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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第三次世界大戰及其亞洲“火藥桶”
導語：
從地緣政治大轉移的角度來說，亞洲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爭危險。
2023年7月，參加北約峰會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會晤，宣佈升級日本和北約的夥伴關係，並行布了新檔案“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畫”（ITPP）。在聯合聲明中，岸田文雄稱，他希望在北約增加與“印太”地區接觸之際深化與北約的合作，且確認北約將計畫在日本設立聯絡處。75年來，這個以防禦“蘇聯入侵”為由而建立的軍事聯盟，在冷戰結束後不斷越界擴權，突破自身條約規定的地理範圍，近年來加速東進亞太。
鄭永年教授認為，北約戰略轉向中國的背後是美國想要“重返亞太”，是遏制中國的又一嘗試。美國大打認知戰，在歐洲塑造所謂“中國威脅論”，挑動陣營對抗。美國還在亞洲將日本、菲律賓作為“代理人”以遏制中國。俄朝共同防禦協議的簽署更將進一步促進日韓與美國的聯絡。可以說，無論是地緣政治、常規戰爭和核威懾，亞洲的局勢在迅速惡化。而如何應對如此深刻的地緣政治變局，是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最艱巨的挑戰。
世界大戰的陰影重現
隨著二戰以來所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體，以大國競爭為核心的地緣政治越來越動盪不安，這使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已經不可避免。實際上，對很多人來說，新形式的冷戰早已經在大國之間開始了，接下來的問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會發生在那裡？
所謂的世界大戰是國家之間的戰爭，戰爭是相關國家製造的。但是，國家並非抽象，國家是由人組成的，國家之間的戰爭最終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儘管參與（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戰爭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決定戰爭與否的並非普通老百姓，而是相關國家的掌權者。
即使對決定戰爭的掌權者來說，戰爭並非毫無理由。自古至今，戰爭背後便是赤裸裸的利益之爭。是利益驅動人們發動戰爭。
這方面，人們可以把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思想從內部革命延伸到國際衝突。托克維爾認為，貧困不見得造就革命，革命往往發生在一個社會從貧困到富裕的過程之中。也就是說，革命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有了利益分配。國際衝突也具有同樣的邏輯。
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往往導致兩種不公平：一是一國之內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公平，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階級之間的不公平；二是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公平。內部不公平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國家間的不公平則導致民族主義的崛起。歐洲的一戰、二戰便是歐洲高速經濟發展過程的產物。
有了這個結構性條件，形成戰爭的“導火索”則成為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沒有客觀的“導火索”，也會有人製造“導火索”。有人好戰，有人不好戰，但總體上看，當政治、外交和威脅等其它方式解決不了利益糾紛的時候，人們就會訴諸戰爭。好戰的政治人物較之不好戰的政治人物更傾向於訴諸戰爭來解決爭端。
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依然在進行，人們擔心這些地區性衝突可能會演變成多國捲入的更大沖突。不過，大部分觀察家並不認為這些地區會演變成新的世界大戰的主戰場。
同時，各種跡象表明，主要大國都在努力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引向亞洲，亞洲正在迅速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桶”。
亞洲成為“火藥桶”
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亞太地區註定成為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道理很簡單，這裡具備了導致世界大戰的所有要素，可以作這樣的表述：經濟利益+美國+亞洲版“北約”+軍事現代化+民族主義。
也就是說，美國正在成為亞洲戰爭的重要組織者，而美國策劃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亞洲可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如果考慮到美國無法通過革命來消化其內部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時，外部戰爭變得更具可能性（參見《美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至少自近代以來，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是兩種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手段，人們沒有任何理由低估美國發動戰爭來解決其內部問題的可能性。
為什麼是亞洲？在論述亞洲之餘美國（和西方）的重要性這方面，美國方面的論述比比皆是，這些論述無數次地被重複。美國外交界兩位重量級專家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剛剛出版的著作《失去的十年：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實力的崛起》(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中對此作了最為直接的表述。
在這兩位外交家看來，亞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亞洲在全球範圍內所佔據的“資料”和中國的崛起。亞洲擁有世界60%的人口，有前五大經濟體中的三個，佔全球40%的GDP，全球總出口量的41%和進口量的37%，有全球一半的現役軍人，前十大軍事力量中的六個，九個擁核國家中的五個，以及世界前十大碳排放量國家中的六個。
