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望：不平等帶來革命與戰爭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今天的世界都在快步進入一個大變局時代。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可比的歷史階段，或許人們很快就會想到歐洲從1848年革命到1945年二戰結束的那段歷史。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經歷了什麼呢？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內部革命和同樣漫長的外部戰爭。1848年，也就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版的那一年，歐洲開啟了一個很長周期的內部革命。從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間是歐洲的黃金時期，歐洲經歷了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當時的很多人，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開始相信，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難以想像的。▲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學勤講座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圖源：CFP但是，儘管各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量的利益，但並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1914年至1945年歐洲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30來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在一個世紀裡，歐洲只有30來年的和平發展時間。那麼，為什麼當時經濟快速發展的歐洲仍會爆發內部革命？為什麼全球化仍避免不了國家之間的戰爭？簡單地說，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主要是由兩個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當然不是革命和戰爭的起源，卻是革命和戰爭的社會基礎。在歐洲各國內部，儘管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財富在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出現了大問題，一部分人富裕了，另一部分人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更加貧困了。這就是各國內部民粹主義的基礎，而民粹主義的崛起則為革命奠定了基礎。同樣，歐洲的全球化為歐洲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一些國家變得極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變得更窮了。這就是各國間民族主義的基礎，而民族主義的崛起為國家間的戰爭奠定了社會基礎。實際上，比較而言，今天的國際局面較之當時的歐洲似乎更為糟糕。歐洲是先內部革命，後國家間的戰爭，但當今世界似乎趨向於革命和戰爭互相交織的局面。動盪的當今：衝突與革命交織就外部戰爭而言，儘管還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如果把今天所有捲入各個區域衝突的國家包括在內，也可以算是“大戰”的規模了。只不過，現在的衝突和戰爭是局部的，沒有連接起來罷了。▲當地時間2025年12月27日，烏克蘭基輔，人們在停電的黑暗街道上行走。據報導，俄羅斯當日對烏克蘭的炮擊主要目標是基輔地區的天然氣和電力基礎設施。由於供電問題，基輔面臨停電。圖源：CFP俄烏衝突已持續多年，目前戰場態勢仍然膠著，多方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儘管各方都說想結束這場衝突，但至今仍未看到停止的有效動作。在中東，包括以巴衝突在內的局部衝突把中東很多國家都捲入其中，儘管現在衝突暫時緩解了，但人們不知它是否會隨時再次發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衝突等也得到了暫時的管控，但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與此同時，全球其他地區的武裝衝突也在持續進行，包括緬甸、蘇丹、剛果（金）、衣索比亞，等等。就內部革命而言，儘管當今主要國家並沒有發生類似1848年革命那樣程度的事件，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只是一個革命的程度問題和革命的不同表達形式問題。美國右翼活動家查理·柯克遇刺後，右翼陣營迅速以悼念與集會活動凝聚支援，將其塑造為“自由殉道者”，以此強化對“激進左翼”的對抗敘事。共和黨各州領導層繼續推動“強治安、反移民、反覺醒議程”，試圖以“法與秩序”框架穩固群眾基礎。▲美國鳳凰城：民眾悼念遇刺右翼活動家查理·柯克。圖源：CFP與右翼相對，美國左翼在年輕族群與進步陣營中重新獲得動員勢能。圍繞以巴衝突、氣候政策與勞工權益，左翼政治人物及基層組織利用社交媒體與社會抗議雙軌並進，推動體制內改革。馬姆達尼等地方政客崛起、奧卡西奧—科泰茲（AOC）等進步派的長期動員，使“從街頭到體制”的政治路徑逐漸成形。左翼的一系列行動把“人權、平等、財政再分配”嵌入立法議程，並通過抗議與罷工持續施壓。儘管美國政界和媒體竭力淡化刺殺案，但各種說辭並不能掩蓋美國社會內部嚴重的階級對立。實際上，美國社會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到了需要一場革命或者激進的改革才能緩解或者解決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美國的主張與做法，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柯克的刺殺案也引發了英國右翼的大規模遊行。近代以來，英國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走在歐洲的前列，社會主義思想比較深入。但自20世紀80年代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施以來，英國每況愈下，前些年更是脫離歐盟。這次柯克刺殺案所引發的大遊行很顯然表明英國的情況依然嚴峻。英國社會在反移民浪潮中陷入街頭暴力與輿論撕裂，政府高層與主串流媒體在“言論自由”與“治安維護”之間分裂對立。右翼借民族認同和社會治理議題強化自身影響，傳統政治調節機制對極端情緒已難以約束。歐洲的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等主要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相繼陷入社會動盪與政治撕裂，呈現從選對抗向社會全面分化擴展的趨勢。日本政治則右傾化顯著，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黨首和日本首相，象徵著保守民族主義與修憲議程的再次抬頭，其對外強硬立場可能進一步推高地區緊張局勢，並與美國“印太戰略”形成聯動，共同放大地緣對抗風險。更需要重視的是，內部暴力衝突也發生在亞非部分國家。近年來，這些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局勢陡然升溫，並在近期達到小高潮。自2021年以來，社會抗議運動在多個亞非國家不斷爆發。2025年下半年以來，社會抗議爆發的頻率有所增加，組織規模增大，涉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國。其中，部分抗議運動推翻了現有政權。相較於以往，本輪亞非國家社會抗議運動呈現以“Z世代”為主導、借助社交媒體動員、缺乏嚴密組織但波及範圍廣、去意識形態化等新特徵。中國的定力與作為如此國際格局並非短期形成，而是各國內外部發展長期積累所致。如果把中國這些年的變遷置於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之下，人們就可以理解中國所展現的定力及其定力之上的作為了。在任何一個國家，有效的公共政策都必須促成國家能夠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應付隨不斷變化的時局而出現的挑戰，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就此而言，中國模式在當今世界顯然是獨一無二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個貧窮的經濟體躍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狀態，堪稱世界經濟史的奇蹟。儘管今天的中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但是經過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具有了堅實的發展基礎。我們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所需要的只是思考如何把潛力轉化為增長的現實。如何轉化？唯有深化改革和開放。近期，中國政府出台了一攬子振興經濟的政策方案，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這次的經濟振興方案可以概括為“一制三策”。“一制”指的是以法律為核心的法治體系，“三策”包括寬鬆的金融和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大幅度松規（放鬆監管）政策。熟悉中國經濟的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先生認為，這次行動將“載入史冊”。他認為，這次行動已經重新點燃了中國市場的“動物精神”。如果決策層能夠兌現“遠超”承諾的舉措，本輪刺激經濟的舉措將成為中國經濟歷史性的轉折點。不僅如此，中國為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是上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把自身融入世界經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同時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貢獻著最大份額，直到今天，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都維持在30%左右。全球範圍內，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中國的開放政策都已經成為塑造未來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變數。中國保持對開放的高度政治承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斷推進自由貿易體系；在自由貿易領域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不搞意識形態、文明對立；踐行“走出去”政策，加速出海；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中國開始踐行單邊開放政策。事實上，西方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進全球化。中國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當今世上，中國希望和平與追求和平的願望是其他所有大國所不能比擬的。中國也具有足夠的能力來追求和平，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中國是對聯合國維和部隊貢獻最大份額的國家。中國更有維護周邊和平的能力。儘管中日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中國在處理與日本的關係上顯現出自己的定力。中國和韓國的關係亦然。內部追求發展，外部追求和平，兩者相輔相成。如果沒有內部可持續的發展就很難對世界做貢獻，同樣，如果沒有外部的和平，內部的發展也會受到消極甚至是致命的影響。其實，這對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中國做到了。這是中國過去的經驗，也是中國未來所追求的。在國際層面，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包括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不僅是中國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未來發展方案。在內部層面，中國致力於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十五五”規劃便是中國的行動方案。長期以來，面對國際變局，中國顯現出了“我自巋然不動”的戰略定力，不僅借此立於不敗之地，而且不斷追求進步；在自己進步的同時也為世界進步做貢獻。可以說，與世界共同進步便是對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好註解。 (察理思特)

