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對話亮點如何看“是人工智慧殺死了哈米尼”這一論斷？如何應對人工智慧的軍事化？怎樣規避歷史上“四大發明”式悲劇，將前沿技術真正鑄為國家重器？此次事件會成為“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災難翻版嗎？選舉周期如何驅動西方決策發動戰爭，從而戳破“民主和平論”的幻象？面對短期的能源衝擊與美國的“門羅主義”，中國當如何憑硬實力自強破局？斬首哈米尼的背後，從算力支援到精準鎖定，是美軍“手術刀”式的精準打擊。這場行動背後，是Palantir的情報、Anthropic的模型、Anduril的硬體——美國科技右翼與軍事機器的深度嵌合，已經將戰爭推向了“AI輔助決策”的新維度，尖端人工智慧科技的鋒芒已不容迴避。今天，AI革命再次將我們推向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承接上篇分析（詳見《對話鄭永年：斬首哈米尼後，川普究竟想要什麼？》），繼續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他指出，從火藥到指南針，中國曾因沒有做好技術的“軍民融合”而錯失航海時代，淪為被動挨打之地。他提出警醒，“不用，就等於沒有”——技術不用作硬實力，就會淪為他人刀俎下的魚肉。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我們絕不能陷入過度道德化的自我束縛。唯有將軍民融合落到實處，把前沿技術切實轉化為捍衛國家安全的硬實力，方能立足於波詭雲譎的國際舞台。大灣區評論：在2011年歐巴馬政府擊殺本·拉登的行動當中，Palantir提供了關鍵技術。在此次對哈米尼的行動當中，Palantir的情報系統、Anthropic的語言模型以及Anduril的硬體均對美國軍方提供了支援。您如何理解民間公司及其背後的科技右翼力量，在美國軍事技術以及思想指導層面的影響？鄭永年：這一發展我們確實需要密切高度關注。歷史地看，美國的技術和軍事是一直緊密結合的，即所謂的“軍工複合體”。人工智慧的軍事化受惠於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啟動的“大中東民主計畫”。9·11事件後，美國深陷中東事務，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直到歐巴馬乃至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才開始逐步結束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在這個期間，美國的Palantir等科技右翼勢力，開始加快探索如何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資料收集和決策等領域，以減少戰場上的損失。如今，從不到兩小時內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到精準定點定時清除伊朗最高領導人，人工智慧已經深度嵌入美國軍事的方方面面。儘管伊朗實力強勁，但相關行動仍能在數小時內精準完成，美國的行動效率已今非昔比。回想9·11事件，當時資訊量巨大，美國也已察覺恐怖活動的苗頭，卻因人工智慧技術不發達，陷入了“無決策”的困境。若9·11發生在人工智慧發達的今天，或許就能避免這場悲劇。但即使是這樣，美國依然並不滿足於現在人工智慧發展的現狀。正如《科技共和國》一書作者所批評的，美國人工智慧曾過度聚焦商用與流量。該書作者提倡將人工智慧深度與美國軍事結合。事實上，從委內瑞拉行動到對伊朗的戰術應用，美國已實現軍事與人工智慧的深度融合。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遺址附近亮起象徵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大廈的光柱（圖源：新華社）目前網上有文章稱“是人工智慧殺死了哈米尼”。類似這樣的說法當然是為了博取流量，並沒有反映事實的真實面。所謂的“人工智慧”依然是“先人工再智能”。不能誇大其詞地說人工智慧直接殺人，還是我們實體的人使用了人工智慧來殺人的，人工智慧依然是手段。不過，我們政策分析者的確應當充分認識到，人工智慧已經深度嵌入了美國的軍事行動，其底層邏輯遠非人力所能實現——它能處理海量資料，為決策提供依據。但最終是否採取行動，仍是由人來決定，而人工智慧只是工具。因此，不要輕信那些不實言論，需保持客觀認知。之前談話中（詳見《對話鄭永年：斬首哈米尼後，川普究竟想要什麼？》）我們談到核武器。迄今，核武器更多還是威懾手段，實際作用有限。但正如基辛格先生生前所擔心的，一旦人工智慧和核武器結合，這個世界便會面臨一種怎麼樣的風險？人們完全可以假定，儘管美俄之間的核武器談判已經中斷，但大國已經在融合人工智慧和核武器了。歷史地看，有了一種技術，大多國家都會加快使用從而使得自己佔據軍事優勢。再進一步，如果加上馬斯克的星鏈（其在烏克蘭戰爭中已經有很好的表現），那麼美國的軍事能力更不容忽視了。我擔心的是，在美國這樣發展的時候，如果我們擁有人工智慧卻不用於軍事事務，是否會陷入過度道德化的誤區？若缺乏相應能力，就可能在國際上被他人“欺負”。因此，我們必須推進加快人工智慧與軍事的結合，無需迴避這一問題。沒有實力，就會像伊朗一樣被動。我們要向美國學習，必須具備這種實力。其次，我們還要善用實力，我們若總是不用，連南海和台灣的主權問題都解決不了，何以稱得上大國？一是能力必須具備，二是能力必須用起來。川普執政時，美國的實力本就存在，只是之前的政府未充分運用，而川普用了。儘管面臨國際社會譴責，卻解決了他想解決的一些問題。至少，我們要擁有這種實力，在必要時謹慎使用，但不濫用，要用於正確的方向——不用，就等於沒有。軍民融合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因為戰爭本身就是系統工程，不僅涉及人工智慧等技術，更涉及到技術與政策、涉及到軍與民之間的有機融合。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要體制機制領域的系統性改革。通過技術與政策的協同、體制機制的協同來實現我們平常所說的系統化、協同化、整體化等目標。人工智慧發展到當前階段，未來的風險確實很大，大家都感到不安。這確實令人擔憂，但我們也必須拿出自己的能力來應對問題！實力建設必須具有目標。例如針對國家統一問題，我們如何阻止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防止日本牽著美國的“鼻子”對中國施壓？如何避免台灣地區、菲律賓等被美國視為是“離岸平衡”的抓手效仿日本？這些已是現實問題，而非假設。下一步行動中，我們必須展現大國應有的實力和政策。美空軍將人工智慧應用到u-2偵察機上飛行員與人工智慧副駕駛一起飛行（圖源：央視網）大灣區評論：您提到要警惕人工智慧的軍事化（或者核武的人工智慧化）。這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一個歷史哲學問題：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主要用來做煙花，而西方人拿去造大炮；同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卻主要用來看風水，而西方人則開啟了航海的時代。是火藥和指南針賦能西方征服了世界。因此，同樣的技術，不同的指向，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命運。今天，面對AI，特別是軍事AI的發展，我們似乎再次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歷史的問題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演。我們應該如何規避曾經的“悲劇”？鄭永年：技術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技術用於什麼方面，每一個國家的歷史背景不同，它的發展方向就不同。中國的四大發明的確很了不起，改變了近代世界，可以稱得上是近代的開端。印刷術開啟了可傳播知識的大眾教育時代；指南針開啟了航海時代；火藥更是幫助歐洲從封建社會轉向了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用火藥炸燬了城堡，把國家統一起來。後來歐洲各國互相競爭，更是首先把這些發明用於軍事等各個方面。中國雖有四大發明，但沒有像西方的大學那樣專門的研究機構，把每一項發明變成一個學科。火藥是中國發明的，傳到西方以後，變成了化學學科基礎研究的一部分。我們發明指南針、火藥，這些都是發現，是實際的應用，並未發展出科學。但在西方，這些變成了基礎科研，並通過基礎科研來強化其應用，形成了良性循環。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就算在今天，我們依然還在以應用技術為主，我們的基礎科研依舊相對落後，至少跟發達的美國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美國的軍民融合做得非常好，比如他們的網際網路和手機等，都是先軍事後民用的，而我們還是分開的，大部分都是用於民用、商用，而非軍事。我們一直說要軍民融合，但實際上很多環節都是脫節的。這點在人工智慧時代尤其需要警惕，千萬不可重蹈覆轍。我們第一波的航海時代、工業化沒有趕上，失去了機會，被西方打敗，鴉片戰爭以後被迫開放。現在好不容易到了第四次產業革命，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時代處於前沿，下一步怎麼發展，還需要好好思考。如果我們只熱衷於生活化和娛樂化，而不能把這些技術轉化成為硬實力，那麼就會再次犯大錯誤。大灣區評論：英國《衛報》嚴厲批評川普此舉是“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災難翻版。如何看待這種論調？鄭永年：首先，戰爭下一步的形勢我們尚不可知。一旦發生衝突以後，就會進入戰爭邏輯，而戰爭邏輯就不是以色列或者美國可以完全主導的。戰爭中有很多不可預測的事情會發生，搞不好，無論以色列還是美國，都可能會淪為戰爭的奴隸。俄烏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俄羅斯原計畫只是一場短期的“特別軍事行動”，但從如今的進展看，持續的時間都超過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了。一旦陷入戰爭，實際地看，戰略層面就很難調控了。所以，美國會不會跟伊朗發生傳統意義上的全面交戰，會不會捲入一場全面戰爭，還是要看下一步事情的發展。從目前的判斷，或者如川普所希望的，這場戰爭可能更類似於老布什的海灣戰爭那樣，“打了就跑”。當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美國發動海灣戰爭，其目標是要伊拉克退出科威特，一旦目標實現了，美國就停止了戰爭。川普肯定總結了經驗，小布什那種搞大中東民主計畫、無休止的干預的方式，跟川普要從戰爭泥潭退出來的理念是相悖的。所以，對川普來說，接下來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有能力“打了就跑”？是否可能“功成身退”？這個問題並沒有答案，需要繼續觀察。2002年10月，美國國會授權對伊拉克動武，在隨後的戰爭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圖源：BBC）大灣區評論：英國《衛報》還在評論中尖銳批評，認為川普這次行動帶有強烈的個人政治動機，為其接下來的中期選舉造勢，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鄭永年：這是一個常態現象。比如小布什基於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不顧國內大規模反戰遊行和聯合國部分成員國的反對，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戰後，伊拉克並未發現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又被指責“欺騙公眾”。諸如此類的案例比比皆是，又有那些沒經過政治計算呢？在北約轟炸前南斯拉夫期間，英國和美國的政治人物高喊著“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來論證戰爭的合法性質。這些都是他們虛偽的表現。他們不喜歡川普，就好像自己是道德正義的化身了。其實，本質是一樣的，只有虛偽程度多少的區別。對於這類西方媒體的報導和評論，可以看一看，但不要全聽他們自己標榜的“所謂的正義”。他們屬於同一個文明，只是做法上的區別。同樣是死刑，是用五馬分屍的方法還是用注射的方法？死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大灣區評論：如何看大國領導人對外決策被國內政治周期深度捆綁，以及這種深度捆綁對外部國際秩序所產生的影響？