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une雜誌─面臨性別鴻溝，亞洲女性攀登高峰之路漫漫

今年1月，日本航空公司的母公司日航集團任命鳥取三津子（Mitsuko Tottori）為下一任首席執行官，全球媒體紛紛稱讚這一任命是性別平等的勝利。現年59歲的鳥取三津子是該公司73年歷史上的首位女性首席執行官。與許多畢業於精英學府東京大學的男性前任不同，鳥取三津子畢業於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女子專科學校，並從空姐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但如果說鳥取三津子的晉陞對日本女性而言是一大突破，那麼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新穎性凸顯了日本“玻璃天花板”的持久性。根據信用研究公司帝國徵信有限公司2023年1月的一份報告，在東京證券交易所的頂級“黃金”類股上市的1,836家公司中，僅有15家由女性領導，佔比不到1%。在日本的董事會中，女性佔交易所黃金市場公司席位的13%，而在美國納斯達克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這一比例分別為32%和33%，在歐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這一比例為40%。

在世界各地的董事會中，女性代表人數不足。在今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僅有28家企業由女性掌管。但在亞洲，性別差距尤其明顯，只有四家《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國線上零售商京東、印度尼西亞石油和天然氣巨頭印尼國家石油公司、韓國天然氣公司和中國電子元件製造商立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女性擔任首席執行官。

毫無疑問，亞洲擁有眾多才華橫溢的女性商業領袖。《財富》雜誌最新一期“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商界女性”榜單評選出了100位傑出女性，這些女性是從每年不斷擴大的高管和企業家名單中選出的。

然而，在幾乎所有有意義的性別平等衡量指標上，亞洲企業都落後於西方同行，包括勞動力參與度、高級職位、薪酬和董事會代表。在亞洲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國和印度，女性在勞動力中的佔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下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中，韓國和日本的性別薪酬差距最高。德勤在2023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儘管馬來西亞在公司董事會性別平等方面領先亞洲地區，女性董事佔比達到28.5%，與全球平均水平持平，但亞洲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女性董事佔比仍然低於20%。

該區域的政府和商界領袖正在逐步採取行動，為女性創造更多的機會。日本大幅提高了女性在勞動力中的比例。亞洲的三大金融中心——中國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東京的股市已經設定了明確的目標，以提高女性董事的比例。亞洲最大家族企業掌門人似乎越來越願意將權力交給女兒，而不僅僅是兒子。

即將於明年3月成為新加坡星展集團（DBS Group，東南亞最大的貸款機構）首位女首席執行官的陳淑珊（Tan Su Shan）認為，過去對商界女性的偏見正在逐漸消失，這讓她感到樂觀。“如今，亞洲女性領導者迎來大好時機。”她宣稱。

但情況複雜，不同經濟體的女性領導人的前景也大不相同。以中國為例，中國正在面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減少的挑戰，有充分的理由鼓勵更多的女性參加工作並加入管理層。兩性平等已經寫入中國的憲法，“婦女能頂半邊天”也是經常被引用的口號。但貝恩公司與獵頭公司史賓沙最近的一份聯合報告發現，儘管中國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職場參與度方面“站在相似的起跑線上”，但“只有一小部分中國女性能進入高管行列……成為首席執行官的更是鳳毛麟角。”該報告發現，在中國，女性僅佔高管席位的19%左右。該報告作者調查的大多數女性表示，她們的家人並不理解她們的職業抱負，而她們的僱主也不支援她們處理家庭事務。

在中國香港，香港交易所的首位女行政總裁陳翊庭（Bonnie Chan）正在領導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試圖說服在該交易所上市的2,600家公司放棄單一性別董事會。2022年，時任港交所上市委員會主席的陳翊庭宣佈，到2024年年底，所有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都必須在董事會中既有男性成員，也有女性成員。這一舉措似乎正在取得進展：陳翊庭表示，截至今年8月，擁有單一性別董事會的上市公司數量已經從兩年前的800家降至不到350家。儘管困難重重，但她表示，“非常有信心”所有公司都將在年底前遵守新規定。