當“十五五”規劃的藍圖徐徐展開，香港與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戰略支點——正以各自的方式探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一邊是香港如何超越地域侷限，成為國家“出海”的樞紐與科創協同的關鍵節點；另一邊是上海如何避免“脫實向虛”，以實體經濟為本築牢“五個中心”的根基。本文梳理和節選了鄭永年教授近期在兩場重要論壇上的核心論述。他為香港開出了深度融入國家大局的“五維藥方”，從共建大科創體系到打造“出海”樞紐；同時為上海把脈，強調其“五個中心”建設必須由實體經濟“領航”，建構基礎科研、應用轉化與金融支援的“三駕馬車”良性循環。兩者路徑雖異，核心相通：即以科技創新為引擎，以產業升級為根基，在開放協作中強化內生動力。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25年12月18日，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潤維創坊成功舉辦“香港如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主題論壇，論壇旨在助力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匯聚金融、創科、航運、貿易、教育等領域的行業翹楚，圍繞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議題展開深入研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受邀出席論並行表主旨演講。鄭永年發表主旨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表示，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是與內地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建構大科創體系，致力於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雖大學數量不多，但有多所高校位列全球百強，其中生物醫藥、人工智慧等領域處於國際先進水平。”他指出，香港可以加強與內地高校如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以及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整合創新資源，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研發，進一步形成可與美國加州系統媲美的創新體系。二是深化產業協同，共建先進製造業叢集。通過與內地企業攜手合作，大力發展製造業，打造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產業叢集，夯實香港產業發展根基。三是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強化與深圳的協同聯動。建構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跨境城市群，拓展香港發展空間。四是融入大灣區建設，培育大灣區共同市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與資源最佳化配置，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灣區共同市場。五是打造“出海”樞紐，助力建構“中國人經濟”生態。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協作，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成為內地企業的“出海”第一站，助力建構聯動全球的“中國人經濟”網路。與會嘉賓合影（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指出，習近平主席在廣東考察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錨定“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與世界級城市群”目標，需深化粵港澳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合作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規則機制“軟聯通”，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這一重要論述，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上海“五個中心”建設須以實體經濟“領航”在12月7日舉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專題研討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發表主旨演講。他從“十五五”時期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格局深刻調整出發，提出上海肩負國家發展戰略使命，必須以實體經濟為根基、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通過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與金融服務協同發力的“三駕馬車”體系，推動“五個中心”高品質協同發展。鄭永年指出，當前國際秩序正經歷四重結構性變化：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持續弱化；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功能嚴重受限；全球治理呈現碎片化和“再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美國推行高關稅政策與“新現實主義”外交，明確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在鄭永年看來，這一變局使得科創能力的突破與產業體系的韌性重構，成為決定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核心根本。而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正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的使命與發揮的作用，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位於北外灘的世界會客廳舉辦各類重磅國際活動，日益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引力場”（圖源：新華社）“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鄭永年強調，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邏輯正在於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當前中國人均GDP已達約1.3萬美元，正處於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跨越的關鍵窗口期。在這一決定性階段，唯有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全力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築牢科創驅動與產業升級的雙重支撐，方能穩步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鄭永年分析表示，上海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全鏈條生態的精準佈局與區域資源的高效聯動：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通過載體搭建為基礎科研築牢保障；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作為國家金融中心，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必須強調的是，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鄭永年以英美“去工業化”的深刻教訓為鑑，著重闡述了“脫實向虛”的潛在風險。他直言，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以長期價值為導向，能夠精準匹配硬科技項目高風險、長周期、重投入的特性，為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到應用落地的全流程提供資本支援，最終實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共生共榮。上海白玉蘭廣場頂層320米高空觀景台對外開放，成為又一個360度俯瞰浦江兩岸城市風貌的絕佳去處（圖源：中國網）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鄭永年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大灣區評論)

鄭永年：中國式現代化講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12月16日，“文明互鑑國際論壇2025”在澳門開幕。論壇匯聚全球近10個國家超過50名政府部門代表、國際組織代表、頂尖專家學者，圍繞“文明互鑑與傳承發展”核心主題，展開逾20場專題演講和學術交流。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本次論壇並作主旨發言。鄭永年教授作主旨發言。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有兩個本質性特徵：一是在擁抱世界的同時走自己的路，堅持自己的主體性；二是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依然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幫助其他國家也發展起來，從而實現國際社會的“共同富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鄭永年借用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來形容中國式現代化。他認為，“窮則獨善其身”指向內部事務，當國家窮的時候，需要反思自己為什麼會窮，如何擺脫貧窮狀態；“達則兼濟天下”指向外部事務，當國家富裕起來之後，就要思考如何去幫助別的國家也得到發展。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鄭永年表示，針對國際事務，這“四大倡議”不僅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外部環境的總結，更是中國對建構未來全球秩序的展望。他強調，作為一個世俗文明，中國具有雙重使命——內部追求現代化、外部追求和平，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鄭永年：現代化不是西方化鄭永年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亞洲一些經濟體對中國越來越感興趣，是因為它們在二戰以後基本接受了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並將現代化理解為西方化，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國家並不多。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裡，從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尤其是在四十多年間推動了8億多人口脫貧。無論是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是對全球減貧事業的貢獻，中國都是第一。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要取代西方的現代化，中國不會像西方那樣向其他國家推廣自身的發展模式，但其他國家完全可以參照中國的經驗，找到符合自身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鄭永年：簡單複製西方經驗，大機率會失敗鄭永年教授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在追求現代化，但有些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卻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將現代化簡單等同於西方化，對西方國家或類西方國家的經驗照抄照搬。如果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簡單複製西方經驗，大機率都會失敗；但如果其現代化道路能夠符合自身的文明傳統、文化結構和國情條件，成功的機率就會大大提高。鄭永年：“去殖民化”不是“去地名化”隨著“去殖民化”討論升溫，港澳地區部分殖民時期地名開始進入公共討論視野。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香港商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去殖民化”不是“去地名化”，應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將重心放在思想和制度層面的真正去殖民化。在鄭永年教授看來，歷史上存在過的事實就是事實，不能將歷史虛無化。新加坡同樣有殖民歷史，也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去殖民化過程，但“去殖民化”並不等同於“去地名化”。將許多地名保留下來，並且配有相應的解釋，使後代能夠瞭解這一地區曾經的歷史狀況，這是極為重要的。當前，一些人對“去殖民化”作出了錯誤理解，將其等同於“去地名化”，這種做法並沒有必要。“去殖民化”的核心，主要體現在思想層面和制度層面。鄭永年：海南自貿港能否真正實現“引流”，最終取決於營商環境12月18日，海南自由貿易港正式啟動封關運作，採用“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的新規。通過在貿易、投資、運輸、人員流動以及跨境資金和資料流動等領域先行先試，海南自貿港正加快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探索高效率海關監管模式和更加開放、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為中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積累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近日，鄭永年教授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圍繞海南自貿港全島封關運作的意義、機遇與挑戰，以及其在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戰略定位作出解讀。在海南東方拍攝的八所港口岸，其既是海南自貿港8個對外開放口岸之一，又是10個“二線口岸”之一。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封關運作，必須置於中國整體對外開放的理論框架中來理解。當前，中國對外開放至少包含三個層面：堅持多邊主義與開放包容、推進制度型開放，以及探索單邊開放。海南自貿港，正是承載這三個層面開放的重要抓手。