鄭永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反思西方民主的原因。我一直質疑西方所說的“民主和平論”——認為只要是民主國家就可以擁有和平了。其實不是的。冷戰以後，有多少戰爭是西方所謂的專制國家發動的，又有多少戰爭是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發動的？民主的標準是什麼？如果把民主的標準界定為選舉的話，那麼絕大部分戰爭都是通過選舉上台的那些領導人發動的。朝鮮是西方認定的不民主的典型，但朝鮮主動發起過什麼戰爭嗎？沒有。朝鮮一直是迫於外部的壓力，被動的做出防禦性的舉措。為什麼要發動戰爭？有些時候的確跟民主選舉周期有關係。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周期跟經濟發展周期相關，現在選舉周期跟外部衝突和戰爭的周期也是有關係的。因為政治人物要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要把國內的矛盾轉移到國際社會，另一方面通過發動戰爭尋求民眾的支援。所以一些西方媒體說川普發動戰爭是為了中期選舉，那也是有點道理的。戰爭有必然和選擇之分，儘管戰爭表現為必然性，但所有戰爭都是選擇的結果。西方學者總是談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大國博弈必然會導向戰爭。假設宗教的衝突或者文明的衝突是必然的，但是戰爭到底何時發生，以什麼方式發生，這些便具有偶然性。這種偶然性就是領導人的選擇，是今天打還是明天打，今年打還是明年打，其中選舉便是一個關鍵的考量。以色列特拉維夫市區傳出巨大爆炸聲，有建築物雪出火光（圖源：新華社）大灣區評論：這次伊朗打擊目標涉及阿聯以及美軍基地，直接威脅到荷姆茲海峽的安全和全球石油供應。您對接下來國際油價及全球能源市場的走勢有何預判？鄭永年：國際能源市場肯定會有反應，但估計是短期影響，不會是長期影響。伊朗（包括伊朗革命衛隊）曾多次威脅要封鎖荷姆茲海峽，並且在歷史上確實採取過行動，導致了實際上的封鎖或嚴重干擾。荷姆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通道之一，差不多全球30％的石油通過這裡，肯定會產生影響的。這裡，很多因素需要考量。第一，如果過度影響了全球供應，尤其是影響了西方經濟，美國照樣會去打擊伊朗去保護這一航道，這樣，衝突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第二，伊朗本身也高度依賴石油出口，還是要進行石油交易的。第三，這個世界能源並不缺，只是供應鏈被打斷了。短期的衝擊會有，長期的話市場還是會達到一個均衡。當然儘管是短期影響，依然會產生很多商業資本的投機行為。這些商業資本的投機行為也會不斷放大市場波動。此外，中東的衝突已經存在很多年了，又不是剛剛開始。如果是平靜了幾十年突然爆發衝突，可能大家沒準備。但對於伊朗這些衝突，大家心裡其實是有預期的。很多國家在能源多元化方面已經佈局了，包括中國也一樣。大灣區評論：中東生變，必然牽動大國神經。俄羅斯目前深陷烏克蘭戰場，中國曾致力於推動中東和解。在這一輪由襲擊引發的劇烈動盪中，對美、俄、中三國會有怎樣的影響？鄭永年：俄羅斯已經力不從心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仍然在中東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近年來，俄羅斯深陷烏克蘭衝突，儘管它認為自身相比烏克蘭仍有優勢，卻已難以騰出精力開展有效的中東外交與干預行動。畢竟，經濟實力不允許，軍事力量相較於其他大國也在逐漸弱化。俄羅斯如今基本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對於其他大國而言，中國始終奉行不干預政策，我們希望通過協調促成各方和解，然而在當前局勢極度對立的情況下，衝突雙方幾乎沒有妥協的空間。這就像是兩個“上帝”之間的戰爭，作為非宗教國家，我們進行調解的難度極大。當然，這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確實面臨重重困難。中東局勢最終還是要由中東人民自己來決定。2024年12月8日，“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宣佈“解放大馬士革並推翻阿薩德政權"，圖為在大馬士革拍攝的敘利亞中央銀行大樓外景（圖源：新華社）大灣區評論：在川普政府強調勢力範圍（門羅主義）的情況下，中國該如何與像伊朗、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保持關係？鄭永年：目前我們對“川普主義”，以及對整個拉美和中東的理解尚不夠深入。川普的核心主張是將美國戰略重心“退回”西半球，這一點我們此前也討論過——他試圖主導西半球事務，將墨西哥灣變為“美國灣”，要控制巴拿馬，要把拉美、加拿大、格陵蘭等納入其勢力範圍。但在我看來，他既沒有能力徹底封鎖西半球，禁止該地區與中國或俄羅斯開展往來，這樣做也有悖於美國的經濟利益。以委內瑞拉為例，即便其總統被抓捕，美國可以控制該國的石油，但還是可以向其它國家出口石油，對其它國家來說，只是價格可能會與以往有所不同，或高或低而已。對中國而言，在川普眼中，許多事務仍存在交易空間。我們尚不確定伊朗未來會是神權政權還是世俗政權，是強硬政權還是溫和政權，但無論如何，伊朗民眾總要生存，經濟活動必然會繼續。所以我覺得不必過度擔憂，不過短期衝擊確實存在。對中國來說，自立自強始終是關鍵——正如我們常說的“打鐵還需自身硬”。與美國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這樣才具有實際意義。其他那些華而不實的言論，聽聽就好，不必當真。 (大灣區評論)

中東局勢驟現劇變；繼以色列空襲伊朗後，美國針對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悍然實施“斬首”行動。與此同時，美軍基地遭襲，阿聯目標被炸。這一越過傳統地緣紅線的極速絞殺與反擊，不僅瞬間引爆了區域危機，更以遠超預期的烈度撕裂著本就脆弱的國際秩序。這究竟是一場精準的定點清除，還是一場蓄謀已久的“資訊戰”？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展開對話。鄭永年教授犀利指出，這絕非純粹的世俗利益博弈，而是一場疊加了深層信仰衝突的“2.0版宗教戰爭”。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根本性位移：從二戰後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滑向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基於恐懼的叢林世界”。本次對話分為上下兩篇，本文為上篇，供讀者參考。大灣區評論：2月28日，以色列空襲伊朗，伊朗隨即展開反擊。後川普通過社交媒體宣佈哈米尼身亡，隨後伊朗官媒確認並宣佈40天的哀悼日，您如何看待此次川普自委內瑞拉事件後再一次進行斬首行動？鄭永年：這個事件背後的含義值得深入探討，其內涵相當深刻。像美國斬首哈米尼這樣一個事件的發生，首先需要能力，然後需要堅定的意志和明確的決心。儘管很多人常說美國已經衰落了，但實際上，美國的經濟實力依然強勁，軍事力量更是全球首屈一指。儘管其政治和社會領域存在諸多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輕視美國的能力。從老布什時期的海灣戰爭開始，美國所展示出來的戰爭能力絕對不容輕視。無論是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擊斃本·拉登，還是此次川普政府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和對哈米尼實施的清除，其行動都精準到了定時定點的程度。由此可見，美國的戰爭能力只取決於其是否有動用這種能力的意志。川普此次的戰略與抓捕委內瑞拉總統的策略極為相似，製造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動風格虛虛實實，一旦找到機會便果斷出擊。就策略而言，大都是由領導人的決策導向所決定。比如老布什海灣戰爭中，基本上採取了“打了就跑”的策略，並未表現出佔領領土的意圖。而小布什時期，受9·11事件的影響，美國推行“大中東民主計畫”，佔領當地國家，導致美國深陷中東泥潭，最終卻又不得不從中抽身。而此次川普的戰略，與當年老布什的海灣戰爭極為相似。很多人都在說美伊雙方正在進行談判，且處理程序看起來還不錯，可美國怎麼突然就發動了精準打擊了呢？由於我們是世俗文明，我們很難理解這以亞伯拉罕諸教為背景的兩個宗教文明之間的思維方式和溝通模式。個人認為，這既是一場為利益而戰的世俗戰爭，更是一場宗教戰爭，我把它稱之為“2.0版的現代宗教戰爭”。世界各國，人們對川普的認知還是出了大錯誤，對其能力也大大低估了。無論是美國國內、西方世界，還是我們自己，都低估了他。很多人覺得他口號喊得響亮，並且最終總會妥協（TACO），但實際上，川普從未有過真正的妥協。他行事確實靈活，會調整計畫、變革政策，卻始終堅守核心立場——這是“川普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然而，我們對“川普主義”的理解至今仍非常膚淺。他的宗教背景與商人經歷深刻塑造了他的行事邏輯。在他眼中，美軍不過是一種可以用來達到其目標的能力與手段。川普不像以往美國的政治人物總在四處發表演講，雖然在社交媒體上暢所欲言。但別忘了，川普更是一個行動派——畢竟商人和企業家本質上都是行動派。即便川普稱不上美國最頂尖的企業家，也絕對是相當成功的一位。因此，人們接下來與川普打交道時，千萬不能低估他，更不能低估他使用美國實力的能力。洛杉磯民眾揮舞旗幟與川普肖像標語，支援對伊朗的打擊（圖源：BBC）大灣區評論：哈米尼作為伊朗神權政治的最高領袖，我們知道，在過去的數月中伊朗境記憶體在不少要求復辟巴列維王朝的運動，他的去世會對伊朗國內造成怎樣的影響，伊朗神權政府是否會被推翻？鄭永年：我為何會說這是一場宗教戰爭？首先，伊朗本身就是一個宗教政權，而作為虔誠宗教信徒的川普，其宗教信仰背景也促成了其打擊伊朗的決策。在擊殺哈米尼後，川普曾在社交媒體上形容哈米尼是一個“邪惡”的人。這顯示出此次斬首行動並非僅僅是普通的世俗博弈，更是一場圍繞“邪惡”展開的博弈。我們世俗人所談論的“邪惡”，與川普從宗教層面所定義的“邪惡”，在含義上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意義上的兩個“上帝”之間不存在談判的空間，更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但世俗利益不同，那怕對方是“邪惡”的，雙方依然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因為這僅僅意味著利益多少的問題。因此人們會看到，川普持有明確的立場，他此前也一直是這樣的態度——他的目標是實現伊朗政權的更替，因為他認為伊朗的哈米尼並非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所以他的方案之一就是通過政權更替來解決問題。所以接下來的關鍵問題在於伊朗政權將以何種方式完成重組——是回歸巴列維王朝時期相對世俗的體制，還是繼續重建神權政治架構？對美國而言，其顯然傾向於推動建立一個世俗政權。這並非意味著要復刻小布什時期的“大中東民主計畫”，但核心前提必須是世俗屬性；即便該政權帶有一定的集權或專制色彩，只要保持世俗本質，美國就能接受。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絕不會再支援一個原封不動的神權政治。當然，這取決於伊朗國內的人民，而非美國。我不相信美國會像二戰後佔領日本、德國那樣，幫助解決伊朗的本土政權問題。否則，美國將再次陷入無休止的泥潭。美國已經從此前佔領中東學到了深刻的教訓。川普或許也從普丁對烏克蘭發起的特別軍事行動中汲取了不少教訓。原本外界普遍以為這場特別軍事行動不出幾周就能結束，如今卻演變成了一場持久戰，時長已經超過了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因此，我個人判斷，美國很可能會採取具有毀滅性的“打了就跑”的策略，核心目標就是清除那些被其視為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對象，只要消除了威脅便會收手。接下來的關鍵在於，伊朗將建立一個怎樣的政權？這不僅會對伊朗國內局勢產生影響，還將波及整個中東地區的格局，以及伊朗與美國乃至與中國的關係。接下來的發展是我們必須密切關注的。2020年，美國阿富汗問題特使哈利勒扎德與塔利班代表簽署和平協議，旨在結束長達近20年的戰爭（圖源：維基百科）大灣區評論：以色列一直視伊朗為頭號戰略威脅。在這一事件中，以色列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鄭永年：當然，以色列還是本次事件的主體。實際地看，美國在某些方面對以色列的支援是很執著的。猶太人的力量在美國本來就很強大。儘管美國現在戰略上有所調整，但美國並不是簡單地“退縮”到西半球，而是在調整、整頓和鞏固。所謂“鞏固”，也就是說，從根本上，美國從未放棄其擴張的本性，也從未放棄擴張性的國家安全戰略。