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國貿易便利化，需要從更細微的國際貿易流程入手，減少出口貿易企業花 費的時間和交易成本，進一步促進中國企業出口。《人民幣跨境結算改革與企業出口》一文將視角聚焦在貿易環節中的 結算環節，研究中國於 2009年開始進行的跨境貿易人民幣支付試點改革。文章發現，結算改革通過降低固定匯兌成本和可變匯兌成本均可以促進出口，且能夠顯著促進出口的廣延邊際，機制分析發現匯兌成本是結算改革影響出口的重要機制，最後文章發現結算改革對進口影響並不顯著。本文研究為進一步減少結算程序，降低企業出口成本，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在貿易中的使用提供了理論與實證依據。“IMI財經觀察”特推出此文，以饗讀者。

人民幣跨境結算改革與企業出口

摘要：本文基於中國2009年開始實施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出口企業名單》，從微觀視角檢驗了人民幣結算試點政策對中國企業出口的影響， 並深入研究了可變匯兌成本和固定匯兌成本的影響機制。研究發現：首先，申請使用人民幣結算能顯著促進企業出口。其次，對匯兌成本反應較大的企業出口，受結算改革影響更為顯著。因為向與中國簽署本幣互換協議的目的地出口，可變匯兌成本下降較大，結算改革對其影響也較大；非中間商對固定匯兌成本反應較大，所以改革對其出口的影響也更顯著。最後，在使用堆積雙重差分和工具變數法排除邊境貿易結算改革提前和試點隨機性的影響後，基本結論仍穩健。本文利用結算改革試點，從企業視角驗證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中國出口的積極作用，為進一步提高貿易便利性提供了微觀證據。

雖然全球分工促使關稅壁壘大幅下降，但除關稅壁壘外，進出口企業仍然面臨紛雜的交易成本，阻礙了貿易便利化的實際推進。在影響貿易便利化的因素中，較為突出的是複雜的外貿結算流程。按照中國的外貿企業結算管理制度，貿易結算需要審批、繳納手續費，以及花費大量時間完成資金周轉等。因此，匯兌成本是企業無法避免的交易成本，直接影響了其出口決策。如何通過政策實施減少企業面臨的匯兌成本，是實現貿易便利化改革的重要內容。2009年4月8日起中國在不同的城市陸續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後文簡稱為結算改革），結算改革使得企業可以用人民幣進行出口結算，免除匯兌行為，節約匯兌成本。在結算改革後1年，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1970.8億元，證明結算改革推動了人民幣的使用。本文基於2009年結算改革，理論研究人民幣結算對企業出口的影響，並將結算改革作為一個事件衝擊進行經驗分析，檢驗出口企業是否因結算改革降低匯兌成本，提高出口能力。

與本研究最為緊密的是對本幣結算經濟影響的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匯兌成本和貿易便利化的研究。

1.本幣結算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

本幣結算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經濟增長、社會福利、貿易和對外投資等角度，認為結算方式的選擇會影響一國主要的經濟變數，可能的作用管道包括匯率波動、風險管理和固定交易成本等。

國外一些學者通過歐盟貨幣自由化分析認為，貨幣自由化對出口增長確實存在影響。Alesina and Barro（2002）、Badinger and Türkcan（2014）及Chen and Novy（2022）以歐盟為背景衡量了貨幣聯盟對貿易成本的影響，研究了出口結算改變和貿易流量之間的關係，發現統一貨幣能夠削減兩國之間的可變貿易成本；Roy（2014）在貨幣聯盟的基礎上，排除了自由貿易協定因素對結果的高估，將貨幣聯盟對出口的作用從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中剝離，細化了結算方式對出口影響的研究。但此類研究均基於貨幣聯盟進行經驗分析，研究的是聯盟區域內統一貨幣的影響，並沒有直接研究本幣結算的經濟影響，對於中國等未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來說，其結算貨幣變化的影響無法通過統一貨幣理論得到詳盡解釋。