在具體路徑上，海南必須通過開放實現兩個“連結”：一是與國內腹地相連結，更深度融入珠三角、長三角等更大範圍的區域經濟體系；二是與世界相連結。海南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尤其毗鄰東南亞，為其對接區域與全球市場提供了現實基礎。但他同時強調，海南自貿港能否真正實現“引流”，最終取決於營商環境。當前，海南在微觀制度層面仍存在明顯短板，教育、人才引進、金融制度等領域雖有政策設計，但落地效果仍顯不足。在全球範圍內，高度開放的城市和自由港並非絕對稀缺資源，且消費選擇日趨多元，海南必須回答一個現實問題：為什麼人們要選擇海南？他認為，封關運作本身有助於降低風險，為更深層次改革創造空間。海南完全具備推進更為大膽、甚至相對激進改革的條件，在教育、金融等領域，可以考慮對標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高標準。最終，封關運作能否取得實質性突破，關鍵在於打通政策執行的“最後一公里”。只有讓微觀主體真正感受到制度優勢，政策紅利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發展動能。鄭永年：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在全球經貿和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上海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五個中心”，實質上是中國在全球體系重構中爭取制度性主動權的重要佈局。十四五以來，相關成效已逐步顯現：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地區生產總值突破4兆元，三大先導產業製造業產值同比增長8.5%，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6年位居全球第一。圍繞這一戰略命題，近日，鄭永年教授在受邀參加上海發改委主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時指出，上海“五個中心”建設，需要避免過早或過度金融化，使金融、貿易和航運真正服務於產業升級，從而在中美競爭和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建構長期韌性。“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貿易強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等，這些都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緊密相關。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時期，上海推進“五個中心”建設，必須放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加以理解。隨著“自由國際秩序”走向瓦解，關稅主義抬頭、“新現實主義”回潮，世界格局呈現出“再封建化”趨勢，美國地緣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壓力將顯著上升。在這一背景下，中美競爭的焦點是經濟發展，是誰來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而核心就在於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也是上海加快建設“五個中心”這一重要使命的根源。對上海而言，科技創新是基礎，國際經濟中心是目標，而金融、貿易和航運既是國際經濟中心的自然產物，也是國際經濟中心的有效配套舉措。鄭永年教授認為，要吸取英美國家“脫實向虛”“去工業化”的深刻教訓。上海要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基礎，以建構現代化產業體係為目標，走出一條以實體經濟為本、以科技創新為驅動、以金融反哺產業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之路。 (IPP評論)

鄭永年：全球秩序正走向“封建化”，中美關係進入“平視時代”11日至12日，“第五屆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與評估：地緣衝突與全球秩序重構”2025研討會在深圳舉行。鄭永年教授受邀參會並作主旨演講。他指出，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與其說是“多極化”，不如說更接近一種“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鄭永年作主旨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在主旨演講中指出，儘管多數人將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視為“多極化”，但我認為更多的是“封建化”。今天的美國，如同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雖居中心，卻難以掌控各大諸侯——俄羅斯、土耳其、印度、德國和日本等區域強國紛紛崛起，“群雄逐鹿”。正因如此，當前的區域化趨勢並非開放包容，而是日益排他。他強調，若是開放的，全球化將得以延續；若是排他的，國際秩序則走向更加“封建化”，甚至“土豆化”——像一個個彼此隔絕的塊莖，互不往來。談及中美關係，鄭永年教授認為，川普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後重提“G2”概念，其潛台詞是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這種平等或許並非美國本意，而是在現實壓力下的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傳統的“舊現實主義”帶有濃厚冷戰色彩，強調遏制、圍堵甚至擊敗中國；而川普的“新現實主義”則更傾向於與中國正常相處，在競爭中尋找平衡。鄭永年：中國的開放是對APEC成員最好的公共產品11日至12日，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ISOM）在深圳舉行，拉開了APEC“中國年”的帷幕。來自21個經濟體的高官代表、專家學者及工商界人士齊聚一堂，最終達成了重要共識：2026年APEC將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並鎖定“開放、創新、合作”為三大優先合作領域。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會議，並圍繞“開放”這一核心議題在主題和優先領域研討會上發言。他表示，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會後接受採訪時，他進一步指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主題與優先領域研討會現場。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世界經濟面臨不確定性之時，開放與合作仍是區域增長最重要穩定器。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他認為，與偏重地緣政治的所謂“印太”概念不同，APEC經濟體的合作根植於經貿往來。在供應鏈產業鏈受到衝擊的當下，中國接棒APEC東道主後的首場活動，恰是成員就未來路線作出溝通和協調的關鍵時點。中國堅持包容性多邊主義和制度型開放，以自主開放舉措向區域提供公共產品。明年11月，中國將在深圳舉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此，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的經驗說明開放與產業能力如何相互促進。中國也在探索以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均衡發展等方式，為全球經濟結構提供穩定性。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鄭永年教授在會議間隙接受South南方國際傳播中心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APEC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對開放產生了疑慮。在這一背景下，深圳作為開放的產物，其發展經驗本身就具有重要借鑑意義。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典型，深圳的開放故事，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在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是中國工業體系的典型代表，特別是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領域擁有非常完整的產業鏈和產能。同時，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也是活力的象徵。舉辦中國第三次APEC會議，深圳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鄭永年：深圳如何抓住APEC這一重大機遇？深圳成為國內第三個承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城市。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外貿出口第一城”和新興移民城市，深圳應如何抓住機遇，通過APEC框架，達成合作，強化優勢，彌補短板？另外，“逆全球化”衝擊亞太經濟合作和地區貿易體系，亞太各國發展不平衡和訴求不一致，區域經濟合作存在結構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深圳如何實現對APEC的“反向賦能”，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區域合作共同體建設？12月9日，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第十七屆深圳學術年會主題研討會，並行表主旨演講，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12月11日至12日，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高官會在廣東省深圳市舉行，拉開APEC“中國年”序幕。圖源：新華社當前，深圳發展面臨內外雙重挑戰。鄭永年教授認為，深圳可通過以下三個層面的開放，以APEC賦能自身發展。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針對周邊賭博、電詐、毒品走私等非傳統安全議題，可與APEC經濟體共商議程、凝聚共識。同時，借助移民城市及工商組織海外網路優勢，深圳可通過APEC工商界會議，對接各國工商界，圍繞共同發展形成共識。二是制度型開放。在各國推動建構高標準規則體系的背景下，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關鍵。深圳應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並推動出海企業以“優質產能”走出去，化解“內卷”引發的海外民粹情緒。三是單邊開放。作為最具條件的城市經濟體，深圳可率先深化對港澳單邊開放，並積極對接CPTPP、DEPA等國際經貿規則。深圳還可通過APEC實現“反向賦能”：一是展示從“改革開放窗口”到“先行示範區”的發展經驗；二是系統總結開放實踐，推動APEC成員實現更高水平開放，例如在數字貿易、人工智慧規則塑造、區域創新資源整合等方面發揮節點作用，共建亞太創新共同體。此外，承辦APEC也標誌著深圳從“物的國際化”邁向“人的國際化”。相比紐約等國際都市，深圳的國際化程度仍有差距。要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領軍城市，深圳亟需加強國際化人才培養，並助力各國培養知華人才。鄭永年：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據上觀新聞報告，從十個針對全球城市的權威榜單排名情況看，上海“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持續進位，綜合經濟能級穩步進階，創新相關排名實現躍升，金融航運指標穩居前列，軟實力排名亦有提升，體現了上海近年來在全球位勢的變化軌跡。12月7日舉行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鄭永年教授受邀出席並作主旨演講。他表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在於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上海要把握好“五個中心”建設有利條件，充分發揮系統整合優勢，以科技創新帶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打造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強大動力。鄭永年教授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重要使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鄭永年教授強調，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鄭永年教授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IPP評論)