無論是對中東、對歐洲，還是對亞洲，美國實施的是“離岸平衡”戰略，這一戰略就靠它的幾個支點——以色列就是一個其在中東的戰略支點，日本是其在東亞的一個支點。所以，以色列對美國來說，一直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在伊朗的問題上，那怕此前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對以色列的一系列動作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川普最終還是被以色列“牽著鼻子走”。從去年年中的打擊到今天的打擊，以色列都扮演了主動角色，發揮了“急先鋒”的作用。以色列是在借用美國的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標，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小心。如果在東亞，日本也借用美國的力量來達到其目標，那麼，我們又要如何去應對呢？大灣區評論：您剛才也提到，去年6月，美軍對伊朗三處核設施的襲擊，對比去年的打擊和這次的行動，有怎樣的區別？又反映出怎樣的訊號？鄭永年：因為中國一直置身事外。我們對中東的瞭解還是很少。無論是以色列也好，美國也好，我們總是忽視中東是大國競爭的舞台。實際上，從近代以來，中東一直是西方多個大國競爭的焦點，英國、蘇聯（後來的俄羅斯），還有美國。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候進行打擊？是因為通過去年的打擊，以色列和美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掌控中東的局勢。6月份的打擊還是目標性的，主要目的是摧毀核設施。這次的打擊範圍更大了，不僅僅是摧毀核設施，還要進行政權更替，是上一次的升級版。同時也要看到，在去年6月的打擊以後，伊朗一直處於守勢。為什麼伊朗不還手？這是一個能力問題，如果有能力的話肯定會還手，但是沒有能力就不能自找麻煩。伊朗沒有能力去學美國的“先發制人”。從去年年中到現在，美國和以色列已經把整個中東局勢和伊朗的弱點看得清清楚楚。2026年2月28日，伊朗德黑蘭的爆炸引發濃煙（圖源：新華社）大灣區評論：有報導和社交媒體發出，昨晚美軍在伊拉克、敘利亞的基地，甚至包括迪拜、阿布扎比等核心阿聯城市的目標遭到了打擊。這是否意味著衝突已經突破了以往“代理人戰爭”的默契，開始將海灣核心產油區及美軍中樞拖入戰火？鄭永年：首先，我並不認為伊朗有這個能力把美國拖入戰爭，目前的反擊，是伊朗的一個“絕望”之舉。以前是專門針對美軍基地，這次不僅針對美軍基地，還針對其他一些民用目標，目的是為了製造一種中東民間的反美情緒和對戰爭的恐懼。伊朗內部本身是很複雜的，在社會層面一直存在著對神權政治的不滿情緒，因為伊朗畢竟經過了巴列維王朝時期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民間對一些極端宗教的舉措是不能接受的，再加上這些年經濟通膨、民生也沒有搞好。我們媒體報導和社交媒體上看到的情況，跟伊朗國內真實的民意可能還是有差距的。雖然伊朗有人支援強硬反美，但在伊朗政權內部是有分化的，有極端的強硬派，也有比較溫和的派別。這個事情很複雜。在伊朗內部，不同團體、領導人對美伊關係的發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認為伊朗攻擊美軍基地和其他民用目標會有什麼能夠改變局面的實際成效，攻擊民用目標過度了，反而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對這種極端行為產生反感。2026年2月17日，美國和伊朗舉行第二輪核談判時一名抗議者舉著川普和納坦雅胡的合影牌（圖源：德國之聲）大灣區評論：長期以來，阿聯、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正在尋求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並調整對伊政策。如果此次伊朗遭遇重大變故，這些海灣國家將如何“站隊”？中東局勢何去何從？鄭永年：這取決於伊朗內部會產生一個怎樣的政權。如果是伊朗建立了一個比較溫和的政權，對美國不是那麼敵視，或者建立一個世俗政權（那怕不是完全世俗的），那海灣國家可能會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如果往這個方向走，中東反而會變得更加穩定。反之，如果伊朗局勢失控，作為一個人口大國，那就要看各方社會力量在“無政府”狀態下怎麼角逐了。如果是這樣，那就會出現很多無組織的極端事件，這不僅中東自身很難對付，美國也很難對付。伊朗內部溫和派建立政府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要像巴列維王朝那樣完全世俗化，內部可能就會發生很大的衝突，因為伊朗國內強烈的宗教政治力量也不小。現在伊朗內部政治構架依然在運作，包括現任總統、副總統等領導人。而且川普也不會像小布什執政時期，以“大中東民主計畫”的姿態直接去扶持一個政權。大灣區評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川普對委內瑞拉總統進行了抓捕。我們知道當時目的可能跟財政、稀土原因有關，也有可能是因為門羅主義。這一次伊朗並不屬於南美國家，而是屬於中東，您認為這一次川普進行“斬首”主要的目的是什麼？鄭永年：這也是當下許多美國人都在追問的問題。有人聲稱伊朗發射導彈不僅會對以色列構成威脅，也可能危及美國本土，但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就連川普團隊內部的評估也顯示，伊朗在未來10年內，很難發展出能夠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顯然，若僅從傳統安全威脅的視角出發，是無法解答這個問題的。我自己思考後認為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出於對以色列的保護——畢竟以色列與伊朗距離如此之近。其二，我個人更傾向於從宗教角度來分析，這堪稱是兩個“上帝”之間的博弈。雙方之間已毫無信任可言，因此戰爭在談判中途就爆發了。我之前說過，川普完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只要他認定目標具有正當性，就會不擇手段地去達成。那麼他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我不願過多揣測，但我認為川普懷有宗教情懷，他渴望“進入天堂”。因此，用武力剷除他眼中的“邪惡”勢力，是符合其宗教價值觀的。所以，這不僅僅是一個世俗層面的安全問題，更是一個宗教問題。中東的諸多重大問題，包括穆斯林內部不同教派間的衝突，作為唯物主義者的我們或許難以完全理解。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暴力衝突極為殘酷，無論是基督教、猶太教與穆斯林之間，還是穆斯林內部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所屬不同教派之間，衝突都異常激烈。所以這既是一場為了安全與利益的世俗戰爭，更是一場宗教戰爭，我認為這兩方面的因素兼而有之。哈米尼，86歲的統治者執政長達30年，是世界上在位最長的統治者之一。2026年3月1日，他的死訊在伊朗國家電視台得到證實（圖源：BBC）大灣區評論：從去年開始，美國對伊朗“核問題”展現出的強硬姿態。如果伊朗出現劇烈變動，美國是否會抓住這一所謂“戰略窗口期”，將過去對伊朗核設施的“威懾”轉化為實際的、直接的軍事打擊？川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就退出了伊朗核協議，您如何看待川普治下的美伊關係？鄭永年：這不僅僅是美伊關係了，而是整個世界的核武危機。在人工智慧時代，我們人類的核武器危機是非常嚴峻的。對美國來說，尤其是對以色列來說，如果伊朗真的變成核武國家，就成為對以色列真正的威脅——那將是兩個“上帝”之間的對決了。所以對於以色列來說，一定是會繼續打擊的——直到伊朗成為一個無核國家。而以色列一直牽著美國的鼻子走，美國也一定“脫不了干系”。這樣做又會導致其他方面的核擴散。現在有人討論，像朝鮮這樣的擁核國家，既然已經有核武器了，那就要再多一點。另外，就美國跟俄羅斯之間的削減戰略武器談判來看，美國也一直希望把中國拉入核武談判。儘管我們現在說中美之間或者是世界各國之間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競爭，主要在人工智慧、生物醫藥這些領域，但不要忘了軍事競爭依然是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人工智慧的軍事化，或者是核武的人工智慧化，是所有國家都要關注的問題。不管怎麼說，人工智慧軍事化是美國科技右派的主要議程。當今世界其實正在再一次面臨毀滅性的威脅。以前美蘇之間的核談判，現在沒有了，再加上人工智慧帶來的智能化，下一步的世界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種強烈的安危意識。這個“新世界”沒有變得更好，反而可能是一個更凶險的世界。大灣區評論：是的，無論是委內瑞拉還是伊朗，美國動轍把一國總統逮捕、斬首，並且對手總會被“精準打擊”，這會對世界上各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反美的領導人造成極大的恐懼。鄭永年：肯定是充滿了恐懼。你看看他們就知道，委內瑞拉總統一被抓走，原先反美的領導人，馬上就轉變立場了。那不是自願的，那是對現實的選擇。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重新反思國際秩序的深刻變革。我們以前說國際秩序是建立在規則之上，現在的國際秩序越來越建立在恐懼之上了（fear-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建立在叢林法則之上。儘管法國總統馬克宏、加拿大總理卡尼以及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這些歐洲領導人，都想要推動美國重新回到基於規則之上的國際秩序，但那能回得去？現在美國是破壞規則的第一大國。就像川普自己公開說的，他不承認國際法，他心中只有他認定的道德底線。所以這是很危險的一個“叢林世界”，就是靠實力，靠你的實力加你的意願，這也是實力政治的法則。2026年2月28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以軍發射防空攔截彈（圖源：新華社）大灣區評論：川普正在用一種“非意識形態為基礎”行為來“顛覆國家政權”，如何理解川普政府與以前建制派政府（強調民主自由）的異同？鄭永年：這顯示出川普不虛偽的本性，而以往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則表現出虛偽性。美國過去有一個原則，即區分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美國人總是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為自己發動的戰爭賦予正當性與正義性。川普現在是赤裸裸地進行干預，他從來不認為必須要搞民主、人權、自由那一套。比如對伊朗，他直接採取斬首行動，不需要宣稱“我是為了給你民主”。所以，這只是虛偽與不虛偽的區別，或者說虛偽程度多少的區別，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主、人權，這些都屬於世俗的意識形態。但宗教關懷、宗教因素，其實也是一種更高層次、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大家還是要注意。這並不是說川普不講意識形態——他不講民主人權、婦女權利這些世俗意識形態，並不代表他沒有宗教意識形態。我認為宗教是一種更高層次、更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 (大灣區評論)

