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莫迪政府持續推動對華經濟“脫鉤”,試圖降低對華依賴,促進國內製造業發展。事實上,印度對華「脫鉤」政策已經陷入兩難,既傷害本國經濟利益和產業發展,也令國內政商、政黨和不同政府部門間矛盾凸顯。
自2020年以來,莫迪政府把經濟問題“泛安全化”,認為在關鍵製造能力上依賴中國,將加劇印度供應鏈脆弱性,增大地緣政治風險,為此出台系列政策,與中國“脫鉤斷鏈”意圖明顯。
第一,收緊簽證審查。印度大幅收緊中國技術人員赴印簽證,削減對華簽證發放規模。根據印度媒體統計,目前有4000至5000份來自中國高階主管的簽證申請等待審批。印度手機與電子協會(ICEA)主席潘卡吉•莫辛德魯表示,“技能流動對電子產業發展至關重要,但這種流動已經停止。”
第二,加強投資審查。 2020年4月,印度政府修改外國直接投資(FDI)政策,規定「所有來自與印度陸地接壤國家的投資」必須經政府審批,針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審查尤其嚴格。印《經濟時報》報道稱,自2020年以來,中國企業向莫迪政府提起450份投資申請,其中僅70份獲批,180份被拒絕,200份處於積壓狀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度的直接投資淨流量僅2.8億美元,2022年更是跌至-3.3億美元。
第三,打壓在印中企。 2020年7月,印度修改財政規則限制「陸地接壤國家」企業參與印度政府招標,要求相關國家投標企業需在商務部門登記並獲得內政部外交部安全許可才可參與投標。印度政府也以「國家安全疑慮」為由分批次封鎖數百個中企行動應用程式。同時,印度稅務部門頻繁以涉嫌洗錢、偷稅漏稅、違規匯款為由打壓中國企業,幹擾中企在印運營,損害中企競爭力,令在印中企的營商環境急劇惡化。
第四,刺激替代產業。莫迪政府推出「生產關聯刺激計畫」(PLI),試圖透過提供財政補貼來扶持國內製造業發展、提升製造能力。該計畫涉及手機和特定電子元件、製藥、汽車及零件、白色家電、太陽能光電模組、紡織等14個製造業產業,大多數是印度自認為對中國進口依賴度較高的商品,凸顯莫迪政府謀求產業替代的戰略意圖。
儘管莫迪政府頻頻推出對華經貿限制政策,但印度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不降反增。 2023-2024財年,中國再次成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根據印度商工部統計,中印雙邊貿易額達1,184億美元。印度自中國進口1,017.5億美元,較疫情前的2018-2019財年增加44.7%。全球貿易研究計畫數據顯示,印度自中國進口商品中98.5%都是工業品,佔印度工業品進口總額約30%。
究其原因,“印度製造”目前仍是“印度組裝”,隨著產業發展對外經濟需求自然加重。以蘋果手機為例,在印度完成的組裝和測試僅佔價值鏈的4%。印度央行前行長拉古拉姆·拉詹直言,莫迪政府的「生產關聯刺激計畫」打造了一套低水平組裝系統,雖然智慧型手機進口量有所下降,但手機零件,包括顯示器、攝影機、電池、印刷電路板等的進口量大幅上升。
莫迪政府相關「脫鉤」政策的初衷是發展國內製造業,但印度的投資限制政策和難以改善的營商環境正影響其投資吸引力,遲滯印度製造業發展進程。
2023-2024財年,印度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額(外資流入減撤出額)年減37%至266億美元,為2006-2007財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外資撤離總額年增51%,達444億美元,為印度2011-2012財年開始發布該數據以來的最高。這與越南等國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強勁成長形成鮮明對比。製造業發展離不開中小企業組成的產業群,印度對中國企業的限制措施也不利於印度製造業生態系的形成。
同時,印度政府對製造業的實際支持力道低於預期。英國《經濟學人》稱,印度政府透過「生產關聯刺激計畫」宣布的260多億美元補貼截至2024年初僅發放約10億美元。整體來看,莫迪政府2014年提出的將製造業佔GDP比重提升至25%的目標短期內難以實現。
莫迪政府推行對華經濟「脫鉤」不僅損害自身經濟,也加劇國內分歧。
一方面,政商關係難調。受莫迪政府收緊對華簽證發放影響,不少印度工廠的擴張甚至營運受到影響。以電子製造業為例,印度出口組織聯合會(FIEO)總幹事阿賈伊·薩海稱,由於缺少技術人員調試設備,部分工廠建成後就被閒置,如果不發放簽證,印度公司就無法生產。印度手機和電子協會(ICEA)估計,自2020年到2023年相關產業產量減少約150億美元,流失近10萬個就業機會。由於缺乏技術人員支援生產,印度電子製造業已多次向電子和資訊技術部、商工部表示擔憂。
印度政府提高部分進口產品的關稅也令許多在印度的電子企業不滿。 2024年3月,印度財政部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印刷電路板徵收為期5年的30%反傾銷稅,多家電子製造企業表示反對。戴爾、惠普等27家公司認為對華產品徵收反傾銷稅提升了生產成本,並降低印度產品競爭力。這些公司大部分也是印度IT硬體「生產關聯刺激計畫」受益者。
與莫迪政府關係密切的財團在產業發展上也需要中國技術人員的支持,這導致印度政府在政策落實上難以“一視同仁”,為反對黨攻訥創造機會。為發展光伏項目,與莫迪政府關係密切的阿達尼財團確定了8家中國合作夥伴企業,要求相關部門向30名中國技術人員發放簽證。反對黨國大黨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稱莫迪政府的“生產關聯刺激計劃”是“用納稅人的錢對中國施惠”,令莫迪政府在財團利益與對華“脫鉤”意願間進退維谷。
另一方面,政府部門間分歧增大。印度不同政府部門在對華經濟政策上有明顯分歧。印度財政部、印度工業聯合會(CII)等希望加強對華經濟聯繫。 2024年7月,印度財政部長西塔拉曼向國會提交的《2023-2024財年經濟調查》指出,增加來自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有助於增大印度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參與度。印度商工部也屢次發聲欲放寬簽證限制,方便中國技術人員入境。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副主席蘇曼貝利稱,印度需要一套更清晰的政策,以便迅速批准中國投資。部分部門則不願放寬簽證限制和投資審核。由於難以獲得安全許可,中國企業經常無法獲得投標資格。相關部門將經濟問題“泛安全化”,試圖將開放簽證、放寬投資限製作為政策工具。莫迪政府各部門政策分歧明顯,對華經濟政策混亂。
中印產供鏈原本有較大合作空間,可互利共贏。作為“搬不走的近鄰”,印度尋求對華經濟“脫鉤”既不理智、也不現實、更不可能。莫迪政府盲目對華經濟「脫鉤」只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