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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愛談“非洲建廠”, 中國的一個特殊做法引人深思
9月4日至6日，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將在北京舉行，這是近年來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外國領導人出席最多的主場外交，備受世界矚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國為提升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力並開採非洲礦產，借由G7集團提出了“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夥伴關係（PGII）”，試圖對標“一帶一路”倡議。中美在非洲是否會因此陷入競爭關係？中非國際合作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本文基於對中非長期工業合作的觀察，認為非洲工業化之所以舉步維艱，是因為各類要素難以組成一個有機的體系。而在中非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中國借助工業園建設、與工業投資相聯動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注重非洲本地市場的工業投資，為非洲提供工業化的支撐條件，幫助非洲國家整合部分經濟要素，並帶動非洲相關產業鏈乃至產業叢集的發展。
作者指出，歐美工業國家總是以本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為標尺，批評非洲落後，強制非洲國家模仿歐美樣板。而在中非合作中，中國並未強迫非洲國家成為“世界工廠”，相反大多都著眼於非洲國家本土市場，其生產供應和市場銷售環節都紮根非洲。由於非洲市場體量小、位置偏遠，往往被跨國企業忽視。事實上，非洲基於本土市場的工業化，不僅使中非合資企業能夠長期經營，更帶動當地企業發展。
作者也指出，非洲工業化仍面臨與當地政治社會結構和生態互相牽制的困境，且非洲各國在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同階層受到的影響大相逕庭，這既給中非合作的深化帶來嚴峻挑戰，也是某種歷史機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4期，原題為《啟動非洲工業化：“一帶一路”能帶來什麼》。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啟動非洲工業化：“一帶一路”能帶來什麼？
▍舉步維艱的非洲工業化
非洲各國政府早就達成共識：“工業化是發展的核心”，並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不斷致力於規劃工業化路徑，發展本國的工業部門。然而，無論是20世紀60～70年代強調自力更生和“進口替代”的工業政策，還是此後西方援助國促使非洲國家推行的以市場自由化為特徵的“結構調整”政策，都未能幫助非洲實現持續的工業化轉型與增長。21世紀，非洲國家重新規劃了工業化的路徑。整個大陸統一思想，制訂了雄心勃勃的“非洲發展新夥伴計畫”（2001）和“非洲加速工業發展的行動計畫”（2007），但這些新舉措的效果仍有待檢驗。雖然在過去20年中，大多數年份非洲製造業的絕對產值基本保持增長，但是增速緩慢，導致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反而下降（圖1）。
非洲工業化的最大挑戰在於，各類要素難以組成體系。亞當·斯密在工業革命早期就觀察到，工業化的高生產率主要來自勞動分工與協同合作，並在分解了的生產過程中應用機器，以極高的效率來完成極簡單的動作。這一基本模式在21世紀的製造業中仍然適用，只是分工合作的深度與廣度遠遠超過了以往。今天，製造任何一件產品，無論是別針鞋帽還是電腦汽車，都需要一系列的企業和工廠互相配合，從原材料處理、工具機械、款式設計，到配件輔件製造、成品定型和包裝銷售，每家企業可能只負責一個或少數幾個產業鏈環節，以專業精熟在市場競爭中取勝。企業內的生產過程更是被高度細分，一條流水線往往有上百道工序，幾百名工人同時運作，並使用大量機器裝置。現代工業環環緊扣的合作體系意味著，相關的每一方必須精確地完成自己的任務，任何一個部門、個人乃至機器部件的缺失或延誤，都可能導致整個製造體系無法順利運行。另外，巨大的物資交換和流動也對基礎設施和綜合管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因此，現代工業的發展不能單靠個別企業或部門，而是對一個國家的生產和流通能力全面的考驗。