鄭永年：“G2”這一概念不是“分割世界”，而是“穿越式”的11月30日至12月2日，以“新佈局、新發展、新選擇——中國式現代化與全球治理新格局”為主題的 2025 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在廣州舉行。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會議，並在“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嘉賓對話環節，與埃及前總理伊薩姆·色拉夫、義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等多位國際前政要共同探討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在發言中，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下全球治理出現危機，主要是因為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長期過度依賴美國。美國不斷“退群”，全球與區域秩序難免隨之動搖。他同時強調，美國的自我認識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過去對中國的“俯視”轉向“平視”——這一變化將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永年教授談到“G2”概念。他認為，中美兩個大國應探索形成一種“穿越式”的互動關係，用開放的態度、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方式來重構世界體系。鄭永年教授在“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嘉賓對話環節發言。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全球治理危機幾乎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因為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過度依賴美國和西方，尤其是美國。一旦美國“退群”，無論是聯合國會費，還是巴黎氣候協定、WTO等機制都會立即陷入危機，從而引發全球範圍的動盪。區域層面的危機同樣與美國密切相關。與堅持不干預他國內政的中國不同，美國的利益深度嵌入各區域，一旦美國退出，歐洲會陷入混亂，中東亦是如此；如果未來美國從東盟退出，東盟同樣會出現危機。他強調，美國事實上已經力不從心，無法繼續維持國際秩序，部分全球治理因此出現了“無政府狀態”。與此同時，“全球南方”整體崛起，但其聲音和力量尚未真正體現到國際秩序中。對於聯合國改革，他則直言，改革舊體制很困難。不過，他認為當下國際秩序也出現了一些積極跡象，其中部分來自於美國自身的認知轉變。從過去對中國的俯視到如今的平視，川普再次提出“G2”概念正體現了這種變化。歐巴馬時期的“G2”要求中國按照美國規則提供公共服務，中國當然不會接受；而如今，川普等美國的“新現實主義者”逐漸承認，中國是打不敗的，只能與中國打交道。在此背景下，鄭永年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不僅是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構想，也是重塑未來國際秩序的方法論。他判斷，對於中美關係而言，明年將至關重要——川普已經宣佈明年4月訪華，深圳明年將舉行APEC峰會，川普或也會出席。頻繁的高層溝通非常必要。他表示，如果中美不合作，誰都無法建構世界秩序。因此，“G2”的含義並不是“分割世界”，而是“穿越式”的。大國必須承擔大國角色和責任，以開放的態度、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方式來重構世界體系。鄭永年：搭建多元敘事之橋，展現真實立體的中國在2025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以僑為橋，讓世界瞭解真實中國”專題論壇上，鄭永年教授以“全球輿論場中的中國形象：現狀與破局路徑”為題作主旨發言。他指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需要以積極、正面、陽光的方式持續“搭橋”，匯聚華僑、留學群體與出海企業家的力量，建構多元、立體的國際傳播網路，在中國堅定“走出去”的現代化處理程序中向世界展示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鄭永年教授在“以僑為橋，讓世界瞭解真實中國”專題論壇作主題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認為，在新的環境下，中國應以積極、正面、陽光的方式“搭橋”。此舉不僅能夠增進中國與華僑所在地區的共同福祉，也有助於推動各方共同實現現代化。他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僑資對廣東乃至全國發展的關鍵助力，以及其對塑造全球輿論場中中國形象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鄭永年教授指出，海外僑胞始終在溝通世界、參與祖國建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推進，海外留學群體與出海企業家也逐漸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新生力量。“當前中國正處於企業全球化、國際化的重要節點。”他強調，隨著現代化處理程序的深化，堅定“走出去”是必然的戰略選擇。這要求我們建構更加多元、立體的國際傳播網路，匯聚多方力量，向世界展示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鄭永年：中美關稅談判，關乎未來政治經濟秩序的塑造與演進在2025“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中國與東盟：建構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研討會上，鄭永年教授深入剖析了美國對中國及東南亞發動關稅戰的動因與影響。鄭永年教授在“中國與東盟：建構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主題討論中發言在2025“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中國與東盟：建構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研討會上，鄭永年教授深入剖析了美國對中國及東南亞發動關稅戰的動因與影響。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難以同時維持金融霸權與重振製造業，而當前中美關稅談判已超越貿易本身，實質上關乎未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塑。鄭永年教授指出，隨著中國與東盟經濟聯絡日益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投資東南亞，美國為推動製造業回流而試圖對東南亞進行“長臂管轄”是不現實的。“一個國家很難同時實現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絕對強大”，鄭永年闡述了一個核心經濟邏輯，美國若推動再工業化與製造業回歸，其金融霸權空間可能被相應壓縮，從而為其他國家金融地位的提升創造機會；反之，若美國維持金融霸權與服務業主導地位，則將為全球製造業發展留出空間。鄭永年：國際社會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和“共同富裕”鄭永年教授在“讀懂中國”國際會議間隙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指出，“共同富裕”就是要惠及所有社會群體，該原則也同樣適用於國際舞台。而中國正在為此持續展開切實努力與行動。鄭永年教授表示，當國家之間貧富差距過大時，國際社會就會出現過度分化，滋生民族主義，甚至引發衝突和戰爭。國際社會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社會正義和“共同富裕”，全球治理才能真正健全。鄭永年教授十分佩服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智慧。他指出，西方現代化在向全球南方擴散的過程中，往往強行附加意識形態條件、維持不平衡控制、打壓後來者，導致多數國家難以真正發展；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成功的關鍵，在於實現了“擁抱世界與走自己的路”的辯證統一。中國富裕起來之後，會幫助其他國家修建基礎設施，並與其分享發展經驗。鄭永年：建設世界一流灣區，大灣區要做到“三個開放”在“讀懂中國”國際會議“絲路匯客廳：共話城市未來與深圳行動”灣區對話環節上接受記者採訪時，鄭永年教授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部署分享了觀點。他表示，大灣區要進一步發揮其在科技與制度創新方面的優勢，核心在於推進“三個層面”的開放。鄭永年教授認為，如果從開放的角度來說，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做到三個層面的開放：首先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城市之間的互相開放，目前尚未形成一個共同市場，也缺乏在勞動分工上的良性競爭；其次是對全國其他地區的開放，需要建立起類似長三角“三省一市”那樣的協調機制，尤其要加強與周邊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聯動，讓交通設施和自貿港等開放平台真正運轉起來；第三層面是國際開放。他表示，如果大灣區11個城市能夠真正融合，我們在各方面都不存在短板，完全具備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灣區、打造全球最大區域經濟體和科創中心的潛力，而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依靠有效的協調。鄭永年：未來秩序的關鍵，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源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到2026年的平均增速將在4%左右。這一增長水平相比2000年代接近6%的高速增長明顯放緩。包括全球貿易環境收緊、融資成本上升以及債務壓力加大——正不斷擠壓這些國家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以往被許多開發中國家視為“通用方案”的西方式現代化路徑，正日益暴露出其侷限性，在部分區域甚至引發了新的發展不平衡風險。越來越多的實踐表明，對開發中國家來說，當前的關鍵是真正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儘管發展中經濟體預計增長速度將快於發達經濟體，但它們面臨著更高的融資成本、波動的資本流動以及日益增加的氣候相關風險。圖源：Reuters在鄭永年教授看來，現代化並不是“西方化”。各國照搬西方經驗並不能保證成功。事實上，從1960年至2022年，全球只有23個經濟體真正跨越了世界銀行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東亞經濟體的現代化較為成功。日本和“四小龍”已經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中國也已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並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裡促成八億多人擺脫絕對貧困，實現了基本的社會公平。鄭永年教授指出，東亞經濟體成功的核心要義在於“開源式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既包括向外開放、擁抱西方科技和制度經驗，也強調守住自身本體，不被西方牽著鼻子走。中國式現代化則形成了“雙重開源”。在內部，中國沿著經濟、社會、政治循序漸進的發展邏輯推進現代化：一方面優先通過生產力提升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在實現發展權的基礎上逐步擴大人民的社會和政治權利；另一方面堅持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在現代化處理程序中獲得切實的獲得感。鄭永年：世界怎麼變，中國怎麼走？12月4日，鄭永年教授著作《對話鄭永年：大變局下的中國發展方案》新書首發暨 “鄭永年學術編年圖片展”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內山書店舉行。該書由天津教育出版社於2025年11月出版，集結了鄭永年教授近兩年與媒體人的深度對談。鄭永年教授在新書首發活動現場分享觀點。圖源：主辦方《對話鄭永年：大變局下的中國發展方案》一書聚焦2024至2025年全球核心熱點議題：包括美國大選撕裂背後的社會矛盾、歐洲極右翼崛起的深層邏輯、中國科技自主創新的突破與阻礙、民營企業在新發展周期中的轉型方向等，直指全球變局與中國發展的核心命題。在科技發展領域，鄭永年教授提出了深刻洞見：人工智慧、巨量資料、量子科技等關鍵技術雖已取得突破，但真正的競爭力在於技術從實驗室向產業鏈的轉化能力。制度環境、創新生態以及產學研銜接等環節，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格局。 (IPP評論)

近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作為新時代以來黨中央制定的第三個五年規劃建議，這是國家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的關鍵部署。本文採訪鄭永年教授，總結了理解“十五五”的十個要點。今天，中國正站在新發展階段的歷史關口。面對過去五年國際變局與“卡脖子”挑戰，“十四五”以其非凡的定力，完成了從追求增速到夯實經濟韌性、保障產業鏈安全的關鍵轉身，“行穩致遠”，為未來奠定了基石。“十五五”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是興國之要，但內涵已深化為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內卷、依靠科技自立自強點燃新質生產力引擎、拓展“中國人經濟”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而一切努力的最終坐標，則牢牢定位於“人民至上”——從“投資於物”轉向“投資於人”，讓發展成果惠及民生。“十五五”時期，中國依然需要面對外部的高度不確定性，但我們正從適應規則的“跟跑”轉向主動塑造未來的“領跑”， “十四五”期間暴露的問題也使中國積累了豐富的應對經驗，政策準備更充足。十談“十五五”關鍵部署▍一談從“十四五”到“十五五”大灣區評論：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明年將進入“十五五”時期。您認為“十四五”留下了那些寶貴經驗？為“十五五”奠定了怎樣的基礎？鄭永年：“十四五”非常重要。我用四個字概括：“行穩致遠”。這五年，從川普到拜登，再到川普重返白宮，期間還有各種黑天鵝事件。中國在這樣的亂局和變動中保持了總體穩定，實屬不易。我們不能只看GDP增速。在經貿上，拜登政府在對華策略上提出“小院高牆”，精準脫鉤、卡脖子。因此，“十四五”期間，我們特別強調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著力補短板。從總體上看，經濟結構在最佳化，社會治理在提升，體制機制在改革。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誰打敗誰，而是比綜合國力，比經濟韌性。而韌性正來自這種系統性改革——“十四五”的深度調整，為“十五五”的高品質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可以說，正因為“十四五”做到了“行穩”，我們才有底氣在“十五五”實現“致遠”。