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作為新時代以來黨中央制定的第三個五年規劃建議，這是國家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的關鍵部署。本文採訪鄭永年教授，總結了理解“十五五”的十個要點。今天，中國正站在新發展階段的歷史關口。面對過去五年國際變局與“卡脖子”挑戰，“十四五”以其非凡的定力，完成了從追求增速到夯實經濟韌性、保障產業鏈安全的關鍵轉身，“行穩致遠”，為未來奠定了基石。“十五五”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是興國之要，但內涵已深化為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內卷、依靠科技自立自強點燃新質生產力引擎、拓展“中國人經濟”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而一切努力的最終坐標，則牢牢定位於“人民至上”——從“投資於物”轉向“投資於人”，讓發展成果惠及民生。“十五五”時期，中國依然需要面對外部的高度不確定性，但我們正從適應規則的“跟跑”轉向主動塑造未來的“領跑”， “十四五”期間暴露的問題也使中國積累了豐富的應對經驗，政策準備更充足。十談“十五五”關鍵部署▍一談從“十四五”到“十五五”大灣區評論：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明年將進入“十五五”時期。您認為“十四五”留下了那些寶貴經驗？為“十五五”奠定了怎樣的基礎？鄭永年：“十四五”非常重要。我用四個字概括：“行穩致遠”。這五年，從川普到拜登，再到川普重返白宮，期間還有各種黑天鵝事件。中國在這樣的亂局和變動中保持了總體穩定，實屬不易。我們不能只看GDP增速。在經貿上，拜登政府在對華策略上提出“小院高牆”，精準脫鉤、卡脖子。因此，“十四五”期間，我們特別強調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著力補短板。從總體上看，經濟結構在最佳化，社會治理在提升，體制機制在改革。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誰打敗誰，而是比綜合國力，比經濟韌性。而韌性正來自這種系統性改革——“十四五”的深度調整，為“十五五”的高品質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可以說，正因為“十四五”做到了“行穩”，我們才有底氣在“十五五”實現“致遠”。大灣區評論：“十四五”展現“行穩”定力。下一步“十五五”應該如何“致遠”？鄭永年：首先，中國這條大船本身要堅固——也就是國家的制度韌性、經濟基礎、社會結構要紮實。這些年我們推動高品質發展，就是在不斷夯實這艘船的質量。當然，治理國家遠比開船複雜，“船老大”至關重要。總書記在座談會曾指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下一步，兩個判斷非常重要——一個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是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要先看清世界走向，再明確發展重心。這兩個判斷一旦出錯，再多努力也可能南轅北轍。方向對了，即使途中有些顛簸，也不影響大局。“十四五”期間，我們已形成清晰判斷：國際層面，“和平發展”不再是自然趨勢，而要成為我們主動追求的目標；國內層面，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因此，必須推進高品質發展。▍二談重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繼續把推動高品質發展確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並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明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何看待“十五五”再次重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鄭永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可以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是“十五五”時期中國制定各項政策的基本立足點。為什麼要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要是因為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過去幾年，國際社會出現了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現象，增加了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而國內也面臨一些內部改革發展的難題。發展是硬道理，高品質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當然無論是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還是國內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要解決方方面面的問題，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而且很多問題其實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會隨著發展而逐漸被解決。如果不發展，問題就談不上解決。▍三談全國統一大市場大灣區評論：《建議》提出統一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規範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等舉措，將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種市場障礙，充分釋放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紅利。關於“建設統一的大市場”，我們應該如何去做？鄭永年：有了統一大市場，才能暢通大循環。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客觀要求。要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就是要建設規則的統一。正因為各地的規則不統一，大家才會產生惡性競爭。實際上現在地方政府能用的手段越來越少，以前還有土地等很多的優勢，那現在這些優勢沒有了。內卷的結果，使得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工作。它不僅要統一規則、規制，比如廣東的招商和湖南的要統一起來，廣州和深圳的招商規則要統一起來。還要改變對幹部的考核標準，如果對幹部的考核標準還是招商引資的話，那他就很難避免會動用各種方法來競爭，最終就會陷入惡性競爭。企業之間也是這樣，價格戰也是同一個邏輯。從歐洲的經驗來說，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不容易的，要有很多的協調機構。歐洲第一步先形成國家內部的統一大市場，然後再形成了歐洲層面的統一大市場。舊金山灣區也可以看成是統一大市場，它也有很多層面的協調機構，有政府的、民間的、NGO的、企業的。長三角這方面做得非常好，三省一市有很多統籌協調機構。其地方政府不是沒有競爭，而是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良性競爭。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起來以後，一定也會有競爭，這就迫使地方政府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找到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良性競爭，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四談反內卷大灣區評論：如何看待“內卷”？如何科學出台產業政策，避免逐底競爭？鄭永年：首先，政府要明確企業不能做什麼，同時要明確企業應該做什麼。例如不能無限降價造成內卷；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能一哄而散。此外，政府應當發展新的產業。內卷的本質是對存量經濟的競爭，新增的經濟量還不多。原因之一是有些經濟領域監管過度，導致了發展不足，有大量的經濟活動潛力沒有釋放出來。比如城市裡面的各種服務業，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有的是“城大市小”，甚至“有城無市”。還有些原因比如低空經濟政策導致很多地方“一哄而上”，造成內卷。其實我們的海岸線那麼長，完全可以開拓“私家船”產業這樣的新領域。我們要充分發展新的經濟活動，釋放新的經濟活力，通過體制機制改革，讓新質生產力落地。更重要的是，圍繞著第四次產業革命和新質生產力層面有很大的空間。比如創新藥，我們因為審批時間太長、缺少風投資金、藥價偏低等原因，產業發展受阻，白白流失到美國，就很可惜。人工智慧更是重中之重，前段時間Manus團隊從武漢搬到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融資。我們不缺資本，但我們缺耐心資本。無論是國資也好，民間私募基金也好，大家不敢投。所以政府還是需要體制機制改革，讓大量的新質生產力落地。▍五談中國經濟和中國人經濟大灣區評論：關於“十五五”時期開放工作，商務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既要重視中國經濟也要重視中國人經濟。您怎麼看？鄭永年：我的理解是，中國人既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進來”。這裡面的深刻意義在於外延，我們一定要擴大中國經濟的外延。中國經濟就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經濟，而中國人遍佈全世界，中國人在全世界開展經濟活動就構成了“中國人經濟”。這也是對外開放的一部分，這個提法包含著哲學的思辨，對於當下中國企業的發展戰略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任何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一定水平，都必然會出現企業的國際化、全球化，現在的中國也是如此。那麼企業全球化具體是什麼？就是“中國人經濟”，是中國人到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做生意，而這些“中國人經濟”與當地經濟又互相強化、互相促進。所以，歸根結底就是，“十五五”時期不只要做好中國經濟，還要通過中國人經濟來拓展中國經濟的外延。公報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也擺在很靠前的位置，提到制度型開放、自主開放。一方面，這是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因為開放狀態下，生產要素才能自由流動；另一方面，開放也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現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搞封閉主義，中國更要在開放方面堅持下去。▍六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大灣區評論：《建議》明確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擺在戰略任務的第一條，其中提出要建構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鄭永年：中國的頂層設計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次公報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被放在最前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什麼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具體怎麼做的總體構架。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構架最根本的東西，是中國比較優勢裡的比較優勢。從低端、中端到高端，中國的製造業種類最齊全。在一些尖端領域，中國也正在奮起直追。所以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絕對不能動搖的戰略領域，應在這個前提條件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大灣區評論：《建議》提出打造新興支柱產業，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叢集發展；還提出前瞻佈局未來產業，推動量子科技、生物製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介面、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訊等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鄭永年：儘管圍繞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核心和外延還在不斷挑戰過程中，但學界和政策研究界已經形成一個初步的共識，即第四次產業革命=（生物工程+人工智慧）x 能源。中美都在圍繞著這個構架來佈局。人工智慧既是技術，也是工具，未來可賦能千行百業。大灣區評論：《建議》還有一個提法，要發揮重點區域增長極作用。您怎麼看？鄭永年：中國的頂層設計與地方發展實際高度契合。我們比較世界第四次產業革命競爭，技術、產能越來越集中在中美兩國，但中美兩國又存在內部高度集中的情況。美國集中在矽谷，中國有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說，大家未來五年發展方向也非常明確，在人工智慧、生物工程等領域的競爭也將非常激烈。▍七談科技自立自強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其中之一是“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怎麼理解這個目標？鄭永年：這是一個新的提法。首先，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十四五”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走得很不容易。過去五年，我們遭遇了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戰，從川普的“脫鉤”和“卡脖子”，到拜登的“小院高牆”，同時還有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這改變了我們的“範式”。以前人們總覺得科技只要“國際市場上有，我們就可以採購”，但美國發起的貿易戰要求我們改變認知，促使了中國對發展科技的需求從前期“量的投入”轉向更加注重“質的突破”。在外部發展形勢日趨複雜多變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大科技投入和研發。“十四五”期間，中國在科技領域實現了很多突破，這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信心，也為“十五五”打下了良好基礎。所以，“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這樣的發展目標，在當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灣區評論：如何理解“科技自立自強”與“新質生產力”？鄭永年：這個目標與新質生產力密切相關。“十四五”規劃還沒有這個概念，但在“十五五”時期，這個概念被提出並被賦予戰略性意義，它背後反映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和理論體系的調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前距離完成“第一步”還有十年時間，所以接下來“十五五”這五年至關重要，需要在科技領域實現更大突破。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需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八談社會活力大灣區評論：《建議》中提到要“確保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您怎麼看？鄭永年：關於“安全與發展”，我把它理解為社會活力，也就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統一。在安全與發展方面強調社會生機勃勃，這一點非常重要。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要有一個均衡的關係。如果社會沒有活力，就很難做事情。大灣區評論：如何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既“管得住”又“放得開”？