非洲國家在歷史上長期作為歐美的原材料供應來源，大多數國家沒有完整的工業部門，即使是現有的工廠，也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的機械裝置和零部件。當地的電力水力供應也往往比較落後，無法滿足大規模生產需要。交通設施簡陋失修、行政低效和政治地理複雜，導致非洲地區內以及與其他地區間的物資交換流通不暢。由於缺乏實踐經驗和系統培訓，工人的專業技術水平與管理者協調統籌組織的能力都有待進一步提高。這些因素在多個層面上制約了合作分工的深入進行，日積月累，非洲工業與世界其他地區間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一帶一路”對非洲工業化的推動
非洲大多數國家目前仍以傳統小農經濟為主，依賴於自給自足的物質生產。只有推進深度細分的工業化專業生產，配以不斷擴大的市場經濟，才能顯著持續地提升生產力。近代中國的經濟也曾長期以農業為主，在發展民族工業的道路上也經歷了不少坎坷艱辛。四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工業實現了“井噴式”增長，成為“世界工廠”，其成功經驗引起了非洲國家極大的興趣。對於中國而言，工業發展的不斷增長推動了對資源、勞動力和市場的進一步需求，在歐美市場飽和、國內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亟須尋找新的合作夥伴與增長機會。鑑於雙方共同的利益與興趣，“一帶一路”倡議將工業產能合作作為中國與開發中國家互利合作的一個重要方向，而歷屆中非合作論壇也始終在行動計畫中強調“產業對接”和“工業化”。
面對非洲缺乏工業支撐體系和物流聯通的挑戰，中國在非洲推進產能合作項目時，實施了三個具有針對性的特色舉措。
首先是建設工業園。鑑於非洲國家的總體工業水平普遍較低，生產要素缺這少那，不能隨時獲得。為了保證快速順暢地進行規模化工業生產，中國一些企業在當地投資建設了工業園，或是引入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縱向配合，或是提供基本設施與服務，幫助相似產業橫向集聚。例如，中國有色集團在尚比亞設立了謙比希中贊經貿合作區，對在當地採礦的初級產品進行深加工。入園企業大多為有色集團下屬企業，覆蓋了銅、鈷等資源的採選、冶煉、加工各環節的產業鏈。也有幾家民營企業和當地私人企業，提供機修、後勤之類的配套服務。通過園區的形式，中方將現代工業的轟鳴聲帶進了非洲中部的蒼莽山嶺之中，使尚比亞不再簡單依賴資源採掘，而逐步向更高附加值的加工產業攀升。有色集團還在尚比亞首都盧薩卡郊外建了一個分區，根據都市的特點會聚了食品加工、釀酒、塑料製品等輕工企業。入園企業之間雖沒有直接業務聯絡，但依託園區提供的水電、交通、安全等服務，攤薄了建廠成本，大大縮短了投資周期，不然，單是申請工業用電一項就可能耗費2～3年的時間。缺乏國際經驗和雄厚資本的中小企業“抱團”也能交流資訊，少交很多“學費”。
第二個中非合作特色是基礎建設與工業投資聯動。中國的製造業和建築業規模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中國企業在非洲更是一騎絕塵，在2019年佔整個非洲建築市場61.9%的份額。一方面，中國建設的基礎設施為非洲工業發展提供了能源、交通等各種必需設施；另一方面，中國之所以能在非洲的基建行業取得持續的增長，也離不開工業化的助力。在非洲建設基礎設施的難點在於：投資大，回報周期長。上千公里的距離只有兩三座中型城市，人口稀少、經濟落後，有時收取的費用甚至不足以維持設施營運。有鑑於此，中國與非洲國家共同謀劃與基礎設施相聯動的工業項目，以提高基建的效用和收益。以亞的斯亞貝巴-吉布地鐵路為例，中國政府引導企業將“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同產業園區、經濟特區建設結合起來，努力建成沿線產業帶，形成大型基礎設施與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附近，本就有兩家中國民企開發的工業園，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又與衣索比亞工業部簽署協議，在亞吉鐵路沿線建設哈瓦薩、迪爾達瓦、孔博查和阿達馬等一系列工業園區，以充分利用鐵路的運力。中國招商局則參與了吉布地新港口的建設，旨在大幅提升港口吞吐能力，應對新鐵路增加的貨運量。同樣，著眼於蒙巴薩-內羅畢鐵路的長遠發展，中國和肯亞也簽署了升級蒙巴薩港口、在港口附近建立經濟特區的協議。
