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美國打工人“大辭職”

2021年，美國的躺平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並且直接付諸了實踐—數以百萬計的僱員主動放棄了工作，在絲毫不見收斂的新冠疫情下過上了無業遊民的生活。對此，德克薩斯A&M大學梅斯商學院的Anthony Klotz教授，在2021年5月拋出了一個概括這種社會狀態的新名詞：“大辭職（Great Resignation） ”。

用學術一點的定義來說，“大辭職”也被稱作“大離職（Big Quit） ”或者“大改組（Great Reshuffle） ”，具體是指從2021年年初開始，面對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停滯不前的薪酬收入、持續流行的新冠疫情以及長期累積的工作不滿，大批美國上班族自願集體請辭的群體社會行為。

在部分經濟學家眼中，“大辭職”基本等同於一場沒有協同和組織的總罷工。沒有人真的組織罷工，但大家就是默默地……不幹了。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辭職的美國上班族達到了創紀錄的4700萬人，趨勢直到今天依舊不見放緩——僅在2022年3月，就有超過450萬美國職場人放棄了工作。不再上班，已經是這個時代的大勢所趨。

同樣是經歷過新冠疫情帶來的出行受阻、居家辦公、收入縮水和購買慾望降低COMBO之後，從2021年開始，“低慾望”逐漸取代了“過勞光榮”，成為了上班族身邊的顯學：相比於透支健康和生命換取財富、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快節奏生活，形式上趨於犬儒主義的“活在當下”孰優孰劣，各人自有答案。

所以，從矽谷到西雅圖，“躺平”為什麼會引起全球職場人的共鳴？

一、“大辭職”為什麼不正常？

跟風隨大流，確實屬於人類的本能，但也不見得每次都會奏效——假如你身邊的熟人在一夜之間紛紛被炒了魷魚，你還會主動辭職嗎？

當然不會。

但對於現如今的美國上班族來說，“會”才是理所當然的選擇。這種反常，正是“大辭職”引起西方學術界和媒體廣泛關注的主因。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的統計，在新冠疫情到來的第一年，2020年3月和4月之間，美國國內的裁員規模一路攀升—就在這兩個月的時間中，超過2200萬名美國上班族收到了裁員通知，線下經濟（包括但不限於服務、零售和醫療行業）遭受的衝擊尤為明顯。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經濟下行異態，“穩住手頭工作，求穩不跳槽”成為了美國職場人的主流心態，辭職率一度暴跌到了1.6%，幾乎是近7年以來的最低值。

但是，這種“離職率與經濟形勢保持正相關”的常規趨勢，沒過多久就產生了異變：2021年6月，美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失業者人數達到了950萬，其中包括當月主動請辭的403萬人，但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空缺崗位數量大約有980萬個；隨後在2022年3月，失業人數下降到了590萬，離職人數則一路上漲到了450萬，參與“大辭職”的躺平僱員，成為了美國無業群體的絕對主力——

更耐人尋味的是，美國國內的實際空缺崗位數量，此時飆升到了21世紀以來的歷史新高，足足有1154萬個職位壓根無人問津。

換句話來說，自從“大辭職”流行以來，其實有很多人在主動辭職或被動裁員之後完全放棄了尋找新工作。這些徹底躺平的上班族，其實並沒有列入美國失業者的統計當中。

那麼，到底是哪些行業如此神憎鬼厭，以至於僱員離職後誰都不想回頭再看一眼？

首先是在2020年備受新冠疫情衝擊引發大規模裁員的餐飲行業。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報告，截至2021年10月，美國國內餐飲服務人員的離職率已經攀升到了6.8% ，包括達美樂披薩在內的連鎖快餐企業，都在困擾外賣員人手不足，不僅導致第三季度的銷售額明顯下滑，新店舖的擴張更是頗受影響。