大灣區評論：“十四五”展現“行穩”定力。下一步“十五五”應該如何“致遠”？鄭永年：首先，中國這條大船本身要堅固——也就是國家的制度韌性、經濟基礎、社會結構要紮實。這些年我們推動高品質發展，就是在不斷夯實這艘船的質量。當然，治理國家遠比開船複雜，“船老大”至關重要。總書記在座談會曾指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下一步，兩個判斷非常重要——一個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是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要先看清世界走向，再明確發展重心。這兩個判斷一旦出錯，再多努力也可能南轅北轍。方向對了，即使途中有些顛簸，也不影響大局。“十四五”期間，我們已形成清晰判斷：國際層面，“和平發展”不再是自然趨勢，而要成為我們主動追求的目標；國內層面，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因此，必須推進高品質發展。▍二談重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繼續把推動高品質發展確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並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明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何看待“十五五”再次重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鄭永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可以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是“十五五”時期中國制定各項政策的基本立足點。為什麼要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要是因為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過去幾年，國際社會出現了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現象，增加了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而國內也面臨一些內部改革發展的難題。發展是硬道理，高品質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當然無論是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還是國內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要解決方方面面的問題，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而且很多問題其實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會隨著發展而逐漸被解決。如果不發展，問題就談不上解決。▍三談全國統一大市場大灣區評論：《建議》提出統一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規範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等舉措，將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種市場障礙，充分釋放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紅利。關於“建設統一的大市場”，我們應該如何去做？鄭永年：有了統一大市場，才能暢通大循環。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客觀要求。要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就是要建設規則的統一。正因為各地的規則不統一，大家才會產生惡性競爭。實際上現在地方政府能用的手段越來越少，以前還有土地等很多的優勢，那現在這些優勢沒有了。內卷的結果，使得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工作。它不僅要統一規則、規制，比如廣東的招商和湖南的要統一起來，廣州和深圳的招商規則要統一起來。還要改變對幹部的考核標準，如果對幹部的考核標準還是招商引資的話，那他就很難避免會動用各種方法來競爭，最終就會陷入惡性競爭。企業之間也是這樣，價格戰也是同一個邏輯。從歐洲的經驗來說，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不容易的，要有很多的協調機構。歐洲第一步先形成國家內部的統一大市場，然後再形成了歐洲層面的統一大市場。舊金山灣區也可以看成是統一大市場，它也有很多層面的協調機構，有政府的、民間的、NGO的、企業的。長三角這方面做得非常好，三省一市有很多統籌協調機構。其地方政府不是沒有競爭，而是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良性競爭。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起來以後，一定也會有競爭，這就迫使地方政府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找到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良性競爭，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四談反內卷大灣區評論：如何看待“內卷”？如何科學出台產業政策，避免逐底競爭？鄭永年：首先，政府要明確企業不能做什麼，同時要明確企業應該做什麼。例如不能無限降價造成內卷；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能一哄而散。此外，政府應當發展新的產業。內卷的本質是對存量經濟的競爭，新增的經濟量還不多。原因之一是有些經濟領域監管過度，導致了發展不足，有大量的經濟活動潛力沒有釋放出來。比如城市裡面的各種服務業，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有的是“城大市小”，甚至“有城無市”。還有些原因比如低空經濟政策導致很多地方“一哄而上”，造成內卷。其實我們的海岸線那麼長，完全可以開拓“私家船”產業這樣的新領域。我們要充分發展新的經濟活動，釋放新的經濟活力，通過體制機制改革，讓新質生產力落地。更重要的是，圍繞著第四次產業革命和新質生產力層面有很大的空間。比如創新藥，我們因為審批時間太長、缺少風投資金、藥價偏低等原因，產業發展受阻，白白流失到美國，就很可惜。人工智慧更是重中之重，前段時間Manus團隊從武漢搬到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融資。我們不缺資本，但我們缺耐心資本。無論是國資也好，民間私募基金也好，大家不敢投。所以政府還是需要體制機制改革，讓大量的新質生產力落地。▍五談中國經濟和中國人經濟大灣區評論：關於“十五五”時期開放工作，商務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既要重視中國經濟也要重視中國人經濟。您怎麼看？鄭永年：我的理解是，中國人既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進來”。這裡面的深刻意義在於外延，我們一定要擴大中國經濟的外延。中國經濟就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經濟，而中國人遍佈全世界，中國人在全世界開展經濟活動就構成了“中國人經濟”。這也是對外開放的一部分，這個提法包含著哲學的思辨，對於當下中國企業的發展戰略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任何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一定水平，都必然會出現企業的國際化、全球化，現在的中國也是如此。那麼企業全球化具體是什麼？就是“中國人經濟”，是中國人到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做生意，而這些“中國人經濟”與當地經濟又互相強化、互相促進。所以，歸根結底就是，“十五五”時期不只要做好中國經濟，還要通過中國人經濟來拓展中國經濟的外延。公報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也擺在很靠前的位置，提到制度型開放、自主開放。一方面，這是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因為開放狀態下，生產要素才能自由流動；另一方面，開放也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現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搞封閉主義，中國更要在開放方面堅持下去。▍六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大灣區評論：《建議》明確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擺在戰略任務的第一條，其中提出要建構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鄭永年：中國的頂層設計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次公報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被放在最前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什麼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具體怎麼做的總體構架。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構架最根本的東西，是中國比較優勢裡的比較優勢。從低端、中端到高端，中國的製造業種類最齊全。在一些尖端領域，中國也正在奮起直追。所以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絕對不能動搖的戰略領域，應在這個前提條件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大灣區評論：《建議》提出打造新興支柱產業，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叢集發展；還提出前瞻佈局未來產業，推動量子科技、生物製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介面、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訊等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鄭永年：儘管圍繞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核心和外延還在不斷挑戰過程中，但學界和政策研究界已經形成一個初步的共識，即第四次產業革命=（生物工程+人工智慧）x 能源。中美都在圍繞著這個構架來佈局。人工智慧既是技術，也是工具，未來可賦能千行百業。大灣區評論：《建議》還有一個提法，要發揮重點區域增長極作用。您怎麼看？鄭永年：中國的頂層設計與地方發展實際高度契合。我們比較世界第四次產業革命競爭，技術、產能越來越集中在中美兩國，但中美兩國又存在內部高度集中的情況。美國集中在矽谷，中國有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說，大家未來五年發展方向也非常明確，在人工智慧、生物工程等領域的競爭也將非常激烈。▍七談科技自立自強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其中之一是“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怎麼理解這個目標？鄭永年：這是一個新的提法。首先，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十四五”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走得很不容易。過去五年，我們遭遇了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戰，從川普的“脫鉤”和“卡脖子”，到拜登的“小院高牆”，同時還有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這改變了我們的“範式”。以前人們總覺得科技只要“國際市場上有，我們就可以採購”，但美國發起的貿易戰要求我們改變認知，促使了中國對發展科技的需求從前期“量的投入”轉向更加注重“質的突破”。在外部發展形勢日趨複雜多變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大科技投入和研發。“十四五”期間，中國在科技領域實現了很多突破，這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信心，也為“十五五”打下了良好基礎。所以，“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這樣的發展目標，在當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灣區評論：如何理解“科技自立自強”與“新質生產力”？鄭永年：這個目標與新質生產力密切相關。“十四五”規劃還沒有這個概念，但在“十五五”時期，這個概念被提出並被賦予戰略性意義，它背後反映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和理論體系的調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前距離完成“第一步”還有十年時間，所以接下來“十五五”這五年至關重要，需要在科技領域實現更大突破。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需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八談社會活力大灣區評論：《建議》中提到要“確保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您怎麼看？鄭永年：關於“安全與發展”，我把它理解為社會活力，也就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統一。在安全與發展方面強調社會生機勃勃，這一點非常重要。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要有一個均衡的關係。