【俠客島按】最近的兩個態勢很值得關注。一是達沃斯論壇上，美國和盟友的激烈爭吵。比如加拿大總理卡尼，直言不諱地說“基於規則的舊秩序已死”，（美國）把關稅當作槓桿，把金融基礎設施當作脅迫工具，把供應鏈當作可以被利用的脆弱點，呼籲中等國家共同行動，否則就會在“菜單上”。川普則稱歐洲已“面目全非”，說卡尼對美國沒有感恩，是美國讓盟友有了今天，美國勢必要拿格陵蘭島等等。二是不少國家政要密集來華訪問。眼下在中國的是英國首相斯塔默，從去年12月到現在，芬蘭總理奧爾波、愛爾蘭總理馬丁、加拿大總理卡尼、韓國總統李在明、法國總統馬克宏等都來訪問，德國總理梅爾茨計畫2月來華。如何理解這樣的動向？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進行了對談。1、俠客島：您如何看待以卡尼為代表的“舊秩序已死”的觀點？鄭永年：從卡尼到歐洲各國領導人，可以用“覺醒”形容他們的發言。當然，不是自己“醒”的，是被川普的大棒“打醒”，打到自己頭上才“覺醒”。這次達沃斯論壇，標誌著傳統“西方”概念、“全球北方”概念的死亡。二戰到現在的“舊世界”“舊秩序”，是西方世界塑造的。其倒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世界的倒塌。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撐不下去了，美國作為“帝國”，無法提供足夠的、有效的國際公共產品，盟友體系、自由國際秩序支撐不下去了。二戰後，美國為維持和“保護”西方作出了不計成本的貢獻。但這產生了兩重後果：一是這些國家高度依賴美國，並且視美國保護為當然，越來越沒有自身能力；二是這些國家沒有足夠貢獻，這使美國自身地位難以為繼。在川普看來，是美國“養”著這些國家，提供了國際福利，但這些國家在享受福利的同時沒有維持秩序，變成“養懶人”“養懶國”，所以他要“壯士斷腕”地“拯救”西方。其實歐巴馬時期就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傳統精英都是既得利益者，很難去自我解剖。作為“局外人”的川普沒有包袱，他是商人，依靠民粹主義起家，也有足夠的勇氣，就做了。這麼一來，西方精英必然反對，所以出現公開“對罵”的場景。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來源：“中國日報”視訊號2、俠客島：如果“舊秩序已死”，新秩序是什麼？是白宮現在推行的攻城略地式的叢林法則嗎？鄭永年：新秩序還沒出現。沒有秩序，“新世界”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眼下，沒有一個或幾個大國能獨力構造新秩序，各大國都轉向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國際秩序“封建化”；世界也缺乏能夠讓中等國家或較小國家接受的“共主”。“自然”形成的秩序，就是達爾文式的叢林世界。“川普2.0”的美國，正在開啟近代以來曾經盛行、但後來被世界拋棄的兩種主義：新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屬於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傳統，用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對拉美，川普實行的是新殖民地主義，比如委內瑞拉；對世界更多的地方，川普則實行毫不掩飾的傳統帝國主義，如把墨西哥灣改成“美國灣”、欲控巴拿馬運河、威脅加拿大、奪格陵蘭島。這首先出於美國的擴張本質。若非擴張過度，就不會有今天的“收縮”。“收縮”是為了調整和鞏固，鞏固美國的內部、周邊和後院，以便將來更強有力的擴張。近代以來國際政治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都具有競爭性，即各列強之間的競爭；結束不了俄烏衝突，美國就轉而聚焦自己的擴張。3、俠客島：歐洲為了尋求空間，跟印度簽了貿易協議；加拿大、英國等也在尋求更多空間。“覺醒”是否能夠轉化為行動？鄭永年：言詞很美好，意願很強烈，現實很冷酷。要從美國的庇護中獨立出來，首先得有能力。這些國家有嗎？歐洲說了很多年戰略自主，現在還遙遙無期。美國能允許這些國家獨立出去自立門戶、不聽美國嗎？即便能獨立，能改變大國、中等國家、小國的格局和序列嗎？國際政治是很殘酷的。中等國家如此，小國的悲劇更多。這是個對小國家並不友好的時代。今年發生了美國強擄馬杜洛事件，給拉美小國製造了恐怖環境；隨後美國的盟友們遇上了格陵蘭島問題。如果一個強權可以隨意強行攫取利益，世界就沒有了任何基礎。一般來說，當大國能夠“規矩”一些的時候，小國的日子就好過一些；但實際上，只有“規矩”有利於自己的時候，某些大國才會守“規矩”。這是西方熟悉的世界，也是我們所批判的。白宮發佈“川普和企鵝漫步格陵蘭島”圖。圖源：網路4、俠客島：一些外媒分析稱，近期西方國家領導人密集來華訪問，是川普把盟友“推向中國”，或者說這些國家又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卡尼就表示，中國很穩定、可預期，這是談合作的基礎，中加也簽署了協議，中國新能源車的關稅從100%降到6.1%，引人矚目。此類合作是否會越來越多？為什麼他們都選擇來中國找機會？鄭永年：西方媒體慣於用中國嚇唬川普，這一點我們要清楚。外媒說這種話，是因為西方還是在自己歷史的影子裡看中國，覺得那些盟友離開了美國就得去找中國，還是“非友即敵”的思維模式。美國不會允許這些國家“脫美投中”。跟中國走得太近，會被美國敲打。中國穩定、可預期，是好談合作的夥伴。中國是市場經濟，又不結盟，且不像西方那樣自己發展完就抽“梯子”，而是發展的同時把“梯子”伸出去，希望開發中國家共同現代化。有這樣的基礎，中國的施展空間就很大。當美國“退回”西半球時，中國應當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全球利益。美國丟掉自由貿易的旗幟，我們還要堅持。美國批次“退群”、對聯合國體系不屑一顧，我們依然堅持維護這一體系。舊世界沒有了，新世界怎麼建構？中國是關鍵變數。我們跟所有的國家打交道，包括美國、俄羅斯、中等國家和小國。中國是包容性、開放性的文明，就是要繼續推動全球化。某種程度上，達沃斯隱含的主題依然是中俄。川普明確告訴西方，面對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挑戰，只有美國有能力來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但這種安全戰略能實現多少？要打問號。比如“退回”拉美，美國可以強擄馬杜洛，但能把委內瑞拉治理好嗎？不是說把力量投射到西半球就一定能得到西半球，不見得，也有可能陷入“拉美陷阱”。 拉美有很多親美力量，但反美力量同樣強大。他也不可能指揮美國的企業，資本有自己獨立的評估。美國一百多年都沒把拉美弄好，現在就能搞好？故事剛剛開始，後面還很複雜。事實上，中國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是美國做不了的。比如新能源車，是白宮放棄的；中國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美國短板。如果門羅主義能搞好拉美，拉美也不會反美、不會找外部投資者。做好自己的事，以自己的方式繼續推動全球化，在自身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同時也呼籲各國共同參與，這就是中國現在在做、未來仍將繼續做下去的事情。 (俠客島)

歷史回望：不平等帶來革命與戰爭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今天的世界都在快步進入一個大變局時代。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可比的歷史階段，或許人們很快就會想到歐洲從1848年革命到1945年二戰結束的那段歷史。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經歷了什麼呢？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內部革命和同樣漫長的外部戰爭。1848年，也就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版的那一年，歐洲開啟了一個很長周期的內部革命。從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間是歐洲的黃金時期，歐洲經歷了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當時的很多人，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開始相信，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難以想像的。▲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學勤講座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圖源：CFP但是，儘管各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量的利益，但並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1914年至1945年歐洲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30來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在一個世紀裡，歐洲只有30來年的和平發展時間。那麼，為什麼當時經濟快速發展的歐洲仍會爆發內部革命？為什麼全球化仍避免不了國家之間的戰爭？簡單地說，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主要是由兩個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當然不是革命和戰爭的起源，卻是革命和戰爭的社會基礎。在歐洲各國內部，儘管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財富在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出現了大問題，一部分人富裕了，另一部分人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更加貧困了。這就是各國內部民粹主義的基礎，而民粹主義的崛起則為革命奠定了基礎。同樣，歐洲的全球化為歐洲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一些國家變得極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變得更窮了。這就是各國間民族主義的基礎，而民族主義的崛起為國家間的戰爭奠定了社會基礎。實際上，比較而言，今天的國際局面較之當時的歐洲似乎更為糟糕。歐洲是先內部革命，後國家間的戰爭，但當今世界似乎趨向於革命和戰爭互相交織的局面。動盪的當今：衝突與革命交織就外部戰爭而言，儘管還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如果把今天所有捲入各個區域衝突的國家包括在內，也可以算是“大戰”的規模了。只不過，現在的衝突和戰爭是局部的，沒有連接起來罷了。▲當地時間2025年12月27日，烏克蘭基輔，人們在停電的黑暗街道上行走。據報導，俄羅斯當日對烏克蘭的炮擊主要目標是基輔地區的天然氣和電力基礎設施。由於供電問題，基輔面臨停電。圖源：CFP俄烏衝突已持續多年，目前戰場態勢仍然膠著，多方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儘管各方都說想結束這場衝突，但至今仍未看到停止的有效動作。在中東，包括以巴衝突在內的局部衝突把中東很多國家都捲入其中，儘管現在衝突暫時緩解了，但人們不知它是否會隨時再次發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衝突等也得到了暫時的管控，但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與此同時，全球其他地區的武裝衝突也在持續進行，包括緬甸、蘇丹、剛果（金）、衣索比亞，等等。就內部革命而言，儘管當今主要國家並沒有發生類似1848年革命那樣程度的事件，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只是一個革命的程度問題和革命的不同表達形式問題。美國右翼活動家查理·柯克遇刺後，右翼陣營迅速以悼念與集會活動凝聚支援，將其塑造為“自由殉道者”，以此強化對“激進左翼”的對抗敘事。共和黨各州領導層繼續推動“強治安、反移民、反覺醒議程”，試圖以“法與秩序”框架穩固群眾基礎。▲美國鳳凰城：民眾悼念遇刺右翼活動家查理·柯克。圖源：CFP與右翼相對，美國左翼在年輕族群與進步陣營中重新獲得動員勢能。圍繞以巴衝突、氣候政策與勞工權益，左翼政治人物及基層組織利用社交媒體與社會抗議雙軌並進，推動體制內改革。馬姆達尼等地方政客崛起、奧卡西奧—科泰茲（AOC）等進步派的長期動員，使“從街頭到體制”的政治路徑逐漸成形。左翼的一系列行動把“人權、平等、財政再分配”嵌入立法議程，並通過抗議與罷工持續施壓。儘管美國政界和媒體竭力淡化刺殺案，但各種說辭並不能掩蓋美國社會內部嚴重的階級對立。實際上，美國社會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到了需要一場革命或者激進的改革才能緩解或者解決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美國的主張與做法，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柯克的刺殺案也引發了英國右翼的大規模遊行。近代以來，英國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走在歐洲的前列，社會主義思想比較深入。