港交所尚未宣佈對錯過最後期限的公司的處罰，但陳翊庭警告稱會有後果。她表示，不遵守單一性別董事會禁令的行為將被視為“違反其他強制性規定。將致函該公司，要求其作出解釋。上市委員會將決定採取何種行動。”

攤牌可能很棘手。中國的國有企業也在之列，它們的董事通常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任命。但位於中國香港的維權投資者大衛·韋（David Webb）公佈的資料表明，在香港上市的中國最大國有企業最近增加了女性董事。

在中國香港上市的公司中，女性董事的比例約為19%。香港交易所尚未對上市公司董事會的女性董事佔比設定強制性配額；陳翊庭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她說：“我希望大家能認識到，這樣做確實能帶來額外價值。”

風險之一是“過度交叉任職”，即同一批女性同時擔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這雖然提高了女性董事的比例，但並沒有真正增加多樣性。據路透社報導，在日本東京上市的公司中，30%的女性董事同時擔任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公司董事，這一比例是男性的兩倍。

新加坡也摒棄了正式的配額制，轉而採用自願目標。新加坡社會及家庭發展部設立的諮詢機構董事會多元化委員會（Council for Board Diversity，簡稱CBD）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新加坡100家最大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從2023年的23.7%提高到30%以上。如果將視野擴大到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700家公司，新加坡在董事會多元化方面的表現就不那麼理想了。根據董事會多元化委員會的資料，在這些公司中，只有16%的董事是女性，38%的公司董事會全是男性成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華僑銀行（OCBC）由黃碧娟（Helen Wong）擔任首席執行官（今年在《財富》“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商界女性”榜單上排名第二位），該銀行的營收為180億美元，是東南亞的第三大貸款機構。

陳淑珊表示，與男性相比，新加坡女性在開始職業生涯時擁有許多優勢。在年輕員工中，擁有大學學位的女性多於男性，而且男性被要求服兩年兵役。但在女性生育後，情況卻往往會發生逆轉，女性被期望留在家中照顧孩子。今年8月，新加坡宣佈到2026年將政府資助的產假從目前的20周增加到30周。政府在去年還採取措施，將卵子冷凍合法化，這是前議員陳淑珊多年來一直倡導的一項措施。

亞洲沒有那個經濟體在性別平等問題上比日本面臨的挑戰更大。日本是世界上勞動力年齡最大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而且長期以來一直對移民勞工持排斥態度。日本男性主導的政府和商界領袖深知，如果日本經濟要實現生存，更不必提及繁榮了，女性必須在職場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的經歷凸顯了這樣一個事實：對於企業來說，糾正性別失衡極具挑戰性，即使人們普遍認為這樣做是生存的需要，而不僅僅是社會公正問題。

在東京工作的風險投資家凱西·松井（Kathy Matsui）說：“在日本，人們普遍認為應為職場女性創造更多機會。但每個人仍在努力尋找實現方式。”

松井凱希曾經擔任高盛日本公司的副董事長，自1999年與他人合作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首次提出“女性經濟學”一詞，自此以來，她一直在解釋“為什麼”。日本一度繁榮的經濟在股市和房地產崩盤之後陷入了長達十年的低迷。曾經在哈佛大學接受教育的日裔美國人凱希·松井認為，日本復甦的最大希望是通過讓更多的女性參加工作來增加勞動力供應，並使她們更容易兼顧工作和養育子女的責任。她計算得出，如果將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當時佔主導地位的50%提高到59%，達到美國的水平，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就能從2.3%提高到2.5%。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凱希建議，日本政府需要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改善產假福利，擴大日托服務的可及性，並確保同工同酬。企業必須對家庭更加友好，並提拔更多的女性擔任管理職務。