如果社會沒有活力，就很難做事情。大灣區評論：如何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既“管得住”又“放得開”？鄭永年：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概念上很好理解，但體現到制度層面是一門大學問。有為政府，管得太嚴了，社會就沒有活力了；市場太有效了，就可能把老百姓當“韭菜”割完了。現在一些平台企業有海量資料，應該向上、向高、向外競爭，像馬斯克那樣做企業，而不是向下去搶老百姓的白菜。我們需要好的有為政府、好的有效市場，這需要在體制機制方面做更多的改革。▍九談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您如何理解？鄭永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六個堅持”中，第一個是黨的領導，第二個就是堅持人民至上。其中，“人民至上”是目標，“黨的領導”是保障，其他都是方法論和路徑。如果人民沒有獲得感，就是偏離了“人民至上”的原則。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大力發展“軟基建”，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公共服務等，對底層來說是兜底，這也是中等收入群體積極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中國的公路、橋樑、高鐵等“硬基建”已經做得非常完善。從以前大力“投資於物”，到現在更多地“投資於人”，我們正在經歷發展方式的重大轉型。“投資於人”更多地強調人力投資，而且一定要跟高科技創新發展的需求關聯起來。全球科技競爭的本質是人的競爭，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要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並且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這些工作的核心都是培養人才、投資人才。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落腳點還是民生，在於能否更好地“投資於人”。在一些西方國家，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水平都十分領先，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民生問題——貧富差距加大、中產階級萎縮，經濟體發展的成果並沒有惠及全體民眾，導致社會高度分化，各種社會問題頻發。我們要從這些西方國家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因此當前中國對民生問題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因為“人”就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十談外部環境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大灣區評論：《建議》指出，“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中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如何看待“十五五”時期中國的發展環境？有那些確定性和不確定性？鄭永年：從國際上觀察，外部不確定性很強。在“十四五”時期，我們經歷不少“黑天鵝”事件。先是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之後拜登政府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卡脖子”脫鉤三條戰線上圍堵中國；趕上世紀疫情，又出現烏克蘭危機、以巴衝突等區域熱點。這些年國際上近乎“亂世”，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區域衝突不斷，西方主要經濟體也面臨強烈的內部不確定性，如美國國內撕裂、歐洲右翼崛起等。國際秩序劇烈變動，需要重建、重塑。“十四五”不確定性很多，“十五五”我們的確定性反而更大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十四五”時期暴露了很多問題，我們也找到瞭解決方法。我們的制度優勢、經濟基礎這些確定性因素，使我們更加堅定有能力勇於面對“十五五”時期可能出現的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政策準備更充足了。“十五五”的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中有確定性，至少我們確定它有不確定性。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適應國際環境，是“跟跑”；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現在能主動塑造自己的國際環境，從“跟跑”變成了“領跑”。面對“黑天鵝”事件，我自巋然不動，我們有定力、有能力來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大灣區評論：中美關係是國際形勢變化的關鍵。如何看待“十五五”時期中美關係的變化？鄭永年：未來五年，中美關係反而可能更明朗。是不確定性中有確定性。當然川普是不確定的，但川普在任是確定的。中國跟川普已經“斗”成“老朋友”了，他的套路我們熟悉了。比如最近的稀土新規，我們是唯一一個拿出對等反制措施的。所以，中美關係儘管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很多東西已經暴露出來了，這是確定的。“十五五”前幾年大機率是川普執政期，而且今天的共和黨已是“川普化的共和黨”，即使新人上台，也難脫離其框架。也基本可以確定，中美作為兩個核大國，不會發生“戰爭”。川普不喜歡意識形態，不會像拜登那樣，召開一個“民主峰會”來圍堵我們，也不會在中國周邊建構六七個團團夥伙針對中國。他只在乎經貿上的鬥爭，當然這裡面有很多不確定性。總體地看，大國關係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反過來又會影響國內發展。但危中有機、危可轉機。“十五五”時期，既要迎難而上，也要乘勢而上。 (文化縱橫)

鄭永年：“十五五”時期，我們要以“中國人經濟”拓展經濟外延近日，中國商務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十五五”時期的開放工作，既要重視“中國經濟”，也要重視“中國人經濟”，既看GDP（中國生產總值）也看GNI（國民總收入）。資料顯示，截至2024年底，中國在境外設立企業超過5萬家，遍佈190個國家和地區。對外投資存量超過3兆美元，連續8年保持全球前三。在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由國民對外投資、創業與貿易織成的網路，已成為連接中國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紐帶。正如鄭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所言，由遍佈全球的中國人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中國人經濟”，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當下中國企業的發展戰略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今年1-8月,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7828.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0.8%。圖源：新華社在展望“十五五”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時，鄭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是中國邁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五年。在他看來，“十五五”時期需要重視“中國人經濟”。“中國人經濟”是中國人遍佈全球、在各地開展經濟活動所形成的外延網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走出去，在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投資興業，與當地經濟相互促進、共同成長。這一全球化佈局將成為拓展中國經濟外延的重要力量。他認為，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中的比較優勢”。中國是全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在高精尖科技領域正實現從“跟跑”到“並跑”的跨越，甚至在許多領域實現了“領跑”。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是我們絕不能動搖的戰略領域，我們需要在此基礎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在提振消費方面，我們也需要通過發展實體經濟、創造新財富來提升全社會的消費能力。完整採訪21專訪｜鄭永年看“十五五”：以“中國人經濟”拓展經濟外延鄭永年：朝著既定的戰略走下去，不犯顛覆性錯誤，我們完全有能力化解內外部的困難挑戰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一經發佈，在中國外受到高度矚目。與部分經濟體在對外政策上頻繁搖擺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展現出戰略定力與持續執行力，傳遞出最清晰、穩定的發展與合作訊號。“‘長期主義’一直是中國發展的特色”。鄭永年教授在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新媒體“俠客島”專訪時如是說，定力是國家的基座，是聚力前行的底氣。只要中國沿著既定戰略堅定邁進，不犯顛覆性錯誤，就有能力化解內外挑戰。圖源：新華社在展望“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前景時，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今國際上近乎呈現“亂世”的景象，許多國家缺乏定力，尤其是那些過去依附於美國的國家，例如G7成員國，一旦美國不再承擔“穩定者”的角色，這些國家便陷入混亂。相比之下，即便中國在過去幾年遭遇了如美國對華“脫鉤”等“黑天鵝”事件，暴露出了一些短板，但中國依然克服了危機，迅速補齊不足，並取得了諸多重大突破。如今，中國憑藉齊全的工業體系、清晰的發展思路以及高水平的開放格局，依然展現出強大的確定性。與一些經濟體動輒“翻燒餅”式的政策變化不同，“長期主義”一直是中國特色，“五年一個腳印”的背後，是對國際局勢和中國形勢的深刻判斷。尤其是對中國主要矛盾的精準研判——“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能找到前進方向。在發展路徑上，“實體經濟+製造強國”是中國成功的經驗。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以新質生產力帶動產業升級，把“人”作為最關鍵的要素。若要讓新質生產力“爆發”，讓更多“杭州六小龍”式的創新力量騰飛，就必須實現“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結合。談及民生，他強調，社會發展若偏離“人民至上”的原則，人民缺乏獲得感，就會出現類似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例如中產階級萎縮等。我們要繼續推進“軟基建”，抓好民生，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公共服務等。這既是“保底”——為底層群體兜底保障，同時也是“擴中”——為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提供製度支撐。定力是國家結構與發展的基石。只要中國沿著既定戰略方向前進，不犯顛覆性錯誤，就完全有能力化解內外部的困難與挑戰。完整採訪俠客島專訪鄭永年｜這就是中國的“長期主義”鄭永年：美方在情緒宣洩後會回歸理性，要把握“川普機遇”中國的內生動能依然強勁，這是我們應對外部風浪的最大底氣。但不可否認，國際環境的起伏波動依舊存在，尤其是在中美關係深度交織的背景下，川普時期美國帶來的不確定性與破壞性正持續發酵。“十五五”時期的前幾年大機率是川普執政期。中美關係將走向何方？當兩艘巨輪平行前行，中國如何穩住船身、行穩致遠？尚未平息的中美貿易戰又將如何演變？在複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中國還將面臨那些戰略機遇與潛在風險？回望“十四五”時期，鄭永年教授用“行穩致遠”總結了中國的寶貴經驗。面對新冠疫情以及美國發起的“脫鉤斷鏈”等嚴峻挑戰，中國不僅保持了自身的穩定發展，更在經濟韌性、產業鏈和供應鏈補齊、經濟結構與社會治理的深刻變革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對於後面幾年的中美關係走向，鄭永年教授並不悲觀。他認為，川普2.0時代反而更具確定性。可以看看最近出台的稀土出口管制新規，我們向美國傳遞了三個訊號：其一，打擊其“只許州官放火”的霸權心態；其二，打破其“一邊制裁、一邊談貿易”的幻想；其三，建立對等威懾——你有晶片，我有稀土；你能長臂管轄，我也可以反制。這並非主動挑釁，而是“止戈為武”——亮出底牌，是為了促談而非對抗。鄭永年教授判斷，美方在情緒宣洩後會回歸理性。未來應當把握“川普機遇”，如果我們用傳統政治標準評判川普，會覺得他“無賴”；但若理解其行為邏輯，就能在鬥爭中尋找合作空間。比如，台灣、主權、安全等問題不可交易，但中美在大豆、飛機、稀土、晶片等領域，則完全可以實現雙贏。展望“十五五”，鄭永年教授預判國際形勢可能會有所惡化，但最重要的仍然是中國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必須警惕產業發展中的“內卷化”現象，避免各地在新興產業上一哄而上。他呼籲建立基於勞動分工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更好結合，並激發“活力社會”，形成良性發展生態。完整採訪深圳衛視｜專訪鄭永年：中國的下一個五年，兩個判斷很重要鄭永年：東亞的成功在於既擁抱西方技術，又能糾正西方現代化的弊端10月16-17日，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國家戰略與區域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數智轉型：分享實踐經驗 建立觀測框架”主題論壇。