但自20世紀80年代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施以來，英國每況愈下，前些年更是脫離歐盟。這次柯克刺殺案所引發的大遊行很顯然表明英國的情況依然嚴峻。英國社會在反移民浪潮中陷入街頭暴力與輿論撕裂，政府高層與主串流媒體在“言論自由”與“治安維護”之間分裂對立。右翼借民族認同和社會治理議題強化自身影響，傳統政治調節機制對極端情緒已難以約束。歐洲的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等主要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相繼陷入社會動盪與政治撕裂，呈現從選對抗向社會全面分化擴展的趨勢。日本政治則右傾化顯著，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黨首和日本首相，象徵著保守民族主義與修憲議程的再次抬頭，其對外強硬立場可能進一步推高地區緊張局勢，並與美國“印太戰略”形成聯動，共同放大地緣對抗風險。更需要重視的是，內部暴力衝突也發生在亞非部分國家。近年來，這些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局勢陡然升溫，並在近期達到小高潮。自2021年以來，社會抗議運動在多個亞非國家不斷爆發。2025年下半年以來，社會抗議爆發的頻率有所增加，組織規模增大，涉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國。其中，部分抗議運動推翻了現有政權。相較於以往，本輪亞非國家社會抗議運動呈現以“Z世代”為主導、借助社交媒體動員、缺乏嚴密組織但波及範圍廣、去意識形態化等新特徵。中國的定力與作為如此國際格局並非短期形成，而是各國內外部發展長期積累所致。如果把中國這些年的變遷置於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之下，人們就可以理解中國所展現的定力及其定力之上的作為了。在任何一個國家，有效的公共政策都必須促成國家能夠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應付隨不斷變化的時局而出現的挑戰，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就此而言，中國模式在當今世界顯然是獨一無二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個貧窮的經濟體躍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狀態，堪稱世界經濟史的奇蹟。儘管今天的中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但是經過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具有了堅實的發展基礎。我們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所需要的只是思考如何把潛力轉化為增長的現實。如何轉化？唯有深化改革和開放。近期，中國政府出台了一攬子振興經濟的政策方案，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這次的經濟振興方案可以概括為“一制三策”。“一制”指的是以法律為核心的法治體系，“三策”包括寬鬆的金融和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大幅度松規（放鬆監管）政策。熟悉中國經濟的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先生認為，這次行動將“載入史冊”。他認為，這次行動已經重新點燃了中國市場的“動物精神”。如果決策層能夠兌現“遠超”承諾的舉措，本輪刺激經濟的舉措將成為中國經濟歷史性的轉折點。不僅如此，中國為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是上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把自身融入世界經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同時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貢獻著最大份額，直到今天，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都維持在30%左右。全球範圍內，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中國的開放政策都已經成為塑造未來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變數。中國保持對開放的高度政治承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斷推進自由貿易體系；在自由貿易領域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不搞意識形態、文明對立；踐行“走出去”政策，加速出海；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中國開始踐行單邊開放政策。事實上，西方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進全球化。中國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當今世上，中國希望和平與追求和平的願望是其他所有大國所不能比擬的。中國也具有足夠的能力來追求和平，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中國是對聯合國維和部隊貢獻最大份額的國家。中國更有維護周邊和平的能力。儘管中日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中國在處理與日本的關係上顯現出自己的定力。中國和韓國的關係亦然。內部追求發展，外部追求和平，兩者相輔相成。如果沒有內部可持續的發展就很難對世界做貢獻，同樣，如果沒有外部的和平，內部的發展也會受到消極甚至是致命的影響。其實，這對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中國做到了。這是中國過去的經驗，也是中國未來所追求的。在國際層面，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包括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不僅是中國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未來發展方案。在內部層面，中國致力於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十五五”規劃便是中國的行動方案。長期以來，面對國際變局，中國顯現出了“我自巋然不動”的戰略定力，不僅借此立於不敗之地，而且不斷追求進步；在自己進步的同時也為世界進步做貢獻。可以說，與世界共同進步便是對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好註解。 (察理思特)

當“十五五”規劃的藍圖徐徐展開，香港與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戰略支點——正以各自的方式探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一邊是香港如何超越地域侷限，成為國家“出海”的樞紐與科創協同的關鍵節點；另一邊是上海如何避免“脫實向虛”，以實體經濟為本築牢“五個中心”的根基。本文梳理和節選了鄭永年教授近期在兩場重要論壇上的核心論述。他為香港開出了深度融入國家大局的“五維藥方”，從共建大科創體系到打造“出海”樞紐；同時為上海把脈，強調其“五個中心”建設必須由實體經濟“領航”，建構基礎科研、應用轉化與金融支援的“三駕馬車”良性循環。兩者路徑雖異，核心相通：即以科技創新為引擎，以產業升級為根基，在開放協作中強化內生動力。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25年12月18日，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潤維創坊成功舉辦“香港如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主題論壇，論壇旨在助力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匯聚金融、創科、航運、貿易、教育等領域的行業翹楚，圍繞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議題展開深入研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受邀出席論並行表主旨演講。鄭永年發表主旨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表示，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是與內地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建構大科創體系，致力於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雖大學數量不多，但有多所高校位列全球百強，其中生物醫藥、人工智慧等領域處於國際先進水平。”他指出，香港可以加強與內地高校如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以及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整合創新資源，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研發，進一步形成可與美國加州系統媲美的創新體系。二是深化產業協同，共建先進製造業叢集。通過與內地企業攜手合作，大力發展製造業，打造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產業叢集，夯實香港產業發展根基。三是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強化與深圳的協同聯動。建構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跨境城市群，拓展香港發展空間。四是融入大灣區建設，培育大灣區共同市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與資源最佳化配置，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灣區共同市場。五是打造“出海”樞紐，助力建構“中國人經濟”生態。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協作，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成為內地企業的“出海”第一站，助力建構聯動全球的“中國人經濟”網路。與會嘉賓合影（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指出，習近平主席在廣東考察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錨定“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與世界級城市群”目標，需深化粵港澳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合作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規則機制“軟聯通”，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這一重要論述，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上海“五個中心”建設須以實體經濟“領航”在12月7日舉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專題研討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發表主旨演講。他從“十五五”時期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格局深刻調整出發，提出上海肩負國家發展戰略使命，必須以實體經濟為根基、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通過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與金融服務協同發力的“三駕馬車”體系，推動“五個中心”高品質協同發展。