國內也有類似研究認為本幣結算促進出口。第一，對人民幣國際化影響的定性分析，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防範經濟危機最為現實和有效的選擇（李稻葵和尹興中，2010），可以以推進人民幣跨境結算為目標，輔以穩妥可控的國內改革和金融市場發展的配合政策（孫傑，2014）。第二，使用外幣國際化資料，結合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和出口標價結構進行的分析提出，推進本幣結算是降低企業出口匯率風險的重要途徑。第三，借助理論模型，基於人民幣逐步成為定價貨幣的現實，建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進行的研究。第四，通過經驗研究進一步分析了本幣結算對貿易的影響。學者們使用對外信貸的貨幣份額、國際貿易結算、直接投資、國際債券和票據、央行外匯儲備、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和全球外匯交易等指標衡量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進行經驗分析，證明人民幣國際化是推動中國出口擴張的重要手段（蒲岳等，2016；甄筱宇和戴金平，2023）。

結合以上文獻發現，本幣結算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發現本幣結算可以有效促進出口，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但因為缺乏微觀資料，該結論無法在企業層面上得到有效的定量分析。而本文通過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實施，以及詳細的出口和企業資料，深入微觀企業層面分析本幣結算的出口影響，填補了研究的空白。

2.匯兌成本和貿易便利化的相關研究

學者們對匯兌成本這一機制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通過使用法國、加拿大、巴西 等國家的企業出口資料，發現美元匯率風險上升，會使避險成本和固定成本升高，甚至產生類似貿易壁壘的作用，從而產生匯兌成本，包括匯率的避險成本（Amiti et al.，2014；Berthou et al.，2022），以及外匯交易嚴重滯後於貨物交易的時間成本（Goldberg and Tille，2016； Messer，2020）。Amiti et al.（2014）較早地從避險成本出發，研究了匯兌成本對出口的影響，發現除了出口國-目的地匯率風險外，貨幣選擇還會涉及主導貨幣匯率的風險，當主導貨幣匯率上升時，避險成本過高，繼而影響到出口行為。在此基礎上，Goldberg and Tille（2016）使用加拿巨量資料進行經驗分析，研究發現加元相對於貿易夥伴國的匯率波動，導致貿易間的固定成本提高，從而影響兩國間貿易。

文章研究了固定形式的匯兌成本，為本文機制研究中的固定匯兌成本分析提供了思路。以上兩類分析均是從匯率波動的角度研究匯兌成本，本文是從結算方式改變的角度分析匯兌成本的作用，所以與本文最貼近的是Messer（2020）的研究，Messer（2020）研究了巴西的結算改革，利用巴西對阿根廷出口可以使用雙方本幣支付的衝擊，發現結算改革產生了類似於削弱貿易壁壘的作用。文章開始從降低貿易壁壘、推進貿易便利化的角度，研究本幣結算的影響。在貿易便利化方面，已有文獻多借鑑Wilson et al（. 2005）的研究，從法制環境、口岸效率、交通基礎設施以及電子商務應用等多角度衡量貿易便利化程度，研究認為貿易便利化通過降低中間品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方式，促進企業出口（吳小康和於津平，2016），提高企業生產率（李波和楊先明，2018），提高出口的返回增加值（劉斌等，2018）。對貿易便利化的衡量已經相對廣泛，但並沒有涉及匯兌環節。與匯兌環節的貿易便利化最為相關的是對通關成本的研究，李波和楊先明（2018）通過對各國進口一件標準貨物在境內所花費的時間、費用及需要辦理的單證數等資料，研究發現貿易便利化程度低的國家，出口時間、費用和單據均會增加，從而影響出口貿易；宋科等（2022）通過研究“一帶一路”倡議，發現“五通”管道將減少通關成本，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側面說明了貿易便利化和匯兌成本在人民幣結算和出口貿易中的重要作用。但此類研究中的通關成本涉及範圍較廣，既包括匯兌環節，也包括倉儲和運輸等環節，不能用通關成本籠統地衡量匯兌環節的貿易便利化程度。

