蘇邊遠山區銅山鎮小學教書，後來在瞿白音、呂復、舒強、水華等的鼓勵下，輾轉到了太原，在西北影業公司參加電影《無限生涯》的拍攝。這一娜拉式出走，從此成就了一位優秀的女性導演。青年時期的王蘋回到魯迅在1923年的發問：娜拉走後怎樣?王漢倫們用一生作答：她沒有墮落，沒有餓死，更沒有回頭。她在每一個人生岔口，都主動作出選擇，掌握經濟與命運的主動權，從被凝視的角色，轉身成為掌鏡的主體，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而王蘋，則用一場反叛式出走，開啟了屬於中國女性導演的新時代。她們是謝采貞們的精神延續，是被歷史抹去的女性創作的回聲。曾經零星可數的女性影人，逐漸凝聚成一個有創造力、有表達、有位置的群體，她們不止回應了“娜拉走後怎樣”，更為後來者打通了一條有光的小徑。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女導演群體，出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涵蓋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導演，累計有五十多位。只是，與這一龐大群體不相稱的是，真正聚焦女性困境的女性電影，寥寥無幾。直到1987年，第四代導演黃蜀芹拍出《人·鬼·情》，才打破女性電影的沉寂。這是中國第一部，也是截至當時唯一一部女性主義電影，講述一位扮演鍾馗的女武生，在男性角色的軀殼中尋找身份認同與精神寄託。它關乎一個女人真實的故事與命運，也表達了直面性別秩序的反叛。電影《人·鬼·情》拍攝現場這部電影的靈感來自一篇文學報告。當時，黃蜀芹在家憋了半年，她很想拍一部能表達自我的好電影，但一直苦於沒有靈感，直到她偶然讀到蔣子龍寫的一篇女武生報告文學。她讀完便激動地決定，這應該拍成一部電影：一個女人扮演男人，一輩子。電影形式就是大花臉。這部片子並沒有任何顯性的女性主義理論，卻飽含她作為女性創作者的真實生命體驗。1989年，《人·鬼·情》在法國克萊黛爾婦女電影節拿下公眾大獎，國外觀眾驚訝：中國竟然出現了一部女性主義電影。黃蜀芹獲獎黃蜀芹這部作品，如同在堵死的牆上開出一扇小窗，讓人得以窺見屬於女性的那片風景：敏感、陰柔、嫵媚，但又不失鋒芒與銳度。只是黃蜀芹生不逢時，當她在九十年代拍攝《畫魂》，想續寫自己的女性電影主題時，電影商業化浪潮迅猛而冷酷，她不得不向主流妥協。儘管《畫魂》票房不錯，黃蜀芹卻留下了遺憾。她坦言，“女導演的思維不是主流，你要去拍殺人放火硬來也可以，但這不是你的本質……所以我覺得自己（創作）到90年代基本上結束了。”她慶幸自己曾擁有八十年代的10年創作期。2022年4月21日，黃蜀芹去世，但她的身影依然如鍾馗般昂立於影史。所幸，她之後並非斷代。2017年，許鞍華執導的《明月幾時有》上映，她完成了霞哥的未竟之事，把東江游擊隊故事搬上銀幕。她說，不拍出來她氣不順。文晏、楊荔鈉、尹麗川、王麗娜、邵藝輝等青年女性導演，則用作品輸出自己對女性議題和女性困境的觀察與思考。近兩年，女性電影更是迎來創作小高峰。從賈玲的《熱辣滾燙》到尹麗川的《出走的決心》、殷若昕的《野孩子》，再到邵藝輝的《好東西》，無論是口碑還是票房表現，都非常亮眼。再到今年的坎城電影節，導演尹麗川與蘇敏攜手走上紅毯，她們一個是掌鏡者，一個是當代娜拉——走出家庭的“牢籠”，毅然開車駛離鄭州，踏上尋找自我的旅程。她們身著華麗的禮服，站在紅毯中心，對著鏡頭自信微笑。鏡頭另一側，還有舒淇。她不再只是女演員，而像極了“導演之眼”，在電影《狂野時代》中象徵著失語女性的影像潛意識。她“導演”了電影中的一切，也營造了如夢似幻的曖昧情緒與時空結構。此刻，她們彷彿正在與謝采貞們對望，向出走的娜拉們致意。那些被遺失的底片正在一點點顯影，那些模糊的名字正在被重新書寫。這不是“她們”的歷史，而是我們共同的記憶與現在。 (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