但在他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持續威脅”。
這些資料來之不易。在過去數十年裡，亞洲區域是世界上發展最快和最為和平的區域，可以說是世界經濟史的另一奇蹟。上一個這樣的奇蹟發生在一戰三十多年前的歐洲。
當時歐洲也實現了高速的發展，繁榮與和平是那個時代的主要特徵，以至於當時的人們認為，沒有人會訴諸戰爭來解決國際問題，訴諸暴力（革命）來解決內部矛盾。但不管人們對和平寄予多大的期望，戰爭還是發生了，並且不僅一次，而是兩次戰爭，還是捲入多國的世界大戰。
現在輪到亞洲了。如同一戰前的歐洲諸國，今天，經濟發展也加快了亞洲各國的軍事現代化。儘管亞洲國家經濟上也實現了互相依賴，甚至是高度的互相依賴，但也如同歐洲，由於各種歷史恩怨和現實矛盾，亞洲的和平極其脆弱。
在經濟互相依賴的表象下，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史無前例，國家之間的現實矛盾往往伴隨著歷史問題不時地浮上檯面。亞洲國家之間的矛盾給“域外”大國——美國——一個極其有利的結構性條件來主導亞洲事務。儘管美國聲稱要實現的是美國治下的亞洲和平，但事實上剛好相反，美國主導下的亞洲正在快速地滑向戰爭。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實際上並非“域外”。所謂“域外”國家僅僅指的是地理位置，即美國處在太平洋的東岸。但從利益來說，美國是深度嵌入亞洲的。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深度介入亞洲事務，從日本到北韓半島，從東亞到東盟，沒有一個國家如美國那樣深入嵌入亞洲。
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亞洲成為世界經濟重心，即使在經濟上，美國也越來越成為亞太國家，而非傳統上的大西洋國家。如此，美國維持“帝國”（霸權）的慾望和其在亞洲實際的經濟利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巨大的動力，在維持霸權的同時獲取著巨大的經濟利益。
一般上，人們把歐巴馬提出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廣泛視為美國開始把其注意力、時間和資源大幅轉向亞洲地區的標誌，從而增加美國在本世代決定性競爭中的勝算。“重返亞洲”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就這點而言，實際上，這一政策的起源更早。
前蘇聯的解體意味著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了，美國傳統上的“敵人”不復存在。自那之後，美國開始重新界定“敵人”，那就是中國。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一上任，美國就開始盛行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並且也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只不過“9·11”恐怖主義事件改變了美國的戰略重點，拖延了美國的亞洲戰略。
上引兩位作者布萊克威爾和方丹書中總結了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失敗的幾大原因，包括：
第一，美國長期低估了中國帶來的挑戰；
第二，其他地區衝突不斷，分散了美國的精力，舊的衝突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敘利亞、伊斯蘭國等問題，新的衝突有俄烏戰爭，以及再度爆發的中東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等；
第三，美國歷屆政府對“重返亞洲”的具體目標、財政開支、政策細節一直存在分歧；
第四，這個議題在美國國內關注度過低，導致沒有一任總統給予足夠重視；
第五，亞太地區沒有發生類似“珍珠港偷襲”或者“9·11”那樣的爆炸性事件引起足夠關注。
因此，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在失去了十年之後，美國必須重新轉向亞太了。這也是自明的。正如我們之前多次討論過的，自“印太”概念產生以來，美國已經在這個地區建構了至少7個“小多邊”，並且都是針對中國的。在美國的各種聲明中，總是強調美國這樣做是為了“遏制”所謂的因為中國可能產生的衝突，或者說“避免”戰爭。
但是，經驗地看，發展的方向恰恰相反，美國的作為正在建構一個總體戰爭構架，並且是全球性的構架，至少包括“北約”、亞洲版“北約”和亞洲國家。同時，美國的作為也引發了俄羅斯和北韓的戰略急速調整，也同樣把“衝突點”引到亞太地區。
美國的亞太佈局
北約戰略重點轉向中國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核心要務。中國和歐洲國家並無直接的地緣政治之爭，雙方的交往一直以經貿為主。但是，美國把中國和俄羅斯捆綁在一起，大搞認知戰，塑造了所謂中國對歐洲構成了“威脅”的認知。俄烏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和歐洲本以為很快就可以拖垮俄羅斯，但顯然並沒有達到其目標。
因此，美國把矛頭對準了中國，認為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援是俄羅斯能夠支撐這場戰爭的“主導性因素”。美國主導的諸多歐洲政策研究機構竭力配合和落實認知戰爭。這很快促成了北約戰略轉向中國。
今年，北約成立75周年，已經擁有32個成員國，自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新增了芬蘭和瑞典。但是，北約早已經不再是其所宣稱的“和平使者”，而是成為了十足的戰爭製造者。俄烏戰爭的背後便是北約的擴張對俄羅斯造成的極度不安全感。
今天，北約在努力往亞洲移動，並且充滿了準備戰爭的味道。2024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7月9日在華盛頓召開。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表示希望尋求加強與歐洲盟友合作，來應對所謂的“中國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軍事行為”。
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邁克尓·麥考爾(Michael McCaul)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北約成立的宗旨是為對抗任何外國壓迫者，而這個壓迫者現在是由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組成的‘邪惡聯盟’”。麥考爾還表示：“讓我擔心、讓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北約可以阻止它”。