國內目前仍較為缺乏針對匯兌成本的研究，且對於貿易便利化的衡量沒有深入至結算環節。以上這些為本文提供了研究契機，本文使用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實施作為準自然實驗的基礎，將交易成本和貿易便利化的研究鎖定在匯兌環節。

本文根據Bernard et al.（2011）的研究建構多產品異質企業出口模型，闡釋匯兌成本對出口的影響。在面對不同國家的市場時，各出口企業面對可變和固定兩種匯兌成本。

在進行總出口額的比較靜態分析時，本文發現可變匯兌成本和固定匯兌成本的降低都將提高企業的總出口。其次，為進一步驗證匯兌成本這一理論機制，本文採用3類特殊企業與普通企業對比，這3類特殊企業在匯兌成本變化時，其整體成本變動與普通企業不同，除此之外企業間無明顯差異。由此可以側面驗證，結算改革通過匯兌成本影響企業出口。基於Akerman（2018）的研究，中間商面臨固定成本變動時，出口變動幅度小於非中間商企業；國有企業面臨時間類固定成本時，出口變動幅度小於非國有企業。出口至簽署互換協議國家的企業，其面臨的可變匯兌成本下降得更多。最後，本文對廣延邊際和集約邊際分別進行比較靜態分析，發現可變匯兌成本的降低會同時促進企業出口的廣延邊際和集約邊際，但固定匯兌成本的降低在提高廣延邊際的同時，降低了企業出口的集約邊際。

本文主要探究的問題是在貿易便利化導向下，結算改革發生後，企業使用人民幣結算是否能提高其出口，因此我們採用DID模型進行回歸。該模型通過使用外生的結算改革衝擊，比較處理組和控制組在人民幣結算前後出口的淨變化，以衡量衝擊結果。

基準回歸結果發現，這表明在出口結算方式改變後，貿易便利化程度提高，匯兌成本降低，從而企業出口價值增多。從回歸係數看，在試點政策實施後，出口價值上升2.8%-5.5%。利用平減指數排除物價水平影響後，該基準結果依然成立。在穩健性檢驗部分，本文分別採用排除邊境貿易樣本、堆疊DID以解決處理效應異質性問題以及縮尾處理的方法，發現本文基準結論依然穩健。

進一步地，本文對理論研究的命題進行驗證，發現與理論結果相同，結算改革會提高企業出口的廣延邊際。且結算改革對企業出口產品的金額有正向促進作用，但該作用並不十分顯著（接近10%），原因可能是固定匯兌成本的降低使得集約邊際有所下降，可變匯兌成本的促進作用被削弱。

本文基準回歸中仍存在內生問題：第一，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之間存在共同 影響因素，例如政府在實施試點政策時可能偏向成本負擔較重的企業，使結算改革實施機率和出口同時增大；第二，反向因果，由於試點遵循自願原則，所以出口更高的企業有更大的意願申請成為試點企業，導致結果高估；第三，衝擊前和衝擊後的出口變化可能存在突增趨勢，導致結果高估。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分別選擇工具變數法、CEM方法、反事實檢驗與前置控制變數進行檢驗所得結論與基準模型均基本保持一致。

（三）出口結算方式與匯兌成本

廣義上，貿易便利化措施就是一系列削減貿易成本的措施（Shepherd and Wilson，2009）,作為貿易便利化的一種方式，結算改革的作用機制是降低匯兌成本，其中匯兌成本包括手續費類的可變成本，以及時間成本類的固定成本。

首先，本文對比兩類對固定成本反應有差異的企業，若結算改革對這兩類企業的影響有差異，則說明匯兌成本中包含固定匯兌成本這種形式。兩類差異企業分別是中間商與非中間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本文採用分組回歸與三重差分法研究出口結算與兩類企業異質性。