鄭永年：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概念上很好理解，但體現到制度層面是一門大學問。有為政府，管得太嚴了，社會就沒有活力了；市場太有效了，就可能把老百姓當“韭菜”割完了。現在一些平台企業有海量資料，應該向上、向高、向外競爭，像馬斯克那樣做企業，而不是向下去搶老百姓的白菜。我們需要好的有為政府、好的有效市場，這需要在體制機制方面做更多的改革。▍九談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您如何理解？鄭永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六個堅持”中，第一個是黨的領導，第二個就是堅持人民至上。其中，“人民至上”是目標，“黨的領導”是保障，其他都是方法論和路徑。如果人民沒有獲得感，就是偏離了“人民至上”的原則。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大力發展“軟基建”，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公共服務等，對底層來說是兜底，這也是中等收入群體積極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中國的公路、橋樑、高鐵等“硬基建”已經做得非常完善。從以前大力“投資於物”，到現在更多地“投資於人”，我們正在經歷發展方式的重大轉型。“投資於人”更多地強調人力投資，而且一定要跟高科技創新發展的需求關聯起來。全球科技競爭的本質是人的競爭，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要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並且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這些工作的核心都是培養人才、投資人才。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落腳點還是民生，在於能否更好地“投資於人”。在一些西方國家，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水平都十分領先，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民生問題——貧富差距加大、中產階級萎縮，經濟體發展的成果並沒有惠及全體民眾，導致社會高度分化，各種社會問題頻發。我們要從這些西方國家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因此當前中國對民生問題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因為“人”就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十談外部環境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大灣區評論：《建議》指出，“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中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如何看待“十五五”時期中國的發展環境？有那些確定性和不確定性？鄭永年：從國際上觀察，外部不確定性很強。在“十四五”時期，我們經歷不少“黑天鵝”事件。先是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之後拜登政府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卡脖子”脫鉤三條戰線上圍堵中國；趕上世紀疫情，又出現烏克蘭危機、以巴衝突等區域熱點。這些年國際上近乎“亂世”，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區域衝突不斷，西方主要經濟體也面臨強烈的內部不確定性，如美國國內撕裂、歐洲右翼崛起等。國際秩序劇烈變動，需要重建、重塑。“十四五”不確定性很多，“十五五”我們的確定性反而更大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十四五”時期暴露了很多問題，我們也找到瞭解決方法。我們的制度優勢、經濟基礎這些確定性因素，使我們更加堅定有能力勇於面對“十五五”時期可能出現的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政策準備更充足了。“十五五”的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中有確定性，至少我們確定它有不確定性。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適應國際環境，是“跟跑”；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現在能主動塑造自己的國際環境，從“跟跑”變成了“領跑”。面對“黑天鵝”事件，我自巋然不動，我們有定力、有能力來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大灣區評論：中美關係是國際形勢變化的關鍵。如何看待“十五五”時期中美關係的變化？鄭永年：未來五年，中美關係反而可能更明朗。是不確定性中有確定性。當然川普是不確定的，但川普在任是確定的。中國跟川普已經“斗”成“老朋友”了，他的套路我們熟悉了。比如最近的稀土新規，我們是唯一一個拿出對等反制措施的。所以，中美關係儘管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很多東西已經暴露出來了，這是確定的。“十五五”前幾年大機率是川普執政期，而且今天的共和黨已是“川普化的共和黨”，即使新人上台，也難脫離其框架。也基本可以確定，中美作為兩個核大國，不會發生“戰爭”。川普不喜歡意識形態，不會像拜登那樣，召開一個“民主峰會”來圍堵我們，也不會在中國周邊建構六七個團團夥伙針對中國。他只在乎經貿上的鬥爭，當然這裡面有很多不確定性。總體地看，大國關係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反過來又會影響國內發展。但危中有機、危可轉機。“十五五”時期，既要迎難而上，也要乘勢而上。 (文化縱橫)

鄭永年：“十五五”時期，我們要以“中國人經濟”拓展經濟外延近日，中國商務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十五五”時期的開放工作，既要重視“中國經濟”，也要重視“中國人經濟”，既看GDP（中國生產總值）也看GNI（國民總收入）。資料顯示，截至2024年底，中國在境外設立企業超過5萬家，遍佈190個國家和地區。對外投資存量超過3兆美元，連續8年保持全球前三。在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由國民對外投資、創業與貿易織成的網路，已成為連接中國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紐帶。正如鄭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所言，由遍佈全球的中國人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中國人經濟”，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當下中國企業的發展戰略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今年1-8月,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7828.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0.8%。圖源：新華社在展望“十五五”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時，鄭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是中國邁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五年。在他看來，“十五五”時期需要重視“中國人經濟”。“中國人經濟”是中國人遍佈全球、在各地開展經濟活動所形成的外延網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走出去，在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投資興業，與當地經濟相互促進、共同成長。這一全球化佈局將成為拓展中國經濟外延的重要力量。他認為，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中的比較優勢”。中國是全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在高精尖科技領域正實現從“跟跑”到“並跑”的跨越，甚至在許多領域實現了“領跑”。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是我們絕不能動搖的戰略領域，我們需要在此基礎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在提振消費方面，我們也需要通過發展實體經濟、創造新財富來提升全社會的消費能力。完整採訪21專訪｜鄭永年看“十五五”：以“中國人經濟”拓展經濟外延鄭永年：朝著既定的戰略走下去，不犯顛覆性錯誤，我們完全有能力化解內外部的困難挑戰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一經發佈，在中國外受到高度矚目。與部分經濟體在對外政策上頻繁搖擺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展現出戰略定力與持續執行力，傳遞出最清晰、穩定的發展與合作訊號。“‘長期主義’一直是中國發展的特色”。鄭永年教授在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新媒體“俠客島”專訪時如是說，定力是國家的基座，是聚力前行的底氣。只要中國沿著既定戰略堅定邁進，不犯顛覆性錯誤，就有能力化解內外挑戰。圖源：新華社在展望“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前景時，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今國際上近乎呈現“亂世”的景象，許多國家缺乏定力，尤其是那些過去依附於美國的國家，例如G7成員國，一旦美國不再承擔“穩定者”的角色，這些國家便陷入混亂。相比之下，即便中國在過去幾年遭遇了如美國對華“脫鉤”等“黑天鵝”事件，暴露出了一些短板，但中國依然克服了危機，迅速補齊不足，並取得了諸多重大突破。如今，中國憑藉齊全的工業體系、清晰的發展思路以及高水平的開放格局，依然展現出強大的確定性。與一些經濟體動輒“翻燒餅”式的政策變化不同，“長期主義”一直是中國特色，“五年一個腳印”的背後，是對國際局勢和中國形勢的深刻判斷。尤其是對中國主要矛盾的精準研判——“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能找到前進方向。在發展路徑上，“實體經濟+製造強國”是中國成功的經驗。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以新質生產力帶動產業升級，把“人”作為最關鍵的要素。若要讓新質生產力“爆發”，讓更多“杭州六小龍”式的創新力量騰飛，就必須實現“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的結合。談及民生，他強調，社會發展若偏離“人民至上”的原則，人民缺乏獲得感，就會出現類似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例如中產階級萎縮等。我們要繼續推進“軟基建”，抓好民生，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公共服務等。這既是“保底”——為底層群體兜底保障，同時也是“擴中”——為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提供製度支撐。定力是國家結構與發展的基石。只要中國沿著既定戰略方向前進，不犯顛覆性錯誤，就完全有能力化解內外部的困難與挑戰。完整採訪俠客島專訪鄭永年｜這就是中國的“長期主義”鄭永年：美方在情緒宣洩後會回歸理性，要把握“川普機遇”中國的內生動能依然強勁，這是我們應對外部風浪的最大底氣。但不可否認，國際環境的起伏波動依舊存在，尤其是在中美關係深度交織的背景下，川普時期美國帶來的不確定性與破壞性正持續發酵。“十五五”時期的前幾年大機率是川普執政期。中美關係將走向何方？當兩艘巨輪平行前行，中國如何穩住船身、行穩致遠？尚未平息的中美貿易戰又將如何演變？在複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中國還將面臨那些戰略機遇與潛在風險？回望“十四五”時期，鄭永年教授用“行穩致遠”總結了中國的寶貴經驗。面對新冠疫情以及美國發起的“脫鉤斷鏈”等嚴峻挑戰，中國不僅保持了自身的穩定發展，更在經濟韌性、產業鏈和供應鏈補齊、經濟結構與社會治理的深刻變革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對於後面幾年的中美關係走向，鄭永年教授並不悲觀。他認為，川普2.0時代反而更具確定性。可以看看最近出台的稀土出口管制新規，我們向美國傳遞了三個訊號：其一，打擊其“只許州官放火”的霸權心態；其二，打破其“一邊制裁、一邊談貿易”的幻想；其三，建立對等威懾——你有晶片，我有稀土；你能長臂管轄，我也可以反制。這並非主動挑釁，而是“止戈為武”——亮出底牌，是為了促談而非對抗。鄭永年教授判斷，美方在情緒宣洩後會回歸理性。未來應當把握“川普機遇”，如果我們用傳統政治標準評判川普，會覺得他“無賴”；但若理解其行為邏輯，就能在鬥爭中尋找合作空間。比如，台灣、主權、安全等問題不可交易，但中美在大豆、飛機、稀土、晶片等領域，則完全可以實現雙贏。展望“十五五”，鄭永年教授預判國際形勢可能會有所惡化，但最重要的仍然是中國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必須警惕產業發展中的“內卷化”現象，避免各地在新興產業上一哄而上。他呼籲建立基於勞動分工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更好結合，並激發“活力社會”，形成良性發展生態。完整採訪深圳衛視｜專訪鄭永年：中國的下一個五年，兩個判斷很重要鄭永年：東亞的成功在於既擁抱西方技術，又能糾正西方現代化的弊端10月16-17日，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國家戰略與區域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數智轉型：分享實踐經驗 建立觀測框架”主題論壇。鄭永年教授在開幕致詞中，闡述了亞洲集體崛起的開放經驗與價值觀根基，並針對人工智慧浪潮下的亞洲發展路徑，提出需要警惕的三大方向。鄭永年教授為會議致詞。鄭永年教授指出，過去40年亞洲不僅是發展最迅速，也是發展最穩定的區域。東亞經濟體能實現高速發展的同時不被西方“牽著鼻子走”，關鍵是決策者們擁有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思想和認知，既擁抱西方技術，又能糾正西方現代化的弊端。但如今，在人工智慧時代，東亞公共政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避免三件事：第一是不要“被取代”，這種取代是全方位的，包括腦力勞動；第二是不要“被殖民”，西方主導的“喂料”會導致很多國家喪失資訊與思想的主權，最終被“思想殖民”；第三是不要“被欺騙”，AI正在動搖人類文明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的根基，要警惕“DeepFake”成為主流。東亞社會如何應對新挑戰？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東亞社會擁有最大的比較優勢來應對這些挑戰，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在第四次產業革命要素與技術上，中國擁有最大量的相關要素和技術，加上日本等東亞經濟體的技術能力，使東亞社會幾乎擁有了此次產業革命所需的所有生產要素與技術能力。其二，在共同價值觀方面，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亞經濟體可以合作生產人工智慧的東亞“喂料”，以此改變西方在思維思想上的霸權局面，避免成為思想的“殖民地”。其三，在踐行 “和而不同” 方面，東亞社會能夠以其多元包容的智慧，應對西方AI技術，尤其是人工智慧所代表的“一元化”趨勢，這種“一元化”處理程序可能帶來越來越多的衝突。詳細報導第二屆亞洲發展論壇 | 數智轉型：分享實踐經驗 建立觀測框架鄭永年：必須思考如何在AI的主導中捍衛獨立判斷與人類基本價值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以“亞洲公共管理”為主題的亞洲公共管理學會年會在清華公管學院召開。鄭永年教授應邀出席，並以“人工智慧時代亞洲公共政策的三重挑戰”為題作主旨演講。應韓國總統李在明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0月30日至11月1日赴韓國慶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對韓國進行國事訪問。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以深度偽造為代表的AI技術正在衝擊社會信任與事實認知的基礎，未來政策研究必須思考如何在AI主導的資訊環境中捍衛獨立判斷與人類基本價值。他強調，東亞地區憑藉開放政策、制度創新與穩定治理，實現了從貧困到富裕的“群體性崛起”。展望未來，亞洲應繼續推進“單邊開放”以保持增長動力，將制度創新與本土實際緊密結合，並堅持“智識自主”，在全球知識體系中保持獨立性與創造力。詳細報導2025年亞洲公共管理學會年會（AAPA）在清華大學啟幕鄭永年：中國正在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新的確定性10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2025年度戰略諮詢會議在上海召開。在這場聚焦前沿、探討時代新命題的高端對話中，鄭永年教授發表了題為《當前國際形勢與中美關係前景》的專題演講。鄭永年教授在會上作主題演講。圖源：廣州日報鄭永年教授在演講中指出，世界正於處舊秩序鬆動、新秩序待建的關鍵轉型期，中美關係的本質是經濟韌性、治理模式與未來秩序之爭。他認為，中國通過堅持單邊開放與合作共贏，正在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新的確定性。詳細報導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召開戰略諮詢會議 眾專家共議商學院發展新篇章鄭永年：頂層設計者需要有格局、有智慧、有定力新思想如何引領新征程？鄭永年教授在接受《新聞聯播》採訪時指出，面對複雜環境，要開啟全面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處理程序，需要頂層設計者有一種大的格局、大的智慧，有定力把中國這條大船繼續平穩往前開。2025年10月20日鄭永年教授接受新聞聯播採訪。來源：央視網鄭永年教授指出，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座談上指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兩個判斷非常重要，一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對中國主要矛盾的判斷。那麼在這樣的中國國際大環境情況下，我們要開啟全面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處理程序，就需要頂層設計者有一種大的格局、大的智慧，有定力把中國這條大船繼續平穩往前開。 (IPP評論)