鄭永年指出，當前國際秩序正經歷四重結構性變化：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持續弱化；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功能嚴重受限；全球治理呈現碎片化和“再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美國推行高關稅政策與“新現實主義”外交，明確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在鄭永年看來，這一變局使得科創能力的突破與產業體系的韌性重構，成為決定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核心根本。而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正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的使命與發揮的作用，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位於北外灘的世界會客廳舉辦各類重磅國際活動，日益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引力場”（圖源：新華社）“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鄭永年強調，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邏輯正在於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當前中國人均GDP已達約1.3萬美元，正處於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跨越的關鍵窗口期。在這一決定性階段，唯有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全力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築牢科創驅動與產業升級的雙重支撐，方能穩步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鄭永年分析表示，上海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全鏈條生態的精準佈局與區域資源的高效聯動：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通過載體搭建為基礎科研築牢保障；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作為國家金融中心，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必須強調的是，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鄭永年以英美“去工業化”的深刻教訓為鑑，著重闡述了“脫實向虛”的潛在風險。他直言，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以長期價值為導向，能夠精準匹配硬科技項目高風險、長周期、重投入的特性，為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到應用落地的全流程提供資本支援，最終實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共生共榮。上海白玉蘭廣場頂層320米高空觀景台對外開放，成為又一個360度俯瞰浦江兩岸城市風貌的絕佳去處（圖源：中國網）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鄭永年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大灣區評論)

鄭永年：中國式現代化講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12月16日，“文明互鑑國際論壇2025”在澳門開幕。論壇匯聚全球近10個國家超過50名政府部門代表、國際組織代表、頂尖專家學者，圍繞“文明互鑑與傳承發展”核心主題，展開逾20場專題演講和學術交流。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本次論壇並作主旨發言。鄭永年教授作主旨發言。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有兩個本質性特徵：一是在擁抱世界的同時走自己的路，堅持自己的主體性；二是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依然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幫助其他國家也發展起來，從而實現國際社會的“共同富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鄭永年借用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來形容中國式現代化。他認為，“窮則獨善其身”指向內部事務，當國家窮的時候，需要反思自己為什麼會窮，如何擺脫貧窮狀態；“達則兼濟天下”指向外部事務，當國家富裕起來之後，就要思考如何去幫助別的國家也得到發展。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鄭永年表示，針對國際事務，這“四大倡議”不僅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外部環境的總結，更是中國對建構未來全球秩序的展望。他強調，作為一個世俗文明，中國具有雙重使命——內部追求現代化、外部追求和平，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鄭永年：現代化不是西方化鄭永年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亞洲一些經濟體對中國越來越感興趣，是因為它們在二戰以後基本接受了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並將現代化理解為西方化，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國家並不多。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裡，從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尤其是在四十多年間推動了8億多人口脫貧。無論是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是對全球減貧事業的貢獻，中國都是第一。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要取代西方的現代化，中國不會像西方那樣向其他國家推廣自身的發展模式，但其他國家完全可以參照中國的經驗，找到符合自身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鄭永年：簡單複製西方經驗，大機率會失敗鄭永年教授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在追求現代化，但有些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卻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將現代化簡單等同於西方化，對西方國家或類西方國家的經驗照抄照搬。如果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簡單複製西方經驗，大機率都會失敗；但如果其現代化道路能夠符合自身的文明傳統、文化結構和國情條件，成功的機率就會大大提高。鄭永年：“去殖民化”不是“去地名化”隨著“去殖民化”討論升溫，港澳地區部分殖民時期地名開始進入公共討論視野。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香港商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去殖民化”不是“去地名化”，應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將重心放在思想和制度層面的真正去殖民化。在鄭永年教授看來，歷史上存在過的事實就是事實，不能將歷史虛無化。新加坡同樣有殖民歷史，也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去殖民化過程，但“去殖民化”並不等同於“去地名化”。將許多地名保留下來，並且配有相應的解釋，使後代能夠瞭解這一地區曾經的歷史狀況，這是極為重要的。當前，一些人對“去殖民化”作出了錯誤理解，將其等同於“去地名化”，這種做法並沒有必要。“去殖民化”的核心，主要體現在思想層面和制度層面。鄭永年：海南自貿港能否真正實現“引流”，最終取決於營商環境12月18日，海南自由貿易港正式啟動封關運作，採用“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的新規。通過在貿易、投資、運輸、人員流動以及跨境資金和資料流動等領域先行先試，海南自貿港正加快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探索高效率海關監管模式和更加開放、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為中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積累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圍繞海南自貿港全島封關運作的意義、機遇與挑戰，以及其在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戰略定位作出解讀。在海南東方拍攝的八所港口岸，其既是海南自貿港8個對外開放口岸之一，又是10個“二線口岸”之一。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封關運作，必須置於中國整體對外開放的理論框架中來理解。當前，中國對外開放至少包含三個層面：堅持多邊主義與開放包容、推進制度型開放，以及探索單邊開放。海南自貿港，正是承載這三個層面開放的重要抓手。在具體路徑上，海南必須通過開放實現兩個“連結”：一是與國內腹地相連結，更深度融入珠三角、長三角等更大範圍的區域經濟體系；二是與世界相連結。海南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尤其毗鄰東南亞，為其對接區域與全球市場提供了現實基礎。但他同時強調，海南自貿港能否真正實現“引流”，最終取決於營商環境。當前，海南在微觀制度層面仍存在明顯短板，教育、人才引進、金融制度等領域雖有政策設計，但落地效果仍顯不足。在全球範圍內，高度開放的城市和自由港並非絕對稀缺資源，且消費選擇日趨多元，海南必須回答一個現實問題：為什麼人們要選擇海南？他認為，封關運作本身有助於降低風險，為更深層次改革創造空間。海南完全具備推進更為大膽、甚至相對激進改革的條件，在教育、金融等領域，可以考慮對標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高標準。最終，封關運作能否取得實質性突破，關鍵在於打通政策執行的“最後一公里”。只有讓微觀主體真正感受到制度優勢，政策紅利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發展動能。鄭永年：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在全球經貿和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上海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五個中心”，實質上是中國在全球體系重構中爭取制度性主動權的重要佈局。十四五以來，相關成效已逐步顯現：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地區生產總值突破4兆元，三大先導產業製造業產值同比增長8.5%，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6年位居全球第一。圍繞這一戰略命題，近日，鄭永年教授在受邀參加上海發改委主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時指出，上海“五個中心”建設，需要避免過早或過度金融化，使金融、貿易和航運真正服務於產業升級，從而在中美競爭和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建構長期韌性。