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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為什麼中國人的住院率全球罕見？
“中國住院率破20%大關”話題，登上了熱搜。
10月8日，醫療自媒體“健聞諮詢”發佈原創文章《中國住院率破20%大關，多地醫保局警覺，“愛住院”是真實需求，還是被誘導的？》，引起了部分財經媒體的關注。
第二天，“第一財經”公眾號轉發了這篇文章，使得輿情再次發酵。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佈的《2023年中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3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入院人次達到30187.3萬（3.02億），比上年增加5501.1萬人次，居民年住院達到21.4%。
2017年中國住院率為16.5%，超過了美國、英國、義大利等高收入國家以及我們的鄰國日本和韓國，但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卻遠低於英國、美國、日本、義大利等國家。
當然，中國的住院率也不是一直都這麼高。2003年中國的住院率僅為4.7%，2010年為10.0%，2013年飆升到14.1%，2019年為19.0%，其攀升速度堪比房價。
為什麼中國人住院率這麼高，主要動力來自需求方還是供給方？
1 中國人愛住院？
關於中國住院率變高原因，網上流傳著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有些退休幹部利用自己的特權，長期佔用醫院的床位和裝置。
在熱播劇《人民的名義》中，老檢察長陳岩石拒絕搬進機關醫院高幹病房後，陳岩石的妻子抱怨道：你看看人家建設廳老廳長，在高幹病房，一住就是18年。
藝術來源於生活。據媒體報導，某省醫保局的相關負責人劉欣（化名）曾爆料，全省退休職工醫保住院率達到了57%左右，省內的部分城市甚至更高。
不過，從全國來看，退休幹部的人口占比還是很小，他們的行為無法改變全域。中國住院率20年間翻兩番的主因，還得繼續往下挖。
▶▷第二種說法是，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國人體質也在下降，需要住院治療的患者越來越多。
持這種觀點的網友，喜歡引用鐘南山院士在2014年說的一段話：“5年後、7年後，我們的肺癌、腫瘤、心血管病會大幅度增加。我毫不猶豫地可以說，中華民族的體質會有明顯的下降。”
不過，國家國民體質監測中心不太認同這種說法。根據這個組織的調查，2020年全國達到《國民體質測定標準》“合格”等級以上的人數比例為90.4%，與2014年監測相比，提高了0.8個百分點。
而人口老齡化對住院率的影響，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發現，從2009年到2016年，全國老齡化率比北京低近8%，但住院率卻高了5.7%。
▶▷第三種說法是，住院報銷金額比門診報銷高得多，為了減輕醫療開支，很多患者會主動申請住院。
以西安在職人員為例，在三級醫療機構的門診報銷比例為50%，最高支付限額為2000元；而在西安市三級醫療機構的住院部門，報銷比例則不低於88%，最高支付限額為40萬元。
住院報銷和門診報銷的差距如此之大，很多人都會傾向於辦住院手續，爭取獲得更多報銷額度。
不過，一個巴掌拍不響，這些投機取巧的做法，還需要醫院方面的配合。如果醫生不同意，患者是無法住進醫院病房的。
因此，比起患者的選擇，醫院和醫生的態度更為關鍵。
2 供給方才是關鍵
從某種程度上說，住院率不斷攀升，醫院和醫生是隱形的推手。
2019年以前，醫保部門和醫療機構之間採取按項目付費的辦法。簡而言之，醫院每做一個項目，就多一份收入，其產生的費用均由參保人和醫保部門承擔。
當時，許多醫院為了創造更多收入，偏向於誘導患者多做檢查、多吃藥物、多做手術。醫院要完成這個目標，就要增加患者在醫院的停留時長，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患者住院。所以，從2003年到2019年，住院率開始節節攀升。
某種意義上講，醫院有時候不僅治病，也傾向於在“養”病
為了更加妥善合理地分配和使用醫療資源，國家醫保局開始推行醫保基金支付方式改革，引入了DRG管理工具。
DRG，全稱是Diagnosis Related Groups，翻譯過來是“疾病診斷相關分組”。它誕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醫療負擔很重，住院人次逐年增高，住院總費用飛速上升，面向65歲以上老年人的醫保Medicare瀕臨破產。
DRG模式下，醫保部門不再按照病人在院的實際費用（即服務項目）支付給醫療機構，而是按照病例所進入的DRG的付費標準進行支付。不管醫院給某位患者治病時具體做了多少項目，用了多少藥，醫保基金給到同一個組裡每位患者的錢都是同樣的“一口價”。
這意味著，如果醫院還給患者安排“過度檢查”“過度用藥”“過度治療”，那醫院非但賺不了錢，反而要虧錢。