緊隨其後的當然是零售業，高達4.7%的離職率足以讓BBC對北美市場敲響警鐘；除此之外，醫療行業的離職率也引起了商業媒體的廣泛關注——根據《大西洋月刊》的報導，自從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截至2021年11月，已經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美國醫護從業者，徹底辭退了治病救人的工作職務。

除了民生和服務業，科技企業同樣遭到了“大辭職”的暴擊：根據微軟在2021年第一季度發布的工作趨勢指數報告，在全球範圍內有超過40%的僱員在考慮離職[6]；而在2021年8月普華永道對752名企業高管展開的調查當中，40%的CMO意識到了員工短缺已經直接對客戶體驗產生了負面影響，更有88%的管理者明確表示企業員工離職率遠遠超過了正常預期。

最後，在2021年10月發表的德勤研究報告中，73%的《財富》1000強企業CEO預計僱員短缺將在未來12個月成為影響業務發展的主因，57%的CEO認為吸納新人才加入是目前最大的挑戰之一，更有35%的CEO表示，已經在嘗試提高企業福利來確保員工留存率。

綜上所述，“大辭職”並不是僅限於特定行業的行為，而是波及整個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普遍現象。

這確實很不正常。

照常理來說，正常的勞動力市場終歸離不開買方或者賣方主導，理想狀態下則是維持平衡狀態——也就是說要么崗位多缺人手，要么人力過剩缺工作，要么是職位和僱員數量基本持平。

但在“大辭職”的影響下，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呈現出的卻是“天平兩頭填不滿”的新勢態：大批企業有大把崗位無差別招不到人，大量適齡勞動人群沒有工作——而這種放任自流的躺平，也並非像產業、政策動盪地區偶爾出現的結構性失業，而更像是辭職的僱員自主選擇的結果。

所以，這些“大辭職”的親歷者，到底憑什麼心安理得地躺平？

二、“大辭職”的美國人，到底在想什麼？

和以往在經濟下行期爆發的失業乃至罷工事件相比，“大辭職”不僅波及的行業更廣泛，覆蓋的人群更是遠超常規——從剛剛步入職場的Z世代上班族，到兢兢業業從事傳統行業的社會中堅，再到常規認知中的“成功人士”，都在2021年加入了“大辭職”的行列。具體到個中緣由，顯然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是Z世代的年輕人。根據Adobe的調查顯示，這些誕生於世紀之交的後千禧一代成為僱員時，幾乎正好趕上了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發，出於健康考慮，以及這一代人親近互聯網的習慣，遠程辦公成為了Z世代挑選職位的重要前提因素。

不提供居家辦公模式？必須線下工作的傳統行業？謝謝，恕不伺候。

除此之外，儘管和自己的父輩乃至祖父輩相比，Z世代的資本積累明顯要薄弱許多，但在2020年之後，美國股市悄然間發生的新改變，讓身為互聯網原住民的Z世代年輕人有了積累財富的全新路徑，“工作穩定”不再是立足社會的必要前提，儘管距離財富自由還有差距，至少維持一下躺平生活，問題不大。

其次是就職於傳統行業的中堅勞動力。儘管和年輕一代相比，這個階層的僱員往往擁有更穩定的職位，但實際收入往往依賴於更傳統的經濟模式（例如餐飲服務人員的小費），或者不具備遠程辦公條件（例如設備維護和線下店鋪銷售等工作），或者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導致工作強度大大提升（例如醫護行業）。

面對水漲船高的工作疲勞以及增長率不成正比的工資薪水，再加上接觸新冠對自身健康產生的直接威脅，即便不具備財富自由的客觀條件，通過“大辭職”換取自由身，也是預料之中的結果。

根據NPR的報導，來自加州的連鎖早餐店總經理Jeremy Golembiewski，在被拒絕佩戴口罩的新冠病毒攜帶者傳染，且自己的親屬也未能倖免於難之後，這位已有26年從業經驗的餐飲人決定辭職，把理應由自己支配的時間，用在陪伴自己的家人上。