鄭永年教授在開幕致詞中，闡述了亞洲集體崛起的開放經驗與價值觀根基，並針對人工智慧浪潮下的亞洲發展路徑，提出需要警惕的三大方向。鄭永年教授為會議致詞。鄭永年教授指出，過去40年亞洲不僅是發展最迅速，也是發展最穩定的區域。東亞經濟體能實現高速發展的同時不被西方“牽著鼻子走”，關鍵是決策者們擁有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思想和認知，既擁抱西方技術，又能糾正西方現代化的弊端。但如今，在人工智慧時代，東亞公共政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避免三件事：第一是不要“被取代”，這種取代是全方位的，包括腦力勞動；第二是不要“被殖民”，西方主導的“喂料”會導致很多國家喪失資訊與思想的主權，最終被“思想殖民”；第三是不要“被欺騙”，AI正在動搖人類文明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的根基，要警惕“DeepFake”成為主流。東亞社會如何應對新挑戰？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東亞社會擁有最大的比較優勢來應對這些挑戰，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在第四次產業革命要素與技術上，中國擁有最大量的相關要素和技術，加上日本等東亞經濟體的技術能力，使東亞社會幾乎擁有了此次產業革命所需的所有生產要素與技術能力。其二，在共同價值觀方面，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亞經濟體可以合作生產人工智慧的東亞“喂料”，以此改變西方在思維思想上的霸權局面，避免成為思想的“殖民地”。其三，在踐行 “和而不同” 方面，東亞社會能夠以其多元包容的智慧，應對西方AI技術，尤其是人工智慧所代表的“一元化”趨勢，這種“一元化”處理程序可能帶來越來越多的衝突。詳細報導第二屆亞洲發展論壇 | 數智轉型：分享實踐經驗 建立觀測框架鄭永年：必須思考如何在AI的主導中捍衛獨立判斷與人類基本價值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以“亞洲公共管理”為主題的亞洲公共管理學會年會在清華公管學院召開。鄭永年教授應邀出席，並以“人工智慧時代亞洲公共政策的三重挑戰”為題作主旨演講。應韓國總統李在明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0月30日至11月1日赴韓國慶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對韓國進行國事訪問。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以深度偽造為代表的AI技術正在衝擊社會信任與事實認知的基礎，未來政策研究必須思考如何在AI主導的資訊環境中捍衛獨立判斷與人類基本價值。他強調，東亞地區憑藉開放政策、制度創新與穩定治理，實現了從貧困到富裕的“群體性崛起”。展望未來，亞洲應繼續推進“單邊開放”以保持增長動力，將制度創新與本土實際緊密結合，並堅持“智識自主”，在全球知識體系中保持獨立性與創造力。詳細報導2025年亞洲公共管理學會年會（AAPA）在清華大學啟幕鄭永年：中國正在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新的確定性10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2025年度戰略諮詢會議在上海召開。在這場聚焦前沿、探討時代新命題的高端對話中，鄭永年教授發表了題為《當前國際形勢與中美關係前景》的專題演講。鄭永年教授在會上作主題演講。圖源：廣州日報鄭永年教授在演講中指出，世界正於處舊秩序鬆動、新秩序待建的關鍵轉型期，中美關係的本質是經濟韌性、治理模式與未來秩序之爭。他認為，中國通過堅持單邊開放與合作共贏，正在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新的確定性。詳細報導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召開戰略諮詢會議 眾專家共議商學院發展新篇章鄭永年：頂層設計者需要有格局、有智慧、有定力新思想如何引領新征程？鄭永年教授在接受《新聞聯播》採訪時指出，面對複雜環境，要開啟全面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處理程序，需要頂層設計者有一種大的格局、大的智慧，有定力把中國這條大船繼續平穩往前開。2025年10月20日鄭永年教授接受新聞聯播採訪。來源：央視網鄭永年教授指出，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座談上指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兩個判斷非常重要，一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對中國主要矛盾的判斷。那麼在這樣的中國國際大環境情況下，我們要開啟全面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處理程序，就需要頂層設計者有一種大的格局、大的智慧，有定力把中國這條大船繼續平穩往前開。 (IPP評論)

導語：當前，圍繞“中國故事”的種種闡釋，仍常見套用西方概念與命題的現象。AI時代，資料與演算法正加速影響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若不能搶先以自己的知識和話語體系闡釋歷史經驗與現實治理，就可能被他國設定敘事，甚至在價值判斷上被牽著走。問題是：應以何種思維、什麼框架來認識並描述自身實踐，將數千年來的發展、變革講得既客觀又可信？這不僅是學界的一場自我校準，也關乎大國在國際舞台的話語主動權和持久競爭力。在近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分享了對人工智慧時代知識創新與話語權塑造的思考。他指出，AI並未改變知識生產和傳播“輸入—提煉”的邏輯，因而擁有大量“輸入”的西方理論會在不知不覺間被覆制、被依賴。那麼，我們應如何避免自身話語主動權被“知識殖民”的潛流所削弱？鄭永年教授認為，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中國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歷史記載，需將這些經驗和記載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建立強大的“中國輸入”。中國既要善於學習西方的方法，也必須超越西方的框架，以開放的姿態建構自身的社會科學體系，讓中國經驗不僅為世界所理解，更能為世界提供新的智慧與方案。此外，在訪談中，鄭永年教授還就中美關係、南海局勢、烏克蘭戰爭等議題分享了觀察與思考。訪談於2025年9月15日發佈於《南華早報》“plus”類股。原標題為“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why China must look beyond the West to build a better AI”問多年來，您一直呼籲重建中國自身的知識體系。最近，您也表達了對人工智慧時代“知識殖民主義”（intellectual colonialism）的擔憂。您能詳細闡述一下嗎？鄭永年：這些擔憂主要是指源自西方的對中國社會科學的挑戰。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中所言，宗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任何國家都至關重要。而社會和技術的意義則取決於人文和社會科學。中國研究者學習和吸收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但這些理論是基於西方的方法，總結西方的實踐和經驗，然後用它們來解釋西方社會。這些理論無法解釋儒家文明、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社會。我們應該充分擁抱我們的世俗文明，從而在國際秩序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鄭永年教授表示，西方理論未能有效解釋儒家文明、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社會。圖源：IPP人工智慧時代，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速度加快，但人工智慧在知識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邏輯始終沒有改變：資訊的輸入和資訊的提煉。中國的DeepSeek是成功的，但它產生知識的方式與OpenAI的ChatGPT等模型並沒有什麼不同。在人工智慧時代，知識生產不再是發散過程，而是趨同過程，這加大了我們依賴西方知識體系的風險。問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學術界和戰略界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時需要格外謹慎？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治理理念和知識體系，如此浩大的工程，該從何入手？如何學習西方，同時又不至於完全依賴西方的框架？鄭永年：許多人在使用ChatGPT之類的工具時，卻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問題，這非常危險。問題在於模型的“喂食”（feeding）。在自然科學領域，自近代以來，所有最優秀的論文都是以外語發表的，尤其是英語。即使是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最好的論文也是用英文發表的，因為中國學者認可的頂級期刊主要來自西方。社會科學領域也是如此。現在，如果你想使用ChatGPT、DeepSeek或類似的工具來建構知識體系，很難避免被殖民化的過程（process of colonisation）。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中國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歷史記載。但要將這些經驗和記載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國近代以來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何況還有40年的改革開放。這些跨越幾代人的努力應該用來準備這份食物。否則，它仍然是單向的，只有西方的輸入，沒有來自中國的輸入。如果我們建立同樣強大的中國輸入，情況會更加平衡。我並非排斥西方。問題在於社會科學缺乏真正的中國“故事”。即使我們講述中國故事，其理論框架仍然是西方的。中國僅僅提供證據——而且佐證往往是不正確的，因為命題本身就存在缺陷。更危險的是許多中國學者的短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聲稱已經建立了“獨立的知識體系”。但他們只是自說自話。一些經濟學書籍只是簡單地將書名中的“西方”替換成“中國”，這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知識體系。我們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這項工作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兩個人就能辦成的。問您提到建構獨立的中國知識體系要從實踐出發，您認為中國自身的那些實踐值得特別關注？鄭永年：毛澤東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一個例子，它根植於實踐。當時，歐洲革命理論強調城市鬥爭。一些失敗的經驗促使毛澤東重新審視正統馬克思主義，並進行創新。他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開啟了農村革命。鄧小平也有創新，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貓論”等。我們今天有很多創新實踐，但並沒有發展成為概念理論，而是經常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我們自己的實踐，但這並不奏效。這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東西。社會上也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做法，比如深圳發展背後自下而上（bottom-up）的故事。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強調運作良好的政府和高效的市場。我認為這兩種理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已經存在。林毅夫試圖在傳統發展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找到一條融合路徑。圖源：新華社在我看來，現在缺少的是第三個要素：“活躍的社會”。“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一個西方概念，隱含著對國家的反對，但中國社會從來都不是這樣的。從國家到社會，沒有明確的界限——它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我們的市場和國家也沒有嚴格區分。我們沒有西方那種絕對私有制或絕對公有制的概念。中國古人在兩千年前就嘗試了井田制，這說明古人追求的是公私結合，這是用西方的框架無法理解的。問您還提到打破西方的學術壟斷至關重要。在當今中美緊張的環境下，一些人可能將此視為中國爭奪全球領導地位和話語權的舉動。您對此有何看法？鄭永年：這就是用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問題。但意識形態不是學者能夠掌控的，我們對此只能感到無能為力。我一直主張，我們根本不排斥西方。我們需要學習西方的方法論，這很重要。但這些工具所衍生的概念和理論往往並不適合中國的現實。中國應該借鑑他們的方法，拋開他們的理論建構，重新審視中國自身的實踐，發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論，就像每個西方國家都有自己鮮明的社會科學特點一樣。如果中國學者能夠建立一門中國社會科學，這將對全球社會科學做出巨大貢獻——但這並不是一種對抗行為。一些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歪曲事實，但我認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人是少數。主流社會看到了中國發展和轉型的現實，卻無法用西方的框架來解釋。他們在等待答案。如果我們不給出答案，誰來給出呢？這並不是要我們封閉自己，反對一切西方的東西。一堆自說自話是行不通的——沒有人會理解或接受。建構知識體系的關鍵在於溝通。