1984年，Medicare推出了DRG，效果立竿見影：從1983年到1990年，美國患者的平均住院日從10.2天降低到8.7天，住院總費用增速從18.5%降低到了5.7%。
中國不僅引進了DRG模式，還在此基礎上創造了DIP模式（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基於患者住院治療的真實經歷，把每一種病和治療方式隨機組合，窮舉出一系列病種組合。
DIP比DRG更加精細化。以闌尾炎手術為例，在DRG裡就只有一個分組，但在第一版《DIP 目錄庫》中就分出了37種。
DRG/DIP採用預付費、打包價的方式，變過去“為治療過程”付費為“為治療結果”付費。醫院原有利潤模型被打破——藥品、耗材、檢查等從收入變成成本，倒逼醫院從原先“多做多得”轉為謀求“做精做專”，有動力聚焦臨床需要，採用適宜技術因病施治、合理診療，避免大處方、大檢查。
但是，中國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
中國在執行DRG/DIP改革的時候是按照醫院的工作量（點數）來結算的，點數上不封頂，單個醫療機構的收入也就沒有上限。這個時候，醫院就可以把門診病人轉到住院部，加大醫生的工作量，來獲得更多醫保報銷金額。
而且醫院還發現，雖然同一病種單次住院的報銷金額是不變的，但如果讓這名患者多住幾次醫院，就可以多獲得幾份報銷收入。這就是所謂的“分解住院”，分解的次數越多，得到的回報越豐厚。
為了提升住院率、獲得更多報銷收入，有些醫院甚至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就在住院率突破20%的成為熱點的前一天，10月8日，國家醫保局通報了一起醫院騙保案例。
國家醫保局初步查實，江蘇省無錫虹橋醫院以勾結中介或以免費體檢為名，拉攏誘導參保人員虛假住院，通過偽造醫學文書、虛構診療服務等，涉嫌欺詐騙取醫保基金1179.2萬元。
據悉，這家醫院已經形成了一條通過虛增住院人數來騙取醫保基金的利益鏈。參與造假的人員從中提成，中介每介紹1人分50元；參保人員每“住院”1次分200—300元；負責虛假診療的醫生每單分50—80元，其他醫護人員每編造1份檢查檢驗報告分15元。
這則通報發出後，在網路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不是個案，全國各地都有拉人“住院”騙保的現象。光是重慶一地，今年就查出50多家涉嫌騙保的醫院。
3 過度醫療
這一模式下，天然會導向一個經濟學困局：過度醫療，即小病大治。
小巴的一位同事，三年前得了眼瞼帶狀皰疹，在醫院治療。治療方案有二，“回家吃藥一周看治療效果”或“住院深度治療一周”，後者在治療過程中還附帶一次個人身體檢查，一系列眼部儀器護理、注射後傷口熱敷等。
出於對身體的關心和病情恢復考慮，同事最後選擇了住院方案。事後回想，其中不乏醫院的“勸說”，結帳時發現，若單純藥物支出約在300元左右，住院支出最終花費了3000多元。
“過度醫療”是自然的經濟現象。其根源在於三方面：一是醫患之間資訊不對稱；二是源於醫療人力資本的資產專用性，即便是醫生自己看病，也免不了被“過度醫療”；三是過度醫療的識別成本很高，過度醫療、防禦性醫療和適度醫療的邊界本身模糊不清。
一位經濟學家告訴小巴，上世紀六十年代，英國政府曾推行牙科治療全報銷政策，原本是想減輕英國人看牙成本，讓青少年擁有一口健康白皙的好牙。
結果卻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英國人，牙齒健康狀況比上一代和下一代都要差。
原來，在免費醫療體系下，英國牙醫會給患者搞“過度醫療”項目，反覆折騰患者的牙齒。對牙醫來說，賺來的錢是自己的，付款的是公共資金，而病人本身又沒有太多辨別能力，所以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出現道德風險，同時出現了醫療效率低下和醫療資源擠兌的情況。
類似的事情，在美國也出現過。在上世紀中葉，抗生素被美國人捧為“萬能神藥”，不管得了什麼病，醫生都會給你開抗生素，患者也很樂意接受。結果卻導致細菌抗藥性的迅速提升，危害美國人的身體健康。
回過頭來說中國，實施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後，“過度開藥”和“過度檢查”現象雖然有所緩解，但利益驅動下，“過度醫療”的問題依然存在。
不合理的住院率以及過度醫療的問題，最終會讓醫保基金承壓。
2023年，中國職工醫保基金收入增速少於支出增速。從地方上看，衡水、蘇州等城市的醫保基金出現了虧空。
2023年，衡水城鄉居民醫保基金收入353496萬元，支出404214萬元，當年結餘-50718萬元。同一年，蘇州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收入47.09億元，總支出54.47億元，當期赤字7.39億元。
當醫保基金捉襟見肘時，政府、醫院、參保人和患者都將承受更大的壓力。
從2003年到2024年，城鄉居民醫保人均籌資標準從10元/人增長到400元/人；相對應地，國家財政對居民參保補助進行更大幅度的上調，從不低於10元/人增長到不低於670元/人。
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參保人的經濟壓力可能會更大。 (吳曉波頻道)