導語：當前，圍繞“中國故事”的種種闡釋，仍常見套用西方概念與命題的現象。AI時代，資料與演算法正加速影響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若不能搶先以自己的知識和話語體系闡釋歷史經驗與現實治理，就可能被他國設定敘事，甚至在價值判斷上被牽著走。問題是：應以何種思維、什麼框架來認識並描述自身實踐，將數千年來的發展、變革講得既客觀又可信？這不僅是學界的一場自我校準，也關乎大國在國際舞台的話語主動權和持久競爭力。在近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分享了對人工智慧時代知識創新與話語權塑造的思考。他指出，AI並未改變知識生產和傳播“輸入—提煉”的邏輯，因而擁有大量“輸入”的西方理論會在不知不覺間被覆制、被依賴。那麼，我們應如何避免自身話語主動權被“知識殖民”的潛流所削弱？鄭永年教授認為，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中國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歷史記載，需將這些經驗和記載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建立強大的“中國輸入”。中國既要善於學習西方的方法，也必須超越西方的框架，以開放的姿態建構自身的社會科學體系，讓中國經驗不僅為世界所理解，更能為世界提供新的智慧與方案。此外，在訪談中，鄭永年教授還就中美關係、南海局勢、烏克蘭戰爭等議題分享了觀察與思考。訪談於2025年9月15日發佈於《南華早報》“plus”類股。原標題為“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why China must look beyond the West to build a better AI”問多年來，您一直呼籲重建中國自身的知識體系。最近，您也表達了對人工智慧時代“知識殖民主義”（intellectual colonialism）的擔憂。您能詳細闡述一下嗎？鄭永年：這些擔憂主要是指源自西方的對中國社會科學的挑戰。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中所言，宗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任何國家都至關重要。而社會和技術的意義則取決於人文和社會科學。中國研究者學習和吸收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但這些理論是基於西方的方法，總結西方的實踐和經驗，然後用它們來解釋西方社會。這些理論無法解釋儒家文明、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社會。我們應該充分擁抱我們的世俗文明，從而在國際秩序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鄭永年教授表示，西方理論未能有效解釋儒家文明、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社會。圖源：IPP人工智慧時代，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速度加快，但人工智慧在知識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邏輯始終沒有改變：資訊的輸入和資訊的提煉。中國的DeepSeek是成功的，但它產生知識的方式與OpenAI的ChatGPT等模型並沒有什麼不同。在人工智慧時代，知識生產不再是發散過程，而是趨同過程，這加大了我們依賴西方知識體系的風險。問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學術界和戰略界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時需要格外謹慎？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治理理念和知識體系，如此浩大的工程，該從何入手？如何學習西方，同時又不至於完全依賴西方的框架？鄭永年：許多人在使用ChatGPT之類的工具時，卻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問題，這非常危險。問題在於模型的“喂食”（feeding）。在自然科學領域，自近代以來，所有最優秀的論文都是以外語發表的，尤其是英語。即使是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最好的論文也是用英文發表的，因為中國學者認可的頂級期刊主要來自西方。社會科學領域也是如此。現在，如果你想使用ChatGPT、DeepSeek或類似的工具來建構知識體系，很難避免被殖民化的過程（process of colonisation）。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中國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歷史記載。但要將這些經驗和記載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國近代以來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何況還有40年的改革開放。這些跨越幾代人的努力應該用來準備這份食物。否則，它仍然是單向的，只有西方的輸入，沒有來自中國的輸入。如果我們建立同樣強大的中國輸入，情況會更加平衡。我並非排斥西方。問題在於社會科學缺乏真正的中國“故事”。即使我們講述中國故事，其理論框架仍然是西方的。中國僅僅提供證據——而且佐證往往是不正確的，因為命題本身就存在缺陷。更危險的是許多中國學者的短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聲稱已經建立了“獨立的知識體系”。但他們只是自說自話。一些經濟學書籍只是簡單地將書名中的“西方”替換成“中國”，這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知識體系。我們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這項工作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兩個人就能辦成的。問您提到建構獨立的中國知識體系要從實踐出發，您認為中國自身的那些實踐值得特別關注？鄭永年：毛澤東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一個例子，它根植於實踐。當時，歐洲革命理論強調城市鬥爭。一些失敗的經驗促使毛澤東重新審視正統馬克思主義，並進行創新。他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開啟了農村革命。鄧小平也有創新，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貓論”等。我們今天有很多創新實踐，但並沒有發展成為概念理論，而是經常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我們自己的實踐，但這並不奏效。這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東西。社會上也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做法，比如深圳發展背後自下而上（bottom-up）的故事。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強調運作良好的政府和高效的市場。我認為這兩種理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已經存在。林毅夫試圖在傳統發展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找到一條融合路徑。圖源：新華社在我看來，現在缺少的是第三個要素：“活躍的社會”。“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一個西方概念，隱含著對國家的反對，但中國社會從來都不是這樣的。從國家到社會，沒有明確的界限——它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我們的市場和國家也沒有嚴格區分。我們沒有西方那種絕對私有制或絕對公有制的概念。中國古人在兩千年前就嘗試了井田制，這說明古人追求的是公私結合，這是用西方的框架無法理解的。問您還提到打破西方的學術壟斷至關重要。在當今中美緊張的環境下，一些人可能將此視為中國爭奪全球領導地位和話語權的舉動。您對此有何看法？鄭永年：這就是用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問題。但意識形態不是學者能夠掌控的，我們對此只能感到無能為力。我一直主張，我們根本不排斥西方。我們需要學習西方的方法論，這很重要。但這些工具所衍生的概念和理論往往並不適合中國的現實。中國應該借鑑他們的方法，拋開他們的理論建構，重新審視中國自身的實踐，發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論，就像每個西方國家都有自己鮮明的社會科學特點一樣。如果中國學者能夠建立一門中國社會科學，這將對全球社會科學做出巨大貢獻——但這並不是一種對抗行為。一些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歪曲事實，但我認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人是少數。主流社會看到了中國發展和轉型的現實，卻無法用西方的框架來解釋。他們在等待答案。如果我們不給出答案，誰來給出呢？這並不是要我們封閉自己，反對一切西方的東西。一堆自說自話是行不通的——沒有人會理解或接受。建構知識體系的關鍵在於溝通。我們接受西方理論，並非因為強加於人，而是因為其邏輯令人信服。中國應該創造一些同樣有效的理論。問您期待人工智慧時代中國知識體系的重建在“十五”規劃中如何體現？鄭永年：我認為建立中文知識體系的努力將會加速，因為緊迫性已經存在。我們常說西方不理解我們、誤解我們，甚至妖魔化我們。現在，我們有責任向西方解讀我們自己。隨著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們不能讓別人等著我們自己去解讀。我們也應該更加開放。西方的知識體系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我們也必須這樣做。真正的知識體系必須是人人都能理解的。與此同時，我們常常假裝瞭解西方，但實際上只掌握了表面。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培養一大批精通各種文明的人才。我認為現在的形勢比民國時期更嚴峻。費孝通為什麼能寫出《江村經濟》？他用西方的方法論對中國現象進行了精彩的解讀，這可以說是中國獨立知識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社會學奠基人費孝通的著作《江村經濟》是中國鄉村社會學研究經典作品，也被認為是中國社會學早期的重要田野調查代表作。圖源：Wikimedia Commons現在中西學是分開的，民國時期是融合的。當前的學術培訓主要側重於可量化和可衡量的東西——ChatGPT可以做到的——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真正有價值的方面是那些無法衡量的東西。但中國也擁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豐富的實踐經驗。問在您的新書《AI時代的中國知識重建》中，您提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避免過度關注“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的必要性。如何做到這一點？為什麼您呼籲知識界“去巫術化”（de-witching），即您用來形容獵巫心態（ witch-hunting mindset）的術語？鄭永年：如今，許多人文學者更像是世俗的牧師，為了追求名氣，不斷炮製“心靈雞湯”之類的內容，這種做法在中國盛行一時。這對社會並沒有什麼益處，實在不好。鄭永年教授著作《AI時代的中國知識重建》深度分析了AI時代，智庫如何建構有利於中國的全球話語體系和空間。如果西方用意識形態的眼光妖魔化中國，中國學者也用意識形態來妖魔化西方，那不是知識體系的建構，而是針鋒相對的謾罵。這毫無價值，是偽學術，或許引人入勝，卻不會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跡。我們需要自我認知。我們必須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問中國智庫如何發展才能有效回應國際輿論，提升影響力？您之前對美國蘭德公司給予了積極評價。中國的智庫機構可以從中汲取那些經驗教訓？鄭永年：美國是西方智庫最發達的國家，從服務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我認為蘭德公司做得最好。中國的智庫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辯護”型，即政府要求其審查的事項，他們只會贊同；另一類是純粹的批評型，即認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這兩種類型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用武之地。每個政府都需要有人來評估一項政策是否科學合理。但如果它永遠無法斷言其不合理，那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智庫。同樣，如果智庫只是簡單地宣稱政府的每項行動都無用，那它也不能算作智庫。真正的智庫應該服務於國家利益。所有領導人也都應該服務於國家利益。例如，如果一家香港智庫只服務於特首本人，那就可能有問題。如果它服務於香港的利益，那就很好。問這不禁讓人想到軟實力的問題。中國如何才能建構一個既獨立自主又能普遍適用的知識體系？鄭永年：我認為建設軟實力需要四個條件。首先，你寫的東西必須有人讀。如果沒有人願意讀，它就行不通。其次，它必須能被人理解。第三，理解之後，人們就會接受它。第四，人們不僅接受它，還會傳播給其他人。目前，我們在所有四個階段都遇到了問題。然而，西方在其中一些領域取得了成功。我們的老師一直在傳播西方知識，但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寫出能進入西方課堂的書籍呢？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在理工科領域或許可以，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呢？以中國40年脫貧8億人的經驗為例，這在西方也被譽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我們該如何講述扶貧故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使用學術語言。如果我們只強調意識形態的正確性，那肯定不能展現全貌。用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語言講述故事，也會阻礙別人向我們學習。問在除了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之外，您是否認為人工智慧會進一步加深國家間的差距和緊張關係？