中間商與非中間商出口對固定成本變化存在異質反應，可以驗證匯兌成本中固定成本的管道。中間商可以通過範圍經濟分散出口的固定成本，所以低生產率企業通過中間商出口（Akerman，2018）。當固定匯兌成本降低時，中低生產率企業可自行出口，所以非中間商的出口會因結算改革而上升，但中間商的出口會降低。兩種方法均說明：中間商匯兌成本降低後出口下降，非中間商相反，因為匯兌成本的降低產生了類似固定交易成本降低的影響，即匯兌成本中包含固定匯兌成本的影響。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資金運轉周期方面存在異質性，在中國，政府與銀行信用向國有企業提供的信貸數量更多（Fang，2007），故國有企業資金周轉效率較高，時間成本對國有企業出口影響較小。結算改革將使得匯兌程序便利化，從而降低匯兌時間成本，那麼非國有企業將能盡快組織生產和出口，而國有企業受影響較小。因此，出口結算方式對國有企業的影響不如非國有企業，說明匯兌成本中存在時間成本。兩種回歸方式均證明，結算改革對國有企業出口的促進作用低於非國有企業。原因是，國有企業出口無需減少匯兌程序，也可以及時獲得資金支援，所以匯兌時間降低對國有企業出口不會產生顯著影響。

其次，本文探討了互換協議與可變匯兌成本。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簽署，可以使出口目的地擁有一定量的人民幣，減少企業跨國貿易的雙邊交易成本。所以出口目的地簽訂互換協議時，進口方可以選擇執行互換額度，那麼結算改革僅會降低手續費，不會造成其他成本。因此本文可以通過對比出口目的地的差異，研究匯兌成本中是否存在可變匯兌成本的影響。

通過分組回歸和三重DID的方法，本文發現在出口結算方式影響下，出口至簽署互換協議目的地的價值相對增多。因為互換協議可以使得目的地有充足的人民幣，在減少匯兌手續費的同時，不會產生其他可變成本，這意味著結算改革降低了可變匯兌成本，互換協議便於出口結算方式發揮這一作用，對比說明結算改革降低了可變匯兌成本。

（四）進口匯兌成本與企業出口

前文從理論和經驗兩方面證明人民幣結算可以促進中國企業出口，理論上人民幣結算同時也降低了中國企業的進口匯兌成本，能促進企業進口。為探究該機制是否存在，本文根據進口方向的人民幣結算改革進行實證設計。研究結果發現，DID項與企業進口額之間並沒有顯著關係。

推動中國貿易便利化，需要從更細微的國際貿易流程入手，減少出口貿易企業花費的時間和交易成本，進一步促進中國企業出口。本文將視角聚焦在貿易環節中的結算環節，研究中國於 2009年開始進行的跨境貿易人民幣支付試點改革，改革中逐步使用人民幣結算以簡化結算匯兌環節，從而降低匯兌成本，提高企業出口能力。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本文使用理論模型，說明結算改革通過降低固定匯兌成本和可變匯兌成本，均可以促進出口。第二，本文設計多期 DID模型進行回歸，檢驗發現結算改革對出口有顯著正向影響，對出口的廣延邊際也有此效果。第三，本文對結果進行了多項內生性、安慰劑及穩健性檢驗，發現在降低諸多問題的影響後，結果仍然顯著。第四，機制分析發現，匯兌成本是結算改革影響出口的重要機制，中間商或國有企業受匯兌成本影響小，故結算改革對其出口沒有顯著影響；出口至簽有互換協議的目的地受匯兌成本影響更大，故改革對該出口有顯著影響。第五，本文對進口方向進行了檢驗，發現影響並不顯著。

本文研究為進一步減少結算程序，降低企業出口成本提供了理論依據。在貿易實務環節中存在著可以簡化的流程，其中結算流程由於直接涉及資金運轉，對企業出口的影響最為直接。減少結算程序可以減少時間成本，促進企業資金流轉速度。同時手續費的節省也可以為企業降低可變成本，促進企業大規模出口。因此，政府相關部門可以在人民幣結算上提供更多的制度支援，完善中國銀行在人民幣結算方面的規章流程，與更多貿易夥伴簽訂本幣互換協議。本文為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在貿易中的使用提供了依據。(IMI財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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