“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貿易強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等，這些都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緊密相關。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時期，上海推進“五個中心”建設，必須放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加以理解。隨著“自由國際秩序”走向瓦解，關稅主義抬頭、“新現實主義”回潮，世界格局呈現出“再封建化”趨勢，美國地緣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壓力將顯著上升。在這一背景下，中美競爭的焦點是經濟發展，是誰來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而核心就在於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也是上海加快建設“五個中心”這一重要使命的根源。對上海而言，科技創新是基礎，國際經濟中心是目標，而金融、貿易和航運既是國際經濟中心的自然產物，也是國際經濟中心的有效配套舉措。鄭永年教授認為，要吸取英美國家“脫實向虛”“去工業化”的深刻教訓。上海要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基礎，以建構現代化產業體係為目標，走出一條以實體經濟為本、以科技創新為驅動、以金融反哺產業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之路。 (IPP評論)

鄭永年：全球秩序正走向“封建化”，中美關係進入“平視時代”11日至12日，“第五屆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與評估：地緣衝突與全球秩序重構”2025研討會在深圳舉行。鄭永年教授受邀參會並作主旨演講。他指出，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與其說是“多極化”，不如說更接近一種“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鄭永年作主旨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在主旨演講中指出，儘管多數人將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視為“多極化”，但我認為更多的是“封建化”。今天的美國，如同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雖居中心，卻難以掌控各大諸侯——俄羅斯、土耳其、印度、德國和日本等區域強國紛紛崛起，“群雄逐鹿”。正因如此，當前的區域化趨勢並非開放包容，而是日益排他。他強調，若是開放的，全球化將得以延續；若是排他的，國際秩序則走向更加“封建化”，甚至“土豆化”——像一個個彼此隔絕的塊莖，互不往來。談及中美關係，鄭永年教授認為，川普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後重提“G2”概念，其潛台詞是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這種平等或許並非美國本意，而是在現實壓力下的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傳統的“舊現實主義”帶有濃厚冷戰色彩，強調遏制、圍堵甚至擊敗中國；而川普的“新現實主義”則更傾向於與中國正常相處，在競爭中尋找平衡。鄭永年：中國的開放是對APEC成員最好的公共產品11日至12日，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ISOM）在深圳舉行，拉開了APEC“中國年”的帷幕。來自21個經濟體的高官代表、專家學者及工商界人士齊聚一堂，最終達成了重要共識：2026年APEC將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並鎖定“開放、創新、合作”為三大優先合作領域。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會議，並圍繞“開放”這一核心議題在主題和優先領域研討會上發言。他表示，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會後接受採訪時，他進一步指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主題與優先領域研討會現場。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世界經濟面臨不確定性之時，開放與合作仍是區域增長最重要穩定器。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他認為，與偏重地緣政治的所謂“印太”概念不同，APEC經濟體的合作根植於經貿往來。在供應鏈產業鏈受到衝擊的當下，中國接棒APEC東道主後的首場活動，恰是成員就未來路線作出溝通和協調的關鍵時點。中國堅持包容性多邊主義和制度型開放，以自主開放舉措向區域提供公共產品。明年11月，中國將在深圳舉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此，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的經驗說明開放與產業能力如何相互促進。中國也在探索以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均衡發展等方式，為全球經濟結構提供穩定性。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鄭永年教授在會議間隙接受South南方國際傳播中心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APEC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對開放產生了疑慮。在這一背景下，深圳作為開放的產物，其發展經驗本身就具有重要借鑑意義。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典型，深圳的開放故事，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在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是中國工業體系的典型代表，特別是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領域擁有非常完整的產業鏈和產能。同時，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也是活力的象徵。舉辦中國第三次APEC會議，深圳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鄭永年：深圳如何抓住APEC這一重大機遇？深圳成為國內第三個承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城市。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外貿出口第一城”和新興移民城市，深圳應如何抓住機遇，通過APEC框架，達成合作，強化優勢，彌補短板？另外，“逆全球化”衝擊亞太經濟合作和地區貿易體系，亞太各國發展不平衡和訴求不一致，區域經濟合作存在結構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深圳如何實現對APEC的“反向賦能”，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區域合作共同體建設？12月9日，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第十七屆深圳學術年會主題研討會，並行表主旨演講，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12月11日至12日，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高官會在廣東省深圳市舉行，拉開APEC“中國年”序幕。圖源：新華社當前，深圳發展面臨內外雙重挑戰。鄭永年教授認為，深圳可通過以下三個層面的開放，以APEC賦能自身發展。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針對周邊賭博、電詐、毒品走私等非傳統安全議題，可與APEC經濟體共商議程、凝聚共識。同時，借助移民城市及工商組織海外網路優勢，深圳可通過APEC工商界會議，對接各國工商界，圍繞共同發展形成共識。二是制度型開放。在各國推動建構高標準規則體系的背景下，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關鍵。深圳應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並推動出海企業以“優質產能”走出去，化解“內卷”引發的海外民粹情緒。三是單邊開放。作為最具條件的城市經濟體，深圳可率先深化對港澳單邊開放，並積極對接CPTPP、DEPA等國際經貿規則。深圳還可通過APEC實現“反向賦能”：一是展示從“改革開放窗口”到“先行示範區”的發展經驗；二是系統總結開放實踐，推動APEC成員實現更高水平開放，例如在數字貿易、人工智慧規則塑造、區域創新資源整合等方面發揮節點作用，共建亞太創新共同體。此外，承辦APEC也標誌著深圳從“物的國際化”邁向“人的國際化”。相比紐約等國際都市，深圳的國際化程度仍有差距。要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領軍城市，深圳亟需加強國際化人才培養，並助力各國培養知華人才。鄭永年：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據上觀新聞報告，從十個針對全球城市的權威榜單排名情況看，上海“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持續進位，綜合經濟能級穩步進階，創新相關排名實現躍升，金融航運指標穩居前列，軟實力排名亦有提升，體現了上海近年來在全球位勢的變化軌跡。12月7日舉行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鄭永年教授受邀出席並作主旨演講。他表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在於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上海要把握好“五個中心”建設有利條件，充分發揮系統整合優勢，以科技創新帶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打造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強大動力。鄭永年教授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重要使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鄭永年教授強調，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鄭永年教授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IPP評論)