日本遠遠超出了凱希的目標。政策制定者和企業逐漸接受了提高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作用的邏輯。2012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在明確支援“女性經濟學”作為其經濟政策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時，援引了松井凱希的觀點。自那以後，日本當局大幅擴大了對有子女家庭的補貼和稅收減免，並增加了托兒所的數量。日本父母現在有權享受180天的帶薪產假，工資為月收入的三分之二。

數百萬的日本女性開始工作。對於處於黃金工作年齡（年齡在25歲至54歲之間）的女性來說，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經飆升至創紀錄的83%，而美國的這一比例為77%。儘管日本的人口持續萎縮，但日本的勞動力仍在增長。

但從其他指標來看，日本在性別平等方面卻仍然落後於其他地區。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資料，在日本的勞動力中，超過一半的女性從事兼職工作，即使那些擁有全職工作的女性也擔任初級職位，薪水也遠低於男性同事。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料，日本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22%，是七國集團（G7）中薪酬差距最大的國家。在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24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18位。

儘管有更多的女性進入職場，但日本董事會中的女性人數卻沒有相應增加。去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目標，即到2030年，女性在主機板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的比例至少達到30%。最近，日本政府又開始要求員工人數超過300人的企業，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定期披露其管理層中女性員工的比例。投資者也在加大施壓力度。包括高盛資產管理和挪威大型主權財富基金在內的外國基金宣佈，它們將對沒有女性董事的日本公司董事會提名投反對票。日本的野村資產管理公司也承諾將採取類似行動。

對這種策略持批評態度的人抱怨說，公司應該根據業績和經驗僱傭領導者，而不應該考慮性別。但鳥取三津子的任命表明，日本有很多才華橫溢的女性領導人被忽視了。1985年，當她加入航空業時，像日本航空（國有航空公司，成立於1951年，後於1987年獨立）這樣的大公司還沒有考慮讓女性擔任高管職務。2010年，日本航空破產，政府聘請了特立獨行的京瓷的創始人稻盛和夫來扭轉局面。在2012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稻盛和夫表示，該公司已經失去了與客戶的聯絡，他領導日本航空進行了企業文化轉型，大力提拔基層員工而不是官僚主義者。在晉陞為首席執行官之前，鳥取三津子曾經擔任首席客戶官。

如果說鳥取三津子代表了日本女性高管的新風格，即通過非常規途徑進入高管層，那麼小野真紀子（Makiko Ono）可能就是通過不懈努力獲得晉陞的女性的最佳典範。

小野真紀子可能是日本最受矚目的女性商業領袖，她是飲料巨頭三得利控股旗下非酒精部門三得利飲料和食品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三得利飲料和食品公司的營收為110億美元，佔集團總銷售額的54%，是日本最大的由女性擔任首席執行官的上市公司。小野真紀子在東京大學學習葡萄牙語後，於1982年加入了三得利的併購團隊。她的第一個項目是公司成功競購波爾多的拉格朗日酒莊（Château Lagrange winery）。後來，小野真紀子要求調到法國學習葡萄酒業務，並為集團尋找其他投資機會，但被人力資源部拒絕了。在其80年的歷史中，該公司從未在日本境外派駐過女性員工。

但是小野真紀子一直在等待世界發生變化。1991年，她被調到三得利法國公司（），專注於該公司的葡萄酒業務，成為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外派人員。她幫助三得利與英國的葡萄適（Lucozade）和利賓納（Ribena）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後來又與法國的汽水製造商法奇那（Orangina）建立了合作關係。1997年，小野真紀子回到東京，擔任哈根達斯日本公司的市場總監，三得利持有該公司40%的股份。在擔任三得利控股的首席可持續發展官一段時間後，小野真紀子於2023年被任命為三得利飲料和食品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小野真紀子目前還是單身，她曾經對日本媒體表示，如果她結婚生子，可能就不會升任領導職務。但她自豪地說，現在三得利飲料和食品公司的女性員工在生育後100%都會重返工作崗位。

這為整個地區的公司樹立了積極的榜樣。現在，三得利和其他亞洲公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確保這些女性在重返工作崗位後，有平等的機會擔任領導職務。 (財富FOR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