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人們可以說，這次峰會是專門針對中國的。圍繞中國，北約聚焦五個議程。第一，北約為什麼要把戰略關注轉移到中國？第二，北約要向中國傳達什麼訊號？第三， 抗擊“中國威脅”，北約要如何發揮實質作用？第四， 北約是否會與中國直接硬碰硬？第五，北約為什麼要再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在北約峰會前期，美國和西方政治人物和媒體竭力妖魔化中國，一如既往地把中國和俄羅斯捆綁在一起。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在接受美國媒體訪談時表示：“烏克蘭戰爭表明，俄羅斯與中國、北韓和伊朗的關係是多麼緊密。中國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主要推手。”
正如國際事務觀察者們所預期的，北約峰會發佈聲明，首次公開譴責中國為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援。
1.北約轉向亞太
為了把北約引向亞洲，或者建立亞洲版北約，美國主導的北約近年來積極尋求與亞太國家合作。今年的華盛頓北約峰會再次邀請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幾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領導人與會。
自2022年以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所謂的“印太四國”（IP4）一直受邀參加北約峰會。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話來說，這四個國家歷次受邀參加峰會體現了歐洲夥伴國和亞太地區夥伴國日益認識到，彼此的安全挑戰正在日趨融合，“這是我們政策中非常刻意的部分，就是打破歐洲聯盟與亞洲聯盟之間的隔閡。”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扮演著美國代理人的核心角色。儘管內政無成績可言，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在塑造亞洲北約方面鉚足了勁。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6月舉行的烏克蘭和平峰會上呼應了北約國家在歐洲的安全重點關切，再次提醒“今天的烏克蘭可能就是明天的東亞”。當然，這不是岸田文雄第一次做這樣的表述了。近年來，日本一直在異常頻繁地向國際社會尤其是亞洲國家“推銷”這一觀點。
在岸田文雄的推動下，日本日益成為歐洲和東北亞之間的橋樑。2023年，日本和北約簽署的《個性化夥伴計畫》（ITPP））涵蓋海洋安全保障、虛假資訊、太空等廣泛領域，雙方將提升軍事安全力量間的互操作性與互適用性、提高聯合演練頻率、強化情報資訊與經驗合作。
日本還一直在與北約成員國分別談判並簽署新的《互惠准入協定》（RAA），加強防禦訓練和能力建設。2023年初日本就已經與英國簽署了一份《互惠准入協定》。日本和義大利今年發佈了一份至2027年為止，涵蓋外交、防衛和安全保障等7個領域的行動計畫，義大利也是日本開發下一代戰鬥機的核心夥伴之一。
日本也和菲律賓在7月8日簽署了《互惠准入協定》(RAA)，允許兩國軍隊進入對方國家進行意在針對中國的聯合軍事訓練。《互惠准入協定》簡化軍隊互訪及武器彈藥運輸的程序，減輕聯合訓練的程序負擔，促進兩國軍隊的互相操作性，被視為“准同盟”的防衛合作。
2.北韓半島核武問題
在亞洲正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桶”處理程序中，更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北韓半島。二戰以來，北韓半島一直是亞洲區域衝突的一個現實的和潛在的引爆點。北韓歷來是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和韓國的關切點。
對中國來說，儘管美國也在南海和台海問題上大做文章，但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是直接當事人，可以調整自身的戰略，從而有效地管控潛在的衝突。北韓半島則不然。
如北韓戰爭所告訴人們的，儘管中國不是直接當事人，沒有任何有效的機制來管控北韓的局勢，但中國勢必被拖入半島的衝突。自北韓半島核武問題產生以來，中國一直處於這種被動的局勢之中。
今天北韓半島局勢看似平靜，但實際上孕育著更大的危機。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北韓一直是俄羅斯的堅定支持者。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今年6月對北韓進行了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了共同防禦協議。儘管北韓駐聯合國大使金成向安理會表示，“沒有理由擔心俄朝兩國簽署的協議”，因為這一協議旨在“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
但西方並不這樣認為，西方把此視為是“聯盟”之舉。人們認為，這一協定一方面是俄羅斯和北韓兩國各自的安全需要，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俄羅斯感覺到歐洲戰場的壓力，也在努力通過把矛盾的焦點引到亞太地區來，減輕其在歐洲戰場面臨的壓力。
不管如何，這一協定更進一步促進了日韓與美國的聯絡。最近來自美國的消息更不容忽視。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它們的新黨綱中均刪除“北韓無核化”的陳述，韓國自然擔憂美國是否承認了北韓為事實上的擁核國家。
同時，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稱，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已經於今年3月批准了一項高度機密的美國核戰略計畫，首次調整了美國的威懾戰略，將重點放在所謂的中國核武庫的迅速擴張上。
亞洲社會的挑戰
從地緣政治大轉移的角度來說，亞洲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爭危險。無論是地緣政治、常規戰爭和核威懾，亞洲的局勢在迅速惡化。但令人悲觀的是，亞洲社會不僅對這種危險沒有足夠的認識，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紛紛加入這場威脅的戰爭遊戲中，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不僅如此，亞洲各國之間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歷史上看，民族主義情緒經常成為導向國家間衝突與戰爭的重要因素。在社交媒體時代，各國決策者更容易受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從而失去理性，作出非理性的決定。
中國無疑是這場地緣政治中的“風暴眼”。從地緣政治劇變的角度，人們對“百年未有之變局”會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很自然，如何應對如此深刻的地緣政治變局，是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最艱巨的挑戰。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