鄭永年：“G2”這一概念不是“分割世界”，而是“穿越式”的11月30日至12月2日，以“新佈局、新發展、新選擇——中國式現代化與全球治理新格局”為主題的 2025 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在廣州舉行。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會議，並在“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嘉賓對話環節，與埃及前總理伊薩姆·色拉夫、義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等多位國際前政要共同探討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在發言中，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下全球治理出現危機，主要是因為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長期過度依賴美國。美國不斷“退群”，全球與區域秩序難免隨之動搖。他同時強調，美國的自我認識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過去對中國的“俯視”轉向“平視”——這一變化將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永年教授談到“G2”概念。他認為，中美兩個大國應探索形成一種“穿越式”的互動關係，用開放的態度、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方式來重構世界體系。鄭永年教授在“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嘉賓對話環節發言。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全球治理危機幾乎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因為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過度依賴美國和西方，尤其是美國。一旦美國“退群”，無論是聯合國會費，還是巴黎氣候協定、WTO等機制都會立即陷入危機，從而引發全球範圍的動盪。區域層面的危機同樣與美國密切相關。與堅持不干預他國內政的中國不同，美國的利益深度嵌入各區域，一旦美國退出，歐洲會陷入混亂，中東亦是如此；如果未來美國從東盟退出，東盟同樣會出現危機。他強調，美國事實上已經力不從心，無法繼續維持國際秩序，部分全球治理因此出現了“無政府狀態”。與此同時，“全球南方”整體崛起，但其聲音和力量尚未真正體現到國際秩序中。對於聯合國改革，他則直言，改革舊體制很困難。不過，他認為當下國際秩序也出現了一些積極跡象，其中部分來自於美國自身的認知轉變。從過去對中國的俯視到如今的平視，川普再次提出“G2”概念正體現了這種變化。歐巴馬時期的“G2”要求中國按照美國規則提供公共服務，中國當然不會接受；而如今，川普等美國的“新現實主義者”逐漸承認，中國是打不敗的，只能與中國打交道。在此背景下，鄭永年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不僅是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構想，也是重塑未來國際秩序的方法論。他判斷，對於中美關係而言，明年將至關重要——川普已經宣佈明年4月訪華，深圳明年將舉行APEC峰會，川普或也會出席。頻繁的高層溝通非常必要。他表示，如果中美不合作，誰都無法建構世界秩序。因此，“G2”的含義並不是“分割世界”，而是“穿越式”的。大國必須承擔大國角色和責任，以開放的態度、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方式來重構世界體系。鄭永年：搭建多元敘事之橋，展現真實立體的中國在2025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以僑為橋，讓世界瞭解真實中國”專題論壇上，鄭永年教授以“全球輿論場中的中國形象：現狀與破局路徑”為題作主旨發言。他指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需要以積極、正面、陽光的方式持續“搭橋”，匯聚華僑、留學群體與出海企業家的力量，建構多元、立體的國際傳播網路，在中國堅定“走出去”的現代化處理程序中向世界展示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鄭永年教授在“以僑為橋，讓世界瞭解真實中國”專題論壇作主題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認為，在新的環境下，中國應以積極、正面、陽光的方式“搭橋”。此舉不僅能夠增進中國與華僑所在地區的共同福祉，也有助於推動各方共同實現現代化。他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僑資對廣東乃至全國發展的關鍵助力，以及其對塑造全球輿論場中中國形象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鄭永年教授指出，海外僑胞始終在溝通世界、參與祖國建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推進，海外留學群體與出海企業家也逐漸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新生力量。“當前中國正處於企業全球化、國際化的重要節點。”他強調，隨著現代化處理程序的深化，堅定“走出去”是必然的戰略選擇。這要求我們建構更加多元、立體的國際傳播網路，匯聚多方力量，向世界展示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鄭永年：中美關稅談判，關乎未來政治經濟秩序的塑造與演進在2025“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中國與東盟：建構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研討會上，鄭永年教授深入剖析了美國對中國及東南亞發動關稅戰的動因與影響。鄭永年教授在“中國與東盟：建構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主題討論中發言在2025“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中國與東盟：建構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研討會上，鄭永年教授深入剖析了美國對中國及東南亞發動關稅戰的動因與影響。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難以同時維持金融霸權與重振製造業，而當前中美關稅談判已超越貿易本身，實質上關乎未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塑。鄭永年教授指出，隨著中國與東盟經濟聯絡日益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投資東南亞，美國為推動製造業回流而試圖對東南亞進行“長臂管轄”是不現實的。“一個國家很難同時實現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絕對強大”，鄭永年闡述了一個核心經濟邏輯，美國若推動再工業化與製造業回歸，其金融霸權空間可能被相應壓縮，從而為其他國家金融地位的提升創造機會；反之，若美國維持金融霸權與服務業主導地位，則將為全球製造業發展留出空間。鄭永年：國際社會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和“共同富裕”鄭永年教授在“讀懂中國”國際會議間隙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指出，“共同富裕”就是要惠及所有社會群體，該原則也同樣適用於國際舞台。而中國正在為此持續展開切實努力與行動。鄭永年教授表示，當國家之間貧富差距過大時，國際社會就會出現過度分化，滋生民族主義，甚至引發衝突和戰爭。國際社會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和“共同富裕”，全球治理才能真正健全。鄭永年教授十分佩服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智慧。他指出，西方現代化在向全球南方擴散的過程中，往往強行附加意識形態條件、維持不平衡控制、打壓後來者，導致多數國家難以真正發展；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成功的關鍵，在於實現了“擁抱世界與走自己的路”的辯證統一。中國富裕起來之後，會幫助其他國家修建基礎設施，並與其分享發展經驗。鄭永年：建設世界一流灣區，大灣區要做到“三個開放”在“讀懂中國”國際會議“絲路匯客廳：共話城市未來與深圳行動”灣區對話環節上接受記者採訪時，鄭永年教授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部署分享了觀點。他表示，大灣區要進一步發揮其在科技與制度創新方面的優勢，核心在於推進“三個層面”的開放。鄭永年教授認為，如果從開放的角度來說，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做到三個層面的開放：首先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城市之間的互相開放，目前尚未形成一個共同市場，也缺乏在勞動分工上的良性競爭；其次是對全國其他地區的開放，需要建立起類似長三角“三省一市”那樣的協調機制，尤其要加強與周邊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聯動，讓交通設施和自貿港等開放平台真正運轉起來；第三層面是國際開放。他表示，如果大灣區11個城市能夠真正融合，我們在各方面都不存在短板，完全具備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灣區、打造全球最大區域經濟體和科創中心的潛力，而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依靠有效的協調。鄭永年：未來秩序的關鍵，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源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到2026年的平均增速將在4%左右。這一增長水平相比2000年代接近6%的高速增長明顯放緩。包括全球貿易環境收緊、融資成本上升以及債務壓力加大——正不斷擠壓這些國家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以往被許多開發中國家視為“通用方案”的西方式現代化路徑，正日益暴露出其侷限性，在部分區域甚至引發了新的發展不平衡風險。越來越多的實踐表明，對開發中國家來說，當前的關鍵是真正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儘管發展中經濟體預計增長速度將快於發達經濟體，但它們面臨著更高的融資成本、波動的資本流動以及日益增加的氣候相關風險。圖源：Reuters在鄭永年教授看來，現代化並不是“西方化”。各國照搬西方經驗並不能保證成功。事實上，從1960年至2022年，全球只有23個經濟體真正跨越了世界銀行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東亞經濟體的現代化較為成功。日本和“四小龍”已經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中國也已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並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裡促成八億多人擺脫絕對貧困，實現了基本的社會公平。鄭永年教授指出，東亞經濟體成功的核心要義在於“開源式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既包括向外開放、擁抱西方科技和制度經驗，也強調守住自身本體，不被西方牽著鼻子走。中國式現代化則形成了“雙重開源”。在內部，中國沿著經濟、社會、政治循序漸進的發展邏輯推進現代化：一方面優先通過生產力提升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在實現發展權的基礎上逐步擴大人民的社會和政治權利；另一方面堅持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在現代化處理程序中獲得切實的獲得感。鄭永年：世界怎麼變，中國怎麼走？12月4日，鄭永年教授著作《對話鄭永年：大變局下的中國發展方案》新書首發暨 “鄭永年學術編年圖片展”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內山書店舉行。該書由天津教育出版社於2025年11月出版，集結了鄭永年教授近兩年與媒體人的深度對談。鄭永年教授在新書首發活動現場分享觀點。圖源：主辦方《對話鄭永年：大變局下的中國發展方案》一書聚焦2024至2025年全球核心熱點議題：包括美國大選撕裂背後的社會矛盾、歐洲極右翼崛起的深層邏輯、中國科技自主創新的突破與阻礙、民營企業在新發展周期中的轉型方向等，直指全球變局與中國發展的核心命題。在科技發展領域，鄭永年教授提出了深刻洞見：人工智慧、巨量資料、量子科技等關鍵技術雖已取得突破，但真正的競爭力在於技術從實驗室向產業鏈的轉化能力。制度環境、創新生態以及產學研銜接等環節，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格局。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