我們接受西方理論，並非因為強加於人，而是因為其邏輯令人信服。中國應該創造一些同樣有效的理論。問您期待人工智慧時代中國知識體系的重建在“十五”規劃中如何體現？鄭永年：我認為建立中文知識體系的努力將會加速，因為緊迫性已經存在。我們常說西方不理解我們、誤解我們，甚至妖魔化我們。現在，我們有責任向西方解讀我們自己。隨著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們不能讓別人等著我們自己去解讀。我們也應該更加開放。西方的知識體系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我們也必須這樣做。真正的知識體系必須是人人都能理解的。與此同時，我們常常假裝瞭解西方，但實際上只掌握了表面。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培養一大批精通各種文明的人才。我認為現在的形勢比民國時期更嚴峻。費孝通為什麼能寫出《江村經濟》？他用西方的方法論對中國現象進行了精彩的解讀，這可以說是中國獨立知識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社會學奠基人費孝通的著作《江村經濟》是中國鄉村社會學研究經典作品，也被認為是中國社會學早期的重要田野調查代表作。圖源：Wikimedia Commons現在中西學是分開的，民國時期是融合的。當前的學術培訓主要側重於可量化和可衡量的東西——ChatGPT可以做到的——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真正有價值的方面是那些無法衡量的東西。但中國也擁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豐富的實踐經驗。問在您的新書《AI時代的中國知識重建》中，您提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避免過度關注“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的必要性。如何做到這一點？為什麼您呼籲知識界“去巫術化”（de-witching），即您用來形容獵巫心態（ witch-hunting mindset）的術語？鄭永年：如今，許多人文學者更像是世俗的牧師，為了追求名氣，不斷炮製“心靈雞湯”之類的內容，這種做法在中國盛行一時。這對社會並沒有什麼益處，實在不好。鄭永年教授著作《AI時代的中國知識重建》深度分析了AI時代，智庫如何建構有利於中國的全球話語體系和空間。如果西方用意識形態的眼光妖魔化中國，中國學者也用意識形態來妖魔化西方，那不是知識體系的建構，而是針鋒相對的謾罵。這毫無價值，是偽學術，或許引人入勝，卻不會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跡。我們需要自我認知。我們必須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問中國智庫如何發展才能有效回應國際輿論，提升影響力？您之前對美國蘭德公司給予了積極評價。中國的智庫機構可以從中汲取那些經驗教訓？鄭永年：美國是西方智庫最發達的國家，從服務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我認為蘭德公司做得最好。中國的智庫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辯護”型，即政府要求其審查的事項，他們只會贊同；另一類是純粹的批評型，即認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這兩種類型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用武之地。每個政府都需要有人來評估一項政策是否科學合理。但如果它永遠無法斷言其不合理，那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智庫。同樣，如果智庫只是簡單地宣稱政府的每項行動都無用，那它也不能算作智庫。真正的智庫應該服務於國家利益。所有領導人也都應該服務於國家利益。例如，如果一家香港智庫只服務於特首本人，那就可能有問題。如果它服務於香港的利益，那就很好。問這不禁讓人想到軟實力的問題。中國如何才能建構一個既獨立自主又能普遍適用的知識體系？鄭永年：我認為建設軟實力需要四個條件。首先，你寫的東西必須有人讀。如果沒有人願意讀，它就行不通。其次，它必須能被人理解。第三，理解之後，人們就會接受它。第四，人們不僅接受它，還會傳播給其他人。目前，我們在所有四個階段都遇到了問題。然而，西方在其中一些領域取得了成功。我們的老師一直在傳播西方知識，但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寫出能進入西方課堂的書籍呢？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在理工科領域或許可以，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呢？以中國40年脫貧8億人的經驗為例，這在西方也被譽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我們該如何講述扶貧故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使用學術語言。如果我們只強調意識形態的正確性，那肯定不能展現全貌。用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語言講述故事，也會阻礙別人向我們學習。問在除了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之外，您是否認為人工智慧會進一步加深國家間的差距和緊張關係？這會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嗎？鄭永年：當然。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都需要一個基礎，就像前三次工業革命一樣。人工智慧時代，人工智慧正在成為基礎，國內和國際秩序都將有所不同。我有點悲觀。前三次工業革命將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人工智慧正在將人類從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這意味著許多人可能變得無法思考。這導致了我所說的“人工智障”（artificial ignorance），一種自我造成的智力傷害。中美在人工智慧發展上呈現趨同（convergence）趨勢，特別是在開源條件下，未來內容會越來越趨同。中國的DeepSeek與西方類似的人工智慧模型使用相同的來源生成知識。圖片：德新社在人工智慧方面，鑑於美國的智慧財產權，美國採取的是發展導向的模式，目前聯邦層面沒有監管框架。與此同時，歐盟監管過度，扼殺了創新——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悲傷的故事。一些歐洲領導人呼籲放鬆管制以促進本土人工智慧公司的發展，但這將導致一個兩難境地，因為在歐盟致力於規則一致性的情況下，同時加強對美國公司的監管將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目前的監管水平介於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一些過度監管的情況。武漢人工智慧初創企業Manus近期遷至新加坡就反映了這一點。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改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是放鬆商業管制——這是科技右翼倡導的技術加速主義。如果美國放鬆管制，而歐盟、中國和印度不放鬆管制，那麼由於國內管制過度而無法在當地應用的新興技術很可能會流向美國——這種現像已經發生多年了。中國應該確保對環境保護和勞工權利進行適當的監管，但在技術應用方面，我認為應該放寬監管。否則，人們熱議的“新質生產力”（new productive forces）就無法真正落地，轉化為實體經濟活動，中國經濟就會陷入高度“內卷化”的境地。如果新的經濟活動更加豐富，內卷化現象就會減輕。問普丁與川普阿拉斯加峰會後，烏克蘭戰爭將發生那些變化？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中國？此外，鑑於印度與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美中印三角關係的平衡是否可能出現傾斜？鄭永年：烏克蘭戰爭的解決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雙方均未展現出妥協的跡象。歐洲不會接受“土地換和平”計畫，並可能將其視為一場噩夢。中國確實是個局外人，被戰爭挾持，卻在需要找到結束戰爭的解決方案時被徹底拒之門外。中國的實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可衡量的，比如GDP和國防進步——當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時。另一方面——這又讓我們回到本土和獨立的知識體系的問題——它關乎我們如何認識自己，以及他人如何認識我們。這不僅關乎戰略思考，更是一個哲學問題。無論是美中俄三國關係，還是美中印關係，從來就不存在固定的三角關係，美國雖然出現衰落跡象，但依然是全球霸主。印度正在採取機會主義策略。儘管近期與川普的關係緊張，但印度與美國的關係有所拉近，但印度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的真正盟友。印度也在追求地區霸權，尤其試圖建立自己的“全球南方集團”來排擠中國。我們仍然沒有完全理解或掌握西方的國際關係語言——或者西方敘事中的多邊主義和聯盟（multilateralism and alliances）。例如，在中國，我們所說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或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與美國所說的聯盟有所不同。周邊外交也至關重要。中國在世界的崛起離不開其在亞洲的崛起。正如毛澤東所說，辨別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至關重要。把所有國家都當朋友往往意味著沒有真正的朋友。問北京和馬尼拉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菲律賓也加強了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您曾表示，北京需要在南海保持戰略耐心。最近在黃岩島附近與菲律賓對峙期間，中國船隻發生碰撞，這是否意味著是時候採取不同的策略了？鄭永年：美國的利益根植於全球，例如歐洲、中東和亞洲。但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美國無法被驅逐，也無法成功或徹底地從這些地區撤離。解決南海爭端的前提是承認美國在南海的存在，同時也要意識到最終目的並不是要將美國的影響從西太平洋驅逐出去。中國軍方近日警告菲律賓不得進行任何挑釁，並要求其停止製造緊張局勢，同時強調已在南海實施例行巡邏。圖源：路透社美國撤軍往往會導致混亂，就像我們在中東和烏克蘭所見的那樣。受影響的國家最終往往會要求美國重返。我們或許需要打破固有思維，打破正統思維（orthodox thingking）。中國是全球化的堅定倡導者，這或許與我們過分強調外部力量的傾向不符。我們需要去拉丁美洲嗎？我們需要歐洲市場嗎？當然——我們彼此交織。我們對事實的認知取決於我們的心態。在我看來，南海爭端本身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認知，就很難建立互信。如果雙方都把將美國撤出西太平洋視為最終目標，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情況。正如我們過去允許美國軍艦停靠香港一樣，我們可以考慮將南海島嶼上的某些基礎設施作為國際公共產品向美國船隻開放。這可能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提供更多機會。問南海爭端因台灣問題而愈發複雜，該如何管控局勢，避免誤判，化解風險？鄭永年：我們仍然需要戰略耐心。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戰略——西方很多人將其解讀為等待報復。但這並非其真意。它指的是在保持耐心的同時，尋求理性、更好的解決方案。正如李強總理曾經說過的，解決辦法總比問題多。我們需要實事求是，以史為鑑——比如西德曾為東德人提供公民身份，提供東德和西德貨幣平價匯率，並對西德人徵收5.5%的統一稅。我們不會將軍事行動作為最後手段，也應該防止任何“台獨”企圖。但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我們仍有很大的空間邁向統一，並吸引台灣民眾。我們談論了很多關於統一的政治意願，以及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卻很少思考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去實現統一。現在是時候思考了。9月12日在北京首鋼園拍攝的2025年服貿會省區市及港澳台展入口。圖源：新華社問中國針對STEM專業人士推出的新K簽證是否能有效吸引外國人才來華？鄭永年：簽證政策至關重要。K簽證只是第一步。從政策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中國首個專門為人才設計的簽證。看看美國——它針對不同類型的人才設有不同的簽證類別。但一旦有人獲得K簽證，你仍然需要考慮其他問題，比如如何安排其家人。吸引人才不僅僅是簽證或金錢的問題，而是關乎生態系統，而中國在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2025年10月1日起生效的K字簽證，將為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科技人才提供便捷的來華通道，且無需當地僱主擔保。圖源：新華社方向是對的，中國在教育和人才吸引方面一定會更加開放。“十五”期間，中國可能會在高等教育領域推出一系列新舉措，包括有關外國大學在中國辦學的舉措。中國幅員遼闊，不同社會群體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存在差異。循序漸進固然有其優勢，但方向必須把握，應該繼續穩步向前。問中國電視劇、遊戲和玩具在國際上越來越受歡迎，這是否意味著放寬管制也有助於講好中國故事？鄭永年：是的。中國故事可以有多種形式，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你剛才提到的那些。放寬管制是必要的。我們不能將西方視為同質化的社會。西方社會由多元化的社會群體組成，他們有著不同的需求。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我們確實需要一個活躍的社會，如果單靠一個政府委託的機構去講中國故事，肯定不行。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