這會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嗎？鄭永年：當然。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都需要一個基礎，就像前三次工業革命一樣。人工智慧時代，人工智慧正在成為基礎，國內和國際秩序都將有所不同。我有點悲觀。前三次工業革命將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人工智慧正在將人類從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這意味著許多人可能變得無法思考。這導致了我所說的“人工智障”（artificial ignorance），一種自我造成的智力傷害。中美在人工智慧發展上呈現趨同（convergence）趨勢，特別是在開源條件下，未來內容會越來越趨同。中國的DeepSeek與西方類似的人工智慧模型使用相同的來源生成知識。圖片：德新社在人工智慧方面，鑑於美國的智慧財產權，美國採取的是發展導向的模式，目前聯邦層面沒有監管框架。與此同時，歐盟監管過度，扼殺了創新——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悲傷的故事。一些歐洲領導人呼籲放鬆管制以促進本土人工智慧公司的發展，但這將導致一個兩難境地，因為在歐盟致力於規則一致性的情況下，同時加強對美國公司的監管將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目前的監管水平介於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一些過度監管的情況。武漢人工智慧初創企業Manus近期遷至新加坡就反映了這一點。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改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是放鬆商業管制——這是科技右翼倡導的技術加速主義。如果美國放鬆管制，而歐盟、中國和印度不放鬆管制，那麼由於國內管制過度而無法在當地應用的新興技術很可能會流向美國——這種現像已經發生多年了。中國應該確保對環境保護和勞工權利進行適當的監管，但在技術應用方面，我認為應該放寬監管。否則，人們熱議的“新質生產力”（new productive forces）就無法真正落地，轉化為實體經濟活動，中國經濟就會陷入高度“內卷化”的境地。如果新的經濟活動更加豐富，內卷化現象就會減輕。問普丁與川普阿拉斯加峰會後，烏克蘭戰爭將發生那些變化？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中國？此外，鑑於印度與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美中印三角關係的平衡是否可能出現傾斜？鄭永年：烏克蘭戰爭的解決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雙方均未展現出妥協的跡象。歐洲不會接受“土地換和平”計畫，並可能將其視為一場噩夢。中國確實是個局外人，被戰爭挾持，卻在需要找到結束戰爭的解決方案時被徹底拒之門外。中國的實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可衡量的，比如GDP和國防進步——當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時。另一方面——這又讓我們回到本土和獨立的知識體系的問題——它關乎我們如何認識自己，以及他人如何認識我們。這不僅關乎戰略思考，更是一個哲學問題。無論是美中俄三國關係，還是美中印關係，從來就不存在固定的三角關係，美國雖然出現衰落跡象，但依然是全球霸主。印度正在採取機會主義策略。儘管近期與川普的關係緊張，但印度與美國的關係有所拉近，但印度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的真正盟友。印度也在追求地區霸權，尤其試圖建立自己的“全球南方集團”來排擠中國。我們仍然沒有完全理解或掌握西方的國際關係語言——或者西方敘事中的多邊主義和聯盟（multilateralism and alliances）。例如，在中國，我們所說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或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與美國所說的聯盟有所不同。周邊外交也至關重要。中國在世界的崛起離不開其在亞洲的崛起。正如毛澤東所說，辨別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至關重要。把所有國家都當朋友往往意味著沒有真正的朋友。問北京和馬尼拉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菲律賓也加強了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您曾表示，北京需要在南海保持戰略耐心。最近在黃岩島附近與菲律賓對峙期間，中國船隻發生碰撞，這是否意味著是時候採取不同的策略了？鄭永年：美國的利益根植於全球，例如歐洲、中東和亞洲。但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美國無法被驅逐，也無法成功或徹底地從這些地區撤離。解決南海爭端的前提是承認美國在南海的存在，同時也要意識到最終目的並不是要將美國的影響從西太平洋驅逐出去。中國軍方近日警告菲律賓不得進行任何挑釁，並要求其停止製造緊張局勢，同時強調已在南海實施例行巡邏。圖源：路透社美國撤軍往往會導致混亂，就像我們在中東和烏克蘭所見的那樣。受影響的國家最終往往會要求美國重返。我們或許需要打破固有思維，打破正統思維（orthodox thingking）。中國是全球化的堅定倡導者，這或許與我們過分強調外部力量的傾向不符。我們需要去拉丁美洲嗎？我們需要歐洲市場嗎？當然——我們彼此交織。我們對事實的認知取決於我們的心態。在我看來，南海爭端本身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認知，就很難建立互信。如果雙方都把將美國撤出西太平洋視為最終目標，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情況。正如我們過去允許美國軍艦停靠香港一樣，我們可以考慮將南海島嶼上的某些基礎設施作為國際公共產品向美國船隻開放。這可能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提供更多機會。問南海爭端因台灣問題而愈發複雜，該如何管控局勢，避免誤判，化解風險？鄭永年：我們仍然需要戰略耐心。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戰略——西方很多人將其解讀為等待報復。但這並非其真意。它指的是在保持耐心的同時，尋求理性、更好的解決方案。正如李強總理曾經說過的，解決辦法總比問題多。我們需要實事求是，以史為鑑——比如西德曾為東德人提供公民身份，提供東德和西德貨幣平價匯率，並對西德人徵收5.5%的統一稅。我們不會將軍事行動作為最後手段，也應該防止任何“台獨”企圖。但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我們仍有很大的空間邁向統一，並吸引台灣民眾。我們談論了很多關於統一的政治意願，以及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卻很少思考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去實現統一。現在是時候思考了。9月12日在北京首鋼園拍攝的2025年服貿會省區市及港澳台展入口。圖源：新華社問中國針對STEM專業人士推出的新K簽證是否能有效吸引外國人才來華？鄭永年：簽證政策至關重要。K簽證只是第一步。從政策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中國首個專門為人才設計的簽證。看看美國——它針對不同類型的人才設有不同的簽證類別。但一旦有人獲得K簽證，你仍然需要考慮其他問題，比如如何安排其家人。吸引人才不僅僅是簽證或金錢的問題，而是關乎生態系統，而中國在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2025年10月1日起生效的K字簽證，將為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科技人才提供便捷的來華通道，且無需當地僱主擔保。圖源：新華社方向是對的，中國在教育和人才吸引方面一定會更加開放。“十五”期間，中國可能會在高等教育領域推出一系列新舉措，包括有關外國大學在中國辦學的舉措。中國幅員遼闊，不同社會群體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存在差異。循序漸進固然有其優勢，但方向必須把握，應該繼續穩步向前。問中國電視劇、遊戲和玩具在國際上越來越受歡迎，這是否意味著放寬管制也有助於講好中國故事？鄭永年：是的。中國故事可以有多種形式，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你剛才提到的那些。放寬管制是必要的。我們不能將西方視為同質化的社會。西方社會由多元化的社會群體組成，他們有著不同的需求。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我們確實需要一個活躍的社會，如果單靠一個政府委託的機構去講中國故事，肯定不行。 (IPP評論)

鄭永年教授，一位在國際關係和政治經濟學領域有著深厚造詣的學者，曾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他認為，在美國川普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科技億萬富翁馬斯克推動的政府體制改革可能會對中國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和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的負責人，鄭教授的言論往往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前瞻性。他的這一看法不僅引發了學術界的熱議，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中美關係在未來可能面臨的新格局。鄭永年教授的背景與觀點概述鄭永年教授是當代中國最知名的政治學者之一。他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擔任所長多年，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同時也是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的負責人。他的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中國政治改革以及國際關係，尤其以對中美關係的深刻洞察而聞名。在一次公開評論中，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川普政府在2024年重新上台後，馬斯克被賦予了推動政府效率改革的特殊角色。馬斯克計畫通過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大幅精簡美國聯邦政府的機構和預算。這項改革如果成功，將使美國政府變得更有效率，進而提升其在經濟、技術和國際事務中的競爭力。鄭教授認為，這種變化將給中國帶來巨大壓力，甚至可能成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內對的最大外部挑戰。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是因為美國長期以來被視為中國的最大競爭對手，而一個更有效率、更具執行力的美國政府，將在技術創新、國防實力和全球影響力上對中國形成更強的牽制。接下來，我們先從美國體制改革的背景說起，逐步剖析這個觀點的內涵。美國體制改革的背景要理解馬斯克所推動的改革為何如此重要，首先需要看看美國政府當前的處境。近年來，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日益凸顯，尤其是政府效率低下和財政狀況惡化，成為了公眾和政界關注的焦點。根據美國財政部2024年的資料，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總額達到6.75兆美元，但財政赤字卻高達1.83億美元，國家債務總額攀升至35.7兆美元。這意味著每年僅支付債務利息就超過1.1億美元，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年度經濟產出。如此龐大的債務負擔，讓美國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捉襟見肘。美國聯邦政府的僱員人數超過230萬，佔全國人口的6.6%。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就像一個複雜的迷宮，部門間職能重疊、協調困難，導致決策緩慢、執行力低。例如，在環境保護領域，至少有多個機構同時負責監管空氣品質、水資源和野生動物保護，但彼此之間缺乏有效溝通，資源分配常常出現重複和浪費。此外，美國政府的IT系統也嚴重落後。據統計，聯邦機構使用的許多軟體和硬體仍是上世紀90年代的技術，不僅維護成本高昂，還經常出現故障。這種低效率的現狀，與美國科技大國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2024年，川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他在競選時就承諾要“抽乾華盛頓的沼澤”，精簡政府機構、削減不必要的開支。而埃隆·馬斯克的加入，則為這項承諾注入了新的動力。作為特斯拉和Space X的創始人，馬斯克以高效、創新和結果導向著稱。他提出的「政府效率部」計畫，正是要把私營企業的管理理念引入公共領域。川普和馬斯克的合作並非偶然。兩人都在社群平台上多次互動，馬斯克甚至公開表示支援川普的施政目標。這種政治與商業的結合，為美國體制改革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馬斯克的改革計畫馬斯克的改革計畫可以用「雄心勃勃」來形容。他不僅提出了具體的目標，還在社交平台X上發佈了數十條帖子，詳細闡述了改革的步驟和方向。他的核心理念是：透過技術升級、機構精簡和績效管理，讓美國政府變得更像有效率的企業。馬斯克計畫在未來幾年內，將聯邦預算削減2億美元，佔目前預算的近三分之一。具體措施包括合併職能重複的部門，將超過400個政府機構精簡至100個以下。例如，目前負責農業的多個機構可能會被整合為統一的農業管理部門，以減少行政成本。此外，他還提議裁減80%的聯邦公務員。這意味著數十萬人的崗位將受到影響，尤其是那些效率低下的部門。馬斯克認為，只有大幅減少冗餘，才能讓政府真正「輕裝上陣」。技術升級是改革的關鍵。馬斯克的團隊計畫用雲端運算和自動化系統，取代現有的老舊IT基礎設施。例如，稅務部門的申報系統將實現全面數位化，減少人工審計的時間和錯誤率。同時，他也提出建立基於績效的評估體系，獎勵高效率部門，淘汰低效率崗位。這種做法直接借鑑了特斯拉的管理模式。馬斯克設定了明確的時間表：預計到2026年7月4日，也就是美國建國260周年，完成改革的主體部分。為了贏得公眾支援，他承諾將政府支出的每一筆帳目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這種透明化的做法，在美國歷史上並不多見。當然，這一計畫也面臨巨大阻力。聯邦員工工會已經表示強烈反對，認為裁員將損害公共服務品質；部分國會議員則擔心改革會削弱他們的權力。但川普的全力支援，以及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傾向，為馬斯克的計畫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鄭永年教授的分析：為何對中國是挑戰鄭永年教授認為，如果馬斯克的改革成功，美國將形成一種新的制度模式──他稱之為「具有美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美國一直是全球技術創新的領導者，但政府效率低下限制了其潛力的發揮。如果改革成功，美國政府將能更有效地支援科技企業，尤其是在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太空探索等領域。馬斯克的Space X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透過與政府的合作，該公司大幅降低了發射成本，成為中國航太領域的強勁對手。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技術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拉大。近年來，中國在5G、電動車等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如果美國政府變得更有效率，其資源整合能力將顯著增強，給中國企業帶來更大壓力。一個更有效率的美國政府，不僅能最佳化財政支出，還能將更多資源投入國防領域。例如，五角大廈的採購系統如果改進，可能以更低的成本研發出更先進的武器系統。這將直接影響亞太地區的軍事平衡，對中國形成潛在威脅。經濟方面，改革後的美國可能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回流，進一步鞏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中國正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項處理程序可能會受到阻礙。鄭教授特別指出，美國的高效改革將增強其「軟實力」。