隨後，放棄了每週工作50～60小時的繁重勞役，重返家庭的Golembiewski找回了和家人一起度過感恩節和聖誕節的滋味。儘管養家糊口的重任暫時沒法讓他徹底躺平，但在未來的職業規劃上，這位傳統行業經理人有了全新的目標：“每週工作不超過40小時。”

說到底，對於Golembiewski這類而立之年的社會中堅來說，參與“大辭職”的核心目的，僅僅是為了爭取自己應得的報酬福利而已。不僅僅是餐飲零售，之所以會有大批醫療從業者加入“大辭職”的行列，核心理由也是如此：

從2020年開始，暴增的病患、匱乏的物資就讓美國一線醫護人員陷入了無限過勞的加班困境，與付出的勞動完全不成正比的收入是一方面，持續惡化的傳染局面，更讓死於並發症的新冠患者與日俱增——既然所做的一切換來的都是徒勞，又有什麼理由繼續堅持下去？

超負荷的工作壓力只換來了不成比例的實際收入，再加上直面疫情對個人健康產生的直接威脅，越來越多的高齡上班族開始對自己的職場生涯產生焦慮和質疑——死亡近在咫尺，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陽都不一定，既然如此，何嘗不來主導一下自己的人生，提前退休品鑑一下及時行樂的滋味？

最後讓我們看看積極參與“大辭職”的成功人士。儘管新冠疫情幾乎對所有傳統乃至高科技行業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但確實也有部分嗅覺靈敏的新貴在這幾年實現了財富自由，藉此“追求一下夢想”自然不在話下。在businessinsider的職場報導中，就有這麼一位典型：

Dane Drewis，加州新興合法化產業公司14th Round Inc. 的財務副總裁，在對自己的工作內容以及薪水收入進行過綜合評估之後，2021年，這位尚未步入不惑之年的經理人，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放棄大麻生意，回頭去做職業音樂人。

憑藉醉生夢死的成癮品生意換來的財富自由，外加成熟的理財方案做後盾，Drewis自然不會對自己的躺平新生活產生多少顧慮，“手頭沒錢會帶來壓力，更會直接影響創造力。實話實說，我徹底厭倦了整天折騰電子表格，所以我才希望音樂能給生活找回一點快樂。”

但無論如何，放任自流也好，降低收入預期減少工作強度也罷，歸根結底，“大辭職”意味著社會總產值的下降，想要在躺平的同時不影響生活質量，錢從哪來？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美國國內的“大辭職”，到底是怎麼成立的？

三、“大辭職”，憑什麼？

只要衣食無憂，人人都想躺平。那麼，參與“大辭職”的人，錢又是怎麼來的？

通常來說，最直接答案顯然是花積蓄吃老本，但事實正好相反：根據《財富》的報導，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從2020年3月到2022年1月，美國居民儲蓄累積達到了2.5萬億美元的規模[9] ——疫情下的日子都不好過，人人都在想著存錢。相比於坐吃山空燒儲蓄，申領失業救濟金顯然是個好主意，再加上食品券，至少維持溫飽問題不大。

相比於不可妄動的儲蓄，經歷過“大辭職”躺平的美國僱員，主要的資金來源有兩個：其一是房產——房產價格和房租都在穩定上漲。其中房產價格更是在疫情之後直接改變了斜率。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10]，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自住房屋的總房產淨值一路從20萬億美元飆升到了25萬億美元以上（房租收益不包括在其中），“擁有住房”無形中變成了最有效的累積財富方式之一。再加上美國有65% 的家庭擁有至少一套房產，這意味著房產淨值的上漲會惠及這部分人群。

房產淨值的增長並不意味著實際財富的增加，而只是成為了貨幣超發的蓄水池。但對於大多數有房產的人來說，賬面資產的上漲確實會讓他們更有自信像富人那樣做出決策，比如說——“不能遠程辦公/漲工資/削減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實現人生理想，老子就躺平不干了！”