第三，中國在非洲的工業投資注重生產適合當地市場的產品，從而能與當地的發展水平更好融合，產生持續性的工業化動力。儘管有經濟學家曾預言，非洲會像亞洲國家一樣，依靠人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轉移，通過出口加工來引領工業發展。然而，在實踐中，當出口訂單來到非洲工廠後，由於缺乏配套供應商和服務商，原材料、配件、機械備用件等諸多物資都要依賴進口，而這又面臨非洲行政管理拖拉、交通設施擁堵、物流不暢、匯率不穩等諸多頑疾，使訂單的質量與時效難有保障。在亞洲，有以日本與中國為核心的全面成熟的工業體系，地區內其他國家能夠在這一體系中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承接產業轉移。可亞非間的地理距離與社會差異，使非洲很難深度參與到亞洲的工業體系中，單靠降低生產成本，無法彌補其他方面配套缺少的弊端，少數幾家以生產基地轉移為目標的外國投資廠家，在東非和南非僅能維持較小的經營規模，難以擴張。
相反，在非洲能站穩腳跟、長期經營，甚至能帶動當地企業共同成長的工業企業，大多都著眼於非洲國家本土市場，其生產供應和市場銷售環節都紮根在非洲。例如，一位溫州商人在2010年前後到奈及利亞考察，發現當地大量從國外進口陶瓷製品，他立刻從中看到了商機。因為陶瓷本身價值不高，但重而易碎，不利運輸，如果能改為當地生產，會有很大的優勢。於是他迅速用4000萬美元建起了旺康陶瓷廠，生產的瓷磚隨即受到了當地消費者的歡迎，供不應求。十餘年來，公司陸續在奈及利亞、迦納、坦尚尼亞、烏干達設立了五家大型瓷磚工廠，貢獻了25%的非洲瓷磚產能。這一例子表明，針對當地市場的工業化並非重複以往的“進口替代”政策的結果，而是以發現被忽視的非洲市場、佔據細分領域為主要特徵的市場行為。由於非洲市場體量小、位置偏遠，往往被跨國企業所忽視，出口到非洲的產品價格貴、款式老，很少關注當地消費者的特殊需求。中國企業卻在與非洲日益緊密的經貿聯絡中，敏銳地觀察到了非洲市場的成長新動向，在當地設廠生產建材家具、塑料製品、食品醫藥、服裝鞋帽等生活類工業品，不僅顯著節省了運輸成本，而且產品針對性強、時效性快，能根據消費者的需要調整產品性能，跟上市場的潮流變化。因此，這些當地生產的產品並非替代了進口產品的存量，而是填補了市場的空白，成為市場的增量。
中國企業之所以能捕捉到非洲基於本土市場的工業化這一契機，既源於中非在商貿、經援、基建等領域多年的合作，使中國商人瞭解和熟悉了非洲市場的特點與需要，也與中國自身強大的工業體系分不開。旺康的創始人原本並不經營陶瓷，但當他看到商機後，很快就聯絡到國內的陶瓷生產裝置供應商，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在非洲完成生產線的裝配，安裝、偵錯、培訓、維修一條龍服務都能依託國內廠家，非常便利。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既有高精科技，也有傳統低端產業。由於非洲電壓不穩，維修困難，很多歐美的新型精密機械並不適用，反而是中國製造的一些基礎型裝置經濟耐用，在當地環境中如魚得水，能充分發揮效用。面向非洲市場的工業投資利用中國完善的工業體系，為在非洲的生產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配套服務，這些工廠在當地獲取主要原材料，在當地市場銷售，逐漸形成了工業化生產流通的初步體系。雖然這些產業開始體量很小，但卻能帶動當地社會綜合性的循環發展，而不僅是簡單地依靠廉價人力成本，因此，這一工業化模式的動力更持久、更全面。
筆者在迦納曾調研過當地塑料回收加工行業的興起。起初，一家來自福建的企業開始收集當地人喝袋裝飲用水後丟棄的包裝，處理加工後可作為購物塑料袋出售。雖然這個工作又髒又累，但因為幾乎沒有競爭，企業獲利頗豐。這一消息很快引來了不少跟隨者，先是有十來家中國企業倣傚，後來當地企業也聞風而動，通過他們的中國朋友找到了機器裝置供應商，也進入這一領域。新加入的廠家在起初六七年中並沒有發生激烈競爭，而是共同把行業蛋糕做大，回收的範圍從首都逐漸擴展到全國，產業內也產生了細分領域。當地企業熟悉社會環境，能更好地找到廢棄包裝袋的堆放地點，它們更多地專注於上游回收和初級處理，僱用了數以百計的廢品回收員；中國企業對機器性能和生產工藝更瞭解，它們就日益投入在技術要求高的後端加工環節。此外，也有不少中國和迦納企業把眼光投向了其他類型的塑料回收與加工。短短幾年時間，一家發現了市場機會的中國工廠，在迦納國內帶動了整條塑料回收加工產業鏈和產業叢集的發展。
▍中非工業合作面臨的挑戰與解決路徑
中非工業合作依靠獨特的協同模式和互補的經濟結構，在21世紀前2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國在埃及、尚比亞、奈及利亞、模里西斯、衣索比亞等國建立了6個國家級經貿合作區，吸引了逾300家企業入駐，僱用當地勞動力30000餘人。由企業自己投資或參建的工業園更是有數十個，在非洲投資的中國工廠達到數千家，帶動了更大數量的當地工人就業，以及配套供應商、服務商與下遊客戶業務的增長。但是，非洲工業化的長期性挑戰依然存在，對中非工業合作的持續性增長提出了嚴峻考驗。