一個運作良好的政府，不僅能提升國內民眾的信心，也能重新塑造美國在全球的形象。這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合作網路的擴展，可能產生一定的競爭壓力。中國的應對策略面對這項挑戰，鄭永年教授並沒有悲觀，反而提出了務實的應對建議。他認為，中國完全有能力化壓力為動力，透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維持自身的競爭優勢。鄭教授主張，中國應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吸引更多外國投資和人才。近年來，中國已對日本、羅馬尼亞等國實施了單向免簽政策，未來不妨考慮將美國納入此範圍。透過讓更多美國人親眼見證中國的發展成就，可以有效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同時，中國也應最佳化營商環境，降低外資進入的門檻。例如，進一步放寬金融服務業的進入限制，支援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這些措施不僅能增強經濟活力，還能促進技術交流。在外部壓力加大的情況下，中國需要更多依賴國內市場。鄭教授指出，「雙循環」戰略的核心在於挖掘內部成長潛力。例如，透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可以刺激消費需求；透過支援中小企業發展，可以增強經濟韌性。這些措施將為中國提供一個穩定的發展基礎。開放的國家往往更具競爭力。鄭教授建議，中國應繼續深化與歐盟、東盟等地區的合作，建構更廣泛的夥伴網路。例如，在新能源和氣候變化領域，中國可以與歐洲國家攜手，推動全球標準的發展，從而在國際舞台上佔據主動性。鄭永年教授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審視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馬斯克所推動的美國體制改革，如果成功，的確實可能成為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然而，這並不是不可踰越的障礙，反而是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機會。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中國需要以開放的心態和堅定的決心迎接挑戰。正如鄭教授所言，歷史的經驗表明，那些敢於面對競爭、不斷創新的國家，往往能在全球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未來十年，中美的博弈將更加激烈，但也更加充滿可能性。如何在這場競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許是中國當下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墨瓏甲）

當地時間5月10日至11日，中美雙方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中美經貿高層會談。5月12日，雙方發佈《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雙方在聯合聲明中達成多項積極共識，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多家外媒指出，此次會談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經貿往來，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鄭永年指出，川普的“異類”特質——民粹主義根基、利益導向思維及反意識形態立場——不僅顛覆了美國傳統政治範式，更暴露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內生危機：意識形態固化導致的思想貧瘠、內部失衡引發的民粹與民族主義浪潮，以及把一切原因歸諸於外部的霸權邏輯。面對反覆無常的川普，中國應當跳出簡單的“誰贏誰輸”或者“誰贏得多誰輸得多”的簡單思維，而是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把追求國家利益和追求國際利益結合起來。中美經貿高層日內瓦會談取得實質性進展，會談達成《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全世界企業界和商界對此一片叫好。然而，西方媒體卻是一片叫罵聲，它們把這場談判描述成為美國的“全面失敗”和中國的“全面勝利”。《紐約時報》發文說，“中美貿易休戰凸顯川普關稅策略侷限性”；《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說，“川普敗了，更像是投降”；德國媒體說，“中美關稅談判，川普遠非中國的對手”；法國媒體說，“貿易戰中中國是如何讓川普屈服的？”諸如此類的標題充斥著這幾天的西方媒體。相比之下，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態度比較能反映出企業界和商界的聲音，他說，“顯然川普先退一步，雖然尷尬但有用”。不過，此前，當川普發動“對等關稅”戰爭的時候，同樣遭受一片罵聲，罵聲不僅來自媒體，而且來自商界。對這種結局，川普大機率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其所代表的MAGA運動的民粹主義本質就已經把自己和美國的精英階層對立起來了。川普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做著自己認為是“應當”做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西方主串流媒體對他的批評和攻擊。和高度依賴大眾傳媒的美國傳統政治人物不同，川普有能力對抗美國的大眾傳媒，因為他幾乎是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來即時傳達自己觀點，並和自己的支持者溝通的。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圖源：路透社）持不同立場的美國人對川普自有不同的看法。但對中國或者世界其它國家來說，西方媒體的這種反應則從一個側面傳達出諸多重要的資訊來。西方媒體對川普的叫罵最直接地反映出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本質。對西方自由主義來說，川普這樣做簡直就是對中國的直接“投降”。西方自由主義者最痛恨川普的地方在於，他們認為川普不僅沒有能夠拯救搖搖欲墜的“自由國際秩序”，反而給予它最後一擊。至少二戰以來，西方就是依靠這個“自由國際秩序”主宰世界的，一旦這個秩序解體，那麼西方就不再能夠主宰世界了。再者，這個“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美國霸權，因此一旦美國遇到挑戰，那怕是來自西方內部，那麼美國就有千萬個理由來打垮任何挑戰者。很顯然，這個“自由國際秩序”打垮了作為外部挑戰者的蘇聯，也打垮了來自內部的挑戰者，包括日本、德國和法國。在蘇聯解體之後，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要務就是要打垮被其界定為新的敵人的中國。所以，凡是和中國作對的，自由主義就支援；凡是被視為是有利於中國的，那麼自由主義就反對。在拜登執政時期，拜登把中美關係界定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的對立，西方媒體一邊倒支援拜登。儘管拜登政府惡劣的對華政策並沒有使得美國更加強大，但在自由主義看來，只要拜登的目標是打敗中國，什麼樣的代價西方都是可以付出的。拜登本人就認為，中國能夠被西方打敗，也必須被打敗。01 西方世界的共同敵人正是其所信仰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一個已經被證明失敗了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戰是今天西方自由主義最顯著的特徵。今天西方的危機是內生的。美國副總統范斯早些時候到歐洲，把歐洲人“教訓”了一通。范斯認為，歐洲的敵人不是俄羅斯，而是自己。歐洲人對此氣憤至極，認為川普政府出賣了歐洲。不過，何止歐洲呢？范斯的觀點也適用於美國本身，即美國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自己。但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自己一直所信仰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從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自由主義到費裡德曼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西方經濟理論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即把本來互相嵌入的經濟與社會割裂開來，把經濟視為是一個“自治”和“獨立”的領域，這就導致了一個國家內部經濟和社會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和最終的高度失衡；同樣，內部的失衡必然導致外部國際經濟的失衡。內部高度失衡必然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外部的失衡則導致國家間的民族主義的對立，再加上政治人物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最終導致國際衝突。一戰和二戰都說明，一旦內部民粹主義和外部民族主義相遇，最終必然導向國際衝突。儘管這樣，但西方並不準備放棄這個已經失敗了的意識形態。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這個意識形態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思想基礎，一旦沒有了這個意識形態，資本主義也就失去了其思想基礎。因此，一旦遇到內部的困難，西方國家總是首先會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把原因歸諸於外部的挑戰，而非內部的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團結起來絞殺外部挑戰必然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目標。西方世界曾團結起來絞殺了蘇聯，而美國又通過廣場協議絞殺了日本，現在他們又想團結起來絞殺中國。這種狀況更說明了西方思想的墮落和與之相關的國際格局的墮落，反映出來的是西方的衰敗文化心態。儘管西方依然想主導全球，但它已經沒有了“全球視野”。沒有了像二戰期間能夠超越意識形態的羅斯福那一代，也沒有了像尼克松那樣能夠從國際角度來考量美國利益的一代。二戰之後之所以能夠確立人們後來所看到的國際秩序，和那個時代的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領袖有關。儘管德國是一戰的戰敗國，在巴黎和會上任人宰割，但也出現了像凱恩斯那樣的思想人物，主張從長遠利益出發，對德國實施寬容的態度。由於出現了凱恩斯等思想家，二戰國際秩序才得以確立，並且為世界所接受。但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卻都是那些把自己關在特定意識形態牢籠之內的極端自私的政客。1960年，時任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出版了題為《意識形態的終結：50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之後，西方似乎沒有了任何有意義的思想。如果把貝爾這裡所說的“意識形態的終結”理解成為“意識形態的固化”似乎更為合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可以稱得上是“思想”的東西都是在1960年代之前產生的。如果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並不難解釋，那就是，一旦當人們把自己置於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牢籠之後，那麼就不需要自己思考了，什麼都可以訴諸於意識形態，最後就沒有能力做有意義的思考了。法國總統馬克宏近年來一直在指責北約的“腦死亡”，但“腦死亡”的何止是北約，整個西方都是如此。法國總統馬克宏3月2日採訪時表示，由於美國總統川普的立場，歐洲國家變得孤單，無法再像以前一樣依賴北約（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02 川普的“異類”民粹主義特質較之西方傳統政治人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主義反叛者的川普無疑是“異類”。川普的“異類”性質首先和他作為企業家和商人的背景有關。川普幾乎把白宮等同於公司，把公司總裁和國家總統等同起來了。如同經營公司，川普在白宮的表現為集權、專制、政治忠誠、喜怒無常、“及時止損”（可解讀為“隨機應變”）等特徵。所有這些已經使得其足夠異類了，但更為重要的，也是西方傳統政治人物所更不能接受（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是，無論是作為企業家還是商人，川普做什麼都是赤裸裸地以利益為導向。傳統政治人物也追求利益，但總是把自己好好包裝一番，或者比較隱蔽。但川普則是一個赤裸裸的利益追求者。他並不如同羅斯福那樣超越意識形態，而是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他也不像尼克松那樣能夠具有“全球利益觀”，而是對全球利益毫無興趣。川普追求利益的方式使其成為類似馬基雅維利的人物，他甚至不能對私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的追求和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區分開來，而是毫不掩飾地利用其職位來追求家庭利益。因為這些詬病，川普不僅成為美國和西方傳統精英怒罵和嘲笑的對象，而且也為全世界大多數領袖所鄙視。1 反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但正是因為其對利益追求的“異類”性質，他的所思所作撬動著美國內外政策的變化。變化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層面。無論是對內部還是外部事務，川普毫無意識形態意識。對內部，儘管他厭惡和反對激進的左派，尤其在文化層面（例如“覺醒文化”和LGBTQ性別文化），但他並不反對採用在美國往往被視為是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例如，川普已經下令製藥公司大幅度降低美國藥品價格，主張提高對富人的稅收，加強對哄抬物價行為的打擊等等。共和黨黨內的一些人也往往不認同這些政策，但川普並沒有困難接受這些政策。川普的行為被視為為其選舉服務，但這樣做也符合MAGA運動的目標，即政府要照顧美國勞工階層的利益。在國際層面，川普也沒有意識形態色彩。這充分表現在川普對歐洲、俄羅斯、中國和其它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意向。對歐洲，川普並沒有美國傳統政治人物那樣的“西方”或者“盟友”情感。對歐洲，范斯對歐洲的講話已經表明了川普對歐洲的態度。川普知道，歐洲總是捧著“共同的價值觀”和“盟友”之類的話術來迎合美國，但除了“搭便車”免費使用美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品”之外，歐洲不僅自己在墮落，更在拖垮美國。這是美國決意要改變同盟政策的深層次原因。在這次關稅問題上，儘管歐洲有能力反制美國，但沒有意願，而且猶豫不決。歐洲恐懼的是被美國拋棄，因此竭力討好美國，對美國表示，歐洲可以和美國站在一起來共同對付中國的“產能過剩”。但川普似乎根本不吃這一套，而是先和中國在關稅問題上進行談判並達成了諸多共識。川普甚至表示，在貿易問題上，“歐盟比中國更惡劣”。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普丁的俄羅斯，在過去一直被美國視為“敵人”。然而，川普並不在意這些，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團隊的人，都對俄羅斯表現出友好態度。儘管在俄烏問題上，川普並沒有像他所吹噓的那樣很快結束戰爭，但他的新政策既沒有結束戰爭，也沒有惡化這場戰爭。在川普的支持者看來，川普嘗試和平的各種努力，不管其結果如何，總比拜登的鼓動戰爭並使得美國捲入戰爭要好。在中國問題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國一直以意識形態來定義中美關係。最典型的便是拜登總統，他把中美關係界定為“美國民主”和“中國專制”之間的關係，並且組織了一個所謂的世界“民主峰會”來圍堵中國。川普在其第一任期期間，還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稱呼中國為“共產中國”，回到了冷戰時代的政治話語。但是，自其第二任開始，至少迄今川普還沒有使用過意識形態的語言。在幾乎其它所有問題上，川普的外交語言的核心都是利益。他想要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其論點是經濟利益；把巴拿馬納入美國控制，其論點是經濟利益；要控制格林蘭島，其論點是經濟利益；在中東，他關切的是投資貿易，而非傳統的民主和人權，甚至對中東加薩地帶，川普要把其轉化成為一個房地產項目，也是經濟利益；在東亞，儘管日本和韓國竭盡全力討好川普，但川普並不認為這滿足了他所界定的美國利益，因此也沒有把兩個東亞盟友放在眼裡。