但另一方面，如果僅有一套自住房，無法出售或出租，那麼自住房解決的更多是“底氣”或“心態”問題。生活資金的來源，實際上還要從其它地方想轍。

結果，來自股市的收益，才是美國躺平階級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儘管新冠疫情的影響揮之不去，但在2021年，流入美國股市的資金首次突破了百億美元；截至美東時間2021年12月30日，道瓊斯指數累漲18.92%，標普500指數累漲27.23%，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累漲22.14%。[11]

低利率、經濟擴張及創紀錄的企業盈利，推動大多數標普成分股上漲，表現最好的股票漲幅直逼200%，標普500指數全年創下了70次新高；市盈率方面，房地產以超50%的市盈率遠超其他行業，排名第一，緊隨其後的則是可選消費品和能源類。

除此之外，2021年崛起的Robinhood，更為無數湧入美國股票市場的散戶大開方便之門：

數以萬計的Z世代離職者在Youtube上觀摩過一點股票交易豆知識，然後揮舞著幾百美元一頭衝進股市，像玩遊戲一樣把自己投入的資產不斷增值（至少在他們發到自己Youtube頻道裡的短片中，個個都是一夜暴富的輕資產贏家）；至於又有多少不懂投資的衰人在這個過程中變成了韭菜，無人在乎。

也許你還記得，20年末21年初，全球金融市場上最驚心動魄的一個事件就是散戶抱團“All in GME”、大買GameStop股票挫敗金融機構做空意圖。無數年輕人使用手頭僅有的現金（可能來自失業救濟金），加上數十倍的槓桿把空頭機構打爆。

儘管這種狂熱的“炒股遊戲”屬於美聯儲放水催生的結果，但並不能阻止毫無投資常識的散戶把失業救濟金投入股市：2021年，從美國政府那邊領到1400美元（至少理論上有這個數）救濟金的躺平Z世代年輕人，相比於去COSTCO把PS4換成PS5，更情願跟隨Reddit版友的指引把這筆小錢投入股市搏一搏~作為槓桿的美股就在眼前，三個月資產翻十倍的傳說俯拾即是，此時不投更待何時？這可比所有遊戲都要刺激多了！

儘管這場擊鼓傳花遊戲終有停擺的一天，但槓桿至少到現在依舊還沒斷—作為開放金融市場，美股目前依舊能靠全球資金撐下去；每一筆投入美股的外國資金，依舊是支持美國散戶股民辭職躺平的原動力。

但無論如何，財富終究不會無中生有。長此以往，“大辭職”產生的影響，恐怕要比我們想像的更深遠。

且遠不僅僅局限於美國。

四、“大辭職”的未來，不僅僅在北美

和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一樣，“大辭職”如今的影響範圍，並沒有僅僅局限在美國。

在澳大利亞，數以百萬計的上班族在2021年9月到11月間主動離職，換上了全新的工作。儘管政府發言人表示這種調換的本意在於“大洗牌”而非“大辭職”，但從這些入職新崗位的僱員平均工資實現了10%的增長來看，很難斷定“大辭職”沒有對這場動盪產生影響。

在歐洲，將近50萬名意大利僱員在2021年第二季度放棄了工作，相比於第一季度，辭職人數增長了37%，和北美同期主動躺平的上班族增速基本保持一致；隨後在2021年第三季度，超過40萬名英國勞動力選擇了離職，到2021年年底，英國國內的職位空缺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30萬之多——每100個工作職位當中，就有4.4個崗位無人問津。

甚至連印度也未能置身事外，IT從業者的流失尤為醒目——超過100萬人在2021年離職，提高獎金和加薪也是於事無補，從塔塔、印孚瑟斯到威普羅和HCL，大部分叫得上名號的印度跨國信息服務公司，都在2021年充分品鑑了本土化的“大辭職”滋味。

新冠疫情已經延續到了第三年，世界在繼續下沉。這一次，全球的職場，見證了共通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