前文提到，非洲工業化的關鍵問題在於缺乏體系的配合。雖然中國企業通過工業園、配套基建、產業鏈以及市場對接等方式，解決一部分要素的協同配合問題，推進了非洲的工業化處理程序；但工業化要持續發展，單靠增加裝置或建立工廠遠遠不夠，還需要社會觀念、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配合工業生產全面改變。但在非洲這樣一個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習俗，歷史文化與中國相差巨大的地區，若要全面廣泛地改變當地的社會形態，其難度可想而知。在實踐中，中方的工業投資與合作活動會在無數場合遇上與傳統社會風俗的矛盾衝突，例如非洲員工為去教堂禮拜而拒絕加班完成訂單，土著酋長不承認政府的土地批文而索要額外賠償，本地商業夥伴由於時間觀念差異而爽約未能供貨，移民局審批程序冗長導致居留許可才發下便已過期；更不用提教育水平低下導致的技術人員嚴重缺乏，官員們貪得無厭、索賄成風，或在當地與外界政治勢力攛掇下抹黑污衊中國工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貢納爾·邁爾達爾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指出，社會經濟制度有自我強化的特性。由於社會的慣性，非工業化國家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難度，要遠遠大於發達國家繼續工業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的薄弱使這些國家陷於低水平平衡狀態。洪源遠同樣寫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往往需要良好的制度支援，比如財產產權保護、專業行政管理、有效問責機制等等，但“取得這些先決條件看起來也依賴經濟發展水平”。這就形成了“雞與蛋”式的循環因果困境，眾多非洲國家正是因為無法改善政治社會生態，造成工業體系營運無法長期持續，而下滑的經濟又進一步惡化了社會環境。
因此，能否有效克服非洲工業化的循環因果困境，是中非合作取得長期成功的關鍵。然而，盤根錯節的傳統社會結構要轉化為新型的工業化生產生活體系，不能依靠任何孤立的外部或內部因素。扭轉惡性循環，需要對“雞”和“蛋”同時進行改善，促成良性循環，協同共進。用足球隊打個比方，只有當所有成員都想著讓球隊得分而不失分時，團隊的共同訓練才有進步。同樣，要確保所有工業化轉型的參與者朝向同一個目標努力和調整，在促進生產力可持續增長的目標下，探索適當的分工和市場運作方式，才能形成合力。但這也是合作中的難點。仍以足球為例，一場球賽中超過90%的動作並不直接導致進球，但是傳球和跑位是進球得分的必要準備。在工業化轉型時，社會上大多數參與者無法觀察到整體長期的生產率增長，只能看到局部行動，追求短期收益，從而偏離總體目標。如何促成各方對總體目標的廣泛認同，是非洲工業化突破以往侷限、取得持續進步的必經之路。這也是中方在與非洲夥伴合作時常常提到的觀念轉變問題。
在中非經貿合作中，雙方的觀念差異是一個巨大的障礙。文化和歷史的影響之外，導致觀念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努力目標不同。例如，在中國與坦尚尼亞合資的友誼紡織廠中，中方經理的首要目標是提高企業生產效率與利潤，確保企業持續發展；可當地政府委派的坦方經理只關心工廠能為當地解決多少人的就業問題，能向當地政府上交多少稅收，能收購多少當地出產的棉花，卻對企業自身的營運效益並不在意，因為他們相信中方會繼續提供援助，不會讓這一歷史悠久的項目倒閉。與此類似，在工業園和基礎建設的合作中，各方的細分目標也有差別。中方企業的目標更多是自身獲利，中國政府官員的主要目標是改善雙邊政治關係，非洲政府考慮更多的是本國的財稅收入與就業機會，地方民眾則希望得到更多福利。這幾者儘管互有聯絡，也常常會有分歧和衝突。要達成共識與合力，就需要各方在自身的細分目標之上，能為了工業化這個大目標適當調整，求同存異，實現多方共贏。
國內改革中也有類似的觀念改變與融合過程，幾十年來國家通過思想引導與行政管理，逐步克服了社會上的保守主義、地方保護主義、自由主義等傾向，而能團結各界以生產力發展為中心而努力。但中非國際合作的挑戰在於，無法用高層指令來改變目標導向，只能通過對等交流的方式影響非洲夥伴的思想觀念。對此，中非雙方秉承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精神，在實踐中注重充分溝通交流、互相調適，既推動合作項目，又加深理解、促進共識。在上述友誼紡織廠的例子中，中方一方面尊重坦桑傳統，保留大批老員工，並和工會組織積極對話；另一方面則強調企業的市場屬性，引入計件獎金制度，引導當地夥伴注重生產效益，而不是只看自身利益。同樣，在工業園和基建項目中，中非合作不拘泥於固定模式，而是在追求經濟效益長期可持續的原則下注重“雙贏”乃至“多贏”，也即能考慮到更多參與方的訴求，願意犧牲部分短期商業利潤來換取更廣泛的政治與社會認同。中方也與非洲夥伴分享中國在四十年中快速成長為工業大國的鮮活例子，展示工業園和基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引導他們全面認識市場經濟與工業化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巨大發展，從而激發他們為更長遠的合作目標而努力。