2 “反戰”思維與經濟利益優先二是厭惡戰爭。這也是從經濟利益考量的。在川普那裡，一切似乎都可以轉化成為經濟利益，用經濟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沒有理由要訴諸於戰爭的方式。川普批評美國的中東政策，認為美國已經把中東轟炸了幾遍，花費了美國多少錢，但中東得到什麼，美國得到什麼？他思考結束俄烏戰爭的方式也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至少體現在美國和烏克蘭簽署能源開發協議上。通過合作能源開發，美國可以繼續支援烏克蘭，但美國要得到烏克蘭能源的回報。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桑特（左）與烏克蘭副總理尤莉亞·斯維裡登科（右）簽署礦產協議（圖源：BBC）03 川普政策的脆弱性與國際秩序的未來川普的異類性質也表明川普本人及其政策的脆弱性質。1 注意川普道德正當性的缺失與多變性可能帶來的變化對美國傳統政治人物看來，川普本身的追求利益的行為缺少道德正當性。道德正當性的缺失隨時會成為美國政治攻擊川普的工具，而這又會對川普的執政基礎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和衝擊。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川普成功了，那麼歷史是成功者的歷史；但是如果川普失敗了，那麼他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慘的總統。川普本人的多變性質也是一個原因。儘管川普迄今不信意識形態，不信戰爭，但如果其今天改採用的經濟方法失效，達不到其所設定的目標，那麼川普是否會轉過頭去回歸到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如果川普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者能力來改變美國，那麼無論是民主黨重新掌權，還是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派掌權，美國政治就會回歸到傳統局面，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隨之回歸到傳統。2 不可輕視川普基於“實事求是” 而非意識形態之上的政策影響這對中美關係尤為重要。中美這次能夠從不斷升級的關稅戰爭中迅速降溫，並且在很短時間內達成諸多共識，實屬不易。在對華政策方面，儘管川普團隊普遍表現為強硬，但即使這樣，強硬派也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好戰派，認為“如果不是現在，那麼就沒有以後了”(Now or Never)。這派認為，現在是美國能夠打敗中國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如果放棄了這次機會，那麼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同樣，民主黨政治人物大都持這種觀點。另一派是川普和范斯所代表的現實主義派，這一派承認中國已經崛起，美國沒有能力打敗中國，美國應當直面問題，和中國進行競爭和交往。這次中美能夠達成一些共識，表明現實主義派暫時佔了上風。迄今，儘管川普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困境並非川普造成的，而是此前傳統政治人物政策的產物。至少川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是這樣認為的。對川普的支持者來說，既然其他政治人物已經使用了各種方法來拯救美國的衰落，但不僅沒有見效，反而加快了國家的衰落，那麼為什麼不容許川普試一試其它方法呢？因此，至少到現在為止，川普還是得到其支持者支援的。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川普基於“實事求是”而非意識形態之上的內部政策對美國內部發展的影響。3 既不能向川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其所帶來的任何機遇人們既不能對川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視川普；既不能向川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川普所能帶來的任何機遇。對其它國家來說，既然專注於意識形態並且好戰的傳統美國政治人物已經塑造了一個今天人們不喜歡和不能接受的世界，那麼也應當對川普的方法抱一種“拭目以待”的態度。這樣做並不是向川普投降，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待川普。如果人們認為川普做錯了，那麼就加以有力的反擊和反制；如果覺得川普做對了，那麼就應當抱著開放的態度。在今天的國際局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有能力建構一個新國際秩序。即使一個國家有能力這麼做，但通過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投降的方式而確立的任何國際秩序是不牢靠的，最終會出現致命的問題而倒塌。新國際秩序的理性不是來自任何一個人，也不是來自任何一個國家，而是各國的互動與參與。對中國來說，不管是否喜歡川普，可以確定的是，川普是人們必須交往的對象。人們既不能對川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視川普；既不能向川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川普所能帶來的任何機遇。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應當跳出簡單的“誰贏誰輸”或者“誰贏得多誰輸得多”的簡單思維。我們不僅要追求國家利益，也需要追求國際利益。只有把追求國家利益和追求國際利益結合起來，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 (大灣區評論)

要建構、強化自己的現代產業體系，這是我們的經濟韌性所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圖/受訪者供圖川普關稅戰掀起的風暴，依然餘波未了。川普反覆調整的關稅政策，對國際貿易和地緣政治帶來的衝擊，各方尚在觀察。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呂大良4月14日表示，近年來，中國積極建構多元化市場，深化與各方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這不僅賦能了對方發展，也增強了我們自身的韌性。同時，中國內需市場廣闊，是重要的大後方。我們將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4月16日，中國一季度經濟資料出爐。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4%，增速高於去年全國5%的增速，也高於去年一季度5.3%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延續了去年以來持續穩中向好、穩中回升的態勢。從歷史角度，如何看待川普這次的“對等關稅”？面對關稅戰，中國該如何鍛造自己的經濟韌性？就此，新京報對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川普關稅戰衝擊比1930年代更嚴重新京報：從大歷史角度，如何看待川普這次的“對等關稅”？美國1930年代的《關稅法》導致了大蕭條，那麼此次川普“對等關稅”會導向何處？鄭永年：現在川普這個“對等關稅”，受到很多批評，包括美國國內的各個群體也在批評他。川普的“對等關稅”，包括前幾年發動的貿易戰，目的都是要解決美國內部的問題。那麼，我們首先要理解美國出現的問題怎麼來的。簡單地說，美國當下出現的問題，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川普發動關稅戰想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他解決問題的方式，會不會導致出現類似1930年代的大蕭條，甚至走向戰爭，這也是人們所擔心的。因為很多事情一旦發生了，並不是川普本人或者美國一個國家所能控制的。1930年代，美國的《關稅法》導致了各個國家的反制，最後出現了更糟糕的局面。今天，川普的關稅戰是不是會導致大蕭條甚至世界大戰，我們還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非常危險的傾向，因為今天世界經濟的關聯度、互相依賴度，已經遠超1930年代。在1930年代之前，由於長時間都處於戰爭狀態，世界經濟沒有很大的關聯度。今天就不一樣了，今天世界各個經濟體之間的關聯度更高，互相依賴度更深，川普發動關稅戰的惡果，衝擊力可能遠比1930年代要高得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美國對亞洲的影響並不是那麼大，那時亞洲還處於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但是現在，亞太地區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帶，那麼川普關稅戰不僅正在對歐洲產生很大影響，也對包括中國、東盟等亞太地區經濟體產生著更大的影響。總體而言，川普的關稅戰，對世界經濟的衝擊會比1930年代更嚴重、更深刻。人們回溯歷史，由此產生擔心是非常有道理的。川普的關稅戰，更有可能是一種地緣政治戰爭，只是他通過經濟的方式來達到其目標。中國的經濟韌性要好於美國新京報：你曾提到，中美拼的是經濟韌性。今天剛公佈的資料顯示，2025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4%，呈現持續穩中向好、穩中回升的態勢。那麼，在關稅戰背景下，中國該如何鍛造、提升自己的經濟韌性？鄭永年：一季度的經濟資料可以說明很多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一季度貨物貿易出口增長達6.9%。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8304.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6%。中美一直在打貿易戰，但為什麼從去年到今年一季度中國的對美出口還有那麼多呢？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我看來，至少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美兩國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度很高，甚至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更高，很難在短時間內脫鉤；如果要強硬脫鉤，對兩國的影響都會很大，尤其對美國的影響。第二個問題是，儘管川普從第一個總統任期就在執行美國的“再工業化”，但是從美國的進口資料來看，“再工業化”實際上是失敗的，至少前八年是失敗的。第三個問題是，川普想把工業轉移到越南或者其他國家，實現近岸外包或者遠岸外包。現在看來，這個策略也是失敗的。因為，如果這個策略成功的話，那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不會有那麼多。川普現在力推“再工業化”，比他的上個任期甚至過去八年都更激烈、更厲害，但是基本上也不會成功，或者說失敗是大機率。過去八年，中國對美國的生意還在進行，但同時中國對其他地區的出口也在增加。這也體現了中國經濟的韌性。中國不打無準備之仗。川普發動關稅戰，我們是有準備的。不僅國家有準備，企業也有準備，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企業，大家心裡早就有預期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從經濟韌性角度來說，中國現在的狀況遠遠好於美國。中國目前主要是面臨出口美國的幾千億貨物往那裡去的問題，但對美國來說，情況更糟糕，因為中國出口美國的都是民生經濟用品，對美國來說這些是中等技術以下的產品，而這些產品美國已經不生產了，不僅不生產了，而且是不會生產了，因為它沒有條件來生產。所以，川普想在國內生產這些商品，大機率會是失敗的。對美國來說，這是一種變相的“短缺經濟”。高通膨就是其表現形式。而中國，無論通過自己內部消費也好，或者是尋找海外市場也好，都可以解決“產品銷往那裡”的問題。尤其是，中國自己本身的市場就很大。中國不但是第二大經濟體，這些年還不斷向其他國家單邊開放，那麼其他國家也會向中國開放，中國跟其他國家、經濟體的貿易量就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誤判是非常嚴重的。美國的經濟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還是用種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中國，看不起中國，但是這樣就會導致誤判。中國其實已經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個中國了。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經濟高度依賴美國，以為美國跟中國脫鉤，打壓中國，中國經濟肯定會崩潰解體，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八年來的中美貿易戰，不是說對中國沒有影響，但實際上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國經濟更具韌性，更強大了。關鍵要從經濟發展上做文章新京報：你剛才一再提到經濟韌性的重要性，那麼具體需要怎麼做？鄭永年：中國已經進入了技術引領經濟的時代。有兩點非常重要。一點是，國內市場的拓展非常重要。國內市場需要趕緊拓展起來。另一點，最緊迫的還是要發展，通過發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經濟發展需要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而這通過基於技術進步的產業升級才能實現。經濟科技領域的內部改革和外部開放的必然結果，是促成一個現代產業體系的形成。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必須具備“全”“大”“多”“密”“強”五個特徵。中美之間的競爭，現在實際上是在現代產業體系的較量。這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較量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濟是基礎，地緣政治是次要的。所以，我們關鍵還是要從經濟發展上來做文章。我們一定要建構、強化自己的現代產業體系，這是我們的經濟韌性所在。關稅戰走向取決於美國國內態勢新京報：接下來，預計關稅戰會有怎樣的走向？對這一歷史性事件的觀察需要注意那些方面？鄭永年：大家已經做了很多的預測。川普關稅戰就是美國內部矛盾引起的，來自於美國內部的階層矛盾。前面幾十年的超級全球化，為美國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是內部的分配不公平，導致社會出現分化，社會群體之間的財富差異越來越大，中產階級萎縮。所以，川普選擇關稅來解決問題，因為這是作為總統所能有的幾個工具之一。實際上，他有很多事情幹不了，例如，他想要聯準會改變政策，但聯準會不屬於白宮管。所以，他只能用關稅。川普的矛頭指向還是國內問題，關稅戰的目標就是對國內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所以，他第一個目標就是要真正掌控美國，大家可以看到他正在使美國以前的“三權分立”逐漸走向“三權合一”。關稅戰未來怎麼走，關鍵還是要看美國國內的情況。美國國內的情況如果變好了，那結果還好，但如果像1930年代一樣，越來越惡化，那大機率就會發生國際衝突。因為美國自己好不起來，其他國家也受到牽連。這就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導向衝突，甚至是地緣政治的衝突。當然，也有人猜測，中美會不會像1980年代一樣形成一個“廣場協議”呢？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小，因為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的安全完全是由美國掌控的，美國可以輕易打壓日本，但中國並不是這樣。所以，對這次關稅戰，我們要看得遠，想得深一些，要繼續觀察美國的一舉一動，同時也要相信我們是有力量來反制美國的。 (新京報評論)