當然，合作雙方的觀念交流未必能達到期望的理解程度。但從長遠來看，這樣不確定的交流，是保證中非合作持續深入開展最有效、最本質的方法。外來短期的工業項目，只有先改變非洲社會各界內在的目標追求，才能幫助非洲克服長期存在的社會慣性，形成有利於工業化發展的良性循環。對非洲工業化內生動力的注重與培養，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經驗的傳遞，與西方發展模式有著很大的區別。
▍非工業合作的特色與意義
西方在非洲推動工業化時，始終持有居高臨下的姿態。無論是殖民地時期以宗主國的身份，還是當代以援助者的身份，歐美工業國家總是以本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為標尺，批評非洲的落後，強制非洲國家模仿歐美的樣板。例如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市場原則時，採用停援、制裁等手段來迫使非洲接受西方提出的方案。這種方式帶來的後果是，歐美模式不僅無法有機融入非洲當地社會，反而造成割裂與動盪，導致非洲數十年來始終無法實現全面持續的工業化轉型。
與此相對照，中國在自身一個多世紀的發展處理程序中，經歷過與非洲類似的外部壓力與挫折，並通過自己的摸索，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工業化路徑。因此，中國對於後發國家遭遇工業化挑戰時面臨的矛盾、複雜的境況，有著不同於西方的認識。一方面，中國強調經濟發展和生產力持續增長對開發中國家的重要性。在不斷追求自身產業升級壯大的同時，還希望帶動非洲國家共同發展，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不再受西方的控制和壓迫。另一方面，中國圍繞提高生產力的目標與非洲國家展開合作。對非洲在多樣獨特的國情環境中，用何種方式實現轉型目標，持開放務實的態度，堅持各國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拒絕照搬任何模式，也不將自己的模式強推給任何國家。“一帶一路”所提出的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的指引方針，正體現了協作發展與平等自主並重的原則。
由此可見，中非工業化合作富有特色的方式，既是經濟增長的需要，也蘊含了深厚的政治思考。在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中，中國雖然強調以經濟發展和市場效率為中心，卻並不忽視政治領域。對生產力的重視，來自中國自身與西方列強抗爭的實際經驗：只有依靠市場經濟和工業發展，才能有實力抵禦外國的影響和干涉。這也與中國長期以來支援非洲國家獨立自主，反對西方霸權主義的政策一脈相承。只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中，政治的支援通過經濟的手段才能更有效，也更可持續。反過來，在合作中強調中非的平等交流，並不是純粹的政治姿態，而是因為新的市場與工業體系的建立必須要多方共同長期配合、互相充分溝通，才能走出“雞與蛋”交錯牽制的惡性循環。
非洲各國在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同階層社會成員受到的影響大相逕庭，對變革也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與看法，這既是中非工業化合作繼續深化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也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隨著中國工廠、基建等項目在非洲逐步持續地開展，中非雙方在實踐過程中加深瞭解與融合，形成互動開放的共同體。無論從經濟還是從政治角度出發，中非促進工業化的大目標都相同，所以，即使有暫時的隔閡與波折，雙方也終能通過溝通和調整加以克服。在這個漸進過程中，豐富廣泛的合作實踐所帶來的多方面、多層次的改變，能幫助中非雙方建構起更緊密、更深刻的聯絡與共識。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