摘要基於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基礎之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人工智慧表現出來五個顯著特徵：技術能力的高度集中性、技術管理的高度中央性、技術使用的高度壟斷性、技術受眾的高度分散性、國家間或者區域間競爭的高度封建性。技術進步對社會的影響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必須明確意識到，技術的進步並不代表人類的進步。前三次工業革命都帶來了人類文明的進步，“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導致的社會政治秩序，最有可能的是“牧民社會政治秩序”，也可能在國際和國內層面形成一種新型封建體制或者無政府狀態。“牧民社會”對人類最大的衝擊是智慧的不平等，倘若人類利用人工智慧進行自我傷害的趨勢繼續下去，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重返“奴隸式依賴”。因此，如果沒有新的啟蒙運動和新人文意識的崛起，“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很可能是大倒退。人們需要直面這個問題，找出有效的糾正方法。技術進步對社會的影響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必須明確意識到，技術的進步並不代表人類的進步。人類既要充分受惠於技術的進步，又要防止和減少技術對社會進步的負面影響。人類社會此前已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即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資訊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60年代末，英國人詹姆斯·瓦特製造出人類第一台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人類得以進入工業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9世紀60年代，美國實現了電力的廣泛使用，人類得以從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始於1946年，美國生產出人類第一台二進制電腦，人類得以從電氣時代進入資訊時代。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其內涵和外延都在不斷被定義，目前國內外普遍的共識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基於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基礎之上。它意味著人類從資訊時代進入人工智慧時代，其對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影響，無論是積極的還是負面的，都已經成為眼下國內外學術界和政策界討論的熱點。正如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構成了近代社會科學的經濟基礎那樣，“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構成了現存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轉型的動力和未來社會科學思想體系的經濟基礎。工業革命與社會政治秩序工業革命與政治秩序的關係需要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來理解。但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都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而是需要把社會關係作為中間變數加以考量。也就是說，經濟基礎不是直接決定上層建築，而是通過經濟基礎產生的社會關係來影響上層建築；同樣，生產力本身也不能決定生產關係，而是通過生產力產生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生產關係。反之亦然。忽視了社會關係這一中間變數，就很難理解各國不同的歷史發展路徑和經驗。馬克思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論述給我們很大啟發，其理論把社會簡化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者之間的關聯。馬克思的理論是基於歐洲歷史發展之上的，是對歐洲歷史的解釋。馬克思本人也已經意識到，當這個理論應用於其他社會時，解釋力就有所欠缺。例如，馬克思在解釋中國和印度等東方社會時，就提出了“亞細亞方式”的概念。實際上，即使是西方社會，也沒有沿著馬克思當時所設想的線性發展。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自我毀滅的力量。資本的目的是通過剝削勞工階層來賺取剩餘價值，這使得資本和勞工階層處於對立面，勞工階層便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馬克思的假設是國家（政府）僅僅只是資本的代理人，國家（政府）和資本是一一對應關係，因此，勞工階層（社會）便是資本—政府的對立面。但後來的發展證明，資本和政府的利益並非繫結關係，資本和社會、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是可以變動和重塑的。勞工階層的鬥爭帶來了福利社會的發展，而政府“經濟”角色的調整帶來了規制資本主義的崛起。也就是說，如果加入了社會變數，那麼對工業革命和政治秩序之間關係的理解應當是：產業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再者，因為產業結構的核心在於技術結構，因此，也可以表述為：技術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一）農業社會的政治秩序。在漫長的農業社會，傳統農耕技術使得經濟生活具有分散性，因此社會是“一盤散沙”，經濟上自給自足，表現為“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政治秩序要不體現為地方化的封建王朝秩序，要不體現為鬆散的帝國秩序。即使是帝國秩序，皇權往往是無為而治，或者統而不治。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中國的歷朝歷代，都具有這種秩序特徵。（二）商業社會的政治秩序。早期的商業社會也具有分散性。商業以城市為中心，商業網路往往也是在附近幾個城市之間形成的，雖然存在遠端貿易，但規模不大，參與的人數也極其有限。但是，商業的分散性和農業的分散性不同，商業在於交易，表現為一種基於交易之上的集體性社會關係。同時，商業的交易又表現出平等性。表現在政治秩序上，則是分權和自治，最為典型的便是城市國家。應當指出的是，農業社會也有商業，但因為主體是農業，政治秩序反映的是農業經濟秩序，而非商業。在中國，國家更是形成了“士農工商”的意識形態，長期處於重農抑商的氛圍。（三）工業社會的政治秩序。工業社會可以分為早期的絕對專制主義和後期的工業民主兩個階段。工業化早期是絕對專制主義。第一，工業化使得“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從前“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們之間出現一種“有機的團結”，產生了新型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有利於國家政治權力的集中。第二，商業和資本有極強大的國內統一市場的需要和國際拓展市場的需求。第三，政治權力秩序從封建王朝轉型到近代國家。近代國家基於主權之上，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統一。第四，第二點提到的資本的需要和第三點提及的國家的需要，形成了兩種力量的結合。工業化和工業技術的擴散無論對社會秩序還是政治秩序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社會結構來說，工業化技術的擴散導致了城市化，生產力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脫離貧困，最終形成中產階層。工業化的發展基於勞動分工之上，勞動分工需要大規模的教育，以此獲得工作技能，而財富的擴散和收入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教育的擴散不僅促進民眾權利意識的產生，也賦予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技能，最終導向了工業民主，形成民主的政治秩序。這是先發國家政治秩序的演變過程，後發國家的情況則很不相同。在後發國家，政府往往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社會階層往往更多地依附國家政權。在一些國家，不同社會階層的形成是國家所塑造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權力表現為集中或者高度集中的形式。人工智慧技術的五大特徵“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破壞甚至摧毀傳統的社會政治秩序，同時新的社會政治秩序已經變得若隱若現。人工智慧（廣義上的技術）表現出來五個顯著的特徵，這五個特徵基本上決定了未來社會政治秩序的特徵。第一，技術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人工智慧的技術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國的幾家大公司。在全球範圍內，中美兩國掌握大部分人工智慧技術能力，而其他國家雖然也具備一定的人工智慧技術能力，但相比之下仍無法與中美兩國相媲美。而僅就中美兩國對比，美國則擁有更多的技術能力。今天，儘管美國一直宣揚中國在這個領域對美國公司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但是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層面看，人工智慧領域有意義的競爭都發生在美國的幾家大公司之間，而非中美之間。再進一步，即使在中美兩國內部，人工智慧技術的區域分佈也集中在少數幾個地區。在美國，人工智慧技術主要分佈在兩個區域：一是西邊從加州矽谷到德克薩斯的狹長地帶，二是東北部的波士頓—紐約區域。在中國，主要分佈在三個區域：一是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深圳—廣州），二是長三角地區（蘇州—上海—杭州），三是北京地區（主要是科研）。一種技術的集中性達到如此的高度也是近代以來所少見的。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中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擴散性和分散性是三次技術革命的特徵。在發達的西方，對基於傳統技術之上的產業的反壟斷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通過分解（拆分）一個企業以防止其取得壟斷地位，從而為創新和新企業的產生創造制度條件。但是，對於高科技企業的反壟斷問題迄今為止依然懸而未決。因為基於網際網路之上，如果進行分解，就不太符合資訊產業的發展邏輯。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反壟斷機制，那麼這種集中度只會越來越高。第二，管控的高度集權性（highly centralized）。管控人工智慧使用的角色要麼是各國政府，要麼是各個大公司（即網際網路平台公司）；人工智慧領域的主導力量要麼是各國政府，要麼是各大公司（即平台）。基於網際網路之上的人工智慧涉及國家間的關係，這裡蘊含兩種相關但又不同的安全問題：一是技術本身和技術使用的安全問題（safety）；二是國家間的安全問題（security），即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是否構成威脅的問題。基於對技術本身安全和國家間安全的需要，管控的高度集權性不可避免。這也就是為什麼自網際網路產生以來，人們對網際網路主權的討論從未終止過。儘管網際網路主權很難實現，但各國還是千方百計地來掌控網際網路，使其體現出一定程度的“主權性”。再者，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僅僅通過一個國家一個介面或者幾個介面的方式進行，這種關聯方式也為高度集權性創造了技術條件。這種集權性也可以表現為公司形式。儘管在內部事務上，一些美國公司擁有了某種程度的對抗國家的權力，但在國際層面，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公司就是國家的代理人。第三，競爭的高度封建性（highly feudalized）。正是對上述兩種安全的恐懼導致了國家間或者區域間競爭的封建性。“封建性”在某種程度上可理解為，國際層面上人們針對一個國家“一統天下”的擔憂，以及國內層面上對一家公司可能形成壟斷地位的恐懼而所做的努力與反應。今天，無論是一國內部的科技公司之間還是各國政府之間，都在追求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所說的“多頭政治”的平衡，以避免出現“大一統”的局面。各種不斷產生的新技術包括不同的作業系統和區塊鏈技術，正在促成一種新的封建秩序，各種主體分割而治。在民眾中間日益盛行的“資訊繭房”也強化了這種新趨勢。這是一種新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第四，商用者的高度壟斷性（highly monopolized）。承接前文邏輯，無論商用者是政府還是公司，都很容易趨向於高度壟斷性。從經驗上看，即使使用者是個人，也呈現出高度壟斷性質。無論在那裡，今天的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領域都被各個領域有網路影響力的人物（大V）及其小團體所壟斷。這些大V及其團體往往集聚和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享有無論是物質意義上的還是話語權意義上的不相稱的權力。他們往往被視為各個領域的“精英”，任何東西（宗教、思想、價值觀、謊言、謠言等），一旦具有了“商用”價值（即只要有人信），他們便會趨之若鶩，毫無底線地追求流量，把某一事物的商用價值推到極端。第五，使用者高度分散性（highly diffused）。使用者即最底端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迄今為止網際網路可以說是最具有民主性質的技術，因為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人們必須溝通，這也就是基於網際網路之上的社交媒體今天如此普遍的一個原因。但是，這種技術的可得性也導致了個人的“原子化”。而現在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被視為高度“民主化”的網際網路技術導致了個人的極端“原子化”。在社交媒體中，人們是互聯著，但又不是互聯著的，因為他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溝通。在年輕群體中，很多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語言溝通的能力，他們之間的溝通往往發生在一個人的拇指與另一個人的拇指之間。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往往還是大V們的商用對象，大V們對他們來說具有吸引力。“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導向怎樣的社會政治秩序？從經驗上看，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技術的五個特徵一直在強化；從原理上說，這種趨勢只會強化，而沒有弱化的可能性。那麼，從技術的這些特徵看，“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導致怎麼樣的社會政治秩序呢？（一）牧民社會政治秩序。最有可能的一種是“牧民社會結構”和與之相應的“牧民社會政治秩序”。“牧民”的思想早見於中國古代經典《管子》。《管子》的第一篇就是“牧民”，大致意思是說，統治者要創造足夠的財富，把老百姓養起來。“牧民”就是承認基於人性差異之上的人的差異，在承認人類差異的基礎上進行統治。牧民社會表現為三層結構，即牧羊人、牧羊犬和羊群。對應於人類社會，則是最高統治者、統治精英和民眾。在人工智慧時代，人工智慧已經出現替代“牧羊犬”或者“統治精英”職能的趨勢。現在人們所擔憂的是，“人工智慧”的能力是否有一天會超越“牧羊人”？如果不能超越，那麼人工智慧依然是可控的，是人類的工具；如果被超越，那麼人類整體就會受制於人工智慧，甚至成為人工智慧的奴隸。正如前面三次工業化塑造不同的社會政治體系，“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會造就不同的政治體系。形成中的“牧民社會”至少可以有兩種社會形態：一是傳統福利社會的擴大版。人工智慧影響就業，甚至剝奪人類的就業機會，從而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過，從積極面來看，人工智慧不僅使人類從大多數工作中解放出來，還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可以擴大傳統的福利體系，保證社會成員的生活不受太大的負面影響。歐洲一些小國已經在施行普遍工資制度，即使民眾沒有任何工作，也能得到一份工資。二是通過技術手段實行高度集中的統治。這種形式更多地會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民眾政治意識比較薄弱的社會。但無論那一種形態，牧民社會都會是一種表面上平等但實際上高度等級化和高度依賴性的制度秩序。（二）新型封建社會秩序。人工智慧技術在不斷演化，尤其在應用領域。當人們（尤其是體現為不同的國家或者利益群體）意識到高度集中的危害性時，便會想方設法去發展反集中的技術，這樣便會展開集中—反集中的競爭。前面所說的區塊鏈技術和不同作業系統的開發就反映了這一趨勢。結合目前國際社會劇烈的地緣政治之爭、中美兩極化和區域多極化趨勢，還有各國內部中央—地方極化的現實政治趨勢，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造就的很可能是一個新型封建體制，無論在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在近代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體系出現之前，世界呈現出多個帝國並存、等級制明顯且相互分割的封建格局。由於現代國際體系是建立在近代以來建構的主權國家之上，借用近代主權國家興起之前的“封建”概念，我們可以說，當前國際局勢也產生了新的“封建”特性。隨著美國作為一霸超強的衰落，世界其他大國開始逐鹿中原——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勢力範圍、國際乃至區域秩序，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國際秩序的“再封建化”。大國在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從經貿領域到軍事領域的勢力範圍，國際秩序出現區域集團化和價值集團化兩種情形。集體安全機制也遭到削弱。當聯合國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約束成員國遵守規則時，表明其系統已被削弱。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會加速這種新型封建體制的形成。高科技發展到人工智慧的階段，其賦權的能量的確越來越巨大，但賦權表現為絕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一國之內，更表現在國家之間。在一國之內，人工智慧對國家、對公司、對個人的賦能極度失衡。對國家間來說，人工智慧分佈在少數幾個大國，大多數國家並沒有能力擁有人工智慧。（三）無政府狀態。美國擁有世界最先進且數量規模最為龐大的人工智慧技術，因此其社會受到的影響也會尤為顯著。人工智慧無論是對倫理和道德、對就業和收入、對傳統制度、對社會意識等各方面的影響已經在美國社會得到充分的反映。傳統制度被摧毀了，新的制度還沒有正式確立。舊的利益團體（和精英）受到深刻的衝擊，新的精英還沒有正式確立統治地位。民眾要不就被社交媒體所解放，要不就被社交媒體所奴役，他們依然不知道社會的方向在那裡。毫無疑問，今天的美國社會已經展現出無政府的狀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社會可以很快走出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局面。無政府狀態也可以發生在社會底層覺醒的時候。當被奴役的社會群體意識到自己被奴役時，他們就會進行集體反抗。這種集體反抗也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當然，那會是另一種革命，是通往另一種政治秩序的革命。也應當意識到，技術儘管塑造人類社會政治秩序，但人類社會政治秩序從來不是由單一的技術所決定的。人類社會政治秩序是技術和社會互動的結果。只有當技術和人類的物質、價值需求相一致時，社會才會完全接受這種技術。反之，如果技術和人類的物質、價值需求不相一致，甚至產生對立的時候，技術就很難在這個社會生存。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是，前面三次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技術是人類的工具，為人類所創造，並為人類所用，但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技術則不同。當人類在創造這些工具的時候，這些工具反過來會塑造人類。現如今，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疑不受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的影響。在很多方面，人類已經把“選擇權”和“決策權”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讓渡給了這些“工具”。結論正如前面三次工業革命塑造不同的社會政治體系，基於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基礎之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會造就不同的政治體系。最有可能的一種是“牧民社會結構”和與之相應的“牧民社會政治秩序”。在人工智慧時代，由於廣泛和毫無節制地使用（無論是主動使用還是被動使用）人工智慧相關的工具（尤其是基於網際網路的各種社交媒體），導致了人類的自我智力傷害。尤其是在當下高科技發展到人工智慧的階段，隨著技術“賦權”能量愈加巨大，愈發呈現出絕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一國之內，更表現在國家之間。“牧民社會”的治理結構正在快速形成和崛起——人工智慧對人類最大的衝擊是智慧的不平等，倘若人類利用人工智慧進行自我傷害的趨勢繼續下去，最終的結果必然是重返“奴隸式依賴”。自從人類有意識地去發明和創造技術以來，一個總的趨勢是：機器越來越像人，而人越來越像機器——因為人是根據自己的人性來塑造機器的，機器便有了最終征服和奴役人類的機會。今天，人工智慧已經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經在扮演著“牧羊犬”的角色。倘若這一趨勢得不到遏制和管控，人類恐將成為“會說話的羊群”。以此看來，如果沒有新的啟蒙運動和新人文意識的崛起，那麼和前面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很可能是大倒退。鑑於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勢頭及其對人類智力的巨大負面影響，人們需要直面這個問題，找到有效的糾正方法。從長遠來說，各國所需要的是從根本上進行教育改革。人類已經進入人工智慧時代，但各國的教育系統依然停留在前人工智慧時代，因此教育與社會發展嚴重脫節。正如教育在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革命處理程序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在人工智慧時代，一個國家的未來，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其在國際舞台所處的位置，都取決於其教育改革。 ( 社會科學文摘)

導語：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於3月25日至28日在海南舉行。本屆年會以“在世界變局中共創亞洲未來”為主題，吸引來自數十個國家的政商學界人士齊聚一堂，為應對亞洲和世界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和緊迫問題凝聚“博鰲智慧”。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應邀出席年會，先後參與了“高端對話：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全球南方：共同邁向現代化”及“點亮藍色，共建‘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三場主題分論壇，就“全球南方”包容性現代化發展路徑、重塑國際互信機制以及中國科技創新前景等議題，分享洞見與思考。論壇期間，鄭永年教授還接受了央視新聞、環球時報、中國新聞網、新京報等權威媒體採訪，就地區科技創新生態、地區地緣政治局勢演變等話題發表觀點。IPP評論特對鄭永年教授在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上發表的精彩觀點進行彙編。鄭永年：中國的單邊開放將為更多國家提供發展機遇鄭永年教授在“高端對話：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主題分論壇上表示，當前全球面臨信任缺失、發展不均衡等挑戰，亟需重建信任，推動更加平衡和包容的全球化。他結合近年來出現的“人為去全球化”現象指出，國與國之間的信任，根本上源於各國的發展狀況。當經濟和社會基礎不穩固，往往國家間的摩擦與分歧也會加劇。此外，全球化浪潮下國家之間的紅利分配不均也會催生國家間的信任裂痕。他認為，就當下而言，加強溝通對話對重建信任十分關鍵。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等促進溝通對話的倡議，正是在溝通對話中促進發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戰爭、暴力等一系列問題。同時，中國正在推行的單邊開放將為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發展機會與合作機遇，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投資等，推動各國實現共同現代化與共同繁榮。鄭永年教授參與“高端對話：在世界大變局中重建信任”主題分論壇。圖源：博鰲亞洲論壇官網鄭永年教授在論壇間隙接受記者採訪。圖源：博鰲亞洲論壇官網鄭永年：中國“開源式現代化”為全球南方貢獻發展樣本鄭永年教授在博鰲論壇年會“全球南方：共同邁向現代化”分論壇上發言指出，當前“全球南方”正在探索現代化路徑，這是其在發展路上繞不開的課題。他強調了“開源式現代化”的理念並表示，日本、新加坡和中國都是成功實施此模式的國家。以中國為例，中國向美國學習，也向新加坡學習，在發展模式上博采眾長。他強調，對全球南方國家來說並沒有單一的現代化道路，各國要找到最適合自己文化及國情的現代化道路。而中國的現代化經驗，可以為很多國家提供參照，中國的“開源式現代化”模式，也有望為欠發達國家注入新的動能。鄭永年教授參加“全球南方：共同邁向現代化”分論壇。圖源：博鰲亞洲論壇官網鄭永年：中國絕不可能像列強一樣瓜分世界面對全球地緣政治環境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上升，以及個別國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鄭永年教授在會上提到了三個“不要低估”——一是不要低估美國新政府的破壞能力；二是不要低估川普政策對美國盟友和那些高度依附於美國的國家的影響；三是不要低估中國的開放政策及其對全球貿易體系的重塑能力。他指出，兩大全球秩序正在崩潰——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秩序。在俄烏和平談判的處理程序中，美國和俄羅斯都在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進一步加劇分裂和兩極分化。他相信，基於主權國家原則的現代國際法可能會崩潰。未來，我們可能面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對於部分中小國家對中國崛起及大國博弈外溢影響的擔憂，鄭永年表示，中國不是美國，不會像列強一樣瓜分世界。幾千年來，中國從來沒有把任何國家稱為殖民地國家，更不會加入瓜分世界的行列。鄭永年：亞洲國家應該發揚所謂“亞洲精神”，有事好商量3月27日，鄭永年在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點亮藍色，共建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分論壇上指出，南海問題離不開當前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南海局勢的緊張，也是因為一些國家有目的的在挑動。他提倡，亞洲國家應該發揚所謂“亞洲精神”“東盟精神”，秉持求同存異、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穩定亞洲發展局面的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各國不要想著通過域外國家的干預解決問題，“亞洲國家坐在一起，有事好商量”。至於接下來南海是否可能爆發衝突，鄭永年教授認為，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一個國家，已經具備了充足的解決問題能力，尤其是軍事能力，但像中國一直自我克制不去使用。他舉例說，對菲律賓非法在中國仁愛礁“坐灘”的軍艦，若是參照美、俄的做法，中國早就解決了。但中國文明與西方的擴張性文明不同，不會輕易使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中國既要遏制他國侵犯其核心利益，也在克制自己不要讓衝突升級。他認為，總體上看，南海可以保持和平的，但這種和平是有底線的，這也凸顯了雙邊和多邊對話機制的重要性。鄭永年教授在“點亮藍色，共建‘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研討會上發言。圖源：博鰲亞洲論壇官網鄭永年：人工智慧的發展正在進入中美雙核驅動的新階段在論壇期間接受記者集中採訪時，鄭永年表示，DeepSeek的成功實質性地打破了人工智慧既有的技術壟斷格局。其不僅基於開源生態系統建構，其自身發展也秉承“開源精神”。這也讓美國企業重啟開源策略，預示著人工智慧的發展正在進入中美雙核驅動的新階段。他認為，AI的核心是應用，這方面是中國的優勢。當DeepSeek一出來，中國多地政府都在推動應用。他分析稱，如果能夠推動技術引領，就能夠產生新的技術產品，並創造更加豐富的消費新場景。他認為，就目前而言，不同城市在發展人工智慧產業上擁有不同的比較優勢。企業是很聰明的，將在各地政府著力培育的AI產業生態中，自主決定在不同城市間的發展佈局，和其他企業一同構造AI的產業業態。鄭永年：未來15年，美國在很多領域或將依賴中國原創鄭永年教授在會上分享了關於中美科技競爭的前瞻性洞察。他指出，近代以來，很多“0到1”的原創技術確實來自西方。但這不代表非西方國家沒有原創性機制。比如，日本和韓國在經濟起飛的前二三十年，普遍應用西方技術。但當它們積累了一定技術後，就轉向了原創性技術。他表示，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的確大量應用西方技術，但經過多年發展後，中國已積累足夠多的基礎轉向原創。他表示，如果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在未來10到15年，在某些領域，美國可能反而需要依賴中國。另外，中國的科技領域非常“年輕化”，以人工智慧為例，行業裡都是最年輕的中國人，這讓這些領域的創新前景更令人感到樂觀。鄭永年：面對美國新一輪關稅，中國企業韌性早已顯現當地時間26日，美國政府宣佈對進口汽車徵收25%關稅。鄭永年教授在博鰲論壇年會上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企業的韌性經過多年貿易摩擦的考驗，早已具備足夠的抗衝擊能力。美國關稅政策最終可能傷害更深的，反而是美國自身。鄭永年指出，美國政界普遍承認中國在新能源車領域的領先地位。這一行為的背後是出於地緣政治考量，而非產業競爭。但歷史證明，保護主義無法讓國家致富，高水平開放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他強調，即便面對貿易壁壘，中國依然會主動擴大開放。鄭永年：海南可加快與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2025年是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封關運作、擴大開放之年。鄭永年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海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優勢使其具備了巨大的發展潛力。同時，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龐大的經濟體量為海南提供了廣闊的合作空間。他強調，海南與粵港澳大灣區應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他表示，海南可充分吸收和借鑑香港在自貿港建設過程中積累的優秀經驗。海南與香港正式簽署瓊港合作備忘錄，此舉無疑將進一步深化兩地之間的合作。另外，海南與粵港澳大灣區應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他認為，海南自貿港建設不應侷限於單一模式的借鑑，而應採取開源式的策略，廣泛吸收全球知名自貿港的成功經驗，通過博采眾長，打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自貿港。鄭永年：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對提振消費非常重要鄭永年教授在論壇間隙，圍繞如何提振消費等問題接受了媒體記者的採訪。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從人口比例來看，只有30%左右，而一些發達國家中等收入群體都曾越過50%的門檻。中國需要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在他看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對於提振消費非常重要。“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等收入群體具有持續的消費能力，低收入群體始終消費不足，還有少部分人存在消費焦慮。所以，推動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持續擴大，應當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目標。”他進一步表示，下一步要加大對新技術的投資，這樣才能創造更多新產品，從而更好滿足消費需求。鄭永年教授接受媒體記者集中採訪。圖源：博鰲亞洲論壇官網(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